董娜

　　摘 要：在严歌苓直接用英语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赴宴者》中，通过人物有限聚焦和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读者与主人公董丹——一个冒充记者的“宴会虫”——一起认识了一个腐败的惊人的现代中国社会。故事里似乎无处不在的虚假与欺骗和它令人颓丧的结局不仅令董丹、很可能也会令读者陷于失望之中。在严歌苓迄今出版的小说中，这部作品在讽刺的力度和广度上都堪称空前。将现代中国通过这样一个故事、以这样的方式介绍给英语读者，隐含作者创作的伦理立场值得推敲。

　　关键词：《赴宴者》；叙事伦理；人物有限聚焦；自由直接引语；腐败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119-10

　　首版于2006年的《赴宴者》（The Banquet Bug）是严歌苓第一部用英语创作的小说。这部作品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入选美国亚马逊网站五星级图书，并被英国BBC广播荐为“睡前一本书”之一。与它在西方受到的瞩目相比，2007年中文版的面世并未引起什么轰动。迄今，这部小说在严歌苓的作品目录中尚算不上热门，在中国文学评论界受到的关注逊色于《雌性的草地》（1989）、《人寰》（1998）、《金陵十三钗》（2006）、《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更不必说在国内外都享誉好评的《扶桑》（1996）和《天浴》（1998）。

　　高莉认为这部小说具有两大特色：叙事风格和潜文本意义。“作者采用双重聚焦的方式，即限制性全知视角与人物的有限视角叙事，自由直接引语大篇幅的融入叙事流，表达人物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活动。此外，小说表层文本意义是表达人性的沉沦，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充满了对社会的失望。实际上，小说具有潜文本意义，这种深层次意义主要通过人物董丹的妻子小梅体现”，亦即“平平淡淡才是真”①。黄瑶和向颖在追溯了华人作家使用英语进行写作的历史由来后，聚焦于《赴宴者》中的西方话语痕迹，指出“小说中个人主义话语的显露、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及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无不体现出这一文本在作家作品体系中的‘特异性。恰巧这一点，也正与作家在创作上采取非母语写作相契合”②。李术华立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它描绘出一个“荒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彼此间疏离”，因为人人都生活在他人的注视中，宛如在没有自由的“地狱”，因此这部作品“很难以单一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③。

　　在上述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取得代表性成果的三位评论者中，两位提到其叙事特征。可见，叙事是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的重要角度。詹姆斯·费伦认为，“叙事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某人在某个时机出于某个目的向某人讲述发生了某事。在虚构性叙事中，修辞行为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叙述者为了某个目的向受述者讲述他的故事，而作者则通过向读者传达故事内容以及表现故事的讲述行為来实现某个目的”④。因此，“叙事中的技巧选择具有伦理意义”⑤。通过分析这些叙事技巧的应用，明确隐含作者⑥希望理想读者⑦做出的伦理判断，可以发现隐含作者对于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采取的伦理立场以及她努力向读者传达的伦理观念。修辞叙事分析法“假设作者行为、文本现象（包括互文关系）和读者反应之间存在着递归关系（或者说交互影响）”⑧。这样看来，虽然高莉的分析涉及到了隐含作者在《赴宴者》中部分的“叙事技巧的选择”并试图把这些选择与主题思想相联系——主要是董丹在记者的假面具下生活的痛苦和小梅对简单生活的满足，由于对上述三方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忽视（仅关注文本现象），她的分析对隐含作者的伦理立场的揭示不够完整，对主题思想的挖掘也不够到位。

　　费伦将情节展开的过程（亦即读者进行阐释和判断的过程）定义为“进程”这个概念。“进程指的是一个叙事借以确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而且指这个运动自身在读者中引发的不同反应”。⑨“叙事进程是通过两种方式展开的：通过不稳定性，即人物与其环境之间或之内的不稳定关系，并通过张力，即叙述者与读者或作者与读者之间在知识、价值、判断、见解或信仰上的分歧”。⑩为了便于对叙事进程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费伦又把“进程”划分为“起始”、“中段”和“结尾”三个部分。本文尝试从读者对这部小说的阐释入手，通过分析文本中叙事技巧的运用、追踪叙事进程的不同部分，探讨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的伦理表达。

　　人物有限聚焦：透过董丹的眼睛看世界

　　《赴宴者》中虽然出现了两种聚集方式，叙述者主要采用的是人物有限聚焦。第三人称叙述者选择主人公董丹作为唯一的聚焦者。换句话说，叙述者将他/她的视野局限在董丹的视野之内，透过他的眼睛观察事件，仅透视他的心理活动。如此一来，对于故事里的人物和事件，读者与董丹所获取的信息保持高度一致。人物有限聚焦是严歌苓最喜欢的叙事方式之一。无论理想读者被设定为英语读者还是华文读者，其中极少数会对新闻界和大型宴会的内幕了如指掌。因此，人物有限聚焦的使用起码能够保证基本的叙事效果，让读者跟随董丹一起进入一个新鲜的、令人惊讶的世界。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相较而言，《赴宴者》的叙事风格算是比较简单的。除了在叙事的“起始”部分，即第一章，叙述者使用了几次闪回的手法来揭示董丹和妻子的生活处境以及他是怎样干起了吃宴会的行当外，从第二章开始，叙事就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虽然叙述者自然是在叙述行为开始之前就对整个故事的始末洞悉一切，他/她却始终耐心的跟随着董丹的视角进行叙述，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没有进行明显的提示或暗示。所以，读者只能够与董丹一起经历故事。这样做，除了能够保持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外，叙述者（亦代表着其背后的隐含作者）还可以同时实现以下效果。

　　首先，做为唯一的聚焦者，董丹能够获得理想读者的理解和同情。在第一章中，叙述者就简要介绍了董丹的身份——一位下岗工人，生活穷困，几近潦倒。因此，无论有血有肉的读者{11}是否赞同董丹以吃宴席为谋生手段，他们至少能够理解他：董丹吃宴席的目的无非是想品尝一些以他真实的身份恐怕一辈子都无缘一见、更别提一尝的珍馐佳肴，并顺便赚取少量的“车马费”；这些“车马费”对宴席的主办方来说九牛一毛，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此外，读者还知道，董丹吃宴席并不轻松。

　　他给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份工作原本是无懈可击的，是经过他反复修改、精心计划、不断地观察、努力地学习，才有今天的成绩的。能混到他今天这一步，靠的不光是勇气，还要有情报人员般出生入死的精神。{12}

　　当读到文化水平很低的董丹吃力的依靠翻查字典尝试撰写新闻稿并了解到他如此忘我的努力的动因在于为老十、白大叔、刘大叔、建筑工人们伸张正义时，读者大约不会将他视为嘲讽的对象，反而会对他产生同情。此外，由于感觉是董丹在引领他们体验故事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与他建立起的亲密感会令他的形象尤其亲切，即便不是那么可敬。

　　其次，由于文本中大量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读者能够即时的了解董丹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与叙事流融为一体，读者没有时间进行思考或做出判断，从而只能接受董丹的观点。这将进一步拉近读者与他之间的距离。第二章中就存在着一个极好的例子。宴会主办方要求查验身份证，董丹为此惊慌不安，因为他的名片上印着与身份证上不一样的信息。看着周围在嬉笑、吃喝的一张张面孔，他不禁感到愤怒和委屈。此时，董丹心中百感交集。这些思绪当然不能被他大聲的说出来，不过，通过人物有限聚焦和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读者能够对他的这些心理活动有详尽的认识。

　　那她可就要有重大发现了！不仅会揭穿他名片上的那个网站根本不存在，他们也许还会捉拿他。可是以什么罪名起诉他呢？吃白食吗？所有这些餐宴上的食物简直丰盛到邪恶的地步，而且大多数都吃不完，最后还不是都得倒掉，多他一个人吃，少他一个人吃，有差别吗？没有。仿佛是在给自己辩护，董丹感觉他身体里充满一股道德的力量，不自觉把脊梁一挺。他环视全场，一张张嘴都在忙着吃、喝、嬉笑……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每一餐饭吃的是什么吗？……{13}

　　客观来看，董丹此时感受到的所谓“道德的力量”本身就没有说服力，因为他冒充记者吃宴席的行为不但不道德而且触犯了法律。然而，认识到董丹对食物浪费问题的看法、了解到他童年的悲惨经历后，读者很可能会像董丹一样的看待吃宴席这件事。此处，关键的不是董丹的想法是否“道德”，而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想法是否合理。由于叙述者对他心理活动的生动呈现，读者很可能会接受这种合理性。费伦用“取位”这个概念作为他修辞叙事分析法的“核心因素”。在四个相互作用、并最终决定读者的伦理判断的伦理位置中，第一个便是“故事世界中的人物的伦理位置：人物们的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判断都必然与伦理有关”{14}。所以，通过对董丹的形象塑造，隐含作者希望读者不仅理解这个人物，而且能够在面对故事中发生的事件时，采取与他相同的态度。这自然也体现出隐含作者自己的伦理立场。

　　再次，通过生动的呈现董丹的心理活动（与话语不同，心理活动中较少存在主观修正或掩饰的痕迹），读者能够发现董丹真实的、人性的一面。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董丹是可信的，但绝非完美。隐含作者似乎在他甫一露面就已经准备好让读者去发现他的缺陷。第一次做足疗时，董丹将罩在浴足盆上的塑料膜与避孕套相联系。第一次听到高兴提及“女体盛”时，董丹就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发挥想象。面对陈洋的女朋友李红，董丹忍不住对他们在一起亲热时的情境产生好奇。虽然他在老十第一次向他提供“特殊服务”的时候逃开了，却在第二次时接受了它，并继而连续数天沉溺其中。通过叙述者对董丹心理活动进行的透视，读者了解到，对“女体盛”展开想象时，“他讨厌自己在这方面的想象力过于这么生动，可他也没办法”{15}，但是同时，读者也能够认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董丹是有缺点的。正因为读者总能及时的解读董丹的自我意识，他品性中的缺点也就不那么醒目，反而值得理解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血有肉的男性读者来说。

　　另外，通过以这种方式将董丹塑造成一个不完美的人物，隐含作者还能够实现其它两种效果。一、增强故事的说服力。董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能够佐证故事的真实性，同时维持读者的阅读兴趣。“叙事的模拟因素保证我们对叙事做出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是构成叙事力量和特性的关键部分”。{16}二、帮助隐含作者、叙述者建立与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董丹品性上缺陷的暴露说明，隐含作者虽显然倾向于董丹，这种倾向却并不是没有底线的：董丹身上确实存在着弱点，而隐含作者和叙述者都无意掩饰或否认这一点。

　　最后，通过将董丹的心理活动以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融入叙事流，叙述者成功的将他/她的见解与董丹的看法混为一体。换句话说，读者将会发现，要区分哪些观点来自叙述者，哪些属于董丹，并不容易，而叙述者阐发的观点来自于隐含作者。当发现有人仿制了他的名片后，董丹非常气愤。“混账、寄生虫、小偷。董丹的创业心血和知识财产都让这人给偷了”。{17}从上下文看，这些话语是董丹对仿冒者的咒骂；从语法的角度看，则是由叙述者做出的谴责。不管怎样，这段话制造的效果是：读者会感觉叙述者（亦即隐含作者）赞同董丹的意见，因而表达出明确的支持。当董丹赶往楼盘工地寻找工人代表以当着李主编的面揭发吴总的劣行时，升降电梯停运，他不得不爬楼梯。

　　好在每一层楼都建得很低，只需要十二阶就能够爬一层。吴总把屋顶建得比法定高度要低，那些劳动人民房主站在这样低矮的屋顶下，会觉得自己像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董丹记得对他这个阶级的人曾有过这样的比喻。{18}

　　从表面上看，这些话描述的是董丹的心理活动，但是他是否具有如此的急智、能够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产生并完成这样的思考，这一点令人怀疑。实际上，这些话语出处模糊，更像是叙述者在以隐秘的方式将隐含作者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这些话语即便与董丹的文化水平和身份相矛盾，但的确能够帮助他获得读者的好感：他思想敏锐、表达精准。

　　简言之，对董丹采取的有限聚焦不仅为读者打开了了解故事世界的一扇窗口，而且成为隐含作者引导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故事内容和叙述行为做出符合她预期的伦理判断的一条重要途径。

　　循序舒展的“中段”：董丹的得意与失意

　　自第二章起，读者开始与董丹一起经历各种宴会与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各色人物逐个登场，精彩纷呈的新奇场面不断展开，叙事进程进入“中段”部分。读者和董丹同步经历故事，浮华社会中隐含的真相慢慢揭开，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得以维持的同时，隐含作者希冀传递给读者的伦理思想也被一步步的凸显出来。

　　董丹在冒充记者吃宴席的过程中见识新奇的同时也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乃至最后近乎绝望的心理变化。这些变化被叙事中的小细节看似随意的标识出来，却是隐含作者着力于引导读者解读故事和人物、做出伦理判断的重要手段。

　　某科技产品拍卖会后，叙述者在介绍董丹家里的摆设时提到一个挂在墙上的被雕成书本形状的黑色大理石饰物，其“金色商标下面，还打了一个有名的金饰老号的标记”，董丹和妻子小梅都认为，“商标是不折不扣24K真金”{19}。然而，在董丹身不由己的陷入到由宴会引发的各种是非纠纷、见识到越来越多的虚假和真相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发现小梅正在修补的那个饰品上脱落下来的商标是假的，“不过是一块塑料”{20}。临近结尾处，在董丹准备去参加那场终结了他“宴会虫”生涯的“人体盛”之前，那个饰物又出了问题，而这次董丹发现居然连那个饰物本身都是假的：“不过就是一块金属，贴了一层大理石图案的塑料膜”{21}。这个饰物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意象。叙述者最先提到它时，它在董丹家简陋的家具和一堆“茶杯、桌历、笔记本、旅行闹钟一类杂七杂八”的“從酒席中拿回来的纪念品”中十分醒目：它被挂在墙上，“是他们最宝贝的一样纪念品”{22}。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宴会纪念品中，它是唯一不具有实用价值的，尽管“董丹开玩笑说，哪天他们穷得要饭了，那上面的金子还够他俩吃一阵子”{23}。

　　这个不具有实用价值的纪念品受到这个物质极端困乏的家庭的钟爱说明了其成员对精神追求的某种坚持：董丹和小梅虽然在贫困中挣扎，内心却始终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挂在墙上，对董丹夫妇具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作用，对于后来尝试写新闻稿的董丹来说更是一种理想的寄托。然而，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这个饰物却一次次的自然破损，并在破损后被发现是彻头彻尾的假货。董丹在经历各种虚假、奢靡的宴会、与各式人物交往、逐渐探知生活外衣下种种不堪的真相的过程中，心理防线一次次受到冲击。最后，他发现居然连这个一直陪伴着他、无形中支持着他的饰物都是假的。那么，还有什么是真的呢？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渲染董丹发现这饰物伪劣本质时的震惊与失望，与董丹同步经历故事的读者却不难感受到其震撼的力量。叙述者当然从一开始就知道它的真相，却没有早早揭示出来，而是让读者跟随董丹一起逐步发现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个发现的过程与董丹对光鲜的社会外表和堂皇的新闻媒介的认识是同步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饰物正象征了美好伪装下的现代中国社会。

　　聂珍钊指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24}。董丹发现并进入“吃宴席”这一“行当”纯属偶然，是阴错阳差下的巧合。如果能够保持超然的心态和冷静的头脑，他本可以安静、老实的一直“吃”下去。然而，伪造的记者头衔却导致董丹对自己的伦理身份产生了错觉，直至带来困扰他的伦理混乱和心理上的颓丧与崩溃。

　　从董丹第一次坐下来企图记录“孔雀宴”的真相之时，他就开始混淆自己的伦理身份，忘记了自己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岗工人，根本没有权利和能力履行记者的职能。老十、刘大叔、白大伯和农民工们对董丹身上“记者”能量的希冀给他带来的压力也进一步推动他走进自己伦理身份的误区。在赴“人体盛”的宴会之前，董丹就已经深陷伦理混乱的困境：他对自己与高兴、陈洋等人的周旋感到厌烦，也因辜负老十的期望而痛苦。为了混进“人体盛”的现场，董丹去找制作假证件的“专家”买介绍信，“专家”无意间给他指出另一条谋生之路——去做临时演员，跑龙套。董丹对这条信息非常兴奋，以为终于可以摆脱困境。然而，等候角色分配的过程中，他偶遇同样以此谋生的白大伯。白大伯不仅拆穿了他的身份，断绝了他跑龙套的可能，更是用自己悲惨的后续故事“激励”他重新走回与高兴“合作”的老路。董丹在“记者”这一伦理身份的驱动下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假扮记者这一“骗”的行为失去了禁忌之心，在虚假的伦理身份带来的伦理混乱中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了他的绝望和孤注一掷：他恼恨自己无法以记者的身份实现伦理理想而最后向吴总挥起了拳头。

　　董丹冒充记者混吃混喝，骗取“车马费”，理应被打上“反面人物”的标签。然而，如上文所述，隐含作者通过人物有限聚焦的叙事手法和自由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引领读者与董丹越走越近，从而使得读者由于对他的充分了解而将同情的砝码过多的压在他这一方。毫无疑问，隐含作者并不是无意间犯下了“误导”读者的错误，相反的，使读者获得这样的阅读体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其中隐藏着隐含作者伦理意涵的表达。

　　董丹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讲述，是因为他没有安份的做一只寄生在宴会角落里的“宴会虫”，在意的只是菜肴和微薄的“车马费”。在“吃宴席”的过程中，董丹心底的伦理意识——“善良”和“正义”被触动，继而，在这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他萌生出扶助贫弱、伸张正义的愿望。然而，这愿望却使他混淆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在虚假的伦理身份的驱动下，他又不得已做出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举动和违背本意的伦理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者（亦代表着隐含作者）对董丹“骗”的行为未做丝毫批判，反而始终与他保持一致，并努力引导读者站在董丹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此一来，读者能够对董丹实现“感同身受”的同时，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进而接受隐含作者的伦理导向：隐含作者想要呵护和赞扬的不是董丹的行为，而是他在行为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理想，因为，在故事中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与周围利字当头的各色人物相比，董丹身上这点人性的光辉显得弥足珍贵。

　　概言之，在“中段”部分，董丹经历了心理和情感上的渐变过程。随着他冒充记者吃宴席的经验的积累，他先是萌生出一股正义感（尽管是被动的被激发出来的），继而短暂的尝到了记者身份带来的甜头、感受到记者身份具有的力量，最后又逐渐的被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和失望情绪所击垮。这一循序舒展的变化过程是在董丹对自我伦理身份的错觉中一步步发生的，是在读者对董丹言行心理的及时了解中完成的，因此显得自然又合理。这个过程同时也生动、有力的表现出故事世界的腐朽，而这，也是隐含作者希望传达出的重要的伦理信息。

　　意蕴丰富的“结尾”：

　　进一步看清董丹、小梅和社会

　　与相对舒缓的“中段”部分相比，敘事进程的“结尾”部分蕴含的意义要更丰富、更集中。

　　“结尾”部分包括最后三章。倒数第二章描述的是文本中标志着极致腐败的“女体盛”。在宴会现场，董丹巧遇吴总和老十，并目睹了前者对后者的“享用”。董丹在这一场景中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这击碎了他对自己雄心壮志的最后幻想：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离开。但是显然，隐含作者认为董丹不能就这样退出他吃宴席的生涯。在入口处，他被守候已久的警察逮捕，并在此时不知何故开始剧烈的呕吐。董丹的呕吐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他吐出的已远远超出他当时的胃容物，甚至包括他在青年和童年时期的饮食内容——“他的五脏六腑天翻地覆，感觉上他把自己三十四岁一生的饮食历史都吐了出来”{25}。隐含作者的意思不难理解：即便董丹是值得同情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值得敬重的（比如他的善良和正义感），他冒充记者吃宴席的行径还是不应被轻易饶恕。

　　董丹自己也把这次呕吐看做是一个净化的仪式。当呕吐终于结束时，他大概感到自己终于重新获得了立场和底气去完成捍卫正义的最后一击。他设法取得警察的许可，重新回到“女体盛”的会场，冒着“加刑”的风险向吴总挥起了拳头。这是董丹做出的最后努力，也是唯一一次在他自身能力范围内的努力。实际上，“宴会虫”董丹的故事满可以在他的最后一击中结束，因为此时，“起始”部分建立起来的“全局不稳定性”{26}——董丹吃宴席的生涯将以怎样不祥的方式结束——已经得到了揭示和消解。读者随董丹一起见识了故事世界里的人生百态，了解到他自身的变化，同时，也对他本人和他所处的世界的本质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在对吴总挥拳相向的激烈场景中，故事世界里的腐败和董丹的形象都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此外，隐含作者基本的伦理立场似乎也已鲜明的表现出来：在病态的社会中，个人改善大环境的努力难以成功，更不必说是以冒充记者的方式来进行。然而，隐含作者却显然并不满足于就这样结束董丹的故事，最后两章仿佛是余韵缭绕的“尾声”，显示出隐含作者还有未尽之意要表达。

　　倒数第二章记录了陆警官对董丹的审讯过程。在这一章，叙述者仍然聚焦董丹。自由直接引语占据了大半篇幅，这令董丹的话语和心理活动在质和量上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这一章里，读者能够接收到许多重要的信息。其一、小梅在董丹被捕不久后查出有孕，这对他无疑是个巨大的安慰。其二、至此，董丹对拳击吴总的举动毫无悔意，虽然他用自己那块“唯一的”、“值钱玩意儿”——手表——做武器时“毁了它”。其三、董丹已经不再梦想做一名记者了，因为他意识到“专找一些倒霉蛋儿去挖掘他们的倒霉事迹，记者干的就是这档事”，而“我帮不了她们，要帮只能让自个儿心灰意懒”{27}。其四、董丹决定不背叛他确认的那“两只虫”，部分原因在于他不相信警察会遵守诺言为他减刑，部分是因为他仍然认为，与其让那些“过剩的”“美食”被浪费掉，还不如让“宴会虫”们吃掉。这些信息表明，董丹以冒充记者的方式捍卫社会正义的努力虽然失败了，被挫败的只是他的行为而已，他对新闻媒体和整个社会的看法已然形成，难以改变。他的被捕只是令他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丝毫未能削弱他所坚持的自己行为中的正当性。结合董丹在吃宴席过程中的种种经历，读者会选择支持哪一方呢？警察还是董丹？这是隐含作者为读者提出的一个伦理问题。从她贯彻始终的引导读者理解、同情董丹的努力不难看出，她是倾向于董丹的。

　　在最后一章中，董丹接受了一位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在这一章，叙述者选择聚焦这位主持人，揭示从他的眼中看到的董丹的形象。从整体上看，这位主持人在对董丹进行判断时采取的是比较客观的立场。他对董丹的第一印象比较正面。“向他走来的董丹长腿长臂，肩膀宽阔，一看就知道是个地道的西北汉子，并且有种说不出的持重感，不是轻浮的类型”。{28}“董丹的一双眼睛非常深邃清亮，不适合这座拥挤的城市，应当用来眺望无际的远方。他握手的方式似乎把他那奇特的持重感传到了你手里”。{29}身形的“持重感”和眼睛的“深邃清亮”传达出正面的信息，与前文中读者对董丹的认识和了解不谋而合。主持人初见董丹就做出如此正面的判断，这无疑有助于读者对先前所做判断的肯定。

　　随着交谈的深入，他对董丹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董丹——一个诚实的宴会虫{30}；

　　这只虫原来并不完全诚实{31}；

　　这是一只充满热情的宴会虫{32}；

　　他还是一只很傲慢的寄生虫呢{33}。

　　从访谈过程中董丹的话语和隐藏的心声以及主持人的猜想中，读者能够清楚的看到代表官方立场和思路的媒体与民众生活中的真相之间的差异。主持人建议董丹在狱中进修、尝试在未来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他对董丹表现出的对食物的热情感到厌烦。这些都显示出他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对以董丹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生活真相的无知。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官方看待底层民众的态度。那么，隐含作者是否在暗示，这种态度正是导致底层民众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症结之所在呢？

　　另外，最后一章还在其它两个方面有助于文本的伦理思想的表达。

　　第一、主持人向董丹坦言为什么将他选作受访对象。

　　因为董丹是一位下岗工人，而下岗工人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这些下岗工人曾经被喻为是国家的顶梁柱，是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不是很有讽刺意义吗？{34}

　　这一解释能够与上文引述过的表现吴总建设的公寓楼质量问题的话语相呼应，都是对工人阶级在不同时代地位差异的调侃。因此，主持人承认董丹从一名下岗工人变为一只“宴会虫”是具有类似的“讽刺意义”的，这显然是对当局政府执政不利的佐证。然而，这位主持人却恰恰要选用这一点制作一辑夺人眼球的节目，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出官方政府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

　　第二、在访谈中，董丹向主持人（同时也向读者）进一步描述了妻子小梅。在董丹之前的经历中，叙述者透过董丹的眼睛展现小梅，读者已经对她形成了一个总体的印象：这是一个纯真、朴素、思想简单、吃苦耐劳的女人，她绝对的支持丈夫，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在访谈中，读者对她的了解进一步圆满，尤其是关于她对董丹无条件的爱和对生活中出现的变化超越常人的冷静态度。董丹这样总结小梅：“这就是我媳妇儿，一个小妈”{35}。李术华认为小梅的形象是董丹所处于的那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她对他不可思议的信任和支持。叙事至此，小梅的这种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包容和沉静被定性为母性。这是严歌苓一直以来都努力赞颂的女性品质。她的小说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也一直以此为目标。在这部小说中，小梅尽管不是主要人物，最后却成为主人公董丹生存勇气的源泉。这是隐含作者希望表达的重要的伦理内容。

　　伦理判断：隐含作者的“超然”？！

　　从整体上看，《赴宴者》读起来毫不晦涩。簡洁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者明显的引导读者做出判断的行为都使得这部小说基本的伦理思想不难把握。

　　首先，这部小说是对现代中国的讽刺。几无疑问，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要揭示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腐败。文本中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用来表现虚假与欺骗（叙事临近结束时，读者方知，当年董丹与小梅的结合中竟也掺杂着前者对后者的瞒骗行为）。与董丹一起，读者能够对故事世界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的看法大概高度相似：一个令人失望的、荒唐的可笑的社会，虚假的繁荣掩饰着真实的悲惨。其次，董丹做“宴会虫”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善良和正义感应该被鼓励。尽管流露出明显的对董丹的倾向性，隐含作者还是安排董丹吃宴席的生涯以被逮捕而告终。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一情节设计。董丹吃宴席的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他绝不应被轻易姑息。即便只考虑其行为中的正面因素，他个人的努力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而言也实在微乎其微，失败是注定的结局。再次，整个故事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是小梅。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不是女性，严歌苓仍然沿用了她最喜欢的人物塑造模式：男人破坏，女人善后。这一模式承袭自严歌苓对雌性和母性的颂扬。最后，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准备解决问题，虽然这将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主要经由最后一章体现出来。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伦理思想外，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读者注意和思考。

　　1. 隐含作者在她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用英文创作的小说中选取这样的题材、并以这样的方式和程度表现它，这其中隐藏着她怎样的伦理立场？

　　在《赴宴者》面世之前，严歌苓一直用中文写作。虽然她凭借据其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的奖项和好莱坞编剧的身份在西方文艺界已经崭露头角，她的小说主要还是面向中文读者。据她自己所说，尝试直接用英文写作是她为自己提出的一个挑战。通过迎接这一挑战，她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英文功力，也看自己是否还有潜力可挖{36}。因此，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实验性质。然而，选择用英文写作就意味着她的目标读者是英语读者，亦即主要是西方读者，虽然中文版本在英文版之后不久便问世。考虑到这一点，读者就不能忽视蕴藏在弥漫于文本中的强烈的讽刺意味中的伦理问题。

　　自从1939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问世后，中国作家（或者说华文作家）以英语创作的、全方位展现中国社会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这个意义上，《赴宴者》可以与《京华烟云》相提并论。当然，在时空两个层面上前者的聚焦范围都要小的多。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与董丹一起了解到下岗工人、假冒伪劣产品、“三农”、色情产业、婚姻与家庭等问题以及广泛存在于新闻界、艺术界、房地产开发、医药和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这几乎涉及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读完这部小说，读者能够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具有大概的认识。问题在于，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会给读者制造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多么糟糕的印象。在今天的中国，对某些阴暗面的揭示是被许可、甚至被鼓励的。但是，这样一部讽刺的覆盖面如此之广、力度如此之大的文学作品仍不多见。客观的讲，小说对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呈现基本属实。它所具有的冲击力主要来自它的呈现密度。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它的悲观结局：董丹被捕，面临几年的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小梅将不得不独自生下、并抚养他们的孩子，其中艰辛可以预见；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还不会出现明显的改观，一切不公正和悲惨现象都将如故。换句话说，隐含作者没有给故事中的人物，也没有给读者，展示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即便隐含作者在表现现实方面的坦诚和勇气令人钦佩，她对董丹所生活的世界犀利、无情的揭露仍会在西方读者对现代中国进行认识方面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同时也引人怀疑：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何在？

　　另外，还可以这样理解董丹的结局。在叙述者揭露出的所有丑恶行径中，董丹冒充记者吃宴席恐怕是危害性最小的一个，且不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帮扶贫弱、弘扬正义的抱负。然而，最后，唯独董丹被捕，受到了官方惩罚。虽然读者在理性上可以赞同董丹的“罪有应得”，但恐怕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一情节中“公平性”。被捕后的董丹仍坚持他的信念和立场，只是表面上认罪。这只会增强他的悲剧性，突出社会的腐败程度，赚取读者更多的同情。读者很可能会从中感受到，隐含作者正通过这个故事向读者传达着她对当局政府的不满和失望。

　　简言之，在严歌苓目前出版的所有小说中，《赴宴者》是唯一一部直接用英语进行创作的，而其对现代中国社会进行揭露和讽刺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空前的水平。所以，隐含作者在创作中的伦理立场很可能会被理解为与政治相关，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无论读者对这一问题做出怎样的思考，这一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

　　2. 隐含作者对董丹所在世界里的人们持怎样的态度？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董丹这个人物值得理解、同情、甚至在某些时刻值得钦佩，他绝不完美。接收到与女性有关的信息时，他忍不住进行带有色情意味的联想。他努力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老十的引诱，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背叛了妻子。当吴总向他提出一套小公寓的酬谢时，他马上改变了对这位“奸商”的看法：“这个吴总原来是个挺慷慨的人”{37}，并立刻着手尝试写一篇吹捧他的文章。实际上，除董丹外，这部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经不起品德上的考验。反面人物们，例如宴会的主办方、其他宴会虫、欺骗了老十姐姐的男人、白家村的掌权者、吴总等，自不必说，理应受到谴责与蔑视。其他不得已陷入利益交换当中或被欺骗、被冤屈的人们，包括高兴、陈洋、老十姐妹、建筑工人们等，也都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缺陷。即便是小梅，董丹生活中实际的依靠和支柱，也并不无暇。她的无知、头脑简单和对丈夫无条件的盲目信赖与支持都是弱点。到底是什么最终令董丹心如死灰？隐含作者似乎在暗示，答案既包括整个社会机制，又不能排除合力维持这一机制运转着的人们。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已经突破了纯粹的对社会的讽刺。它希望引导读者进行对于个人人性中的弱点和大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

　　3. 那么，故事中的人物们出路何在？小梅是可效仿的行为榜样吗？

　　故事中的小梅是唯一一个在解决全局不稳定性的过程中未受干扰的人物。她对生活的满足和宠辱不惊的态度令董丹为自己能够给予她的那么少而感到“心疼”；她对董丹的绝对支持则让他感觉她“像个小妈”。叙述者不止一次的讲述董丹如何在小梅“均匀、深深的”呼吸的帮助下克服由吃宴席产生的焦虑与恐惧所导致的失眠。表面上看，董丹是家庭的支柱。实际上，妻子小梅才是他们生活的基石，虽然董丹“聪明”的多，也更有“上进心”，因而在许多方面都与小梅形成强烈的对比，尤其是在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和内心的状态上。凑巧的是，董丹被捕后小梅查出有孕，而且董丹坚信她会和孩子一起耐心的等着他。显然，小梅一直都是、以后也将会是董丹生活中的安慰和希望。直到叙事的结局处，隐含作者似乎都没有明示任何人的出路在哪里。董丹的“宴会虫”生涯虽然结束了，他心中强烈的失望和挫败感难免会给他今后的生活带来新的困扰。至于其他人——高兴、陈洋、老十、白大伯、建筑工人们——他们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故事世界里，小梅是唯一一个始终享受着内心平静的人物，因此受到的伤害最小。读者不难意识到，隐含作者在暗示，在这样的社会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小梅这样。

　　显然，隐含作者想要把小梅塑造成另一个小渔或扶桑。她们代表着雌性和母性的最高境界，是严歌苓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这样一个从不为生活中的缺失而烦恼、更不为物质利益斤斤计较的小梅容易令读者联想起严歌苓对弱者的偏爱，尤其是不逞强、愿意认输的女人{38}。据这部小说的叙事表达来看，现代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这种保持软弱、承认失败并输得起的精神。严歌苓的这种理念在当今社会中十分特殊，长久以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通过《赴宴者》这部小说，她似乎正努力将它介绍给西方的读者。读者将怎样看待这种人生观不好预测。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像小梅这样被动、保守恐怕难以改善弱者的处境，捍卫社会正义。

　　英文版《赴宴者》问世后，几家西方报刊对它进行了评价。书评中的关键词十分一致：“一部意味深长的、充满喜剧色彩的小说”、“一个描绘中国式欲望与堕落的有趣的故事”、“当代中国的荒诞性”、“处于变革阶段的中国……残酷的真实”{39}。这些话语表现出西方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基本认识——展示一个现代中国的模样，它大约与他们从历史文献或中国政府官方宣传中获得的认知不同。在这些书评中，还有另外两个词语也值得注意：“敏锐的观察”（the sharp observation）和“超然性”（an air of detachment）{40}。读者大约不会否认前者，文本中描绘出的几乎无所不在的虚假与欺骗是对隐含作者观察能力的最好佐证。至于这部作品的“超然性”，读者们却恐怕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人物有限聚焦的叙事方式和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语的应用，叙述者巧妙的“讲述”（tell）、而不是“展示”（show）了董丹的故事{41}，因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们，包括董丹、高兴、陈洋、矮个子、甚至小梅，都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生活的观察者和评论员。这自然为隐含作者揭露、总结社会中的阴暗面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直接、有效的告诉读者：这就是故事世界（现代中国）中的真实。因此，这个故事的讲述绝对谈不上“超然”。或许这样来理解这个词语更加确切：这部小说的隐含作者“超然”于故事世界之外，而正因为这种“超然性”的存在，她才能够将这个世界（现代中国）描绘的如此令人绝望，并在结尾处仅留下渺茫的希望。

　　在美学层面上，读者可能会感觉这部小说读来轻松、流畅，并且设计精巧。在叙事的起始处，读者就能够对情节发展的大致方向具有一定的认识，之后的叙事进程以舒缓的节奏、合理的布局展开。虽然缺乏悬念，读者倒可以享受到发现、品味细节的乐趣和惬意。大量的细节性描写（如“书卷形状的”纪念品）被巧妙的安插在叙事的进程中，蕴于其中的伦理意涵得以有效的传达。此外，董丹的故事没有在他对吴总挥拳相向的精彩画面中结束，而是在对两个后续场景的描述中落幕。这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思考董丹的故事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因此，阅读《赴宴者》对读者来说应该是个愉悦的过程，尤其是对西方读者而言。这种阅读愉悦感无疑会有助于读者对这部作品做出正面的伦理判断。然而，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的尺度未免过大，在伦理意向的引导方面也有失偏颇。这会引起读者对隐含作者创作立场的质疑。也许，这就是这部作品在中西方引起的反响差异比较大的原因。

　　① 高莉：《假面具下的真生活——评严歌苓的《赴宴者》》，《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② 黄瑶、向颖：《中国经验的“异语”表达——论严歌苓英文小說《赴宴者》》，《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③ 李术华：《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严歌苓的《赴宴者》》，《理论界》2012年第12期。

　　④⑤⑧ James Phelan， Experiencing Fiction-Judgment，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C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4； p.23； p.4.

　　⑥ “隐含作者”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形象，它与真实作者不同，通过文本表达的某些原则和理念呈现出自己，同一真实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能反映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因为真实作者的原则和理念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是会发生变化的。关于这一术语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韦恩·布斯著、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和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派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始终具有一种身份，而是在四种身份——有血有肉的读者、理想读者、叙述读者、理想的叙述读者——之间转换。处于不同位置的读者对文本做出的理解与判断也各不相同。“理想读者”也被称为“作者的读者”。“作者为他们建构文本，他们也能完美的理解文本”，认可“人物和事件是综合建构，而非真实的人和历史事件”。详见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⑨⑩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第5页。

　　{11} 即“真实的读者”。有血有肉的读者会由于自身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可能与理想读者一致，也可能与理想读者相偏离。

　　{12}{13}{15}{17}{18}{19}{20}{21}{22}{23}{25}{27}{28}{29}{30}{31}{32}{33}{34}{35}{37} 严歌苓：《赴宴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4-25页；第14页；第64页；第31页；第218页；第7页；第110页；第232页；第7页；第7页；第267页；第271页；第275页；第275页；第279页；第279页；第281页；第282页；第276页；第283页；第166页。

　　{14}{16}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p.28.

　　{24} 聂振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振钊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26} 全局不稳定性”指的是“人物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它“提供了叙事进程发展的主要轨道，其解决是实现叙事完满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有的叙事并不要求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完满）”。详见Experiencing Fiction---Judgment，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36} 详见严歌苓：《后记》，《赴宴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84-286页。

　　{38} 严歌苓曾明确表达过这一观点，详见《弱者的宣言——写在〈少女小渔〉获奖之后》，《非洲札记》，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3頁。

　　{39}{40} 参见Geling， Yan. The Banquet Bug. New York： Hyperion East， 2006.封面和封底。

　　{41} “讲述”和“展现”是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以福楼拜为代表的“作家和批评家”早就确认，后者的艺术性要高于前者。参见韦恩·布斯著、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庄园）

　　This is How She Introduces China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Ethics in The Banquet Bug by Geling Yan

　　Dong Na

　　Abstract： A limited focus on her characters and the use of direct quotations in her first novel， The Banquet Bug， written in English by Geling Yan， help the reader， along with Dong Dan， the protagonist， a‘banquet bugposing as a journalist， find out about a surprisingly corrupt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alsity and deception， present everywhere in the story， as well as its depressing end， may not only lead Dong Dan but also the reader to despair. Of all the novels published by Geling Yan， this work is unprecedented in its dynamics and its breadth. It is worth looking at the ethical position in which such a story is introduced to the English readership in such a manner.

　　Keywords： The Banquet Bug， ethics of narration， limited focus on the characters， free direct quotations， corru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