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传体小说《古韵》是凌叔华文学创作生涯中后期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以英语写成、首先出版于英国的长篇小说受到西方评论界的关注，进而为凌叔华赢得了世界声誉。这一成功实非偶然。《古韵》是作者多年中西文化交往经历的综合记录与最终“成品”。作为一个跨文化旅行的文本，其二十多年的生成过程是一次异域文化视野下特殊的写作实践。仔细考察小说英文原著所呈现出的文化特质，我们可以看到女作家是如何在深刻剖析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自身的文化审美取向出发，综合考量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在创作中不断调整、适应与创新的。由此，凌叔华完成了自身多元文化角色的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文化跨语境的成功书写。
关键词：凌叔华；《古韵》；跨文化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113-06
凌叔华（1900-1990）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坛涌现出的众多女性作家之一。创作生涯早期，其就凭借温婉细腻、哀伤隽永的短篇小说作品以及活跃的文学社会交往，跻身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闺秀派等20世纪著名文学流派的讨论范畴。遗憾的是在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之后，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处于战争环境和家庭生活等多重局限中的凌叔华逐渐走下了创作高峰，仅有零星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品问世。
但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的1953年，凌叔华又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出版了一部以英语写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Ancient Melodies（《古韵》）。全书约七万英语单词，分为十八章。每章都设置了一个独立的主题，可以被当作一篇短篇小说来阅读，同时各章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又相互贯通——以主人公“我”的儿童视角，发展出围绕“成长历程”和“家族演变”的两条主线。
《古韵》出版后获得了西方文学界的关注。多家重要媒体刊登了书评，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还将它评选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①。小说随后被译成多个语言版本，为凌叔华赢得了世界声誉。长期以来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凌叔华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在《古韵》文本运作的过程中于艺术上作了极大的妥协。但在我看来，这并非一种“妥协”。恰恰相反，对西方读者与文化逐渐做到“设身处地”的凌叔华，是经过艰难的探索，透过本土文化传统与异文化认知的重重迷雾，在《古韵》中成功拓展了其早期创作，并适应了读者的需要。
一、跨文化的旅行——读者互动中
的文本生成
1935年秋天，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第二代成员、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27岁的朱利安·贝尔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讲授英国文学相关的课程，于是邂逅了文学院院长夫人凌叔华。逐渐地，一种崭新而鲜活的文学关系被建立起来：旁听朱利安讲授的英国文学课程、请他阅读自己的英文习作、带他领略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在试图想象与理解西方世界多年之后，凌叔华终于获得了与西方文学界直接接触的机会，感受到了来自彼岸的兴趣和肯定。由于期间资料记录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切地将凌叔华与朱利安的交往和其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一以先后乃至因果关系勾连起来，但可以知道在逗留武汉的十六个月里，朱利安就已经反复向身处英国文化中心的母亲诉说他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时将伍尔芙和凌叔华的作品互相介绍给对方。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以此为契机，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分处两大洲的人物谱系在徐志摩之后又一次被联通，双方的文化交往实践得以接续。
朱利安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凌叔华在读了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后，提笔写信给这位神往已久的文学大家，向她讨教战争阴影下的自处之道，自此开始了与伍尔芙的直接对话。“用英文写下你的生活实录。……由于在英国没人知道你，你的书可以写得比一般的书更自由，那时，我再来看看是否能把它印出来。不过，请考虑到这一点，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消遣，而是当作一件对别人也大有裨益的工作来做。”②伍尔芙在回信中提出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古韵》的写作。
从伍尔芙的再次回信中可以看出，凌叔华迅速决定采纳这个建议，在一个月内就动笔了。不久她寄出第一章，随后辗转得到了伍尔芙“我非常喜欢这一章，我觉得它极富有魅力。……请写下去，放手写”③的评价。可以想见凌叔华在读到“偶像”的大加赞扬时激动的心情。在因为没有留学西方的经历而感到有意无意的排挤多年后，她终于有机会接过中国文化权威的衣钵，透过文字向一位备受中西主流文化圈推崇的作家表达她所经历的中国生活、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的作者帕特丽卡·劳伦斯考证认为，在1938到1939年之间，凌叔华已经给伍尔芙寄去了八到十篇手稿④。这位从未涉足中国，却对凌叔华的创作拥有特殊接受力和鉴赏力的英国读者，为作者明确了，甚至可以说是制定了《古韵》的读者群体与写作目标，凌叔华自己是这样阐释它的：她渴望“能向英国读者展现中国真实生活的某些画面，和英国普通民众一样的中国平民的某些经历”。⑤
但此后不久，通信因为伍尔芙的去世戛然而止，《古韵》的写作也因为战争的愈演愈烈而被迫中断，直到1946年凌叔华终于来到伦敦并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实现了面对面的交往才“旧事重提”：当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问到凌叔华有没有用英语写过些什么時，凌叔华提起了那些早前与伍尔芙通信期间写作的章节。前者非常惊异，鼓励她一定要将这部作品完成。他们联系了伍尔芙的先生，同样身为作家的伦纳德·伍尔芙在十多年间向其逐章寄回了寻获的原稿且对它们进行了一一的重读与评论。加上之后其他成员的编辑与推动，《古韵》才终于在1953年由伍尔芙夫妇共同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付梓出版。
从东方走向西方，在多位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注视、影响与培育下，经历了跨文化的漫长旅行，《古韵》带上了其最为深刻且独一无二的跨文化烙印。
二、早期作品的改译——本土文化
表达的延续与突破
小说的第三到五章——Moving House， A Happy Event和The Mid-autumn Festival，均改译自凌叔华产生写作《古韵》的想法前就已经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提到这三章的转化，研究者们大多以“直接翻译”四个字一笔带过，至多简单总结作者“有些细小改动与润色”⑥。其实，仔细比较二三十年代发表与最终《古韵》成书中的两个版本，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品味到作者对本土文化体认的延续与突破。
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之一。官宦之家给凌叔华带来的不仅是发展禀赋的优越环境，更是生活和情感体验上的初始积累。与其他许多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中走出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她“对宗法式的家族形态，对濒于解体的大家庭，对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验是与生俱来的”⑦，这成为了其创作生涯一以贯之的土壤与母题。显然，《古韵》在题材上与作者早前从自身经历中汲取灵感的小说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凌叔华要讲的，依旧是“高门巨族”悲欢离合的故事。于是1929年9月曾发表于《新月》杂志的旧作《搬家》就在简单进行了从“小说”到“自传”所必须的人称转换后，被插入了后来的《古韵》中。
但对比早前发表于1936、1937年的《一件喜事》与《八月节》，凌叔华在基本保留原有故事内容和叙述节奏之外，对这两章的改写则要比《搬家》多得多。一方面，作者充分显示了自己在语言与心理刻画上的功力，通过增加并不多的點染，就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明和立体：“你哭了。你是不是可怜那位小姐？你跟我说过那不是真的”，“我”一句更加孩子式的疑惑与安慰，让看完《牡丹亭》后感伤身世、孤影自怜的五妈哭笑不得而又无比心酸；“丫头只能给人家当妾”，而“妈也是当丫头买来的”，守着两个女儿的母亲选择了隐忍与妥协；五妈有着和妈一起“捂着脸伤心哭泣”的无奈，却又时而表现出不甘的一面——“想强作欢颜，可眼睛又湿了”是其心态的绝佳写照。而寡言的父亲对家里的一切其实是通透的，只是竭力留出一点余地，维持着一种平衡。泄露在文中，是跟着为六妈进门而闹别扭的五妈出门时，“我听见爸叹息说：‘傻女人。”⑧……为主要人物贴上的这些标签在其后几条情节支线的发展中被一再强化，贯穿了《古韵》的全篇，这使小说所呈现的复杂的家庭生活拥有了一条围绕人物的清晰脉络，且无疑也是日后伍尔芙在阅读《古韵》的一些章节时“开头读起来有点困难，有些支离破碎，闹不清楚那么多的太太是谁”，但“一会儿就清楚了，然后就会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⑨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凌叔华还进一步营造了黯淡的旧式家庭氛围，勾勒了丈夫与妻妾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尊卑秩序是根植在中国传统礼制之中、无可辩驳却又含而不露的，于是凌叔华的努力也更多地体现在细部。早前发表的《一件喜事》中有这样一段透过孩子的眼睛所进行的描写：“奇怪得很，妈妈竟同三娘也来给爸爸道喜，她们也要磕头，都给爸爸用力拉着不让跪下去，末了各人只请了一个安。五娘出其不意的忽然走过来，迎着爸爸扑通一跤便跪下去，爸爸来不及拉住就把她由地上半拖半提的弄起来，安到一张椅上坐。”⑩但到了《古韵》相应章节的叙述中，爸爸试图扶起妈和三妈，但没有了“末了个人只请了一个安”这一句，关于五妈则只是写到她“走进书房，跪在爸的面前”{11}。跪与没跪之间，以及同样是跪，从“出其不意的忽然走过来，迎着爸爸扑通一跤便跪下去”到只是在时间上略晚了一点，最终仅是状似平常地默默跪下，细节上的变化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几位妾和家中的佣人一样，跪在纳新妇的丈夫面前向他道喜，这个让“我”觉得“真怪”的仪式被别扭但仍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五妈在这种时间和场合下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则是过于逾矩的。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凌叔华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经历，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12}这里所褒扬的“敏锐的观察”，呈现出来，正是凌叔华对于人物心理温婉细腻的开掘。以“曼殊菲尔”式的笔触写中国人平凡生活中的动静，凌叔华的小说无须叫喊、无须呻吟，在沉默中就自有一种力量在。而《古韵》长篇小说的篇幅又给予了作者更大的空间，帮助其实现了由个体到群像、由“旧家庭中挣扎的人”向“裹挟着人的旧家庭”的拓展。
三、译介回流的遗珠——跨文化传播
策略的佐证
1991年，也就是凌叔华去世一年后，原著Ancient Melodies被重新翻译成中文，取名《古歌集》，于台湾首先发行。简体字版本则被定名为《古韵》，1994年在大陆面世。
傅光明先生的《古韵》译本，无论是用词还是文风都与凌叔华的原作毕肖，长期以来受到读者的好评。在国内的研究中，傅译本在多数情况下就被等同于凌叔华的原作。这使得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重新译介回中国时，《古韵》原著中的一些特点因为种种原因流失了，而它们恰恰可以提示凌叔华写作中的倾向与规避，进而佐证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经过了审慎的考虑，而绝非一味的妥协乃至迎合。
1. 中国风物的处理
朱利安于武汉时，凌叔华曾与其合作，将自己早前的三篇小说《写信》、《疯了的诗人》和《无聊》译成英文发表在《天下》月刊上。{13}在翻译过程中，朱利安对原文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描写，采取了整句删除或改为脚注的处理方法。而同样是于西方读者的兴趣与接受能力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伍尔芙却采取了不同的取舍。在给凌叔华的信中她就曾明确提出：“至于你是否从中文直译成英文，且不要去管它。说实在的，我劝你还是尽可能接近于中国情调，不论是在文风上，还是在意思上。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详尽地描写生活、房舍、家俱陈设的细节，就象你在为中国读者写一样。”在凌叔华苦恼用英语写小说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时，伍尔芙也回答说：“你应该坚持写下去。……我感到，如果某个英国人把你的文字修改成正规的英语散文，全书的情趣就将破坏无余。”{14}面对这两个颇为矛盾的观点，凌叔华最终选择了综合二者，取长补短。
一方面，其于描写“生活中具有中国情调的细节”上刻意加重了笔墨。《古韵》里共有20处成段的场景描写和10处较为仔细的人物形象素描。从伍尔芙提到的家居陈设，到中国的园艺、节日、服饰、书画、婚嫁习俗，它们经常以一整段的篇幅出现在故事的起点，或者穿插在人物和场景的转换之间。例如《两个婚礼》中详细地描述了传统与当时新式婚礼的一整套准备和仪式过程；《秋日天津》一章的开头，作者又为我们勾勒了这个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于语言风格方面，《古韵》也带上了很强的“汉译英”色彩，突出体现在对用到的成语和俗语几乎都采取了直译。例如将驷马难追逐字译作“four horses cannot draw it back”{15}，“臭猪头碰到蒙鼻子菩萨”更是直接翻译成“Offer a bad-smelling pigs head to a Buddha who cant use his nose”（p43）。
另一方面，凌叔华拓展了脚注的体量与功能。《古韵》原著中的脚注总计22处，提示的内容可以分为几大类：一是俗话俚语，例如“breaking your vinegar jar”（打翻醋坛子）注释为“display your jealousy”（显示嫉妒）；二是风俗习惯，例如解释母亲反对五姐戴白头纱出嫁的原因：“Chinese used white veils for funerals in the old days”（中国传统在葬礼上才用白色）；三是历史或地理背景，例如告訴读者“the Great Snow Mountain”（大雪山）是西藏最高峰；四是传统文化知识，例如注释“chun fen”（皴法）为“A kind of good brush work which is often to be found in the pictures done by great artists”（一种杰出画家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技法）。（p93， 186， 193， 83）脚注集中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似乎随着行文的深入，作者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也愈发得心应手了。可惜所有这些脚注在译本中都没能得到保留。
提到在叙事过程中向西方读者广泛展示中国社会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风貌，首推的无疑是林语堂先生1939年的英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林如斯曾这样评价父亲这部享誉中外的作品：“《京华烟云》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犹如请你进去，登堂入室，随你东西散步，领赏景致，叫你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愤怒。”{16}不过《京华烟云》中介绍北京风物的段落，有不少都是林语堂从自己编的一本名叫《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的“科普”小册子中直接挪过来、插入情节发展的过程中的。这成为小说里一种不连续的存在。由此反观《古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脚注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为正文集中介绍的补充，避免了偶尔出现的字词像小石子一样，突然出现而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这是作者在叙事与读者需要之间维持的一种平衡。
有趣的是，在全书最长的一条注释中还出现了林语堂的名字。写到女子师范学校的张先生教“我”读《庄子》时，注释提及：“林语堂在他的Wisdom of the East（《东方的智慧》）一书中翻译了《庄子》的一些篇目，Arthur Waley的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三大思想方式》）里也有部分章节的翻译”。（p240）对译介中国文化的作品，凌叔华的推荐可谓不遗余力。
2. 诗歌译作的引入
在第九章“Tutor Ben”（《贲先生》）的情节叙述之后、承接着儿时贲先生手把手教的唐诗对“我”之后人生道路产生的深远影响，凌叔华写道：“Some of the essays and passages chosen by him have perhaps n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efore. I have tried to translate a few. It was difficult， but I enjoyed doing it， because I was always glad to put on those records in my mind.”（p125）（贲先生选的一些散文和文章大概从来没有被译成英语。我试着翻译了一些。这并不容易，但我很享受整个过程，因为，把它们印在脑海中总是令人高兴。）随之她附上了自己对中国六首古典诗歌和四篇经典散文的翻译作品。前者分别为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王建的《新嫁娘词三首其一》、卢纶的《塞下曲》、韦庄的《金陵图》、陈陶的《陇西行》和李益的《夜商受降城闻笛》，后者包括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以及出自《战国策》的名篇《唐雎不辱使命》、《触龙说赵太后》和《冯媛客孟尝》。
傅光明先生在将《古韵》译回中文时选择完全删去这段内容，于是第九章就在“我”对贲先生的怀念中结束了。这样的舍弃也并不难理解：面向中国读者时似乎没有必要再保留作者的译文，改附汉语原文则更显得有些滑稽。但如今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些翻译，从对象的选择与排列中就可以看出凌叔华的匠心：山水自然、生离死别、生活情趣，这些无一不是小说所多次呈现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例如同样是新婚，《古韵》中既有父亲的悄然纳妾、大哥的大操大办，又有五姐的“新旧结合”。现实与战争则是小说若隐若现的淡色背景，更是中国文人长期以来所探讨的核心问题，而凌叔华又凭借其在伍尔芙影响下经过更新的女性主义视角，为女性主体长期缺位的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补充。从偏重景物描写和个人感情抒发的山水送别诗，到传统家庭婚姻中新嫁娘小心翼翼的心理白描，再到映照中国古代历史的边塞诗、送别诗；从较为浅白的、抒发个人情趣的宋代散文小品，到时代久远又政治背景深远的战国史书，两条层层递进的线索也与小说主题塑造的脉络暗合起来——《古韵》正是从具体意象和心理刻画开始，以“高门巨族”的传奇故事为表现形式，最终指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向时代变革浪潮中的中国人。
考察的视角从作者转向读者，将凌叔华此时的翻译置于同期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世界传播状况的大背景下，则不得不提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与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的翻译作品。英语现代诗歌运动主将T·S·艾略特曾经这样评价以上两人的译介工作于西方世界所建立的深远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用英语创作的诗人大概都读过庞德和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17}前者在1915年出版的《神州集》（The Cathay）中转译了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是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先驱，后者更是英国二十世纪的汉学研究大家，拥有27部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作，《中国古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中国古诗选译续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等多部汉诗英译专著被一再重印。考虑到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跨文化接受上的困难，阿瑟·韦利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意进行了文化过滤，即主要选择简约自然、通俗易懂的诗歌，并且翻译时尽量保留诗中的意象，以便读者能够比较准确而快速地了解诗歌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一策略为韦利赢得了大量普通大众的读者。
由此来再次审视凌叔华所翻译的六首唐诗，会发现它们的题材虽然不同，在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却是殊途同归——充满鲜活意象的同时语言自然流畅、情感真挚朴实。凌叔华采取的策略及其背后的目的，与阿瑟·韦利是类似的。这种联系并非牵强附会。除了阿瑟·韦利的翻译在当时英国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自己本身就可以算作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人{18}。并且他还与林语堂并列出现在了《古韵》的注释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他是凌叔华关注乃至加以借鉴的重要对象。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曾这样总结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主体性是通过向来不完全的无意识与他者的对话才得以形成的。也就是说，他者是形成‘我们是谁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部分。”{19}正是从看见、听见他者，到理解、适应他者，进而尝试引导他者的文化感知，凌叔华在《古韵》中完成了自身多元文化角色的建构。
结语
凌叔华是幸运的。良好的家庭出身与教育，赋予她对于本土文化的体悟与刻画能力；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煅造了她的意识与思想，为她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继而萌芽出跨文化的视野与主张——早在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凌叔华就曾编写和排演过两个以中国神话为题材的英文短剧{20}，有意识地用英语对中国传统故事进行二次创作。之后她更写信请求周作人收下自己这个学生，喊出“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这样的话。{21}于是，努力践行着“确定中国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使中国文学在传统与现代审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成为能跻身国际舞台的民族文学”的理想，凌叔华迎向了被时代浪潮带到自己面前的一系列跨文化写作的挑战与机遇，最终结出了《古韵》的硕果。
能用英语驾驭充满中国意味的叙事，并在其中宣传中国的文化，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本身已是屈指可数。而作为一个跨文化旅行的文本，《古韵》的生成更是多文化视野下一次综合性的写作实践。凌叔华在深刻洞察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自身的文化审美取向出发，集中展现过去的生活经历，充分发挥一贯的写作风格，同时在创作中与朱利安、伍尔芙等多位来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异文化读者进行互动，根据他们阅读接受的反馈与提出的建议，不断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这才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学与文化跨语境的成功书写。
① 吴鲁芹：《文人相重》，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③⑨{14} 杨静远：《弗·伍尔夫至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④⑤ 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坷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第418页。
⑥{13}{20} 陈学勇：《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第54页；第52页。
⑦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11} 凌叔华著，傅光明译：《古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8页；第28页。
⑩ 陈学勇编撰：《凌叔华文存（上）》，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12}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5} Shuhua Ling： Ancient Melodies， London， London Hogarth， 1953， 113.
本文所引《古韵》英语原文均出自此书，以下正文所引字句只在括号中标明页码。
{16} 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7}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18} 程章灿：《魏理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交游考》，《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19} 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陆新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9页。
{21} 凌叔华：《致周作人一通》，陈学勇编撰《凌叔华文存（下）》，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9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this Shore to the Other Shore： On the Cross-cultural Writing of Ancient Melodies by Ling Shuhua
Zhang Yuanling and Wang Yunxia
Abstract： Ancient Melodie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by her in Ling Shuhuas late work. She won world renown after the novel， written in English an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gained critical acclaim in the West， a success not achieved by accident but that is a finished product as a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authors East-West experience for many years. The genesis of the novel as a cross-cultural travel document over twenty-odd years is a special writing practice in the foreign field of visi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qualities in the novel in English helps us see how the author keeps adjusting， adapting and creating the new as she starts off from her own cultural aesthetics while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Western readers， based on her profou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native culture， thus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r own multicultural role as well as realizing a successful writing of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e.
Keywords： Ling Shuhua， Ancient Melodies， cross-cultur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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