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华

　　摘 要：侯孝贤导演通过对唐传奇《聂隐娘》的改编和重塑，为我们在银幕上塑造全新的聂隐娘和田季安等形象，使片面单薄的人物形象丰满。在重塑的人物身上，表现人物矛盾的内心，抉择的烦恼，情理的矛盾，身份的构建等，试图为每个身处困境孤独的个体寻找一条找回初心的途径，实现人性的完满。

　　关键词：侯孝贤；《刺客聂隐娘》；重塑；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102-05

　　一、引言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意为小说。”①鲁迅先生寥寥数字将六朝至唐朝小说的发展变化描述，他认为唐代小说继承和延续了六朝文学的离奇设幻，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增强。因此，在唐代传奇中不仅有对世俗世界、幻想世界的描绘，还呈现了作者观念和思想。《聂隐娘》就是作者裴铏有意识的创作，文中隐娘父死后被魏帅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元和年间执行魏帅指派任务时被刘门以礼相待，故转投刘门，为保刘帅又与魏帅的高手妙手空空儿、妙手精精儿斗法，打败两位高手，保住了陈许的安宁。后因刘要入觐，隐娘不愿追随，夫妻二人双双隐逸山林。可见作者笔下侠客的行径无常，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臣不孝二主的精神相悖。文中聂隐娘与空空儿、精精儿的斗法一来一往，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两人隐逸山间则凸显当时道家道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及唐代作家的深厚影响。显然，这一则简短的故事，却蕴藏了作者对“女侠”的态度，对道家文化的吸收，对奇幻文学的继承。只是这样一则故事，让身处当下的我们无法理解，聂隐娘的行径、奇特的性格、突然的转变都表现出非理性的特性。

　　在当今语境下重新解读《聂隐娘》，势必要为文本增添若干背景和前史，使故事更加完整而符合现代思潮，并赋予影片新的含义。从影片来看，侯孝贤导演只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聂隐娘的精神，他给隐娘一个明确的身份：刺客。刺客应当遵守的原则是无情无义，但影片却安排其刺杀对象为有过婚约的男人田季安，从这一点看似乎是为了增添故事的戏剧性。可从观影效果来看，这些戏剧性被他“无叙事化”的表现手法弱化，形成了一种表现手法上的自我矛盾。同样，刺杀的缘由、刺杀的动机应该进行大量的铺垫，但影片中却通过寥寥数个镜头，运用让人捉摸不透难以理解的语言，极简的叙述方式呈现，这显然也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同时，如何将一个“豪侠”转换成一个“刺客”，这种转换中应当增添怎样的元素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是改编中应当思索的问题。因此，我们将通过作品改编前后的比较，探寻《刺客聂隐娘》的深层意义。侯孝贤说“聂隐娘重点是想写这个刺客，而不是刺杀。”②“最重要的不是刺，而是等，等待一个杀完以后全身而退的时机。”③“所谓的等不是说只拍聂隐娘隐身树上的状态，而是要拍她等待时机的这段时间里周遭所发生的事。”④这些，无疑都成了解读影片谜团的一个个关键点。所以，本文试从改编与重塑的角度，通过人物形象的改变，来探讨《刺客聂隐娘》的意义。

　　二、聂隐娘：形象的丰满与身份的构建

　　有人问侯孝贤为什么选择聂隐娘而不是红线女，候导说：“聂隐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被师父带，……回来后，父母亲都很担心，接着遇到磨镜少年就说要嫁给他，父亲就让他们住在旁边，这中间其实（隐娘）晚上常常不在。后来因为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知道她有这个（能力），就找她去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但她过去时人家早就知道她的来意，还待她以礼，（她）就靠到这边来。靠过去后，她知道没完成任务，之后会有哪些人（刺客）来，（于是她转而）保护起刘昌裔。这比较复杂，想象空间比较大，还有一些角色像空空儿、精精儿。”⑤

　　由此可见，候导选择聂隐娘在于聂隐娘刺杀的前史和后续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且故事比较曲折复杂，故而更倾向于选择聂隐娘。《太平广记》如是记载聂隐娘的刺杀的前史：“唐贞元中，魏博大将军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⑥显然，传奇中隐娘年幼被尼姑带走，教其武功后又送回。尼姑盗走隐娘没有任何理由，是一则离奇的故事，显示了故事的奇幻性。只是在当下社会这种解释无法让观众信服和理解，因此影片必须通过增添聂隐娘的前史，使故事更合理。影片中，聂隐娘和魏博节度使儿子田季安从小就有婚约，两人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因政治原因田季安被迫娶了元氏，却错失和隐娘姻缘。这导致隐娘整天倒挂树上，甚至闯入了元府。母亲迫不得已将隐娘交给嘉信公主（师父），让她远离。若干年后，隐娘习得高超武艺，被师父送回聂家。因田季安在魏博横行霸道，嘉信公主基于国家大义，派聂隐娘刺杀田季安。这种前史的增添显然比文本中要厚重得多，戏剧性更强。

　　前史的更改一方面赋予隐娘和田季安深厚的情感，同时将两人置于家国大业复仇计划之中，置隐娘于情与理、情与义的多重困惑之中。这显然是要构建一个悲剧故事，“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例如弟兄对弟兄，儿子对母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实心杀害或企图杀害，或作这类的事——这些事件才是诗人们所追求的。”⑦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情节应该是“亲属间的仇杀”。显然，影片增添聂隐娘和田季安之间的前情，在一定程度上暗含悲剧特质，这或许就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师父也是父母，曾经订亲的对象也是亲人，两个亲人之间的仇恨，却要处于其间的聂隐娘来处理，是将她置于悲剧的核心位置。“杀还是不杀”这是如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困扰着这个不善言语的女子。曾经师父派隐娘执行刺杀任务，隐娘迟迟不归，归后师父问：“为何延宕如是。”隐娘回：“见大寮小儿可爱，未忍心便下手。”而师父的回答则是：“以后见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可见隐娘并非无情无义之人，但师父却是绝情绝义之辈，然也正因為隐娘的有情有义，才让她陷入选择的困苦之中。所以，从前史的改编来看聂隐娘，显然导演意在凸显聂隐娘身份的复杂性、矛盾性。这和传奇中隐娘仅是魏锋之女有着偌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影片中聂隐娘人物形象的深度。隐娘不是一介武夫，也不仅仅只是心狠手辣，武艺高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活生生的人。

　　而影片中的刺杀故事，显然已经和文本有了较大的出入。文本中有魏博和陈许两个节度使，电影中只有一个节度使，即魏博节度使。文本中聂隐娘放弃了知遇之恩的魏博节度使，投靠了陈许节度使。这种转向是从刺杀转向反刺杀，进而保护被刺杀者。隐娘的这种转变是突兀的，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显然都把聂隐娘当成重要的侠士留在身边，但聂隐娘却背叛了对家族、对自己有恩的魏博节度使，足以令人错愕。而影片中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既是聂家依靠的“大树”，也是聂隐娘刺杀的对象。只是，身手了得的聂隐娘却未完成刺杀，她原本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却始终没有下手。她选择另一种方式，在夜间，在树上，在纱幔后，窥视着田季安的一举一动，在长久的窥探与凝视中，她放弃了师父委派的刺杀任务，从情理道义的纠葛中逃脱，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文本中也有隐娘放弃刺杀，她所放弃刺杀的是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为何聂隐娘会放弃刺杀？文本中隐娘的回答是：“各亲其主，人之常事”，为何聂隐娘愿意投靠刘昌裔，因“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这种轻易而草率的易主可推测文本中聂隐娘要么对自己被人赏识太过在意重视，要么不受传统思维“不事二主”的束缚。而影片中聂隐娘放弃刺杀田季安，却是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等待后呈现的，在观察和等待中逐渐放弃刺杀的决定。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在内心一寸寸纠缠后的决定。

　　影片中聂隐娘被师父带走前叫窈七，而带走后就成了隐娘，师父送还，她又变回窈七。但此时的窈七已不是过去的窈七。首先，过去的窈七和田季安青梅竹马，现在的窈七和田季安是刺杀与被刺的关系。其次，过去的窈七是父母疼爱的孩子，现在窈七成了一个外人，无法和家人亲近，甚至被父母怀疑。她的身份是双重的，是刺客也是女儿，但终归是弃子，需要认可却无法认可。在长久的对田季安一家的凝视中，她在田家的其乐融融中，在胡姬痛失孩子的伤痛中，在家国大义和儿女情长中，终于在情与义、情与理间寻得一个平衡，审视自己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师父不理解的，师父被家国大业和仇恨掩去了双目；是田季安不理解的，田季安被家庭政事遮住了本心。每个人都因此或彼改變了自己，却忘了初心。聂隐娘在长期对田季安的监视中重新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前情，没有旧恨，所以可以放下一切的执念。于是，杀与不杀，刺与不刺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影片是聂隐娘的觉醒和身份的重构。

　　从文本和影片的比较可知，对于聂隐娘形象的塑造，文本过于单薄而显得生硬，在对其形象重塑后，能看到聂隐娘内心的纠葛，能感受到她在情、义、理之间的为难，能知道她在自我审视时的孤独。一场政治阴谋将一个小女孩抛入身份的困境之中，使她必须在自我的认同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从而回归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导演对《聂隐娘》的改编，显然是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现状的，当下每一个青年被抛入日新月异、日益变迁的社会之中，时常迷失自己，而如何寻找一种身份的认同，确认自我的身份，是当下每个人应当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每个被抛入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又是孤独的，或背井离乡，或无依无靠，他们终究只能在极度的孤独中审视自我，认识自我。

　　三、田季安：身份的整合与情理的选择

　　唐传奇中对田季安的描述仅为：“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⑧魏帅有何作为，我们不得而知，他是魏博的节度使，对聂隐娘的任用，只因她有高超的武艺，希望他能帮自己做事，刺杀陈许节度使，但其背后的意图实则是对土地对权势的占有。而后文中出现了妙手空空儿和妙手精精儿两个高手，可以略知魏帅麾下有众多奇人，也可推测他对人才的重视。刘昌裔作为和魏帅有过节的一方，在文中也显示出对人才的厚爱，甚至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细节，吸引了聂隐娘夫妇。这则是唐传奇中对魏帅的描述，他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是一个形象的剪影，连妙手空空儿和妙手精精儿的描绘都比其精彩。

　　若将视线转移至影片，从主使刺杀与被刺杀来看，显然，文中的田季安承担了影片中师父的角色，被刺者由刘昌裔换成了田季安。此种角色的转变，实在令人费解，甚至会认为原文与影片无甚关系。所以田季安的形象和聂隐娘一样，不仅是对文本的改编，更是对文本的重构。影片中主要人物刘昌裔的删除，是为使戏剧冲突更集中在聂隐娘和田季安身上。这种删除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将其某些特质放到田季安身上，因而田季安实现了身份的重构。这种身份符合了文本中聂隐娘放弃刺杀的原因，也应合着影片中被刺杀的缘由。

　　从被刺的角度来看田季安，作为一地之主的节度使，他仗着地位和权势，随心所欲，任意杀罚，残暴荒淫。影片中聂隐娘的舅舅因直言进谏，触怒了田季安，被田季安贬谪为临清镇将，甚至在赴任途中险些被田派人刺杀。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田季安也有无心之失。最爱的姬妾瑚姬舞姿曼妙，深得田季安的欢心，但怕怀孕一事被田元氏所知，不得不以鸡血充当月事，以求母女平安。而最信任的妻子却通过眼线的观察，运用卑鄙的手段，最终致瑚姬流产险些丧命。因而从政治事务和家庭管理两方面而言，田季安都有不可饶恕的罪孽。所以他完全有被刺杀的理由，这种理由虽然和文本中的理由不同，但更深刻也更符合藩镇割据下晚唐时期的状况。聂隐娘奉命刺杀田季安，不过是为了帮嘉信公主除去京师的后患罢了。

　　聂隐娘之所以放弃刺杀田季安，一方面因为其母所言“京师自京师，魏博自魏博。”“是期望汝等能继承先皇的懿旨，以决绝之心，守护魏博与朝廷之间的和平。”另一方面则因两人的“玉玦之情”。影片中，田季安被聂隐娘偷袭的那个夜晚，他拿着曾经两人缔结姻缘的玉玦对瑚姬说：“她就是要我认出她来，才取我性命，要我死得明白。”他向瑚姬讲述了幼年时和窈七的过往情事。因自己是庶出，母亲担心他无法承袭节度使的位置而牺牲窈七，迫使他娶了元氏。窈七性子刚烈，闯入元府险些闹事，母亲迫不得已让嘉信公主将其带走。在这段往事的陈述中，田季安似乎是一个局外人，他和窈七的感情因母亲赏赐两块一样的玉玦而成，又因母亲安排另一桩婚事而散。这段情感中，他显然是个提线木偶，木然地按照母亲的安排完成着自己的人生。然而，再深入探究，却能探视一个世家之子的无奈。田季安之所以认为自己会被窈七刺杀，是因为当初负心而娶了元氏。所以时至今日，窈七要报当年被弃之仇。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也为窈七留有一席之地，那块贴身而带的玉玦，正是他对当年那段情感的珍视。可身在官宦世家之中，如若不让自己强大，不得到强有力的势力帮助，他将无法立足甚至被杀害。在这场情感、性命、权利的较量之中，他被迫选择了权势。回忆中的窈七是“浑噩中，有个目光一直守候着，任谁都拉不走”的窈七。在田季安的记忆中，窈七是个重情的女子，坚忍又坚毅。因此，两人的情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聂隐娘速下杀手的决心，也忘了师父曾经所言“以后见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的绝情无情。因此，将田季安的身份整合，使一个单面人，片面的形象以丰满之姿态呈现，才能有被刺杀的理由和放弃刺杀的必然。

　　情与理，在这个整合的形象身上同样出现纠葛。作为一个地方统治者，在知晓自己被刺客刺杀后，理应痛下杀心，斩草除根，且从田季安处理其它事情来看，他行事雷厉风行果敢坚决。只是对待聂隐娘，却又诸多的顾虑和不舍。当他和聂隐娘初次交手后，他并没有立刻前往聂家搜寻，只是在第二天召聂锋前往，轻描淡写地说昨夜见过窈七。可见在这个喜好杀罚的管理者身上，情感也是不可触摸的地方。不仅如此，在田元氏和瑚姬之事上，也存在着纠纷。田元氏作为田季安的妻子，为其生下幼儿，打理着家中大大小小的事物，使田能安心处理政务。只是她又使计谋残害瑚姬及其腹中胎儿，致使瑚姬险些丧命。在喜好的姬妾和正室夫人之间，他也犯了难。因此，田季安处于双重的情与理的矛盾之中，这种情感的艰难选择，说明田季安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久居高位的他深知政治的凶狠，所以他只有以暴治暴，而女人所赋予的情感，尤其是窈七年少时坚定的凝视和田元氏为爱不惜杀人的做法，也让他刚硬的心有了一丝柔软。

　　双重身份的融合与情感的滋润，田季安已然不是文本中那个单薄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有血有肉，而这种血性和晚唐时期藩镇割据脱离不了关系，因而人物形象更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赋予田季安以情感，无论是年少时的纯情还是现在的怜爱，都使一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的节度使回归“人”的形象，在情感的滋润下审视自己的内心，回忆过往的纯真。这正如工业革命后每一个被“异化的人”，终究只有回归人性，回归情感，才能成为“完满”的人。

　　除了对主要人物刺客聂隐娘、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形象进行深刻细致的改编之外，文中其他人物形象也进行了诸多的变动。聂隐娘的师父本是一个突然而至，想方设法带走隐娘的尼姑，却成了救其一命之恩人，她作為承载使命的公主与田季安一家、隐娘一家都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无疑加深了故事的复杂程度，同样也是增加了师父的前史，使刺杀田季安变得合情合理。文本中磨镜少年是聂隐娘自己相中的夫婿不假，但并非因为磨镜少年的仗义相助，也不是因为他纯真的笑容，因此影像通过对磨镜少年的再度塑造，使其成为隐娘解脱的一剂良方，实现了影片内涵、意蕴的增强。当然还有聂隐娘的父母、田季安妻妾等角色的塑造，这些全新形象、全新的身份，使影片不再停留在一个唐代传奇女侠的故事层面，加强了影片的纵深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本《聂隐娘》到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改编，是一次全新的改写，是主要人物的删减和主要情节的重构，是人物形象的全新塑造。唐传奇中那些单薄的人物形象终究经不起推敲和审视，他们离奇突兀的行径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因此导演以“人物”为主要突破口，对人物的身份进行了新的定位，使主要角色在新设计的形象中变得立体丰满。而在这些丰满立体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体的孤独、选择的苦恼、身份认同的困难、对初心的向往，但这些都在自我的审视、凝视中逐渐消解。导演对主要角色的重塑，也许是基于当下社会群体的生存困境，无论男人或女人，都是社会中孤独的个体，被抛入纷繁多变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有诸多诱惑，有诸多被迫，有诸多烦扰，如何处理这些个体内心的纠葛困惑呢？惟有在变化变幻的世界中凝视孤独，审视自我，回望过去，才能找回初心。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②③④ 李迅、陈墨、吴冠平，索亚斌：《刺客聂隐娘四人谈》，《当代电影》2015年第10期。

　　⑤ 侯孝贤、谢佳锦、王志钦：《〈刺客聂隐娘〉：阐释的零度——侯孝贤访谈》，《电影艺术》2015年第4期。

　　⑥⑧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6-1457页。

　　⑦ 亚里士多德，罗年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the Text to the Imag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The Assassin

　　Zhang Chunhua

　　Abstract： The adaptation and re-shaping of‘Nie Yinniang， a Tang fairytale， by director Hou Hsiao-hsien， gives us a totally new image of Nie Yinniang and Tian Jian on the silver screen， allowing them a well-rounded portrayal. It is an attempt to seek a path of return for each individual in their solitary predicament to his or her original heart，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ir inner contradiction， their troubled choice， their contradictory emo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y， thus bringing their nature to perfection.

　　Keywords： Hou Hsiao-hsien， The Assassin， re-shaping，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