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娅

　　摘 要：傅天虹在诗歌创作中极为重视人生经历的诗意捕捉，他运用多重视角展开丰富的个性化形象，深化苦难的意味，通过烙印着生命记忆的意象打开梦想维度，运用多重视角丰富苦难的意味，在诗性的空间中寄寓主体的艺术追求与生活的况味。

　　关键词：梦想；诗意；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060-05

　　“我梦想世界，故世界像我梦想的那样存在。”这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他的《梦想的诗学》中说过的一句话。在巴什拉的理论体系中，诗学研究是无法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梦想的诗学》还是《空间的诗学》，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见，提供给读者诗性的启发和源源不断的灵感。在这两部研究诗歌想象的著作当中，巴什拉认为，“梦想蕴含着创造性的想象活动。通过对诗的形象的批评，可以重新体验这个创造性的过程。”①通过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巴什拉对家宅等空间形象以及梦想进行了不同凡响的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进入诗歌的全新的途径。

　　阅读傅天虹的诗歌，鲜明的自传色彩和突出的批判意识构成其诗歌文本的标识性特质。也正因为如此，“知人论世”的文本解读和干预现实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了大部分研究者研究其诗的理论立足点。但是傅天虹的创作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一维度之上，多方向的探索在其诗歌当中并不鲜见。其对个性化形象的描写、对童年回忆的想往、多重视角的运用以及空间形象的突显等等，在某种意味上对巴什拉诗学理论中梦想的维度与诗意的空间的理论进行了生动的文本佐证。

　　一

　　傅天虹1947年出生于南京，从出生时便没有见过父亲。之后母亲前往台湾寻找父亲，把年仅两岁的傅天虹交给外婆抚养。因为这重海外关系，他随外婆姓杨，以避免政治牵连。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傅天虹被打为“黑七类”的命运，这使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饱受迫害。在“文革”当中，由于抚养自己的外公外婆也受到冲击，傅天虹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在“串联”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老木匠，并随其跑遍云、贵、川、陕、桂等十多个省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傅天虹的诗作开始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并多次获奖。1983年，他移居香港，1991年再度移居澳门。

　　翻开《傅天虹诗存》，诗人的这些经历都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表现。整部诗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辑《童年的我》，第二辑《金陵早春》，第三辑《港岛虹影》，第四辑《四地沉吟》，四个部分对应的是诗人的四个人生阶段。《我不是一个乖孩子》《问天》等诗是对特殊童年记忆的记录；《野草》《我是一蓬根》《萌》等诗是新时期里诗人的自我审视、考量和定位；《慈云山木屋歌》、《魔方》等诗是诗人对香港经历的书写，及其对香港现代都市生活异化本质的揭示；《观音堂三首》《澳门新口岸沉思》等诗则是诗人定居澳门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诗集所集诗作无一例外是真实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升华，对个人的心境和处境诗人毫无隐晦，他的诗是梦想和情绪的和谐，恰如徐志摩1923年发表的他的第一篇诗论《坏诗，假诗，形似诗》②中所明确指出的“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诗人屠岸在为《傅天虹诗存》所做的序亦从“真”的维度肯定其创作坚实的基点：“天虹全部诗作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真。真实的经历，真实的际遇，真实的思索，真实的情感，真实的遐思，真实的梦想……”这种“真”为傅天虹的诗歌注入了一种朴实的冲击力，以其执着和韧劲实现了对生活和诗歌的双重深入。

　　由是对个人经历的重视也就构成了傅天虹诗歌自觉的艺术追求，诗人与创作的统一使傅天虹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但是这并不是说傅天虹的诗歌创作仅停留在日记式的自我复述层面，对想象的倚重使诗人的创作在梦想的维度和诗意的空间两个层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

　　二

　　巴什拉所谓的梦想是在与夜梦的对比中提出来的。夜梦是在意识失去其控制力以后出现的杂乱无章、毫无价值的状态。而梦想始终受到意识的控制，是白日里人的心灵的一种静观的状态，是安尼玛的阴性的力量。梦想具有创造性价值，通过在现实中寻找形象的实在性使读者重新体验诗人创造的快乐。

　　在巴什拉看来，物质文明的繁荣使物品极大地丰富，物品也因此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殊性，而成为一群物品中的代表。只有通过梦想的方式，追溯一样熟悉的物品，在梦想中去体认一个普通的物件，物件才会获得自身的特殊性，成为一件护身符。“梦想使其对象神圣化了”，③这种被梦想体认的形象在傅天虹的诗歌中屡有闪现，这些个性化形象的存在凸显出其诗作内蕴的创造性价值。

　　如《月》中月亮的形象：“夜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往往也不是全睁的。”“伟大单纯的形象，在诚恳的梦想中初生时就往往清楚地表现出‘安尼玛的功能。”④所谓“安尼玛”是指形象的阴性属性。如果把月亮和太阳进行对比的话，前者显然属于阴性的形象。在诗人的梦想当中，月亮变形成了一只眼睛，月亮本身的圆缺变化在诗人看来就像是眼睛睁圆又闭合的过程。诗人对月亮形象的创造性描写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梦想，这一梦想使月亮获得了它刚刚被创造出来剎那的光亮。

　　在《虹》中，诗人写到：“是霞彩的弯弓？/是仙乐的曲谱？/是织女的裙带？/是九天落下的瀑布？……//——是一束长长的丝哟，从我的心头抽出。”“虹”作为诗人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在其心目中具有特别的意味。在诗人的梦想当中，虹先后与弯弓、仙乐、裙带、瀑布进行类比，但是诗人发现这些都不太恰切。最后诗人恍悟虹是一束长长的丝，从自己的内心抽出，幻化为梦想的丝线，走进诗歌之中。显然，“丝”与诗谐音，这丝一样绚丽的彩虹正是诗人的梦想，这从心头抽出的梦想构成了为诗人所珍视的诗章，也赋予了“虹”这个意象独特的精神诗性的成分。

　　此外，《报春花》中报春花的形象，《酸果》里诗人用以自况的酸果，《雪松之恋》中雪松的形象等等，在诗人的梦想当中，它们超出了一群物的代表而成为特殊陌生的物象，它们通过诗人“创造性的想象”蕴蓄着诗人个体生命经验的记忆和情感。在梦想中它们是朝向一个美的世界的理想的存在，它们的存在保护着人类的心理机制不受敌意的、外在的、非我的以及所有粗暴行为的侵犯。

　　三

　　童年对于傅天虹来说浸满痛苦的回忆。被误认为是私生子的歧视与侮辱，两次试图前往大西北两次被遣返的经历，文革中作为“黑七类”所受的迫害，“串联”时贫病交加的痛苦遭遇等等。这些都被诗人写进诗作当中，苦难生活的诗性表达提供给读者久久的震撼与感动。但是傅天虹对童年表达并不总是被灰暗与苦涩填满，童年的回忆必然存在其值得想往的细节，它们以暖色调的形象出现，细微的温情被诗人放大并反复吟咏：“最初的世界/是外婆的摇篮歌//呵，小乖乖；呵，乖乖……/唇边流淌的旋律/像宽厚的手掌/覆盖了我/不见了黑夜的阴影/伊甸园里/有温馨的火/有快活的河/我/跨进了天国//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歌”。（《摇篮歌》）。“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歌”，摇篮歌是诗人魂牵梦绕的童年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最“温馨”的童年梦，在巴什拉看来，童年并不等同于我们幼年时期的记忆，而是通过梦想被重新建构的童年。被梦想的童年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诗人使我们相信：我们童年的所有梦想都值得重新经历”。⑤诗人笔下的童年与其说是一个记忆，莫若说是诗人对个体生命梦想的一个建构，“梦想童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梦想之源，回到了为我们打开世界的梦想。”⑥童年在傅天虹的梦想当中之所以被追溯到外婆的摇篮歌，根本的原因是外婆的关爱与呵护给予了诗人最初的温暖。虽然诗人的天性可能更倾向于漂泊和自由，但是这最初的呵护与安全感却是诗人在今后的时光里回首往事时无法回避的光亮。但是诗人并未停滞于简单的情感表达与追溯之中，在诗人梦想的重建当中，外婆的摇篮歌成为源源不断地提供火光者的形象，给予诗人的梦想以行走的去向。而人类童年普遍的摇篮歌的记忆又为这一形象提供了惊人的广阔度，读者通过诗人的童年重建自己的童年，这种对于童年的想往使诗歌本身具有了生动的感染力。

　　在《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一诗中，童年的苦难仍然构成了诗歌最主要的内容。但是诗人反复宣称“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但是/我会写诗”。这显然是出于诗人小小的骄傲，是对苦难记忆的一次嘲弄。“最喜欢七月看彩云了/没有手的云/没有口的云/没穿裤子的云/最听从/我的命令/我想到了什么/它们就变出了什么/我哈哈大笑了/我欣赏/自己有天大的本领”。在对云的梦想当中诗人体会到创造的快乐，变幻莫测的云也显示着自身的宏伟性。“我们在梦想对童年的回忆时又体验到的宏伟的过去正是那初次呈现的世界。”⑦最初的世界呈现在诗人面前，诗人想往童年的梦想也将其揭示给读者。“我喜欢/蹲在灶台边/看蚂蚁搬家/蚂蚁忙乱/我也忙乱了/我喜欢/躺在江堤旁/听大江呜咽/大江流泪/我也流泪了/我喜欢/钻进暴雨里/暴雨疯狂/我也疯狂了”，在一个宣扬服从与共性的年代，宣称自己不是一个乖孩子具有另一个维度的喻指——追寻梦想，超脱现实经验。诗人看蚂蚁搬家、听大江呜咽、钻到暴雨中去，并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真实的寓意是期待在童年行径中建构生命本真的梦想——确立梦想人生的诗意价值。

　　四

　　在《梦想的诗学》中巴什拉认为，物是梦想的伙伴，梦想者的存在是由他所激发的形象构成的。并且“一种极其简单的要求在场的请求召唤着物的梦想者参与低于人的生存。梦想者常常在某一动物，比如某只狗的目光中，看到这低于人的生存。”⑧类似视角的转换在傅天虹的诗歌当中更多地表现在诗人通过对植物的刻绘——坦诚的自白，完成主体人格的自况。在《山藤》中，诗人写到：“我梦见自己成了崖边的一棵山藤，/熬过寒冬，获得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我又有气力贴紧峭拔的陡壁，/攀呀，攀呀，上面是闪光的顶峰。//我看到山脚下‘保护山林的牌子，/欣慰自己卑微的生命获得了承认。/尽管前途是一段险峻的路程，/难挡我一心向上的热忱。//我博击风雨，一天天发展，/我扎根石缝，一步步延伸。/谁知有一天我浑身一震，/竟轻易被人砍断了老根！//是愚童天真的戏谑？/是樵夫初试着锋刃？/我死了，没死在寒流滚滚的冬日，/却死在春光明媚的早晨！”诗人的主体间性被一棵崖边的山藤替换，幻化后的他体会到山藤作为一棵植物生存的生命经验，比照诗人的人生经历，这一拟喻性的写法暗示了他生命中的过往——在熬过寒冬之后终于获得了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并且得到了被保护的许诺。但是，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山藤最终还是死在了锋利的刀刃之下，“我”从梦中走出来，对这棵山藤遭际的书写也就有了无穷的象征内涵：春光明媚的早晨指的正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而意外的摧残则表达了诗人对所有遭遇摧毁的个体生命以及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和破碎历史的大胆控诉。

　　与此相近的还有《我是一蓬根》：“莫要费力地录找我的身影，/我在板土下，是一蓬潜行的根。/沿着石缝抓紧每一寸泥土，/绕过瓦砾探取生存的养分。//我为春天贡献点点绿嫩，/希望的新芽是我送出了土层。/我为秋天贡献灿灿金黄，/浑贺的硕果是我升起的星辰。//莫要费力地寻找我的身影，我是一蓬潜行的根。/密匝的根毛是我敏感的神经，/我最能领略泥土的温情。//我知道枝葉发展每天都有新生，/我更需要深入大地的纵深。/太阳知道我的位置，/绿叶捎来了它的慰问……//莫要费力地寻找我的身影，我是一蓬潜行的根/我活在广袤的地层下，/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诗人所选取的是植物的根这一特殊的部位，在以根的视角表现它的生存的同时，诗人着力注入了人格的意志和诗性精神——“我活在广袤的地层下，/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这一句诗远远超然于普通托物言志的隐喻或象征，它不是简单的理想化的形象，而是散发着梦幻般的诗性精神，具有生长、衍生的深层含义。以植物托起诗人内心饱含的梦想，书写本真丰富的“我”，在《花的世界》、《绿叶的呼吁》、《并非含羞》、《荷花》等诗作中均有不同的蕴意。

　　五

　　温情 是银色的湖流动

　　幻想催生翅膀

　　幻想之后

　　月影开始西斜

　　落在一片摩天大厦的后面

　　巢而居

　　于是“家”这个概念

　　就翻到字典首页

　　“家”是什么

　　小夫妇俩从此起早睡晚

　　都是为了

　　解释

　　家是一张嘴

　　是五张十张嘴

　　无

　　底

　　深

　　渊

　　一只只小船在风中挣扎

　　浮起

　　又沉下

　　最后淹死在

　　无边无际的

　　夜色里

　　——《巢》

　　在傅天虹的笔下，家是一个幻想的空间，其生存居所的固有含义被诗人淡化了，精神意味和它带给诗人的伤痛得以凸显出来，而且它不是一个既有的存在，任何一处牵动诗人诗绪的空间都可以成为其精神家园的居所，一言以蔽之，家需要诗人通过想象去营构，《巢》一诗即是诗人不幸的童年经历带给他的独特书写。

　　1983年，傅天虹放弃了大陆日渐安稳的生活前往香港发展。但是在香港最初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诗人在底层中历练心智和诗歌，他边打工边写诗，唯一不放弃的是个人的梦想。在《傅天虹诗存》的第三辑，诗人选录了一首《慈云山木屋歌》：“向慈云山/借一袭坡地/从此/枕月而眠//不再惊恐/房东太太的脚步/无忧无虑的小木屋/沐浴野风//太窄小的空间/挤走了空白/太低矮的环境/容不下世俗//而我酣然/时有一夜躁动/黎明这小小的巢中/便恬恬地飞出一群诗雀”。与现实生活的艰辛形成反差的是，诗人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和安宁，木屋给了诗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化现为诗意的生命居所。

　　巴什拉曾在《空间的诗学》中提供了一种看待空间的全新的视角，他认为空间同样具有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⑨傅天虹笔下的木屋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建在半山腰的木屋虽然漏风漏雨、狭窄又有蚊鼠相伴，但是诗人对它充满了留恋，它帮助诗人抵御过人生的风雨，对诗人而言，木屋是纳受广袤天地的生命空间，是富有鲜活生命力的诗性空间，它任灵魂游弋其中。“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⑩慈云山木屋“既是身体又是灵魂的居所，它给予诗人精神的慰藉，是与诗人的内部世界形成对应的诗性的空间，它无法容下多余的空白，也容不下世俗的祛魅。“窄小”“低矮”的有限空间被具有诗意和创造性的梦想填满，诗人从中获得精神庇护的力量。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出现了“巢”的形象。“和所有休息的形象、安静的形象一样，鸟巢直接关联着简单家宅的形象。”{11}“巢”的形象自然而然地与家宅的形象关联，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空间的诗性所在。诗歌结尾有诗的鸟雀飞出，如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迷途的鸟儿/跌跌撞撞/终于找到另一处敞开的窗口/扑了出去”（《闯进木屋的鸟》），诗人从拘囿封闭的形态中飞向自由，在诗性的空间中铺展开梦想的双翼——

　　这栖身的小楼阁，

　　就成了我的天堂。

　　梦的翅翼

　　驮来你脚步的轻响。

　　——《朦胧的眼睛》

　　特殊时期的人生遭遇，苦难人生中的拼搏精神以及两岸四地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傅天虹的诗歌创作孕育出独特的诗情诗意。他的诗歌就像那蓬根一样，深深地扎入生活的泥土，结出的却不再是无人问津的“酸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想象力在傅天虹的诗歌创作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梦想的维度和诗性的空间两个层面即是诗人蓬勃想象力的一个有效见证，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怀表情，他都游刃于洋溢着诗意和梦想的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之中，恰如他在诗中所写：“你让自己/走进了风景/用花瓣撑开空间/撑开一个/彩色的梦”（《木棉之恋》）。

　　① 张旭光：《加斯东·巴什拉哲學述评》，《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② 徐志摩：《环诗、假诗、形似诗》，《努力周报》第51期，1923年5月6日。

　　③④⑤⑥⑦⑧ 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7页；第81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48页；第207页。

　　⑨⑩{11}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3页；第5页；第10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Dimension of Dreaming and The Space of Poetry：

　　On Fu Tianhongs Poetry

　　Sun Xiaoya

　　Abstract： In his poetry， Fu Tianhong lays much emphasis on the catching of poetry in experienced life. By using a multiple visual angle， he reveals individualized images and opens up a dimension of dreaming through images stamped with memories of life. In utilizing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to enrich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he engages the subjects artistic pursuit and the tastes of life in a poetic space.

　　Keywords： Dreaming， poetry，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