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由叙述者写给白求恩的三十二封信，即三十二个故事构成。它讲述了两个中国家庭和三个中国孩子从70年代初期到北京奥运会之间将近四十年的悲剧生活。叙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探讨个人与历史以及“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关系。这部容量惊人、结构精致的小说，既是作者对自身精神遗产的清理，也是对民族历史的审视，更是对世纪现象的穿越。
关键词：薛忆沩，白求恩，开放时代，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054-06
少年时代的薛忆沩是“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三十多年后，他更是在白求恩的故乡有机会目睹了白求恩的全部作品。这前后相隔三十多年的接触都同样给了他许多的激动，都给他写作《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和《白求恩的孩子们》，提供了理想的背景材料和必须的生活阅历。前者的主体是怀特大夫写给他前妻的最后一封“情书”，后者的主体是叙述者“我”，写给“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信。两者都穿梭着许多“历史的”具体细节，但薛忆沩却用文学的手法写出了一个“普遍”的人，一个生活在所有时代、正被真理和激情引诱着的人。
一篇纪念文章让白求恩成了他献身国家的偶像，也成了他出生国家的传奇。与这显赫历史地位相对应的是一个符号般单向度的人。他生命的细节不再重要，他内心的孤独和绝望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以中国人的方式对他的“纪念”，而不是对他的“理解”。而《白求恩的孩子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位性情复杂而又多才多艺的革命圣徒。“它将读者带离他意外获得的虚荣，带进他躁动不安的生命。它让读者穿过时间的烟尘和历史的迷雾去惊叹一个伟大生命不同凡响的孤獨和不可思议的激情。”①而当我们穿越时间的灰烬与虚无，回首这部小说，它无疑具有了一代人的精神编年史的意味。“‘白求恩是一座用文字建构的迷宫，一座历史的迷宫。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走进和走出（或者走不出）这座迷宫。他们都应该被包揽在‘白求恩的孩子们这个特殊的群落中。”②
一
《白求恩的孩子们》的主体是背负命运苛责的“我”，写给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信，每封信都以“你”，来称呼那代人精神荒原中不死的父亲——白求恩大夫。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异乡人”，与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另一个“异乡人”，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了推心置腹的心灵沟通或精神交流。那些孤独而密集的言说，渗透着真实的反思和解悟。其中不乏命定的徒然、反讽的超然和幸存者的漠然。
许多年中国本土生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不远万里”来到白求恩故乡的“我”的移民生活。遥远距离的穿越和个体身份的巨变，可谓是前世今生，前世无法摆脱，今生也难以安顿。苦痛于“我”从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清澈。在“我”的面前有着太多太多的疑问和困惑。原本计划撰写白求恩传记的“我”，因为一个疯女人的言行而触发了内心深处的伤痛，深埋于冻土之下的记忆汹涌而来。他要直接对“白求恩医生”说话，只有这种“直接”才能够呈现他们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关系。
“我”的追忆使历时变成了共时。这种共时，在“我”那里毋宁说在两个时代之间形成了一种镜像或反射关系，它们彼此映照出对方的生存处境。“我”对白求恩大夫心境的猜测何尝不是对自己心境的描述。“我”努力从白求恩的位置出发去体会他的真实感受，并从中获得同感。“我”对白求恩的书写是一种聆听和对话，其中有着对精神之父的尊重、迷惑和敬仰。
叙事在回忆和现实的闪进与闪回中展开，小说视点由于“我”的多重身份而得以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由穿梭。作为历史学者，“我”通过白求恩的研究资料和他的生前书信，来“想象”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作为历史参与者，“我”通过刻骨铭心的记忆来重塑那段梦幻般的岁月。作为穿越遥远距离的移民，“我”以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当下经验，反观上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小说既有对历史的质疑和追问，也有纠缠着“我”作为移民的深刻经验，如记忆、孤独、语言、荒诞、故乡、时间、死亡等等，呈现了身处开放时代个人的困境。
然而，在貌似杂乱的结构中，所有的故事都紧紧围绕着“白求恩”这个主干展开。无论是白求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的经历，还是以“我”和“我”的少年朋友扬扬为代表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眼中成年人的种种荒诞行径，也不管是“我”和我的妻子“茵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恋爱和婚姻，还是“我”在异国他乡的诸种经历，“白求恩”都如幽灵般地徘徊其中，宿命般地影响着两代人和两个家庭的人生轨迹。叙事主干上看似分散的枝节互相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枝叶丰繁的叙事结构。而随着叙事结构的渐趋合拢，与多个人物相关的碎片式的故事也呈现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和丰满充实的内容。
二
虽然“老三篇”的内容各有侧重，但《纪念白求恩》的涵盖面却是最为广泛。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语气上的不容置疑和语义上的绝对要求，最适合作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模范教材。这篇有着热烈深沉情感的文章，原本是用来赞颂一个以身殉职的国际友人。但是在后来的斗私批修年代，被用来形容白求恩的五个偏正结构短语，成为用来衡量所有凡人的五条标准。而伟大领袖立竿见影的语言，尤其对孩子们的语言习得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来自最高层，却深入到了最底层。那个年代的孩子们都是“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这种背诵巩固了母语的深层结构，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这些身处黑夜与黎明、蒙昧与觉醒之间的孩子，一边倒背如流“老三篇”，一边迷惘困惑于迷乱的现实世界。
语言质地清澈、叙事幽深繁复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写下了一份特殊的证词。它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历史的一道痕迹。它也是关于两个中国家庭和三个中国孩子的故事。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三个孩子，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天资聪颖的扬扬，凭借年少单纯的心灵感悟和直觉式的懵懂思辨，常常一语洞穿那注重经验性和实用性，但在语法上却不显示其深层语义和逻辑发展的话语方式，即，命题的先验、结构的单向、论证的随意、语言的非逻辑性和无限定性，以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常常混淆不清。所有这一切构成一种黑洞式的语言。奥地利学者齐马指出：“社会价值几乎从不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单位表达了一些社会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赌注。”③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或反对一个词的斗争。
洞穿世界的眼睛让扬扬看出成人的虚伪和现实的虚假。他在生活中看到的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和事，而是自我分裂、自我毁坏和自我博弈的病态现象。红色的六、七十年代，革命的逻辑和斗争的哲学风靡全国，作者举重若轻，只以一个孩子的率真无忌便从辩证法的躁动中推演出一片虚惘。当扬扬的父亲与同性偷情的现场被“我”和扬扬采摘桑叶意外发现之后，这个善良、聪慧而敏感的孩子被父亲暴打一顿，加以白求恩大夫的人格魅力，让他遂以暴力的方式选择弃世。他的自杀，与其说是去“彼岸”寻找从未谋面的精神之父白求恩，不如说是离开假恶丑的浊世，去追寻真善美的乐园。
揚扬死后，他的父母领养了唐山大地震的孤儿茵茵，“我”与茵茵在伟大领袖去世的那个历史性的下午相遇相识并在后来结为夫妻。朦胧中有所觉醒的少年扬扬，毕竟没能穿透云遮雾罩的历史迷雾，而成年后的茵茵却决意要用“真实”的小说，来回顾她“虚构”的生活。然而，在写完与白求恩有关的第一个故事之后，这位幸免于天灾的孤儿就倒在了八十年代末更加震惊世界的人祸之中。怀孕的她在一次夜晚因为想要呼吸新鲜空气外出散步而意外身亡。她的写作是她觉醒的开始，却又是她生命的终结。于她而言，当年的幸存与后来的死亡都有着宿命般的偶然性，而她与“我”必然的结合却使两个家庭的关系就此破裂。
扬扬死于那最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夕，他的自杀让他摆脱了其他“白求恩的孩子”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和恐怖，而无意中成为一种保持尊严的方式。茵茵死于80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误伤”，她的死深具反讽意味。唯一幸存下来的“我”是小说的叙述者。挚友和爱妻的死亡惊醒了“我”，引发了“我”的觉悟和逃亡。背负着那两种死亡包袱的“我”，在90年代初，走了一条与当年的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学者的“我”，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在异国他乡的“我”，穿梭在记忆的隧道里，回眸飘逝的岁月，驻足过往的明灭，恍如隔世。旁观之下，曾经浑浊的历史变得澄明。维度变换，昔日混乱的岁月呈现不同的景致。在同样的思维层面上，使用同样的语言逻辑，“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思维的迷宫。时过境迁，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观照那段魔幻而狂乱的岁月，就像在高处、或者在空中俯瞰地面上的迷宫，曾经的迷惘，一目了然。
茵茵那篇计划由三十一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构成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作为丈夫的“我”，在白求恩的故乡，以写给白求恩的三十二封信的形式得以完成。与扬扬和茵茵的反抗者形象相比，我就是一个幸存者，犹如一片死海中偶尔闪现的一个孤岛。三个“白求恩的孩子”通过一场精神的接力，穿越了那封闭的语言世界和精神空间，超越了历史的芜杂与晦暗。而“我”也就此完成了内在自我的超越。
三
白求恩为什么“必须”来中国和“我”为什么“必须”去加拿大，是小说故事与人物叙述水流的推动之源。两者的谜底都是随着叙事的进展渐次揭开：前者的表层原因是白求恩的政治激情和他与女人的纠葛，深层原因是为了摆脱存在的巨大虚无感和寂寞感。他厌倦了他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厌倦了生活，厌倦了孤独，安居乐业无法令他满足，他只能走陌生和危险的路。他需要用一场真正的战争来消除那致命的“乏味”，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后者的表层原因是，作为白求恩在中国留下的无数孩子中的一个，“我”不远万里来寻找“父亲”，“我”还要继续妻子茵茵与蒙特利尔的神奇“缘分”：茵茵在地震后的广播中听到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的创伤性记忆。深层原因是茵茵的血，他们孩子的血，让这缘分变为了“血缘”，是他们的血将“我”引到了蒙特利尔。茵茵的灵魂凭着爱的力量，穿越历史的迷雾和时空的阻隔，在白求恩的故乡与“我”得以相聚。白求恩的过去，“我”的未来，茵茵的想象，在时间的迷宫中，这座城市就这样收容了他们。
与小说叙事结构的开放相对应的是人物的穿越。小说以题为“一个奇迹”和“一张彩票”的两封长信的篇幅来写他俩的相聚。在全书中，历史的暴虐，道德的溃疡，语言的虚假，是这两封长信之前所述历史的显著特征。这种时间的虚无状态，乃是灵魂的死亡景观。因此，“我”对死亡的畏惧和困惑，在小说中不是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特性的，而是以对灵魂的空缺感到悲愤为实质的。因此，出现于小说结尾的这两封长信意味深长。
灵魂是高贵的，命运是无奈的，历史越虚无，灵魂越美丽。“我”唯有假手记忆，方能寻回往昔岁月的斑驳陆离。那些碎影光隙，依稀还原出“我”与茵茵的逝水流年，而作者着力重现的，正是爱情。茵茵的灵魂越过梦幻性的时间隧道，在尘世以超市收银员的形象现身。对死亡的逾越使灵魂实现了对历史的超度。时间在他俩相聚的那一刻重新开始，历史在此以情爱的方式被再度虚构。时过境迁，唯有“我”与茵茵美好的爱情以及与杨杨纯真的友谊永世长存。而贯穿小说的这种真挚情感，既是小说的脊梁，也是照亮小说久远的光芒。
如果把这部小说比喻为一棵文学的文体大树，那么其中关于生活的种种饱满丰富的细节，犹如这棵树木的果实和枝叶。它们彼此依存，四散开来，却又各依藤蔓，构成小说结构的美丽风景。小说的人物造型和叙事结构已是出类拔萃，而让其更上一层的却是如教堂尖顶般直指天空的深层结构。这样的结构是由一双带血的幼儿“手套”、一个“收银员”和一张“彩票”三个意象来体现的。小说因为它们而有了叙述上的灵性以及灵魂的在场感。出现在第八封信中的第一个意象，是茵茵在滑冰场如梦似幻的情境中留下的一个物证。而后两个连续现身的意象在把故事推向高潮的同时，也构建起作为小说灵魂的深度空间。
难能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把夫妻相聚写成彼此促膝相谈的滥俗场面，而是用诗意而空灵的文字写出了一种撕心裂肺却又无声无息的伤痛。三次相遇只是眼神短暂的纠缠、语言简短的问候和指尖与掌心难舍的碰触。这样的叙述源于叙述者和叙述对象在灵魂上的沟通和感应，源于小说内在因果的发酵和推进，源于灵魂和精神的内在真实与绝对自由。作者通过这样的“神奇”桥梁，到达了新的“现实”和新的“真实”的彼岸，照亮了写实主义无法进入的幽深之处。
四
作为长篇小说灵魂的叙事结构，这部小说是相当出色的。在有着多重身份的叙事者“我”的眼里，历史不再是沿着时间顺序流逝的长河，而是一个整体，一个螺旋形状的运动体。叙事的多维空间，需要读者对小说的整体性把握，而不是凭着单向线性的逻辑思维，在网状的空间中一味地笔直向前。与小说全息式的整体叙事方式对应的，是二律背反式的思维逻辑。以数量词“一”为标识的三十二封信，其内容却是不同时空中频繁闪现的丰富繁多的人物和事件。这种层叠复加的故事讲述都以或比照或悖反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形式呈现，从而构成了这部小说丰饶结构的壮观与和谐。
叙事一边是“老三篇”的倒背如流，一边是童言无忌的调侃。一边是大人们诚惶诚恐的表象，一边是黑色幽默的喜剧或闹剧。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丑行径，一边是样板戏舞台上的慷慨高歌，如此等等，两种方向互为悖论，互为因果。在这样张力极大的叙事结构中，自然而然地蕴含着对荒诞历史的解构和对异化生活的穿越。如果这部小说的结构仅止于这种悖反式的讲述方式，也可以让读者惊讶和欣慰。然而，作者还将小说叙事的对应美学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牢靠而扎实。贯穿小说始终的种种对应，在繁复的结构中灵动流转，没有丝毫的扳滞与刻意并有更为丰富的延伸和意义。
如，在“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中，蒙特利尔市长卡密林·胡德为了避免“人民”的牺牲而拒绝政府的征兵令，而战争却是白求恩钟情的情人，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所救护的人将会去杀人。他俩之间，谁是“有益于人民的人”呢？在“一座雕像”中，落满鸽子粪的白求恩雕像，与整洁干净的毛主席雕像的叙事对比中，插入了扬扬因失手打碎毛主席塑像而被他妈严厉惩罚的故事。“一个对比”，其实是关于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白求恩与赛珍珠命运的多种比照。前者成了后者迷恋的“大地”上最耀眼的西方明星，后者成了前者为之献身的国家的“污蔑者”，前者因适时的死亡而成为超级巨星，后者因中国得到的殊荣注定要让她遭到中国的唾弃，前者革命的中国与后者文化的中国是一种对立。但他们都经受了历史的反讽。
“我”在加拿大的异乡人经历与白求恩在中国的异乡人经历；“我”对亡妻茵茵的极度思念和白求恩对前妻的刻骨爱恋；茵茵的死亡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生死亡的对比；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与加拿大的白求恩的孩子的命运对比，凡此种种，形成了无数的对应关系，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而读者在这种物镜关系的相映互照中，体味着小说结构的对应关系和美学格局。小说开篇引发我抑制不住的乡愁和写作冲动的异乡的一个“疯女人”，对应着小说结尾与“我”纠缠不清的另一个“疯女人”，即，扬扬的母亲、一个时代预言者的离世。白求恩的时代终将消逝，白求恩的孩子们也终将成为那段历史的句号。这样的对应将传统小说中故事的前后呼应，上升至现代小说的结构对应。
作为移民的“我”，在异国他乡的种种际遇，让“我”有机会反观和反思一百年前席卷全球的那场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个幽灵”和“一堂漢语课”中，“我”对一些词汇和现象的今昔比照，以及鲍勃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买春时的可笑遭遇，在解构理想主义的同时，却也让身处开放时代的“我”不无失落和困惑。神圣的国歌成了妓女的笑谈，遭人鄙视的金钱成了才能的标识和幸福的象征，“毫不利己”是十足的愚钝或者纯粹的伪善，代表资本主义或剥削阶级的“老板”成了当下最流行的称呼，高唱“国际歌”、高喊反美口号的“五一”劳动节，成了人们旅游和购物的“黄金”假期。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弱点依然如故，一不小心还愈演愈烈。小说在看似散漫四溢、游移不定的叙事中，却时时暗藏机锋，每每使人会心一笑。反讽是这部小说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它立足于两个家庭的痛苦，却又超越了痛苦。“两死一伤”是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而从其充满笑料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人必言利”和“娱乐至死”的年代，已取代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代。曾经用理想主义的语言表述的一切，如今被诉诸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竞争。当年让人噤若寒蝉的一切，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白求恩给他的“孩子们”的生活和历史带来了太多的反讽。那个让几代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不再在中国大地上徘徊。那个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白求恩的幽灵”，也已不再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所有这一切，正是在张力极大的叙事结构中呈现的。所有这一切，让客居异国十九年的“我”仍然在经受着“过去”的困扰和折磨。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文化与精神神秘根源的探询和追问，以及对这二者的思考与焦虑。只要这种焦虑的根源存在，《白求恩的孩子们》就会有它生命不息的意义和文学之河不息的流淌。
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主要兴趣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蒙特利尔读到的白求恩的档案和私人信件，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关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对立的证据和对立的解读，从而引发了“我”对那位正在被中国的集体记忆遗忘的传奇人物的重新思考。“我”发现世界上有两个“白求恩”，一个保存在加拿大的档案中，一个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前者与同一个女人离过两次婚、孤独而充满激情。他的形象是建立在白求恩自己的作品和文字上。那部记载白求恩理智和情感的档案，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心理世界。后者源于“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能背诵的那篇著名的纪念文章。那个完美如圣人的形象是建立在想象和权力之上的。对于“白求恩的孩子们”来说，后一个白求恩更加“真实”，也更有意义，虽然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极度孤独的内心世界。他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精神的一部分。
两个迥然不同的“白求恩”的叙述给小说带来极大的叙事张力和魅力。一个是苦行僧般的战士，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男人，一个是“高尚”和“有道德”的人，一个是与几个女人纠缠不清的男人，一个过着高强度的“专门利人”的生活，一个是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御乡愁的袭击，一个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是热衷于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和精美无比女人的男人。在这截然相反的对比中，“我”既为昔日的种种荒唐愚昧而悔恨，也因了解到真实的精神之父而困惑。它诱发着“我”的迷惑和怀疑，让“我”想得更多，想得更远，想得更深。在这两个表面矛盾的“白求恩”身上，“我”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历史的“真实”就隐藏在那种神秘的联系之中。
五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光芒四射的思想，很快就因被神化而变成让人生畏的偶像，而乌托邦理想和宗教热情的交互作用又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语言神话。如果说偶像和神话是绝对化的结果，那么在《白求恩的孩子们》中处处体现的思维的悖反逻辑，所摒弃的恰恰就是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其意义，与其说在于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不如说在于揭示一种理解那个年代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意味在于，假如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真理，那么真理也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甚至是多元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真理是由悖论构成的。
如果说语言是世界的终极界定的话，那么文革时代的话语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是巨大的停滞。人是政治的动物，因此是城邦和社会制度所塑造的。人也是语言的生灵，是为语言所塑造的。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就是语言。语言不仅可以篡改历史，而且可以谋杀伟人。当杨杨的母亲说“你们都是白求恩的孩子们”时，她无意中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和一个历史的真相。而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界定的世界时，那么改变自己的语言则意味着对世界的一个根本性改变。中国人如果能够跨越文革语言这条边界，就有希望实现对文革现象的最后穿越。
《白求恩的孩子们》就是试图穿越的一种努力。薛忆沩在这部小说中体现的思维方式，就是努力走出那个封闭的语言世界的一种努力。而他精准、简洁、优雅的“西而化之”的语言，已经击碎了他文革时期所沉积的坚固的语言岩层。在加拿大写出《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时，他惊喜地发现他的汉语写作还仍然能够触及灵魂。他真切地感觉到，在加拿大生活那么久，但汉语的能力却提高了，“我突然发现，原来汉语可以表达逻辑，只是表达的方式更为复杂”。他貌似欧化的语言既是内在思辨表达的需求，也是其理性追求的结果。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薛忆沩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其思想的成熟之作。这与他哲学、理科和语言学的教育背景，以及长期阅读英文原著的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学者藏策指出：“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文学的思想以重建话语间的新型关系的方式，来破解已被陈年套索绑缚了的思想框架和话语俗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是对被捆绑与劫持了的语义的解放。”④《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作者基于自身经验对全球化的思考与回应，是对我们民族高度禁锢时代的精神资源和一向贫乏荒谬的历史传统的审视，也是对全球思想资源的扩充。这种清理是结束也是开始。”⑤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制约、塑造和污染，但我们对自身历史性的反思，则是实现自我清洁的唯一機会。当那个时代的话语仍在大多数的铅字中昂首阔步，当现在的汉语背后还徘徊着那个时代的幽灵，当人们还在历史的深渊中沉浮，在传统的糟粕中翻滚，《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一种新的寻根文学，是重新攀登人文主义山峰的努力，是文化心理上的自我扬弃和自我修复，也是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构建。
① 薛忆沩：《文学的祖国》，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2页。
② 薛忆沩：《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③ 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④ 藏策：《超隐喻与诗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⑤ 申霞艳：《全球化与〈白求恩的孩子们〉》，《新地文学》2013年6月。
（责任编辑：庄园）
The Predicament of an Individual in an Age of Openness：
On Bethunes Children by Xue Yiwei
Feng Xinping
Abstract： A novel that consists of 32 letters to Bethune， or 32 stories， written by the narrator， Bethunes Children tells of a tragic life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from the early 1970s to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as lived by two Chinese families and three Chinese children. From a special angle， this novel explo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history， and the accidental and inevitable. This novel， voluminous in content and intricate in structure， is not only the authors sorting out of ones own spiritual heritage but also his examination of a nations history as well as a penetration into the century phenomenon.
Keywords： Xue Yiwei， Bethune， an age of openness， spiritual predic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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