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尝试比较黄碧云《烈佬传》四份电脑草稿与最后定本，探索创作过程中种种考量。作者对本土方言的运用非常自觉。无论草稿或定本，均见到广东方言以至地道粗口不时掺入。至于女性角色叙写内容的选择，以至构词表述越趋平淡，同样见证作者如何不断调整固有写作风格，以更贴近角色的性格、经验。第一人称叙述手法于各稿中运用之贯彻统一，则在突显主角的自我意识。总体而言，《烈佬传》数易其稿，从内容以至文字上的变动或不变，是基于创作者对社会边缘弱小的关顾，一种人文精神。
关键词：社会边缘；男性视角；人文关怀；风格平淡；广东方言；粗言秽语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045-09
一、文本溯源——从《烈佬传》获奖说起
《烈佬传》①2012年获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2014年再夺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首奖。作品两次得奖，备受推崇之余，更带来了一系列研讨讲座。②黄碧云一再受邀，现身说法，向大众交代创作缘起及角色蓝本等。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在作者已死那种后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往往受到轻忽。然而如《烈佬传》般充满地方色彩，毫无回避地掺入方言，题材涉及几十年来本土人事变迁，大众参与讨论时，又难以避免触及故事源头、创作因缘等层面。吸毒、黑社会、监狱等题材，更构成了一个与大众日常生活既相关又陌生的小说世界。这样的文学世界，吸引了读者的好奇与关注。黄碧云搜集资料的经过，虚构与现实的相互指涉，顺理成章成为与会者交流焦点所在。她也一再交代如何不断修改文本，以更贴近主角的经验。这样的讨论已走向文本发生学研究的范畴。
文本发生学本身为溯源方法，专研手稿或原始材料之类，关注的是作者的创作过程，如遣词构思、增删润饰等。手稿受到重视，是因透过当中改动痕迹，能让人了解作品形成过程。③然而，随着电脑时代来临，以纸笔创作的作家已越来越少。《烈佬传》即以电脑打字完成。如此一来，手稿特有的字斟句酌印迹，便似无从追寻。犹幸黄碧云仍然保留了几份不同时期，内容相异的电脑草稿，足供比对研究。这类电子源版本，自有一定价值。正如何金兰所期待，随着电脑技術不断发展，文本发生学应会有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她在比较电子源版本与手稿时，虽然依然强调后者重要，但也认同前者呈现作家风格的可能。④
本文以《烈佬传》四份不同电脑草稿作为研究对象。⑤为方便说明，草稿分别名为A、B、C、D稿。单篇或表面来看，这些电脑稿件本身的改动或杳无痕迹，然而把之相互比对及与最后出版了的定本⑥作比较，仍可让我们追溯作者写作时种种考虑。其实文本发生学的重要理念，一如刘易斯·海（Louis Hay）及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等论者所说，是文本的生成过程。作品的形成经过，本身已具备自足研究价值。⑦以下对《烈佬传》电脑草稿与定本的比较，朝向的正是创作过程的研究。
二、广东方言与规范汉语的混合生成
规范汉语与广东方言夹杂，无疑是《烈佬传》一大特色。作者看来颇为沉醉于本土方言的书写世界。乔安娜·索恩博罗（Joanna Thornborrow）指出，坚持少数人的语言是一种价值坚持，亦是自我文化身份的延续。⑧《烈佬传》对广东话的大量使用亦反映了作者这方面的意向。《烈佬传》草稿阶段，已见大量混入广东方言，各稿均能找到例子，略举如下：
A稿：
“姐姐仔， 食要用眼”（页4）、“有啖食，唔 你”（页7）、“窒吓窒吓，你知阿刮讲 的喇，讲 十几次”（页7）、“都是为了条女。我都叫他不要 女人钱，唔好近女人”（页8）、“不知在那里班了一个电视”（页11）、“自己单拖去老笠”（页12-13）、“顶你个肺”（页15）、“我藐藐嘴”（页16）
B稿：
“你 线，有 食药呀”（页1）、“坐监坐一阵又回来开工 食”（页7）、“阿娇说我家好巴闭，成家 食 到日本”（页7）、“拿到几粒靓货，我说阿欢我赚到钱让我们叹他一叹”（页9）、“我已给差人打到散”（页9）、“他说我问你乜你答我乜”（页13）、“好好睇睇”（页13）、“这次赖野不过要走就走”（页17）、“这个师奶阿杀和你说的甚么”（页19）
C稿：
“这么硬颈的一个人”（页2）、“就和阿生和我在洛克道打荷包”（页4）、“以为阿娇是我条女”（页6）、“我们有这铺瘾的”（页6）、“我一早想打他一镬甘”（页7）、“但我大佬教落”（页9）、“你条仔”（页9）、“边度”（页9）、“做边瓣”（页9）、“食水深唔深 ”（页10）、“乞人憎”（页16）、“你地做乜事打交”（页21）、“九唔搭八”（页40）
D稿：
“你不会衰成世”（页2）、“我最憎人污糟”（页3）、“咪搅我”（页5）、“我保你大”（页6）、“第二朝上大三巴又得个吉”（页7）、“又平又靓”（页8）、“走喇，等搏拉咩”（页11）、“成日打人”（页12）、“因为好折堕”（页15）、“皇 又去第二度 食”（页16）、“我顶 个肺”（页17）、“吴松贵更折堕”（页17）
句例不胜枚举，见证作者如何不断以方言进入文本，冲击书面语的惯有表述。有时仅为量词变化，有时则为各种词语置换，以至句子结构变动。不过，作者看来仍在摸索，所以即使同一表述，字词运用并不统一。如D稿有“我哋”（页16）、“训”（页16）的广东方言词汇，但同时也可找到“我们”（页1）、“睡”（页1）等规范汉语的写法；连方言字词本身的写法也未达一致，一时写作“嘢”（页11），一时写作“野”（页12）。A稿亦然，虽然通篇多处使用“他们”（页2），但亦有方言“佢哋”（页7）。D稿中又写作“佢地”（页1）。要知方言源自说话，有时只有读音而无统一写法，字形易趋混乱。黄碧云便特别购置了广东话字典，学习书写。⑨至于C稿的：“我食port冇所谓”（页21），则是方言及英文共冶一炉，隐然带着殖民地的语言印记。此外，有时同一句内，会密集地以方言字词表述，如A稿下例的“皇”、“搅”、“呢样”等：
“阿欢并非皇了，皇了好搅，有规有矩，香港地，呢样好”（页8）。
而“皇”更带有特定社群的词汇特色。“地”在此处，以粤音来说，非为第六声，而应为第二声，粤方言区以外的人，大概不易读出这些字词的地道神韵。又如D稿有广东话“我地”（页4），即是现代汉语中的“我们”，或也会让不同方言区的人误以为指“我的地方”。由此可见，作者提笔伊始，已决定了广东方言与规范汉语混合的写作方向，而并未在意粤方言区以外的人能否读懂。
到了定本，广东话运用更见水到渠成，通篇均找到例子：
“ 麻甩佬照睇”（页69）、“ 晚那个女人留低的吗”（页78）、“有个靓女人，在喊苦喊忽”（页78）、“鬼理你”（页93）、“不是兄弟不过你一 ”（页99）、“议员不是得巴口”（页101）、“卖 的问我，先生要买 乜 ”（页128）、“有一盘水唧唧的淮山瘦肉汤”（页128）、“ 甩不难”（页150）
经过草稿试练后，定本中广东话与书面语的结合越趋成熟稳定，运笔更显收放自如。整体来说，如与C稿过于密集使用方言比较，定本可说较为适中合度。对域外读者来说，定本中某些方言字词意义，应可根据上下文得知。不过，作者也没有放弃把较难明的词汇如“胳肋底”（页27）、“毛管戙”（页100）、“博落”（页188）等置于句中。其中“博落”更是较古旧的说法。此外，可注意的是，到了定本，男主角性情变得恬淡。由他作为叙述者，即使同样使用方言，相对于草稿来说，风格用语可说较为温和冲淡，而行文节奏益见纾缓从容。
王中、谢伯端等论者指出，方言具私密性，是深刻的心理符码，代表了语言感情上的归属。这种特殊情感，更说明了人对所属方言集团的自我意识。⑩黄碧云在作品中坚持使用方言，除反映了身为港人的自我意识外，亦可说是让角色体验一己的方式。之前的《烈女图》已见黄碧云这方面的尝试。一句“头在沙头角，屎忽在九龙城”{11}，早已赢得评者垂青。{12}《烈女图》呈现了香港几代女性挣扎求存的历史，《烈佬传》通过烈佬大半生，同样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来的变迁。夹用广东话忆述，显示的正是本土的情感意识。2014年《烈佬传》获奖后的座谈会中，邓树荣曾举该书一段为例，指出其形象化及感染力。地道用语的传神演绎，正是不能忽视重点所在。{13}即使到了2016年，仍有有心人兴致勃勃以粤读为名，举办相关讲座，并即席以广东话诵读《烈佬传》选段。{14}小说运用方言的讨论，再加上与会者以方言发言或朗读，带出的更是众人背后共同的本土意识。在《烈佬传》评论结集中，编者罗贵祥进一步指出，《烈佬传》运用广东话，超越狭隘的地域文化身份指涉，彰显了受压迫者、边缘文化、少数群体等较大议题。{15}《烈佬传》最后付梓，无论香港天地版或台湾大田版{16}，均没附载广东方言与规范汉语的对译。这种抗拒解释，坚持让读者自我追寻意义的做法，背后带出的未尝不是作者融合方言与规范汉语的理念及坚持。
此外，为了更真实演绎主角身处社群的口语特色，广东粗口的混杂使用，也成了《烈佬传》致力方向。彼得·特拉吉（Peter Trudgill）指出，语言是识别身属集团的标签。{17}这样的语言也有如迈克尔·哈利廸（Michael A. K. Halliday）提出的反语言（anti-
language）特色。反语言常具反社会（anti-society）特征，能助人从原有社团转移至反社会集体。{18}黄碧云不避禁忌，以广东脏言入文，也可说表达了同社团成员冲击主流价值的反社会倾向。使用粗言秽语，正如金斯利·博尔顿（Kingsley Bolton）及克里斯托弗·赫顿（Christopher Hutton）所说，往往非旨在实际沟通，而在彰显社群间的社会界线（social boundaries）。少年使用者本身，常视之为黑社会成员的身份标签。{19}黄碧云刻意让角色“出口成章”，正是要突出他们身为他者的边缘社会身份。草稿肇始，已见黄碧云毫不忌讳地在对话中掺杂粗言脏语，例子可谓俯拾皆是，略引如下：
A稿：
“阿生说你讲乜 ”（页4）、“关你甚么叉事”（页5）、“蓝丽便一轮你老母臭西，问我望乜烂 ”（页7）、“你个臭烂西你死开”（页9）、“你老母个烂臭西”（页13）、“我说你 线”（页14）
B稿：
“我說好卵麻烦”（页1）、“你唱乜鸠野”（页4）、“我说你写乜卵野”（页7）、“我说，仆街”（页8）、“我说你老母个臭西 ”（页13）
C稿：
“我说你是男人我便打九你”（页9）、“衰 格”（页10）、“你读乜 ”（页23）、“而家我好 臭咩”（页33）、“她说你死 开”（页42）、“阿妈你讲乜 ，掉你个臭西乜 贼都 用”（页46）
D稿：
“你读乜 ”（页4）、“我乜七都无但还有我这一个人”（页4）、“女人 鸠用”（页9）、“仆街”（页9）、“仆你个街”（页17）、“ 线”（页18）、“我掉你老母”（页20）、“ 用”（页22）
到了定本，虽然仍有广东粗口，但数量较少，运用时亦显得克制，只会零星夹杂一二字，如下列句子：
“说我食白粉关你乜 七事”（页20）、“我说你做乜 还不睡”（页73）、“一边骂，仆街”（页75）、“那个人骂我，你个仆街，你不一样食白粉，你扮乜春 ”（页150）
整体来说，定本以粗口入文时，再不会如草稿般恣意挥洒，纵情率性。拉尔斯·安德森（Lars Andersson）及彼得·特拉吉（Peter Trudgill）指出，脏话除辱骂他人外，亦有非恶意挑衅，而仅具情绪宣泄及随意表述的功能。{20}无论草稿或定本，上述表达方式均能找到。相对于草稿来说，定本为了配合男主角云淡风清的人生态度，粗口数目锐减之余，更偏向情绪表达或随意惯性使用层面。这与作品最后设定的平静基调自然不无关系。此种对语言的克制，其实亦见于定本中作者如何一再调整自己固有写作风格。
三、不断自我修改的写作风格
黄碧云文字风格一向浓烈，主观而抽象的思维模式，往往渗透作品之中。在《烈佬传》几份草稿中，这种写作特色依然清晰可见。以D稿为例，对于“一”字，作者无端作出一番解释：
“我写着一，想着一。一字最少，所指尤多：单个，相同，专注，全，满，整，每，各，另，才，偶然，加剧，概括，每每、每逢、竟、乃、皆、或，事物的另一面，既一而一，即所有”（页18）
以上引申，与上下文看来没有明显关系。作者似是兴之所至，想起“一”字的多重意义，因而借势发挥。最后显示的仍是那种饶富哲学思辨的个人表达方式。再如B稿，有一段以“阿娇你不要哭”（页11）开头，接着想象不停跳接，带出不同意象，如四月、梅花、桃花、女子等，拼凑成如诗语般的内容。再看B稿以下语句：
“灰蓝绿，亡猫之眼”（页1）、“死亡穿甚么衣服”（页2）、“墙壁要流的血，开始了便无法停止”（页3）
以及D稿的“希望是甚么？希望是鸡”（页1），同具难明哲理或复杂意象。总体来说，并不符合角色该有的表述情态。{21}又如A稿及C稿均让主角记下探监名单。A稿写的是：“鬼，圣，阿修罗”（页1）；C稿则是：“魔鬼，阿修罗，圣安多尼”（页1）。虽或为表达主角跟社福人员刻意挑衅或乱开玩笑，但用语抽象，更似文人自我耽溺的想象，对受教育不多的主角来说，实有欠写实。在定本中，这些叙述不复再见。
再以下列不同草稿为例，更可见作者对语言的节制如何同时导致内容的改变。阿牛与阿生大打出手，A稿有以下叙述：
“阿牛见血便发狂狂斩……我回过神才冲出上去按着阿生只手，只手甩甩离离……身上的血开始干，啡红色，有腥臭”（页4）
B稿则是：
“阿生和阿牛分赃不均在卢押道大排档互斩，想不到阿牛平日讲话细细声斩起人来眼都红，纳了菜刀便斩，斩到右手见骨，大佬追出来执起全身血的阿生送医院”（页5）
C稿亦有类似叙述：
“阿牛经过大牌档见到刀便纳，一斩阿生用手格挡，想不到刀那么利，半只手就断下来……我回过神才执起阿生只手……血干了，啡红色，有腥臭，好像卖鱼佬”（页4）
以上几段，完全不避血腥，叙述冷静仔细。手挥刀刄，肢体受创，或见骨或甩离断落，均不忘交代，是作者典型的“暴力美学”{22}创作风格。D稿虽没有描写手断过程，却不忘渲染阿生后来的沦落：
“个人望住我，对眼黑一黑，头发好长打哂饼，远远闻到好臭，裤着一半唔着一半，露出半个黑屁股”（页4）
到了定本，已不见肢体断落那种流血煽情的细致叙述，而只轻轻以阿生“斩伤阿牛”（页31及100）带过。这种淡化戏剧效果，情节越趋平实含蓄的手法，亦见于作者对原始资料梳理及挪用的费煞用心。
黄碧云搜集《烈佬传》写作材料，历时多年。最后如何把大量原始资料筛选运用，去芜存菁，取舍之间，自不容易。她曾记下不少黑社会成员所用诗句，更刻意置入小说中。几份草稿罗列了不少例子。A稿首段即急不及待列出：
“‘一保红灯照四方，二保红棍保蓝山（页1）、‘忠义堂前无大细，五祖堂前有尊卑”（页1）
又如下列一首，更同时见于A稿及C稿：
“三三洪英去灭门，三六洪龙后大排，三九洪武来作法，一百零八室乾坤”（页1）
文本中记下这些诗句，用意自为更切实反映黑社会真貌。不过，若太密集使用，反见作者选择素材时未能适当取舍。
至于定本，以下表述：
“有忠心方可入门，无义气请勿拈香”（页12）、“义板桥头过孟君，左铜右铁不差分，朱家设下洪家过，不过此桥是外人”（页13）、“立誓传来有奸忠，四海兄弟一般同，忠心义气公侯位，奸臣反骨刀下终”（页13）
加上其他黑社会会规，同时编排于两页里，密度不可谓不高。然而，作者把之置于入会仪式中，成为有机组合似的，看来才不至过于突兀。此外，从以上诗句可见，义气是黑社会中人声张的人际关系，亦即为不少港产黑帮电影所渲染的情味。{23}现实生活中，正如论者廖子明诟病，不少人向往黑道中人的行事作风，而把他们视作英雄。{24}这种所谓义气，《烈佬传》中同可找到，不过却以独特方式呈现。几份草稿所见尽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史记》内容及语句的挪用。作者借用某些情節及渲染之忠义，美化笔下的世界，可是有时似又过于沉醉于其中之浪漫侠义情怀，而不禁引用了较多篇幅。这些过多的文字未能与《烈佬传》本身消融，以致沦为作者自我宣泄的情绪。吊诡的是，作者一面制造古典浪漫之余，一面又以逆向思维予以冲击。引用《史记·刺客列传》一段，字数不少，试列其中几行：
“谁知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他为的是甚么？我说，好戆居。他宁愿自残行乞，都不肯为赵襄子所用，为一‘忠字。他再伏击赵襄子，这次赵襄子不能放他了，‘寡人赦子，亦已足矣。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他求赵襄子脱衣服让他一击，就当报了仇，‘遂伏剑自杀。我说，好蠢。……那些剌（笔者按：黄碧云误把“刺”作“剌”）客，为自己相信的送命？”（D稿，页2）
作者花了不少文字阐述《史记》内容，却不时插入“好戆居”、“好蠢”等非议。看似在不断否定这些所谓英雄好汉的做法，但其实通过引用的文言语句，古典浪漫气息依然深植其中。简略的否定字眼，闲闲不经意的答话，并未能完全淡化整体的浓烈氛围。到了定本，作者虽对古典世界之向往依然未变，但已不复有如上之冗长引述，转化亦较为自然。以下文为例：
“原来灰哥年纪也不大，二十岁左右，右手前臂纹了一只老虎，左手前臂就纹了一个浓眉大眼，头扎白巾，身搭白布，两掌张开见五指，身染梅花血的好汉，写着‘武松……胸前打开，见到胸口纹有一朵玫瑰，真是粗中有细，肩上缚着一件毛衣，西裤皮靴，小腿处有点胀鼓，他弯下身来，在皮靴里抽出一把 长牛肉刀，报纸包着刀锋，大佬说，你傻的呀，带着架生通街走，灰哥笑了笑，将刀收回”（定本，页17）
人物出场，犹如昔日明清话本小说。行文语气相似之余，连内容也有近似之处。角色身上揭示的武松纹身，更此地无银般，直引读者认证其中的古典印记。“大佬说，你傻的呀，带着架生通街走”的加插，则接续了前述草稿以广东口语打断古典叙述脉络的表述方式。如此插入，也让那种古典梦幻气氛戛然而止。读者，甚至作者自己，也就不得不重新面对角色身处的现实世界，而这个世界看来竟又限制重重。“将刀收回”是实写，也是虚写，好汉早已无用武之地，更何况那些隐于黑暗角落的烈佬。对这种带有话本小说风味的写作手法，作者看来乐此不疲。再以下列引文为例：
“这时天成出来，穿一件胸前开钮的白T恤，见他纹有的一对青蓝色双鹰，穿一条淡蓝烂牛仔裤，腰间挂一串银骷髅锁匙链，手戴骷髅戒指，头发剪到好短，眼下一粒红痣，手指尾又纹了一朵蓝玫瑰”（定本，页95）
状写人物外形，同样带有话本角色出场的气度架势，宛似《水浒传》绿林好汉。如此氛围下，黑社会人物的形象层次因而得到提升。小说最后名为《烈佬传》，烈佬一词的构思，也隐然带出了烈士般的精神内容。粤人称男性为佬，本有贬意。黄碧云却在“佬”前以“烈”修饰，佬的低俗味道由此转化为吸引人的男性气派。一群原本流落街头，为社会不容的佬，在作者美意叙述下，便有了不一样的神采。再回看草稿之命名，B稿为“那夜之前”，着意于时间。A稿及C稿则同为“此处，那处，彼处”，落想在空间。从草稿不闻“佬味”到定本“佬味”尽见，作者为笔下角色制造“黑道魅力”的努力于焉呈现。
黄碧云一向擅写女性故事，对于《烈佬传》以男性为主体的叙述方式，显得非常自觉。她努力摆脱惯有的女性写作风格，尝试以男主角的视角、语言去重组他们的世界。以上《水浒传》英雄的模拟刻划，除在内容上突出角色的男性气概外，更塑造了一种融合话本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新样式。通篇来看，定本中主角少言，叙述用字浅白，有别于草稿。再如四份草稿中均可找到不少对眼睛的描述，其中不乏较抽象或富哲理的比喻。各举一例如下：
“那双眼，有点灰蓝……她那双，好像白内障，怎样也看不清楚的眼”（A稿，页13）
“水滴没有流到我的脚尖，只跑进了我的眼，眼有味觉，酸，咸，苦”（B稿，页11）
“那双眼，女人伤心至透的眼最好不要见着，见过你一生都无运行；那双眼冰凉凉黑小石子在潭底一样看着我，她甚么都没有说”（C稿，页1）
“我眼睛都酸了，有虫咬，岁月有虫，积年成兽”（D稿，页12）
黄碧云钟情眼睛描写，而在运用相关比喻上，喻体与喻体距离颇大，主观想象色彩强烈。到了定本，这类叙述内容已不复见。作者改用较贴近角色性别身份及出身经历的直白语言。尤其定本以只受过初小教育的男主角为叙事者。从他的视角切入，阿娇眼睛之类，也只着意于外形的简单勾勒：“眼睫毛长长的”（页43）。紧接此句，却有以下引申：“不知她有没父母，她父母有没找她”（页43）。可见作者已尝试把关注范围拓阔，思索现实人生的经验层面，而非如草稿般一味耽溺于喻体本身的美感想象。彼得·特拉吉（Peter Trudgill）指出，不同语言可带出对世界不一样的观照。综上可见，从草稿到最后定本，作者是如何不断调校自己固有语言风格，以更真实呈现笔下角色所感知的世界。{25}
四、女性角色叙写内容的改变
黄碧云一向擅写女性故事，但《烈佬传》写的是一群“烈佬”。女性显得次要。阿娇这一女性角色，草稿及定本均有出现。男主角怜惜她同为天涯沦落人，时加照顾。几份草稿中，二人关系较复杂，其中更有男女情欲描写，如C稿便有男主角与她发生性关系的情节。男主角、阿牛、阿娇兩男一女的暧昧感情纠葛，亦不乏描述。阿娇买菜烧饭，三人凑合同吃，便恍如制造了临时假想之家。至于B稿，阿娇与男主角则以雌雄骗子身份出现。男女角色戏剧化地粉墨登场，情节曲折离奇。
到了定本，男主角与阿娇关系较为单纯。二人萍水相逢，男主角自身困顿，却因不忍而对弱小的她施以援手。阿娇的行事作风，定本没有如草稿般渲染，而是较平静含蓄地表达其不幸。试比较以下两段：
“医院候诊室好嘈，有个癫女人在大声叫痛，有个婴儿大哭。阿娇听到就用小手指塞着耳朵，我凑近她耳边说，你习惯了就听不到。她放开手，大声说，我为什么要习惯啊？我为什么要习惯被人强奸啊？你知道第一个是街市那个看更阿伯，他还给我一堆红萝卜，这个是什么世界啊？有没有公理啊？你叫我怎样习惯啊”（A稿，页6）
“她用手遮着脸，她的手掌连腕，缚着绷带。我问，你怎么了。她说，不要问，我都没有问你……她笑，说，我和三零五二七，你知道湾仔警署第一巡逻小队的林负，我和他打架，我用吉打刺到他嘴唇崩了……在差馆识到林负，在房仔落口供，房仔只有他和我。你不会想知道房仔发生什么事”（定本，页41-43）
草稿中，阿娇被强奸、堕胎的痛苦经历，均有交代。通过她与其他角色对话，事情真相逐渐浮现。到了定本，阿娇仍遭不幸，但交代点到即止。如没与草稿比对，读者似乎较难得知作者原有如此构思安排。这正好反映作者如何不断摸索写作方向，以达致定本的平淡简约。其实少言，不偏执，默默于黑暗中承受命运，是作者最后意欲带出的江湖人物特征。命运不由人，江湖偶遇，交往难以持久，才是这些人关系的真正写照。定本中男主角与另一女性角色爱丽思的惺惺相惜，正是聚散随缘，不执着强求的典型例子。他们懂得忘记过去，亦明白不会有将来，更意识到即使重遇，也只会平静再别。
总观来看，为了顾全整体的叙事风格及内容，女性角色的设定在定本与草稿中并不完全相同。较可亲如爱丽思及阿莲等，则于定本才能得见。草稿有的却是如阿良般刁顽乖异的女性。以D稿为例，阿良只有十多岁，却不住地调情，引诱男主角。阿良在家居地方，身穿校服，吟唱南音那一段带出的便是与情景格格不入的诡异氛围。又如C稿，同样有阿良吟唱南音的情节。人未见声先至，在男主角心目中，同样是“唱到好淫”（页27）之展示。难怪后来便有“早知奸了她”（页44）的叙述。男主角最后虽能抗拒诱惑，但却不乏“算我贪阿良青春少艾”（页28）、“忍得好惨”（页28）等自剖。如此设计，与定本中男主角对性没兴趣之叙述安排可说截然不同。其实，定本通篇，更见作者对男主角的维护。吸毒者、囚犯的身份，无碍叙述展露他性情美好一面。这种对角色的偏怜，也解释了定本为何不乏对女性较温柔包容的叙写。如肥老婆便不嫌弃吸毒的伴侣大口，至死相伴。阿莲则对男主角犹如兄长般敬重，生活细节上体谅照顾。天成老板娘雇用曾犯案人士之余，更会以家常汤水相赠。这种带着善良母性的叙事内容，草稿中便较为罕见。
五、结语——人文关怀下的“黑暗的孩子”
黄碧云曾指出，好的作品要有人文关怀。{26}《烈佬传》从草稿到定本的生成，正好体现此一理念。定本最后以《烈佬传》为名，而在后记中，曾交代小说亦可名为《黑暗的孩子》。作者认为若有慈悲之神，必会看见隐于黑暗角落的弱小。视之为孩子，指涉的更是其孤苦无依，表现于小说中，即为关顾卑微众生之悲悯情怀。黄碧云认为，如果没有人写，这些人的故事便会湮灭。于是她多年来搜集资料，记下他们的经历。{27}然而，她又意识到，故事不能以第三身表述。让角色亲述所思所感，才能让他们真正发声。{28}作者坚抱此种信念，因而从草稿到定本，纵有不少改动，第一人称写法始终贯彻如一。{29}
此外，主角命名方面，同样可见作者较为统一的构思意念。主角在B稿名为周明受，在其余三稿则叫周作受。“受”字为名，或见作者意欲表达男主角对命运苦痛的承受。B稿主角有以下诘问：“这个世界真有得你受，所以我叫阿受吗”（页1）。男主角单亲家庭出身，吸毒、犯案、出入监狱，恒常处于社会边缘位置。这种不为主流社会容纳的小人物，人生自难平顺安稳。“作受”也好，“明受”也好，受苦受难大概为主角必然面对之蹇滞困厄。到了定本，主角同样姓周，不过却名为“未难”。评者黄峪谓“未难”可释作“未经灾难”及“未经艰难”，更以为名字寓意正与主角漂泊，经常进出牢狱之命途相悖。{30}其实，以“未”置于“难”前，正好带出作者为角色铺陈那种“不说难”、“以轻取难”（定本，封底页）之背后深意。这也正是烈佬举重若轻，坦然面对困逆的平常心。此外，作者曾借另一角色蛇皮阿重之口表述：“佛祖有个弟子叫阿难”（定本，页95）。如此一来，“难”字指涉之含义就更为丰富。佛教思维概念里，历经苦痛，本是进入涅盘的必经阶段。定本最后选择以“难”作为主角名字，表达的亦是作者对走过苦难的小人物的关爱与寄望。
正是对角色一意关顾，一种人文视野，驱使作家不断扩展聚焦内容，因而定本涵盖的时空更见广阔。角色的年幼生活，如何少不更事，无端入了黑社会，以至吸毒犯事，进出监狱等均成为叙述内容。由于时间横跨几十年，地域变迁、人事社会变化亦成了所涉范畴。相比于草稿较多让主角沉溺于一己内心的写法，定本突显的反是其能豁达面对困逆的一面。这也恰是烈佬所以深入人心，为人津津乐道之重要人格特征。
心理治疗理论早已指出，无论口头或书写叙述，均是表达自我的方式。{31}《烈佬传》的草稿或定本，见证的正是男主角自我述说的故事。从草稿到定本敲定，为了更如实地让角色以本身的思维、语言作出表述，作者不断淡化自身的惯有风格。如果我们认同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W. Pennebaker）等人所说，写作可以疗伤{32}，那么也不妨视黄碧云此次创作为自我之诊疗——调治于黑暗角落目见受遗弃者之不忍之痛。从另一角度看，角色可以自我发声，诉说经历，则在疗治过去创伤外，更是对向受漠视的社会身份的重新肯定。恰如施铁如所指，写作通过叙事串连事件，让人领悟因果关系，构筑自我的连续感。{33}《烈佬传》主角，透过回顾往事，把零星人生片段重新审视组合，对生命便有了更全面透彻的认识。走过不断改动、修正的生成过程，叙述者与作者的协作，角色不仅找到了更鲜明的自我，亦在人前有了更自如自得的人生演出。这种自如自得，最后也成了吸引讀者投入故事世界魅力所在。
① 黄碧云：《烈佬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99页。
② 黄碧云：第十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获奖作品导读会：小说组双年奖获奖作品：《烈佬传》，第十届香港文学节，香港中央图书馆，2014年6月29日。
黄碧云、张达明：《〈烈佬传〉的写与不写》，第五届红楼梦奖公开讲座，香港中央图书馆，2014年9月20日。
黄碧云、陈豪柱、邓树荣、文洁华：《无火之烈：说黄碧云的〈烈佬传〉》，第五届红楼梦奖公开讲座，香港浸会大学，2014年9月22日。
③ 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Pierre Marc de Biasi）着，汪秀华译：《文本发生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陈子善：《尚待发掘的宝库——中国现代作家签名本和手稿之我见》，《城市文艺》2006年1卷7期。
何金兰：《法国文学理论与实践》，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页。
④ 何金兰：《法国文学理论与实践》，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8页。
⑤本文参照之电脑草稿为黄碧云提供。
⑥ 本文所指定本为天地图书公司之版本。黄碧云：《烈佬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99页。
⑦ William Kinderman，“Introduction： Genetic Criticism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Genetic Criticism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
Essays from Music， Literature， and Theater， eds. William Kinderman and Joseph E. Jones（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9）1.
Louis Hay，“Does“Text”Exist？”Studies in Bibliography， Vol.41（1988）： 73.
Louis Hay，”Genetic Editing， Past and Future： A Few Reflections by a User，”trans. J. M. Luccioni and Hans Walter Gabler， Text， Vol.3（1987）： 117-119.
⑧Joanna Thornborrow，“Language and identity，”Language， Society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eds. Ishtla Singh and Jean Stilwell Peccei（London： Routledge， 2004）170-171.
⑨{28} 黃碧云：《言语无用沉默可伤》（红楼梦奖得奖感言），载2014年7月21日，D4版《明报》。
⑩ 王中：《方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谢伯端：《试论方言情感》，《湘潭大学学报》（语言文学）1985年S2期。
宋颖桃、王素：《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陈忠实方言写作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1} 黄碧云：《烈女图》，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2页。
{12} 邓小桦认为此句写得尖刻醒目。
邓小桦：《不为什么，不是别的——黄碧云〈烈佬传〉读后》，《文讯》2012年第325期。
{13} 黄碧云、陈豪柱、邓树荣、文洁华：《无火之烈：说黄碧云的〈烈佬传〉》，第五届红楼梦奖公开讲座，香港浸会大学，2014年9月22日。
{14} 吴美筠、黄峪、卢伟力、倪秉郎：“粤读会之烈佬读《烈佬传》讲座”，JCCAC艺术节2016，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2016年12月17日。
{15} 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罗贵祥编：《第五届红楼梦奖评论集——黄碧云《烈佬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页。
{16} 黄碧云：《烈佬传》，台北：大田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180页。
{17}{25} Peter Trudgil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London： Penguin， 2000）13； 15.
{18} M. A. K. Halliday，“Anti-Languag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78， No.3（1976）： 575.
{19} Kingsley Bolton and Christopher Hutton，“Bad Boys and Bad Language： Chou Hau and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wearwords in Hong Kong Cantonese，”Hong Kong：The Anthropology of a Chinese Metropolis， eds. Grant Evans and Maria Tam（Richmond： Curzon， 1997）306， 323.
{20} Lars G. Andersson and Peter Trudgill， Bad Language（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61.
{21} 梁文道曾指黄碧云小说充满诗意及哲理，但语言艰涩难懂。
梁文道：《为什么黄碧云这么难懂》，《梁文道文集：香港杂评》，http：//www.commentshk.com/2004/07/blog-post_16.html，2014年9月12日。
{22} 黄念欣：《黄碧云小说中的“暴力美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论文，1999，第1-184页。
刘永：《卡在喉咙里的金戒指——略论黄碧云小说的暴力美学特点》，《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8卷第4期。
{23} 凤毛（张凤麟）在影评中，对港产黑帮片中强调的义气有所阐述。
凤毛：《艋舺：一部台湾味十足的黑帮青春残酷物语》，《2010香港电影回顾》，朗天编，香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11年版，第179页。
{24} 廖子明着，孙卫忠译：《惊涛岁月中的香港黑社会》，香港：博思电子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74页。
{26} 黄碧云：《过誉》，载1999年4月10日《明报周刊》，1999年第1587期。
{27} 黄碧云书写烈佬的口述故事，因为觉得这些人无法像知识分子或名门望族般记录自己的历史。
黄碧云：《言语无用沉默可伤》（红楼梦奖得奖感言），载2014年7月21日，D4版《明报》。
{29} 李仕芬：《边缘的人生——论黄碧云〈烈佬传〉的回忆叙述》，《华文文学》，2016年第1期。
{30} 黄峪：《无火之烈，有语之言——论黄碧云〈烈佬传〉》，《第五届红楼梦奖评论集——黄碧云〈烈佬传〉》，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罗贵祥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64-65页。
{31}{33} 施铁如：《写作的心理治疗与辅导：功能、原理及其应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Dan P. McAdams， The Redemptive Self： 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New York： Oxford UP， 2013）55.
{32} James W Pennebaker， Janice K. Kiecolt-Glaser and Ronald Glaser，“Disclosure of Traumas and Immune Function：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therap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56， No.2（Apr 1988）： 239-245.
*本文得以完成，有賴黄碧云女士襄助，提供《列佬传》电脑草稿，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庄园）
From the Draft to the Final Text： the Genesis of and
Research into Children of Darkness by Wong Bik-wan
Lee S. F.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four different computer drafts and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of Children of Darkness by Wong Bik-Wan， exploring the considerations and decisions she made in her creative process. The author made conscientious and judicial use of the local dialect. Through drafts to final publication， the Cantonese dialect and fowl languages were liberally interspersed. From the selective depiction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 gradual mellowing of the narrative tone， we can see the author is adapting her long-established writing style， so as to reflect closely the character and experience of the human subjects.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is consistent in all revisions to accentuate the protagonist's self-consciousness. In sum， the changes and non-changes made by the author in these drafts， were primarily motivated by her sympathies towards the people living at the edge of our society a literary demonstration of humanity.
Keywords： Edge of society， male perspectives， humanity， plain narrative， Cantonese dialect， fow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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