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字构形中蕴含了华夏先人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体验。其中既有华夏先人对自我生命的崇拜，也传达出物我齐一的生命态度；阴阳相济的汉字构形方式是古人对立中求新质的创生意识体现；汉字方块造型的确定体现的是华夏民族对稳健生命和伦理价值的推崇。汉字的构形是先民的生命意识升华和审美意识凝聚，是华夏民族生命精神孕育和发展的见证。
关键词：生命意识；汉字；构形；阴阳相济；中和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103-05
自揖别猿祖起，人类就开始凝视自然、反观自身，在丰富的生命活动中不断地加深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并由此产生了对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朱志荣认为：“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包含着明晰而丰富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人审美思维方式中的基本特征，贯穿在审美活动的体验中，凝定在艺术创造的物化形态中。”①可谓极其精要地指出了华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出土文物表明：中国人对美的思考与表现都蕴含着挥之不去的生命意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陶器周遭流动的水纹和渦纹、玉器上鱼鸟龙猪动物形象、阴山贺兰山等地的动物与生殖岩画等远古文化遗迹，还是儒道释的哲学思想、文论书稿、历代的艺术作品，无不可见生命意识的显现与流动。
汉字是我国先人仰观俯察天地万物、以象示意的产物，在其构形中融汇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体验，极其生动而凝练地反映了中国人生命意识萌生、发展与成熟的历程，成为一块凝结着生命意识的超越了时空的活化石。笔者不揣浅陋，对汉字构形中蕴含着的生命意识略作归结和探析。
一、瓜瓞绵绵的生殖崇拜
在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的上古社会，人类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延续生存、增强生命力这一主题而展开。原始人对生命的产生充满好奇和神圣，对生殖和生育高度崇拜。这是人类的祖先对生命缘起的一种思考和对种族繁衍的关注。黑格尔曾认为：尽管生殖崇拜是全人类的现象，但是在东方更为突出。“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的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②对于华夏民族而言，以具有强健生命力的事物为美，渴望瓜瓞绵绵、子孙兴盛更是成为民族审美观中的核心观念，并在众多审美领域和文化形态中体现出来。
人类社会的初期，生命的来源神秘而玄奥，那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影响极大的自然现象以及具有鲜活生命力和繁殖力的动植物便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甲骨文“申”犹如一道曲折流动的闪电使人惊惧，后又被引申为“神灵”的含意。学者徐山认为：“神”体现了对雷电的祭祀崇拜，雷电成为远古人们心中神的原型。③从中可以看出原始初民在神秘而有威力的自然力面前顶礼膜拜的心理。而对于一些繁殖力极其旺盛的动植物，氏族部落宁愿相信与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并将其视为该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圖腾。何星亮曾指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是图腾图象，两者密切相关。”④汉字中至今还保留了大量图腾的印迹，《说文解字》中有云：“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从羊。”“羌，西方牧羊人也，从羊从人”。再如“冓”与“鼋”中可看出原始人对鱼与蛙的崇拜，“冓”，两尾鱼相交遇之形，“鼋”字从大从黽，描绘的是一只肚腹浑圆的蛙的形象。金文族徽中存在的“大黽”的形象据统计有100处之多。金文“禹”字，象手持蛇形，金文中亦有人手持蛇之形的族徽铭文。大禹姒姓夏族则以蛇为图腾。⑤正因为鱼、蛙、龟、蛇等动物不仅具有与人体器官象形的特征，且生殖力、生存能力极强，因而原始初民以此寄托繁衍不息的美好愿望。同样，富有生命力的植物形象也会成为原始人崇拜对象。譬如“帝”字，甲骨文作，为一花蒂貌，“人们对充满生命力的花蒂、瓜蒂等生殖过程与现象产生崇敬感，同时在对花蒂的图腾崇拜中产生亲缘意识。”⑥这种意识逐渐与人的血族群体结合，“帝”又转化为人的祖神的意义，并最终被借用为人王之称。可见，汉字早期的取象构形中显现出华夏先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
当原始初民破解了生命的奥秘之后，生殖器官取代了图腾形象成为他们的膜拜对象。他们认为是祖先繁衍了后代延续了血脉，于是在祭祀活动中对祖先的膜拜与生殖器的崇拜常混为一体。“也”和“祖”字中便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说文解字》云：“也，女阴也。象形。”在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被视为生命之源，因而产生了女阴崇拜。子女众多的女性是人们尊崇讴歌的对象，母系氏族时代酋长被尊称作“后”，甲骨文作，象人生子之形，即女王的意思。进入父系社会后，“后”则引申为君主。人们还常把土地与母亲联系起来，将之视作滋养万物的伟大力量而加以敬畏与崇拜。甲骨文中“土”作，一横上的椭圆形象孕妇之肚形，所以土是肚的本字，本义是指孕妇之肚。原始人崇拜土地，信奉地母神，而地母神形象常有着浑圆的腹部，因而这个“土”字可能就是古人崇拜土地的产物，代表着古人心目中地母神与社神⑦。“土”后又加“示”旁表祭祀地神之意的“社”，成为土地神之专字。“土”与“也”的结合为“地”，表示土地是孕育万物之母。人们期待着大地母亲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们生存繁衍的需要。当父亲在繁衍中的意义逐渐为人所知后，男根崇拜随之兴起。甲骨文的“祖”字，有的写作，有的写作，即“且”字，即是男根的崇拜物。
汉字的构形还具体而细致的描摹出人类生命的延续和成长过程：“身”、“孕”、“包”、毓、“娩”，是小生命从母体孕育到呱呱落地的形象表现。在古人心目中，具有生育能力则为“好”，在家里养育孩子为“字”。为慈母抱子哺“乳”，“孔”似婴儿吮吸乳房。一个民族繁衍不息、通达繁盛离不开生命的孕育和精心哺育，汉字构形中形象地表现出华夏先人对生命孕育的关注和崇拜，这是华夏先祖们生命意识觉醒的一个有力见证。
二、物我齐一的生命态度
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古代中国人相信：人与物象世界既是异质的也是同构的。天地万物不仅作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而存在，还可以转化为人情感的内部存在，具有与人体相似的结构关系，人们只需“反身而诚”，站在人的立场、从人的情感习性出发来感知外物，即可认识自然界或宇宙的根本意义，从而“乐莫大焉”。这种诗性思维也影响了汉字的创制方式。
意大利文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曾形象地论述了原始人诗性思维特点，“最初的诗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⑧。因而原始语言中用人“首”（头）来表示事情的开端；用“山顶”、“山肩”、“山腰”、“山脚”来称呼山的部位；针的孔可以用“眼”；杯和壶都可以有“嘴”等等。这种诗性智慧也影响了古人的创字思维，如万物皆有首，而唯用人首之形来构成“首”字；物皆有生死，但是只取人“死”之象；同樣，人的“眼”可为鹰所用，人之“口”也用于猛虎。“天”可指人头顶部，又可指地面上空或指天神。“性”，指人之本性，又可指事物的本质、特点。“走”，指人跑，又可指兽走。“年”指五谷成熟，又可指人的年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体现了汉民族“以类合之，天人合一”（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十二卷·阴阳义》）的思维特点。
与西方民族的“主体投射”不同的是，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将万物当做认识的对象而与己截然对立，而是认为世界内在于自身，通过对自身的认识、反思、体验、领悟就可以认识到自然界或宇宙的根本意义，反映在汉字构形中，即表现为以人的肌体和行为通于一切事物。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观天地自然之象可以比诸人事。因而汉字的取象不仅来自于人，也来自万物；既可将取象于人的字用于物，也可把取象于物的字转而示人，或干脆一字兼具两类。人体部位之称呼可通用于动植物，也可将植物鸟兽之习性特征转而指人。例如“習”字从羽，从白。《说文·羽部》解释：“羽，鸟长毛也。象形，凡羽之属皆从羽。”“習（习）数飞也。凡習之属皆从習。”《说文解字注》：“引申之义为习熟。”鸟生羽毛之初，还不会飞，所以就频繁地练习飞翔。在《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之“习”即由《说文》“鸟数飞”引申而来。此“习”非鸟属，而是施于人类，此即以物示人的转类。再如“生”字，甲骨文作，以一株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植物来喻示一切生物包括人类的生产。而有些汉字则以动物的形象类比人的某方面特征。譬如“猛”金文写作，《说文解字》解释说：“猛，健犬也。从犬，孟声。”也就是本指“健壮的狗”，而后引申为人的“狂烈英勇”；“善”在甲骨文中是“羊”加一对眼睛，表示眼神安详温和。后用来形容人的品性善良友好；“芳”本指“花草的香味”，后引申为人的美好德行或名声等等。
汉字中还有以相同的声符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动植物与人联成一个系统的现象，以此体现出万物生命间的有机联系。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千人一贤，谓之比肩。”意思是说，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土地中最坚固的是金，草木之中只有极少数能变成坚韧的丝，而人也象大千世界一样，贤达之人是千万个人中也难得一遇。这里将金、草木与人并举，揭示出人类与自然其形有别，却情理相通。通过这一文字表象，可以看出古人的生命态度：世界万物均心息相通，正是万物纷纭复杂的动态组合构成了一个生机跃如的世界。
可见，汉字的构形不仅突显了人的生命，还推己及人，观照到自然万物普遍生命的存在。汉字中不仅有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直观地表现了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形态和习性，甚而连表达抽象概念的数字都着上了人情世俗的色彩，如“阴阳五行”、“九五之尊”等也被赋予了生殖功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汉字成为沟通人和宇宙万物的意义载体，成为一个个有灵性的精灵。汉字构形中人象与物象彼此沟通、相映成趣，显现出丰富的生命意象。
三、阴阳相济的创生意识
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其独到的历史观或时间观。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历史观相信历史是连续的、直线发展的，是有着终极目的的。而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在强调生命循环往复的同时，还必须“日新其德”。从甲金篆隶直至楷书行草，汉字字体形体结构在不断变易简化。但它不像其它民族的古文字，背弃源头渐行渐远、乃至完全脱离母体象形的面貌而终至拼音文字。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便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特点：从自身的系统中发掘生命潜力，从原有的机体中延伸新的生命，始终保留了母胎的形迹，而不是断然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这正是《周易》精神的另一种体现：从对立中求变易，在变易中求坚守。
《周易·系辞上传》中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亦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宇宙万物是一个感应、相通和普遍联系的整体，包含着两个对立因素：阴阳二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包含而又相克相生，一级的消长变化必会引起另一极的相应变化，事物就是在不同因素的对立相融中发展生成，天地万物由此而化生。汉字的构形中充满了阴阳对立，刚柔相济的交合，在笔画的相交、字象的相对、形声的相济中由“文”而“字”孳乳不息、延绵不绝。
首先，汉字的线条的交合体现了阴阳相济精神。汉字是线条的艺术，其中最基本的线条有两类：直线和曲线。从审美特征来说，直线刚正、曲线柔美，直线为阳、曲线为阴。曲直并济、和谐相交，合为一体。如“美”字的甲骨文就是由上面的两点和下面的撇、捺曲笔与中间的直笔相交而成，阴阳相济共成大“美”。甲骨文“鸟”，整个字的形体呈“S”形旋转之态，头与尾、左与右、上与下、尖与圆、利与润等两级之间的交合，生发出生动活泼的气韵。再如“乐”字，甲骨文作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认为：“乐，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像调弦之器。”也就是认为“乐”的本义是古代可供挑拨的弦乐器，其上部分图案象两束蚕丝或是成熟的谷穗盘旋向上，并分别向左右倾斜，伸展向无限的远方。下半部象“木”字，如同一棵大树，两划倾斜向上似力争上空，两划倾斜向下如扎根大地，呈现不断生成之姿。中间一条直线贯通上下左右，展示出上中有下，下中有上，阴阳互补、天地阴阳交融之态。《国语·郑语》中说：“声一无听，物一无味，味一无果。”因而，“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汉字之笔画也是利用曲直对立二元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不断生出新质，形成了一种持续发展不断壮大的生命过程。
其次，汉字的二分思维也是阴阳相生思想的体现。古汉字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是世事纷繁，单以象形会意毕竟有很大局限。于是通过分析事理、根据物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配合来设计汉字的特征和结构成为创字的主要方式。许慎的《说文·序》中称初始的字是“独体”的，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之文；所谓的“字”是“合体”的，是“其后形声相益”而产生的字，“言孳乳而浸多”。独体的“文”与“文”之间的结合而孕育出新的汉字，在“文”与“文”的结合中，可以有会意，可以有形声，而以形声结合最为能产，《说文》80%以上是形声字，充分证明了形声方式造字的强大的生殖能力。
形声相益的方法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新字，同时形声相益的汉字构形方式也更体现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阴阳互补相济。比如“青”，加上“目”为睛；加“氵”为“清”，加“亻”为“倩”，等等。汉字的二合结构中，声符相当于阳，大多占主体地位，形符附属于声符，并常会根据需要发生变形，“形符由于仅起一个标记意义的辅助作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⑨体现出阴柔从属的特点。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在不少形声字中也会相互转化，形旁有时也起记音作用，声旁则起意义区别作用。例如，“鸡”的古文字形和“鸟”相近，就加了“奚”做声旁，“弦”的古文字形与“弓”相近，就加“玄”声。这样形声字中形符和音符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善于从对立中求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由之，汉字构形呈现的不是机械式的被动，而是展现了一种生命不息的动态过程。汉字正是在“文”与“文”的结合中生生不已，负载着五千年中华文化传承至今，“使象形的精神世代绵延，并深深融进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⑩
四、稳健中和的生命追求
与西方拼音文字流动的线性结构不同，汉字以极具个性的方块造型独步于世。其笔画虽远比拼音文字复杂，但不管怎样错综变化，也无非于点、横、竖、撇、捺、提、钩、折八种形式按照一定的方式相离、相接、相交。自甲骨文时期起，一字一格的布局方式就奠定了汉字方形的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的大篆，部件位置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长方纵势的格局，小篆的排列更为方正整齐，到了隶书，汉字又由纵势变为横势的长方字形，直至魏晋时期的楷书，则兼顾纵横二者之形，形成了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纵横有序、对称稳健的的汉字格局直延续至今。
“形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世界的重新造型，是人的经验对世界进行重新整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因素才是美的形式产生的首要因素。”{11}在所有古老的民族中，汉民族似乎对方形有着特殊的审美嗜尚。中国自古即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周髀算经》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大地是方形，天如同半球一样覆盖着大地。这种宇宙观对古代的器物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的钱币、传统的围棋、以及传统的建筑布局就是这种“合规矩，中方圆，应天地”造型思想的体现。汉字书写中亦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项穆谈书法说：“圆为规以象天，所以用笔贵圆，字形贵方，既曰规矩，又曰之至。”{12}即汉字的书写造型中的方圆暗合了天地之道。
当代画家石虎曾说：“汉字乃是与万物平行之实体，且与人心性存在相平行，字象则心同在，与天地万物同在，字与象的玄秘法规，隐藏在汉字的结构矩中。”{13}就敏锐地指出汉字之方形结构不仅对应着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对应了传统的伦理秩序观念。首先对方块形体的偏爱和选择来自于我国古人对人生态度的理解。长期以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使汉人在长久的自然劳作、直觉体验中滋养出“务实”、“致用”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追求规矩沉稳、简洁稳健的审美心理，汉字作为汉文化最重要智慧结晶和传承载体，在形体的选择过程中自然会打下这种审美心理的烙印。因而虽然汉字经过了陶文、甲骨文、金文、隶书等一系列演变，但是字形却大体呈现出一个方形空间。“任何一种刻画，不管是斜线还是交叉线，都只是填进这个四维空间中的具体形状不同而已，它们都绝对尊重这个并不存在的虚的空间框框的观念。”{14}
另外，方形的选择还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有着很大关系。自秦隶变以来汉字就逐步确立了方正的外形，而这也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开始，儒家思想开始走向社会思想的主流地位，严谨方正的汉字外形恰能贴切地图画出这个时期讲究规矩法度和原则的审美心理，也体现了这个时代最高的伦理道德规范。从汉字的书写顺序来看，从上而下、从左到右、先内后外。可是即使是书写有先后之分，但优先者也只可按照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的位置，进行合理的空间分配，使整个汉字整体体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状态，体现了儒家美学“上下和静”的“和谐”之道。宗白华先生在《意境》指出：“中国的字不像西洋字由多寡不同的字母所拼成，而是每一个字占据了一固定的空间，而在写字时用笔画，如横、直、撇、捺、钩、点，组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上下相望，左右临近。四隅相招，长短阔狭，临时变适，‘八方点画环拱中心的‘空间单位。”{15}而在儒家的生命思想中，关注的是人感性生命的现实存在。以“仁”为生命的内在精神原则，“礼”为生命的外在行为规范。个体生命只有通过社会集体才能实现价值和意义。当个体感性生命与仁道原则发生了冲突时，则主张个人应该克制自我，或是牺牲个体生命，杀生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一种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生命意识，是对人类原初的、感性的生命意识的升华和超越，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中国人个性写自由發展，但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数次劫难之后却依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汉字方正中和的造型正是这种伦理性生命精神的显示。
总之，如果说文字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的外显符号，那么从汉字的构形中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先人对生命秘密的探寻，对生命活力的赞赏，对生命平等的尊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汉字成为中华民族生命意识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并在与周围世界与古往今来不断的碰触传感之中，以其敏锐而丰富的生命感觉形式彰显出永远鲜活的美学价值。
① 朱志榮：《论中国审美意识史中的生命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②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③ 徐山在《雷神崇拜：中国文化源头探索》中认为甲骨文中的“龙”字，就是“电、雷”的变形，“原来在雷字中不连接的闪电和雷声两部分，在龙字中合而为一，变成有口有弯曲身体的想象中的龙了。这是原始先民对产生雷电原因的一种生物化解释”。徐山：《雷神崇拜：中国文化源头探索》，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④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⑤ 王宏源：《字里乾坤——汉字形体源流》，台北：文津1997年版，第317-339页。
⑥ 邹华：《中国美学原点解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2页。
⑦ 董来运：《汉字的文化解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⑧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⑨ 申小龙等：《汉字思维》，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⑩ 姚淦铭：《汉字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11} 刘成纪：《美丽的美学：艺术与生命的再发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2} [明]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522页。
{13} 石虎，字象篇，谢冕，吴思敬：《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4} 陈振濂：《书法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15} 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Life Awareness as Revealed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n Hong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rich in the awareness of life as experi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which not only includes their admiration for their own lives but also expresses an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at combines things and I-ness in on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at once are yin and yang， a reflection of creative awareness seeking new qualities from ancient oppositions as the formation of square Chinese characters reflects the Chinese nations admiration for steady life and ethnical values and this formation is a sublimation of life awareness and condens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 on the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as much as it is evidence for the ges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life spirit.
Keywords： Life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s， formation， combination of yin and yang， neu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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