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越

　　摘要：这篇论文旨在分析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小说《接骨师之女》汉译本的翻译策略。“无根回译”是新兴的翻译理念，最初指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用异语创作的文本译回成汉语的过程，随后这一理念也逐渐被运用到华裔英语文学译介研究中。这篇论文主要从语言风格、情节叙事、文化解读三个角度探讨《接骨师之女》汉译本中的“无根回译”翻译特色。然而，在运用“无根回译”来分析华文文学译本时需要注意，华裔作家又不完全等同于操用异语写作的中国学者。虽然华裔作家有着回溯文化之根的诉求，但他们的行文构思、文化体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的地方，仔细辨明这些差别，能让我们更加客观地分析汉译本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翻译研究；无根回译；谭恩美；《接骨师之女》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58-06

　　一、引言

　　《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谭恩美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华裔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障碍的问题。谭恩美通过描写三代女性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剖析了女性处于男权社会压制与主流文化歧视这两种困境里的失语现象。《接骨师之女》原作虽是用英文书写而成，但是，从作者身份来看，谭恩美是生长于中国移民家庭的华裔女作家；从内容上来看，这部小说包含着大量中国文学、文化的印迹。因此，这部小说汉译本中存在的大量归化现象，不仅是在译介过程中简单地由源语国家向译入语国家文化的靠拢，其实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回归，属于“无根回译”的范畴（后文将对这一概念进行梳理）。这种“无根回译”的背后，透出的不仅是对汉语世界读者的关照，更是华裔英语文学在译介上的一种文化回归。本文旨在结合读者接受理论，分析《接骨师之女》的汉译本里的无根回译现象。

　　回译（back translation）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手法，它是以译文为原文的翻译，也就是将已经从甲语言译成乙语言的篇章文字再翻译成甲语言。①回译在翻译要素上就显得与众不同，翻译的对象是译文，翻译的过程不是从源文本到译本的单向过程，而是从译文再回到源文本的回归过程。②概括来说，回译的过程是将原文本A以异语译介到翻译文本A，再把翻译文本A以源语译介到回译文本A”。在翻译实践中，回译多被用来进行文本间的分析对比研究，从而检测译文的准确度。然而，单向的翻译活动也可能构成一种隐含式的回译，回译的过程并非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式的封闭链。在这里，“回译”就不再是指语言关系上的返回，而是原作与译入语国家的亲缘性文化关系。③“无根回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王宏印及其学生江慧敏在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汉译本研究中提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运用外文进行中国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随后又将该文本进行汉语回译，返销给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其翻译效果以中国现代读者为接受的心理基础。④

　　从前述可知，“无根回译”最早是被用来探讨《京华烟云》的汉译本。这是一部用异语（英语）书写中国故事的“文化小说”，而创作者林语堂属于“侨民作家”一类，他的母语是汉语，因而创作Moment in Peking，对其来说是真正的异语写作。而在华裔英语文学的创作中，移民作家的身份有其复杂之处：一方面这一群体有着追溯中华文化根基的诉求，作品中的中华文化要素随处可见；另一方面，英语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异语”，而很有可能是从小掌握的母语，他们的写作视角、立场也可能混杂着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对华裔英语文学进行汉译研究，不能完全套用“无根回译”，将汉译本看成是文化上的完全返回，而要辨明原文中哪些是需要回溯的中国本土文化要素，哪些是英语国家的异质文化要素，由此可以更加客观地分析译者在关照中国读者接受心理时做出的一系列翻译策略。在华裔英语文学汉译研究中，学界从回译的角度进行译本分析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视角。近年来主要的个案研究译本是《喜福会》，比如刘芳对《喜福会》中的中国文化专有项回译还原的个案研究，王晨爽对两个《喜福会》汉译本的“无根回译”策略进行的对比研究，而谭恩美的其他作品并未在这一领域得到更多挖掘。《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的另一部跃居畅销书排行榜高位的作品，也是她自传性最强、刻画华裔移民母女关系最为深入的一部作品。笔者在本文中将以“无根回译”为切入点，分析该汉译本的翻译特色。

　　二、《接骨师之女》汉译本的

　　“无根回译”翻译特色

　　《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一部探索华裔移民母女关系的小说，于2001年在美国出版。大陆现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中文译本，译者为张坤，本文以该版本作为研究对象。

　　1. 中式英语——“他者”身份在汉译中的解构

　　张坤在译后记中写道：“《接骨师之女》的主题仍然跟谭恩美前三部长篇一样，围绕着华裔移民母女两代人的矛盾与和解展开。研究者可能会对她笔下的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感兴趣，但当代都市读者，不论身处何地，任何种族，一定会觉得她对于母女关系的描写丝丝入扣，真切动人，为人儿女，为人父母，都能对她的角色有深深的认同感。”⑤谭恩美擅长写面向普通都市读者的畅销书，张坤的译后记则体现出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也是定位于通俗畅销书，以译入语国家的普通读者为导向。译者关注的是对原文文本中超越种族的母女关系的呈现，从而可以贴近中国“普通都市读者”的期待视野。而研究者所关注的华裔移民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很多时候则并未在译本中直接呈现，这也是该译本还有待完善的地方。

　　刘茹灵是《接骨师之女》祖孙三代中的第二代，她早年在中國经历了家族排挤下的丧母之痛、日军侵华战争中的丧夫之痛，几经周折，辗转香港当女佣，最后逃难奔赴美国。她并未习得地道的英语，使用英语的一言一行中总是透露出浓厚的中国腔。在《接骨师之女》英文原著中，刘茹灵使用英文与人交谈有着初代移民语言生硬、语法混乱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在译文中却被忽略了。在小说的开头，译者就在刘茹灵所说的英文后边加了注释：“茹灵讲的英语自始至终都语法混乱，错误层出，既不分时态，也不分人称和数。这些在翻译中很难展现出来，因此提请读者知道。”⑥在汉译本中，刘茹灵蹩脚而生硬的英文表达都被隐藏了起来，转换成了地道的中式表达。比如，茹灵被女儿露丝带去医院做身体检查，面对医生的询问，她坚称自己亲眼看见了辛普森谋杀案的过程。这段英语表达在语言上混乱无逻辑的情形，在汉译本中就无从体现了。

　　原文：“How I go， dont know.But I there.This true！ I follow that man， oh he sneaky.O.J.hide in the bush.Later， I go his house too.Watch him take glove， stick in garden， go back inside change clothes—”Luling caught herself， embarrassed.“Well，he change clothes， course I dont look， turn my eyes.Later he run to airport， almost late， jump on plane.I see whole thing.”⑦

　　译本：“我怎么去的，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在现场。是真的！我跟踪他，哎呀，他真是狡猾，那个辛普森，躲在树丛里。后来我还去了他家。眼看着他脱下手套，藏到花园里，又回到屋子里去换衣服——”茹灵说到这里，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没看，转开了。后来他跑去飞机场，差点晚了，赶忙跳上飞机。我全都看见了。”⑧

　　刘茹灵在原文中的英语表达，从语言形式层面看，语法错乱，语句支离破碎。然而，她的英文用词浅近易懂，英语世界读者能够从这段话中提取出所指的关键信息，不会造成文本信息流失而影响阅读。这样蹩脚的英语表达，符合刘茹灵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人物设定——刘茹灵在美国这一异语文化圈中处于被边缘化“他者”的地位，她因语言障碍而处于“失声”状态，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少数族裔。刘茹灵蹩脚的英语表达，贴近了源语国家读者的期待视野，符合他们对少数族裔底层移民的一般印象。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译本中，刘茹灵的话语却变得语法通顺，叙述流畅，是地道、通俗的中文表达，这与原文风格迥异。笔者认为，除了前述“在翻译中很难展现出来”的异质语言存在不可译性的因素外，译者这样的翻译处理也应和了关照“中国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的翻译理念，而这就使得原文文本在译本中实现了一种文化回归。谭恩美为了还原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忠实地呈现出了刘茹灵生硬、混乱的英文表达，从而反映出她在移民国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而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话语风格，硬要依照原文进行直译，会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来看，刘茹灵是成长于制墨世家的传统中国女孩，擅长书法，汉语对她来说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实际母语，在汉译本里将她蹩脚的英文话语表达回译成流畅的汉语，反而符合人物设定的初衷。中国读者具有同一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下构筑出来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认同一个由于解放战争国内战乱而逃往英语国家的普通中国女人会遇到的重重语言障碍，也就不需要采用“异化”手法来还原英文中呈现出来的美国华裔移民语言障碍这一异质文化圈中的现象。译者的这种创造性叛逆，契合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认同心理，也对华裔移民回溯文化根源的诉求形成了一种补偿与认可。但是，译者对原文文本中“移民”这一“他者”身份在语言上进行解构，也消解了谭恩美在原作中着力刻画的第一代移民母亲刘茹灵在异域文化圈中遭遇的语言壁垒对撞、异质文化冲击这些华裔移民经历的“失语”生存境遇。译本在关照译入语国家普通讀者心理感受、实现华裔移民文化身份向母体回归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具有“移民”这一身份特质的华裔作家在原文文本书写中的精神内蕴。因此，华裔英语文学汉译在大量采用归化手法、不断向汉语世界读者靠拢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是否流失了原文文本中潜藏的信息。

　　2. 中国故事——翻译叙事中的文化回归

　　《接骨师之女》讲述了三代母女的故事，其中第一、二代母亲的生活经历大都集中在一个叫仙心村的中国北部山村。谭恩美作为一个美国华裔作家，她书写中国故事的视角带有华裔身份赋予她的双重性——既有文化溯源上的亲近，又有异质文化的干扰。她的讲述并不一定完全贴合中国实际，而使用英文来进行表述，又增加了语言（能指）、文化（所指）两者之间错位的距离感。在译成汉语时，这些作者设定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被译者以归化的手法进行处理，使得读者会有阅读中国本土小说的体验，也让原文用英文书写的中国故事情节不再处于异语漂泊的状态，而是回归到了文化之根中。本文试举三处较为典型的片段进行分析。

　　（1）第一代母亲谷鎏信（又名宝姨、宝保姆），她是接骨大夫的女儿，一生身世悲凉凄苦，在出嫁当天，父亲、丈夫同时被人谋杀而死，她郁郁终日，试图吞炭自杀而不得，美丽的容貌被毁。随后生下女儿，婆家却不许母女相认，她只能以保姆的身份照料女儿。本文选取她的女儿刘茹灵回忆母亲谷鎏信与生父相识相知的片段。

　　原文：I have never seen a picture of my real father， but Precious Auntie told me that he was very handsome and smart， yet also shy enough to make a girl feel tender. He looked like a poor scholar who could rise above his circumstances， and surely he would have qualifi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f they had not been canceled several years before by the new Republic. The next morning， Baby Uncle came back with three stemfuls of lychees for Precious Auntie as a gift of appreciation...He asked if he could recite a poem he had written that morning：“You speak，”he said，“the language of shooting stars，more surprising than sunrise， 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 as brief as sunset.I want to follow its trail to eternity.”⑨

　　译文：我从未见过生身父亲的照片，但宝姨告诉我说他相貌堂堂，而且聪颖过人，却又非常腼腆，叫女孩子见了他不由得心生柔情。他就像个落魄书生，叫人一看就觉得他有朝一日总会飞黄腾达，要不是早几年废了科举，小叔一定能中举人。第二天一早，小叔来看宝姨，还带了三串荔枝给宝姨赏玩……他请宝姨听他诵读早上刚写的一首诗：“倏忽唇启流星语，灿若晨曦掩日华，转瞬日落寻不见，愿逐星迹至天涯。”⑩

　　在英文原文中，小叔与宝姨的交往平淡如水而流于直白，汉语世界读者的文化认同感并不强，似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种族群落之中、任何时空背景之下的爱情故事。如果采用异化翻译的手法而让译文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话，则读者并不能完全感受到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本土故事。在译文中可以看到，“落魄书生”、“飞黄腾达”、“科举”、“举人”、“赏玩”等词都用了归化翻译的手法，本土文化在语言上的回归一目了然。并且，原文中宝叔朗读自己写给宝姨的诗歌，流于直白、通俗，似是口语，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其处理成符合中国传统诗歌体制的文体形式，则考虑到了中国读者阅读时的文化背景、审美趣味。这样的回译处理，让故事的时间线、空间线都更为清晰，也让小说人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中的交往更合情理，满足了中国读者在阅读上的期待：这是一个发生在民国初年北方农村的青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2）第二代母亲刘茹灵，她的第一任丈夫潘开京是志在保护山顶洞人文物的考古学家，而他在一次考古行动中阴差阳错地被征入抗日的队伍。在刘茹灵与即将被日军逮捕的丈夫诀别之际的一段言辞中，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手法。

　　原文：He kissed my eyes， one at a time.“This is beauty， and this is beauty， and you are beauty， and love is beauty and we are beauty. We are divine， unchanged by time.”He said this until I promised I believed him， until I agreed it was enough.{11}

　　译文：他亲吻我的眼睛，亲完这边换另一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你真是美。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说啊，说啊，直到我保证说我相信他，直到我再也无力承受更多的爱抚。{12}

　　译者在潘开京的话语后做注：“此处为意译，译文部分借自《诗经》”。{13}在这段选文的英文原文中，潘开京对爱人倾述的话语直白而深情，但是不符合中国文化中表达情感倾向含蓄内敛的传统。谭恩美面对的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而她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本身也深受异质文化的熏陶感染，在书写过程中不自觉地代入西方外显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样虽然取悦了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心理，却造成了文化理解上的偏差。而在译文中，如果尊重原作的语言风格采取直译的手法，则偏离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讀者会质疑这是否是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中国故事，从而影响阅读效果。译者选择意译，从古老而典雅的《诗经》中摘取出较为契合当时情境的诗句，让燕京大学毕业的考古学家潘开京说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优美含蓄的诗句，就比较符合人物身份与年代特点。译者在译介中的这种创造性叛逆，是对原作的一种超越与补正。这不仅体现了译者对汉语世界读者期待视野的关照，一定程度上也补正了原作作者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解读，使得华裔英语文学的汉译本回溯到了文化之根。

　　（3）在小说尾声部分，身为接骨师之女的祖母的姓氏之谜终于被揭开，三代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体认也逐渐走向了圆融完满的地步。刘茹灵的女儿杨露丝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香蕉人”，她对祖母的姓氏很感兴趣。本文在此选取的是一段她与姨母高灵关于中国姓氏的讨论。

　　原文：Ruth couldnt stand it any longer.“What was the name？”

　　“Gu.”

　　“Gu？”Ruth felt let down. It was the same mistake.“Gu is the word for‘bone，”Ruth said.“She must have thought‘bone doctormeant‘Dr. Bone.”

　　“No， no，”Gaoling said.“Gu as in‘gorge.Its a different gu. It sounds the same as the bone gu，but its written a different way. The third-tone gu can mean many things： ‘old，‘gorge，‘bone， also‘thigh，‘blind，‘grain，‘merchant， lots of things. And the way bone is written can also stand for‘character. Thats why we use that expression‘Its in your bones.It means，‘Thats your character.”

　　Ruth had once thought that Chinese was limited in its sounds and thus confusing.It seemed to her now that its multiple meanings made it very rich.The blind bone doctor from the gorge repaired the thigh of the old grain merchent.{14}

　　译文：露丝再也停不下去了。“她到底姓什么？”

　　“姓谷。”

　　“谷？”露丝觉得很失望，查了半天，跟妈妈犯的错误一样。她说：“Gu不就是‘骨头的骨吗？老太太肯定是把接骨大夫的‘骨错当成她们家的姓了。”

　　“不，不，”高灵说。“这个Gu是山谷的谷，跟骨头的骨发音一样，但不是同一个字。第三声的Gu有很多意思：‘古，‘谷，还有‘股，‘瞽，‘贾，好多呢。骨头的‘骨字也可以代表‘性格，所以我们说‘你骨子里就是如何，意思就是‘你天性如何如何。”

　　露丝以前总觉得中文音节有限，容易产生歧义，可是现在她觉得这种同音多意使得语言非常丰富，试着把这么多同音字连起来：“山谷来的瞽骨大夫帮老谷贾接好了股骨。”{15}

　　不懂中文的第二代移民露丝帮助母亲寻找祖母姓氏的过程，也是在追溯自己祖辈文化的根源。这一段出现了很多汉语同音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其一一找寻并且对应起来，力求音声相谐。比如“山谷来的瞽骨大夫帮老谷贾接好了股骨”这句译文，在英语原文中是没有同音词的普通陈述句，译成中文后，虽然表意不甚流畅，但同音字被巧妙地连缀了起来。谭恩美在原作中没有使用英语中的同音词来对应汉语中的同音字，故而杨露丝和姨母关于中文同音字的探讨使得英语世界的读者产生了文化上的陌生感，从而有了打破期待视野、了解异质文化的窗口。这也让汉译变成了一种回归文化之根的潜势翻译，译者在原文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捕捉到了汉语中“同音字”这一现象，故而在汉译中进行了同音字的还原。这样的翻译处理契合了中国读者的汉语知识背景，而读者通过联系前述故事，也可以看到露丝作为新生代华裔，对祖辈的文化根源产生的一种认同与回归，这也符合读者在提取小说叙事信息的期待心理。

　　3.文化误读——译者对原文的补正与完善

　　华裔作家的身份有其复杂之处，一方面，他们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透露出对祖辈文化之根的向往，题材内容往往涉及华人文化圈；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长于异语文化环境中，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着一定的隔膜之处。在《接骨师之女》中，也有类似的文化误读现象存在。

　　張坤在译后记中提及了这一点：“（小说的）第二部分变为第一人称，由茹灵来叙述自己早年的生活……作为中国读者，可能会挑剔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完全准确，但这一段里面展现的人物故事，仍然细腻生动，曲折丰富。”{16}虽然谭恩美在这部小说中力求展现中国移民母女的生存面貌，甚至加入了很高的自传成分，但是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毕竟存在隔膜，这在小说中也体现了出来。译者在处理这类文化误读现象时，采取了在译文中照原文原样译出，而在底下作注说明的方式。在此举出一例。

　　原文：Precious Auntie was born in a bigger town down in the foothills， a place called Zhous Mouth of the Mountain， named in honor of Emperor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whom everyone now remembers as a tyrant.{17}

　　译文：宝姨生在周围丘陵地带一个大一些的镇子上，镇子名叫周口店，名字取自商纣王，一个古代著名的暴君。（译者注：此处显然是作者弄错了。商纣王的“纣”跟周口店的“周”不是同一个汉字。周口店的名字跟纣王没有任何关系）{18}

　　谭恩美在叙述宝姨家乡的时候，犯了一个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常识的错误，即把“周”与“纣”弄混了，从而杜撰出周口店与纣王的关系。译者在译文中保留了这个错误，没有做删节和改动，而是在注释中提醒读者。这样既避免了读者阅读过程中出现误解疑惑，又尊重并还原了华裔作家在创作中国题材类作品中对于母体文化寻根溯源的历程，从而使读者能以更加包容、思辨的心态看待华裔作家的作品。这种文化补正，实际上起到了超越原文的效力。在译介活动中，译者会产生两次接受活动：第一次接受活动中，译者作为原文作品的读者，与创作文本text产生交流，从而影响译文version的生成；在第二次接受活动中，译者作为译介异语文学的传播者，又必须预见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第二次接受与参与。{19}译者作为原文文本的读者，在与原文文本交流之时发现了这些与其期待视野出现偏差的文化误读，文本的意义“潜势”被挖掘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20}，从而在读者的解读中生成新的意义。而译者在传播译介过程中，又必须考虑到译入语国家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接受心理，这些文化误读被以注释的方式向中国读者加以展开，一方面可以让读者警惕原文的误导，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看到华裔作家在解读中国文化时不同于本土国人的视角，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仍待解读的“未定点”与想象空间。由此可见，译文文本作为译者接受、解读、诠释的产物，通过译者的汉译处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文文本在诠释中国文化时的短处，使得文本在诠释与解读中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而读者、译者、作者、原文文本、译文文本这五个要素之间，也获得了动态交流的可能。华裔作家在用英语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之时，囿于其知识背景、意识形态、语言模式，或多或少会在解读中国文化之时出现偏差乃至错误，译者在将其回译成汉语时，如果能考虑到汉语世界读者的接受心理，在尊重、保留华裔作家写作立场的同时，对文本进行超越性地补正与完善，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华裔英语文学文本回到它用异语书写的汉语世界文化之根中。

　　三、结语

　　通过上述对《接骨师之女》中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无根回译研究在华裔作家作品译介领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华裔作家的作品选取的题材一般与中华文化相关，对其进行汉译不同于一般外国文学的译介。华裔作家的作品，并不是从异语、异质文化向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双重层面的转换，因其作品内容本身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对它的翻译更像是一个语言、文化还本溯原的过程。译者采用大量归化的翻译手法，从而呈现出华裔作家作品因为操用异语书写而流失或者缺损的中华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华裔作家也不完全等同于操用异语进行写作的中国学者，华裔作家书写中国文化的视角容易受到异质文化的干扰，需要仔细辨明。在华裔作家作品的汉译过程中，译者往往需要考虑中国读者对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的接受心理，从而采用归化、意译等一系列相应的翻译策略，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与补正，介绍华裔作家眼中的中国人情世情、民风文化。但是，译者在对操用异语写作的华文文学文本进行译介的同时，也要考虑华裔作家其实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环境中，这与中国读者的文化生存环境是不同的，其文本书写的思想、文化支撑可能有多个源头，移民作家在文本书写中反映出的他们所面对的文化、语言的异位、碰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译者过度追求满足汉语世界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归化手法而受到忽视与消解，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无根回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① 馮庆华：《文体翻译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②③ 陈志杰，潘华凌：《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

　　④ 江慧敏，王宏印：《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

　　⑤⑥⑧⑩{12}{13}{15}{16}{18}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页；第11页；第64页；第162页；第248页；第248页；第330页；第336页；第155页。

　　⑦⑨{11}{17} Amy Tan.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1.p.67； p.175； p.275； p.304； p.167.

　　{19} 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20} 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参考文献

　　1. Amy Ta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1.

　　2. 冯庆华：《文体翻译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4. 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陈志杰，潘华凌：《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

　　6. 江慧敏，王宏印：《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

　　7. 刘芳：《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回译问题——〈喜福会〉及其中译本个案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

　　8. 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9. 王晨爽：《读者接受理论关照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以〈喜福会〉的无根回译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Rootless Back-translation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Huang Yu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al strategy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by Amy Tan， a Chinese-American writer.‘Rootless back-translationis a new translational concept that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texts，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Chinese， are back-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ubsequently， this concept was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s written in English by writers of Chinese origi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al features of the‘rootless back-translation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by looking at its linguistic features， plot narrative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analyzing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literature written by writers of Chinese orig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however， to note that writers of Chinese origin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Chinese scholars who write in Chinese. Despite their appeals to a return to their cultural roots， writers of Chinese origins are different from native Chinese writers in terms of the way they write and conceive their work， of their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of their ways of expression.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m， we would be more objectively able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in their Chinese versions.

　　Keywords： American-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al studies，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