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一阵又一阵的移民潮，语言和记忆也跨越边境，流亡异国。很多理论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都曾经对语言和记忆的流动性从不同的视角做出过解释，近年来，双语主义与移民身份，跨国境记忆与归属感都逐渐成为了文化研究和移民文学研究的热点。基于上述背景，该论文将从语言，记忆和身份三个视角分析欧阳昱的长篇小说《英语班》。小说集中反映了以京为代表的移民群体的三个困惑：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文化根基在哪里。京对于两种语言的矛盾，反映了他对于自己文化身份摇摆不定的定义。这部小说通过京的语言习得和移民经历，显示了生活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中的移民群体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尴尬境地。
关键词：双语；记忆；身份；移民群体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52-06
在移民世界里，理论上说，能够讲双语的移民，被认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更大的优势和竞争力，但实际则不然。移民们在双语世界里更加无所适从，更加无路可走。作为《在翻译中迷失的人：生活在新的语言中》一书的作者，Eva Hoffman对新旧语言的融合和竞争关系曾作出如下表述：“现在讲波兰语的时候，它被我脑中的英语不断地渗入，渗透，歪曲。两种语言互相修正，互相滋养，滋润。他们依靠彼此而存在。”（Hoffman，273）. Hoffman还分享了她对于语言和存在感的关系的体会：“我现在不能被语言充满了，我只有一种充满感觉的记忆，而它一直让我痛苦，让我认识到，在这片黑暗和虚无的状态里，我根本不存在。”（Hoffman，108）正如Hoffman表达的状态一样，在《英语班》里，京与一位澳洲白人女子结婚，她一直坚持让京说正确的得体的英语。京痛苦地抛弃汉语的过程，也是抛弃自己固有身份的过程，最后感觉自己根本“不存在”。
根据Mary Besemeres and Anna Wierzbicka的研究，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单语国家，所以这个国家里的移民们都面临着文化困境：是被主流同化，还是独自坚守母国文化传统。虽然澳大利亚有众多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这两位澳洲学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界对于三个问题还是不够清楚：第一，生活在不同文化当中，意味着什么；第二，跨文化交际到底有多困难；第三，每个人要了解多少对方的文化视角才能与对方建立有效的文化交际（Besmears and Wierzbicka， xiv）。
这些问题，欧阳昱都在《英语班》中进行了呈现和探讨，因此，这部作品，是对于现实中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碰撞的一种思考，它不仅对于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研究者有阅读价值，对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学者，翻译和作家，欧阳昱目前中英双语著书83本，体裁涉及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评论文章。在他发表的众多作品中，“种族主义”，“双语主义”，“身份”，“翻译”，“记忆”，“离散”，都是其中的关键词汇。虽然已经移民澳洲多年，但是他仍不能完全把自己定義为一个“澳大利亚作家”，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公民”。对于欧阳昱来说，他所关心的并非语言本身，而是如何在异乡管理两种思维，两种语境和两种文化。在其写作生涯中，他既对应该用何种语言创作困惑，也对哪种语言更能代表其身份而困惑。欧阳昱在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种族主义和单语主义的“愤怒”，比如诗集《双心，双舌，和雨色的眼睛》（2002）（Two Hearts， Two Tongues and Rain-coloured Eyes），《墨尔本上空的月亮》（1995）（Moon over Melbourne）以及2001年发表的小说《东坡记事》（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和2010年的《英语班》（The English Class）。因此，他被卧龙岗大学的Wenche Ommundsen教授安上了一个“愤怒的中国诗人”的头衔，当然欧阳昱本身并不赞同，但是澳大利亚文学界对这个头衔熟知并乐于使用，因为它代表着少数族裔对于澳洲主流社会的态度。
在一次采访中，欧阳昱公开地谈论了双语作家所面临的选择问题：“作为一个双语作家，我必须有自己的语言策略和文化策略来在澳大利亚卖我的书，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双语作家越来越倾向于用英语写小说，而用汉语写诗歌。我想是因为小说更容易出名的缘故。”欧阳昱的诗歌“二次漂流”（Second Drifting）也对移民作家的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策略做了回应：“我曾经有两只舌头/一只中文一只英文/我曾经有两颗心脏/一个东方一个西方/而如今我一无所有/唯有再度去流亡”。这首诗的主旨正好跟小说《英语班》契合，但是后者比前者表现手法更复杂，探讨更深入。
《英语班》发表于2010年，是欧阳昱唯一一部正面回应双语主义，双语记忆和双语身份的小说，集中表现了语言在移民者生活中的角色：双语移民有着摇摆不定的文化身份以及互相矛盾的双语记忆。母语和父语的互相竞争，彰显了两种文化身份和记忆的竞争，而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移民群体的继续迷惘，因为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语言背后的记忆和文化也是不稳定地影响移民者，从而移民群体始终获得不了一个稳定的归属感。
《英语班》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正如欧阳昱其他小说一样，主人公京是个男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期，京被下放到某个农村，负责开车拉粪。通过努力学习英语，他最后被东湖大学录取，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写作角度，就是英语学习：京的下放生活，大学生活以及之后的移民生活，都跟英语学习有关。当时，学好英语，被大家一致认为是通往“光明大道”的一个途径。这个半虚构的“英语班”被看做一个“混杂地域”（hybridity zone），主要的几个人物在这个地域里探讨语言与身份的关系，并且自身也是语言和身份的试验品。
就小说结构来讲，《英语班》分为小说正文和斜体章节部分。正文讲述了小说的主要故事脉络，而斜体章节部分是作者进入文本的内心独白。正文部分又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分为京去澳洲之前，和抵达澳洲之后。欧阳昱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构建，试图解释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到澳洲后的汉语缺失感，以及想把汉语和英语糅合起来达到“大一统”的幻梦。京对于汉语的怀念和试图把汉语引入英语的野心，都体现了他矛盾的两种身份：中国人，澳洲人。这种语言之间的剑拔弩张反映了身份的紧张感和矛盾感，京在其脑中不停地进行“翻译工作”，英语和汉语的翻译，澳洲人和中国人的翻译。而最终，这种“不可翻译”感使得他最终精神失常。京代表了那些无法丢弃旧的语言系统，又不甘心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移民形象。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海外，但是仍然是“半颗红心向祖国”。《英语班》从语言切入，加入翻译，记忆和身份视角，对于这些形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有趣之处在于，它把汉语跟“中国性”，英语跟“澳洲性”联络了起来。翻译在其中也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它不仅仅是语言翻译层面，而且还是文化翻译层面，试图回答文化是否能够被“翻译”这个命题，主人公京去了澳洲之后，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他不断地进行“翻译”实践，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自从发表以来，这部作品就受到了国内外许多评论者的关注，但是比起它的故事讲述技巧，它讲述的故事得到了更多的积极评论。这部作品的英文评论只有五六篇，因为其中对于汉语词汇翻译，以及双语的困境的探讨，单语主义笼罩下的澳洲评论界还不能涉及，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不懂汉语，也无法体会其中的纠结和矛盾。澳洲评论界主要是“文革”视角和主人公的婚姻視角，并未触及太多语言文化层面。
国内来说，出现了以苏州大学张丽丽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评论视角。但总的来说，对于作品中语言的互动关系，目前评论介绍较少，而且可以说，大部分选择了忽略。与其说欧阳昱在批判母语的霸权和父语的自我殖民，不如说欧阳昱在探索双语困境中人的心灵创伤和离散文化中移民群体惶惑的根源。本文从语言角度入手，希望能够弥补评论的一个缺口，使得这部小说得到更加全面的评介。
Salman Rushdie曾经称移民群体为“被翻译”的一群，这跟Emily Apter提出的“翻译地带”有相似之处。Apter认为，所有的移民群体都会经过一个“翻译地带”：在这个翻译地带里，语言和记忆争先恐后被翻译到异国，身份也不断地被翻译，移民群体面临着异国语言文化的诱惑，和母国语言文化的挽留，因此在这个地带里，“文化”不再是“整体的”“真实的”“稳定的”整体，而是变得“多样化”。（Young，169）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也在修改着“翻译”的含义。
“翻译”一开始只是一个翻译学的词汇，后来被用于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Young认为，所有的翻译，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翻译。（Young，157）文化翻译，根据Papastergiadis的定义，是一个“文化交换，对话和协商”的过程。（Young，163）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经从移民角度对“文化翻译”的主体做了解释：移民具有“文化翻译”的主动权，而不是霸权文化本身。成功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移民的文化遗产被“翻译”并且“移植”到新的文化中，而且移民的语言和文化模式能够影响到当地主流社会并且融入其文化中。只有达到这两种“混杂化”才可以真正成功地完成“文化翻译”。
以澳洲为例，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由于移民越来越多，英语也在不断地被修正，被丰富。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关于食物的语言已经渐渐地进入了澳洲英语中，但要想达到理想的融合状态还是很难。理想的“混杂”状态应该是两种语言互相融入另一种，而不是永远处于一种永恒的权利争斗关系中。而这种理想状态，几乎是“乌托邦式”地不可实现。在现实中，由于语言权力的争斗，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功的“文化翻译”，因此语言和文化常常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英语班》这部小说，以十分直观的语言实验游戏揭露了这种“不可翻译性”，并且把语言跟记忆联系在一起，来说明“不可翻译性”跟双重身份的不稳定性有一定的关联。
在《英语班》里，英语语言能力的获得伴随着母国文化记忆的丧失，因此，欧阳昱揭示了语言和记忆存在一定的关系：一种语言往往承载一种记忆，而另一种语言的侵入，会一定程度上修改和抹掉原来那种语言所构建的记忆世界。
欧阳昱并没有直接谈记忆与遗忘，而是通过主人公的无休止地“翻译练习”和移民经历来讲述忘记一个人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记忆会导致什么后果。文中的主人公最终以精神失常而结束，因此《英语班》是一个很好的观照语言和记忆的文本。欧阳昱的讽刺不仅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澳洲。京不断地在脑海中进行“文化翻译”是为了抵抗他不断地对母国文化的遗忘。比如，跟他的澳洲妻子交流的时候，他喜欢引用中文短语翻译，他把云彩比作“鱼肚白”（欧阳昱，361），并且他坚持跟妻子解释，“死鱼，死人，死鬼”等等与死有关的短语。（欧阳昱，362）。京通过这种生活中和脑海中不断地翻译，来达到保留母国文化记忆的目的，但是可惜地是，他的妻子，并不买账，还让他尽量说恰当的英语，这使得京越来越抑郁，对生活也感到十分的绝望。
一开始的时候，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是京驾驭野心的工具，也是他努力忘掉过去不愉快回忆的一个跳板。他想通过讲英语，有个光明的未来。然而，没想到的是，讲好英语，不仅仅帮助他离开了个人痛苦记忆，也开启了新的旅程。他作为一名移民被迫进入“翻译地带”，在那里，他发现自己不能停止“脑写”，顾名思义，在脑子里不停地写。他也不能停止翻译，或者自译。
在一封他写给妻子Deidree的信中，他表达自己想要回到母国文化记忆的庇佑中的愿望：
亲爱的D，多年前，我想象我的家在远方，出生在一个说外语的地方，直到我遇见你，意识到，我根本不适合。我现在回到了阴影里，这团阴影是你的语言照耀在我的故乡上的阴影，你的语言也是我的半语言。（欧阳昱，305）
京面对妻子的坦白，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坦白。他后悔把自己的中文名改为英文名，也后悔放弃了汉语。虽然他英语讲的不错，可他从未被当成一个澳洲人。英语把他领入一个陌生的被排斥的世界。被强加的英语文化带来的压力，使得京逐渐在脑中修改了对中国的记忆，那些原来不愉快的记忆逐渐变得愉悦起来，他越来越想回到中国，回到父亲曾经待过的大理，把“过去”找回来。他开始通过大理记忆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
在酒店房间，我看了一下镜子里的我，却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我的过去，可能比过去还过去的过去。一个因为搁浅在战争里毁坏了无数个生命却创造了我的“过去”。我小说中的人物，他的名字还没有被取，已经到达了大理。事实上，我发现那个藏匿于我身体里的我的父亲老京正在挣扎着爬出来。（欧阳昱，314）
也是在大理的时候，京意识到了他“没有澳大利亚正确”（不是一个“正确”的澳大利亚人）。当他来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感觉自己可以顶天立地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粗俗而又原始，但是充满能量。比他的消毒的，除臭的和杀菌的“最近生活”更好。对比在大理的归属感，京曾经以“脑中写作”的形式表达过他在澳大利亚的孤独，即便是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孤独，即便我跟你紧挨着的时候。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怀疑自己的来历：我是不是中国父亲和外国母亲的混血儿子？为什么没有母亲出现来证明我的身份？为什么我现在看起来还是中国人？好像比从前更像中国人？（欧阳昱，304）
Deirdre也感到京的英语世界渐渐地被他的过去所覆盖，那个时候京还不是Gene（京给自己取的英文名），过去，还是现实，那个时候她发现京经常半夜一个人去外面：
好像一切对他而言，都渐渐地反过来了，白天变成黑夜，太阳变成月亮，他原来觉得特别理想的，变成了特别黑暗的，幸福成为痛苦，英语，倔强地变成了汉语。（欧阳昱，362）
京的日子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眼中的澳洲，开始变得狰狞和可怕。他不能适应在澳洲的生活，而他的妻子则更像英文老师，从而在他们的关系中表现的咄咄逼人：她总是更正京的语法，虽然也享受京在日常生活中的英汉翻译游戏，但是她认为京“在澳大利亚看什么都不顺眼”（欧阳昱，362）。房子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就是一片“死寂”。（欧阳昱，304）。京所幻想的美好未来，却是无聊至极，连轴转的生活，而他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开始有重新的认识跟想象：之前的一切，在Gene（京）看来，却没有那么糟糕了。
于是，想要逃离现实的Gene（京）开始深深地沉迷于翻译中国古诗当中，意味着他的文化身份仍然是中国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來保护。Gene（京）曾经提及为什么他要翻译古诗：“我只能跟死去的对话，因他们让我觉得更亲近，更生动，起死复生，又一次活过来。”（欧阳昱，376）这些古诗被Gene（京）翻译，算是“起死复生”，而Gene（京）也在翻译的过程中，重新活过来。这种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回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上，才能使京重新获得生命。京不仅仅想要重新继承文化遗产，还试图通过翻译这种行为使其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拥有英文名字Gene的京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形象：他因为向往英语世界而丢掉了自己的母语，以及附属在母语之上的文化记忆，而他的“文化翻译”行为却试图把丢掉的记忆重新找回来。可惜地是，正是京无法翻译的那部分文化记忆决定了他的身份。
王光林教授曾经提出，移民就是“翻译”本身，因为他们身处祖国与异国之间的尴尬之地。王教授认为，翻译“并不是从过去到现在，再从现在回到过去的过程，事实上，翻译永远回不到原点了。”（王光林，3）根据这个理论，作为移民的京，从讲中文到讲英文，他的身份被更新：他失去了家园，并且即便不断地把英文翻译成汉语，也再无归去故国的可能。年少的京觉得自己皮肤白皙，可能是个混血儿，他也因此十分迷恋英语，从小就对自己身份产生怀疑的京，在中国时，不断地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他也把自己逐渐翻译成了一位“外国人”（欧阳昱，206）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摆脱了中国身份的京，更名为Gene，以为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可惜的是，京将一直处于“被翻译”的状态中。这在欧阳昱的一首题为“翻译自己”的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翻译自己是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怎么把自己变成另一种语言呢
如果
不屈服
不背叛
不忘记
不原谅
不把自己丢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
（欧阳昱，82）
就像欧阳昱这首诗所描述的，京陷在Apter提出的“翻译地带”，不能自我救赎，最后精神失常，得了“语言文化心理冲突症”。他的医生指出，Gene（京）得了“文化错位，语言混乱，特别强调恢复母国文化在生活中的地位”（欧阳昱，364）京的脑中，英语一直不停地要将其变成一个澳洲人，而京不断地把英语文化翻译回汉语的行为又再不停地阻止他自己变成完全的澳洲人，最后“翻译行为”使其成为半中不洋的“未完成的人”。这个“半完成的人”在《英语班》中表达了对自己混杂身份的不满：
我恨我自己，我是个不完整的人。我背弃了曾经珍惜的一切；我不能抵御诱惑去追求狂热，虽然过后还是陷入平静。（欧阳昱，372）
京徘徊在两种语言当中，因此越来越不完整，哪一种文化都不能使其有稳定的身份。他有时候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是京，一个是Gene：
有那么一个时刻，他觉得他就是那个从船上看Gene的男孩：一个没有目标，心烦意乱的男人……一个孤独的，依靠着西方天空，面对着地狱的男人。（欧阳昱，360）
这个处在“翻译地带”的男人，最终发现“地狱般”的西方的世界里，中国文化是不能生存的，他也因此后悔当时的选择。小说以京患“语言文化心理冲突症”为结尾，有其深意：凡是试图在异乡寻找稳定身份的人，都将最终走向崩溃和失常，从而失语。
欧阳昱从“翻译”角度去探讨身份，是一个创新，而从“翻译”角度链接过去跟现在，记忆与现实，也是十分新颖的。京作为一个失败的“被翻译的人”，成为典型的处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国家的失去身份的人。小说揭示，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家，移民们面临着对身份和记忆的诘问，他们渴望在新的家园建立一个自主话语权，却最终不得不困在“翻译地带”里面，出不来，也不想出来。两种语言的互相抵消和跟互相对抗展示了霍米·巴巴的“混杂”身份理论。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身份都是个复杂的，混杂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单个的，或者对立的概念，就像是“翻译”不仅仅有对立的方向一样。该小说还揭示了语言对于记忆的更正，在英语世界跟汉语世界的京，所拥有的记忆是不同的，对于母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在澳大利亚的Gene，反而渐渐回忆起在中国时的诸多美好回忆，而这些记忆原本是令他不齿也不屑的。澳洲的生活使京渐渐意识到，即便是讲了英语，也变不成真正的澳洲人，而即便是移民了，也不可能真正的放弃汉语。
在小说的最后，京创立了自己的语言：“京语”。在“京语”的世界里，他可以随意讲任何语言，也不再怀疑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还是澳洲人，他就是他。“京语”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而在现实的世界里，移民身份仍然是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英语班》深刻地揭露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摇摆不定的记忆造成了摇摆不定的身份，而无论如何“翻译”自己，最终都是失败的。
① Apter， Emily：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Ebook Library. Web. 19 Sep. 2014.
② Besemeres， M. and Anna Wierzbicka： Translating lives： Living with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2012.
③ Bhabha， Homi：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④ Guanglin， Wang：“The Chinese Poetess in an Australian sett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an Castros The Garden Book.”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Vol. 12. 2， 2012.
Hoffman Eva： Lost in Translation： Life in a New Language. London： Minerva， 1991.
⑤ Ouyang， Yu： The English Class. Yarraville： Transit Lounge， 2010.
-----.Two Hearts， Two Tongues and Rain-colored Eyes， Sydney： Wild Peony， 2002.
-----.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 Melbourne： Papyrus Publishing， 1995.
-----.“Say ‘goodbye to Chinese？ The Way out for‘NewChines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Threads. PSI Company. n.d. Web. Web. 15 Aug.2014.
⑥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New York， USA： Granta；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1991.
⑦ Young， Robert J.C：“Cultural Translation as Hybridisation”. Trans-Humanities vol.11. Febu-rary， 2012： 155-175.
⑧ 張丽丽：《在边缘的边缘表现自我——欧阳昱小说〈英语班〉的后殖民解读》，《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庄园）
The Confusion of Bilingualism： On the Dilemma of
Migration in Ouyang Yus The English Class
[Australia] Chen Beibei
Abstract： As the waves of migration sweep around the world， memory and language also cross borders and begin to set roots in another country. Many theorists，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have done considerable research on the fluidity of language and memory. Recently， bilingualism， identity， cross-boundary memory， and issues of belonging have once again become the centre of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bove， this paper analyses Ouyang Yus novel The English Cl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novel reflects the confusions of many migrants like Jing， in regard to such questions as‘who am I，‘Why am I hereand‘where is my cultural root.The constant translation by Jing reflects his unstable identity， and his creation of his own language is a kind of Utopian imagination of an ideal identity， which actually reflects the awkwardness of hybridity.
Keywords： bilingualism， memory， identity，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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