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华作家欧阳昱于2016年4月18日以英文采访了阿里·克比·艾克曼，此为崔钰炜的中文回译。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土著女诗人，阿里·克比·艾克曼以自己曲折的成长经历为切入点，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写作经历，讲述澳大利亚土著在历史上、在当前所遭受的苦难与歧视。同时，她也展示了自己对世界土著诗歌的热爱，以及对土著诗歌的普及作出的努力与推动。目前，阿里无业，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据悉，她刚刚斩获“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获得价值215，000澳元的奖金。
关键词：阿里·克比·艾克曼；澳大利亚土著诗人；土著文学；世界土著诗歌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44-08
问：阿里，你好。能否请你与中国的读者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诗的内容关于什么？
答：我和大多数上世纪60年代，在澳大利亚乡村成长的孩子一样，去教堂做礼拜是每周固定的任务。我喜欢阅读《圣经》里关于勇气和道德的故事。每年圣诞节，教区的每个孩子都会得到一本书。我家里有很多书，父母也很鼓励我们阅读，在学校时，我也喜欢写作。最初，我的诗歌发表在学校的年刊杂志上，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我是一个被主流白澳家庭收养的土著女孩，因此学校并非是一个时刻都让我感到舒适安全的地方。种族歧视对我的影响巨大，它改变我的性格，使我放弃了梦想。
我十七岁时离家出走，去澳大利亚沙漠地带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居住。我曾在跨大西洋铁路线（Trans Atlantic railway line）边纽拉博尔（Nullabor）的乌尔迪（Ooldea）生活过两年。那里一度只有六个人住。没有电视。每周六，我们从一节火车车厢上购买一周所需的生活用品，它就像一个搭起来的移动超市，沿着每条铁路专用线运行，兜售商品。尽管如此，我在这片沙漠里找到了许多安慰，它使我远离了在学校因为自己的土著身份而遭受的嘲弄和轻视。我在这里学到了在学校学不到的历史；有关黛西·贝茨（Daisy Bates）留下的遗产，和她与土著人一起创造的成果，有关在马拉林加（Maralinga）进行的核实验，被扣押的日本战俘在这片荒漠中修建铁路线。我觉得沙漠总能激发我的想象力和学习的好奇心。
后来，在2001年，我参加了在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的原住民高等教育巴彻勒学院（Batchelor Institute for Indigenous Tertiary Education）开设的创意写作课，并顺利毕业。由此，我重拾对文学的热爱。同年，我和儿子团聚了，因此，我的写作素材很丰富。经过了18年的等待，我终于成为了母亲。
此前四年，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她在堪培拉（Canberra）居住的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还在沙漠中过著传统的生活。我母亲说，她在乌尔迪（Ooldea）出生，对黛西·贝茨（Daisy Bates）有所了解，也经历过马拉林加（Maralinga）核试验并幸存了下来。
我留在沙漠生活。我深知它的地理环境，但这一次，我需要了解那些和我息息相关的东西，我的家庭和文化。无论是出于宣泄内心的需要，还是为了自我成长，我似乎都无法停止写作。我的原生家庭欣然接受了我的回归，并与我分享了许多东西。我虽与他们素未谋面，却很了解我们的村子，对此我的家人感到惊讶。那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一段让人深深感动，倍受恩宠的时光。我回到家了。
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了《北领地突发事件应对案》（Northern Territory Emergency Response），俗称《干预案》（The Intervention）。这项法案（引自维基百科）对福利供给，法律执行，土地所有制等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北领地土著人社区猖獗的儿童性虐待及忽视做出指控，600名澳洲国防军（Aust. Defence Force）士兵确保了法案的实施，直到2008年10月21日结束。自《突发事件应对案》实施以来，那里的儿童再也没有受到过侵害。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原生家庭深受种族主义的伤害，是件可怕的事。他们把有滋有味的生活带回给我，令我重获生命的意义。为了反抗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不实的媒体报道，我不得不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而這也促成了我当前的写作。我们古老的文化必须得到保护，我们的真相也需要被更多人了解。
问：你将个人经历写成诗，有没有给澳大利亚主流文学刊物投过稿？他们作何反应？
答：2009年，我的第一本诗集《久别重逢》（Little Bit Long Time）由澳大利亚诗歌（Australian Poetry）出版，属于该出版社的新诗人系列图书。许多人鼓励我投稿，比如，那些住在艾利斯泉和达尔文市听我读过诗的朋友，北领地作家中心（the NT Writers Centre）的朋友，特别是桑德拉·蒂博多（Sandra Thibodaux）主任，和我的创意写作课老师特里·怀特比奇（Terry Whitebeach）。我的诗稿被征用，并获得出版，令人出乎意料。当时，我仍和家人住在沙漠里，对眼前这场文学之旅毫无想法。
我想，我的作品得到了主流的出版，更坚定了我作为一名作家的决心。毕竟，我需要他们成为我的读者，了解我的感受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在写作时，我始终心怀对收养我的艾克曼（Eckermann）一家的敬意。我希望他们最终能理解我的心路历程，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明白我早年游戏人生的态度。
有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就是我的原住民家庭能够了解和支持我写作。他们给我一种诠释自己的智慧。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学杂志和刊物取得成功，是因为我的家庭帮我形成了简练的文风，让澳大利亚的主流读者得以理解。我一定相信，我的读者在阅读时流下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也正是这种真诚的回应，让我继续去写。澳大利亚太需要这种治愈了！
问：说到“治愈”，我想起了“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这与“领养”过程有无关系？
答：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令人记忆最深的，也许就是“土著儿童与其原生家庭的强制性分离”，这种现象自殖民时代就已存在。有关文件已经证明，这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行动，将土著儿童放入由澳大利亚白人经营的机构或是白人家庭里抚养，以去除他们的土著性。这是赤裸裸的文化清洗；土著澳大利亚人也被视为一个奄奄一息的种族。政府在受到澳大利亚人权组织的质疑时采取的策略，就是将其种族主义政策改名换姓。所以，领养政策成为了持续不断的亲子分离的催化剂。这种政策到今天仍在延续，美名其曰“公益事业”。
我妈妈没有跟随她妈妈长大，我也没能在我妈妈身边长大，我儿子也是如此。这些政策导致我的直系家庭里的三代人受到连累。我们能一直平安地生活，是一种福分。在团聚中，我看到了我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这不仅是个人的凝聚，也是文化的凝聚。
今天，政府仍然不顾土著人的人权，继续代表我们制定政策。双方的磋商极少，我们的意见常常被忽略。我们的宗教和社会信仰受到忽视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政策的本质没有改变，贬低我们的核心精神，以及我们对土地的一种悠久的文化归属感——我们属于这片土地，但它却不属于我们。
多少世代以来，澳大利亚土著人遭受的这种不尊重和刻薄的态度，对我们的幸福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之所以谈到治愈的问题，是因为只有我的传统家庭成员懂得治愈的方法，他们让我回归自我，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让我享受现在的日子。这是怎样的智慧和关爱！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讲述了土著人的成就与成功。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土著人群的力量与爱促成的，并非出于政府的援助，虽然政府希望世人那样认为。我祈祷将来有一天，名副其实的土著人的教育，教堂，医疗和博物馆，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到益处。但是，在一切成为现实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种族歧视。
问：在你写于2013年的回忆录《不敢哭泣》（Too Afraid to Cry）中，你记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不过，也有白人作家描写过土著人的生活，例如，我手头上有一本写于1961年的《边缘居民》（The Fringe Dwellers），其作者是内妮·加雷（Nene Gare）。你覺得他们的写作是否真实感人？你如何看待对这本书以及其它类似的书？
答：我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或更早前，直到前不久，在澳大利亚白人作家中，一直存在一种描写“黑家伙们”（blackfellas）的好奇心或者倾向。如内妮·加雷（Nene Gare）所说，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她描写了她与西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带给她的影响，当时，她的父亲出任部长。我在二手书店里，找到几本试图描写土著人的小说，书名都是像《土著男巫师》（The Sandshoe Kadaitcha）这样不着边际的名字。但大多数由非土著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人类学观点的，这才是问题所在。
当一个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教养环境的人，审视这种以文字记录他人生活的行为时，文化和宗教上的细微差别，也会导致明显的误解。大多数人类学记录有关土著人智力和智慧的陈述都不真实，且带有恶意，比方说，文学抹杀了有关土著农业的证据，将我们归类为狩猎者，或采集者，暗示土著人不关心，也不耕作土地。这种抹杀支持了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观点，英国人用这个术语命名我们的土地，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在这片“荒地”上开拓殖民地。在1967年公投之前，我们一直被称为非人类（non-human），动物群（fauna）和植物群（flora）。
身为一名澳大利亚土著作家，让我感到异常兴奋。过去十年间，土著作家们荣获了澳大利亚顶级文学奖。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和金·斯科特（Kim Scott）获得了迈尔斯·富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托尼·伯奇（Tony Birch）也被数次提名。《蓝宝石》（The Sapphires）和《参孙与黛利拉》（Samson and Delilah）都是优秀的土著电影，剧本非常精彩，因为这些文字的核心与灵魂都来自内心深处，来自土著人的生活哲学。这是非我族文化所不能创造的独特写作。
问：你提到了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据我所知，她是带有华人背景的土著人。历史记录表明，中国人与土著人混居的历史很长。你是否认为它丰富了文化与文学？
答：我知道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是卡彭塔利亚湾瓦安伊部落（Waanyi nation of the Gulf of Carpentaria）的成员，她在昆士兰（Queensland）的克朗克利（Cloncurry），跟随外婆和母亲长大。她是一位骄傲的土著女性，能称她为朋友，也令我感到自豪。她的文笔热情，技巧高超，能够清晰地描述那些时至今日仍在影响土著人生活的事件，例如采矿。我记得2001年在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当时我还是创意写作课的学生，我们将要拜访阿列克西斯（Alexis），和她在艾利斯斯普林斯东边的家（Eastside， Alice Springs），她也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文学旅程，并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这真是精彩的回忆。
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淘金热（gold rush）促使华人的数量激增。到现在，一些家庭已属于第六代澳大利亚人了。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有色人种（coloureds）和澳大利亚白人建立联系，于是华人与土著人便开始通婚。
我了解北领地（the Northern Territory）达尔文市（Darwin）和松溪城（Pine Creek）的大多数家庭，因为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30年。他们在当地非常受人尊重，也对这两座城镇的特色作了很大贡献。澳大利亚的每个主要市镇都有唐人区（Chinatown precinct）。许多非小说作品（non-fiction book）肯定对此都有过描述。去阅读一本关于两种强大文化联姻的小说，讲述土著人与华人的联姻，那将非常精彩。我确定，他们在早期经历过诸多排斥和种族歧视，尽管现在，这些强大的家庭已经受到认可。
问：我记得你在三藩市的时候，曾经谈到土著印第安的亲缘关系。能否请你详细说一说？
答：19世纪30年代，阿富汗人从巴基斯坦（在印巴分离前）来到澳大利亚，他们的骆驼队（camel trains）闻名于世，将重要物资运送到澳大利亚沙漠地带最偏远的地带。他们把清真寺修建在澳大利亚的马里（Marree），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和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的定居者营地。
我的很多亲友都具有土著/阿富汗血统。促成这种亲缘关系的原因，就是在当时，有色人种（coloureds）和澳大利亚白人联姻属于非法行为。我想，大多数阿富汗骆驼夫最终都留在澳大利亚度过一生。或许在某个阶段，原住民中有人把种族混合看作一种耻辱，但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一点也不能被否认。书籍和纪录片都促进了这些神奇历史的发展。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段历史是否未被现有的澳大利亚历史记载，因为土著人与印第安人确实具有相似的面貌特征。我愿意做这样的推测，这两个大陆在冈瓦纳古陆（Gondwana）形成前，就已经连在一起，还有更多相互关联的历史等待人们去发现。
当我第一次访问加尔各答（Kolkata）的贾达沃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的比较语言系时，我了解了在孟加拉语中，kobi这个词的意思是诗人（poet）。因此，在我当众介绍我是阿里·克比·艾克曼，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土著诗人时，房间里一片骚动。语言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令我称奇。最近，我的朋友基梵·辛格·侬基里（Kynpham Sing Nongkynrih），一位来自印度东北部的城市西隆（Shillong），获过奖的卡西族（Khasi）诗人告诉我，deadly一词在当代土著语和卡西族语中意思一样，用于指一些特别好（very good）的事物。真是不可思议！
问：的确不可思议。你也谈到了你出席过的，或者将要出席的第一次国际土著作家会议。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答：我和我的朋友，著名的穆里（Murri）诗人莱昂内尔·佛嘎蒂（Lionel Fogarty），已经受到邀请，将会出席今年晚些时候在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土著诗歌节（the Worlds First Indigenous Poetry Festival），此次会议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80位土著诗人。届时，国与国之间将会就财政支持的定案进行商讨。因此，我希望这些会谈能给我们带来利益，这也将成为改变人生的一次事件。
我之所以感到激动，是因为在我想象中，这次诗歌节和大多数文学节相比，会带来不一样的涟漪作用（ripple-effect）。通常，诗人朗读过他们的作品后，涟漪作用会波及到读者。我的想象是，这次诗歌节的涟漪作用将会彻底倒转；在众多土著作家读完作品后，连锁作用会凝聚在一起。土著诗歌将发出同一种声音，因为所有的土著人在今天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同化和殖民威胁着我们的土地和主权，我们的语言，我们教育孩子的哲学实践，以及保障我们身份的人权，因此，我们的抗争还在继续。我希望这次诗歌节是充满感情的，能够倾听我们遭受的苦难，共同疗愈我们的灵魂。
问：虽然我不懂任何土著语言，但我曾经猜想过，土著语与汉语在某些叠词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例如Woy Woy，Wagga Wagga等词语，和汉语特别像，因为很多汉语表达都可以叠用，比如fengfeng huohuo（风风火火，意为十分匆忙）。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学者卫聚贤（Wei Juxian）曾有以下言论，早在公元前592年，已有华人往返于澳大利亚和中国，我很想知道，这其中是否存在某些影响或联系。
答：这个很有意思。有几个土著语群的名字可以叠用，比如说，Wakka Wakka， Muthimuthi， Gubi Gubi， Goreng Goreng。在沙漠中部，我的家庭所在地，词语的叠用也很常见。在皮善朱拉语（Pitjantjara）和杨库尼贾贾语（Yankunytjatjar）中，词语叠用以表强调，例如，“tjukutjuku”，一点点一点点，意为“不多”。“tjulpuntjulpun”，野花野花，指许多野花。
关于华人早在公元前592年就已踏足此地的说法，我从未听说，但我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很多地图可以证明，在17世纪，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就已经来到这里，远比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和英国侵略来得早。在澳大利亚北部，土著人与麻卡仙人（Macassans）联系紧密，他们彼此在文化上互通有无，十分友好。我听说，在阿纳姆地（Arnhem land）有一处麻卡仙人建造的石村遗址，常有麻卡仙人前往参观。有关其他亚洲人也曾来过此地的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现在，在阿拉弗拉海（the Arafura Sea）海域捕海参是违法的。在达尔文市（Darwin），有很多印尼渔民因为非法进入该海域而被监禁。在这些法律出台之前，海参是很常见的交换商品。我想象过偶有发生的爱情故事，有关年轻的姑娘和情人一起，远渡重洋，回到家乡的故事。许多北部的土著人，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来这些故事，他们的祖辈曾经亲眼见证过这些美好的结合。我相信，更多这样的故事将在未来得以证实，也驳斥了关于澳大利亚与外界初建联系的白澳历史观点，如今，澳大利亚学校的课程中仍然存在这种观点。历史将会证明，在英国之前，许多不同的文化就已进入过澳大利亚，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抱以友善与尊重，只有英国人，将战争带到这片土地上。
問：多年来，白澳作家，例如扎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著有《卡普里柯尼亚》（Capricornia）和《我的国家，可怜的家伙》（Poor Fellow， My Country）]，帕特里克·怀特[著有《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和《乘战车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著有《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圣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盖尔·琼斯（Gail Jones）[著有《抱歉》（Sorry）]，以及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著有《神秘的河流》（The Secret River）]，都曾在小说中塑造过土著人的形象。你认为他们的描写真实吗？或者，你也会觉得白人作家对土著人的描写存在问题，最近有一篇名为《当作家讲述不属于自己的故事时会发生什么？》（What happens when writers tell their stories that arent their own？http：//www.theestablishment.co/2016/05
/19/the-harm-caused-by-writers-who-tell-stories
-that-arent-their-own/）的文章，指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也认同，原因是什么？
答：非土著作家对描写土著人的故事有一种热情，对此，我一直感到好奇。我希望他们的写作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情感。在过去，虽然情况不总是这样，但土著人也常被塑造成配角，充当背景，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成员。虽然不是一直如此，我们经常被描述成野蛮人，令人恐惧的异教徒形象。我想，正是这样的定位，强化了白人同化我们的需求，也强化了“土著人是澳大利亚的二等公民”这样的刻板印象。
最高的艺术组织（The peak Arts body），即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the 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制定了一系列与艺术家进行合作的协议，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写作协议手册（the booklet Protocols For Producing Indigenous Australian Writing），手册里含有为当今非土著作家制定的写作纲领（www.australiacouncil.gov.au/symphony/
extension/richtext_redactor）。这些纲领强调了与土著社区接触的重要性，突出了语群差异，以及包含了城市、乡村和偏远地区在内的地理差异。但我怀疑，当前的很多写作并没有参考这些纲领，没有从土著人的角度来保护事实与史实。
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崛起得很快，近年来，有很多土著作家获得了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学奖。这些成绩也为一些土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职业。这其中也体现了包容，我们（土著澳大利亚人）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艺术社区，而且，我们正在重写我们的历史，任何一种可能歪曲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文化造成损害的文学作品，我们都拒绝接受。
问：自1921年阿奇博尔德奖（Archibald Prize）设立以来，在95年的时间里，获奖者一直只有白人艺术家，没有有色人种艺术家，没有土著或华裔作家，也没有带任何民族背景的艺术家，有趣的是，白人艺术家在描写知名的土著人时，很容易得奖。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是的，我也注意到，近年来，阿奇博尔德奖（Archibald Prize）的参奖作品展现了更多知名土著人的形象。这些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尽管都是男性。因此，我发现性别上的不平等是存在的，因为有很多坚强、美丽的土著女人都符合这样的标准：男性或女性，在艺术、文学、科学或政治上表现卓越，任何驻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艺术家均可描画。我也十分确定，评委团不会邀请任何一位杰出的土著艺术家加入。我希望这一点不久将会改变。我很喜欢阅读阿奇博尔德（Archibald）的参赛作品，因为我自己也是艺术家。
虽然我还没去过中国，但我有幸参加过在巴厘岛、曼谷、槟城、巴东以及印度的一些地方举办的文学节。我喜欢学习世界各地展现文化的方式，了解移民的不同层次，食物的历史，以及有学养的人们身上的凝聚力与慷慨。我成长中的那些辛酸与不易，也同样发生在村民们身上，我们对各自的文化、传说故事以及当代小说怀着同样的尊重。越来越多的科学理论声称，土著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因此，我们是一个民族，但也属于世界。作为一名杨库尼贾贾语（Yankunytjatjar）诗人，我需要让自己的诗歌与世界互动。我的座右铭是：去纪念我的痛苦，我也必须纪念你的。
后来我回到澳大利亚。我当然期盼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但令我失望的，恰恰是澳洲社会。在那里，我几乎强制性地生活在一个仅宣称拥有220年历史的主流社会里，这个社会坚持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被侵占的主张，并继续强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接受它的同化和约束。
尽管澳大利亚的财富世人皆知，但却没有国家土著博物馆、大学或教堂，让人们得到教养，并分享我们的历史，教育和神学。对我们神圣的土地持续不断的过度开采，是另一个抢夺我们遗产的借口。这是敲诈勒索！土著人不得不生活在世界上最年轻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不断地攻击、剥削、掠夺和否定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澳大利亚，我们当代的财富与合法的地界都遭到了抢夺。白人代表我们实施统治，制定政策。在主流艺术界，例如阿奇博尔德（Archibald），仍然存在这种做法。然而，我们必须庆祝每一个带有土著与多元文化元素的肖像画成功进入这个颇为讽刺的国家奖的评选，同时，阿奇博尔德（Archibald）奖也能考量澳大利亚的治愈能力。
问：我们能否讨论一下文学的影响力？在你阅读过的作家里，你认为哪一位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一生都在读书，最喜欢读传记类小说。我朋友曾给过我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那时，我才真正了解了想象的技巧。他所描写的那个如梦般的世界广阔而精准，着实令我惊叹。然而（作为一个诗人），正是对安妮·迈克尔斯（Anne Michaels）的《漂泊手记》（Fugitive Pieces）的反复阅读，使我在心中埋下一粒新的种子。书中有美味的散文，那种让我想“吃掉”的、诗意盎然的散文。书中的自然就是情感散文，它仿佛对我大声地说，“我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切都脆弱不堪。我稍稍一动就会打碎东西。我拿起什么，什么就融化。”她的句子，似乎就是对我人生的总结。2014年，我有幸在英格兰乡村举办的莱德伯里诗歌节（Ledbury Poetry Festival）上见到安妮；她也是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她给我的建议翔实深刻；我记得她说，“你需要在纸上仔细分析自己的本质”。就是在那个周末，我产生了写小说的想法，我现在刚开始写。澳大利亚有越来越多的获奖小说出自于土著作家之手；其中最著名作家，是阿列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金·斯科特（Kim Scott）和托尼·伯奇（Tony Birch）。我可以預见，在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的土著小说将会被世界上更多人认可，并对新的读者群产生影响。
我写诗比较晚，当时我刚与家人团聚，正努力重组我的人生。著名的澳大利亚诗人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mson）是我的良师益友，为我介绍澳大利亚诗歌史，和他最喜欢的诗人。罗伯特非常友善，并且乐于奉献，他教我写作的结构与实质，同时鼓励我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都热爱自然，并对鸟类情有独钟。莱昂内尔·佛嘎蒂（Lionel Fogarty）是土著澳大利亚最早的一位尚在人世的诗人。他的写作风格很抽象，对英语的使用具有一种对抗性。他拒绝被纸束缚。他大方地分享了30年来在海外参加文学节的经历，正是这份慷慨，帮我打开了通往世界土著诗歌的大门。我到处搜寻诗歌的译本，大部分是亚洲诗歌与阿拉伯诗歌；这些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精神语境也是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
科学已经证实，土著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化，通过文学，我就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隔绝。莱昂内尔（Lionel）和我已经受到邀请，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首届土著诗歌节。能和莱昂内尔（Lionel）一同出席，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知道，这将是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
问：谈到这些亚洲诗歌与阿拉伯诗歌，有哪些书给了你有趣的影响？
答：我对阿拉伯与中国诗歌/写作的好奇和理解，源于2014年我在爱荷华大学当驻地作家，参与当地国际写作计划（University of Iowa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时受到的影响。我在那儿见到了中国作家池莉（Chi Li）和来自香港的邓小桦（Tang Siu Wa），以及一些阿拉伯作家，例如，沙特阿拉伯的阿杜拉·阿尔·维萨里（Addullah Al Wesali）、埃及的阿哈迈德·沙非（Ahmed Shafie）、叙利亚的基那那·伊萨（Kinana Issa），阿富汗的姆吉布·梅尔达德（Mujib Mehrdad）和巴格达的萨德克·尔·穆罕莫德（Sadek R Mohamed）。我们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尤其我与几位阿拉伯作家的讨论，他们认为我的诗是“战争诗”。我向他们解释了发生在我的土地和同胞身上，持续不断的侵略的历史，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我的写作。他们也同我解释，并与我分享那些流传数百年，来自文学的恩赐；以及流传至今、堪比奇迹的古诗译文。我们的部落民歌，舞蹈和艺术源远流长，但令人难过的是，世人并未将这些视作我们留存下来的“文学”，我们身份的本质，或者能为我们的身份正名的解释。
当我想寻找新的东西阅读时，我会用谷歌搜索一些网站，例如，国际诗歌网（International Poetry website）和伦敦的诗歌翻译中心（Poetry Translation Centre）。我也经常去二手书店，翻阅一些我没读过的诗集，去读那些自动找上门的诗歌，它们能深化我对诗歌的认识，帮助我在冲突中求生存。
问：你的作品有没有被译成其它语种？如果有，作品的接受程度如何？
答：我的诗歌曾在克罗地亚，波兰，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和俄罗斯出版过。但我与译者或出版商多半没有沟通，因此，我只能信任这些译本，希望它们能反映我对生活的文化观。
2013年，我受穆里杜拉·纳特·查克罗波蒂（Mridula Nath Chakroborty）[文学共享（Literary Commons）]的邀请，去印度加尔各达的贾达普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参加比较文学系举办的文学翻译秋季班。我和12名学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周，我的作品经他们译成了孟加拉语。关于我的作品和翻译的过程，我增加了许多了解。我们浏览了几百张存在硬盘里的照片，参与者得以近距离地观看我的生活与我的土地，他们在照片里找到了我诗歌中的情感，分享了我的喜怒哀樂。我喜欢寥寥数日，我们彼此就像朋友一样平等交谈的感受。在研修班即将结束的发言里，我得到了“鸡皮疙瘩”（Goosebumps）这个绰号，因为学生朗读了他们翻译的我的诗，译得十分细致丰富。这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最终带来了《被漠视伤害》（Broken By Neglect）这本双语诗集的出版，里面收录了我的40首诗。
2015年，为了这本诗集的发行，我和穆里杜拉（Mridula）返回贾达普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并参加了在加尔各达举办的阿皮捷文学节（the Apeejay Literature Festival）。我也去了新德里（New Delhi），在那里出席年度新工具讲座（the annual Navayana Lecture），并庆祝由新工具出版社（Navayana Press）出版的我的诗体回忆录《不敢哭泣》（Too Afraid To Cry）的首发。作为文学共享项目（the Literary Commons project）的一部分，我们乘火车去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出席斋蒲尔文学节（the 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
这又是一次极好的经历。我喜欢听传统语言和诗歌的翻译。原语或母语能捕捉那些表达人在社会中相互交织的词语，关于人与人之间充满爱意和相互了解的关系。母语诗歌触动了我的灵魂。
问：你目前的写作进展如何？当你给主要的出版商投稿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答：目前，我正在做两个项目。一个是我的诗体小说《深红色月亮》（Ruby Moonlight）的续集，名为《希望穿越》（Hopes Crossing），主题是关于屠杀的。我尝试去写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引起的灾祸，以及220年前英国入侵后，土著人依旧延续的苦难。我想写种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写它如何影响了我的家庭和我们的群体。澳大利亚土著人仍旧屈服于政府制定的种族主义政策，因此，我们需要提高意识，接受事实，为了改变现状进行一次坚定而有效的对话。澳大利亚政府并不忠于人权协议（the protocols of Human Rights），我觉得艺术团体做得最好，突出了这些依旧存在的种种不公。
我的另一個项目，是首次尝试写小说。我会把一个故事当作小说来写，展示土著人民与世界各地的其它文化间强有力的联系。小说讲述的是居住在两个沙漠地带的民族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文化的重叠和双文化关系的美。我觉得，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澳大利亚（在我看来）对于这个国家的新居民来说，是很年轻的。我们对待难民的方式不仅难堪，而且常常很残酷。最常见的一句口头语，就是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这种污辱甚至是对着土著人大声喊出来的，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我怀疑大多数澳洲人是否了解殖民的真实历史，因此，我希望更多故事被书写，去教育人们，去更正那些课本上记载的错误的澳洲史。
我很辛运，能和出版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项目都已得到出版者的认可。我也有兴趣找一个印度的出版者出版我的小说。
问：谢谢你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答：我喜欢阅读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学作品。当另一个国家的读者说，我的一首诗十分契合他们的文化，以此来夸赞我，我觉得很幸福。我愿意鼓励每个人，去发现和阅读不属于自己文化的诗歌。去阅读那些用智慧的手写下的诗歌，因为它们可以用文学改变人的理解。去结交生理上的、情感上的，以及智力上的新朋友。这将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本次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英文访谈始于2016年4月18日周一晚11点44分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结束于2016年8月1日周一晚8点47分澳大利亚墨尔本。）
（责任编辑：庄园）
An Interview with Ali Cobby Eckermann
[Australia] Ouyang Yu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Cui Yuwei
Abstract： Ouyang Yu， an Australian-Chinese writer， conducted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with Ali Cobby Eckermann on 18 April 2016，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Cui Yuwei. As an aboriginal Australian poet， Ali Cobby Eckermann starts with her life experiences， shares with the readers her accomplishments in writing， and elaborates 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aboriginal Australians in the history and in modern age. Meanwhile， she demonstrates her love for indigenous poetry of all cultures as well as her efforts to promote it worldwide. Currently， Ali lives in Adelaide， unemployed， and has just won Windham-Campbell award， a literary prize of A$215，000.
Keywords： Ali Cobby Eckermann， Aboriginal poets in Australia， Aboriginal literature， indigenous poetry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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