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代马华文学论述的本土化，某种程度上是华文报纸副刊建构的产物。副刊的作为有二：一是大力扶持新生代批评，初步建构马华文学诠释的本土视域；二是开展史料爬梳与谱系建构工作，为马华文学论述的本土化提供扎实的考据材料。报纸副刊积极推动文学论述的本土化，反映出华文报纸于马华族群的精神纽带意义，也是集体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关键词：马华文学；本土化；副刊；文学论述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86-07
在马华文学场域中，文学主要寄生于华文报纸副刊。独立后，马华文学未能纳入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体系，而被定位为族裔文学，因此得不到政府的扶持与资助，几十年来自生自灭。这样的“盆栽”①境遇自然影响到马华文学生态，直到1990年代，副刊依然是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马华文学的主要生存空间，且副刊在马华文学论述“本土化”转向中作用尤为明显。
一、本土化：马华文学论述转型
与副刊转向的暗合
陈再藩指出：“華文报是马华文化的天空，它几乎是一种天气，如果这个天气产生变化，土壤也一定产生变化。天气影响土壤，华文报对马华文化的基础是重要的，马华文化与文学这些年来能够产生这么重要的角色，这个大传统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②1990年代马华文学论述的本土化，不仅仅是文学整体架构内部的探索和创新，某种程度上亦是报纸副刊本土化的产物，两者皆与马来西亚政经环境的改观直接相关。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马共问题的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政治形势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政治上，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推动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正常化；经济上，以“国家发展政策”取代遭到非马来人广泛诟病的“新经济政策”，鼓励华巫合作、对外开放；文化教育上，强调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华文教育和文化采取较温和的态度，批准设立南方学院和新纪元学院等华文大学。政治气候的小开放赢得了华人的一致拥护，华社的忧患意识和抗争心态骤降，华团领导人也逐步被诱胁、分化和收编，华社民间政治力量从施压对抗转为温和的协商路线。在马来西亚，社团、学校与报纸是华人抵抗的三大支柱，彼此有犹如唇亡齿寒的依赖关系。华社政治力量的“软化”自然影响着华文报的立场。与此同时，华文报被政商关系良好的华商并购，开始走向朋党化和集团化，几经兼并重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成长为90年代马来西亚影响力最大的两家华文报纸。《南洋商报》老板郭令灿与巫统党要过从甚密；《星洲日报》老板张晓卿曾任国阵成员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副主席，与首相马哈迪及砂州政要关系密切。商人所办之报，首先得服务老板的利益，两报老板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华文报的角色也从对抗转变成一种“竞合”关系③。其时，茅草行动④的风波刚刚平息，政治余悸对华文报产生了寒蝉效应，进而使“自我检查”成为媒体的自动选择。以上种种，使90年代的华文报立场趋向保守，出现“去政治化”现象。以取得复刊资格的《星洲日报》为例，社长张晓卿在复刊词中列出的几点办报方针明显带着威权下的妥协色彩：
1. 考虑到多元民族社会的特征，为顾全大局，时刻自我克制和约束，适当地行使新闻自由权利。
2. 在沟通官民合作方面，扮演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角色。
3. 为广大读者提供互通讯息，表达心声的便利。
4. 启迪术智，推广教育，发扬文化。
5. 在党派政治中，明辨是非，不亢不卑，严守中立。
6. 促进文化交流，以达致国民相互谅解及和睦相处的目标。⑤
头两条办报方针，显示《星洲日报》政治立场的保守谨慎，“凑巧”响应了马哈迪的媒体观。马哈迪多次强调，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社会，为了维护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媒体应自觉地放弃部分权利，接受某种程度的规管；最好的报业模式是社会责任模式，媒体应配合政府的政策，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第四、第六条方针透露了《星洲日报》的文化办报策略。此后，星洲日报不仅把新闻业务转向相对“安全”的文化领域和民生问题，副刊也大量增加了财经、生活休闲和文教内容。其竞争对手《南洋商报》早在1986年扩版的征稿启事中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根据中立的编辑方针，供稿须淡化政治色彩，降低文章的政治笔调”的办报方针，使自己尽力成为无政治色彩的华文报；并在90年代中期增加了《南洋经济》、《经济纵横周刊》、《南洋副刊》、《南洋论坛》等副刊。由此可见，进入90年代后的华文报，注重以关注当下、聚焦本土的副刊和财经内容吸引读者。历史的合理性在于，自马哈迪1981年主政马来西亚后，他就在这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积极推动有助于弥合分歧的共同价值观，如80年代的“向东学习”、90年代的“宏愿2020”，以及他多次强调的“亚洲价值”。这些价值观致力营造同心协力的一体感，对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民众关注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在90年代的起飞，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内种族关系渐趋缓和，80年代弥漫于华社的强烈忧患意识与寻根情怀也慢慢淡化，华文报纸副刊开始朝本土化转型。文艺副刊自然也不例外。《南洋文艺》、《文艺春秋》和《星云》⑥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大力推进本土化，对时代的脉动迅速做出回应。
长期以来，马华本土文学论述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传统和论战风气，往往流于意气之争，在理论上难有建树。张光达曾撰文评述马华文学批评匮乏的原因：一是文学观念僵化滞后，对国际文学思潮缺乏认识；二是缺乏专业训练，流于意气用事或主观好恶；三是对本土文化/文学现象缺乏透彻认识，找不到融合本土与世界性思潮的切入点。⑦马华文学批评圈子成不了气候，无形中失去了“诠释权”。面对马来学界的国家文学论述，马华学界招架乏力，往往只能诉诸情绪宣泄，或消极地摆出战斗性姿态。⑧与此同时，外国（主要是中国）学者带有勉励性质的评论文章充斥副刊版面，马华学界处于“失声而导致失身”的身份焦虑境地。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马华文学随着各种前沿文化思潮的涌入进入一个新的重构时期，加上政治气候的小开放，此时整个马华文化场域涌动主体性建构的自觉探索。在后殖民论述和少数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承认的政治”构成了90年代马华文学论述的核心主题⑨。为了获取表述自己的主体话语权力，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与编辑努力追求文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学术化。这一追求回应的既是马华文学主体性建构的问题，也是大马华社长期以来积淀的政治与文化焦虑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报纸副刊的本土化诉求。马华文学论述本土化能有效展开与文艺副刊对新生代批评的大力扶持紧密相连。
二、聚焦和显影：马华新生代批评的崛起
90年代前后，马华报纸副刊出现年轻编辑占位的“世代转折”现象。1988年，张永修接替陈振华主编《星云》，直至1994年张接替柯金德担任《南洋文艺》主编，之后《星云》由赖碧清、黄菊子接棒；1989年，王祖安接替甄供主编《文艺春秋》。主编是副刊的“守门人”，其编辑理念、学识素养和文化视野将左右整个副刊的生态和走向。张、王二位主编均是文艺青年出身的新生代才俊。他们的文学品味与取舍标准更有利于文坛新生代的成长。事实上，张、王执掌媒介阵地后，推进本土化、扶持新生代成为某种共同的编辑导向。
新生代作家大多科班出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亲历者，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成为他们文学论述的话语资源。这批6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已没有一个是南来的移民，皆是马来西亚独立后土生土长的华裔，有些甚至已是移民的第三代；较之父祖辈，他们纵有古典的中华情怀，却消隐了对中土的眷恋，因而对中华风貌、历史山河的怀想都相当淡远。另一方面，华裔身份遭受的诸多不公又困扰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感情，清除自身的母体文化印记与“澄清”馬来西亚国民身份便成了硬币的两面。因此，他们的文学论述强调文学的本土性、现代性、民族性，抗拒“国家文学”和“中国文学”论述的文化霸权，寻求马华文学在国家文学之内和在世界华文文学体系之中的合法位置，构建在地的马华文学知识谱系。
新生代作家刚进入90年代时还没有形成群体优势，马华文坛的诸多文学园地尚被中生代和前行代作家把持。两报副刊编辑除了给新生代批评提供更为优裕的发表版位，还充分运用了新闻编辑的“议题设定”⑩功能，通过精心选择马华文学热点、重点议题，策划系列专辑和专栏，对新生代批评加以凸显、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及读者的重视。
首先进入编者视线的是“马华文学定位”的议题。1991年，《文艺春秋》刊载了黄锦树《“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一文，从学术角度探讨马华文学的身份问题，但没有引起多大回响。事情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张永修收到留日学生禤素莱自日本寄去的一篇《开庭审讯》的报道。禤素莱以亲历者身份描绘了日本东南亚史学会关东例会的场景，会上众多日本学者质疑马华文学的合法性，认为马来西亚中文创作不能冠名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只能定义为“在马来西亚产生与发展的中国文学”。这篇报道让张永修敏锐地意识到，“在当时《星洲日报》正以隆重其事的花踪文学奖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之际，马华文学的名与实问题实在有被关注与讨论的必要。”于是马上发稿，安排该文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主题篇的显著位置刊登于《星云》，并大张旗鼓，开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召唤读者对此课题展开探讨。禤素莱转述的日本汉学家的质疑“正好踩到了马华文学的痛处（不被认可的挫败感），点出了马华文学的身份认同危机”，并借媒体的放大效应引爆了长久以来郁积在华族心中的马华文学/文化无以自处的悲情，读者反映异常热烈。之后，该系列又刊载了黄锦树的回响文章《马华文学经典缺席》，文章对马华文学的素质表示质疑，于是“节外生枝”，引发了另一场更深远持久的“文学的激荡”。“文学的激荡”系列前后延续一个月，所引出的文学议题颇具冲击力从而迅速聚集人气。在此过程中，禤素莱、黄锦树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提出的两个“没有”议题也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公众话题。
《南洋文艺》是90年代马华文学批评的重镇，专题策划尤为成功，对新生代批评的扶持居功至伟。《南洋文艺》在90年代致力打造的评论专辑主要有“马华文学倒数”、“双月文学点评”、“进谏马华文学”、“亮丽的星图”、“但愿人长久”、“大系探讨”、“80年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嘉年华”、“出土文学”等；批评专栏主要有“文学观点”、“有所建树”、“我的文学路”、“我最欣赏的作家”等；内容涉及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经典缺席、马华现实主义的困境、重写文学史、去中国性、文学欣赏的标准、大系探讨等马华文坛的核心议题。几乎所有新生代批评者都参与了这些评论专辑和专栏，他们提出的文学议题成为了副刊报道的重点。通过这一系列专辑、专栏的持续报道和宣传，新生代批评者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并不断积蓄力量，在马华文坛壮大声势。如1994年11月推出的“马华文学倒数”专辑，倒数各个字辈作家的成就，以7字辈为始，以3、2、1字辈为终，这种“倒叙”写史的谱系建构模式凸显了新生代作家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媒的策划和宣传，文学的新生力量得以集体亮相，正式进入读者的观察视野。1995年开设的“文学观点”专栏，大量刊发新生代批评文章。据笔者统计，1997年该专栏共发文章21篇，新生代批评占9篇，1998年共发文章29篇，新生代批评18篇，1999年共发文章20篇，新生代批评8篇。
正是大众传媒“议题设定”功能的有效发挥，马华新生代批评被拉到聚光灯下而迅速“显影”。在文学批评内容的开拓上，两报副刊透过专辑专栏及绵密刊登的技巧，强化了新生代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和集中性，提高了新生代批评的“能见度”。
两报副刊编辑除了提供园地让新生代批评密集曝光造势以外，还策划了诸多文学论争以迅速提升新生代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如1995年黄锦树与林幸谦之间关于“中国性”的论争，1996-1997年关于《马华当代文学大系》的讨论，1998年让黄锦树备受骂名的“文学研究与道义”的论争，1997-1998年的“断奶战”等。在这些论争中，黄锦树、林建国为代表的新生代批评者以“利剑”、“炮火”“隆重登场”，挑战占据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方修、方北方、吴岸、韦晕等为代表的“老现们”一度成为“烧芭”的对象。论争引来各路人马的谩骂围攻，新生代藉此迅速扩大了其作为“文坛新生力量”的影响与号召力，为自己正名和张目。
然而这些论争大多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副刊编辑策划的结果。“中国性”的论争出现在“双月文学点评”系列，据林幸谦自述，他之所以会回应黄锦树对他的批评，是因为收到了《南洋文艺》编辑张永修寄给他的黄锦树文章的剪报。张永修在与笔者的电邮中提到，“我寄剪报的用意是希望被提到的对方能够比较快的作出回应。当时电子网络还不发达，林幸谦人在香港，他无法看到当天在大马的报纸。若没有朋友转寄给他，他将会很迟才知道有关事件。若我没有寄给他，他迟早知道后会回复，不过可能是事隔多日，失去了时效。因此才有寄剪报之事”？輥？輱？訛。可见，如果没有张永修的趁热打铁，论争无法有效展开。因黄锦树索要方北方资料后又对方氏展开批判而引发的“文学道义”之争，亦不乏编辑张永修的穿针引线。“断奶战”中，林建国的《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最后见报时标题被编辑改为更具“冲击力”的《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但对原文中极具火药味的“东厂锦衣卫”、“奴役”、“招安”等词汇却保留下来。这显然是编辑刻意为之，意在挑起一场更大的争论。
如果说新生代“烧芭”式的激进文章能迅速聚集人气，那么对新生代批评的经典化则能使召集起来的读者群不会随着学术时尚的改变而作鸟兽散，从而保持读者持久的关注度。《南洋文艺》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与初期对新生代批评的大面积推介不同，90年代后期的《南洋文艺》侧重推介马华文坛已有名气的新生代批评家，使之经典化。
如1998年开设的“有所建树”专栏，由林建国和黄锦树轮流上阵，可视为将新生代批评经典化的有效实践。该专栏第一期配有“编者语”：“此专栏每月推出，由林建国及黄锦树轮流上阵，寄望他俩的论述对马华文学有所建树。”专栏名字从林、黄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既是期盼两者的论述能为沉闷僵化的马华文学格局带来崭新的路向，又暗含对他们批评地位的预先肯定，可见编者对林、黄二人的学识是何等推崇。而张光达在1998年《南洋文艺》的年度回顾里对此专栏的评价是：“认真阅读‘有所建树的文字，发现它真的是对马华文学有所建树，编者的期望并没有落空，……诸篇文章都很耐读，观点新颖，虽是短短一千字左右的篇幅，但如果不是具备深厚学识的作者，恐怕写不出如此深刻透视力的文字。张光达的肯定是对林建国、黄锦树马华知名批评者身份的再次确认。
从另一颇具影响力的批评专栏“文学观点”来看，1999至2000年间，张光达、刘育龙、林春美等新生代批评者的学理性文章取代之前的论战文字占据了重要版面。可见，《南洋文艺》不再依赖情绪性的唇枪舌战来吸引眼球，对新生代批评的打造朝经典化方向迈进。
两报副刊通过设定议题、策划文学论争、打造批评经典等策略，使新生代文学批评迅速崛起，成功实现了批评队伍的代际转换。新生代的成长，给马华评论界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对理论资源的娴熟运用使文学论述从“读后感式的‘文章批评进入理论运用的‘学术评论”，初步建构了一个新的马华文学诠释的本土视域。
三、“出土与重探”：史料爬梳与谱系建构
新生代批评援用西方文学理论剖析马华文学，增强了本土批评的规范性、学理性，但学理性的拓展需要有扎实的史料来背书。90年代，两报副刊有意识地开展史料爬梳与谱系建构工作，为马华文学论述的本土化提供扎实的考据材料和“地方知识”。这一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一是挖掘被时间尘埋的作家作品。
早在1993年，《星云》就推出了文学史家李锦宗的专栏“文坛钩沉”，介绍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如最先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韩玉珍；有“马来亚情人”之称的王莹在新马的演剧活动和创作；宿女（陈嘶马的笔名）在马华新新文学运动时期的编辑和创作情况；陈孑遗（笔名陈南、陈如旧）早期在马来亚的文学活动；出版之后没有发行的文学孤本《四月·我们》。这些珍贵史料的“出土”让读者得以了解马华文学史上筚路蓝缕的开拓者，接续被遗忘的文学记忆。
1996年中秋，《南洋文艺》推出“但愿人长久”专辑，介绍早期颇负盛名、但晚近鲜有创作、或者完全停笔的6位作家：方北方、宋子衡、姚拓、原上草、温任平、梅淑贞。这个专辑以作家的作品、照片、画像、签名式、书影、创作年表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勾勒了6位作家的文学风貌，使他们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
之后，陆续有一些零星的史料文章面世，如温任平的《佳作钩沉：天狼星诗社作品研读》？輥？輴？訛、《与陈应德谈“第一首现代诗”》等。真正的大制作是《南洋文艺》2000-2001年推出的“出土文学”系列。张永修坦言这个特辑的灵感来自张锦忠的建议。张锦忠认为“出土”非经典佳作，重探这些作家与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出土”的对象有已故的作家，也有被时间尘封的作家，他们是：现代派先行诗人张尘因、强调马华文学“地方性”的现实主义作家铁抗、致力“纯马来亚化”的《蕉风》首任主编方天、现代派诗人和报人杨际光、马华现代派先驱人物白垚等。编者除了刊出访谈文章和专人撰写的评论，还配备了“出土”作家照片、档案、书影、旧文、新作。这些小档案的配合既丰富了作家资料，又显示了对他们的尊重。
马华文坛即报坛，“一个文坛的风气如何，年轻的写作人是否有机会放胆突破改变，年长的作家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都和隐居幕后，‘处心积虑的文艺副刊编辑不无关系。这些编辑，成就了人才事业，但较之引领风骚的著名作家，其人其功却往往鲜为人知。”于是，在挖掘马华作家之余，张永修于《南洋商报》75周年纪念之际，设“名编系列”栏目，陆续介绍了影响一时文艺风气的著名编辑：连士升、姚紫、完颜藉、杏影、薛残白、李向、谢克和彭松涛，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旧事。
二是梳理马华文学的历史进程。
1994年的端午节，《南洋文艺》推出“马华诗坛20年回顾”，是盘点马华文学历史的有益尝试。之后，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追根溯源的专辑，是1999年的“80年马华文学”。1919年新加坡《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到1999年刚好走过80周年。专辑共分5辑，每辑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访问的对象分别是有“马华文学史料整理第一人”之称的方修、研究戰前马华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杨松年、马华现代文学见证人前《蕉风》主编张锦忠、新生代学者庄华兴和许文荣。5位学人简要评述了马华文学各个阶段的面貌，给马华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这个特辑里，编者特意设立一个小栏“寻找经典”，要求受访者谈谈80年来马华文学有没有经典，若有，经典又是哪些。这是对1992年黄锦树提出的“经典缺席”问题的回应。随后，与这一专辑相呼应，《南洋文艺》又推出3期“80年马华文学系列回响”专辑，邀请何乃健、庄华兴、颜泉发“着眼其他环节，检视马华文学一个个阶段的里程”，以补充5位学人的论述。这两个专辑有着明确的建构马华文学知识谱系的意图。
在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南洋文艺》特辟专栏“分水岭上”邀约温任平作一次文学回顾。“分水岭上”既有对天狼星诗社史料的钩沉，又有对马华文学历程的评述。前者如《70年代的三部诗选》、《孤秋的〈陋石之歌〉及其他》、《我的第一首现代诗》；后者如《文学与历史的辩证——1919年到1949年》、《左翼现实主义文学考掘1949-1979年》、《从现代到后现代1979-1999》。这些文章不再是意气之争，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平和的史料考据与探讨。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的最后一个月，《南洋文艺》乘势而发，刊登“马华文学嘉年华”征稿启事。该启事邀约马华作家出席“马华嘉年华”，通过回答编辑部拟定的5个问题来回顾过往，共商马华文学的未来走向。该专辑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畅谈历史、展望未来，是清点家底之后的再出发。
三是给当下的马华文学即时存档。
除了回顾过往，《南洋文艺》还致力于铭刻当下，整理存档即时的文学资料。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由张光达为《南洋文艺》撰写年度回顾，点评当年度的文学现象和收获，为“马华文学（史）做存档和见证”。通过串联《南洋文艺》历年年度回顾，大体可一窥这期间马华文坛的议题走向以及作者的书写关怀面向。
张永修是一位颇具“史”识和远见的编辑，除了发挥“守门人”的策划推广之功，还亲自上阵收集整理手头资料，如他亲笔撰写的《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系统总结了1994年6月至1997年6月《南洋文艺》策划的系列专辑，探讨的重要议题，并列出了马华文学论述年表。
史料挖掘与即时存档相得益彰，为马华文学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文献资料，使本土文学论述获得了扎实的史料支撑，在此不得不归功于副刊编辑的史家视野和苦心经营。同时，“我们站在哪个角度来述说/书写历史，将决定我们自身族群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述说历史并不是在书写回忆录，述说历史的重大意义，是为了建构未来，历史记忆对塑造认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方向”。两报副刊侧重“出土与重探”一些现代派作家作品、一些强调“本土性”與“马来亚化”的先行者，梳理马华文学80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显然有着增订补遗方修文学史的缺漏、重构马华文学知识谱系的用心。其更深层的用意恐怕还在于，通过建构“我方的历史”，以文学书写的形式记录华人移民本土、扎根本土的身世和命运，有效抵抗马来学界对华族进行的“他者化”建构。
四、结语
马华文学论述的本土化，与马来西亚政治气候的转向、意识形态的嬗变和文坛的代际更替有着天然的联系，亦明显具有媒体操作的痕迹。报纸副刊如此积极介入马华文学批评领域，推动文学论述的本土化，反映出华文报纸于马华族群的文化堡垒与精神纽带意义，也是集体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其中有作为学者的学术追求、作为商业性报纸的市场考量以及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国民身份塑造等多重因素。正如林建国所说：“如果我们不是出身大马，大概就不会研究马华文学，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讨论马华文学。换言之，这样的探索牵涉到我们的身世……或许从事其他范围的研究是机缘（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可是从事马华文学的研究却成为我们的命运，不论我们处身哪个学术领域、哪个地理疆界、国内或国外。？輦？輰？訛因此，报纸副刊不仅是我们了解马华文学生态的重要标本，更是我们感知马来西亚华族抗争、迷茫、忧愤、认同等诸种心理态势的切片。
① 黄锦树在《Negaraku：旅台、马共与盆栽境遇》一文中指出，马华文学与文化在多元种族的环境中必然是混杂的，也必然和在地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就现实层面而言，马华写作者能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不仅无法靠写作谋生，连业余都显困难，出版著作不只没有版税还得倒贴，更勿论累积象征资本（即社会地位），因此，马华文学与文化只能就盆砵给予的空间、土壤的多寡来决定它的大小。载《文化研究》第7期，2008年版，第78-79页。
② 魏月萍、马汉、陈再藩：《仰望优质的文化副刊》，潘永强、魏月萍主编：《解构媒体权力》，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③ 指华文报会配合政府政策，但一旦出现重大的课题，两者也会出现紧张的情况。参见曾丽萍：《西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发展的政经分析（1880-2008）》，世新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3页。
④ 1987年10月18日半夜时分，在吉隆坡的中南区一马来青年，手持莱福枪，向群众乱枪扫射，造成三人死伤，受害者有华巫裔人士。经过报章报导后，即掀起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接着由于“华小高职事件”，各语文报章发表激烈言论，使紧张气氛火上加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局因此采取“茅草行动”，展开大逮捕，激进分子如林吉祥等人遭扣押，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局以《星洲日报》刊登危险言论为由吊销其出版证半年。参见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华裔馆、南洋学会2002年版，第66页。
⑤ 张晓卿：《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星洲日报复刊有感》，载1988年4月8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⑥ 《南洋文艺》和《文艺春秋》分别是《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纯文艺副刊，是90年代马华最重要的文学园地；《星云》是带有很浓文艺色彩的综合性副刊，1988年《星洲日报》复刊后，新生代报人张永修接掌“星云”，锐意创新改革，成为影响马华文学发展的重要副刊。
⑦ 张光达：《建构马华文学（史）观——90年代马华文学观念回顾》，张永修等主编：《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02年版，第l-m页。
⑧ 庄华兴：《叙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颉颃与定位》，陈大为、锺怡雯、胡金伦编：《马华文学读本Ⅱ：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2页。
⑨ 刘小新、朱立立：《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⑩ “议题设定”是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之一，提出者为麦堪斯和萧。这两位学者以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为研究对象，发现大众传播媒介报道的重点（议题设定），与受众脑海中认为重要的议题呈现正相关；同时，媒介较常报道的题材或事件，也会导致受众对该议题的重视。转引自林淇瀁：《书写与拼图——台湾文学传播现象研究》，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版，第39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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