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在其第二部小说《莫娜在应许之地》中，成功尝试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即通过人物表演性的角色和身份扮演，使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探索自我、定义自我的独特途径。以青少年自我成长的心理分析以及巴特勒身份操演理论观照此小说，可发现“身份表演”作为作品的表现形式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传达了作者的文化思想。任璧莲在作品中不仅以流动性文化身份观作为其反本质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更将文化身份建构作为主体发展和自我完善旅程中一个动态性文化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超越了族裔身份范畴，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的主体性关怀层面上。作家巧妙地将这一系列深入的文化思考，寓寄于身份表演这一指符上，使其展现出不容忽视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任璧莲；身份表演；自我追寻；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53-07
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George H. Mead）在谈到自我的形成时指出，自我的产生是一个社会过程，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下形成。在此过程中，个体需要将自己对象化，并借助他人的经验和态度来形成对自身的态度①。米德从儿童自我形成的角度提出，角色扮演游戏有助于儿童获得周围他人的态度，帮助其在与所属群体的关系中确定自身，使自我得到发展。在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的《莫娜在应许之地》中，角色/身份扮演同样成了作品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形塑和定义自我的重要手段，也是作家思考和探索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的文学形式。
《莫娜在应许之地》（1996）是任璧莲第一部小说《典型的美国佬》（1991）的续集。《典型的美国佬》讲述了华人移民拉尔夫·张一家在美国实现美国梦的故事。小说展现了任璧莲幽默诙谐的写作风格和敏锐深刻的文化批评意识，被《纽约时报》评为1991年最值得关注的图书之一，并入围美国全国书评界小说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由此奠定了任璧莲作为新生代优秀华裔美国作家的地位。续集《莫娜在应许之地》延续了《典型的美国佬》中拉尔夫·张一家的故事，但叙事焦点转向了张家的第二代，以二女儿莫娜的成长故事为主要叙事。表面看来，这是一部华裔青少年个人的成长故事，但任璧莲关注的却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国，但非WASP（盎格鲁——萨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美国”②。任璧莲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开始萌芽、青少年反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上世纪60年代末和上世纪70年代，由此巧妙地将个人的成长与种族关系、族裔身份、自由、民权等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透过莫娜在成长过程中追寻自我的心灵历程，任璧莲展开了对文化认同和族裔身份的思考和探索。
《莫娜》的故事从莫娜上八年级开始。此时的张家已经实现经济上相对富裕，并且搬到了美国纽约郊区一个叫做斯卡希尔（Scarshill）的中产阶级社区。这是一个以犹太人居多的多族裔社区，其实是美国多种族、多族裔社会的缩影。在这里，莫娜结识了一帮同学和朋友，有犹太裔、日裔、非洲裔和盎格鲁-萨克逊裔白人。莫娜在与这些不同族裔的人交往过程中，经验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交融和冲突，对不同文化加以审视、思考和实践，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有意思的是，莫娜的身份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游戏般的、表演性的身份角色扮演得以完成的。不仅是莫娜，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致力于身份的转换。“转换”（switch）一词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末，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口诀“变”一样，为小说叙事以及人物的成长和文化的越界创造了诸多可能性和游移的空间。值得指出的是，任璧莲笔下人物的身份表演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巴特勒所言的身份表演的戏剧性、仪式性和语言性维度。尽管巴特勒的理论是在讨论性别身份建构时提出的，但对于讨论族裔身份建构仍然非常有帮助。下文中我们将《莫娜》这部作品置于青少年自我成长的心理分析以及巴特勒身份操演理论的脉络中加以审视，探讨身份表演作为作品的表现形式如何表达作品主题，传达作者的文化思想。
一、自我意识的萌芽与争取认同的表演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此时期社会思想变革风起云涌，人们不同程度都卷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不同族裔和文化走向多元混杂和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为社会带来新鲜的理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又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种族矛盾、文化冲突、身份困惑等问题。当正处于青春成长时期的青少年遭遇一个变动和复杂的世界时，他们的自我追寻之路必定更为曲折和多变。当张家搬到斯卡希尔时，莫娜时年十三岁，正进入青春发育期。众所周知，青春期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由早先的自我意识混沌状态转向对自我的探寻，由早先依赖于家庭、父母转向探索社会。他们需要在与社会和他人的交往中获得对自我的认知，确定自我，在此阶段，他们尤其迫切需要获得同伴的关注和认同。此时的莫娜尚未形成对自我和族裔背景的认识，却从与他者的互动中获得了反观自我和族裔身份的契机。
初到新社区，莫娜挖空心思想着如何获得他人的关注和接纳，使自己“受欢迎”。她想学习化妆涂睫毛膏，可是她的眼睫毛总是粘在一起，她甚至考虑是否要像有男朋友的丹妮尔·迈耶斯那样“找个人来亲吻”③。一天，莫娜偶然之间向同学芭芭拉夸口自己会空手道，“她可以通过意念使双手坚强似钢铁”④，未料芭芭拉竟然相信了，在佩服之余对其刮目相看。随后莫娜发现谈论有关中国的事情总能引起关注。尽管莫娜从没有在唐人街生活的经验，自认为很西化的父母自其小时候也没有教她讲中国话，她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什么认识，但这并不妨碍莫娜将其华裔身份当作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她开始常常在同学面前卖弄她的中国知识，吹嘘“她懂得怎样通过喝茶来怀孕”⑤，时不时向同学们展露中国话，其实只是仅有的几个她会讲的词语：别发疯、稀饭、酱油，这已经令她的同学们赞叹不已。不久莫娜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
人们喜欢她因为她不必使用除臭剂，正如她在体操课前后在更衣室里所展示的。更不用说她还能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豆腐。她的朋友们的母亲都请她去家里品尝她们做的中国菜。⑥
当莫娜受邀品尝犹太主妇们做的中国菜时，常常以俨然一副权威的口吻做出“非常正宗”的评价，以讨犹太主妇们高兴。而当被问到她们家吃什么时，莫娜不得不承认妈妈做的菜与她们做的有些不同，但她还有一手，她会解释“我妈妈做的是家庭风味，菜谱上没有的”⑦，这令众人艳羡不已。在一片赞叹和夸奖声中，莫娜不仅收获了众人的关注和友谊，还有作为孩子的虚荣心极大的满足。她开始向母亲海伦学习更多中国菜肴知识，但当“中国人如何吃剥掉皮的番茄”之类的饮食知识不再引起众人兴趣之后，莫娜的中国知识讲授有了新的内容，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中国人如何生吃猴脑的故事，丝毫没有考虑过这种道听途说的故事是否像忘记如何写中国字的母亲“编造”笔画一样编造出来的。莫娜就像在音乐演奏中自由发挥着她对其族裔背景的渲染。对于莫娜而言，华裔身份是一项“天赋”（special talent），“就像擅长溜冰或唱歌剧一样”，莫娜甚至还可以“以此成就一份职业生涯”⑧。
扮演“正宗中国人”的游戏令莫娜乐在其中。正如冈萨雷斯（Begona Simal Gonzalez）所言，她所标榜的“正宗”，实际上却是“假冒”的“中国性”，“正宗”与“假冒”之间的相互转换使得文化边界更加存疑⑨。表面上莫娜似乎以“中国性”而自豪，但实际上她仅仅意在利用其与众不同的族裔身份作为炫耀的资本，作为其获得关注的工具。作为出生和成长于西化家庭背景、从未有过唐人街生活经验、少不更事的二代华裔，她对于族裔文化的认识仅限于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更谈不上认同华族文化。可以说，莫娜的族裔身份表演与其主体无关。正因为莫娜的表演没有一个族裔主体的支撑，其表演由此具有了操弄性。对于一个富庶犹太社区的初来乍到者，一个觉得自己“就像那只兀自竖立开来的疼痛手指”⑩一样的他者来说，莫娜的操弄性表演似乎是帮助其融入社群，获得归属感的唯一途径。莫娜的表演令人联想起在华裔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争议性的“族裔食物色情文学”一说，任璧莲似乎有意让这个幼稚少女的族裔身份表演与曾经被一些华裔作者所惯用、但一直受到赵健秀等人所诟病的“自我东方化”做法产生互涉。尽管莫娜的身份表演与华裔作家的文化表演处于不同的层次上，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实质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如果我们可以将这种关联性和相似性界定为对他者认同的追求，那么我们由此又可以引申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另一共同点，那就是迫切追求他者的认同意味着主体的缺席。
的确，此阶段的莫娜尚未能对族裔文化以及自身的文化身份展开认真的思考，对其而言，族裔身份充其量就像一件时尚服装一样，可以随兴换来换去，就像她对日籍男友谢尔曼所说的，“谁生在这谁就是美国人，你也可以从你原来的身份转变为美国人。你只要学些规则和话语就可以了……就像我，我想成为犹太人我就可以。我只需要转换（switch）一下就可以了”{11}。足见其天真和幼稚。还是谢尔曼看得清楚，莫娜的一切考虑都是为了趋附时尚，包括她对他的日裔身份的兴趣，也包括他们之间的交往。他在回日本之前对莫娜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只是想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朋友，你想有个男友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合群。”{12}
尽管莫娜的族裔身份表演意指着其主体性的缺失，但毕竟其自我意识已经觉醒，族裔身份表演为其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让她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接触、观察和思考其族裔文化，为认识和定位自我提供了可能性。
二、身份表演实践与自我的追寻和定位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族裔身份表演只是莫娜的儿戏，那么进入高中后的莫娜则是在有意识的身份扮演中思考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实践着自主选择的人生信念。
莫娜的身份实践始于她对犹太教的皈依。莫娜所住的社区犹太人居多，她的好朋友大多是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姑娘芭芭拉·古拉尔斯坦（Barbara Gugelstein）、犹太男孩塞斯·曼德尔（Seth Mandel）以及犹太教会的拉比（意为导师）霍洛维茨（Horowitz）等人对其宗教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芭芭拉是犹太裔，由于父母一心希望向盎格鲁-萨克逊裔新教徒看齐，芭芭拉自小信奉新教，16岁时却突然宣布自己转而信奉犹太教。芭芭拉在莫娜家的薄饼店用一个号角吹奏犹太教传统乐曲作为庆祝仪式，她兴奋地对莫娜说：“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我这样做，你也要这样做。”{13}在芭芭拉的影响下，莫娜真的开始思考起皈依犹太教的问题。但其实此时的莫娜更多是出于跟风从众、趋附时尚的心理，只有后来在霍洛维茨拉比的启发之下，莫娜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她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她是否清楚转换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她皈依犹太教的愿望是否是认真的？不是为了效仿朋友而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出于青少年的叛逆心理？在拉比的启发下，莫娜逐渐意识到身份的转变并非如她之前所为的只要“转换”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如霍洛维茨拉比所说的“毕生的功课”，她需要“不断的读书、学习，读书、学习，但这仍然很可能需要花上一辈子”{14}。
莫娜开始大量阅读犹太教书籍，潜心钻研犹太教义，同时积极参加犹太教各种活动，到犹太寺庙听拉比讲学，了解犹太历史和礼节，学习犹太圣经和希伯来语。同时莫娜也开始对各种文化包括华裔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正是在反思、追问、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莫娜有了自己的发现，形成了自己关于宗教文化的见解。她最初选择皈依犹太教虽然一方面是受伙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发现犹太文化表现出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与自己追求自我和独立的愿望相契合。她对霍洛维茨拉比说：“我喜欢来犹太寺庙。我喜欢你教导我们要提问，提问，而不是一味地顺从，顺从。我喜欢每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的拉比，与上帝直接交流。我喜欢每一个人都能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15}随着了解的深入，她认识到犹太教是一个相当“务实”（down-to-earth）的宗教，他们不求来生幸福但求今生意义，致力于在此生改造世界、贡献人类、启迪心灵，并在此过程中使犹太民族生生不息{16}。莫娜还将犹太教文化与自己所接触的几种文化进行比较：“犹太人寄希望于今生今世，天主教徒寄希望于天堂，而中国人寄希望于后代。”{17}经过比较，莫娜认为犹太裔美国人是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没有谁比犹太人做得更好的了”{18}。正是在学习犹太教教义和犹太传统文化，对犹太民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莫娜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皈依了犹太教，成为一名华裔犹太教美国人，还将自己的姓改为张欧维茨（Changowitz）。这是汉语张的发音与犹太人姓氏的尾音相结合，象征着其杂糅的文化身份。
小说中，不仅莫娜实践了身份的转变，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份都在变动中。芭芭拉从犹太人转变为新教徒，再从新教徒又转变回犹太人，此后却又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做了整容手术，将犹太人标志性的大鼻子做小了。莫娜的另一位同学英格尔一直自以为是WASP（盎格鲁-萨克逊族白种人），然而有一天得知去世了的母亲是犹太人，于是决定做回犹太人，可是这一犹太人身份并没有保持多久，英格尔又决定做回WASP。莫娜的姐姐凯莉原先讨厌做华人，到了哈佛之后受室友非裔美国人内奥米的影响，竟然狂热地崇尚中国文化，过起了中国式生活，打太极拳，就着杂菜喝稀粥，甚至还穿起了连自己父母都没有穿过的棉衣、布鞋，宣称自己是个“中国式的人”。
在小说中所有“身份表演者”中，莫娜的男友塞斯是最为积极、也最具戏剧性的一个。他出生于犹太人家庭，却声称自己是个“正宗的非正宗犹太人”（authentic inauthentic Jew），并且正在成为“非正宗的非正宗犹太人”（inauthentic inauthenticJew）{19}，自言“入侵”犹太教仅仅是他寻找自我过程的一部分。他放弃上大学，反对一切社会习俗和规范，像印第安人一样住在帐篷里，整日思索着尼采、康德，梦想着像梭罗一样搞社会试验。他认为人必须表里如一，不能公开一面，私下一面地玩两面派{20}，然而反讽的是，他却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身份表演”。他让同学安迪冒充莫娜少年时期的日籍男友谢尔曼给莫娜打电话，后来又接替安迪，亲自扮演谢尔曼继续在电话上与莫娜聊天，甚至雇佣另一日本交换生冒充谢尔曼与莫娜见面，让莫娜相信一直在电话上与她攀谈的就是谢尔曼。塞斯就这样在多个身份之间转换，他所进行的“身份表演”既是其社会试验的一部分，也是其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塞斯的身份扮演就像莫娜在哈佛大学里假扮成姐姐凯莉一样发人深思。离家出走的莫娜来到哈佛，趁姐姐凯莉不在，冒充凯莉，睡她的床，穿她的衣服，用她的牙刷，还以凯莉的身份去上课，替姐姐做课堂笔记，甚至当妈妈海伦和塞斯打来电话时自称是凯莉，而两人还信以为真。在这两处地方，身份扮演得以以“假”乱“真”，恰恰令所谓的“真身份”与“假身份”之间的界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任璧莲似乎以此揭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表演性和偶然性因素，启发我们对身份的属性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
任璧莲借上述这些人物的身份转换，明确地表达了身份具有流动性的观点，契合了斯图尔特·霍尔的身份观，即身份只是一个定位，一个正在形成的动态的过程{21}。值得注意的是，任璧莲似乎并不愿止步于此，她似乎希望进一步探讨这一流动性身份观究竟可以达至何种程度。这从其处理芭芭拉和英格尔的身份表演的方式可体现出来。任璧莲不仅将芭芭拉和英格尔的身份置于流动状态，甚至允许其来回变动，明显带有任性和儿戏般的色彩，就像少年时期的莫娜的身份表演一样。从任璧莲描写这两个事件的态度来看，显然她并不认同对待身份的草率的态度，她主张的是像青年莫娜那样的身份实践。尽管对于进入青年时期的莫娜来说，身份实践依然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表演游戏，但她已经告别了幼时的冲动和儿戏，学会在游戏中学习和思考，在探索中定位自我，在理性的身份实践中建构自我主体性。
三、对身份建构性的文化思考
任璧莲在《莫娜》一书中通过身份表演的形式，一方面以人物身份的变动不居模糊了身份范畴的边界，主张身份具有流动性，另一方面又以许多出人意料的细节描写揭示身份的建构性。在细读小说过程中，不难发现任璧莲的思考契合了巴特勒的身份具有操演性的观点。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指出性别操演具有戏剧性的维度，因为它强调性别是一种近似于表演的行为，认同男性社会性别或女性社会性别的人按照社会对这一性别的规约去演绎自己所认同的社会性别，即使这一社会性别与其生理性别不一定相符。但巴特勒特别指出性别身份具有表演性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控制其性别行为，而是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在社会中定位为男性和女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不断地“引用”社会性别规范，按照异性恋模式中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规定去行动，在重复性别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性别身份。这是一种重复性的、仪式性的行为：
“建构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或由主体发起的一个因果过程，……建构不仅仅在时间中发生，其本身就是一种重复规范的时间过程；在这种重复过程中，性别得以产生，但同时又失去稳定性。作为重复或仪式性实践日积月累的结果，生理性别得到了自然化的效果，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重复的过程中有偏离规范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不稳定性。”{22}
巴特勒的操演理论虽然是在讨论性别身份的时候提出的，但对于我们分析任璧莲笔下的族裔身份表演仍然非常有帮助。我们在莫娜的“中国性”表演中、从她如咒语般的“转换”一词中，从她在哈佛校园里扮演姐姐身份，从塞斯和安迪扮演谢尔曼这些情节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身份表演的戏剧性。每个人物都在游戏式的转换身份角色过程中寻找自我的定位，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得原有身份范畴变得不稳定，从而消解了固有的身份概念。尽管任璧莲笔下的这些人物宣称“你想成为什么人都可以”，表现出鲜明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但任璧莲并没有放任其反本质主义立场走向虚无主义。她通过莫娜的身份实践表达了对身份建构的过程性的重视。这一点契合了巴特勒所说的身份操演具有仪式性维度的观点。巴特勒认为，身份操演是对社会规范的不断重复性引用，从而形成程式化的一套实践，身份便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小说中，莫娜清楚自己想要成为犹太人必需经历不断的学习过程，正如她自己所言，“你得知道犹太教的假日，你得知道所有的仪式。这样你才知道你是谁，不再花时间试图成为WASP，行为举止像是你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少数族裔”{23}。由此看来，成为一个什么身份并不是说变就变的，而是必须遵循文化规范操演而成的。从莫娜对犹太教教义的学习，对犹太宗教各项仪式活动的遵循，可见其身份的建构有赖于其对犹太教规范的引用和操演。
不仅如此，任璧莲与巴特勒一样注意到了语言和作为语言实践的话语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在巴特勒的理论中，性别身份的操演具有语言性的维度。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e）上。巴特勒吸收了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关于语言具有施事功能的理论，讨论了语言对于身份的述行功能。她用了奥斯汀所举的例子：在教堂婚礼仪式上，从牧师说出“我宣布你们为夫妻”那一刻起，一对新人就成了夫妻。同样，当医生宣布刚出生的婴儿为男孩或女孩的那一刻起，婴儿就成了一个性别化的主体，他/她就被带入该文化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界定之中。这是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询唤”（interpellation）的效果{24}。莫娜及其朋友们的身份转变都经过了语言的“询唤”，只不过她们“询唤”的施行者是她们自己。我们看到芭芭拉和莫娜都是在宣布自己成为“犹太人”之后开始以“犹太人”自居的。这一“宣布成为犹太人”的举动虽然没有让他们即刻成为“真正的”（这个词其实相当存疑）的犹太人，但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明显，它“开启了她们人生的新篇章”{25}，芭芭拉和莫娜开始常规性地参加犹太教堂活动，加入犹太教青年会组织，甚至负责该组织的热线电话工作。她们正是通过语言的“询唤”将自己置身于犹太教的身份话语中，并由此开始实践一系列身份的操演。“询唤”还激起了反作用：芭芭拉的母亲将她送去做了整容手术，将标志着犹太人身份的大鼻子缩小；而莫娜的妈妈海伦则与莫娜发生了激烈冲突，责骂她变为犹太人使家庭蒙羞，“我们中国人不会做这样的事”{26}。由此反证了语言“询唤”的力量。
然而，语言在身份建构中更显著的作用体现在：身份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在巴特勒看来，话语实践产生性别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规定和铭刻身体，将身体性别化。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上，社会和个人依照性别话语产生对身体的预期，其结果是建构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或是女性气质的身体。这样建构而成的性别身份只是一种话语效果，一个没有“原件的仿品”，它仿拟的是“真品这个概念本身”{27}。所以说性别操演是语言性的，所操演出来的身体性别特征是历史过程中外在的文化符号的沉积累加的结果。如果说巴特勒以哲学思辨论证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性，任璧莲则是以文学性的手法表达其对族裔身份的话语建构性的思考。任璧莲的思考在“塞斯-安迪-谢尔曼”的身份表演以及莫娜与其几次有趣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莫娜在犹太教会的青年热线电话值班时，接到了一个自称日本男孩的电话。通话结束后，莫娜做了如下的电话记录：
日本人（？）男性，为了不可理解的但是却很深刻的原因打电话（这是不是歧视？）。谁知道，也许只是为了练习语言吧（英语）。除了中间有长时间的沉默和使用短句子之外，通话的气氛还是好的。应该多在吸毒教育上多注意些。鉴于通话人郁闷的心态，本来应该探讨他对于剖腹自杀的态度，即使这只是个刻板印象。然而却谈论草坪护理问题（施肥）还有长着树的鸭子池塘（柳树）。通话者颇为如前所述的树的剪枝烦恼。认为那树木本如季候风一样充满阳光，四肢招展，不可能再长回去。突然挂断。有隐含的信息在里面？文化考量当然只是一个方面，或大或小。存疑。{28}
在这里，由于双方没有见面，莫娜只能根据话语——当时的通话以及莫娜头脑中的文化预设——来建构来电者的身份。对方自称日本人，一下子将莫娜拉进其头脑中有关日本人的文化预设话语中。在猜测来电者目的时，她不断援引各种对日本人/亚洲人移民的刻板印象，如“不可理解”、“为了练习英语”（意味着亚洲移民必定英语能力低下）等。显然，在这种文化预设中，一个心情郁闷的日本人似乎“应该探讨剖腹自杀”而不是讨论草坪养护，因为讨论草坪养护显然是适合经济富裕、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美国白人的话题，而不是来自亚洲、只懂得拼命工作的移民的话题。尽管莫娜看不见对方的身体，然而对方的种族身份却成了莫娜理解对方来电目的的关键。讽刺的是，对方的种族身份实际上却是扮演出来的，在小说后部，塞斯承认了这名来电者其实是莫娜的同学安迪。
经过几次通话，莫娜认定他是少年时期的男友谢尔曼。当芭芭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时，俩人试图通过一系列问话来试探其究竟：
芭芭拉在纸上写道：问他日本的教授都穿什么衣服。
“日本的教授都穿什么衣服？”
“什么？”
问他他现在穿什么。
“你现在穿什么？”
“我？我现在穿什么？”
问他是不是穿蓝色牛仔裤。
“你是不是穿着蓝色牛仔裤？”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穿什么？
“我是穿着蓝色牛仔裤。”他最后说。{29}
在这次通话中，莫娜和芭芭拉依然是援引关于族裔化身体的话语来建构对方身份的，她们启用了服饰这一种族化身体的延伸物。在这两个少年的文化预设中，和服是日本人族裔身份的标志。依照这样的预设，日本教授肯定是穿着和服的，而来电者如果真是日本人，那么他肯定知道日本教授的衣着。出乎两个女孩意外，对方却答不上来，两个女孩发现无法确定对方的日本人身份，于是转而问起对方是否穿着蓝色牛仔裤——主流服饰话语中美国文化的象征，试图以此确认对方是否美国人。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丽卡·林在《电话里的莫娜》一文中的分析，莫娜和芭芭拉问话中所提到的牛仔裤，既是美国文化中最为典型的服饰，同时又暗示了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牛仔裤已经成为全世界流行服饰{30}。可见以服饰作为意指种族的符号并不可靠。而来电者对日本服饰的不确定以及莫娜和芭芭拉对来电者身份的不确定，恰恰暗示了种族身份的文化设定的虚幻性，正如艾丽卡·林所指出的，“通过暗示来电者无法描述其身体现实不一定与其身份相关，任璧莲表明了来电者的身份是表演性的，是通过话语引用某些自然化了的关于种族身份的概念而建构的”{31}。
可见，任璧莲以其特有的幽默和深刻描写了莫娜与“谢尔曼”的几次通话，意在揭示，对身体的各种种族化话语其实只是文化的建构，与身体无关；身份不是建立在任何本质特征之上的，它是“身份表演者”依照文化预设的表演以及“观众”依照文化预设进行解读而共同建构而成的，是话语实践的结果，与主体的本质特征无关。
值得指出的是，原本只是为了捉弄莫娜的塞斯，为了在电话里扮演好谢尔曼，查阅了许多关于日本文化、禅宗的资料，竟然在这一过程中对东方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由原先的身份扮演游戏转向生活中的身份操演，俨然以日本人自居，过上睡榻榻米、使用筷子、坐蒲团的生活方式。他的这些身份操演实践最终帮助自己确立了对日本身份的认同，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日本人”，也许“他前世就是个日本人”{32}。在此，任璧莲再次呼应了巴特勒关于身份建构具有操演性的观点。
总之，小说中主人公们一系列身份表演事件，寓深刻的文化思考于游戏般的形式中。莫娜等人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思考、对族裔身份的表演和实践，追寻自我，最终实现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既是美国青少年自我成长的精神历程，同时也是作家任璧莲对族裔主体性、文化身份命题展开哲学思考的过程。任璧莲在这部作品中继续倡扬她在《典型的美国佬》中所采取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以流动性文化身份观作为其反本质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更将文化身份建构作为主体发展和自我完善旅程中一个动态性文化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超越了族裔身份范畴，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的主体性关怀的层面上。令人赞叹的是，作家巧妙地将这一系列深入的文化思考，寓寄于身份表演这一指符上，可以说，无论是作为叙事形式还是文化涵指，《莫娜》中的身份表演都展现出不容忽视的诗学意义。
①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② Julie Shiroishi.“American as Apple Pie，”AsianWeek 18.6（Sept. 1996）. 26 Oct， 2006， www.asianweek.com/092796/cover.html.
③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6， p.5.
④⑤⑥⑦⑧{11}{12}{13}{14}{15}{16}{17}{18}{19}{20} Ibid. p.5； p.5； p.6； p.6； p.8； p.14； p.21； p.31； p.43； p.34； p.35； p.231； p.231； p.112； p.121.
⑨BegonaSimal Gonzalez.“The（Re）Birth of Mona Changowitz： Rituals and Ceremonies of Cultural Conversion and Self-Making in‘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ELUS， Vol. 26， No.2， Identities（Summer， 2001）， p.232.
⑩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6，p.231.
{21}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22}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0.
{23}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p.137.
{24} Judith Butler.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pp.224-225， p.232.
{25}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6，p.31.
{26} ibid. p.45.
{27}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Routledge， 1990：138.
{28}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6， p.70.
{29} Ibid. pp.80-81.
{30} Erika T. Lin.“Mona On the Phone： The Performative Body and Racial Identity i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ELUS， Vol. 28， No.2，（Summer）2003：51.
{31} Erika T. Lin.“Mona On the Phone： The Performative Body and Racial Identity i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ELUS， Vol. 28， No.2，（Summer）2003：51.
{32}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6， p.278.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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