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再复的散文犀利批判了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呼吁中华民族要有一个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即全民族的“生态意识”的觉醒，他称之为民族的“第四大意识的觉醒”。到海外后刘再复的生命状态和梭罗十分相似，过着一种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生活，他的不少散文记录这种具有“生态主义”性质的生命形式。从“精神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刘再复“第一人生”的“自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矛盾的，“自我”一定程度上是异化的“自我”；“第二人生”的“自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则走向和谐融洽，由异化“自我”回归本真“自我”。刘再复精神生态中“自我”内部结构调整既与其生命经历的断崖式“裂变”有关，也与“禅宗”的深刻影响有关。
关键词：“生态意识”的觉醒；生命形式；精神生态学；“自我”内部结构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18-06
什么是生态文学？关于这个概念内涵的界定，多达十余种，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意见。①但现在能形成共识的是，生态文学不仅仅是以“自然生态保护”或“环境保护”为唯一的内容题材，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有所超越。王岳川则把生态文学分为狭义的生态文学和广义的生态文学，狭义的生态文学定义为“作家有鲜明的生态文化立场，前卫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直面现代性生态危机而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而广义的生态文学则是指“那些具有生态文化意识的传统文学作品”。②鲁枢元则把“生态学”分为“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③其中“精神生态学”对于“生态文学”的内涵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采取王岳川的说法，认为狭义的生态文学有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即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而产生的种种生态危机，作家则通过文学作品对这种危机现象进行反映并揭示其根源，向人类发出警告，表达了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而广义的生态文学则超越这一特定背景，人类文化史上只要能表现一定的生态文化意识、生态情感趣味以及自然题材写作，以及表现情感与精神生活的“精神生态”都可纳入到这一范畴。本文认为，刘再复的生态主义思想，既体现在狭义的生态文学层面，也体现在广义的生态文学以及“精神生态学”的层面。
一、呼吁以“生态意识”觉醒为标志的
民族“第四大意识的觉醒”
就狭义的生态文学的层面而言，刘再复的部分散文犀利批判了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对中国大陆所存在的种种生态危机忧心如焚并发出警醒之声，呼吁中华民族要有一个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即全民族的“生态意识”觉醒，这在国人对工业化与现代化深信不疑、趋之如骛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一种少有的、超前的时代“忠言”。
在这之前，刘再复曾提出“本世纪三大意识的觉醒”的主张，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未民初的“民族——国家”意识、“五四”时期的“人——个体”意识和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等三大意识的觉醒，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牵动了中国人每一个神经，深深地影响了国人。在此基础上，刘再复认为，中国人还需要一个新的觉醒，即全民族的“生态意识”觉醒，他称之为与前三大“觉醒”并列的民族的“第四大意识的觉醒”。
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财富的积累、国民生产点值的增长成为社会的唯一目标，而聚敛财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掠夺有限的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向大自然索取，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江河干涸、水土流失变质、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生物的多样性急剧减少等系列环境问题，整个自然生态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这引起了刘再复先生的警觉和忧虑。他在《生态意识的觉醒》一文中提到，“太湖已经发臭，说得难听一点，太湖几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厕所”。他由太湖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说出去，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化发展虽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也付出的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之一就是生态的破坏；并呼吁：“在世纪之交，如果中国人能有一个生态意识的大觉醒，就像‘五四‘人——个体意识觉醒那么强烈，也像后来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那么牵动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心，该有多好啊。在上一个世纪‘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时，随之而来的是救亡意识，现在虽然没有亡国的问题，但却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山川危亡的问题，这是值得整个民族都来关怀、都来呼吁、都来研究的问题。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比较早，其生态意识也觉醒得比较早。到了今天，他们已充分意识到：宇宙中地球只有一个，糟蹋了可没有别的去处。而中国人恐怕也应想到这一点，想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而且还应想到：中国只有一个，长江只有一条，黄河只有一条，如果毁坏了，我们的后代子孙可没有别处可以安居”。④除了《生态意识的觉醒》一文，刘再复也写过《救救黄河》等文章，对黄河等祖国江河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亦表示强烈忧虑，提出现代化不能以“山川变质”作为代价。认为，“现代化是必须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必须的，但是，现代化的实现难道应当以毁灭‘黄河母亲为代价吗？难道应当以糟蹋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吗？”⑤
刘再复身在海外，却为何能关心故国的自然生态问题？为何有如此自觉的生态主义意识？原因之一是刘再复有一个“参照物”，即美国人相对先进的生态主义观念，尤其是他所生活的小城，全体市民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的自然保护观念和生态主义意识，刘再复置身于如此环境下，难免不被潜移默化，产生自觉的先进的生态主义理念，并将之作为一把“标尺”，来衡量中国人的生态观念。刘再复1992年以后，居住在一个名叫Boulder的小城，小城居民不到十万人，科罗拉多大学的师生就有3.5万人。刘再复说：“Boulder城的居民特别保守。这里每一年都有一次居民投票，表决一下要不要发展城市，可是每一年投票的结果，多数居民总是说‘不。这个城市无论是住宅区还是商业区都没有高楼，原因是居民们反对兴建高楼。……他们早已悟到：现代化不等于纽约化、洛杉基化，也不等于就是遮蔽天空的高楼大厦，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发展。”⑥而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却是另一种景象：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栉比鳞次，工厂里烟囱喷出的浓烟如一条条怪物一样，涌向湛蓝的天空，天空慢慢变色，空气遭到严重污染；据统计，全球空气最差、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就有多个位于中国。而刘再复又有Boulder这样一个独特的“参照物”，他如何不能不发出如此忧心如焚的呼吁？对于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全球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申请，然而刘再复所生活的科罗拉多市民却对此不感兴趣，敬而远之。“科罗拉多高原是美国著名的滑雪圣地。每到冬天，世界各地的滑雪英豪就纷纷来到这里大试身手，前些年，世界冬季奥运会曾要求在这里举办，没想到竟遭到科罗拉多州公民们的反对，这里的传统居民富裕而保守，生怕太多强健的双脚会踩坏自己心爱的土地。他们把家园天然的美貌视为生命，看得比名声和金钱重要。”⑦刘再复居住地的居民的生态主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一种与日常生活相伴的习惯和理念。而这些无疑影响到了刘再复，对刘再复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除了以上这些狭义层面的生态文学写作以外，刘再复还创作了一些广义层面的生态文学作品，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望。在他看来，人类往往把他们与自然之间视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自然为客体，把自然作为人类被征服被利用的对象，无休止地掠夺自然，霸占有限的自然资源，形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人与自然界很多动物之间本来是和平相处的朋友，但更多时候却变成互相防备的敌人。因此，当刘再复看到自己的朋友和小鹿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不由得大加赞赏：“安格尔先生给它们（鹿）送去面包片，小鹿便从容地嚼食起来，眼里没有一点惊慌，鹿是动物中最胆小的，我很奇怪它们为什么这么从容。我看到安格尔先生嘴唇动着，好像在和小鹿说话，小鹿翘首倾听着，好像也在微微地点头。此时我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可以互相沟通的语言。”⑧胆小的鹿对人有充分的信任，这是鹿建立在人一千次不伤害它的经验之上的。联想到中国国内某些民众出于利益的诱惑，对生活在高原上藏羚羊等珍稀动物进行围狩猎捕的行为，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珍稀动物见到人就如临大敌，仓皇逃跑，而西方有些国家的动物见到人却毫不戒备，和谐相处？刘再复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尤其让我喜欢的，是在科罗拉多还见到三种儿时的朋友：蜻蜒、蝴蝶和天牛……蝴蝶是在小山的花丛里见到的。天牛是在小溪边的树林里见到的。我认识它们，它们不认识我，但也不陌生，不害怕，我走近它们时，天牛仍然从容地在树枝上戏耍，蝴蝶则自在地翔舞。蜻蜒则是在一个夏日的早上，突然飞入我的家，停泊在书桌上的阳光中……我又像儿时那样，缓缓地伸出手，轻轻地夹着她的长尾巴。她竟一点不动，只用圆滚滚的蓝眼睛看着我。我松开手指，过了大约一刻钟，她才从容地飞出窗外，徘徊了几圈之后便直扑云空。”⑨刘再复通过走访海明威的故居认识到，海明威“是一个社会中人，更是一个自然中人。很明显，他与自然的关系大于他与人际的关系，他与大海的关系重于他与社会的关系。想到这里，我突然升起一阵调整生命关系的冲动……此后，生命应当多多朝向大海，朝向大自然，朝向大宇宙”。⑩在海明威等人的启发下，他的生命关系确实进行了重大调整，生命走向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刘再复的生命多指向功名、官位、权力、名声等世俗功利性层面，那么，旅居海外后的刘再复的生命则摆脱这些外在世俗因素的束缚，回归生命本真，更多地向自然和自我敞开，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他在自然中发现了生命更多的意义，正如他小女儿刘莲说：“我爸爸每次看山看水，总像和它们初次见面似的”；刘再复则感喟“知父莫如女”：“又是小女儿的声音。我惊讶这个小家伙的评说怎么那么准确，我真的每年见到秋叶，都好奇得像是第一次相逢似的”。{11}山水和自然不再是外在的自然景观，而是融进刘再复的生命，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生态主义”性质的生命形式和
“精神生态学”的观照视角
（一）“梭罗”式的“生态主义”性质的生命形式
刘再复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刘再复从一个“社会的人”变为一个“自然的人”，“第二人生”的刘再复远离名利樊笼和世俗干扰，简化人际关系，简化到只剩下几个朋友和一些老师学生。有些时候，他和自然的关系大于和社会的关系，他曾说：“现在与松鼠、野兔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12}刘再复把自己“封闭”起来，大量的时间生活在家中，经常在草地上读书、散步、劳动。他不上网，也几乎也不看报纸，原来为了学英文，订了一份《今日美国》（U.S. Today），后来也不看了。只是在每周末读一下朋友赠给的《亚洲周刊》、《明报月刊》和美国的地方报。他疏离现实社会，回归自然，与自然为伴，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象牙之塔，过着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
他的不少散文，描述了自己的这种“生态主义”性质的生活经历和生命形式。他喜欢与大自然为伴，醉心于芝加哥大学校园上青青的草地，他说，“我的根在故国的土地上扎得太深了，不容易喜欢异邦，然而，我却很喜欢异邦的草地。我在西方的享受，就是看看这些草地，这些青青的、青青的草地……对着眼前的青青翠翠，我想到，人生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有一箪食，一瓢饮，一片草地，就可以生活得很有味”；{13}“花园与草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到海外漂流，我会满足于第一人生那种安逸与荣耀，会满足于别人为我营造的小窝……自从有了自己的一片绿草地之后，我便常常在那里沉醉。施肥、除草、剪枝、打扫落叶且不说，还坐在那里读书想事，久久不愿意进屋”；{14}对于修建自己的房屋和修整自己的草地，他会乐此不疲的“上瘾”，尤其对草地醉心到痴迷的程度，他的小女儿刘莲称他是“enjoy草地”，“修整完阳台，便进入修整草地。草地上的杂草要除，树要剪枝，菜地要开垦，还要买肥料和种子，春天到来时更是忙极了，满地是蒲公英的小黄花，千朵万朵，要一一拔掉，但不管什么活，样样都使我沉醉。这时我才知道，修建自己的房屋和草地会上瘾……一天到晚牵挂着草地，而且一走到草地上就高兴，好几回大女儿剑梅从纽约来电话找我，小妹妹告诉她：爸爸又在enjoy草地了”。{15}
刘再复在自己的散文中多次提到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他的生命状态其实和梭罗十分相似，梭罗反对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喜爱大自然，远离尘嚣，企图在静谧的大自然中寻找一种本真诗意的生存状态。《瓦尔登湖》一书代表了一种回归生命本真的原生态生活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作家两年时间在瓦尔登湖的日常生活状态，他独自一人住在瓦尔登湖，在小木屋旁开荒种地，春种秋收，他每天打交道的就是土拨鼠和野鸭，与湖水、森林和飞鸟对话，在船上吹笛，在湖边钓鱼，细心观察四季的轮回，晚上在小木屋中记下白天的观察和思考。他隔绝与世俗社会的交往，独立地生活和写作。刘再复的生活状态和梭罗何其相似也！如果说梭罗是瓦尔登湖湖畔的“梭罗”，那么刘再复就是科罗拉多山下的“梭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下开荒种地，那么刘再复就是在科罗拉多山脚下自家后院中灌溉除草；梭罗的好朋友是野生老鼠和野鸭，那么刘再复的好朋友就是“松鼠野兔”，是“蜻蜒、蝴蝶和天牛”。梭罗与“禽兽为邻”，和“野生老鼠”关系亲密：“它（野生老鼠）居然跑上了我的衣服，沿着我的袖子，绕着我盛放食物的纸不断地打转。而我把纸拉向我，躲开它，然后突然把纸推到他面前，和它玩起藏猫猫的游戏。最后，我用拇指与食指拿起一片干酪来，它索性坐在我的手上，一口一口地吃它，吃完象苍蝇一样擦擦他的脸和前爪，然后扬长而去”。{16}刘再复亦与“动物为友”，与“蜻蜒”关系友好：“蜻蜒则是一个夏日的早上，突然飞入我的家，停泊在书桌上的阳光中……（我）缓缓地伸出手，轻轻地夹着她的长尾巴。她竟一点不劲，只用圆滚滚的蓝眼睛看着我。我松开手指，过了大约一刻钟，她才从容地飞出窗外，徘徊了几圈之後便直扑云空”。{17}梭罗为了种豆而“锄草”：“毫不留情地把一种草全部捣毁，野蛮地摧残了它们纤细的组织，同时用锄头来仔细地区别它们，为了悉心培养另一种草。这是罗马艾草，这是猪猡草，这是醡酱草，这是芦苇草……打击它，拔掉它，把它的根须翻出来，暴晒在太阳下，别让它在阴影中留一根纤维，否则它转一个身子便又露出头来，两天以后，就又绿得像韭菜一样了，这是一场长期战争”。{18}梭罗如此热心于“锄草”，刘再复同样对“锄草”乐此不疲，他的大女儿剑梅则称他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我父亲就是科（柯）州（科罗拉多州）的老农民，笔耕、锄耕两不误。……现在父亲仍然守望着我家后院的那一片草地，那一片丁香花与桃李树，仍然天天在那里浇水、灌溉、除草，他已用坏两部小拖拉机，这两年他改用手推割草机，这样割一回草可以流一身大汗”。{19}……因此，可以说，梭罗和刘再复虽然未曾谋面、但却是生命状态和灵魂走向极为相似的知心朋友，刘再复就是在科罗拉多山下生活的另一位“梭罗”。
（二）“精神生态学”视角下的刘再复
鲁枢元先生把生态学分为三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20}而“自然生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生态”体现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21}如果说“自然生态”关注的是作为“外世界”的自然的发展与健康，那么“精神生态”关注的是作为“内世界”的个体精神世界的健康与和谐。“精神生态说”的产生是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家、哲学家对人的精神世界更深刻的认知的基础上的，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心理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舍勒的“精神现象学”。这些学说，为我们认知人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精神生态说”的产生提供心理学和哲学依据。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不但外在的自然生态遭到了破坏，同时人的内在精神生态也遭遇危机，产生严重失衡现象。鲁枢元就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列举了现代人内在精神生态失衡的种种“精神症状”，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22}造成“人”的内心世界的紧张和自我冲突。
以“精神生态学”为视角，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刘再复“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由内部“自我”呈现出的“精神生态”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他的“第一人生”的“自我”一定程度上是异化的“自我”，“自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矛盾的，那么，其“第二人生”的“自我”不再是异化的“自我”，而是回归本真的“自我”，“自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融洽的。在刘再复看来，他“第一人生”的“自我”是被世俗妄念之执所蒙蔽的“假我”，“第二人生”的“自我”则是明心见性的“真我”。“第一人生”的“假我之执”，对于刘再复来说，更多地体现在那个“跳忠字舞”、{23}“充当了红卫兵的尾巴”、{24}“对着那些人造的敌人——那些在泥巴里滚爬一生的兄弟喊叫、咆哮，勒令他们‘坦白交代”、{25}“把受苦的母亲看得无足轻重，把大慈大悲的亲娘扔到九霄云外”、{26}“被人们视为‘启蒙者”、{27}想当“英雄”和“受难者”{28}的刘再复。刘再复说：“要向人们承认，我确实中过魔。着了魔在沉睡中得了本体病：我丢失了自己……我必须坦白自己曾经中了魔法，我必须从魔法的笼罩中逃亡，逃到天涯海角，逃到这静谧的、只有天籁、少有人籁的果园。”{29}直到“第二人生”，刘再复才逐渐打破“旧我”的束缚，向“真我”之路回归，也就是逐步摆脱仕途经济、功名权力、荣华富贵等世俗因素对“自我”束缚的过程。他的人生幸福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一箪食，一瓢饮、一草地就够了。他说：“我想不出有其他的日子、其他的瞬间比醉卧草地时更加幸福。所谓幸福，就是对大自由与大自在的体验。此时此刻，没有人干预我，没有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偶像、世相、幻相、官场、商场、名利场全在遥远的地方，身边只有无声无名的小花、小草、叶子，陪伴我的是清朗的阳光和最质朴的生命……很早就记住庄子的‘与天地独往来的话，但不知如何实现。这回斜卧草地，望着蓝天白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草地上我获得一种生命的沉浸状态。”{30}此时，那个被“偶像、世相、幻相、官场、商场、名利场”所蒙蔽的“自我”不见了，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其“自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矛盾冲突状态转为和谐统一。
刘再复精神生态中“自我”内部结构的调整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与其生命经历雪崩式、断崖式的“裂变”息息相关。以1989年为界，刘再复的生命产生一次巨大“裂变”。1989年之前，刘再复的人生春风得意，他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要职。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一定程度上充当党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言人，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刘再复也是8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领袖”人物，他提出的“文学主体论”、“性格组合论”等文学理论曾产生重大时代影响，由此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文学的“启蒙者”。彼时的刘再复处于人生顶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功成名就，风光无限。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随着198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这一切人间胜景荣华顷刻间如雪崩一样坍塌，化为乌有，权力、高位、名声、荣华、故国、故人都弃他而去，他变得“一无所有”，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流浪漂泊，一切就要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刘再复谓之“转世投胎”，经过漫长时间的调整，他才逐渐适应并习惯另一种文化生态的生活，即他所谓的“第二人生”。两次截然不同的人生对刘再复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裂变，他“精神生态”中“自我”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当然，生命际遇的断崖式“裂变”只是刘再复“精神生态”中“自我”内部结构调整的客观原因，并不是每一个人在这样情况下都能作出类似的调整，刘再复恰恰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禅宗”，“禅宗”救了刘再复，“禅宗”是促使刘再复“精神生态”中“自我”内部结构调整另一关键因素，可谓之主观原因。禅宗对刘再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禅宗的本质特征是自性本体论，一切仰仗作为本真之心的自性，也就是自救，从自己身上寻找光明。禅宗警惕一切“执”对“自性”的“蒙蔽”和“役使”，正如刘再复说，“打破我执与法执，才不会被我之幻相所役。功名、权力、财富等，都是我之幻相。打破我相，便是不被功名所役，不被虚名所役，不被权力地位所役，不被财富所役。打破法执，才不被各种妄念所役，不被各种八股、本本所役，既不为人役，不为鬼役，也不为神役，总之是不为他者、他性、他念所役，守持生命的本真、本然”。{31}刘再复主张破一切“执”，解一切“役”，知道“了”，知道“止”，知道“放下”，如此方能保持最本真本然的自我，从而获得生命的大自由。如果说刘再复“第一人生”的“自我”被功名权力等“我之幻相”蒙蔽役使，而呈现为被异化的“自我”，其“第二人生”则在禅宗的启悟下，破除了这些功名等“我之幻相”的深度蒙蔽，由“异化”自我回归本真“自我”，其“精神生态”亦整体上呈现出和谐明朗自然健康的特征。
① （参看）闫慧霞、高旭国：《生态文学的称谓与界定》，《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② 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35-136页。
③{20}{21}{22}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56页。
④ 刘再复：《生态意识的觉醒》，《沧桑百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69页。
⑤ 刘再复：《救救黄河》，《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232页。
⑥⑩{30} 刘再复：《小城守望者》，《阅读美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页；第27页；第22-23页。
⑦ 刘再复：《脚踩千秋雪》，《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30页。
⑧ 刘再复：《山那边的小鹿——缅怀保罗·安格尔》，《师友纪事》，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9页。
⑨{17} 刘再复：《高原上重逢的黄蜻蜒》，《远游岁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33页。
{11} 刘再复：《又看秋叶》，《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24页。
{12}{19} 刘剑梅：《美国中部高原上的“柯老农”》，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2e6kr.html（2013年10月21日）。
{13} 刘再复：《草地》，《漂流手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56页。
{14} 刘再复：《营造自己的花圃与草地》，《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08-109页。
{15} 刘再复：《玩物丧志》，《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06页。
{16}{18} 梭罗：《瓦尔登湖》，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第170页。
{23}{24}{25}{26}{27}{28} 刘再复：《天涯悟语》，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9页；第42页；第40页；第41页；第40页；第43页。
{29} 刘再复：《“我是谁”的叩问》，《独语天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52页。
{31}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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