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薛忆沩的《遗弃》是一个自称“业余哲学家”的“自愿失业者”在他“消失”之前留下的一份日记。它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样本，与之并列的是主人公图林颇具现代派文学色彩的一批“写作”。这部详尽记录个人思想和痛苦的书，充满了“局外人”式的体验和反抗，表现了混乱的现实生活与渴望秩序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对立，而其圣徒般的个人探索和冒险，呈现出个人对生活的思考和对存在的追问。
关键词：薛忆沩；遗弃；精神困境；个人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116-07
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借助审美对象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和证明自己，从而借以展示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向度。但当个体面对自己的时候，文学又该作如何的观照？与瞩目日常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薛忆沩的《遗弃》是一部展现个人精神成长史、关注深层内心生活之谜的“成长小说”。小说是关于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在剧烈变革前夕的中国80年代中期，留下的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记录，表现了精神世界的“成长”与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以及在大众消费时代的无所适从。其独特之处在于叙事没有借助外在力量来展现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而是直接切入个人混乱、琐碎和焦虑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灵魂在丰富的颤抖中发出真实刺眼的光芒。这样的写作所展示的心灵自传式的气质，颇具象征意味地书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境遇，使得读者得以在“另类”的主人公身上辨认出自己隐秘的身世。
一
《遗弃》给转型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份罕见的样本或档案。它讲述的是社会生活对精神世界的侵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混乱”。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且以“业余哲学家”自居的图林，发现了世界的“混乱”、社会的“无聊”、生命的“迷茫”与生活的“虚无”。生存状态的边缘性，使他获得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和超脱，以局外人的立场洞悉体制内人们习以为常的荒谬和可笑。他一生都依赖和信任“组织”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而被开除公职后，从此一蹶不振，沦为赌徒。而他的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体制。“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他不但蔑视亲身父亲，他还蔑视所有作为体制基础的父权，他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
在图林看来，体制窒息了怀疑和自由，湮灭了才智，压制了个性。因此，在父亲被体制“遗弃”之后不久，他坚决“遗弃”了体制。因为，“在扑朔迷离的体制里，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我只是办公室的一件物品，比如一把椅子，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被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①图林对体制的“遗弃”，既意味着在精神上对自己习惯的生存空间进行超越，同时也是他寻找自我的前提。
与把自己纳入一个价值体系中，才能找到生存意义和获得人生归属感不同的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图林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拒绝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按照契约社会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行事，竭力从原有的人生模式中挣脱出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在他心中瓦解了。他不再把自己交给榜样，而只交给自己。这样，离开体制，成为一个“自愿失业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的行为让人想起了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在一篇题为“革自己的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怀世界的邪恶和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②在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命运。图林无关暴力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逃离体制后的图林又陷入另一种人生困境。一方面依靠体制内母亲的供养来维持生活，让他憎恶自己经济上的不能独立，另一方面沉迷哲学思辨，让他发现生命的荒诞与死亡的恐惧。如果说“自愿失业者”的身份导致他生存的艰难，那么“业余哲学家”的思辨却让他体会到存在的焦虑。“也许‘实根本就不存在，就像‘真理不存在一样。或者，‘实只是一种不同的感知体系中的‘名……这混乱的世界就是因为这一切变化莫测的‘名而混乱的。”③他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他就像是一个身处辽阔囚笼的囚犯，没有可以挣脱的锁链，也没有可以粉碎的高墙，更没有可以向人宣示受虐的证据。无限扩展的心灵郁闷伤害着他的灵魂，幻灭着它的希望，激发出他自我厌恶和自我遗弃的感觉。
生存的艰难和存在的焦虑在提升他认知境界的同时，也让他超越狭隘的“体制”意识。他发现个人的困境并非全是现实体制的问题。小说以I-See哲学教授的经历和一群决定脱离体制、移居海外寻找“成功”和“自由”的艺术家为例，表明没有自由人格和独立精神的个体是难以真正摆脱“体制”的束缚：“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对西方寄托的希望……外在的自由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吗？”④
如果说哲学教授和艺术家们与图林的差距，在于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敬意和畏惧，那么图林对死亡的深度思考却已严重影响了他的心理，“是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挽救人的危机。死亡决定了生命的荒诞，荒诞引发了人的危机。这是纯粹的危机，绝对的危机，无法挽救的危机。焦虑和恐惧是这种危机的标志。”⑤所谓人生无常，生命有限，其实是每个人或多或少于夜不能寐的中宵、流连于弥留的病榻之时，都能感念和思考的。图林的恐惧是因为死亡背后的巨大虚无，没有救赎，没有惩罚，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而正是因为这个大悲所引起的觉悟，转而让他对生命有限性所彰显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有所超拔与解脱。
二
《遗弃》也是一份罕见的青年思想和先锋文学的档案。哲学家周国平称：“这本小说是不寻常的。中国有了自己的卡夫卡、自己的《恶心》、自己的《局外人》。我这么说，绝不指你模仿。恰恰相反，你和许多描写荒谬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区别正在于你摆脱了模仿。你是真正体验到了，并且成功地写出了这种体验。”⑥薛忆沩自己也承认这部背离中国文学传统乐观精神的小说，是写实中之虚，写人生的空虚和意义的虚无。
《遗弃》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体现其“先锋”意味。作为一部日记体小说，叙事是由主人公图林的日常生活、思辨和写作混合而成，没有小说惯有的情节营造和结构编织。这种叙述结构的无序性，既与图林杂乱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思辨相对应，也暗示了叙述空间的死寂性。生命在此不是一种生长着的连续和延绵，而是一种没有生气的重复和轮回。图林内心不断流露出强烈的紧张与冲突，体会着变革时代给人带来的不安和惶惑，但结论却总是趋向同一。这在考验读者智力与耐心的同时，暗示图林冲出铁屋子的一次次努力。
以记录个人日常生活的日记体形式来展开叙事的《遗弃》，已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而这部貌似无序的小说又有与其内在本质一致的特点，即，“自愿失业者”的日常生活和“业余哲学家”的思辨与写作是统一的。对一般人来说，感觉就是生活，思考就是认识这种生活，但对图林来说，思考才是生活，感觉只是给思想提供食粮。图林把他的所见所思所感都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世界的混乱与心灵的混乱互相交织，使得这个涉世未深却不无深刻的年轻人，难以应对繁杂的现实生活，而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智慧的火花却面壁而生。
慌不择路中，写作成为图林自我救赎的稻草，让他疲惫的身体和紊乱的内心得到暂时的满足。他在用一只手挡开死亡笼罩的阴影时，用另一只手记下在颓败中看到的一切。这样的写作既是接通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中介，也是一个反思型知识分子或自我打造的个体所作的推墙努力。它使得孤独的图林与世界获得短暂的统一，得以从自己的忧虑中逃遁出来。“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对生活的见证，厌倦了生活中此起彼伏的噪音。是埋头写作的时候了！只有全神贯注的写作能够将我带离这一切。只有全神贯注的写作能够带给我内心的平静，能够防止我对生活的厌倦被恶化成对生命的厌倦。”⑦
图林颇具现代派小说风格的精彩创作，与他生活中对体制和父权的对抗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中，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精神错乱”的阿奇说出了清醒而理智的真相，“你们举起了屠刀。刑场。社会是刑场。我也想成为刽子手。我首先要将这严严实实的屋子杀了”，还有，“刽子手也死了。只有鞭子和教科书不会死”。当《送葬》中老人的孙子把他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奖状一把火烧掉时，他绝望地说：“这是我的命啊。”而《自愿失业者》则是图林摆脱体制的缩影，其间有处长的忧虑，母亲的痛惜和恋人的失望。
在犬儒派哲学家面前，代表权威的村长和穿着制服的邮差，他们浑然不知自己威风凛凛的表象下是体制的束缚，这是《人狗》的内涵。《伦理学》中与大学生探讨斯宾诺莎的眼镜店老板，由于体制的原因而潦倒一生。《人事处老P》呈现了既是暴政帮凶又是暴政奴隶的人事处老P忏悔却无奈的心理。在不同体裁糅合在一起的《戏剧》中，父亲死前留下的一本“教科书”被两个神秘的女人取走，暗示“体制”的绵延不断。而小说结尾马上要升格为“父亲”的“我”却有些恐惧自己新的角色。“我”新写的剧本就是这种恐惧的下意识流露。
与体制内种种庸碌无聊的生活相交错的是形形色色的死亡。与病魔作斗争的外公死了，总是很忙的处长死了，本分老实的“老猫”和他的父母神秘地死了。他看到同事火葬后珊瑚碎片般的骨灰。他听外婆讲述老外公家水塘里神秘浮现的两具尸体。所有这些死亡，尤其是热爱哲学的弟弟死在前线，给天性敏感、恐惧死亡的图林内心极大的刺激，引发他对死亡、战争、时间等深刻的思考。
例如，他对死亡的思考，“死后的殊荣再现历史的荒诞。它是对生命最大的讽刺”，还有，“一代接着一代，人们以死亡来雕琢历史”。而他对与死亡形影相随的战争的思考同样惊世骇俗，如，“想家的士兵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他比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更容易失去‘回家的机会”，如，“战争本身是否正义与士兵没有关系。对他来说，他能活下来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让他死去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再如，“如果士兵是学生的话，死亡就是他唯一的功课”，以及，“只有死者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如此等等。还有他对革命的看法，“革命是历史中的华彩部分。革命的荒诞凸显出生命的荒诞”。这些石破天惊、颠覆传统的思想，在图林风格迥异的《老兵》、《革命者》、《铁匣子》和《重逢》中都有集中的体现。
这些奇特晦涩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内容和风格，即，“写什么”和“如何写”，更重要的是其写作的内驱力。“我应该怎样定义我的写作？它们简约而深奥，读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和费解，比如前天写的《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并不是故意将它写得奇怪和费解。它完全是‘自然地呈现在我的大脑之中。说我的写作是‘小说，一定会引起专家的不满。我是‘业余哲学家。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是清晰又完整的。它对应着我心中的灵光或者心中的秘密。它抗拒传统和正统的分类。”⑧
这段写于1月13日日记中的话，既是图林后续写作的宗旨，同时也透露了其写作秘密。而通观小说全篇，我们发现是折磨、痛苦、焦虑、诞妄，是难以承受的激情，构成了违禁的冲动，让图林的写作拧断了常规的语法，塑造了新颖的修辞。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常人是生活在理性的规训之中，而图林的写作是在陌生化中，展开日常语言无法获知的感性和想象力，让被压抑的显露出来。这种具有挣脱锁链或击碎坚硬力量的写作不仅仅是技艺使然，它来自生命内部强大而异己的感受力。而随之产生的忧伤阴郁的话语风格，使得读者在阅读时生成新的感知力，体会着语言表面下那个作为感受主体的图林，非如此而不可的深层心理。
“文字狱”是意识形态势力从语言中清除“异己”或“他者”的行为，而图林的写作却是让自己成为那个“异己”，成为那个“他者”。在他的意识深处，他在向这个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异己者或他者走去。他决不能容忍意识形态对生活的简化。否则他的写作就会变节为自身的敌人。所以，他的写作就是背叛，就是有意的偏离常规，就是对平庸性的深深厌恶。
在无意义的世界里，图林用写作来呵护自己的生命力，就像在有着透光玻璃的牢狱里，他用写作来拯救自己于无边的单调乏味。而正是无意义感，让他深深地质疑那些既定的意义及其言说方式。他就像是一个难以融入体制或回归社群的非正常人，但是在他违反的力量中有着敏锐的感觉、准确的观察和精到的见识。他文学话语形式的写作，是对权力话语和社会契约的逃离，是对潜在于语言、观念及其表述方式中无所不在的支配体系的一次次的逃离。“只有我自己不认为自己‘反常……‘正常是平庸的近义词。‘反常的人不一定不平庸，而‘正常的人一定平庸。”⑨
图林的写作和思想活动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治疗与治愈行为，只有这一过程的中断才是疾病。他在写作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那些图林眼中“平庸”的人，由于对支配体系的缴械，由于思考和表意能力的丧失，已陷入自身的不健康状态。
就整个小说的叙事层面而论，发生在图林个人生活史上隐秘的社会创伤再现于图林的“创作”之中，并具有另一重意味：一个被允许叙述的文本遮盖、并提示着一个不被允许叙述的文本。小说以图林的卧病在床为起笔，然后就是他对现实种种不满的叙述，在貌似突兀的开篇背后省略了这个“病人”的成长经历。作者通过叙事话语的转义手法，把不能直接叙述的社会心理创伤故事，转移到图林晦涩难解的小说之中。这是《遗弃》叙事本身的“移位”与“压缩”策略。
这种叙事策略隐含的意义在作者的随笔中得以明确展现：“事实上，《遗弃》的主人公随处可见。他们大概于八十年代初期还在中国的大学里受着教育。他们迷恋西方的思想成就，而他们的行为仍然比较严肃。他们形形色色的冲突更多地是针对体制而不是针对传统的。……他们从转型的中国社会中获得了最深的不安和惶惑。他们身上弥漫着怀旧的魔力，而他们却又被迫走到了变革的前沿。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为人父人母，他们的儿女也多半已经进入了他们一直不太信任的教育格局之中。新的一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或许从一种重现的凄凉中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致命的‘消失——那是人生中代价昂贵的出路。”⑩
《遗弃》是精神生活的挽歌，文本内图林的“消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文本外作者的“消失”却是有迹可循，因果分明。“我是在1989年底决定离开长沙去深圳生活的。我离开的决定与经济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种姿态。拔高一点说，那是一种带有浓厚历史感的姿态。……我的许多同代人那时候都有被世界‘遗弃和想要‘遗弃世界的感觉。”《遗弃》是关于那个年代生活的证词，更像是对未来的警告。它关于“混乱”的预言很快就被冷漠的现实所印证。它悲观的格调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角度。或许当“消失”的图林回望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让他焦虑不安的时代犹如记忆中的一曲挽歌，而他“关于生活的证词”却又一次见证了生活。
三
然而，“一方面我迷恋语言，并且用充满激情的写作来亲近语言；另一方面，我又对语言充满了怀疑、恐惧和敌意，我们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将对方遗弃”，“我的表述就像我身边的世界一样，总是充满了矛盾和歧义。这种矛盾和歧义是根源于语言本身的缺陷，还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失误？也就是说它是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图林曾幻想自己能被分成两半，一半去忍受无聊的体制，一般来欣赏迷人的自由。
内心的自由并没有随着他脱离体制而自动到来。“我对绝对的秩序充满了期待”。图林在寻找一种终极的东西，他的努力的确是想言说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但这样的追问有逻辑高于生活的痕迹。以有限的肉体之身去把握无限的永恒存在，这样的追问犹如夸父追日。太阳是永远也追不上的，图林所标画的那个存在也同样是难以企及的。这种发源于主体对对象的超越要求，和这种超越的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或许可以解释图林心理困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写下张力极强、思想深刻文字的图林，遇到了心路历程的又一道沟坎，寻找自我的又一个瓶颈，也是他“遗弃”公职后的又一个困境。而对乡下表姐家的一次偶然拜访缓解了这种困境。
6月22日至24日的日记，见证了全篇小说中图林罕见的好心情和罕见的对优美风景的描写。“这真是人间的天堂！我惊叹不已。我知道这是天意将我引到了这里。我知道这里不仅是我“过去”迷宫的出口，也是我走向未来的入口。”过度用脑让图林悲观抑郁，优美的自然风景关闭了他的大脑，打开了他的心灵，让他感受周遭的世界。正如禅宗六祖所示，把心彻底放空，快乐就回来了。理性走到极端的时刻正好是向悟性返转的契机。
这部颇具“灵魂自传”气质的小说，为中国当代小说提供或弥补了哲学这一维度。这是它甚为匮乏甚至深感异质的东西。写下大量思辨文字的图林是我思故我在，然而，纯粹的哲学思辨很容易导致他远离日常生活和日常关怀。就如同他笔下的“死者”和“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一样，前者殚精竭虑的哲学思辨和后者只信“逻辑”与“事实”的性格特点，几乎就是图林自身的镜像反映。
出现在小说整体篇幅中部的《死者》，以及其主人公的命运，对应着图林内心的混乱和焦虑。而小说篇末的《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却是图林走出心理困境的暗示：X从寻根究底的逻辑转变到沉默无言的欲望，而让X产生如此变化的是他与Z的恋爱。当世俗功名和理性思考都无法拯救心灵时，唯有美好的爱情和与之相伴的欲望能让他超脱如影随形的痛苦。而图林在12月27日完成的、让他颤抖和激动的《父亲》，则是他摆脱“体制”阴影的暗示。小说写了一个年轻人把父亲的遗像和一张由报纸上许多头条新闻织成的蛇皮一并埋葬的故事。他通过这次写作终于完成了他对“父权”和“体制”的清算。他借用虚构之力埋葬了二者剧毒的阴魂。
四
正如小说扉页上的文字所说，“图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图林从逃离体制开始，以“消失”而告终。这样的结局虽然不像加缪《局外人》中莫索尔一样在生存和存在二个层面上，成为终极意义上的局外人。但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图林不再从过去的“我思”起步，而是从当下的“我在”开始，不是“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推演，而是“我在故我思”的日常存在。“消失”两年后的图林给他唯一的朋友韦之写了一封信，叮嘱其“立即销毁留给他的那份“关于生活的证词”。
那一年的经历在发生的瞬间曾占据了时间和空间，但发生过后的“生活”也只能以符号的形式等待着时间的湮灭。而那些意趣奇崛的“写作”和惊世骇俗的“思辨”，它们的根源和所指也已渐趋模糊，与时间的关联也有随时断裂的可能。“消失”两年后的图林，其内心修为大有精进。“‘消失并没有消除我所有的烦恼，但是却让我远离了‘珊瑚碎片，远离了对死亡的恐惧。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不这样看。‘消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它带给我内心的纯净与平和。”从重压和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图林回归日常，在喧嚣和骚动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体验生命的真谛。
这样的心态也表明，这个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年轻人已经走出了他人的“地狱”和“恶心”的深渊。这样的结局可以用图林喜欢的美国作家塞林格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来阐释：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薛忆沩对徘徊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在迷茫中寻求生命存在价值的主人公的成功塑造，体现了他本人对现代社会深入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图林从起初的消极自由到后来的对这种自由的逃避和恐惧，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矛盾心理。理解《遗弃》中体现的自由观和人类命运的归属，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之一，而我们也得以从中审视自己的生活。
自传意味浓郁的《遗弃》，其主人公的结局也对应着作者自身的精神出路。在薛忆沩的随笔“萨特的另一个孩子”中，作者以第三人称来讲述他访问萨特故居时的心绪：“1995年夏天，当他站在巴黎的拉斯贝耶大街上打量着萨特的公寓时，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对老师的说教崇拜得无以复加的少年了：他已经不再相信文学对现实的‘介入（萨特的文学理论）；他也已经不再迷信‘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萨特对格瓦拉的评价）。在文学上，他更加喜欢加缪；在政治上他更容忍阿隆。（他们最初都是萨特的朋友，后来又都成了他的敌人）。”时代变得更加喧嚣了，生活变得更加“混乱”了，而当年不无迷失的“图林”终于在生活的“边缘”找到了创作的乐趣。
图林就像是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一样，他们都想逃离，他们又都在守望。霍尔顿这个象征性的人物表达了依然坚守人文立场的塞林格，对物化文明的拒斥和对原先那片自由土地的怀念和眷恋。图林则代表着追求自由的薛忆沩对体制的批判和对永恒的探索。“消失”的图林没有“上街”的热情和理性，也没有“下海”的进取和野心。在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面前，塞林格的声音是微弱的，霍尔顿的梦想是古怪的，而图林也不会成为一个信仰呼唤者或精神呐喊者，而只是一个文学艺术上的真信徒，在喧嚣中固守着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具有这样超尘拔俗人生态度的人，其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起着有益的制衡作用。
五
《遗弃》在将变革时期个人的不安和困惑真实呈现的同时，也闪耀着“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光芒。我以为这是《遗弃》最可宝贵的价值。在一次访谈中，薛忆沩如此回忆写作《遗弃》给他带来的影响：“长篇小说《遗弃》可以说是联系长沙和深圳这两座城市的一个象征性文本。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末决定离开长沙到深圳生活是我个人历史中的关键事件。这一次“移民”生活经验强化了我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认识以及我对所有“个人”的同情，也淡化了我对宏大叙事的热情。这种转变正好吻合了我的文学追求和气质。我的写作关心脆弱的个人。”
日记体形式的《遗弃》是一部记录“我”的生活和内心的小说，也是一部以“我”为中心的小说，其语言表述也大多以“我”为主语。无论是图林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崇，还是“我寂寞故我在”或“我写作故我在”的改写，都呈现出个体性的自证和自足。而他的困惑也罢，迷惘也罢，也都是“我思”的困惑和“我……的迷惘”。他孤独的由来不是与群体的分离，而是对自我反思的深化。如果说人通过理性的反思而区别于动物，那么孤独的反思又使其从群体中独立出来。图林的孤独是以“我思”为前提。当他陷入世间生存时，他的个体性便因沉沦于混乱的生活而丧失。但当他契入“写作”时，他就得以将自己充分地展现出来。视写作为生命的图林，离开写作是难以自证和无以自足的。因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审美的，人的本质意味不在于他的属类性和合群性，而在于它的个体性和一己性。
图林的“个人主义”是以对群体的扬弃为条件，是从集体主义止步的地方起步的。刘再复如此评价《遗弃》中所体现的个人主义：“个人的精神痛苦，个人的生命焦虑，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抵牾以及个人对荒谬的反抗等等本是文学最核心的话题，却长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缺席。”正如集体主义把个人消解在各种名目的群体之中一样，个人主义的立足点就是把个人从群体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图林的独立性使他能够在人群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和体现精神的自由，从而能够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而这种力量是通过他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获得的。
六
《遗弃》真实地呈现了图林发自生命的青春体验，他一年中的心路历程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的探索。何怀宏教授将它的精神主旨归纳为“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他关注那个年代特有的生命存在问题，同时也关注人类至今都无法回避和无法终结的种种困惑。他在死亡阴影下对永恒的隐秘渴望和在混乱世界中对自由的强烈追求，他自身与存在主义颇为契合的天赋和性格与他所置身的现实处境，都让他既是自己的同者，又是自己的异者，既有对现实的强烈对抗和疏离，也有显著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对立。小说呈现了一个矛盾而真实的个体。这样的青春岁月没有欢乐，它被剥去了闪亮的表层，裸露出满是疑虑的内核，撕扯并独自咬啮它内部纠结的块垒。
有时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对任何人际交往和群体行动都满是怀疑和拒斥，有时他是一个社会化的人，对体制有着清晰的了解，有时他是一个精神化的人，写作是他自我救赎的方法，有时他是一个物质化的人，卖废品换来的钱给他极大的鼓励，有时他是一个冷漠的人，外公的去世他都无动于衷，有时他是一个热心的人，陌生人的死亡都让他惊恐悲伤……图林的种种思虑和困惑都没有终极性的结论。他只是一次次把自己逼向绝境。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亲证心灵的自我粉碎和自我重建的一个个可能性。其惊心动魄的内心紧张和自我对峙，并非是谁都能获得的内心景观，更不是谁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
在二十四岁写下《遗弃》的薛忆沩当时已是一个“自愿失业者”，而在四十八岁重写《遗弃》的他仍然是一介布衣，坚守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在悖逆的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孤独的探索和洞察的智慧，以及对个体存在境遇的深沉关切。正是因了这一种精神气质，这种一个人面向世界的突围，薛忆沩被评论家们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最孤独的洞察者”、“文字如金的小说家”等等。即便他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他不无苦行意味的个人风格和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态度，与诸多的写作者还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遗弃》没有表现正统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乐观精神，没有趣味横生的故事和曲折动人的情节，没有忧时伤世的情绪和踌躇满志的心理，加之主人公破坏群体文化的特立独行、寻找自我的内心激情和追问存在的不懈努力，都使它出版以来一直如孤独的主人公那样孤独地存在着。二十四年过去了，《遗弃》还在等待着极少数人认真、细致、耐心、诚恳的阅读。正如作者所言：“它津津乐道的长寿秘诀大概只有两条，一是诚实，一是孤独。”它诚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它诚实地表现了个体的困惑心理。正是在此意义上，作家艾晓明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她的评论与刘再复的评论殊途同归：“《遗弃》通过一个年轻人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考和困惑，将‘个人状况带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应该是《遗弃》的文学史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遗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奇观。”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⑤⑦⑧⑨薛忆沩：《遗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第49页；第246页；第265页；第328页；第18页；第136页；第228页；第1页。
②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⑥薛忆沩：《一个年代的副本》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8页；第135页；第145页。
⑩ 薛忆沩：《遗弃究竟是什么》，《书屋》1998年第3期，第20页。
薛忆沩：《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第176页。
刘再复：《遗弃，等待共鸣的奇观》，载2012年12月8日《新京报》。
何怀宏：《遗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推荐序言。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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