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黄国彬；《黄国彬卷》；香港文学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42-14
引言
黄家这孩子1946年在香港出生，一岁多的时候随母亲移居祖籍的广东新兴，12岁回到香港；小学毕业后进入皇仁书院读书，后升读香港大学。青少年时代爱好体育，又受到父亲的“武训”，游泳、攀山、柔道与空手道，都是能人、达人，空手道佩绿带①。游泳的蛙、仰、自由与蝴蝶四式皆精，自称“水妖”；在皇仁与港大参加校内校外比赛，探水即取金牌，经常夺魁。从山脚攀登到泰山顶峰，固然如履平地②；他大胆独登峨眉山，大雪纷飞的夜晚，命系一线。这个香港的孩子，“武训”有素，“武功”了得，却没有发展上去，成为李丽珊一样的健儿，为香港夺取第一面奥运金牌。他攀山，也攀文学，1975年29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诗集《攀月桂的孩子》，其标题诗有这样的语句：“攀上月桂/伸手去折一枝/最芬芳的/给母亲”，母亲指的是中国。在希腊文化中，月桂树的叶子编成冠冕，即桂冠，赠予文艺、体育各领域的冠军人物；在诗歌方面，有“桂冠诗人”。这个“攀月桂的孩子”是黄国彬。
黄国彬攀山游水，山水之外，更有图书馆、教室和书房供他日夜四季活动。他先后获得香港大学的学士、硕士学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多伦多的多所大学工作。在教书生涯的后期，他是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学讲座教授；2011年他65岁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职位退休，同年获选为香港人文学院院士。
他攀上了山的高峰；攀上了大学学术职位的高峰；在文学创作、评论、翻译的山岭，也攀上了高峰。他已出版的著作，从1975年的《攀月桂的孩子》到2015年的《神话边境》，诗集有15本；从1979年的《华山夏水》到2011年的《第二频道》，散文集有7本；从1976年的《从蓍草到贝叶》到2007年的《庄子的蝴蝶起飞后——文学再定位》，加上2014年的Dream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u meng（《梦越语言与文化——〈红楼梦〉文学翻译研究》）用英文写成的专著，文学评论及翻译研究文集有11本；此外，他有4种翻译作品集，其中有2003年的《神曲》（但丁意大利文原著La Divina Commedia的汉译及详注，全三册）和2013年的《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全二册）。③
这位高产的作家，其文学成就的样品，就是这本《黄国彬卷》的内容。从上面列举的四类作品集可见，黄国彬的文学书写，包括了多种文类，其内容非常广泛繁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开篇有“智术之子，博雅之人”二词，其“智术”、“博雅”很可用来形容这位作家。中国图书分类法把图书分为十类：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科学类、应用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史地类、世界史地类、语文类、艺术类。《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附录部分，有《知识大纲》（Outline of Knowledge）一项，把人类的知识分为十大类：一、物质与能源，二、地球，三、地球上的生命，四、人的生命生活，五、人类社会，六、艺术，七、科技，八、宗教，九、人的历史，十、知识的分支。他作品的内容，或多或少涉及上述各个范畴。
黄国彬出生至今数十年间，中国大陆经历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阶段，香港则有经济起飞、九七过渡、九七回归、陆港融合等时期，台湾以至世界各地则有种种发展演变；刘勰说的“文变染乎世情”、白居易说的诗文应该为时为事而作，以至奥登（W.H. Auden）说的苦难刺激作者使他写成诗篇，都可在黄国彬的诗文得到印证。单说《知识大纲》中“人的生命生活”一项，我们就可读到他对五伦与四苦的种种叙述和感怀。佛教以生老病死为四苦；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其中“君臣”相当于今天的“统治者和老百姓”。五伦与四苦，基本上概括了“人的生命生活”的方方面面。黄国彬笔耕五十年不变不辍，是丰厚博大型作家。这本《黄国彬卷》所收，分为诗、散文、文学评论及翻译研究、翻译四部分，这篇导读也分为这四个部分，下文逐一论述。
（一）诗
黄国彬的诗，篇幅从短章到巨制都有。他的第一本诗集《攀月桂的孩子》多为短诗。翌年唐山大地震，他以此为题材，写成500行的《地劫》。超过100行的诗，数十年中数量不菲；最近几年的长诗更多：2011年写的《阿波罗与黛芙妮》长逾1300行；2003年初稿、2012年第二次修改稿的《蜜蜂的婚礼》为八幕诗剧，长逾1400行。后者干脆出版单行本。其诗的题材十分广阔，个人生活抒怀、时代社会述咏、山川自然游观、文学艺术鉴赏等无不包括；“人的生命生活”始终是其主体。他为先是情人后是妻子的彩华写诗，为儿子阿载写诗，为父亲母亲写诗；他写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生活经验，孝慈关爱的情景、温馨甜蜜的气氛、愁喜幽默的场面，都有或委婉或直率的生动描述。
在《给孩子起名》，他这样表述其尊崇的儒家理想人格：
如果你是女孩，/爸爸就叫你做“韫”；/是男，就称你为“载”。/是女不必太美/（太美会贪慕虚荣），/却要如山韫玉，如玉含光。/是男不必发财，不必读医，/诗写不写都无所谓；/却要像大地，木讷博厚，/在风中雨中默默承载河山。④
在《记一个星期三》与《翡冷翠的寒夜》等诗之中，我们发现诗人用情之专深，多年如一，不让于他推崇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徐志摩的《偶然》之思，郑愁予的“过客”而非“归人”的浪子之情，在黄国彬的诗里面，我们是找不到的。专一与深厚，就像他对诗始终不渝，忠贞于妙思（Muse）一样。《翡冷翠的寒夜》在冷暖的对比中，写夫妻间的爱情：
在又冷又黑的冬夜，/[…]飞回我们简陋的小屋，/让厚幔下垂如金黄的阳光；/然后在一室的暖晕中，/一边闭目听莫札特的音乐，/一边握着你柔软的小手，/让你的长发像夏日的暖流/漂过我僵冷的胸膛[…]
这类作品诗情浪漫，诗艺古典。他喜欢用自然界的意象，或白描之，或用作比喻，予读者或清新或秾丽之感。情诗中的秾丽之作，《热带鱼》是个典型：
园里的天鹅绒翻唇兰/如奶白的玉杯泛着嫩红，/蕊内的香气如醇酒在黑暗中满溢。/星光下，我潜游于夏夜的海洋，/酡然拨开乌亮而柔滑的软浪和细漪，/循熟悉的方向前进，让无声的暖流/漂过我的前额，最后发现两枚仙贝，/静藏在暖流深处，精巧玲珑，/等一尾多情的热带鱼游过来轻吻。
此诗充满性的暗示，玉杯、仙贝、鱼的性象征，简直呼之欲出，却无某些“下半身写作”书写那股低俗，只觉有醇美之气弥漫。
《热带鱼》唯美，另一类意象鲜活的唯美诗则有如《翠鸟》：
早春，在鱼塘的上空/悬着，像一颗蓝星/俯照玻璃。/把小鱼祟入褐瞳，/天地眩转间如紫电下击。/当它掠水而去，/黑喙已叼着猎物，/朱红的利爪收敛，/只留下一声尖叫，/如刀画破春晓。
美的事物充满于天地之间，端视乎我们会不会发现。《翠鸟》是诗人的猎物，是极佳的小品，准确而集中地写景。“悬着，像一颗蓝星”一句看似平常，实不易觅。作者若非敏于观察自然，不可能把翠鸟作这样妥贴的形容。悬字极言翠鸟之屏息凝神，炼词精巧。击、掠、叼、画等字，凌厉异常，写出翠鸟之迅且猛，与悬字构成动静的强烈对比。篇中色彩繁富，短短一诗而具蓝、褐、紫、黑、朱五色，差点叫人目迷。不过，春天本来就应该是色彩斑斓的。
黄国彬曾有诗多首，唱和陶渊明的田园诗。他爱美爱自然，1970年代眼见香港的田园风景遭受破坏，悲痛之余，写了《沙田之春》（成于1976年），作“用事实说话”式的抗议：
胸中遍地江湖，/一只黑色的水禽/拍着双翼/消失在/一片/漠/漠/的/水/光/中，/毛毛雨落在没有行人的路上，/落在白色的田里，/毛毛雨落在弯腰插秧的农夫/背上的蓑衣，/深山的树丛/传来一两声/子规湿湿的鸣叫，/池塘生春草，/鱼儿的嘴在水面开合，/涟漪散向四边，/田里，青蛙跳了出来，/湿黑的树叶上，蜗牛/慢慢伸出了黏滑的触角——/轰隆一声我醒来，/一架黄色开土机的巨螯/又挖起了一堆山泥倒入海里；/沙田马场，一望无际的黄土，/正继续声势汹汹向吐露港那边掩杀——/磅磅磅磅，寂静如水晶碎裂，/一艘强力引擎快艇/正刳开澄清的海面/朝我这边全速削来，/后面留下一道惨白的疤痕，/以及一缕一缕的黑烟。
诗的前半部写梦境，后半部写现实。梦想的境界是宁谧和谐的大自然之美，现实是美的破灭。由于巧用心思，前后转折得自然浑成。前后两部分的修辞构成强烈的对比：前半部的“黑色的水禽”，在后半部成了“黑烟”；“白色的田里”则成了“惨白的疤痕”。前半部和谐安宁之景淡；后半部则暴戾杀伐之气重，所以有“声势汹汹”、“掩杀”、“碎裂”、“强力”、“全速”、“削”、“惨白”、“疤痕”、“黑烟”等字。前半部节奏舒徐，“消失在一片漠漠的水光中”十一个字，分成八行，把节奏的速度减至最低。这个安排的视觉效果也很好，“漠漠的水光中”一字一行，看起来宛如水平线。后半部最长的一行是“正继续声势汹汹向吐露港那边掩杀”，朗读时节奏应该急速激烈，予人杀气腾腾之感。总括来说，前半部的境界，如贝多芬《田园交响乐》第二乐章所表现的，后半部则近于《命运交响乐》第一乐章的了。在汉语的“环保诗”中，此篇既是先锋，也是脱颖之作。
主题具普世意义的《沙田之春》，其题材显然立足香港；黄国彬以香港为题材的诗甚伙，他胸怀祖国的篇章也很多。他的中华意识极强，咏叹夏水华山、炎黄历史，以诗抒发对莽莽神州的大爱。1976年政治领袖逝世、唐山大地震，他写了两首数百行长诗《地劫》和《丙辰清明》以志哀痛。《地劫》写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百姓受尽苦难屈辱，“向山川和昊天祷告”，“但连大地也不载他们，/大地也出卖他们时，/他们又往哪里去躲避？/大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写来既悲且愤。他对身边的小人物也充满关爱。《扶失明的中年男子过马路》把诗人自己比喻为舟子，“在寒冷的冬夜/把一个饱受风雨欺凌的兄弟/渡过一条险恶的大河/送他登岸”；这里民胞物与之怀，可说是童子军式“日行一善”而已，但情词非常动人。
黄国彬1977和1979年先后有华山夏水及历史名胜的两次壮游，旅行期间和归家之后，都有或长或短的诗文记事抒情。中国现代史之始的五四运功，也是吟咏的对象。《五四》作于1978年5月4日，肯定五四的重大意义：
那年，土地老得又聋又哑，/河道溪涧都淤塞疲倦，倦得/连弯也不愿拐，更不愿/灌溉庄稼奔赴大海。/万岳千山在等待雨云，/等了百多年才有东南风/从海上吹来带着水分，/沿山脊上涌带来风雨。/从那天起，土地恢复了听觉，/听见潮汐在浑圆的地壳起伏，/听见山脉蜿蜒奔腾，/听见根须在体内骚动。/从那天起，古老的大地，/开始回答大海，以澎湃的江河。
全诗十四行，诗意的转折结构，接近常见的意大利商籁体（sonnet）体式：前八行提出问题，后六行提供解决之道。前后对照鲜明、呼应妥贴。前半部聋哑淤塞的大地江河，后半部转化而为起伏澎湃。促成前后变化的媒介，是东南风及其带来的雨水。说“东南风从海上吹来”，既合地理事实，也象征五四运动的发生，乃受海上传来的西洋文化的影响。
他咏叹政治人物，更赞叹中西的诗人、音乐家等艺术大师宗匠，陶渊明、杜甫、但丁、莎士比亚、贝多芬等都列入他诗的“凌烟阁”，披头四（the Beatles）也是他的极爱。⑤又健又锐的诗笔所及，足球赛和人体的五脏六腑器官，获得新鲜的形象塑造，引发非凡的联想。1998年在法国一场一场的厮杀，固然精彩刺激，也实在非常残忍；诗人的《世界杯足球》（长约100行）从足球写到政治写到文学，感慨系之：李白与杜甫可以平分秋色，但丁和莎士比亚可以均分天下，为什么世界杯足球赛一定要分出最后的胜负？“世人就喜欢残忍嘛，/从罗马的斗兽场，/到今日的足球场都如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直到/一死，/一活。”写来一片仁者心肠。
《致大肠》（长近170行），又是一种笔法：从大肠的形状功能以至人的饮食习惯和疾病，一一夹叙夹议地列述，医学术语和俚俗口语并陈，古语和机智语点缀，可称之为“医普文学”（应是“科普文学”的一个分支）。此诗的谋篇，有作者一向的高妙处：写放屁，而一仍古代咏物诗的写法，不用此二字。请看末段怎样夹古典以自重地营造高潮：
主人如冥顽不灵，继续虐待你，/你大可扬眉吐气，把消化未完的/糖分化为人嗅人厌的气体：/氮气加二氧化碳加硫化氢，/再加甲烷和一点点氢气来点睛。/一旦万事俱备，你不必等待东风；/反正权在你手，你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含蓄蕴藉，像闷雷在万岳郁勃；/可以露才扬己，像七孔八窍齐鸣，/发出凡耳从未听过的怪音怪声；/可以大勇若怯，像燕市的荆轲，/碰见恶棍时嗫嗫嚅嚅，吞吞吐吐；[…]/也可以轻轻松松，像孩子打水漂：/石块贴水而去时撇撇脱脱；/更可以聚世间辉煌于一瞬，嘭嘭/像烟花，以无比声势震慑众耳。
英国诗人朱艾顿（John Dryden）的诗Mac Flecknoe把低俗荒谬的内容，用气度恢宏的椽笔来写，黄国彬《致大肠》就有把污浊提升为诗美的本领。诗人的心与肠都化而为“医普文学”，另一篇《致心脏》与《致大肠》可称为兄弟篇。《致心脏》多写自己，在客观的医学知识基础上，健笔抒情：诗人注意饮食运动，身体康健，感恩于心脏这“几十年绝对效忠于我的贤仆”。
早年《攀月桂的孩子》，书写行动数十年持续，抒情诗长短都来，更向史诗（epic）迈进。1978年我在评论黄国彬的文章中指出，他有“攀史诗的月桂”的雄心。果然，他于2011年已届“耳顺”的年纪，得心应手地写出了长逾1300行的《阿波罗与黛芙妮》。这首诗每行基本上长约10至13个字，不押韵，体式近乎英诗的无韵体（blank verse）。它叙述水林仙女（nymph）黛芙妮（Daphne）变为月桂树的故事，有史诗的气象。阳刚壮美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疯狂爱上了阴柔秀美的黛芙妮，苦苦追求，黛芙妮却对阿波罗冷若冰霜，避之唯恐不及。黛芙妮向父亲河流之神呼救，其父在阿波罗将要追上时，将女儿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哀戚莫名中，阿波罗把月桂树认作自己的树，桂叶编成冠冕，戴在诗人和英雄头上，是荣耀的象征。诗中种种人、事、物，都有希腊的神话和文学经典作为根据，其书写手法可用《文心雕龙·体性》“典雅”风格的“熔式经诰”（熔铸、取法于经典作品）来形容。黛芙妮这芙蓉仙女有多美，让阿波罗看得意乱情迷？请看：
这一刻，他的目光却像野马/脱缰，…/冲向溪边…那一绺绺的长发/像金浪起伏，漂入透明的春风；/那两片柔唇闪着暖红的嫩光，/像两瓣玉珊瑚刚受晨露沾润；/颈项像雪花石膏，流成诱人的弧线，/在银色的薄纱下隐没，成为两只/温驯的鸽子，规律地一伏一起…/这时候，阿波罗再也把持不住…
这里的一连串比喻，就是史诗式明喻（epic similes），为荷马、弥尔顿等史诗作者所擅长。本篇的感性和性感文字，亮丽炜烨，《文心雕龙·总术》所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正好借来形容。在西方古典文学中，就我所知，并没有关于阿波罗与黛芙妮的史诗。黄国彬要拾遗补缺，要炼五色石以补神话的天宇，要证明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苗裔，有魄力与古典的奥林坡斯诸神吟咏者比拼才学、比拼语言的活色生香、比拼推陈出新的创造力，去争戴桂冠。当然此诗并不是只有金光银光五色缤纷，它还有情有思，有其主题。正如诗中所说，阿波罗“神性非凡，有无比定力”；但倾城倾天的绝色当前，他不能自制了。他是神射手，却为小爱神丘比特（Cupid）的箭所伤，以至“情欲如洪水决堤”。而小爱神的箭，其实就是命运，就是弄人的造物所为；希腊的史诗和悲剧，莫不以此为主题。
黄国彬写史诗，其健键（打字的字键）还向诗剧（poetic drama）锤敲。《蜜蜂的婚礼》这部诗剧全长1500多行，在2012年完成。它在香港的文学杂志《城市文艺》发表时，主编梅子特别垂青，写道：“在中国现代戏剧领域中，诗剧一向薄弱，晚近与民歌结合，硕果时见。但就香港而言，《蜜蜂的婚礼》可谓空前之作。”⑥诚如这册单行本的封底所介绍，本诗——
以比利时戏剧家、诗人、散文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7）的散文《婚媾飞翔》（The Nuptial Flight）为蓝本，扩而充之，进一步探讨死亡、诞生、繁衍、苦乐、爱欲、命运、宗教等问题，冶戏剧、诗歌、哲学、神学、动物学于一炉；[作者]进入诗笔罕至的领域，赋昆虫主题以[…]人文象征；使戏剧与诗歌浑然交融；在照顾情节的弛张、发展的缓急、高潮的起伏、对白的谐庄间纵其恣肆的想象，入仄穿幽，在至大与至小间逍遥往复。
我认为本诗写作的雄心，可与同具爱欲主题的《阿波罗与黛芙妮》匹比，是一绝妙力作（tour de force）。不过，两首诗比较，我更爱《阿波罗与黛芙妮》，因为《阿》写的是人体之美。《蜜蜂的婚礼》想象力惊人，大胆写性爱，寓意丰富。雄峰与蜂后的交媾，确可铺陈为婚礼活动；但蜜蜂的形貌体态，在审美上难以与人类的俊男美女相提并论。仅以女性美而言，我们的审美观有先入为主的西方维纳斯原型，和中国的洛神、杨贵妃或林黛玉原型；要对蜂后产生美感与性感，读者需要一种陌生而困难的想象力才行。济慈（John Keats）的诗Lamia就不同，因为她上身是人，下身是蛇，人体中面庞的美丽、胸部的丰腴、腰肢的纤柔，都具备了，何况蛇与女人早就被联想在一起。从人类的性爱观点出发，蜜蜂缺乏一种美，我姑且称之为“诱惑性外形美”（seductive physical beauty）。
黄国彬的诗题材极广，如咏写古今的英雄豪杰、诗宗文豪以至乐圣歌王，还有山水或哲理小品，以及身为诗人的夫子自道；这些诗或礼赞有加，或清隽可喜，都堪讽诵。显示诗人气魄的〈狂吟〉短小而“雄浑”（sublime）：
让芦苇媚任性的风吧；/我是山脉，/划出风的道路。//让海藻奉承善变的潮汐吧；/我是月亮，/支配潮汐的涨退。//让磁石服从严峻的南北吧；/我是大地，/因我才有方向。
此诗意象豪雄，自信饱满，写作时不到30岁，却彷佛出自杜甫和叶慈（W.B.Yeats）老而弥坚时之口。
他的诗不论题材为何，总是意象鲜明、脉络清晰、结构严谨；他廻异于某些当代“诗人”的晦涩难懂，廻异于那些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书写（在《香港的新诗》一文中，他对晦涩难懂的“诗”有赅要的论述）。他的诗如有另类，应是“名诗”《听陈蕾士的琴筝》；此诗获选入中学语文科课本而甚着声名，但不少语文教师认为它“难于解索”，学生更不要说了。⑦这篇黄国彬诗的异数，其难懂主要因为它意象过于丰富纷繁，以至脉络有欠清晰。如果选进课本的是其它作品，例如《沙田之春》，广大的中学生对他的诗当有另一番观感。此外，黄国彬写景抒情的短诗，甚多月露风云之类的意象，难免有重复和泛滥之嫌。
（二）散文
黄国彬的诗长篇短制都有，有“繁缛”的，也有“精约”的⑧，其散文也如此：千字文与万言书以至超万言书，都出现在他的7本散文集中。1977年6月30日起他和彩华在中华大地旅游43天，这次行旅成为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华山夏水》的内容；1979年1月和2月间共17天，两人的长江和蜀道、峨眉之旅，则成为1982年出版的《三峡、蜀道、峨眉》的内容。两次的行旅者都心情昂扬，行程雄壮。《华山夏水》的序云：“轩辕十万万淳朴而勇敢的子孙，在长夜和白昼交替间，必会坚定不移地探索，最后在响彻寰宇的歌声中走向金色的晨曦，在一场地劫后复原，壮大。”他希望像徐霞客一样，游遍心爱的华夏山河⑨，甚至自言其热爱华夏山水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有一次，他们错过了公共汽车，为了赶时间到蜀道，二人甚至花了80多元（是1970年代末的80多元），包了部30多个座位的公共汽车，以求直通速达。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意思是：“赋”就是铺陈；铺陈辞藻、布置文采，以描摹事物、抒发情志。《华山夏水》和《三峡、蜀道、峨眉》用的正是赋这种文体的写法；当然，作者用的基本上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杂以文言，包括相当数量的古僻字词，而成为一种现代的赋。作者以朝圣的心情，叙写名山大川、历史文化，文中引经据典，加上豪情壮志，两书中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都可称为大块文章或者大品散文；其风格是刘勰说的“壮丽”、朗介纳斯（Longinus）说的“雄浑”（sublime）、安诺德（Matthew Arnold）说的“气度恢宏”（grand style）。《毛传》有“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之说，借用其词义，我们可说黄氏这类散文，内容丰美、堂庑特大，他诚然为游记文学中的大夫、大家了。1980年我有短文《华山夏水赋》，指出《华山夏水》写法上的“汉赋”文体特色；后来梁锡华、郑振伟和何龙分别有文章畅论之，使其修辞谋篇之道昭然呈现。⑩在《华山夏水》和《三峡、蜀道、峨眉》二书中，黄国彬因山水地理而见证历史、参与文学、想象神话，书中还反映了当前的社会民生。读钱锺书《围城》中1930年代上海到湖南小镇之旅，小说人物用了二十多天，苦不堪言。1970年代下半部内地的交通，大有进步；然而，与今天“高空”（航机）、“高速”（公路）、“高铁”的“三高”（这是笔者自铸的词语）相比，昔日低而今天高的落差极大。读黄氏两部游记，我们知道当年交通情况的落后，而可“忆苦思甜”一番。
《三峡、蜀道、峨眉》一书更蕴藏历险经验。书中《蜀道》一章，和李白的《蜀道难》文本互涉，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写从广元到剑阁的蜀道之险峻，看到奇景时而仰天长啸，时而志得意满，当然也有坠下悬崖粉身碎骨的恐惧。其《大雪登峨眉》一大章节，写作者独自攀登峨眉山，在雪夜饥寒交迫，不见灯火客栈，生死系于一线；读者紧张之余，具见作者戏剧性的叙事功力。他终于登上海拔3100公尺的峨眉山金顶，极为消耗体力的艰难行动得到顶峰级的报酬；此时精神昂扬豪迈，仿佛置身于但丁《神曲》的最高天。攀登华夏的峻岭高山，“在地”的香港飞鹅岭、凤凰山等，当然也不放过；他与诸友的登高行动，都有美文为记。
高攀峨眉山、凤凰山，还勇探大西洋、太平洋。1977年黄国彬而立刚过之年，经济条件却未立，当时与彩华二人“罄数年的积蓄换来的千多元人民币”做旅费以游华山夏水。到了近耳顺之年，事业顺利、囊有余金，自称“水妖”而我称“水霸”的黄国彬，乃作世界各地的逍遥水游。近万言书《浪鬣的声音》写在夏威夷檀香山威基基（Waikiki）海滩，所目见、耳闻、身触的洪涛巨浪，场面惊心，经历动魄。这位“水霸”尝试冲浪，与太平洋绝不太平的巨涛搏斗，险象百般，屡屡失威，差点儿没命：
在无限惶骇中，我又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兴奋，彷佛在死亡的恐怖和诞生的欣悦间驰行，左耳聆众鬼轮回的厉嚎，右耳听星系诞生的天乐。[…]刹那间，我魄溃魂散，跌进了毕生未曾经历过的不测之境，进入了另一度空间、另一个宇宙，自我的身分完全失去，四周混乱一片，意识中没有前，也没有后，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下一霎会卷向什么样的存在状态或心理空间。在千分之一秒之中，我在诞生，也在死亡，然后又在刹那间身历亿万次轮回亿万次灾劫[…]
郑祯玉有长篇论文指出其磅礡壮丽的风格，对其铺张扬厉、“翻腾蓄势”的谋篇特色，尤有精到细致的分析。
黄国彬攀登高峰，更羡慕高翔。在散文集《琥珀光》中，涉及鹰的主要篇章有三：《吐露港的老鹰》、《天鹰志》及《天鹰展》。《吐露港的老鹰》写的是天然之鹰，《天鹰志》及《天鹰展》写的是人造之鹰——飞机。作者为驾驭动词的八段高手，词汇极为丰富，把“天”与“人”的千姿百态雄浑阳刚地描摹出来。《吐露港的老鹰》有这样一段：
老鹰像一只神鸟向我的凡眸昭示；使我觉得，神创造苍穹，是为了容纳老鹰；让它有无限的空间去击云，逐电，追风，把山岳、平原、大海在眦边在瞳内急摇猛曳；或让小孩在一万尺之下出神地仰望一颗黑褐的恒星悬在日边。
陈忠源中肯地指出其涉及空间规模之大、老鹰气魄之不凡、老鹰雄伟形象给予读者之崇敬感。黄国彬对自然之鹰、人造之鹰同加礼赞，袁良骏说他视老鹰为友伴，范培松则谓他有“老鹰情结”。诚然，他意气昂扬，写老鹰在山海间“搏云击风”，“把马鞍山倒转八仙岭甩歪，把整个吐露港像一盆水那样左覆右翻”，写老鹰在天空盘旋，作者在运动场疾跑，“我把风甩后云甩后把跑道踢入后面的暮色”，动作多于电影的动作片。同篇“在山海间划着大弧直射高天”中的“射”字，言速度之高，是他在很多诗文中爱用的动词。想象力借助动词恣意而行、而奔、而飞翔，他行文有《庄子》的恣肆，有其入仄穿幽、飞驰天外的伟力。《琥珀光》中论及一位杰出散文家的作品，谓其呈现“飞跃辐射的想象”、“天风海雨般的笔法”（页51），使人叹服；黄国彬也有此风。龙应台有一年在香港，与文友在海边观看老鹰在天宇高翔，赞叹之余，说香港应该有人来写这样的雄浑情景。殊不知香港作家早有《吐露港的老鹰》（吐露港在香港新界）的高华之篇。纳入三《鹰》的《琥珀光》，曾获1993年的“第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我为此写了《精致高华的另类散文——黄国彬的得奖文集〈琥珀光〉》以为推介，此中“另类”是凸出、杰出、不同凡响之意。
峨眉山攀登、太平洋冲浪、吐露港观鹰，高攀、高险、高翔（另一组“三高”）之外，黄国彬也写凡间人的温情。1970-80年代，在沙田吐露港之滨的大学校园，老鹰阳刚盘旋，而诸友斯文谭艺。梁锡华有文章《沙田出文学》，写宋淇（林以亮）、蔡濯堂（思果）、余光中、梁锡华、黄国彬、黄维樑等校园学者作家的交往，并及其文学成就，余、梁及双黄更自己戏称为“沙田四人帮”。锺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此情古今莫不如此。《琥珀光》中的“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写的就是“离群”时回忆起的“嘉会”。这篇万言书，记述余氏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的生活，包括与文友的交往，神貌活现，性情彰显，有《世说新语》般的俊言妙语，有鲍思维（James Boswell）的《约翰孙博士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D.）那类轶事趣闻，生动传真。本文兼及对诗文创作和翻译的见解，是一篇即之而温的隽妙散文，也是一篇弥足珍贵的作家史传。黄国彬还先后撰写长文，用工笔“彩描”了思果和梁锡华的风貌，记述二人颇富传奇色彩的生活方式，称颂其文学写作，当然也是生趣盎然之篇。
黄国彬写的当代文学名家，篇章数目不算多。他另有大块文章《老子独秀》罗列李姓名人，却不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份（所谓name-dropping），而是以黄姓子弟的谦逊身份，大扬大长李家的威风。自古以来，姓李的俊彦、杰士、伟人阵容庞大，文中枚举了数十百个姓李的人士。不说老祖宗李耳，光是唐朝的杰出诗人就有李太白、李长吉、李义山，香港的知名人士就有（这里也只举三位）李嘉诚、李兆基、李丽珊。李氏“名人大殿”（hall of fame）中，李嘉诚占了最大的篇幅；作者以至很多其它香港人，衣食住行都靠李氏商业集团的供应，真是“李网恢恢”。《老子独秀》一仍其行文轻松幽默、东征西引的色彩；其独特之处，是他历史、文化、社会触角非常敏锐，以至让他发现这李家独秀。
他也写大学生，以及大学生活。写《莎厘娜》时38岁，此文是香港大学读书生活的忆述。大学生的蒙昧混沌和狡黠聪明，他用健笔加以描摹；当前的流行歌曲和远古的希腊神话，他用彩笔加以联结；当年充满甜美昂扬的青春情调，写作时有哀愁无奈的氛围。1980年代，我在沙田的大学校园，曾让学生阅读本文，颇得莘莘学子欣赏。《莎厘娜》的语言，白话（现代汉语）为主，略带文言，偶兼俚俗词汇，引经据典时英文语词颇多，有语言多元的特色。1960-70年代在香港大学求学的人如阅读本文，我相信一定是一种怀旧式的“悦读”，最能体会其三昧。
当然也写自己的生活。这类散文中，文集《枫香》的自序，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如果黄国彬有“双城记”，那么他的双城是香港和多伦多。他缕述多年的生活与心情，表示兼爱二城，而评价时香港得分更高；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他服膺自由、民主、包容的思想；他为文学辛勤工作，自述其甘苦，又记录与文友的交往；有读者指出文章的瑕疵，他承认了并致以谢意；而行文间意象昂扬、含英咀华，一仍其风格。《枫香》集子里，多有我们一般说的“杂文”，即以议论人事物为主的文章。文学的定义之一为“形象的思维”，诚然，他任何时候说理，都绝不语言干干巴巴，而是形象丰丰盈盈，如《饮茶》、《大名背后》诸篇。
黄国彬精通中英文之外，还通晓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作品的语言多元特色，得力于他丰厚的语言修养。他尽情发挥语言资源的作品很多，《伏在你肩上的女子》、《缩脚岁月》等都是佳例，后者尤其显著。前者描写东方之珠香港的海景，华丽辞藻与粤语俚语如“大笪地”等混杂；谈海景前先讲河景，史特劳斯乐曲歌词的德文An der schen blauen Donau于是出现。本文的题目定为《伏在你肩上的女子》，出自披头四名曲Hey Jude的一句The movement you need is on your shoulder，于是英文词汇和句子成为本文的有机组成部分。〈缩脚岁月〉以作者“老香港”的亲身经验和敏锐观察，指出香港茶餐厅的三大特色：港式奶茶、茶餐厅阿婶和港式相声。港式相声的俚俗以至粗鄙之言（如“XXXX，我都唔知点X解，就系咁X黑啰！”），和《诗经》的〈大雅〉、《旧约圣经》的〈民数记〉，以至爱尔兰诗人叶慈《茵尼丝翡丽湖心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在黄国彬作品的语言共和国里平起平坐；为了颂赞奶茶之香，法语la crème de la crème（精英中的精英）也成为了“香客”。
他这种语言多元化风格，把余光中“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的四元素文体发挥至自己独有的高峰，是他特有的“四合语文体”，是一种“语言交响”、一种“语言嘉年华”。由于他的文言与西语份量颇大，引经据典之处甚多，论者或会嫌其炫耀。经济学者有“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我们或可称黄国彬的四合语散文为“炫耀性书写”（conspicuous composition）。他这类散文是要读者佩服多于感动的。作者积学储宝，发挥才华，而成《文心雕龙·风骨》所称誉的“藻耀而高翔”风格；喜欢这类作品的读者，阅读时欣赏到衔华佩实、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的什锦、合璧式散文，又能增加种种知识，则实际生活没有“炫耀性消费”，而是箪食瓢饮，也不应减其乐。
黄国彬的散文，显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大度，抒情、写景、叙事、议论俱备；他“彩描”各地名胜、中外人物，他畅议时事、阔论文化，内容出入古今，文笔充实刚健，好评者众，思果、徐志啸、曹惠民、喻大翔、何龙等曾分别为文称许，梁锡华更有“散文气力充实、笔法明快、篇篇可诵”的赞美。某些篇什中出现“玮字”（僻字），颇惹人注目；用僻字是赋体文章固有的特色，也可说是语言资源丰富的表现。
（三）文学评论及翻译研究
1976年黄国彬30岁出版第一本文学评论集《从蓍草到贝叶》，以后在1981年出版《中国三大诗人新论》，1984年出版《千瓣玫瑰——中外情诗漫谈》，一直到2014年出版用英文写的Dream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u meng，他的文学评论及翻译研究，一共有11本。早期的文章，多有对香港、台湾现代诗的评论，后来主要评论对象转向古典和西方。无论对象为何，他运思下笔，总是有广阔的视野，喜欢做中外古今的纵横比较。《从蓍草到贝叶》题目中的“蓍草”是中国的；“贝叶”则是贝树的叶子，贝叶经是写在贝树叶子上的经文，源于古印度。题目显示意涵中外。《千瓣玫瑰——中外情诗漫谈》的副题有“中外”一词，也透露此中消息。在黄国彬的心目中，屈原、李白、杜甫“一直是中国诗史的‘三大”，他剖情析采时，常拿中国这“三大”和西方的“两大”即但丁与莎士比亚等巨匠比较，如此做法已见此书涉猎之广。他在序中讲述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用艺术的标准全面衡量屈原、李白、杜甫的成就”。请注意“全面”二字，这正表示其用心之雄。他从事的，可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通过比较对照，我们常有新的发现。《言外意，景中情》（1997年出版）中的《诗中的小小说》一文分析金昌绪的《春怨》，论及其情节（plot）、其结局（denouement）；此诗可当作小说来读的见解，大可成立。又如同书中的《中国的小型史诗》一文，说的是屈原的《九歌·国殇》；他指出《国殇》描述战争场面，酷肖西方史诗中同类的片段；由此我们阅读《国殇》时，就多了一个观察点。写诗、翻译、评诗、教诗、编诗的黄国彬，“手挥五弦”之外，还有诗歌的第六弦：研诗。经过研究所得，他支持李辰冬的学说——《诗经》的作者是尹吉甫，对此他有长文铺演其说。
诗歌，成了黄国彬的“六弦琴”。他通晓中英等八种语言，身为学者和诗人，对语言的形、音、义都非常敏感，创作诗歌时固然重视音乐性（musicality），翻译时和从事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时，同样不放过语音、语义和语法。《言外意，景中情》一书中《答一位外国语法学家的问题》、《乐以诗传》等篇，又如论但丁《神曲》的翻译，以及《翻译途径》一书中的〈语言慕少艾〉等等，可为例证。
黄国彬31岁时发表的〈论伟大〉一文，纵横评论中西文学，认为伟大的作品应符合三个条件：是“长篇巨制”；具备“超凡的想象幅度”，作者有“鸿裁伟思的能力”；达到“灵视”（vision）的境界。他说但丁《神曲》最后一章的圣光，就是灵视。“这种圣光，至明，至善，至美”，一切凡躯一经光芒洗涤，“就会望入至清至澄的晶空望入永恒，刹那间分享到神的睿智”；“《神曲》、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Aischulos）[即Aeschylus]的诗剧就是这类作品”。黄国彬的观点，涉及据基督教思想写成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又提到“神的睿智”；虽然这位神不必是基督教的神，我们可说他论伟大时其思维有相当“欧洲中心”的意识。黄国彬向来推崇杜甫的〈秋兴八首〉，在《论伟大》中也提到这组杰出的诗章，不过举例伟大作品时没有纳入；这大概是因为它并非长篇巨制，或者是因为它没有“神的睿智”可让读者分享。顺便指出，黄国彬在文章里面经常列举或提到中外的文学大师，外国的从古代的荷马到20世纪的叶慈和艾略特都有，中国的则只到清代的曹雪芹为止。
黄国彬研究《红楼梦》的五种西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写成长篇论文，取得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论伟大〉中他早提到《红楼梦》这部经典，但列举“灵视”的伟大作品时，没有选进去。他修饰增订博士论文，于2014年出版英文专著Dream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书中对这部小说极为推崇，认为这部杰作的最后一回（第120回）的高度不及《神曲·天堂篇》第33章，其“灵视式敏锐”（visionary acuity）也逊于但丁之篇，但《红楼梦》确是天神式（Olympian）作者的作品。他又在2014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红楼梦》“打通人界、神界，令神话[…]叫小说的深度与广度向文学极限增加”；而最后一回贾政父子相逢的一幕，就具有神话成分。对他来说，“神话，有无穷魅力，也有发放不尽的无穷威力”；在创作方面，“多年来的神话之缘，已叫我不自觉地走向神话国度的边境，窥探里面无穷大的空间”。本导读上面评介过的《阿波罗与黛芙妮》，正是黄国彬心想笔成（或者说“键”成）的进入神话境内的小型史诗。笔者可以指出，他文学思维中的“崇高”、“圣光”、“神话”等意念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用佛莱（Northrop Frye）的基型论（archetyypal criticism）来分析，黄国彬的文学天地和人物，主要是“高低五阶段论”中的首三阶段，即神话（myth）、传奇（romance）和大人物（hero of the high mimetic mode）。在夫子自道式的《我创作中的“远偷”和“不偷”》里，他表述对中西“崇高”和“壮丽”经典文艺的向往和“偷”，甚至自言他的若干散文为“史诗式散文”。
黄国彬早期的文学评论，每以当代作品为对象，后来投入大量时间翻译经典，他从此多为经典的研究和评论“锦上添花”。中外经典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已如花树满园，他仍然花时间诠释经典的伟大，花时间注释伟大的经典。这段时期他用心用力最多的，显然是《神曲》、《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艾略特最推崇但丁与莎士比亚，谓这两位大文豪“平分西方的世界，没有第三者”；黄国彬认同其说，苦心孤诣翻译和详注《神曲》和《哈姆雷特》，除了翻译本身的意义之外，我认为还有向大师及其伟大经典致敬之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登高望远，朝向伟大的经典，举出作品或者下笔作评，常有“大师”、“至尊”、“最”等字眼。例如，他喜爱古典音乐，其一“最”字用于莫扎特：“最能通神的乐曲大概要数莫扎特的《安魂曲》了。”他甚至有“超级大师”的形容，那是用于“至尊”的莎士比亚。
身为大学翻译系的讲座教授，黄国彬在学术研究方面，除了对若干译本作实际批评之外，还有翻译理论的建树。中外的翻译家都认为译事难臻至善，他深然其说，因而声称最佳的译本只能是“瑕疵最少的译本”（the least imperfect translation），而不可能是“完美的译本”（the perfect translation）。此外，他把翻译分为“向心翻译”（centripetality in translation）和“离心翻译”（centrifugality in translation） 两种，前者意近“直译”，后者意近“意译”、“译介”、“改写”；他有英文专文，阐释其理论。“向心翻译”和“离心翻译”是他自创的词语，为翻译理论的“智库”丰富了内容；诸语词有可能成为隽句和术语，与“译者，易也”、“译者，艺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等等并列。
当代论家有“以文为论”之说，意即用写散文的手法来写评论，此处散文指的是有个性有文采的文章。这里只举一例。莎翁的名剧Hamlet一般翻译为《哈姆雷特》，对此黄国彬与黄维樑甚为不满，大唱双簧，认为译作“汉穆莱特”或“汉穆雷特”要“肃穆”得多。黄国彬在其《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中写道：
丹麦王子在汉语世界中最流行的名字哈姆雷特，其字形、字音都叫我想起蛤蟆（ha ma），…我的神思叫我想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俗语；同时也叫我想起哈巴狗——一种体小毛长腿短的狗。到了后来，我的联想竟一发不可收拾，突然脱轨，飞向传说中的丑妇嫫母那边去了。
（四）翻译
黄国彬1972年与诗友创办《诗风》杂志，与陆健鸿、胡国贤、谭福基、王伟明、胡燕青等为编辑。这本出版了一百多期的诗刊，常有登载外国诗歌的中文翻译；黄国彬在写与编之外，还常常着手翻译。他也英译过林焕彰的中文诗集，又中译过Andrew Parkin的英文诗集。他翻译方面的力作巨构，则无疑是《神曲》和《哈姆雷特》。余光中称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三十多本作品为“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黄国彬翻译的《神曲》和《哈姆雷特》，就算把两部原著译文的篇幅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莎翁全集的多；然而，这两大杰作的翻译，由于翻译者投入的时间精力极巨，又附有极为详备的注释，注释的篇幅，是原著的数倍，因此也可说是赫九力士大业。《神曲》三大册共1750页；《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不含英文原文，本书不是中英对照）两大册共678页。
他学习意大利文，1980-81在意大利翡冷翠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irenze）进修意大利语，研究但丁，兼修读意大利文化、艺术课程，最终目的就是要从原文把《神曲》翻译成中文。但丁的《神曲》有宏大的架构和井然的秩序，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篇，共14000余诗行。黄国彬独力挑起《神曲》译注之大任，坚毅持久地进行这项学术文化工程，前后20年，终抵于成，他为中国现代的文学翻译竖立了一座丰碑。原文的声律，他竭力跟随；此书内容博大，意大利以至欧洲的历史文学艺术社会经济政治，无所不包，因而附注所引用的参考书不计其数。在分崩析离、荒诞猥琐、喧哗阴暗、颠覆解构的所谓现代或后现代时世中，黄国彬为我们带来古典和崇高。人和社会，古往今来，当然都有荒诞失序的现象。不过，最近数十年来，荒诞、失序、解构的文学是众多前卫作家所强调的。古典和崇高，在这个时世，于是有特殊的意义。他面向古典的澄明，拒绝荒诞、拒绝晦涩、拒绝颠覆、拒绝解构，他攀高山、攀高天，去摘世界诗坛的超级巨星。《神曲·天堂篇》的第三十三章有这样的一段：
在高光深邃无边的/本体，出现三个光环；三环/华彩各异，却同一大小。
高光、真光、永恒之光的极处，是《天堂篇》也是整本《神曲》的最高最终处，黄国彬译道：
高翔的神思，至此再无力上攀；/不过这时候，吾愿吾志，已经/见旋于大爱，像匀转之轮一般；/那大爱，回太阳啊动群星。
如果说黄国彬有《神曲》情意结，那么，其情意最激昂的表现，当在此长诗译毕和出版之时。2003年他译的但丁《神曲》响亮面世，十年后他以其矫健精到的译笔，让《哈姆雷特》华丽登场。2013年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国彬《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分为上下两册。本书书名的“详注”，名副其实。例如，对于剧中著名语词如To be or not to be，其意义为何，该如何翻译，就用了密密麻麻一两页小字来注释。为了全面介绍此书，笔者把本书首页赅要的、并不夸饰的“内容简介”悉录（xerox）下来：
本书为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哈姆雷特》的汉译，也是汉语世界迄今最详尽的译注本。译本序言和前言详论莎学源流、剧作版本、各国评论家数百年来对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的评介、各欧译本的得失等，是莎士比亚研究的综论兼专论；剧作翻译精确传神，既可上演，也可细读；汉译注释详尽，就莎士比亚的剧艺、语言、意象、人物、舞台演出等均有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此书为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莎剧演出、翻译学研究及英汉翻译实践等方面带来全新的开拓与提升。
本书适合有志莎学研究的学者、英国文学学者、翻译学学者、比较文学学者及莎剧导演、演员等研读；对莎士比亚及莎剧感兴趣的读者也可通过此书一窥莎剧的博大精深与无穷奥妙。
黄国彬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香港的大学翻译系任教，翻译经典成为他的职业、事业以至名山大业，“平分西方的世界”的两位大师作品译毕之后，说此话的艾略特的作品，是他继续翻译的对象。他的赫九力士大业，自然会更加显赫了。当然，创作依旧是他“攀月桂”最重要的凭借；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创作与翻译（包括对原著的评注），平分他的文学世界。
结语
《黄国彬卷》作为黄国彬作品的选集，作为样品，显示这位作家的多题材、多体裁、多风格。西方文论所说的诗体、散文体、叙事体各种文体，“雄伟”与“秀美”二大风格，以至《文心雕龙·体性》说的作品“八体”，种种文体、种种风格，他虽然有其偏重，基本上都囊括了。《文心雕龙·征圣》谓“鉴悬日月，辞富山海”，意思是鉴识力高如日月，文辞壮丽如山如海。借用其语，我们可说黄国彬对文艺有高明的鉴识力，而且喜以日月山海为意象、为题材、为精神气度。笔者评论黄国彬作品的文章里，有两篇的题目有“攀”字：《攀史诗的月桂》（1982）和《攀山者的独语》（1985）；有两篇的题目里有“高”字：《精致高华的“另类散文”》（1994）和《在解构的后现代扬起古典崇高》（2002）。黄国彬在实际生活中和文学想象中，都攀登高峰，羡慕高翔。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高雅、高华、高明、高端，这篇导读已举了诸多例子。多有粗俗字眼的散文《缩脚岁月》和诗作《致大肠》，也引了历史英雄人物以为烘托、以为对照、以求高大、以壮声势。他的中西语言能力高强，翻译西方经典，其高度可信性和高度可读性，我们也不用怀疑。
他曾说诗是他的宗教，推而广之，文学是他的宗教；这位虔诚的信仰者，因为自幼承受“武训”，勤练身体，攀山游水，“武功”因而出众，精力因而充沛，而这有利于其文学事业。《神曲·地狱篇》写弗吉尔带领但丁游地狱，第24章引弗吉尔之言曰：“在羽垫上安坐，/在毛毯下安躺，都不会扬名百代。”对此黄国彬注释道：“但丁强调，如要争取荣耀，必须奋斗。”他以其健强体力和健旺精力，奋力为文，文学行为和《周易》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样。黄国彬自言是个“习惯苦行的攀山教徒”，他曾“步行至泰山山顶”、攀上光明顶；他从事文学也如此。他的“妙思”（Muse）不老。在《神话边境》中，我们发现他有一天写作七首诗的高产纪录（在2012年9月7日），他不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另一方面，他经常把初稿改了又改，几经修订，诗文评论与翻译，莫不如此。他的时间精力用于文学，且择善固执，有所为有所不为，乃能成就其大事业。用力攀登的结果，是屡创高峰。
黄国彬《武训》一文讲述父亲给他起名“国彬”，乃由于对他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厚望。本导读主要解说他的文品，而不是他的人品。但我忍不住要顺便说，他是一位君子；他文质彬彬，无愧于“国彬”的美名。他的大名也可作“国斌”，正因为他允文允武。“武功”对其文事还有另一个作用：他的不少诗和文，都以“武功”为内容的重要部分。文武兼优的他，其武正好济其文。他曾以历史上李家名人杰士辈出而慨叹黄家逊色；中华文坛有黄国彬，为黄家挣回大大的面子。他永续致力文学事业，意念高远、文笔高妙、成就高超，在诗文创作、文学评论和翻译经典各方面，已攀登至中华文学的高峰。希望文学修养高阶的读者，登高望远，在这本《黄国彬卷》里欣赏到他笔下壮阔秀异的文字美景。
[附说：本书的编选]
本卷所选各种文体的作品，由卷主黄国彬和编者黄维两人商议后确定。各体作品在本卷出现的先后次序，大体上根据其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四个附录（《黄国彬年表（不含著译编书目）》、《黄国彬著译编书目（只列单行本）》、《“对黄国彬作品的评论”文章篇目选列》、《作者[卷主]简介》）、照片和作者手迹都由黄国彬提供，编者简介则由黄维提供。
①② 黄国彬：《第二频道》，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第274页。
③ 合集和原书再版时更改书名的，不计算在内；详见本书的附录。黄国彬还有不少单篇中英文文章，没有结集出版的，这里没有提及，附录中也没有列出。
④ 本导读所提及、所征引的诗文，基本上都收于本卷；诗的方面，几首短诗全篇悉录，较长的请看本卷所录。
⑤ 黄国彬诗文中对某些政治人物的态度，往往褒贬分明，近似但丁《神曲》用到的善恶二分法。褒善贬恶，此乃人间正义，也是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但二分法可能把人性、政治、社会、文明的复杂性忽略了。梁锡华在《沙田出文学》一文（收于黄曼君等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思——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黄国彬有这样的评论：“他在某些批评政治社会的文章里头，笔锋相当凌厉，往往正面出击，显为矫健捷疾，是鹰式、风式、峻岭式、喷射机式，和他诗歌中如丝如缎的好些抒情句节是完全两种面目的”；引文见29-30页。梁文也收于梁着《如寄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
⑥ 2009年5月香港《城市文艺》的《卷首语》。
⑦ 王良和：《如山韫玉，如玉含光——论黄国彬的心理定势兼析〈听陈蕾士的琴筝〉》，载于黄维樑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243页。此文又收入王良和著《余光中、黄国彬论》（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听陈蕾士的琴筝》大概是黄国彬诗中“受评量”最多的诗。对黄国彬一般诗歌的评论颇有不少，如梁锡华、杨匡汉、王剑丛、刘介民、郑镜明、郑振伟、曾慧丝等都发表过文章，笔者的文章也有多篇；请参考本卷附录的相关篇目。
⑧ “繁缛”与“精约”为《文心雕龙·体性》所说八种风格中的两种。
⑨ 黄国彬：《三峡、蜀道、峨眉》，香港：香港学津书店1982年版，第3页；第61页。
⑩ 参阅梁锡华著《如寄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中《赋的现代作用与实用价值》，第216-238页；郑振伟，《黄国彬旅游散文的崇高感——评〈华山夏水〉和〈三峡、蜀道、峨眉〉》，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108-114页；此文又收入郑振伟著《中文文学拾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1-52页；何龙，《黄国彬的现代赋体散文》，刊于《星鸟日报》的《星辰》版，1991年9月28日，第28页。
郑祯玉：《奋鬣卷浪翻波—黄国彬〈浪鬣的声音〉之结构分析》，载于《云梦学刊》第29卷第3期（2008年5月），第93-99页。
陈忠源：《天鹰——黄国彬的壮丽风格》，载于《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
袁良骏：《鹰之歌——读黄国彬散文艺术一得》，载于香港《文汇报·文艺》，1995年11月26日。
范培松：《黄国彬的“老鹰情结”》，载于《华文文学》1996年4月号，第17-19页。
余光中多次谈到他的散文语言四元素；例如，在一次获奖演说中，即有这样的夫子自道。见余光中著《金陵子弟江湖客》（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语言四元素以及本文这里论及的黄国彬“四合语”特色，请参看黄维樑《香港文学语言的“四合语”特色：以黄国彬散文为析论对象》，此乃上海2016年4月28-2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学术月刊》杂志社合办“现当代中国文学语言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宋以朗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钱锺书的评语：“国彬先生撰著，弟曾读过，极佩才识，论拙著文，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见第124页。评语应是引自钱锺书给宋淇的书信。
梁锡华：《沙田出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王良和文章论及黄国彬作品中的圣光；见⑦王良和文。
Dream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p.70。
黄国彬诗集《神话边境》，第46-49页。
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33-35。
黄国彬：《第一频道》，第33页；用“最”字的其它例子，见于《第二频道》第325、347、349、350、357、361页等；用“大师”字眼的例子，见同书第326、342页等；“至尊”字眼的例子，见同书第327、350页等。
黄国彬：《解读《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第16页。
黄国彬有专文论之，见注（25）第43页；其它翻译研究的英文论文还有多篇。
黄维樑：《“言资悦怿”：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书写风格——兼论宇文所安的Entertain an Idea文体》，刊于香港《文学评论》第42期（2016年2月），第30-41页；又刊于台北《国文天地》第369-370期（2016年2月及3月号）。
余光中：《金灿灿的秋收》（收于余光中著《余光中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卷），第275页。
这两行所引文句或者文意，见于黄国彬《第二频道》，第283页、第274页和第287页。
本导读除了表述笔者对黄国彬作品的解说和评价之外，也引述香港内外的论者的意见，以互相印证。论者评其诗歌散文，也论其文学评论；这方面，请参考古远清和温儒敏等人的文章，详见本卷附录的书目。1980年代宋淇对黄国彬即多所肯定，把他的论文纳入自己编的《四海集》（共收夏志清、林以亮[即宋淇]、余光中、黄国彬四人作品，198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就是证明。对其翻译的评介，则可参考我和其它论者的文章；相关论文详情请参考本卷附录的书目。以下顺便说说黄国彬作品以外的事情。以他的学术地位和文坛令名，平辈和晚辈出书前向他求序的人，一定不少；但我发现他的文集里，似乎没有这类的书序。有一次，一位年轻学者将出版其书，索序于我，其书概说的是从荷马到但丁的文学。我说当向黄国彬教授请写序；年轻学者求之，却遭婉拒。黄国彬说向来少为人写序，最近多年来甚至不写序。他可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注于他自己选定范围内的创作与翻译。为学务须博观。有一次我与黄国彬相约在一火车站的美心餐厅外见面。我和家人准时到达，人潮中众里寻他，只见餐厅门口站立着一人，一手挽着公文包，一手握着书，在喧闹的人声中看书。我告诉儿子，要向国彬叔叔学习啊！人要终身学习，这样的“心”才“美”。
黄国彬说莎士比亚不是“道德典范”（《第二频道》第327页）。笔者这里如果冒着被人指责“夸张”和“看得表面”的危险，说“黄国彬是道德的典范”，可以吗？我不这样说，我引述其它人的相关说法。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耀南写道：黄国彬“从做天子门生到做大学教授，都谦谨和平，温柔敦厚”；他“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见陈耀南专栏《晨光清景》的《彬彬国士神曲》一文，刊于香港《信报》2004年7月26日第22版。思果、梁锡华极力称许黄国彬的为人，这里只引前者之言。思果曾在多篇文章里推崇他，如在《咳吐珠玉——谈黄国彬的散文》（《星岛日报》副刊《星辰》版，1994年3月11-12日）中写道：“他笔下没有一次不吐珠玉”；“黄国彬的散文像琼楼玉宇，无一角落不富丽堂皇”；文品之外，更赞人品：“国彬的为人可敬可爱”，“为人忠厚、正直”；“在国彬这些名篇的背后，耀目的珠玉里面，有他伟大的人格，那才是最叫人起敬的”。仁义礼智信等《论语》所说君子种种美德，据我与他数十年颇为“淡如水”的接触、交往、观察所得，他都具备。有些高职位的大学教授，又拥有行政资源，就会藉此拉拢同行、输送利益、交换利益，为自己谋得更大的名利，甚至成为学霸学阀；黄国彬不是这种人。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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