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沉沦》自诞生即争议不断，非议不断。周作人、钱杏等人的批评解读影响深远，但也颇有可争议之处。苏雪林的批评“批评”，得之重视文本而警惕过度阐释，失之机械庸俗攻击作家。郁达夫本人说法，亦多自相矛盾。从文本探析来看，《沉沦》文本中除第三人称“他”的声部，还包含了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的声部；“他”“我”“你”高度紧张、矛盾而嘈杂混响，呈现“他之病”、“我之病”、“你之病”以及同一个主体的病态，此即《沉沦》文本结构的本真和语言形态的事实。
关键词：《沉沦》；文本研究；指代；被指代；自我指代；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4-0117-09
《沉沦》的两种争议与文本研究作为第三种思路
在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沉沦》是不容忽略的作品。其一，1921年10月，它与《南迁》、《银灰色的死》结集出版，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的诞生。其二，它是作家郁达夫的早期作品、成名作品，也是其影响最为深远和最具风格标识的作品之一。现代文学史不能不提郁达夫，提郁达夫则不能不提《沉沦》；即便横向地放在整个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来说，作家郁达夫和小说《沉沦》，毫无疑问是我们第一批即必须面对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文学史的常识。
而同时，《沉沦》也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之一。作品诞生之初，即争议之初①。对于这场争议的始末，1934年，苏雪林不无个人立场地记述为：“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掌握批评界最高权威的周作人曾特作论文为他辩护，不但从此风平浪静，而且《沉沦》居然成为一本‘受戒的文学，郁氏亦因此知名。”②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则是：“《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到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③周作人署名“仲密”题作“沉沦”的批评论文，1922年3月26日刊载于《晨报副镌·文艺批评》，影响力显然颇大。
在文中，周氏首先用了近半数的文字篇幅对所谓“不道德的文学”进行了辨析，称“《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④即：“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⑤苏雪林有所微词的“受戒的文学”一语是指：文章结语处周氏有言“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⑥然则“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⑦立足于文学自身的畛域谈论“道德或否”，从接受者的向度谈论文学“诲淫或受戒”，易见周氏的批评无疑比“道德围攻者”更专业，更有说服力，影响力自然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未附议郁达夫本人在《〈沉沦〉自序》中的观点，“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周作人认为，“还不如概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⑧相较“受戒文学”一说，周氏所给《沉沦》的“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一评价，影响力事实上还要更大，不仅为其同时代的众多论者接受、承袭，直到现今的一系列主流文学史教材，也仍在广泛地使用这一“标语”及其字面变换语，为《沉沦》及郁达夫早期的文学创作“定调”。
1928年3月，上海春野书店出版《达夫代表作》，钱杏邨撰文《〈达夫代表作〉后序》，是另一篇显著影响了《沉沦》以及郁其他文学作品批评风向的论文。对郁作品的评价，钱氏抛出的基本框架为：“时代病的表现者——性的苦闷与故国的哀愁——社会苦闷与经济苦闷的交流——社会怀疑论的展开——政治苦闷与革命行动的冲激——‘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农民文艺的提创——表现的技巧——作者的性格——技巧的转变与幻灭情绪的余留——时代反映的三部曲。”⑨显见，“时代表现”、“故国哀愁”、“社会苦闷”、“经济苦闷”、“社会怀疑论”、“政治苦闷”、“革命行动”、“方向转换”、“农民文艺”，这些被称作“现实主义”的评价因素大大地增加了，和贯穿批评文本。
钱氏认为，“病态生活的体现，当然是由于作家生活的不健全……其间还有一种更重大的要素，就是心理的不健全。心理的和生理的互为影响，相因而成为不健全的‘现代人……达夫的病态的成因也是如此。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长大来，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扩张到无穷，而不得不在文字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⑩而“回到他的创作来讲。在《沉沦》的前部表现了他的异性爱的渴求的不能满足，遂陷入性的犯罪的手淫的一途，把身子弄得异常的空虚，然而他终究是强烈的要求着，所以有在旅馆里窥欲的行为，山坡那边的男女的动作，不能不使他的脸部变为灰白。”{11}——若以钱氏此见，体现于作品中的内容与作家本人的生活是同一回事，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本人也是同一回事，那么所有“现实”的确认，也就只能从作家个人的生平中去挖取文学的“现实”，同时将文学作品等视为作家本人和其生平亲历的确切“现实”。这种在后来被称作“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流毒深远，开了以“解剖作家”代替“剖析作品”的先河。不过，钱氏在《后序》中虽口口声声称郁达夫为“病态的”，甚至直接把《沉沦》中场景说成了作家的亲历，却异于道德批评者的攻击，批评家的深意在于：坐实了这作家作品绝对相关的“现实”性，则最终的目标统统指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在他的创作里，暴露了整个社会的罪恶；在他的创作里，说明了经济制度给予青年的恩赐；在他的创作里，表现了青年与社会抗斗时的屡蹶屡起的精神……青年们徘徊歧路，结果只有像达夫曾经享受过的痛苦的获得，没有快乐，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青年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12}至此，比周作人所称的“受戒文学”、“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更进一步，通过钱杏邨的阐释，《沉沦》等作品具有了“体现”社会、“暴露”社会的性质，并作为镜鉴指示了一条不是“歧路”的“出路”：“革命”。同样的，钱氏论述的这些观点及基本框架，在现今的一些主流文学史教材中仍被因袭沿用或被“修正”地继承。
1934年9月，苏雪林在《文艺月刊》上刊载的《郁达夫论》一文，具有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批评“批评”的性质。如果说，对于周作人的“辩护”和“受戒文学”一说，苏氏还只是略表微词的话，对于承继其“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一观点，发挥为“时代意义说”、“青年典型说”的持论人士，苏氏极表不屑。对钱杏邨鼓吹的“郁作之与革命”，苏氏同样予以了回应并辛辣嘲讽。
在苏雪林看来，“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中国民族……最喜谈人闺阃和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那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有些读者则抱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作家下流荒唐的自述，究竟要写到什么程度为止。……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两个缘故。”{13}显然在看待“作家—作品”的关系上，苏氏与钱氏机械庸俗的观点并无二致。然而于矛头所指上区别很大的是：同样认为郁达夫是“病态的”，钱引申向了“社会罪恶”与“青年革命”的鼓吹，苏则否认在郁作品具有所谓的“时代意义”、“青年典型”，那么，这“病态”也就成了她眼中郁氏本人无所不在的“病态”。但就是在其夹枪夹棍人身攻击充斥的行文中，苏氏却表现出了比论辩对手更多的对于作品文本的重视，和对牵强附会过度阐释的必要警醒：“韩侍桁说郁氏作品在五四之后得青年热烈的欢迎是为了它的时代意义……其实知识欲的饥荒、性欲的不适当的调剂和贫穷的痛苦，不但五四后青年感觉到，现在的青年也还感觉着的，而且我怕还要更强烈吧。为什么那时的青年那样爱好郁氏的作品。现在却冷淡起来呢？可见韩氏时代意义之说是有些勉强了。”{14}“郁氏虽爱谈性欲问题，而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都带着强烈的病态……这是郁氏自己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面貌。象《沉沦》中的主人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么？《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么？这些地方若用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若用他叙体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陈文钊论郁达夫代表作，有这样几句话：‘总之，达夫初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非故作违心之论，便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说梦话了！”{15}这样的反驳当然是有力的，只不过批评家的矛头所指一次又一次地跳脱出了作品，凶巴巴地对准了作家本人。
1946年9月，郭沫若撰文《论郁达夫》，相关的，留下了一段知名度很高但经常被断章取义的话，全段即：“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16}——从“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一语来看，郭氏与钱杏邨、苏雪林的口径并无二致，只不过这次的郁达夫和其《沉沦》等作品被重新赋予了“反士大夫、反假道学、反假才子”，特别是反“徐志摩”们的文党攻伐意义。
上述“争议”，笼统地说，皆可视作“读者批评”，人各不同而所见亦不相同，各执一词的争议而为“感受谬见”自然难免。但就文献资料来看，即便是作家郁达夫本人，对《沉沦》等作品的自评，其实也存在着前后不一甚至截然两端的“自我争议”现象，虽然之前并无研究者指出这一点，然而与批评家们的争议相平行，它确实构成了有关《沉沦》的第二种争议。
1921年10月，小说集《沉沦》出版，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的介绍是：“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两篇东西（笔者注：指《沉沦》、《南迁》）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17}1927年11月，《过去集》出版，收录了《沉沦》集三篇，郁达夫撰写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中称：“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工，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内在生命，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磨琢的。”{18}1933年2月，《忏余集》出版，再次收录了《沉沦》集三篇，郁达夫在序言《〈忏余集〉独白》中却犹如“自我断裂”地写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制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上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19}我们不必责怪作家说话太过随意，六年前一表述，六年后又一全新表述，又过六年又一全新表述，问题：即便我们愿意遵从作家之言解读作品，却几乎没有可能不陷入矛盾之中。
需按下一点说明的是，批评家们解读郁氏《沉沦》等作品时，之所以在“作家—作品”问题上纠缠不清，这和郁氏本人所持“自叙传”的创作观点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观点集中见于《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就郁氏文中的本意看，所谓“自叙传”，其实一是强调了“作家的个性”，二是强调了以这个性为前提的作家的体验和生活。而在《〈达夫代表作〉自序》中，或许是为了委婉地矫正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中过于机械的观点，郁达夫特意给出了一段标明“声明”的解释，称“……我在那里所说的意思，是说作家要重经验。……想在作品里表现出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这是我的真意……大家都以为我在主张所谓……Ich-Ro-man，……除自叙的作品以外，无论如何好的作品，都是不足取的，这真真是笑话了……”{20}——郁的这段解释，虽然脱了“Ich-Ro-man”（第一人称自叙）的嫌疑，但也构成了自我观点前后遮蔽与龃龉。就如同前述郁“自我断裂”似的作品解说一样，表明了作家向度的“自我批评”并不可靠，同时也不会比批评家们的“读者批评”更为客观。然则就《沉沦》而论，不仅是方法论选择上的问题，实则也为避开已有路径上无解的争议，尝试以文本研究的方式进入作品本身，自然而然成为了有必要尝试的第三种解读思路。
小说集《沉沦》三篇，依照郁达夫最初的解释，《银灰色的死》大抵属于“试作”，以至于“《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做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而《南迁》和《沉沦》“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当做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21}批评家们的评价、作家的言说以及多数的文学史，谈论小说集《沉沦》及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也大体是围绕着小说《沉沦》展开论述，兼及《南迁》和《银灰色的死》。所以，有完全的必要性，我们的文本调查要从小说《沉沦》入手，把它作为典型的个案（下称“《沉沦》”，注明“小说集《沉沦》”者除外，其余皆指“小说《沉沦》）。
《沉沦》的三种人称代词的叙述结构与文本事件讲述的三声部
《沉沦》{22}全文19341字，其中英文德文单词174个，作者用“一”至“八”8个汉语数字将全文分作8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除文末注明“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之外，作者还对文本加了18条简要注释，注释的基本内容为文本中的英文词句义及所涉及国外作家、艺术家或宗教人名的一句话解释。
用第三人称“他”展开叙述，贯穿全篇，是《沉沦》最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也是阅读者接触文本即可直观到的语言事实。“他”字在《沉沦》中共出现了639次，除去21次组词为人称代词“他们”，618次作为固定的人称代词指向同一主体，亦即——“他”作为人称代词所指代者——换言之，指向被“他”指代的被指代者。第三人称作为“上帝的视角”或称“万能的视角”，618次人称代词“他”出现的过程，亦即作者作为“万能的上帝”无所不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作者之“视”借助“他”的指代完成了对被指代者的叙述；而在文本中固定下来，“他”作为“视”的在场证明，意味着作者无所不在的观看。反过来说，阅读者由“他”进入文本，也就意味着对作者视角的遵从。——我们对《沉沦》文本的分析从这里开始。——虽然有618次显而易见的第三人称代词“他”，指向被指代者；但在《沉沦》文本中，被指代者并非就是完全的被动者，而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突破“他”的密密麻麻的指代网络，先后完成了92次自我对自我的指代：“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指向“他”指代的同一主体，出现了92次。“我”的视角对“他”的视角的叛离与溢出，这还不是《沉沦》文本中视角的全部，同样指向“我”和“他”共同指代的同一主体，第二人称“你”在《沉沦》中出现了53次，这就构成了密密麻麻的“他”和叛离溢出的“我”之外的第三种视角。以三种人称三种视角走进《沉沦》文本，同一个《沉沦》文本就出现三个不同的声部，可以说是三个声部讲诉了同一个事件，也可说同一个事件出现了三种声音的讲述。
进入文本来看。
第“一”部分，第一句话，亦即全文的第一句话和第一段，“他”威严登场——“他最近觉得孤冷得可怜。”——就这一句。而这一句好比“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无从置疑不容置疑，只是作为被给定的事实指向被指代的主体，并邀约文本进入者无条件接受。第二段：“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同样的不容置疑的语气，不仅对被讲述者不容置疑地下了断语，连“世人”也被不容置疑地讲讲述了。
在“他”的引导下，漫不经心地聊了聊天气和日期，看了许久许久远远近近的风景，“你”蹩了进来，以语言伪装的方式留一句“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旋即被驱逐，并被“他”判定为：“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紧接着，“他”继续漫无目的地看风景而浮想联翩，“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他好像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觉得快乐极了。”“你”趁机说了一段完整的话：“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他”似乎对这般诗意丝毫都不感兴趣，直接判定为：“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
再接下去，好像因“你”的影响，“他”不再看风景和浮想联翩，看起了外文诗，看了两段又思考良久，“我”表现得比“你”更谦卑，以前一句似建议后一句似询问，说了两句话：“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而“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在心血来潮把渭迟渥斯的诗译为汉语并自嘲自骂之后，“他”继续看风景，“喀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他”不仅很强势，好像还很虚伪。
第二部分，第一句，和第一部分的第一句如出一辙，“他”依然独享着话语霸权，一句话自成一段，被指代者由“最近觉得孤冷得可怜”进一步被宣判为：“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在相隔了四段之后，“我”打破了“他”的独语：“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要复他们的仇。”——然而在“我”这句话悻悻地冲口而出之前，“我”和“我”指代者，已早早地被“他”宣判为“忧郁症愈闹愈甚”；并且“他”还预先曝光了这句话的具体语境，使“我”的这句话成为“我”“忧郁症愈闹愈甚”的铁证：“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而且殃及池鱼的是，连“你”也成为了“他”顺势“嘲骂”的对象：“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接下去，又是“他”的大段话语独白与讲述。
“你”似乎失去了耐心，但依旧小心翼翼半遮半掩地先用外语试探了一句：“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接着说了两句欲问还羞的中文：“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最后一句又回归到了没有底气：“Oh， coward， coward！”——“他”没有退缩，而是继续激怒“你”，以曝光的方式使“你”和“你”的指代者极为难堪——“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女生的眼波来了。”“你”真的被激怒了，更确切地说，在“我”的暗地支援下有了回应的勇气，当然也是被“我”绑在了枪口上：“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他”的话语统治顷刻间摇摇欲坠，“我”乘机来了一次宣泄式的大爆发，一口气说了13段，一口气自称“我”29次，一口气说了529个字：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我回国去……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第三部分。作为造反的代价，不仅胆大妄为的“我”，也连带有帮凶嫌疑的“你”，被彻底禁言，一次也不许出现。他悠哉悠哉地独享了从头到尾第三部分1911字的文本大餐。为显示“他”不可违逆的存在，“他”称孤道寡了81次；并把“我”和“你”从“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开始到如今的全盘底细——居家所在、家庭背景和成员、一路求学状况等等，统统揭了个底朝天。这是不动声色的威胁，也是赤裸裸的恐吓。
第四部分。开始的时候，或因在第三部分满足了统治欲，“他”的怒气似乎稍稍消减了一些，容许“你”如往常那样先以外文腔试探，继而疑问感叹地说些不咸不淡的闲话：“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你也没有情人留在东京，你也没有弟兄知己住在东京，你的眼泪究竟是为谁洒的呀！或者是对于你过去的生活的伤感，或者是对你二年间的生活的余情，然而你平时不是说不爱东京的么？……”——也容许“我”小小地插一句嘴：“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离开他故乡海岸的时候，大约也是悲壮淋漓，同我一样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的监视不存在，他详细记录在案了“我”手淫自渎的“犯罪的证据”，当“我”没心没肺地欢喜道：“我的脑力还可以使得，还能做得出这样的诗，我以后决不再犯罪了。过去的事实是没法，我以后总不再犯罪了。若从此自新，我的脑力，还是很可以的。”“他”的前一句判语是：“有时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诗来，他自家便喜欢得非常，以为他的脑力还没有破坏。”后一句又再补一刀为：“然而一到了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在文末，“他”郑重写下了阶段性总判语：“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他的两颊的颧骨更高起来，他的青灰色的眼窝更大起来，他的一双灵活的瞳人，变了同死鱼眼睛一样了。”——观察不可不谓仔仔细细，记录不可不谓一丝不苟。
第五部分“窥浴”，“我”和“你”的视觉“犯罪”，“他”悄无声息地记下了罪案全程，包括“我”和“你”淫视的具状，“惊心吊胆”的犯罪心理，神经兮兮的自言自语——“她已经立在门外了。”“她告诉了他了！她告诉了他了！”和狼狈不堪的逃窜——“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儿还没有起来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个旅馆”，惊魂未定一路风声鹤唳——“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么？”第六部分“听淫”，“我”和“你”的听觉“犯罪”，手法如出一辙，同样记下了罪案全程，第一句话第一段“他”初始的判语还算文雅：“他的忧郁症又变起形状来了。”结语却如诊断绝症的病人一样记述为：“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腭骨同下腭骨呷呷的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拿出被窝来睡了。”
“我”和“你”末路狂欢的最后一程最后一刻，“他”漠然地为这个故事划定了结局，不容商榷不容更改——“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我”先与死神达成了协议，宣布“我”放弃“我”——“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你”濒临崩溃，已认不清哪个“你”才是“你”——“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这场搏斗的最后，没有胜者。“他”记录了“我”和“你”的崩溃与毁灭，也记录了“他”最后的坍塌与沦陷：“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分明是“我”的声音的回响——“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啊，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
《沉沦》的文本研究的结论和其作为一种回应的观点
从文本梳理下来的一路行程来看，“他”：冷静、客观、不动声色而霸权在握，是文本事件的操控者，是冷面无情的监视者，是话语独享的陈述者，明察秋毫“我”和“你”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一一记录在案，设庭宣判；以维护绝对的秩序而始，以维护绝对的秩序而终，对己对人都近乎刻毒：“怨人骂己”1次，“嘲骂自家”1次，“自嘲自骂”2次，“痛骂自己”3次；口称“犯了罪”1次，“犯罪的证据”1次，“犯罪的记忆”1次，“犯的罪恶”1次，“道德上的罪恶”1次，“犯罪”3次。“我”：热情、暴躁、形状张狂而近于疯狂，是“他”之绝对权威的挑战者，是文本秩序的不安定因素，529字旗帜鲜明地“要美女、要爱情、要美人、要妇人、要异性、要伊扶，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所有”的大胆宣泄是“我”无所畏惧的《独立宣言》，也是“窥欲”“听淫”“醉宿”的行动纲领，一路高呼“爱女人”2次，“爱情”5次，“复仇”6次，“死”8次。“你”：介于“我”和“他”之间，温和、伤感，喜欢摆弄语言，喜欢自哀自怜，既无抗争“他”的勇气却又经不起“我”的撺掇，“听淫”时的“你”像个矛盾的笑话——“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感叹“你这清影”的“你”像个伤感的童话，全文“泪”字出现了14次，看到这个字也就看到了“你”的身影。
而文本中较高频度出现的词汇和相关词，被“他”、“我”、“你”所表述不仅有次数上的区别，还有语义上的区别。其中，“日本”和其相关词出现了34次，“他”（和“他长兄”）的表述占据了23次，分别“日本同学”1次，“日本女人”1次，“日本女子”1次，日本歌1次，日本人3次，日本学生7次，日本7次，属一般名词使用，构成了文本事件的环境背景、烘托“他”作为日本留学生的身份和用作事件中人物的一般称谓；“我”的表述占据了8次，分别“日本人”一次，“日本”4次，相伴出现的核心词汇是“仇敌、复仇、轻侮、轻视、中国、中国人、支那人”；“你”的表述（含“你”先“我”后的1次）占据2次，即“日本人”2次，关联词汇“同情”。“女”字组词出现66次，“他”的表述占据了55次，分别“侍女”23次、“女儿”8次、“女人”7次、“女子”5次、“女学生”5次、“女墙”2次、“少女、男女、处女、妇女、仙女”各1次，同上述“日本”及其相关词一样，比如最高频出现的“侍女”“女儿”和“女学生”为文本事件的人物称谓；但这里无疑也暴露出了一个有点荒诞的事实：“我”和“你”被“他”判定为放荡纵欲者，“他”却持有着最丰富而最大量的“女”字头词汇。“我”：“女人”2次、“美女、妓女、女子、侍女”各1次，相关联词汇“岛国、复仇、负心、祖国”；“你”：“男女、儿女”各1次。此外文本中引用和翻译的英德文诗：“女孩”汉英各2次、“男女”汉德各1次。
显然，“他”“我”“你”指向的虽是同一主体，但“他”与“我”却是截然不同的声部，“你”的声部与“他”相偏离却也区别于“我”。“他”的声部可称为“理性”，而同时伴随着理性的压抑以及理性的自我压抑。“我”的声部可相应地标识为“反理性”或称“本能”，以“爱”为名义而暴动却同时热衷“复仇”与“死”。相形之下，“你”的声部极其微弱，既非“被赋权”的被指代者“他”亦非“夺权”的自我指代者“我”，偏离话语权的中心，那是感伤感叹的“感性”所能立足的位置。在一个正常的主体身上，当然也存在着理性的控制与压抑，本能的冲动与宣泄，以及感性的稀薄与无力；然而“他”的“理性”竟是如此的强大至极且也虚伪至极，“我”的“本能”竟是如此的高亢而满腹“性欲复仇民族主义”的邪火，“你”的“感性”竟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要么被“他”恐吓要么被“我”挟持，三者高度紧张、矛盾而嘈杂混响、而趋于分崩离析、而归于共赴毁灭，指向同一个主体，只能说明这主体是“他之病”“我之病”“你之病”病态集合加于一身的病人。——就文本本身而言，此即《沉沦》文本结构的本真和语言形态的事实。
与之最相吻合的评论，是1921年10月小说集《沉沦》出版时作家本人撰写的《〈沉沦〉自序》中的介绍：“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23}。作家所称“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24}——这一点在文中也可以找到依据。至于这个“病的青年”是不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体现”社会、“暴露”社会、“时代意义”、“青年典型”？又是不是“达夫的病态”、“郁氏自己写照”、“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前一个问题交给专业的社会学家解答，后一个问题送交郁达夫的私人医生诊断，似乎更为适合。文学研究无力回答文学事实之外的问题，文本研究不确认亦不否认超出文本界限的事实。最后，再旁及一个与《沉沦》文本有关的小问题：苏雪林在《郁达夫论》中称“《沉沦》里主人公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们实在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25}——这样的“疑惑”或称“不满”并非苏氏独有，据日本学者大久保洋子在《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一文中的介绍，“《沉沦》结尾的主人公的喊叫一直是日本人难以了解的问题”，众评纷纭{26}。苏雪林的观点是：“作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道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和不和谐。”——不同于苏氏（作者的“自以为”评论家竟也洞悉？）的观点，依据上述文本研究的结论，我们的观点：一个“病的青年”，病态如斯，病入膏肓，垂死一刻，胡乱泣言什么疯狂喊叫什么都不奇怪；反之，反倒奇了怪了。总之，小说《沉沦》不愧为一部经典的作品，以复调的三人称内嵌精巧的三声部，以三声部的混响“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可谓郁达夫本人创作生涯的开端之初即出手不凡的第一笔；因批评家们无视文本而“误读”，亦因作家本人莫衷一是而“误导”，以致小说的文本真相以及所蕴含的经典性沦陷于长期的口水争议，成为了一部被贴上各种奇怪标签的小说，真是愧对了这样一部作品。
① 相关争论缘起及具体内容参见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第二章“现代文学建设之初的论争”第6节“《沉沦》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103页，为节约文字，此处从略。
②{11}{12}{13}{25} 苏雪林：《郁达夫论》，《文艺月刊》1934年9月第6卷第3期；另见《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李杭春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26、26-27、32页。
③ 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鸡肋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另见《1919-1949中国现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柯灵主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④⑤⑥⑦⑧ 仲密：《沉沦》，《晨报副镌·文艺批评》1922年3月26日；另见《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李杭春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4、3页。
⑨⑩{11}{12} 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达夫代表作》，郁达夫著，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版；另见《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李杭春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10-11、23页。
{16} 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9月第3期。
{17}{21}{23}{24} 郁达夫：《〈沉沦〉自序》，《沉沦》，郁达夫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另见《1919-1949中国现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柯灵主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8}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过去集》，郁达夫著，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另见《1919-1949中国现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柯灵主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9} 郁达夫：《〈忏余集〉独白》，《忏余集》，郁达夫著，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另见《1919-1949中国现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柯灵主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2页。
{20} 郁达夫：《〈达夫代表作〉自序》，《达夫代表作》，郁达夫著，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版；另见《1919-1949中国现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柯灵主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22} 小说集《沉沦》较早的版本有1921年、1931年、1932年上海泰东图书局，1935年大新书局版，1947年天下书店版，文本内容无异，现在常见的郁达夫作品选本收录小说《沉沦》者，亦大体为内容全本，不存在版本差异一说。本文文本调查及相关数据统计，直接依据的简体字的版本为1997年现代文学馆编本（易劼枚编选，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该本取印自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初版，悉数保留了《沉沦》中郁达夫原加注释和文后注。后面文本分析所引《沉沦》内容，参照任一版本皆可依次对照，不再繁琐加注。
{26} [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另见《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李杭春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3-71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Sinking， the stor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much criticized one. Critical readings of it by Zhou Zuoren and Qian Xingchun， despite their far-reaching influence， leave much room for controversy as well. Su Hsuen-Lins criticism of the‘criticismsgains by h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ext and his vigilance against over-explication but loses by his mechanical and vulgar attacks on the writer. And remarks by Yu Dafu himself are also self-contradictory. A textu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the text of‘Sinking， there are two voice parts of the ‘Iand the‘You， apart from another voice part of the‘He， with‘He， ‘I and‘Youhighly tense， contradictory and noisy， revealing‘his condition，‘my conditionand‘your condition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of the same subject， which are the truth of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Sinkingand linguistic formation.
Keywords： ‘Sinking， textual research， referring to， being referred to， the subject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