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文学与艺术的整合视野观照白先勇，便可以看到他将文学家的才情、想象与戏剧家的编导、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创造了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文艺世界，也丰富和美化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文艺家，白先勇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符号进行艺术再造，在传统昆曲的复兴上，白先勇巧妙化用传统书画，真正实现了其所追求的“昆曲新美学”。由此在弘扬源远流长、融情献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化，以及创新、整合书法文化与文学戏曲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白先勇；书法文化；文艺整合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4-0061-06
白先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小说家，也是一位热爱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擅长编创昆曲的艺术家，并且还是一位喜爱中国书画文化，能够充分理解汉字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文化符号进行艺术再造的文艺家。在汉语新文学或中华新文艺的创作领域，作为贯通文学与戏曲、穿行台湾和大陆的现代文化名人，白先勇努力贯通文与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认识作家或文艺家有很多角度，其“书写者”的身份及其与书法文化的关联便是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此，本文拟就白先勇文艺生涯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较为深入的初探。
一、白先勇与传统书画的结缘
古人云：“琴棋书画养心，梅兰竹菊寄情”。数千年来的中华文人尤其是书画家不懈追求和建构的传统书画，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且已成为独具东方魅力的文化符号。即使到了现当代，舞文弄墨的作家文人作为这一文化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书写者，无论是否擅长软、硬笔书法，依然有许多作家文人都与书画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缘分。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的当代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就是一个典型个案。
1937年白先勇出生于广西桂林，回族人，乃为“名门之后”，他的家族始祖伯笃鲁丁为元代进士、诗人，第十五代先祖白榕华于清朝乾隆甲午科中举，被赐予进士及第，祖上白佩、白玉等人也都出身科甲，父亲白崇禧为国民党著名的高级将领，母亲马佩璋系当时兴安县令、清末出身科甲的马健卿（马维麒）之女，曾上女子师范学校，所以从父系传承与母系传承两大基因传承系统而言，堪称书香门第、文化世家。可以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传统，对白先勇人文素养形成和文艺实践成果的取得，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据白先勇本人回忆，他从小的家训便是：一不能做纨绔子弟，不能有特权思想；二不能骂下人，不能有阶级观念。①这表明白家不仅重视家教，而且还能够与时俱进。2013年，在《读者·原创版》对白先勇做的一场题为“父与子，从武力到文韬”的专访中，白先勇这样说道：“父亲如果生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做教授，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政治家。至于成为精英，我相信他会的。首先，他有极强的决断力，做事情言出必行，而且一贯到底，绝不动摇；其次，他不保守落伍，相信科学，尤其重视教育，比如他治理广西时重用留学生，送大批回族子弟去国外念书。”②白崇禧虽常年驰骋疆场，与子女交流、尤其是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不多，但他却能严格要求子女学习，也教育他们要学习琴棋书画。其实，所谓文化世家向来都会高度关注和重视后辈子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仅以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对人类进化的新阐释而论，与“基因”（Gene）同样重要的“影因”（Meme）借助文化传播具有了极大的传承力量，由此祖辈的文化“影因”便会时时潜在地“催化”着后辈子孙，成为其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白先勇的外祖父马健卿便钟爱书法，留有遗墨于成都武侯祠的石刻《隆中对》，笔力浑厚，被后人称颂。③其父白崇禧虽为武将，亦擅翰墨，堪称文武兼备。他五岁起入读私塾，从小就对四书、五经、三字经、五言诗、千字诗等传统经典融于心目，奠定了相当深厚的国学功底，他本人的书法也造诣颇深，虽非秉承传统文人“士以不工书为耻”的训条，但其“书法学晋唐，得其潇洒蕴藉之风神，下笔触纸儒雅过之”④的儒将笔墨，却使其在民国书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诚然，家世背景、社际交往本就是个人人生走向的重要影响因子，白先勇在谈到家族文化的“影因”时也表示：“影响是一定会有的，毕竟从小看到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人物。家中也有好多书可读，还能时时去看戏”⑤。著名作家何华曾在其随笔《老春水》中谈到徐悲鸿字画时自称：“我曾在白先勇家见过他的一副对联（徐悲鸿送给白崇禧的），每个字斗大，极珍贵。”⑥其实，不光是家族直系（马健卿、白崇禧）的书法手迹对白先勇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白崇禧交好的名流名人与书画名家诸如李宗仁、于右任、黄旭初、徐悲鸿等，其翰墨风范都对白先勇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与其同属将门“黑马”的台湾著名画家顾福生，也以其独具品味的艺术创作成为白先勇小说封面的最佳选择。这些都可以说对白先勇与书画结缘奠定了基础，此后在数十年的文艺生涯中，白先勇不仅对书画持以饱满的热情，经常参观书画展览，收藏墨迹珍宝，而且他不仅在叙事笔墨中会触及传统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及人物与书法的关联，他的十余本小说封面诸如《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孽子》等部分版本，也常常采用传统书画进行装帧，竭力实现书画艺术与文学样态的巧妙结合，且以“书法与昆曲同属一系列文化符号，书法的线条气韵与昆曲的舞蹈身段异曲同工”⑦为学理依据，选取著名的台湾女书法家董阳孜（获得台湾最高文化大奖）雄浑奔放的狂草墨舞以及奚淞形象逼真的白描佛像作为舞台艺术的有机部分，巧妙地将传统书画与昆曲艺术化而为一，为昆曲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别样的贡献。在2008年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白先勇作品集》中，从书本装帧来讲，书衣承袭毛公鼎与散氏盘铭文的现代型式，采用董阳孜书法集字烫珍珠白与烫黑而成，精致典雅的设计，不仅适合于爱好者收藏，昭示白先勇系列作品的经典性，而且也是白先勇从独特的角度续写着其与书画持久的翰墨情缘。
其实，书画自古就是文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是文人抒情冶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文人加入到现代书法文化的重新整合与构建之中，学术界也很有必要从广义的“书家”或“书法文化”角度重新考虑和审视当代作家，白先勇对于书画及传统文化的热爱，不仅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以“白先勇特藏”（Pal Hsien-Yung Collection）的方式有所体现，而且也以现代昆曲为载体，随着他的足迹走向众多高校和多个国家，书写着白先勇这位作家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另类情缘。
二、白先勇对书法文化的理解和借用
自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书法艺术的日趋职业化，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开始疏离书法，集中表现为可兼善文学与书法的作家并不多见。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许多作家文人对书画的钟爱，虽手不能书（书法），而心喜之，他们不是书法家，但其对于书法的欣赏、收藏乃至其勤于挥笔书写的行为本身，都对书法文化的传承仍有一定的作用及意义。而那些能够并立于文坛、书坛的兼善文学与书法的“双坛型”作家文人，不仅对促进中国书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从而使其成为集文学与书法于一身的复合体⑨。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广而视之，正如前中国书协主席沈鹏所说的那样：“书法文化既广泛包容历史、文学、艺术等各门学科，又对历史、文学、艺术等各门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既是展示性强、受众面广的大众文化，又是富含意蕴美、哲理性和变革精神的精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⑩事实上，“书法文化”不仅可以包含纯粹的书法艺术、书法精神、书法范式，而且也包括与书法活动、书法文化元素相关的所有文化实践，由此也能够体现着书法介入文艺，文艺传播书法的多重文化功能。白先勇乐于和书法家合作、乐于化用书法符号等就是成功的范例。
白先勇曾说：“我唱不了戏，但是我能传承。”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写不了精美的高水平书法，但是他能传承”。早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他就与同学一起倾力主办了《现代文学》刊物，屡请顾福生、庄哲、韩湘宁等人设计封面或在书中做插画，使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也能歆享翰墨之香。到了晚年，他在频繁接触日本、韩国、欧美等抽象画或现代艺术影响的同时，也极力推动书画文化与传统昆曲艺术的接轨，并由此创造了文艺界的一段佳话。他指出：“中国最了不起的艺术是书法，书法是最高的抽象艺术，充分表现了一种线条美。”{11}而“昆曲糅合了音乐、舞蹈、文字、戏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12}显然，两者都饱含中国文化韵味同时又具有千变万化的线条美，属同一系列的最为搭调、最能契合的艺术。以昆曲作为传承、彰显中国文化之美的载体，白先勇在致力于编创昆曲的过程中，对“书法、水墨画、佛像、古琴”等几个最富有历史传统的“古老文化符号”格外重视，尽管点缀书画仅仅是手法而已，却可以强化昆曲的这一本体呈现，古典戏曲和古典书画共时性呈现于现代舞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而且也可以确证“古今中外，化成大现代”的文化创造规律。
在新版《玉簪记》中，白先勇在上世纪80年代华文漪、岳美缇等人连袂演出的剧作基础之上，新添《投庵》、《催试》两个篇章，放大《秋江》单折，重新整合，推出了由《投庵》、《琴挑》、《问病》、《偷诗》、《催试》、《秋江》组成的6折大戏，他始终围绕“情真而又典雅”进行舞台展演和设计，力求凸显以“情”为主的戏曲主题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将大量的现代时尚元素注入昆曲，对其进行了合时、合世、合情的创造创新，使得曲调缓慢、韵词高深的传统戏剧，获得了久演不衰的生命力。其中尤其突出的便是中国书画的创造性运用，舞台背景设以台湾书法界执牛耳者董阳孜的书法等文化符号，以“极简写意抽象的东方美学”{13}印证了林语堂先生认定的“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14}等独到见解。
在这部描写道姑与书生爱情的戏曲中，琴棋书画成了男、女主人公互诉情思的工具。《琴桃》里，月明云淡、花影摇红，男女主人公凭借琴曲互传情思，舞台背景上董阳孜的狂草单字“荷”被放大投影，字体的变形、变幻配之以舞台上的花前月下，虽不具象，却成功地实现了书为心画或书画传情的场景描摹及气氛渲染。在《秋江》一折中，有情人被迫分离，离别总是催人泪，少女赠心上人以玉簪，此时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犹如滔滔江水。白先勇在这出戏背景上，便特意选取了董阳孜的意象书法“秋江”狂草来衬托。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曾对董阳孜书法有过专文评价，他说：“在当代的书法家中，董阳孜风格别树，也许是最前卫的一枝健笔了。这些年来，她的字越写越大，风格越写越豪放不羁，篇幅当然也就越放越广袤，威胁到了展览的空间。她的多元风格行草相生，大小互补，动静交替，粗细皆宜，枯润配合，浓淡呼应，熔矛盾于一炉，炼出了弹性、张力、对比。一般而言，她用行书与行草为人题字，至于草书，甚至狂草，不便实用，就留下来满足自我的完成，以唯美为务。她的美倾向阳刚，多为力的表现，其力，生生不息，动而愈出。”{15}他从艺术欣赏角度显然更喜爱其狂草，所以据此说“董阳孜可谓当代书法之动力学家，”{16}诚然，草书尤其是狂草是最具有生命活力、最能展现生命动态的书法形式，在书法家跌宕起伏的运笔里，以强烈鲜明的立体感、旋律感，行气贯通、势如破竹，墨香濡染，笔势淋漓。在此，董阳孜意象、行气、动势浑然构成一气呵成的“秋江”二字，在笔墨神飞里与离别之际男女主人公波动起伏的焦躁心理相呼应，既是戏剧外景的内化，也由书境进入画境、意境，真正实现书法“字象即心象”的本质要求，令人折服。
此外，在“书画同源”的意义上，白先勇也很看重传统国画的“化用”：作为与昆曲艺术形式有别而美学价值与内在精神相通的国画，虽不似昆剧具象化的情趣表现，却凭借线条造型赋予其内在的个性特征与生命力，成为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命脉的精粹。《问病》一折中，道姑与书生打情骂俏、眉来眼去，此时白先勇便精心选用奚淞手绘菩萨莲花作为舞台背景，欲将同样气韵生动且以线条写意的国画融入昆曲舞台，实现现代昆曲曲艺、书艺、画艺三位一体的至臻展现。其实，画中笔墨已经引起不少学者、专家的重视，董其昌曾经说过：“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巧论，则山水决不如画。”{17}从佛教文化角度阐释，手绘观音表面上看似是一种情的守护，实则内涵丰富。在僧俗樊篱的约束下，奚淞手绘观音成为悬披狂草的极力左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诚与原生场景构成某种反讽，在现代与传统的频繁转换间如当头棒喝，在带给受众视觉盛宴的同时，既追求了白先勇式的“昆曲新美学”，也用这种诗、书、曲、画同体的方式，书写着翰墨与戏曲的深厚情缘，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实现最美意境的呈现。
从9岁起与传统戏剧的偶然邂逅，到如今成为台湾文艺界的领军人物，白先勇一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融合了琴、曲、书、画的昆曲情有独钟。而今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殖民化”了全球，作为一位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符号进行艺术再造的艺术家，白先勇对传统书画艺术的巧妙化用，这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行为本身，虽在书艺呈现形式上不可与传统书家同日而语，借助了现代舞台艺术的声光化电，却无疑也是对时下国人文化焦虑的一种抚慰，甚至也是唤起国人进行文化反思的一剂良药。
三、从文艺整合视野看白先勇
文艺史的建构要有整合的思路，文学与艺术的实践需要更多的结合、融汇。其实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原始的艺术本就多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应生产力发展需求，艺术内部的分工也逐渐明确渐而进入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但尽管“术业有专攻”，却还是难挡艺术发展中的综合趋势。李安创造性地融合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与好莱坞现代文化，以电影间呈现出的卓越的跨界协作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深受大众电影市场与艺术电影市场的欢迎。当代作家文人也应该像他这样拥有贯通古今中外的“文艺自觉”，开阔视野，在汉语新文学或中华新文艺的创作领域，尽可能整合文艺资源，为中华新文艺建设竭诚尽智，不断努力。
白先勇也有这样的“文艺自觉”。倘若从文学与艺术的整合视野观照白先勇，便可以看到他将文学家的才情、想象与戏剧家的编导、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创造了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文艺世界，也丰富和美化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在汤显祖离世400余年的今天，古典戏曲式微，有谁曾料想到《牡丹亭》居然在白先勇、苏州昆剧院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会在两岸三地再次掀起民族戏曲艺术的热潮，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文化现象，且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山东商报对白先勇的专访中，他就明确表示：“艺术是不能妥协的，所以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把艺术搞坏、搞庸俗、搞丑。艺术本身就是美的。从文艺不同样式的有机整合中，可以呈现多维的审美世界。”{18}正如“书画同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理论家们惯以音乐、舞蹈、建筑与书法作比，由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写的《书法学概论》，在谈及书法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关系与发展时，也表示应竭力实现书法与其它艺术门类间的借鉴融合。诚如克莱夫·贝尔所言：“在每件作品中，激起我们审美情感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以及某些形式及相互关系”。{19}作为东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牡丹亭》，以白先勇主张的“唯美”与“情真”合二为一的艺术追求为旨归，集书法、绘画、琴曲、戏剧为一身，翰墨主导情感抒发，绘画侧重于创造唯美意境，同时从细节出发，非常注意与传统戏曲元素的交叉相融，即使东西有别、文化各异，接受心理或审美习惯不同，经过白先勇们改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却得到了外国朋友的喜欢，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共鸣。有人据此称之为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爱情经典（也被许多人视为“爱的圣经”）。这无疑是艺术整合创新的成果显现，且与“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遥相呼应。其实，中国书法文化本就不单单属于独具东方魅力的一种文化形态，从“文”与“艺”整合的视野来看，白先勇将昆曲的成功推广与情爱普世价值的彰显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弘扬源远流长、融情献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化，以及创新、整合书法文化与文学戏曲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白先勇作为贯通文学与戏曲、穿行台湾和大陆等多地的现代文化名人，虽然写不了高水平书法，但这种关注书法文化发展的精神与实践，却是值得称赏与学习的。
也许仍有人怀疑昆曲艺术的跨界、整合、创新会改变传统昆曲艺术的纯度，降低其艺术质量，但“笔墨当随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昆曲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当今非专业出身的广大受众对昆曲的热衷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要想延续并传承昆曲艺术，建立适应现代生活的现代昆曲，当代的昆曲传承者应当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进行创意交叉、形式融合。白先勇将昆曲与传统书画艺术等交叉、融合，不仅是对传统戏剧表达方式的创变，亦即一种复杂意义上的昆曲美学重建，更使得书法艺术能够走进其它艺术的表现世界，进而对弘扬中国古典文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固然，人们特别看重白先勇的小说和传记书写是必要的，但在笔者看来，将文学与其它艺术样式结合起来，在“交叉地带”耕耘确实也是颇为重要的一种“文艺自觉”，其中也充满了探索和创造的乐趣。白先勇之于书法文化，也许只是“白先勇研究”格局中一个边缘性的话题，但从这里却依然可以“眺望”白先勇文艺世界最精彩的场景，所谓“滴水见太阳”或“墨舞见精神”，诚为不谬之言。事实上，白先勇与其行伍的父亲一生献身征战大异其趣，终生乐于“从文”，将文艺当做最重要、最快乐的事业来追求。而他的持续努力和文艺实践，不仅具有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意义，即使仅仅从书法文化角度看，他也是一位具有标志性的现代作家文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手不能书（书法），艺可用之。在现代华人的文人群体中，绝大多数作家文人的书法水平其实并不高，但他们仍然可以与书法文化建立相当密切的联系，白先勇就是如此。进而，他还从比较文化角度对书法、戏曲教育进行反思，曾认真地表达了呼唤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书本里全没有戏曲、书法之类的课程，这怎么能行？西方文化有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应该学习研究，但是先要顾本，自己不知己，哪能知彼？”{20}总之，即使从仿佛是白先勇文化创造能力的弱项（书法）方面看，他也当之无愧是与中华文化息息相通的华人群体中非常别致的一个榜样式人物。
① 《新周刊》杂志社：《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②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编：《给灵魂一点时间》，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③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修订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页。
④ 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⑤ 白先勇：从小说大家到昆曲义工[OL].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7-05/11/content_8238737.html
⑥ 何华：《老春水》，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⑦ 白先勇等：《字在书在：三十位学者书法/空间/诗的对话》，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⑧ 李继凯：《墨舞之中见精神：从中国书法艺术谈文人墨客情感的抒发和性情陶冶·引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
⑨ 参见李继凯：《书法文化与现代作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⑩ 庞任隆：《庞任隆艺术作品集 长安书法篆刻研究 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11} 白先勇：《昆曲新美学：从青春版〈牡丹亭〉到新版〈玉簪记〉》，《艺术评论》2010年第3期。
{12} 白先勇.香港有责任保育繁体字[OL].http：//www.symedialab.org.hk/talk/category/sstory/lecture/
{13} 白先勇主编：《云心水心玉簪记 琴曲书画昆曲新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14}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15}{16} 余光中：《余光中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17} 董其昌：《容太别集》，明崇祯3年（1630）版，第772页。
{18} 白先勇·最难容忍把艺术搞丑[OL].http：//news.hexun.com/2012-04-24/140715835.html.
{19}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20} 白先勇：《如果二十一世纪发生中华文艺复兴》，《明报月刊》2014年2月号。又见《白先勇：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方式》[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8du7CpY3Ouh DyegOq23 ncv D6A3TUADQXlEkqhlyNVTxP2Z0FKDG-_7iUsf97z3KqtpWDZYCwhb8nM0qmK39ppdK-zfABLXfdUyL4TyxvlC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When one views Pai Hsien-yung in the light of combined literature and arts， one can see how he ha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the talents and imagination of a man of letters with the editing skills and aesthetics of a playwright， creating a world of arts commanding much attention while enriching and beautifying his own artistic life. As a man of letters and art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Pai is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Chinese calligraphic culture and creatively employ calligraphic symbols for artistic recreation. In the re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kunqu drama， Pai has cleverly merged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with paintings， truly realizing the‘new aesthetics of Kunquthat he has been pursuing， thus making a rar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the‘artistic classicsby promoting its long-standing culture that combines sentiments and presenting the beautiful as well as creating the new and integrating the calligraphic culture with literary plays. He has thus played an inestimable role in help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v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ic culture as well.
Keywords： Pai Hsien-yung， calligraphic cultur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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