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英

　　严歌苓小说的空间意象与文化隐喻

　　刘红英

　　严歌苓小说中空间意象如草地、草原与地窖，都与神话思维有关，其喻指性关涉天堂、地狱、炼狱三重文化内涵，涵摄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人性的追求。阁楼、大海等空间意象，显示出的焦灼、彷徨与无奈的主体真实意图。对严歌苓小说空间意象价值蕴含的分析，不仅能够增强对严歌苓小说艺术性的理解，而且能够深入掌握其在双重文化语境下对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身份焦虑的思考，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歌苓的人文关怀。

　　空间意象；人性关怀；文化隐喻

　　中西方文化的对峙与融合，在新移民作家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她们耳濡目染的现实境遇与身临其境的实际感知，使她们成为对这个问题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从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到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对这一主题进行书写。被称为新移民作家“三驾马车”的严歌苓、虹影、张翎，她们在延续这一话题的同时，对之进行改写与重构，从而舒缓了对峙的强度，增加了对人性的剖析。在对人性刻画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看，严歌苓堪称佼佼者。目前学界对她的评价基本上集中在人性书写、身份焦虑、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探究。而严歌苓小说中对空间意象的选择与构思，很少有学者细究。事实上，虽然新移民文学在目前比较受重视，但仍不排除相当一部分批评者带着大文学史的观念，将之列为域外文学，从而把她们的创作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其文学性。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严歌苓小说对空间意象的运用别具一格，在不同时空下所构意象截然不同，这固然可以说是创作心理使然，但不同的空间意象又具有了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

一、天堂、地狱与炼狱：回望中的反思与审视

严歌苓擅于构建不同的空间意象来描述或隐喻不同时空下人们的生活状况，意象的恰当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了生动性与可感性，体现了她的丰富想象力与深透洞察力，并且也带来了意蕴的多重性与象征性。杨义曾指出：“意象作为叙事作品中闪光的质点，使之在文章机制中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功能。”①i在严歌苓的作品中，阁楼、大海等空间意象常常出现在她对国外移民生活的描绘之中，比如，《屋有阁楼》、《阿曼达》、《青柠檬色的鸟》、《海那边》等。地窖、草原则往往出现于她对国内历史生活的写照中，比如，《第九个寡妇》、《雌性的草地》、《陆犯焉识》等。这些意象对理解严歌苓小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的原型结构理论，严歌苓小说中的阁楼、大海等意象属于经验世界的类比意象，地窖、草原等意象则属于启示或魔幻的神启意象。在阁楼、大海之外，文本中的叙述者显示出焦灼、彷徨与无奈，而地窖、草原的空间之内，叙述者加入了对鬼魂、神灵等意象的构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结构内与人一起参与了人类社会活动。细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是别有一番用意的。

　　“草地”是严歌苓回望故国历史叙事时采用的意象之一。草地的环境潮湿、阴冷、荒凉，同时也是孕育各种生命的园地。然而，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所描绘的草地却只有阴冷、悲凉与孤寂，甚至成为没有生命和生机的荒漠。严歌苓将重要的文化理念以文本喻涉的方式书写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草地”隐含着如何寻找人的生命尊严与悲剧命运的出口的问题。小说中，沈红霞是个典型的人物，是一个极其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她拒绝否弃任何有违“革命崇高”的需求，甚至找不到一个人和她交谈，只有那些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与她对话，她才感到充实而不空洞。小说设计了她与两位先烈的魂魄的交往，整个草原上她只有与这两位的魂魄的交谈才感觉有意义。她们的世界美其名曰“崇高”的精神世界，不如说是失去生命、阴暗人性的“地狱”。整个草原就是“地狱”的象征。在这里，不允许有任何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存在。所以，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小点儿，她美丽淫邪，身上散发着欲望与幻想，她注定在沈红霞高尚精神的逼照下走向自焚。不过，“火”的意象意味着新生。严歌苓留一点出口与希望在其中。值得提及的是，草地不仅是空间的，任何空间是与时间必然存在的，空间是特定时间中的空间。沈红霞作为“红”的借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与标志，不言而喻，小说蕴含着作者对“文革”社会尖锐的批判意识，但严歌苓的书写不仅仅拘囿于此，她更注重对人性的关照与人的生存处境的审视与思考，从而寻求更理想的生存方式与人性至善的可能。时代与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大写的是背景下的人，一个个活泼生动的人的存在。《陆犯焉识》中“草地”依然是其中的主要意象，只不过被置换为“草原”。如果说《雌性的草地》中叙事者的态度是批判大于建构，草地意味着地狱。那么，在这里，严歌苓反其意而用之，草原意味着自由。不过，前后两者，异质同构，异曲同工，本质都在于隐喻社会、文化与人性，内蕴着作者的价值理想与文化诉求。小说开宗明义指出：“那片大草原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②然而，学富五车的留美博士陆焉识被流放于此地接受改造，监狱中的劳改犯不时地会集体梦游，很难分辨在这遍草原上的是人还是鬼。但与世俗社会相比，这里仍然是自由的理想境地。当后来陆焉识被释放回家，受到子女的冷待之后，又一次主动地返回到这片草原之上。小说隐含着现实社会的龌龊与人性的丑恶，大草原藏污纳垢，它的开阔给人以自由奔放的感觉与力量。

　　除了“草原”“草地”这些重要的空间意象之外，“地窖”是严歌苓经典之作《第九个寡妇》中极为重要的空间意象。从表面看来，地窖可以理解为地狱，主人公王葡萄的公爹被枪毙后，王葡萄就把他藏在这里。公爹孙怀青在这里一藏几十年，修炼成仙。这种结构类似于《神曲》，但地窖却不是地狱。孙怀青在这里彻悟人世，洞悟人生，教会王葡萄如何善对他人，擅对事态，而且救助产妇与婴儿的生命，是一个忏悔、反思与修炼的过程，这是炼狱之地。这篇小说在结构形态上类似于《神曲》，炼狱之外，还构建了天堂与地狱。在距离王葡萄所在史屯村方圆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座矮庙，有一群侏儒定期会来这里烧香。他们具有某种神力，当年王葡萄从收尸堆里背回公爹的时候，他们是她的守护者。据佛教所载，侏儒便是护法大使。所以，他们赖以栖息的庙堂便可理解为天堂。与此相对照，史屯村人们吃的是糠秕，而且伴随着一次次的社会运动，一再出现猪圈这样一个意象，这是典型的魔幻意象，象征的是社会的腐朽与现实世界的庸俗，这里是真正的地狱，人间地狱。这种构建别有意味，在作者不露痕迹的匠心搭建下，小说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增强了它思想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以上三篇小说中三种主要的空间意象（草地、草原与地窖）都与神话思维有关，构建出了天堂、地狱、炼狱三重世界，包蕴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同时也反映出她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情动于衷，却哀而不伤。她的作品中总是不自觉地写到“文革”。新移民作家大多出生于60年代左右，她们都亲历文革过程，严歌苓不例外。“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只有8岁，正是记忆力特别旺盛的时期，对于一个生性敏感的作家尤其如此。童年经验与心灵创伤便使她难以回避这一话题。然而，由于女性对政治的自觉疏离，她更关注人性，她能够超越时空语境而重点对人性加以描摹与挖掘，所以对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能如此冷静的审视，从而精心构建出三重天地的艺术结构，其匠心之独运，耐人寻味。

二、阁楼、大海：异域生活的焦虑与困惑

与上述历史题材小说相对照，严歌苓在书写移民生活的时候，显然不能再哀而不伤，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对异国社会的陌生与隔膜，充满了对异域文化体验下的焦虑、彷徨、躁动与不安，以及因现实困顿而带来的心灵震颤，其中有文化冲撞时的矛盾与博弈，有内心深处对孤独境界的体悟与释读。在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意识流的心灵印痕。

　　“阁楼”是严歌苓移民题材小说中常用到的意象之一，从空间结构上看，“阁楼”处于悬置状态，意味着孤独、无根与飘零感。《屋有阁楼》《青柠檬色的鸟》《阿曼达》中皆写道“阁楼”，这既是离散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的实际处境，也是他们在孤独状态下对生命的一种体悟。《屋有阁楼》中申沐清住在女儿家的阁楼上，每天晚上失眠，他总以为楼下的女婿在对女儿施行“性虐待”。他找医生，又去图书馆查资料，他搞不清是自己的幻觉还是真实，在彻底难免的夜里，他在清醒的迷茫中自杀。仔细分析，他的幻觉其实来自于他对女婿的不认可，他的言语举止、行为方式总让他看不惯，比如女婿到了门口也不进门，总要在门上敲一敲；一进门便把他的女儿揽入怀里，他总是感觉到他与女儿都成了女婿的侍从。这种地位不对等的感觉，事实上是文化上的不认同，同时也是在异国他乡的客子心理所致。这里不是自己的家，心理上不能自信，许多的风俗习惯，他接受不了。《青柠檬色的鸟》中，洼所住的房间结构也是上下隔层结构，楼上住着的是同胞女子香豆，洼暗恋香豆。香豆的死亡，使洼陷入了孤独、追忆与幻觉中。他把香豆的陪伴物八哥作为香豆的替身。楼上新搬来一家有个小男孩叫佩德罗，每天和他一起逗八哥玩耍。他需要的是小男孩为他读“成年人读物”，在小孩的朗读声中，他想象的是香豆的身体。小孩不懂，但他的本能懂。终于有一天，小男孩佩德罗举起一根木棒打向八哥，而洼早已把八哥当作是香豆，拼命地保护，所以替八哥挨了致命的一棒。这个故事中洼是孤独的、压抑的，在孤独中走向幻觉，香豆与八哥都是他的幻象，即爱与性的对象。但他注定不能被满足。这里有文化强权的意味。福柯认为“性压抑”其实是和文化、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性”概念不是生理的，而是一种历史与社会现象，它被纳入权力机制之中，引导人们在性中实现自己。“权力”也不同于我们习惯上理解的宏观性的政治层面上的概念，而被称为“微观物理学”，它不是君主权力，也不是某个阶级与党派的权力，而是诉诸于我们个体的经验。无论申沐清，还是洼，他们都处于一种强大的权力围困中，一种无形的文化强权，自杀也好，他杀也罢，最终走向死亡。

　　严歌苓在这里通过“阁楼”这一空间意象，隐喻着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她不同于其它作家的是，她不仅通过“阁楼”这一空间意象比较准确而形象地反映了移民们的生活状态，而且，这种焦虑与困境与“死亡”这一话题联系在一起。故这种创造性的意象构塑，不仅仅是现实的生存问题，而且涵摄存在人类学的话题。申沐清与洼绝不仅仅是因为移民国外的难奈才至死亡。他们并非早期难民，申沐清是大学教授，他完全可以回国或找到适合自己的居所，不必在女儿家这样死亡，但是其个体遭遇显然已经上升到生命语境和哲学语境范畴方能得到准确阐释。“死亡”是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话题，严歌苓的意象塑造具有形而上的精神元素。死亡是严肃的，洼与申沐清的死是否值得，这才是理解小说的关键。《阿曼达》中，杨志斌被阁楼上十四岁的女孩引诱，却被女孩父母告上法庭。“阁楼”再次成为一个特别的意象，意味着人与人的隔膜与距离。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没有写到“死亡”，却写到了人、人性与法律问题。严歌苓通过思考人性与文明的关系，透视人类性的价值命题。

　　在移民题材小说中，“大海”是严歌苓描绘异域生活时所选择的又一典型空间意象。顾名思义，隔海相望，这是一个寄托乡愁的主题，《海那边》这篇小说从表层来看，也的确在寄托乡愁。然而，在深层结构上，我们可以解读出严歌苓的深层命意，是在剖析人性的基础上反映人类精神上的“失根”感，而且唯有失根，才彰显出了生命的意义与美感，如同西西弗斯带给我们的精神启示。故事中有三个主要人物：痴傻的泡、势利的王老板与聪慧的李迈克。他们同为中国人，泡与李迈克都为王老板打工。但王老板利用泡的痴傻，机器一般的使用他。李迈克认为泡不是真的很傻，而是压抑所致。他给他介绍对象，激发他生命的本能，却被王老板发现。故事结尾王老板无情地把李迈克交给警察，却被泡杀死。人性之恶发人深省，人性写照的背后是李迈克深深的思考，他的漂泊与困顿、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同胞的背叛，这不只是现实的问题，而是人生意义的问题。他被警察抓获与否，并不重要，而是他面对大海，对回归与漂泊、人性与善恶、欲望与拯救的思考。他不放弃现在看起来很不美丽的打工生活，只有这样，他体味出生命的本真，感悟存在着的真谛。严歌苓曾谈及到自己是“游牧民族”的一员，她的“游牧”指的便是一种漂泊意识，而且这种漂泊不是地理位置的转变，而是灵魂的漂泊，是在寻找精神家园。霍尔在《文化认同问题》中说过，“自我永远只是一个能指符号，在世界中漂泊流浪，寻找那永远迷失的超验所指——一种无止境的游牧存在，渺小、卑微的个体在无限多元化的虚无中踯躅徘徊。”③精神层面的漂泊最终实现的或试图实现的就是精神上的自由境界，或者追求精神的前提也是来自于一种自由意志的支撑。这种追求与严歌苓对国内历史回望的小说追求是一致的，不同的空间意象所包含的意义便在这里接续起来。草地、草原与地窖一类的隐喻，无论是批判、向往还是历练，都是对自由精神获得的渴望；阁楼、大海都有阻隔、困囿之感，但同样也是对自由境界的渴求。

三、文化隐喻与自由意识

空间意象的准确选择，增强了严歌苓小说的艺术表达力。在形式表达的背后，是她回望历史与描述当下的思想交错。对历史的批判与对现实的否定，是严歌苓创作的一贯特色，体现出她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也是她对中西文化反思的否定性结论。否定不等于毁灭，而在于建构。单一文化在现今全球性语境中难以为继，冲突与融合是并行不悖的孪生兄弟。《无非男女》《太平洋探戈》《扶桑》《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等，看似一曲曲女性的悲歌与爱情的传奇，但都是对文化冲突与思考的结果。《无非男女》以超越性别关系的视角来看待男女之间的行为关系，其实隐喻着超越文化阻隔来看待文化交融的共生共荣。《太平洋探戈》写的是交错的爱情如同探戈舞，永远不能相交却永远呈现出平行的弧度美，可以理解为文化交融中的“和而不同”。《扶桑》《少女小渔》以中国传统的处事方式与思维模式叙写在国外的移民故事，保留不变的信仰的同时，是文化交融的结晶；《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分别塑造了两个来自民间却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以美狄亚式的个性来描写中国大地上的民间女性，同样也是文化反思的结蒂。

　　严歌苓构塑的空间意象，深层内涵关涉自由意识与审美精神。这种意识与她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涉猎的阅读以及后来国外生活经历都应该是密切相关的。饶芃子曾这样评价严歌苓的创作：“我们读严歌苓移居国外的小说，无论是海外题材，还是故土题材，都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多次提到西方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她深深感受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距离和对话的鸿沟，自觉地把西方文学的优点融入到自己的文字里面，‘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一种新的汉语体’，正是从中西的文化差异中，严歌苓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新起点。”④在《波西米亚楼》中，严歌苓说，她7岁就能读书，10岁就已给身边的小朋友讲《茶花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等。而且，这些故事经过她的叙述全都被改编。就在她8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也催化了她的思维与记忆，过早失去了童年的天真，看着红卫兵的行径，她喊出：“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这是她最早意识到人的生存状态的时候，这种意识的形成和她阅读中外名著而又对比思考有关，也是她最初对中西文化的懵懂感受。成年后她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皆含有童年记忆的沧桑与自觉意识的坚持，三部小说可以说是她对不合理现实的诘问与超越现实的渴望。上世纪90年代，严歌苓随着新一代的出国潮，到美国留学而后结婚、定居，国外生活的艰辛体验，使她对身份焦虑、文化冲突等问题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特别是对“边缘”认识，淋漓之感中却有着哲学性的辩证思考。她说：“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正宗文学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⑤她对文学的理解，同时也是对边缘的理解，都很好地道出了她对生活本身与生命状态的认知。甚至她认为：“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⑥出国后，她的许多小说都表达了她国外生活的困顿、却也正因困顿而深深彻悟的关于人性、命运、边缘、漂泊以及孤独境界的思考。《海那边》中对于“失根”后的彷徨与无助，《栗色头发》中爱而不能的文化阻隔、《橙血》中“被看”的尴尬与反抗、《失眠人艳遇》中彻夜的难眠与孤独的领悟、《扶桑》《少女小渔》中生存的欲望、生命存在的方式与东西方文化及其道德伦理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东西方不同题材内容进行书写的时候，她所运用的表达方式迥异，同样的空间意象的选择，在描写国内题材的时候，能自如构建虚幻与现实的三重世界，而对国外题材的叙述，更多带有现代派的梦幻与焦灼。就艺术性而言，按弗莱的神话理论，即是从启示意象向现实意象的滑移。就对自由精神的表达而言，在书写国内题材时，自由意识特别强烈，而描绘国外题材时，反而无暇顾及这种个性与自由的坚持。细加推敲，这里存在着“反观”视角与“互看”比较的特点。在国外，会发现西方文明的背后盛行着强烈的工具理性与物质欲望，看似现代文明的背后原来是一场幻象与欺骗，现代文明程度愈高，愈孕育着道德、伦理、精神的危机感。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会回头来看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种仁义与博大、宽厚与善良、忍耐与谦让。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往往发现一种悖论，忍耐与奴性、善良与软弱、仁义与无我，多多少少混杂在一起，几千年的道德沉淀下精华质素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大写的仁义道德的背后是“人”的缺失。尤其到“文革”时期，“人”在哪里？对“文革”历史的叙写与反思，在新移民作家笔下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和移民生活的书写构成新移民作家笔下的两大题材，严歌苓也不例外。不过，每个作家创作风格各异，严歌苓在写到同样题材的时候，她总是着眼于人性的刻画和对“人”本身的追问。弗莱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有一个由思想、意象、信仰、认识、假设、忧虑、记忆、希望组成的结构，它是被那个时代所认可的，用来表现对于人的境况和命运的看法，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之为神话叙述，而组成它的单位就是神话。神话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人对他自身关注的一种表现——而神话叙述则是一种人类关怀，我们对自身关怀的产物，它永远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去观察世界。”⑦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甚至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是致力于对人的命运的探求，希望人的完善，终点从来不会到达，但一直在向至善的方向行进。严歌苓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中的一位“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去观察世界”的作家，她巧妙地通过空间意象的组合置换来结构她的两种题材，表达她对世界与人类的思考。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②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Hall，Stuart.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Radica，Vol，23，1991，（4），No15.

　　④饶芃子：《世界文坛的奇葩》，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277页。

　　⑤⑥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⑦（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现代百年》，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Spatial Images and Cultural Metaphors of Yan Geling’s Fiction

　　Liu Hongying

　　Spatial images in Yan Geling’s fiction，such as lawn，grassland and cellar，are all related to mythological thinking，their metaphors referring to the three-level culture of paradise，hell and purgatory，that contains the author’s critique of social realities and her pursuit of ideal humanity.On the other hand，spatial images such as attic and ocean reveal the true intention of a subject that is anxious，oscillatory and helpless.An analysis of the values contained in Yan Geling’s spatial images will help not only enhance one’s understanding of her fictional artistry but also get a handle on her thoughts on the existential circumstances and identity anxiety of new migrants in a dual-cultural context，showing Yan Geling’s human and cultural concerns in a newcultural situation.

　　Spatial images，concerns about humanity，cultural metaphors

　　I207

　　A

　　1006-0677（2016）3-009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伦理视域下的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5BZW145）；“七十年代台湾文学话语场域与文学叙事的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4BZW130）；校级科研项目“海外华文作家文化伦理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D15027）。

　　刘红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