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崇辉

　　论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

　　易崇辉

　　长期以来，男性都是理性的象征，是强者、赢者，也是启蒙者、拯救者；女性则是感性的代表，是弱者、输者，也是被启蒙者，被拯救者。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展现的却是感性拯救理性，弱者改造强者，女人拯救男人，拯救者被拯救，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也是在汉语文学史上第一次肯定、弘扬了女性（雌性）柔弱、感性的特质，这是严歌苓小说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她对汉语文学史的贡献。

　　严歌苓；雌性写作；生态学叙事

　　严歌苓在其创作中刻意将女性写成雌性。她说：“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也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①由此可见，严歌苓的雌性写作，有意在社会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四个维度上对女性进行开掘。总观严歌苓的创作，她出国前的小说创作《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三部长篇，其主要关注的是其社会学和生物学层次上拓展；出国后的小说创作，则着意朝人类学、生态学方面推进。

　　在严歌苓的所有四个维度的开掘拓展中，生态学叙事是其最有特色、最能代表其创作成就的部分。本文拟从文本入手，分析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生态学叙事的内涵、特色及在汉语文学中独特的价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层面的写作，不是自然生态而是人文生态，是男女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协调、稳定的状态即人类自身的生态平衡，而不是指时下的自然生态小说。

　　一

　　世界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但由于生理、心理诸方面的差异，男性与女性在领会世界的方式、认知人类和社会的视角和方法、对生活的态度、兴趣，以及情感、意志、禀性等等，都存在诸多不同。对此，严歌苓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优秀的女性必须具有包容心，拥有像大海一样深沉的母性。理想的女性必然是阴柔的、防守的。②

　　男人就不去说了，他们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竞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像，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③

　　善良是女性温柔和美丽的内核：

　　女性的美，在于她的温柔，而温柔出于善良，一个善良的灵魂使这个女性体现的温柔是真实的，不是做态扭摆出来的。④

　　在严歌苓那里，善良、温柔、美丽往往与输者相关连：

　　悲剧在于这样的温柔和美往往使一个女人沦为输者。历史和现实中赢了的女性都是不善的，能打能闹能作。我们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勤劳善良的女性一般要输给那类绝不吃亏的女性。因此善良简直就是不幸，就是成功女性的诅咒。⑤

　　女性善良、温柔、美丽、弱小，是输者；男性强悍、好斗、富有侵略性，是赢者。世人都追求成功而成为赢者，于是战争、纷争、斗争喧闹于世，世界也被撕裂开了，到处显露出豁口、裂口和伤口，而满贮其间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这样的世界当然是充满破坏性的，是使人不能安身安心的灰色人生。是女人，用自己的的弱小、美丽、温柔和善良，使世界重现绿荫，使社会复生温馨，使人生再趋安稳。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破坏性者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恢复。”⑥。

　　《少女小渔》中的小渔，善良是她的天性。出国前，她十七岁做护士，护理着没人想管的那些人。那些人都在死前说她长了颗好心眼。出国后，在跟江伟一起生活时，小渔大包小包自己一人拿，且从无怨言；男友生气，在她身上发泄愤怒，她不挣扎，“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江伟也在哭，她就忍住不哭了，“把哭的机会给他”；有时即便江伟不哭，她想哭，“但生怕哭得江伟心里更毛”，她也就不哭；即便有时江伟对她说“绝话”，她也决不回嘴，“男人说出那么狠心的话，心必定痛得更狠。”为了解决在澳洲的身份证问题，在男友江伟的“导演”下，她与一位六十七岁的澳大利亚的老头假结婚。小渔那种处处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的天性，在与澳洲老头的相处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老头是一位六十七岁，肚皮叠着的意大利人，不仅无耻——无职业，靠出卖自己（两年跟别人假结婚一次，一回挣一万）和吃软饭（逼同居女友出去奔伙食费）过活，而且邋遢龌龊无赖——爱赤膊，喜欢挨门去拿邻家的报纸看，时不时敲诈将汽车停在他门外的人。在与小渔的交往中，老头也尽显无赖本色：先是用染发、租西装、买衣服的名义赖了小渔100元，后又涨了三次房钱，而且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花销。面对这样的“同伴”，小渔完全没有抵触，依然刻意为老头着想，与老头和平相处——小渔按老头的价付了房钱，并不无悲悯地想“就让老头这般没出息地快乐一下吧”；她帮背痛的老头捶背；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把垃圾袋拎了出去，“她总是偷偷干这些事情”，以避免瑞塔误认为争夺主妇位置之嫌；她尽量体谅老头的生活和情感需要，给他和瑞塔提供两个人的方便；即便假结婚的合同届满，自己行将搬离老头家，她还是在门口种了花，并把每个地方弄得很干净；搬临之时，“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令人惊奇的是，在小渔的这种柔弱、退让、善良面前，老头竟没有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而是开始“好好地做人”了：他开始主动倒垃圾；小渔晚上回来，他竟然也不声不响地为她开门灯；晚上小渔一关灯，老头就将电视的音量调小；一向邋遢的老头有一次竟然带回一盆兰花；老头生病后，又不无感情地送给小渔火车月票。不仅如此，老头的生活世界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竟然开始自食其力了——每天出门卖艺挣钱。“老头像变了个人，没有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尽管他还赤膊，龌龊邋遢，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却不见了。”“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她觉得那样感动：他是个多么正常的老人，那种与世界、人间处出了正当感情的老人。”由龌龊邋遢无耻无赖构成的老头的世界，一变而成为气质干净、举止庄重、神情安泰且带有一些慈祥的老人——他的世界恢复了生机，他与周遭世界恢复了正常的关系。而这一切，竟是小渔柔弱的力量使然——老头生活世界里的沟壑与伤痕，小渔竟以其柔弱善良博大宽容坚韧将其填满、抚平了。原来老头的世界只是打了一个盹，就又在柔弱与善良中苏醒并重新焕发了生机。严歌苓说：“我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故事里充满输者，输者又有不情愿的输和带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输（输的意愿）。小渔便有这种输的甘愿。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她对践踏者不是怨愤的，而是怜悯的，带点无奈和嫌弃。以我们现实的尺度，她输了，一个无救的输者。但她没有背叛自己，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对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使她比他们优越、强大。我在这篇小说写成之后才发现自己对善良的弱者的敬意。”⑦严歌苓对《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不仅充满敬意，也赋予这种心甘情愿的输者以强大的力量——一种柔弱善良但却可以使世界再现生机与活力的弱小而又强大的力量。

　　以柔弱中和、平衡强者的不仅有小渔，还有《扶桑》中的“扶桑”和《草鞋权贵》中的“霜降”。

　　《扶桑》中的“扶桑”，从广东被拐卖到美国当性奴。她没有抱怨，没有反抗，甚至几乎没有思想，有的只是真心地微笑，“任人宰割的温柔”。然而，就是这名在凶狠残暴的大勇那里“是马，鹦鹉，是牲畜，尽管是一只漂亮而温柔的牲畜”的“扶桑”，硬是软化、柔化、感化了这位黑社会头子，使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不再贩卖人口，不再买卖毒品，不再开设妓院，他甚至要解放扶桑，让她选择从良嫁人⑧；《草鞋权贵》中的“霜降”，是一权贵家的女佣。权贵家族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千疮百孔，腐烂不堪。权贵家族笃信所有的灵魂都可以用利益“赎买”，其家族成员一个个已然行尸走肉，空虚、颠狂而绝望。而刚从农村来的霜降，虽地位卑微，但单纯、质朴，然而，正因为质朴与单纯，霜降俨然成为权贵家族救命的稻草。权贵家族的公子四星公开声言：“从那时我就想，是你救活了我。”

　　《少女小渔》、《扶桑》、《霜降》中，老头、大勇、四星们一度是强者、赢者，小渔、扶桑、霜降都是弱者、输者，然故事的结局是：强者受惠于弱者，在输者的善良、柔弱、质朴之中，强者的破坏性、侵略性得到平衡与中和。

　　在严歌苓笔下，不再是对弱者、输者的同情与悲悯，也不仅仅是对善良的弱者的敬意，严歌苓所做的，是对雌（女）性所特有的柔弱、善良、坚韧力量的揭示。

　　二

　　《少女小渔》、《扶桑》、《霜降》均写于19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严歌苓对雌性力量的叙事不但没有终止，而是在更为宏阔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背景上更进一步诠释雌性、柔弱、力量的故事——这种诠释和叙事集中体现在《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作品中。

　　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了一个令人慨叹不已的爱情故事：田苏菲出身于小市民家庭，15岁时只因一件毛衣借失而阴差阳错地参加了新四军。在部队文工团，他拒绝了部队都旅长的求婚而执拗地爱上了有风度、有才华、英俊、博学的旅政治部干事欧阳萸。为接近欧阳萸，田苏菲为他洗被晒被、借书还书并暗传“我想嫁给你”的字条。田苏菲痴爱着欧阳萸，但欧阳萸却另有所爱。虽然两人最后成婚，那也是因为他们一次偷欢后田苏菲怀孕，属无奈之举。田苏菲、欧阳萸两人的性情、禀赋、气质、爱好、教育和家庭背景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的女儿也认为他俩太不般配，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田苏菲一根筋似的爱着欧阳庾，田苏菲并以自己爱的方式帮助丈夫挺过了各种劫难：在1950—19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欧阳萸或者停职停薪，或者挨斗挨批判，或者进干校入监狱。……而这其间，田苏菲不仅不离不弃，而且更加悉心地照料、保护着欧阳萸——她精心计算安排每天的生活开支，想方设法维系着丈夫的温饱与营养；工厂食物匮乏，田苏菲挖空心思筹弄食物，为此她甚至三更半夜去郊外钓癞蛤蟆；为了给身体虚弱的爱人营养品，她宁可自己不吃，甚至低声下气地给剧团领导送礼争演主角，以获得主角每月补助的6块钱和四两糖；丈夫挨批挨斗，她坚持天天给丈夫送饭，她用自己作为演员的优势竭力保护丈夫身体以免受到伤害；丈夫入狱坐牢，田苏菲宁可从主演降为锅炉工，也不与丈夫划清界线，并隔段时间就去探望丈夫；在丈夫前恋人孙百合另有所爱，田苏菲竟费尽心思安排丈夫与这位先前的恋人见面以抚慰丈夫郁郁寡欢的心灵。……正是由于田苏菲的痴爱和由此激发的救护，欧阳萸才挺过了种种艰险与磨难。小说结尾处，欧阳萸对于自己能够幸免于难深有感触地说：“她（孙百合）疯了，我居然没有疯。也许没有小菲，疯的就是我。”

　　如果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危机来自于丈夫，是女性拯救男性（妻子拯救丈夫），那么《小姨多鹤》中的危机则主要来自于日籍“妻子”多鹤，拯救丈夫乃至整个家庭的，则主要是另一位“妻子”小环——拯救者仍是女性。

　　《小姨多鹤》中张检与妻子小环本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结婚不久的小环在逃避日本兵追逐时意外受伤流产而导致不孕后，张检父母为张检买来多鹤作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问题是作为代孕工具的多鹤是日本投降后流落在中国的日本人，于是多鹤自然就成为这个家庭不稳定甚至危险的因素——对外，她的日本人身份可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对内，一夫二“妻”的现实也可能给这个家庭陷入无休无止的冲击之中。从外表上来看，《小姨多鹤》中张检媳妇小环，有着东北女性泼辣、豪放，外表大大冽冽，不善收拾，生活中的口头禅是“凑合”，这些与严歌苓其它小说中女性的精细、能干比较起来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性格特征仍然有其一致性，即善良、包孕、宽容、坚忍的特质。对于感情上的对手多鹤，尽管她曾感到嫉妒、心痛，但在得知多鹤孤身一人存活于世并意识到“把她扔出门她是活不了的”之后，她不仅包容她，并照顾她，关心她，保护她，使多鹤安然度过了种种危机；对于丈夫与多鹤的孩子，她也都视为己出；对于丈夫张检，小环更是不惜牺牲自己来维护、保护他：丈夫与多鹤在剧场幽会被抓住，小环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使丈夫脱险；丈夫入狱后，她用尽各种办法使丈夫能够安然生存下去……。小说里写道：“她觉得自己在张检那里不光光是个老婆，她渐渐成了多个身份名目模糊的女人，好像所有女人的身份名目都糅合到一块儿，落在她身上——姐、妹、妻、母，甚至祖母”。正是因为小环，因为小环的包容、善良、坚韧，始终处于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张检和张检、小环、多鹤一家才得以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与田苏菲、小环一样性格特征相类的，还有《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

　　王葡萄出身苦寒，7岁那年，黄河发大水，她父母双亡，在逃难队伍中被史屯的孙怀清买来做儿媳妇。就是这个王葡萄，不仅从死人堆里救回孙怀情，并将之偷藏在地窖二十多年，使孙怀清免于死亡的命运。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被葡萄所救的，除孙怀清外，还有被民兵追逐的史春喜、反党分子、臭文人、地主干儿子的老朴，被女知青抛弃的孩子甚至孙少勇的灵魂……。

　　无论是《一个女人的史诗》，还是《小姨多鹤》，抑或《第九个寡妇》，这几部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少女小渔》、《扶桑》、《霜降》不同，对雌（女）性所特有的柔弱而坚韧力量的诠释也有不同。具体而言，《少女小渔》、《扶桑》、《霜降》中雌性对男性的作用是中和、平衡男性的精神、性格，而在《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中，雌性对男性的作用已进一步叙述为雌性拯救男性躯体，是女人以其特有的柔弱而坚韧力量的揭示拯救男性生命的传奇故事。

　　三

　　严歌苓1990年代以降的小说创作，开始发掘和聚焦于女性善良、柔弱的力量。这种聚焦与发掘，不仅颠覆了男强女弱、英雄救美的传统叙事模式，也全然改变了中国新文学中理性与感性关系的小说创作模式。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语境中，理性，特别是历史理性，通常与真理、正义、光明、胜利相连，而感性几乎都与资产阶级、混乱、腐朽、意志薄弱、失败甚至叛变相粘结，“敌我双方的政治对抗被简化‘精神’与‘肉身’的对抗。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共产党员几乎没有任何肉身的踪迹……而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无不生活在‘食’、‘色’这些最基本的身体欲望之中。……精神与肉身的对立象征关系被进一步转化为‘人’‘兽’之争”。⑨在那火热的年代，一方面，沉缅于感性的，一般都是人民的敌人，或最终会叛变成为敌人，而革命者则是由历史理性、革命意志等特殊材料构建成的人；另一方面，代表理性与真理的往往都是男性，而代表感性而迷茫的以女性居多。作为理性与真理的男性一般都扮演着启蒙者、领路者的角色，被救、被领、被启蒙者的当然是女性，如典型的红色经典茅盾《虹》中拯救梅行素的是共产党员梁刚夫，《青春之歌》中拯救林道静的是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白毛女》中拯救喜儿的是大春，《王贵与李香香》中拯救李香香的是王贵等等，都是男性⑩。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的作家，严歌苓在自己最初的三部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中，其小说的主旨与当时国内文学创作的主潮并无大的不同。具体而言，在这几部小说中，严歌苓通过陶小童、乔怡的“成长”经历，通过对沈红霞等人命运的塑造等等，批判了极左时代对人、人性的摧残，肯定了人的感性需求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严歌苓此时的三部长篇小说，还只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水平上有限地肯定人感性需求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严歌苓对感性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她对感性依然不信任，感性在她那里还是有害的，低下的：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了，……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它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出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把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一个例证：在《雌性的草地》中作为感性代表的小点儿，无恶不作，几乎是邪恶的代表——乱伦、偷窃、凶杀等等。严歌苓在小说最后让她死去——她只有在死去，才能变为圣洁。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尚未出国的严歌苓的创作，还是在社会学、生物学意义上来展开的，严歌苓还没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将女性的感性特征作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维来认识和叙述。此一时期在社会学、生物学意义上的雌性写作，男性依然是启蒙者、拯救者，女性往往也是被启蒙者、被拯救者，如拯救陶小童的是教导员（《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拯救黄小曼、乔怡的是杨燹（《绿血》），拯救女子牧马班的是指导员“叔叔”（《雌性的草地》）。

　　1989年严歌苓出国后，其思想和创作发生嬗变。虽然她依旧写雌性（女性），但已不再循着先前社会学和生物学书写而将创作的笔触伸入到生态学的立场，女性（雌性）不再是第二性，女权主义的思想开始呈现：“波伏娃实际上给我们很大一个误导。女性，她是阴柔的，是一个防守的位置，但是防守并不是‘第二’。所以，我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在里面，不过，我的女权主义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在严歌苓“女权主义”的叙事中，男人与女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发生了颠覆与逆转——不再如先前的文本那样是男人启蒙女人，雄性拯救雌性；而恰恰相反，此时严歌苓的雌性写作，是小渔拯救澳洲老头，扶桑拯救大勇，霜降拯救四星们，是田苏菲拯救欧阳萸，是小环拯救张检和她的家人，是葡萄拯救孙怀清、老朴、史春喜、孙少勇，……一句话，是女性拯救男性。与出国前的创作相较，此时严歌苓作品突出的是：先前的启蒙者被启蒙，从前的拯救者被拯救。感性，特别是女性的感性特质不再是邪恶的，卑下的，而是维持甚至改善人类生态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严歌苓雌性写作的变化与转型，缘于她对女性、对女性的感性特质的全新的认识与解读。严歌苓说：“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严歌苓已经意识到女性的感性特质与男性不同，体会到女性更倾向于从个人的自我出发，更倾向于从个人的直觉出发，更倾向于从个人的感受与体验出发去观察与应对人生和世界。但从作家严歌苓的上述表述看，女性感受、应对世界和社会的方式与男性只有量的差异，尚未从理论上明晰男性与女性质的区别。我以为，德国思想家西美尔对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在的分析与辨析，更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严歌苓生态学叙事作品的分析和把握。

　　西美尔认为，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男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不仅意味着男性，还意味着客观性，以二元性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高度；另一方面，女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也不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与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西美尔将男性本质与女性的本质区辨析得非常清晰，即男性的本质是一种分裂的、二元性的存在，女性的本质是一种统一的、完整的存在；男性在认知和创造过程中，将“统一的生活分解为上和下、主体和客体、裁判者和被裁判者、手段和目标”?等二元对立的元素，并在分解的同时籍对生活和世界的抽象化、形式化追求超越，达到“一种非个性的、也就是超越现实的观念和规范”?。这种在二元对立之上的超越现实的观念和规范不仅具有超越自己、超偶然性的特质，更被普遍化和绝对化为一般的人类的文化。简言之，男性在生活和世界中追逐与追求客观化、形式化即理性化的生活，男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理性特质不同，“对女人而言，事物本身的原因，生活、自然和世界隐蔽和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就是女性自己的根本依据……女人和男人相比，更是从自己本身的根据中活出来的”?。换言之，女性的生存形式并不基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即“没有分裂生存的根的二元性”?，观念是女性本质的天敌。女性自本自根，她们直接生活在自己的生命感受过程中——女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感性文化，一种拥有自足性与内在性特征的感性文化。

　　在西美尔那里，人类文化本质上是男性文化。这种具有男性文化特质的人类的一般文化，天生就具有二歧性，即一方面这种超越性、普遍性、形式性的文化构建了人类普遍的文化形态和文明类型，提供了人类社会感受、对待社会和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男性文化构建的文明类型和文化形态又无可避免地奴役和戕害人类自身，因为男性文化之超越性、客观性的特性是建立在其本质的裂解、分化的基础上的，裂解和分化是完整男性本质的裂解和分化。分化、裂解后的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主体精神与客体形式就构成无法调解的矛盾冲突：客观文化、客体形式就以其客观与绝对必然要求自身的普遍化、真理化、权威化：“男人经常可能为了一种观念而生或死，他总是面对着观念，观念是男人无止境的使命”?，而这种绝对和客观的普遍化又必然制约、压抑、侵蚀甚至戕害在社会之外作为自主生活的个体（主体精神、主观文化），“无论这种客体是表象的认知形式，还是现有因素的创造性构造，男人的理论理想及其实践理想都包含了一种去除自我的因素。”?去除自我就是人的存在脱离自身的动态关系，取消了个体的完整性，或者说造成了整个个体的受难甚至毁灭——马克思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异化”。

　　在严歌苓雌性写作的生态学叙事作品中，欧阳萸、孙二大、孙少勇、史春喜、老朴、张检等等，都是人类在男性文化——也即普遍的人类文化——中分裂、受难甚至被毁灭的典型。但这种分裂、受难、毁灭并不是严歌苓叙写的重点。严歌苓极力想刻画的，是女性形象——是体现女性本质的女性形象，而不是精神上体现了普遍文化即男性化了的女性形象——后者如《雌性的草地》里的沈红霞，纯然的精神上的女汉子形象。

　　与男性相较，女性身上没有分裂生存的二元性，“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女人的献身精神从未指向一个对象或者一个概念，而总是在最终意义上指向一个人，一种时间性的、一点一滴东西，与只关注纯粹客观的东西的抽象性和超偶然性完全不同”?。女性借助一种与事物更直接、更本能，某种程度上也更天真的接触，维持着与事物与人的统一性。就基于这种统一性，这种个体性同其所有外表有机的、直接的关联，这种自我的不可分割以及对这种不可分割的自我的认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女性灵魂看成起来拥有这种同自然统一体牢不可破的关系?。对女人而言，事物本身的原因，生活、自然和世界隐蔽和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就是女性自己的根本依据……女人和男人相比，更是从自己本身的根据中活出来的正是由于女人在生活和体验中将其意义聚集在自己的中心点，脱离所有的外在秩序。事物的产生、活动和彼此对立造成的不安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安，缺少触及女性存在的实质性基础，较少波及女人自身，所以“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女人本质因此以拯救和和解的形象，出现在男人的本质面前?。

　　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作品中要表现的，就是女性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的形象，是拯救男人的形象。

　　《一个女人史诗》中的小菲，视爱欧阳萸为自己的生命。婚前都旅长的爱慕，自己母亲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她的初衷；婚后在历史的风云如何变换，不管欧阳萸是达是穷，是停薪停职，受难挨批，她都义无反顾地爱。这其间，女儿都说她“爱得太笨”，讽刺她的爱如其舞台表演一样“使出蛮力”，都是她一根筋地爱其所爱的展现。田苏菲不顾一切地爱着欧阳萸，她甚至想“假如她只能在他无望时得到他的依恋，她祈求这无望延至永远。”小说结尾有一段文字，最能说明田苏菲的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小菲可学聪明了，索性搬到一个僻静的村落，看你们还能把他往多低去贬。也省得她忧心、妒嫉。你们别理我们吧，让我守着他安安静静享几年清福”。

　　王葡萄尽管有着与《白毛女》中喜儿的相似的身世，但却没有后者的“历史觉悟”——史屯其他八个寡妇都是牺牲自己的丈夫救八路军战士，葡萄救回的是自己的丈夫铁脑；在批判孙怀清的大会中，葡萄“不吭气，心里不老带劲，觉得她无亲无故，就这么一个爹了”；在火热的政治批斗运动中，葡萄置身事外地在口号与激情中拉线纳自家的鞋底。……对王葡萄而言，她秉承的是自然人性，“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啥也不胜活着。”《第九个寡妇》的主线，就是王葡萄从死人堆里救回孙怀情，并将之偷藏在地窖二十多年。而也正是这种源自女性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促使王葡萄在大饥荒时帮助被打倒的“瘸老虎”挑水、偷粮食，帮助落难的老朴，让躲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藏在自家地窖，收养知青的私生子。……葡萄不仅珍视人的生命，也善待动物：冬喜让葡萄给公社喂猪，七个猪娃，年底每个都是二百斤，卖了以后社里添了两头骡驹；公社盖了猪圈，葡萄一人养了二十多头猪，她在猪栏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帮手都不要；她被评为劳动模范，因为担心猪挨饿而没有参加劳模大会。王葡萄对政治有天生的反感：大跃进时期，王葡萄赖死赖活也要守住自己煮猪食养猪的那一口锅，“……把我的锅砸了，我二十四个猪娃喝西北风呀？！”在干部们沉湎于亩产放火箭的巨大热情之中时，她只踏踏实实地养好自己的猪，并拒领政府颁发的先进养猪模范奖项，“你们都不把人当人，还会把猪当猪？我高低不去省里当你们的模范。”她不求“进步”，她眼见的进步是“荒唐”的：“后来分大洋不叫分大洋，叫进步；杀爹不叫杀爹，叫进步”；她疏离政治运动：“谁好好干活儿？都好运动！我这儿可不敢叫他们来运动”。与小渔比较起来，葡萄并不柔弱，为了“分到”自己倾心的毛料和羊皮，她敢跟人对打和对骂；为了保住铁锅，她敢大骂红卫兵；为了保护孙怀清，她甚至让侏儒将五合打死，彻底消除了隐患。……在个人生活上，她也不压抑自己，在丈夫铁脑死后，她爱过朱梅，少勇，史冬喜，史春喜，她可以将身与心分开，先后充分享受与他们的性爱，“我有欢喜，我有快活，我有男人暗地里疼着我”。就是这么一个未曾分裂、异化的自然、身体、感性的葡萄，“饥荒、运动、寡妇逃不了的是非，她都水灵灵地活着”；不仅她自己水灵灵地活着，而且还救了孙怀清，在某种意义上被救的还有被民兵追逐的史春喜、反党分子、臭文人、地主干儿子的老朴等等。

　　《小姨多鹤》中的小环，与一切形而上的东西无关。与历史理性更是无缘。工厂里的“反修钢”、“反帝钢”、“忠字钢”，在她看来荒诞；对立的两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斗和武装，在小环看来更是不可理解与不可思议。大孩到北京串联后的种种变化，致使社会历史在小环那里有了一种除荒诞外的异趣。对小环来讲，“三个成年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一家人的温饱、安宁才是她人生最大的事情——她的“凑合”哲学表现出了在凶险变幻的社会历史中维护家人与家庭的智慧与坚韧。

　　小菲、小环、葡萄们，她们内在的生命与所谓文化的客体方面天生抵触，与历史理性格格不入。对小菲而言，政治、历史、其实都无关乎她，她只要她的爱情；就葡萄而论，她就是一个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完全秉持自然的人性，抗日、土改、内战、解放、四清、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打倒“四人帮”、知青回城、计划生育，这一系列的时局变化，只是各种各样、来来去去“不断变换的腿”；在小环那里，社会历史都是舞台剧。这些女性并没有生活在政治运动与观念中，没有生活在主、客的分裂之中。不错，这些女性秉持的是自然、身体与感性，但正是这些女性身上自然、身体、感性的完整性，中和、拯救了被历史理性的压垮、压瘪的文化、思想和理性的男性们。严歌苓生态叙事小说叙说的，不再是英雄救美，理性改造感性，男人拯救女人；严歌苓向人们讲述的，是美救英雄，是感性丰富理性，是女人拯救男人。

　　女性拯救男性，感性拯救理性，其基础就在于其女性本质的未被分化与裂解，就在于女人的存在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严歌苓弘扬的，是雌性（女性）的力量——雌性（女性）本质中感性的力量。

　　四

　　雌性是弱者，男性是强者；雌性善良，男性正直；雌性弱小，男性强悍；雌性包容，男性好斗；雌性感性，男性理性；男性追逐客观性、形式性而造成了男性本质的分裂，雌性在主客分离之前的整体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雌性拯救、和解，男性认知、创造。西美尔认为，“正是凭借这种关系，两性才能相互维持着对方的独特性”；严歌苓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是：也正是凭借这种关系，人类社会才维持着生态平衡。

　　在男性文化即理性文化支配社会的时代，理性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一般文学创作的模式都是“英雄救美”；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处处体现理性化的；理性在人的心灵中已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况且，那包罗万有的历史理性湮灭了人的个性，无视人的自由，把自我变成无意志、无情感的自动机，于是有了“美救英雄”的严歌苓创作的出现，后者比前者更显生命的丰满与充盈。严歌苓说她有女权主义的倾向。确实，在她的雌性写作的生态学叙事中，绝无女性是第二性的痕迹，有的只是雌性/女人性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长期以来，男性都是理性的象征，是强者、赢者，也是启蒙者、拯救者；女性则是感性的代表，是弱者、输者，也是被启蒙者，被拯救者。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展现的却是感性拯救理性，弱者改造强者，女人拯救男人，拯救者被拯救，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也是在汉语文学史上第一次肯定、弘扬了女性（雌性）柔弱、感性的特质，这是严歌苓小说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她对汉语文学史的贡献，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学形象的画廊。

　　还有必要补充的是，在汉语新文学创作中，张爱玲与严歌苓有一比：二人都是从女性的视角观察人生与世界，所不同的只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女人都是无情世界的女人，张的世界是无情的世界，这个无情世界里充斥的是焦虑、虚无，自私，计算，算计；严歌苓作品中的女人则是有情世界的女人，这种女人善良、包容、温情、痴心。

　　这个世界有强者，这世界也需要弱者；这个世界需要男人们的理性、思想、力量，这个世界也需要雌性（女性）的感性、柔弱、善良，二者的相反相成相依，互补互辅互哺，是人类社会、人类精神生态平衡之必须。一旦这种生态严重失衡，悲剧将应景而至。严歌苓2014、2015年最新出版的小说《床畔》和《老师好美》，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生态失衡的新景象：伴着历史理性的渐次失效，女护士万红就再也无法呵护男英雄张谷雨，后者的死是必然的；《老师好美》中的女老师丁佳心与两名少年的非理性恋情，更是一场灾难。

　　①严歌苓：《雌性之地——〈雌性的草地〉再版后记》，见《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99页。

　　②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

　　③④⑤⑦严歌苓：《弱者的宣言——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见严歌苓《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第97页；第96-97页。

　　⑥严歌苓：《〈老家旧事〉与我》，见严歌苓《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6页。在严歌苓那里，那沉睡的小人鱼在小渔那里是醒着的。

　　⑧《扶桑》中的“扶桑”与《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的性情虽有相类的地方，但严歌苓对两者的阐述完全不同。对《少女小渔》，严歌苓取的是生态学意义的角度；而对《扶桑》，或许严歌苓意识用生态学叙事的力度和说服力不足，于是她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来解释“扶桑”，致使《扶桑》存有严重问题。详见拙文《论严歌苓雌性写作的人类学叙事》。

　　⑨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5页。

　　⑩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有比较详细的解读。

　　?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上海文学》2005年第6期。

　　?《严歌苓写红色历史中的情史》，载2006年6月15日《北京青年报》。

　　?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

　　??????????齐美尔：《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97页，第181-182页，第181页，第191-192页，第183页，第184页，第179页，第P155页，第143-144页，第143-14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Her Ecological Narrative in the Feminine Writings of Yan Geling

　　Yi Chonghui

　　For long，males have been held as symbolizing rationality，as the strong，the victorious，the enlighteners and the saviours whereas females have been held as representing sensibilities，as the weak，the losers，the enlightenees and the savees. In her writings，Yan Geling’s ecological narrative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narration by showing that it is feelings that save rationality，the weak that reformthe strong，the women that save men，and the savers that are saved，promoting qualities of the female（the feminine），the soft and the sensitive，for the first time，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most distinguishing part of her fiction，this is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Yan Geling，feminine writings，ecological narrative

　　I207

　　A

　　1006-0677（2016）3-0082-09

　　易崇辉，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