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惠芬

　　从五四到新世纪：缅甸华文新诗发展史浅探

　　郭惠芬

　　从五四时期至新世纪初期，缅甸华文新诗经历了大约九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五四时期至20世纪中期之前的缅华新诗相继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抗战文艺的深刻影响；20世纪中期，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的爆发等，这时期的缅华新诗也反映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中国情感指向，同时也受到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等的影响；20世纪末期至新世纪初期，随着缅甸政治环境的改变，以及世界科技和文化的频繁交流，以“五边形”诗文组合为代表的缅华诗坛出现了新变化和新气象，并期待在新世纪中开创缅华新诗（文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至新世纪；缅甸；华文新诗；发展史

前言

由于缅华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与不易收集，目前学术界尚无法确定缅甸华文新文学史发端的具体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初期的缅甸华文新文学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华文新文学一样，都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作为缅甸华文新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缅甸华文新诗，也同样受益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新文学的滋养。

　　缅华新诗虽然由于战乱和政治等原因而出现过两次“失语”时期（即1942-1945年日据时期、1966-1983年缅华报刊被禁刊时期），然而从五四时期至新世纪初期的大约九十年间，缅华新诗仍然在挫折和磨难中延续着新诗发展流脉，并于新世纪的曙光中焕发出新的发展生机。

　　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或从缅华文学及文化发展层面来看，五四以来的缅华新诗发展史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学术界和缅华诗界急待探索和了解的问题有：缅华新诗究竟是如何发端的？五四时期至新世纪初期的缅华新诗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各个时期的缅华新诗有着怎样的特色？缅华诗坛出现过哪些重要的诗人和诗歌团体？缅华新诗在发展进程中接受过中外文学的哪些影响？20世纪的缅华新诗传统对于当今诗坛有何借鉴意义？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缅华新诗大多刊载于各个时期的缅华报刊上，而这些缅华报刊上的新诗资料又大多难于收集和查阅，这使得有关缅华新诗发展史的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难题，也是目前学术界未能致力于缅华新诗（文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不过，鉴于缅华新诗发展史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笔者试图通过对早期缅华作者艾芜、陈翔冰、黄绰卿等人新诗作品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对1951-1960年缅甸《人民报》副刊新诗资料及21世纪初期缅甸“五边形”诗人作品的梳理和研究，同时借鉴其他研究者所收集的缅华新诗资料及研究成果等，由此探索五四时期至新世纪初期缅华新诗的某些发展状况，并初步探讨缅华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外文学影响的关系，以及缅华新诗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缅华文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毋庸讳言的是，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与局限，本论文的研究和探索还处于粗浅阶段，其中不免存在论述不够周全、观点有失偏颇之处，也未能全面解答上述学术界和缅华诗界急待了解的诸多问题，因此本论文只是略尽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对缅华新诗（文学）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一、五四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的缅华新诗浅探

根据有限的资料来看，从五四时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在缅甸诗坛（文坛）从事过文学活动或新诗创作活动的作者有聂绀弩、艾芜、黄绰卿等人。此外，以缅甸侨生身份负笈中国上海暨南大学的陈翔冰，也以其新诗创作拓展了缅华新诗的活动场域。

　　五四时期至20世纪中期之前的缅甸华人与中国有着紧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因此这个时期的缅华新诗也相继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兴文学）和抗战文艺的深刻影响。

　　尽管由于研究资料的局限，目前尚无法界定缅华新诗具体发端的时间，但从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来看，缅华新诗的出现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根据缅华作家黄绰卿的回忆，1923年的缅华报章《仰光日报》副刊《波光》曾刊登过一首白话诗，句子大意是：“我是一尾鱼儿，你举起钓竿，我……”，①尽管无法得知这首诗歌究竟是中国五四新诗，或是缅华作者的在地创作，但从中可以获知的是，五四时期缅华报刊上已出现以白话文创作的新体诗。

　　1923年，聂绀弩从中国南下马来亚吉隆坡，在当地一所华侨学校运怀义学担任教员，次年又应聘到缅甸仰光担任《觉民日报》编辑，并开始阅读五四时期著名的中国新文化刊物《新青年》，受到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思潮与新文学的影响，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社交公开、婚恋自由等。②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蒙和影响下，聂绀弩意识到仰光“天南诗社”旧诗人每周课题徵咏诗钟的虚伪与矫饰，因而为文大斥其谬。③尽管聂绀弩在缅甸时没有从事新诗创作，但其对缅华旧诗人的批驳，显示当时的缅华文坛已经出现反对旧体诗、提倡新体诗的观念。

　　另一位从中国南下缅甸的青年作者艾芜，在中国时就大量阅读过五四新文化刊物《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创造月刊》、《创造季刊》等，并受到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的影响。1925年夏天，艾芜为了逃避父母为其包办的封建婚姻而离开家乡四川，南下云南等地漂泊。1927年4月，艾芜越过中缅边界进入缅甸境内。此后，艾芜在旅居缅甸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报刊编辑工作和左翼政治活动。

　　由于接受过五四新文学的洗礼，艾芜在缅甸八莫、仰光等地以白话文创作了一些散文、新诗等作品。因《仰光日报》对“‘五·四运动’引起的新文化”“表示好感”，艾芜特意将这些作品投寄给《仰光日报》副刊《波光》发表。④艾芜旅居缅甸期间的作品包括新诗《伊洛瓦底江》、《墓上夜啼》、《漂流曲》等，其中《伊洛瓦底江》写于八莫，主要表现作者身居陋室却怡然自得的心情：“蹲在掌大的窗边，/瞧见了江水弥漫，/破楼里虽是幽闇，/心中却闪着波光片片。/蹲在掌大的窗边，/瞧见了江水泛滥，/破楼里虽是黑暗，/心中却有白鸥点点。”⑤不过，与大多数的第一代中国移民一样，艾芜的心中也弥漫着思乡与念亲的情绪，如《墓上夜啼》写道：“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但愿将朽的皮囊，/丢在慈母的墓旁；/冷寂的幽夜呵，/化作点点荧光，/减我慈母的凄凉；/芳春来临呵，/化作朵朵芳香/让我慈母好徜徉。/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⑥艾芜于1928年秋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地委组织，后于1931 年2月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不过，艾芜回到中国后，仍然与缅华文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讯息传播到缅甸。

　　另一方面，缅华侨生作者陈翔冰、黄绰卿、朱碧泉等人也接受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

　　缅甸侨生陈翔冰于1925年负笈上海暨南大学。次年秋天，中国著名作家鲁迅从北京南下福建，任教于厦门大学。陈翔冰与同窗好友郑吐飞（印尼侨生）为了追随鲁迅而联袂转学到厦门大学。1927年，鲁迅离开厦大前往广州，陈翔冰和郑吐飞也一起返回上海，复学暨南大学。在暨大求学期间，陈翔冰等南洋侨生浸濡于上海文化中心，与中国新文学作家、诗人、学者如鲁迅、章一萍、徐志摩、汪静之、梁实秋、夏丏尊、余上沅、顾仲彝等人有着文学方面的交往。1926年和1927年，陈翔冰等人先后成立文学社团“景风社”和“秋野社”，并创办《景风》季刊和《秋野》月刊，陈翔冰也先后担任这两份文学刊物的主编。在1927-1929年的《秋野》月刊上，笔者查阅到陈翔冰发表的新诗作品有《埋愁的黄花》、《秋野上彷徨》、《春的夜曲》、《吊曼殊》、《爱》、《玛尼扬娜》、《狂舞之夜》、《我是朵严冬的白雪》等。其中几首新诗的抒情主题与爱情有关，而且浸染着浓烈的感伤情绪，如《玛尼扬娜》写道：“我的泪要流成一条飞鸟不渡的深沟/我的血要热得像满山的杜鹃花在烧//你晓得吗玛尼扬娜在等着你呢/难道枯藤野草竟绊住你的马蹄”⑦。不过，在《我是朵严冬的白雪》诗中，抒情主人公在抒发旅人的飘零之感时，似乎也流露出某些时代氛围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痕迹：“我的妈是仁慈的妇人，爹却出身木匠，/可是耶稣的爹也是木匠，正该骄傲呢，/所以我热泪满腔地要为爷娘表彰”，“罢！罢！我的心要永远在夜的黑袍里埋藏，/朋友，人生是血战的悲剧，戟，刀枪！”⑧

　　另一位缅华侨生黄绰卿也是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之后又受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影响的作者。黄绰卿原为《仰光日报》的排字工人，由于职业关系，其有机会阅读到《仰光日报》副刊《波光》编辑云半楼⑨从中国报刊杂志上剪辑并转载于该刊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以及当时传播到缅甸的五四新文化报刊《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为此不仅提高了自身文化素养，也为其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雄厚基础。1928年，黄绰卿开始发表作品，“济南惨案”后所写的诗文都投登在《仰光日报》副刊《波光》等缅华报刊上。⑩

　　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左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艾芜从上海寄去《文艺新闻》、《十字街头》、《北斗》、《拓荒者》、《前哨》等左翼文艺刊物给仰光的缅华作者。黄绰卿等人从《文艺新闻》上看到左联五烈士的照片，还读到殷夫在《太阳月刊》上刊登的诗句“普罗列搭利亚的前途，我们的战鼓齐鸣！”1933年，艾芜在《文学》、《现代》上发表《咆哮的许家屯》、《欧洲的风》、《南国之夜》等作品，这些作品也都流传到缅华文艺界。?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缅华文艺作者在朱碧泉?指导下，于1933年成立“椰风文艺社”，并借用《仰光日报》副刊版位出版《椰风》周刊。椰风社的成员中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有马共地下党员，以此10余人为基本队伍，后来又增加一些成员。?1935年11月，《椰风》周刊因登载黄绰卿的诗歌《铁匠》，被英殖民政府认定为有煽动阶级斗争的嫌疑而遭停刊。

　　1937年4月，已经居住在上海的艾芜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一篇名为《阿黄——回忆琐记》的散文，其中介绍黄绰卿（“阿黄”为黄绰卿的笔名）的出身和诗歌，并转录了黄绰卿发表在《椰风》周刊第49期上的诗歌《江上》。黄绰卿于1930年担任缅甸地委与马来亚共产党联系的交通员，负责海员工作，对海员的生活有所了解，其诗歌《江上》反映了南洋华人海员艰辛的生活以及不满现实世界的反抗情绪，如：“在船舱底啊，老大哥，/那里热得像蚂蚁上锅。/吃苦的不单是我们几个，/在茫茫的洋海里过活，/还有我们的工友许多”，“故乡是南中国海的荒岛，/归去荷起生锈的铁锄，/再干他妈的一伙！/旧世界正焚烧着，/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把火”，而这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同情”与“反抗”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文学对这时期缅华文学的深刻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文坛掀起抗战文艺运动。缅华诗人曼谛在《怒潮》一诗中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那一幕一幕的游行大示威，/那震天塌地的悲壮的怒吼声；/是表现青年大众的集体力量的力量！/是给了帝国主义/和汉奸最大的威胁！/是促起全国民众，/争取解放自由的警钟！/是发动民族斗争的胜利的武装！”?

　　缅华诗坛还利用旧体诗词和民间歌谣的形式来激发缅华民众抗战救亡的情绪。1937年的双十节，缅华报纸载有用《满江红》谱曲的抗战歌曲，由缅属各校采用，其歌词写道：“今天双十节，是民国诞生廿六年，连年来受尽欺凌、受尽压迫，满清推翻来军阀，军阀打倒了来倭寇，凄风冷雨伴国庆，只添愁。同胞们，快起来，牺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齐奋斗，莫回头，报此血仇，看那华北烽火急，扬子江上怒涛吼，神圣抗战已展开，向前走！”各种以闽语和粤语创作的抗战歌谣也在儿童中传唱，闽语歌谣如：“滚水渐渐滚，中国打日本，打死真正赘！”“日本起战争，中国开大枪，大枪一吓开，日本死成堆。”粤语歌谣如：“老李伯，卖蔗格，卖得钱几百，寄返唐山要打日本贼。”

　　缅华文艺界还通过歌咏活动等形式来宣传抗战救亡意识。当时从中国南下仰光的女歌唱家林亭玉领导成立了救亡歌咏团。第二年林亭玉回国后，一部分团员另组织“叱咤合唱团”，后来又扩大组织为“歌联”。1940 年6月，缅华叱咤合唱团编选了缅华音乐界第一本歌曲集《叱咤歌集》。其中除大部分选载自中国音乐家黄自、陈田鹤、夏之秋、何安东、冼星海、吕骥、贺绿汀、聂耳等人的作品外，还有林亭玉（宇心）在缅甸创作的4首歌曲、缅华作者吴曲夫（章彬）创作的《我们是中国好儿童》、黄绰卿根据电影《桃李劫》中聂耳的《毕业歌》改写的《侨胞们》等。?应该说，这些抗战歌曲中的歌词也可以视为缅华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5月，缅甸沦为日军占领区。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缅甸华侨社团、华文报章、华文学校全面停止一切活动，缅甸华文文学创作也被迫停止，这是缅甸华文文学（新诗）发展中最黑暗的时期。?

二、20世纪中期的缅华新诗浅探：以《人民报》刊载的新诗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缅华报业得到复兴，缅甸华文文学也开始蓬勃发展。1945-1965年先后创办的缅华报章有《中国日报》、《新仰光报》、《国民日报》、《人民报》、《生活周报》、《自由日报》等十余份。这些缅华报章均设有发表文艺作品的副刊或栏目，如《国民日报》的栏目《好朋友》、《新仰光报》的栏目《华座》、《伊江潮》、《大光城夜话》等。缅华报章在推动创作，培养本土作家，提升文化素质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笔者所查阅的1951-1960年《人民报》创办的副刊情况来看，其中《人民副刊》、《毅力》、《金塔下》、《小公园》、《青年园地》、《彩色乐园》、《百花新诗社》、《百花》、《诗草》、《椰风》、《原野》、《星期文艺》等副刊均发表过缅华新诗作品，估计在《人民报》的整个发行期间（1947-1965年），该报所刊载的缅华新诗多达千首以上。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有的学者所言，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1945-1965年的“缅华社会形成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两股势力”，“反映在媒体上，也少不了相互抨击的情况”。?20世纪中期，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的爆发等，这时期的缅华文学也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缅华新诗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反映。

　　这时期《人民报》副刊上的新诗作者众多，有蒂芸、尹文琴、范良、倩兮、忆梅、沈多墨、煤炭火、石戈、钟楼、沙云、灯塔、刀戈、良山、援屏、陈雪冷、小鲁、江萍、彭彬、盼和、鲤鱼、海燕、筱龙等人，有些还是缅甸华中、南中、华小的学生作者，如小黑、叶青、钦良、吴岗、白尼、子成、上客、中清甘、林春平等人。由于《人民报》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新中国，因而该报副刊所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大多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中国情感指向，如许多缅华作者在诗歌中抒发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深情热爱、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强烈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其中如盼和的《祖国，我爱你》、《我们的祖国》、红祖云的《投向祖国的明天》、署名为“华小一校六上”的集体创作《伟大的祖国，我们向妳歌颂》、蒂芸的《祖国啊，我的心向着您！》、石戈的《我爱祖国 我爱和平》、子成的《祖国，我向你欢呼》、文琴的《我美丽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德宏州呵！》、海燕的《祖国颂——为庆祝第十一届国庆节而作》、智的《和平鸽》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为许多海外华侨带来了国家的光明前景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如盼和的《我们的祖国》?即以抒情诗的形式抒发了诗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片赤子深情。诗人首先赞美祖国（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众多英雄：

　　我们的祖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民，无尽的宝藏。/不论从屈原到鲁迅，/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都不断地出现了民族英雄；/有了这样物博的祖国，/足够证明了她的伟大！

　　其次，诗人盛赞祖国（中国）的辽阔国土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祖国，美丽的领土，/从帕米尔高原至华北平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么宽广！/这样雄伟的祖国，/不论是泰山至天山——脉脉相连，/松花江至黄河——水水相通，/不论是汉族或各少数民族——心心相映。

　　诗人还对新生的红色中国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之情：

　　祖国啊！/我思想的潮流里，/回忆起“十、一”的天安门前，/四十万人的大游行（报纸登载），/红旗像海洋里的波浪，飘扬（电影上）！/在世界上，那一个国度，/有这样壮丽的行列！/这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吗？/这不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堡垒吗？

　　啊！这壮丽的山河中，/将永远住着快乐而深厚、/勤劳而智慧的、真正的山河的主人。/在这古老的文化的土地上，/产生着最新的和平文化战士，/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巨人；/而今，让那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为你而永远开放，/遍地青春！

　　基于对祖国（中国）的无限热爱，诗人深情地抒写道：

　　祖国，你是一切青年向往的方面，/你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你是一切神圣美丽的总称，/你是和平幸福的象征。/使我们无论在海外或异乡，/在工作或学习，在……/但我们的心在祖国；/你在我们的身外，也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生根，发芽，滋长！

　　由于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缅华新诗作者也表达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追求世界和平的思想，如彭彬的《我们把英雄高高抬起》?即歌颂了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把英雄高高抬起，/唱着跳着说不出的欢喜，/最可爱的人啊，/是你们在朝鲜打击美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使祖国能够平安地建设，/使我们能安心地学习。”灯塔的《未来是我们的》?呼吁被压迫的亚非拉人民“抬起头颅”、“挺起胸膛”：“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兴盛的中国，/要跨向最前列。/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要抬起头颅，挺起胸膛。/和平的歌声，/要响彻世界的每个角落。”另一位缅华作者智也在《和平鸽》?中表达了作者反对侵略战争、追求世界和平的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已深深地体味到/战争给人们的是——/逃难、痛苦，死亡，凄惨——/和平的象征者——/美丽可爱的白鸽/受过苦难的人们需要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保证世界持久和平。”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与缅甸国家领导人的互访以及中缅双边关系的升温，缅华诗坛也出现一些赞美和欢呼中缅友谊的诗歌，如缅华新诗团体“百花新诗社”于1956年12月在其创办的第3期诗刊《百花新诗社》上专门辟出版位来刊发“欢迎周总理访问缅甸”的诗篇，其中包括吴子帆的《心之献》、华成的《光辉的时日》、邱文的《欢迎你！敬爱的领袖》、伍怡的《和平友好放光芒》、芦信和的《友谊铺成的大路》、中清甘的《让中缅的友谊开花吧！——欢迎周恩来总理》等。如中清甘的诗歌写道：“他（周总理）给友好的邻邦带来了和平，/也带来了中国六亿人民的心，/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下，/来解决中国的边界问题。//让中缅的友谊开花吧，/让中缅人民的血液交流吧，/为了保障亚非的和平，/为了和平事业付出更大的努力！”?

　　1960年为“中缅友好年”，缅华《人民报》副刊《星期文艺》刊登了中国诗人林林访问缅甸后创作的、旨在歌颂中缅友谊的诗歌《缅甸行》。缅华作者小羊、双兴等也创作了赞美中缅友谊的诗篇，如小羊在《如果我是歌唱家》?中抒写道：“如果我是歌唱家，/我将为中缅人民歌唱。/辉煌的大金塔，/宏伟的天安门，/汹涌的伊拉瓦底江，/和澎湃的扬子江，/都是我歌唱的对象。”双兴在《山恋山来河恋河》中也歌颂了中缅人民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共同反殖的“胞颇”（胞波）情谊：“我爱跳您的‘老象’，/您爱舞我的‘孔雀’。/先天的血缘使我们相亲相爱，/历史的发展要我们同苦同乐。/更难能可贵的是：/共同的命运掀起了新的历史序幕，/两国人民一起燃起了反殖民者的篝火。/昨天，我们曾为建立五项原则而欢歌；/今天，又为中缅边界问题的签订成功而相互祝贺。//敲得多响亮呀——我们的象脚鼓，/打得多热闹呀——我们的大铜锣。/万岁，中缅友好，/万岁，瑞苗胞颇！”?

　　不过，除了上述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中国情感指向的诗歌外，本时期的一些缅华新诗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如援屏的《我的愿望》?表达了作者广博的人类之爱：希望人类的心像“明月”般“纯洁善良”、像“太阳”般“照得透亮”，“人人用劳动创造一切”、“个个为群众谋幸福”，人世间没有饥饿、痛苦、欺诈和仇恨，有的只是欢笑、歌唱、真诚和希望！鲤鱼的《爱情的花束》?是一系列关于爱情的诗歌，由《花蕾》、《选择》、《如果》、《送别》、《思念》5首短诗组成，其中《花蕾》、《选择》两首短诗分别写道：“青春，/是人生的花束；/爱情，/是花中之蜜。//花蜜，/献给美丽的蝴蝶；/爱情，/献给美丽的相知。”“不要去爱那/春夏间开花的桃李，/因为它们总是争艳于/蜂蝶众多的时季。//不要去爱那/温室里的花草，/因为它们永远经不住/哪怕轻微的风暴。”

　　这时期的《人民报》副刊还刊登了不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外诗人的诗篇，如中国诗人李季、田间、顾工、何其芳、冯至、臧克家、郭沫若、吴晗、林林等的诗歌，以及苏联舍夫涅尔、苏尔可夫、马尔萨克、乌·卡托夫，巴西乔治·亚马多，法国维克多·雨果、法奇，越南铁梅、美国H·华斯蒂、印度G·密达、德国裴多菲等人的诗歌。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人民报》选刊的中外诗歌有的歌颂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中国臧克家的《社会主义的花朵》、吴晗的《公社好》；有的表达了世界革命人民反殖反帝的呼声，如越南铁梅的《住嘴罢，吹牛的家伙们》、苏联苏尔可夫的《正直的人们，提高你们的嗓子》、马尔萨克的《新跳蚤歌》，美国H·华斯蒂的《朝鲜之歌》；有的抒发了作者追求世界和平的心声，如缅甸耶伦的《和平的天使——白鸽》；有的赞美中国—苏联、中国—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如中国李季的《列宁格勒有一个青年》、苏联乌·卡托夫的《永远做个好朋友！》、朝鲜的《朝鲜民歌》等。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缅华左翼诗坛深受中国文学和文化动态的影响。如千里、金光的诗歌《爱情篇》?即受到鲁迅爱情小说《伤逝》的影响：“爱情毕（究）竟是地狱还是天堂，/多少人们在这歧路上彷徨。/其实这两边都可以走得，/如果要幸福你就要选择。//鲁迅先生的《伤逝》，/是青年人的一面镜子。/不要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忘却人生更重要的意义！”1956年创立的缅华新诗社团“百花新诗社”，也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号召有关。?“百花新诗社”从1956 年10月16日开始，每半个月分别在《人民报》与《新仰光报》出版一次新诗专刊，其刊名有《百花新诗社》、《诗草》、《百花》等，主要容纳新诗创作、新诗理论与批评等稿件。?作者有范良、冷火、伍怡、白林、沙堤、杨明愚、胡肯堂、方舟、贾修贤、吴子帆、华成、邱文、建明、中清甘、刀戈、伊江、荣通、周羡珠等。该诗刊上登载的《我恬睡在祖国底摇篮》（白林）、《祖国》（贾修贤）、《假如我是一个舵手》（长江）、《国庆幻想曲》（范良）等诗篇，也抒发了作者们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赤子深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盛行民歌风，缅甸《人民报》副刊也刊登了中国的一些地方民歌，如永定民歌、蒙古民歌等。缅华诗人尹文琴还整理、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僮族（壮族）的纪事诗《喜气充满洒江坝》。沈多墨的儿歌《媒婆碰钉子》?则以民歌形式和诙谐语言反映了中国新婚姻法颁布后所呈现的新气象：“‘王家媒婆你听着/男女婚姻都自主/不用媒人两面夸/劳动模范配英雄/请你不用多费心’”，“政府颁布婚姻法/不用父母来作主/自己婚姻自当家/姐姐对象自会寻/媒婆碰了一鼻灰”。

　　由于中国左翼文坛（诗坛）对苏联革命文学极为推崇的缘故，缅华新诗作者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苏联文学的影响，如彭彬的《我们把英雄高高抬起》?中即显示出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痕迹：“志愿军叔叔，/我们把红领巾送给你，/我们把‘保尔·柯察金’送给你，/请收下这珍贵的献礼，/这表示着我们对你最崇高的敬意。”又如苏联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采用的未来主义的楼梯式诗行形式，在对中国诗歌产生影响之后，也直接或间接地对缅华诗坛产生了某些影响，如尹文琴的诗歌《敬爱的周总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欢呼你！》、蒂芸的《祖国啊，我的心向着您》中的部分诗行即采用了楼梯式的排列形式。以下是尹文琴的部分诗行形式：

　　从亚洲到欧洲，

　　从欧洲到非洲，

　　中国人欢呼你，

　　苏联人欢呼你，

　　瑞士人欢呼你，

　　埃及人欢呼你，

　　印度人欢呼你，

　　缅甸人欢呼你，

　　在温带，

　　在寒带，

　　在热带，

　　无论是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

　　所有一切的人都为你而欢呼，

　　因为你代表了他们的和平愿望。?

　　以上主要是根据缅甸《人民报》副刊的部分新诗作品而进行的个案研究，这也是在缅华新诗研究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笔者对20世纪中期缅华新诗发展状况的某些管窥之见。

　　另据缅华诗人王崇喜《浅谈缅华现代诗坛的发展》一文，20世纪中期的缅华诗坛还出现过“时潮文友社”、“新潮文友社”等文学社团。1965年，上述两个文学社团在排外的缅甸军政府的威严统治下，为振兴枯萎的缅华文学而毅然创办文学副刊。1965年2月，“新潮文友社”在仰光《自由日报》推出创刊号，其《新潮献词》中写道：“二十世纪的我们的《新潮》诞生了，/它将以最坚忍的意志，/载着我们年青的生命火花，/在艰辛的坎坷的人生途径上爆炸。//不要害羞于妳初长的幼稚：/《新潮》。愿你给与我们最大的毅力，/支持着我们这一群——/彷徨无依的灵魂。”该刊总共出版10期，有10位“新潮文友社”社员投入写作，每期刊登一两首新诗作品，作者有蔚人、忘忧、剑桥、林白等。?

　　遗憾的是，1966年之后，包括《人民报》、《自由日报》在内的缅华报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全部停刊，而作为文学载体的缅甸华文报章的停刊，意味着缅华文学（新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

三、20世纪末期至新世纪初期的缅华新诗浅探

从1966-1998年漫长的30多年间，缅华文学作品基本上丧失了缅华报章副刊这类能够公开发表的文学园地，但从1984-1990年以手抄本形式出版的4期《永新文艺》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缅华文学（新诗）仍然在艰难中顽强地延续着一线流脉。

　　由腊戌五戒佛经学院创办的《永新文艺》（原名《永新之花》，后改名为《永新腊戌五戒佛经学院文艺丛刊》，简称《永新文艺》），以“促进文教、学习文艺”为创刊宗旨，并辟有文苑、文艺集思、旧文学选读、随笔、生活小品、诗圃等与文艺有关的栏目。该刊除了刊登腊戌本地作品外，还容纳来自仰光、瓦城、胶脈等地青少年的作品。?已出版的《永新文艺》合订本（1984-1990年）上刊载了羊鸣的《永新之花》、《潇潇！飘飘！》、段怀忱的《皇城怀古》、《皇城浮想》等新诗作品，显示出缅华新诗顽强的生命力。

　　羊鸣的《永新之花》、《潇潇！飘飘！》或反映缅华文教在饱受压抑摧残后仍然坚忍不屈，并重新焕发生机的局面，或以象征笔法激励缅华青年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坚毅虚心、团结努力，以抗衡“时代的狂潮”。?另一位诗人段怀忱的《皇城怀古》在追怀百年前缅甸的“亡国恨”时，一方面谴责西方殖民者对这片“佛土”的恣意践踏，对缅甸“善良民族”的肆意侵凌，另一方面歌颂“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斗争以及为追求缅甸民族独立自决而斗争的“爱国者”。不过，《皇城浮想》一诗却交织着一股茫然孤寂的哀思，似乎是家国的兴亡盛衰与个体的生命沧桑在诗人心灵中的郁积与投射：“当晚风将落叶飘然洒向我跟前/我怜惜地信手捡起其中焦黄的一片/凄然的心境无端地将我和它连在一起/岁月飞逝的嗟伤不禁身心两茫然”，“一只失去温馨无林可投的倦鸟/心魂寂寥的苦趣最是黄昏时/当我踏着碎裂的心绪和满道灯光返来/理不清的满腔烦乱伴着一枕哀思”。?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缅甸国内外政局的改变，缅华报业在中断30多年之后，终于迎来《缅甸华报》的创刊。《缅甸华报》在1998-2004年发行期间，特意辟设一些容纳华文文学的副刊，如《文化园地》、《周末茶座》、《学生园地》等。2004年10月《缅甸华报》停刊后，另一份华文报《金凤凰》于2007年10月创刊，同样辟有文艺副刊，为缅华文学爱好者和青年学生提供笔耕的园地。?

　　从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合编的《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所选录的新诗作品来看，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的缅华新诗作者有丘文、倩兮、思远、严纪泽、郑吴山、杨经、黄伟慈、谢美玉、铁曾等，以及学生作者杨茂兰、谢莹莹、张振碧、金芬、岑梅岭、杨艳菊、李国强、李家文等。

　　这时期的缅华文化及华文教育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压抑和摧残，但缅华教育工作者仍然兢兢业业地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和教育缅华莘莘学子，因而部分缅华新诗作者对缅华教师、母校等表达了赞颂和感恩之情，如黄伟慈的《园丁颂》?写道：“老师用知识材料，/筑起一座座的桥，/每一个踏上人生的学子，/都深情怀念老师造的桥”，“老师！你像燃烧的红烛，/以生命之光把人间照耀”；李家文的《她的名字》?则是关于母校“腊戌圣光学校”的赞歌：“她为社会丰富了知识，/培育了无数的栋梁之才。/她宏图大展，/前途灿烂、/永放光芒。/她的名字叫——圣光。”还有部分作者赞美那些执着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学社团和华文报刊，如谢美玉的《永远地闪闪不息——为朱波四十六周年社庆而作》?称颂缅华文坛的“常青树”——缅华诗歌团体“朱波吟社”道：“你风雨不怕/你时刻不差/像一面红旗高插/英勇地宣扬着中华文化”；倩兮在《前面的世纪是我们的——为缅甸华报三周年而作》?中也称赞《缅甸华报》肩负着“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利益”，是“心灵深处的彩桥”、是“友谊之桥”、“金银大道”。

　　如有的学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后缅甸华人的国家认同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客居他乡的海外“华侨”，而是把自己视为“华裔”，其心态也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叶生根”。?这时期的一些缅华新诗由衷地赞美缅甸的美丽风光和纯善民情，如思远的《伊江三角洲——美丽温馨的港湾》?描述了美丽的伊江三角洲风光：“汹涌的大江”，“帆影点点”、“槟椰亭亭”，“绿野、白塔、水畔人家”，“阔叶林覆盖村落，闪光的庙宇”，“一片热土，风光如画”；这里的“民情纯善、美酒般浓郁”，作者在“人生的低谷”时受到这里的侨胞们“胜似兄弟”的关照，感受到侨胞们“高尚无比”、“宽厚仁爱”的胸怀。在诗的结尾处，作者满怀深情地抒写道：

　　果敢山地人的率直良善，/曾使我感慨之深；/伊江三角洲侨胞的纯美情怀，/更使人永远感激。

　　怎能忘却啊/繁闹的码头舟轮云集，/欸乃的木船缓缓而来。/待发的艇轮鸣起催人的汽笛，/奔流的江面鸥鸟翩翩。/晨雾中隐现着顶水的少女，/朝阳使江水泛起金色的鳞光，/晚霞把江面涂抹得绚烂瑰丽。/……伊江三角洲、美丽温馨的港湾。

　　不过，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力的逐渐上升，曾经饱受西方列强侵凌的中国已不再是“东亚病夫”的积贫积弱形象，一些缅华作者也为祖籍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深感欣慰，并由衷地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如丘文的《这一刻——写在澳门回归之前》、倩兮的《心潮澎湃 欢欣鼓舞——为祖籍国申奥成功而作》、黄伟慈的《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等。

　　另外应该提及的是，缅华诗人倩兮于2002年著有《莱江夜歌》手抄本诗集，至今未正式出版，不过其中的“莱江夜歌”组诗入选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合编的《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2006年）。倩兮原名邱伟文，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现已移居美国。?

　　进入21世纪10年代，缅甸开始走入改革开放的道路，缅华诗坛也迎来新的发展生机，并出现“五边形”诗文组合这样的新生代诗人及其新诗创作，为沉寂多年的缅华诗坛带来了新变化与新气象。

　　鉴于“五边形”诗社及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性，笔者将在下文另辟一节专门探讨“五边形”诗人的新诗作品。

四、新世纪初期的“五边形”诗人作品浅探

2012年2月，四位留学或旅居台湾、吉隆坡、新加坡的缅华青年诗人张祖升、段春青、王崇喜、黄德明成立了缅华诗文组合“五边形”，并各取一“角号”为笔名，即方角（张祖升）、转角（段春青）、号角（王崇喜）、奇角（黄德明）。“五边形”的命名有着特别的寓意，即“五边形”的形状像一颗“钻石”，也像一颗“星星”，“钻石”和“星星”均具有“光明”的象征意义。随后，四位“五边形”诗人于同年7月出版第一本诗集《五边形诗集》，美国华裔诗人非马、仰光《缅华文化网》主编雅泉、新加坡诗人陈剑、台湾学者李瑞腾、缅甸伊江诗人苏懋华、缅甸密支那教师张治昌纷纷为该诗集作序。当年8月，“五边形”诗人段春青、王崇喜、黄德明等三人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十三届亚细安文艺营”，并在大会上发布《五边形诗集》。这也是“亚细安文艺营”举办26年来首次出现缅华诗人（作家）与会代表。次年12月，王崇喜代表缅华诗人出席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七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这也是缅华诗人首次参与“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为推动缅华文学的新浪潮，“五边形”诗社不断寻找缅华青年加入，扩大社群，希望能够凝聚成一股力量，复兴沉寂了半个世纪的缅华文学。从2013年至今，“五边形”诗社加入了六位新成员，即广角（王子瑜）、云角（明惠云）、一角（张芙秀）、风角（禹风）、海角（流风）、凌角（耿林学）。

　　2013年1月，“五边形”诗社成立一个属于缅华文学的文学网站《缅甸华文文学网》，并笼络缅华文学爱好者加入，也邀请海外作家莅临指导与分享交流，由此促进缅华文学的发展。此外，菲律宾《世界日报》副刊《文艺副刊》也开设《缅甸五边形》诗歌专栏。“五边形”诗社自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大陆《诗歌月刊》、香港《散文诗世界》、新加坡《新世纪文艺》、《锡山文艺》、泰国《湄南河诗刊》、《桐诗文学》、《亚洲日报》、印尼《东盟文艺》、《东南亚华文诗刊》等多个报刊上持续发表诗作。?

　　2014年，“五边形”诗人以“集束炸弹”式的出版形式，在缅华诗坛上推出多部诗集，其中有10位诗人的合集《五边形诗集2》，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的合集《一方诗》，转角（段春青）的诗集《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号角（王崇喜）的诗集《原上》，奇角（黄德明）的诗集《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以及广角（王子瑜）的诗集《时间的重量》等。

　　2015年3月，“五边形”诗社与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在缅甸仰光联合举办了“第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来自东南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荷兰、西班牙等地的华文诗人、学者们齐聚一堂，并就东南亚等地的华文诗歌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交流。这也是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成立9年来，缅华诗坛首次举办这样的诗歌盛会。

　　“五边形”诗人绝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新生代诗人的新诗作品，为新世纪初期的缅华诗坛带来了青春活力和新鲜气象。

　　首先，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缅甸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五边形”诗人的作品不再具有20世纪中期缅华诗歌那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中国认同指向，而是立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缅甸本土，有的还表现出浓烈的本土关怀和浓郁的乡土情思。号角（王崇喜）的故乡腊戌在缅北的高原地带，其新诗集《原上》中有不少“乡土诗”即取材自他“生长的土地”，如《追鹰的孩子》、《放牛的春天》、《雨季》描述了诗人充满童趣的放牧与采集情景，《打谷子》、《四时之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描写了故乡的农夫甘苦交织的劳作生活。诗人在2012-2014年旅居澳洲期间创作的《相送——赠予诗友转角》、《草原黄了》、《冬眠》、《呼唤》、《五月的火焰》等诗篇，均抒写出诗人浓烈的乡土关怀和思亲之情，其中《冬眠》?写道：“午夜梦回的北方啊！/那儿有一片我思念的桑/我想睡在北方高高的桑叶上/等待一道划破茧缚的曦光”。在经历过幼年时期“兵戈铁马”的战乱生活和极其困苦的年代后，诗人从“前进和回溯之间”探索着“希望和未来”，?他在《曙光》?中热切地展望着“黑夜”消失、“云雾”散尽后民族和国家“重生”的光明前景：

　　就站在春天太阳花瞻仰光明的方向/我们牵手一片曙光/当凝重的云雾在你我肩头/和十指间散去/冰封的沃土就要从最后一片积雪中/重生，拥抱一双勤劳的手/伊江啊！我梦寐的伊江/从此再没有失落的灵魂和荒芜的稻田

　　以黎明的祈愿为祈愿/我们牵手一片曙光/为了迎接一道飞升的光芒/我们必将牵手诗人和农夫/在家乡的田地和屋顶/种满龙船花/并且告慰于烈士的坟前

　　此外，其他“五边形”诗人也有抒写乡情乡景的诗作，如方角（张祖升）的《密支依落》、转角（段春青）的《独白》、《抹谷雨》、奇角（黄德明）的《腊戌谷》、《红色的稻地》、广角（王子瑜）的《泼水节》、《点灯节》、《春节》等，其中寄寓了诗人或怀想、或欣喜、或忧伤、或百感交集的复杂情感，同时也显示出“五边形”诗歌鲜明的本土化色彩。

　　其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及民主化的进程，“五边形”诗人也开始反思所处的现实社会，并希望在功利浮躁的现代都市之外寻找能够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有的还表现出人道主义情怀和追寻人类光明前景的愿望。方角（张祖升）的《角度》(51)写道：“整整三分之一秒钟/民主开始慢慢/给自由奸杀”，奇角（黄德明）的《我们走了很遥远》(52)也揭示了“光明世界”的荒谬性：“我们以为，我们/只要看见光明/就会得到和平与自由/可我们丢失和平与自由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明的世界”，转角（段春青）的《世界，你什么都不是》(53)则对现实世界表示深切的失望：“世界，我要你知道/我要的你没有/我看的你没有/我听的你没有/我想的你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面对现代社会浮躁功利的时代气息以及人们汲汲于物欲的躁动心灵，诗人云角（明惠云）和海角（流风）也写下嘲讽的诗句：“整座城市低着头/往往返返/刚结束一场搏斗/不自禁/又赶赴下一个屠场/在欲望急流里/翻来覆去”(54)，“像无形的血管/将人类/从蛮荒送往天堂/又从那儿/拾起欲望/回到蛮荒”(55)。而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则只想从“一片清幽”的大自然中寻找到安顿和愉悦心灵的精神家园：“熙熙攘攘/纷纷扰扰的尘世/只想寻得一片清幽/让我在里面可以//喝一口清水/吸一口纯氧//躺一下草地/看一下白云/追一下蝴蝶”(56)，“喜欢坐在那块石头上/晒太阳//前面一片青草/开着稀疏小花//只要倾倒些许微风/蝴蝶就会自个儿/跳起舞来”(57)。此外，有的诗人还表现出悲悯的人道情怀和追求人类光明前景的愿望，如转角（段春青）的《流浪者》描述了风餐露宿的流浪者对温馨生活的渴望：“你家在风中/你梦在风中/朋友和一双鞋/一个厨房和妻子/优雅的红茶街头/你赤裸着双手/也躺着双脚”(58)，还有奇角（黄德明）的《我希望，人们手牵着手》表示希望在诗人的“有生之年”，“陌生的人们”能够“手牵着手”，走向“光明”的前方。(59)

　　再次，与20世纪缅华新诗侧重反映现实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倾向相比，“五边形”诗歌更加注重向内心开掘人的精神领域，更为着力表现幽微复杂的心灵感受。作为扎根缅甸本土的中国移民后代，号角（王崇喜）内心深处对地理、血脉、文化原乡的渴念思慕，与在缅甸生长地落地生根的家国情怀相互纠结在一起：“翻开尘封的祖谱/滚滚的江河/沿着扩散的世代关系图/下泻//啊！/我是最细最远的支流”(60)，“原乡啊！/我想摸一摸你的脸/在父亲微笑时的皱纹边/那是日出山边的小径/小径穷时或许/就是原乡/我却未曾寻访//……这遥远而又亲切的距离/都只因风的缘故/如今卸下了过往的悔恨/只因我们都落了根/在此心安处”(61)。另外云角（明惠云）的《完美的干脆》展露了深陷情网的女子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思与情状：“沉醉于你神秘黑色的眼眸/我含情脉脉的羞涩/是这杯百感交集的鸡尾酒”，“你若是/那颗施了咒语的苹果/我欲狠狠一口咬下去/只为换取/一个干脆/一个完美的干脆”(62)。又如转角（段春青）的《一家人》：“餐桌上/只有一双筷子”(63)，该诗虽然仅有两个短句，却传达出诗人内心深刻的孤独感。还有方角（张祖升）的《今天可不可以想你》将“单车”与“雨”两种意象连接在一起，从中传递出分手后的恋人依然为情所困的复杂情感：“骑单车淋雨/没什么稀奇/心里面还甜甜的/只因想起你说这雨都酸酸的不要淋//留下了坐困愁城的情/轻轻的弄弦琴/一个孤单的我离开了一个孤单的你/不要紧/这场雨快要停/只是/可不可以想你”(64)。

　　第四，与侧重写实抒情的20世纪缅华新诗相比，“五边形”诗人的作品更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也更富于艺术表现张力。20世纪的缅华新诗大多属于写实抒情诗，其表现形式也大多直白质朴，缺少“余香”与“回味”。“五边形”诗人崛起于新世纪初期，其中的方角（张祖升）、号角（王崇喜）、一角（张芙秀）、凌角（耿林学）都曾负笈台湾，转角（段春青）、奇角（黄德明）、云角（明惠云）分别有着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生活经历。不过，无论是否具有留学或旅居海外的学习、生活经历，对于“五边形”诗人而言，在当下“世界科技和文化的频繁交流已然打破空间概念”的新时代，“五边形”就是这个“大时代的新生婴儿”——一个“独立而又脱离不了时代的新生命”(65)，因此“五边形”诗人已然打破缅华诗坛封闭多年的局面，多方借鉴和汲取包括台湾、东南亚在内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其作品也大多突破之前缅华新诗的写实抒情风格，较多地融入现代主义诗歌经常采用的象征、隐喻、暗示、通感等表现方法，因而也更具有艺术表现力。例如一角（张芙秀）的小诗《正如你不在时》以“煮菜”时“一下咸”、“一下淡”来暗示作者相思时的“失魂落魄”；奇角（黄德明）的《十个兄弟和双鞋》以屈原的“白鞋子”从汨罗江漂流到大海，象征着中国诗歌传统在海外的流播；号角（王崇喜）的《野苦瓜》以“红了”的“野苦瓜”隐喻作者幼年时经历过的战乱之苦，其另一首《相送——赠予诗友转角》则采用通感的手法，以“瘦瘦的思念”来表现诗人浓烈的乡思之情：“遥远的北方/呼唤着大雁的翅膀/而南国的芳草/又为谁绿了？/哦！是为你/——为你瘦瘦的思念”(66)。

　　此外，“五边形”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也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实验，有长诗、小诗、自由体诗、现代格律诗、散文诗等。其中黄德明的《十个兄弟和双鞋》多达108行，为“五边形”诗歌中难得一见的长诗，且充满奇思幻想与深沉意蕴；另外一些小诗颇为注重哲理意义，如号角（王崇喜）的《心灵》：“心灵啊！/当你歇下思想的锄犁/那蔓生的野草/又荒芜了我的心”(67)；还有一些自由体诗也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而采用特殊的句式，如广角（王子瑜）《思念狂想曲》(68)中的最后5个诗行：

　　离别撒下的

　　种子叫做思念

　　思念结出的

　　果实吃了会断肠

　　明知会断肠

　　却还是

　　心甘情愿地

　　把那苦果

　　一口

　　一口

　　慢

　　慢

　　啃完

　　从另一方面来看，“五边形”诗人在横向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同时，也能够从纵向去汲取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塑造自己的文化精神品格与审美价值取向。“五边形”诗人极为推崇屈原这位中华“诗宗”的人格与诗品，如广角（王子瑜）的《屈原之死》、号角（王崇喜）的《五月五》、《小雨——献给屈原》、奇角（黄德明）的《十个兄弟和双鞋》等均对屈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其中奇角的《十个兄弟和双鞋》以“十个手牵手的兄弟”乘坐“木龙船”，沿着“东方黄金海岸”去寻找屈原从“汨罗江”漂到大海的“白鞋”的历程，隐喻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10国的传播、流布和扎根过程：“双鞋淌进我的梦中/双鞋在我的心中扎根/像秋天的根茎埋进泥土/泥土在春天发芽/春天开着秋天的花朵/花朵在种子里睡眠/花朵在种子里写诗”(69)。另外如广角（王子瑜）的《与苏东坡对话中秋》、《读李清照》、奇角（黄德明）的《黄鹤楼》、《日光》、转角（段春青）的《我》、《下雨的城市中想你》、号角（王崇喜）的《葬春》等诗，也都融入、化用中华传统诗词典故或诗歌意象等；转角（段春青）也以“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这样颇具古典诗词意境的句子为其新诗集命名，由此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对这些以华语（汉语）为创作母语的“五边形”诗人的深刻影响。

　　诚如“五边形”诗人所言，诗是“一种美的存在”，诗的世界是一座“爱情岛”，(70)“五边形”诗人出生于缅甸不同城市，或旅居海外，或居住国内，彼此能够“凝聚邂逅”，其特殊磁场即在于文学所展现的“力”与“美”。(71)而“五边形”诗人的出现，则打破了缅华诗坛（文坛）长达多年的沉寂局面，为缅华新诗（文学）的复苏带来了“春天”的“新芽”，就如号角（王崇喜）的诗歌《折返》所写的那样：

　　我们曾经被迫，弃耕/灵魂，一度退守到/恐怖的热带雨林//……转身，惊见诗的天空/已搁浅太多的留白//雨打湿的梦，冷冷的/渗入龟裂的记忆/渗入五十年冰封的谷壑/苦寻，绿的喧哗//扛起荆棘嶙嶙的伤痛/我们原路折返，在那里/捣碎凝固的春天/然后，用它来唤醒一千颗新芽(72)

结语

通过以上的探讨和研究，本论文粗略探索了五四时期至新世纪初期缅华新诗的发展脉络，不同时期的缅华新诗与国内外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缅华新诗所接受的中外文学影响，以及缅华新诗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等，由此得以一窥缅华新诗史大约九十年间的某些发展状况。

　　尽管上述探讨仍然较为粗浅，但也是研究者对缅华新诗传统的探索和追寻。缅华诗人王崇喜在诗集《原上》的《跋》中曾提及其在游历澳大利亚期间，“一方面探索着未来，一方面也回溯过去。回溯过去，是为了发现生命的本真，探索未来，是为了发现生命的价值”(73)。若以此意推之，本论文也是意在“回溯”缅华新诗过去的“生命本真”，并由回溯“生命本真”而探寻缅华新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价值”，也即缅华新诗的传统和未来的发展对于缅甸华人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民族认同意义。

　　相信随着缅甸政治环境的改变，以及世界科技和文化的频繁交流，以“五边形”诗文组合为代表的缅华诗坛将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东南亚（世界）的华语创作圈，并期待在新世纪中开创缅华新诗（文学）繁荣复兴的新局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因此，作为缅甸华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缅华新诗（文学）的复苏与繁荣，也将为缅甸华人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复兴做出有益的贡献。

　　*笔者在撰述本论文的过程中，有幸得到澳门的缅甸归侨林清风老师、张平老师，以及缅华诗人王崇喜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谨此深致谢忱！

　　注释：

　　①③参见黄绰卿：《回忆老仰光日报》，《聂绀弩的诗迷》，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86页；第434页。

　　②参见聂绀弩：《序》、《读〈在酒楼上〉的时候》，聂绀弩：《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第101-103页。

　　④艾芜：《华侨诗人翻译家黄绰卿》，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765页。

　　⑤艾芜：《伊洛瓦底江》，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

　　⑥艾芜：《墓上夜啼》，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⑦陈翔冰：《玛尼扬娜》，《秋野》月刊1928年7月第2卷第2期。

　　⑧陈翔冰：《我是朵严冬的白雪》，《秋野》月刊1929年6月第3卷第1期。

　　⑨云半楼，又名云光甫，海南人，为缅甸归侨，曾任海口市文联副主席。

　　⑩参见艾芜：《序》、郑祥鹏：《黄绰卿传略》，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Ⅱ页，第777页。

　　?参见黄绰卿：《缅华文艺运动》，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61页。

　　?朱碧泉，另名乾泮，缅甸侨生，1922年赴广州岭南大学读书，为廖承志的同学。在广州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并加入当时的C.Y.（共青团）组织。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政策。同年12月11日，广州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朱碧泉逃回仰光。朱碧泉爱读鲁迅杂文，在缅华报章上发表一些讽刺旧社会和批判恶势力分子的文章。参见黄绰卿：《青年时代的战斗友谊——回忆朱碧泉兄》，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1-403页。

　　?参见林清风、张平：《东江纵队中的一位缅甸华侨女青年》（下），林清风、张平编著：《缅华社会研究》（第4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7年版，第332页。

　　?原载于《卜天旬刊》第63期，转引自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8页。

　　?参见黄绰卿：《救亡歌咏在街头》、《“双十节”和国歌》，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1-272页，第245页。

　　?参见林清风、张平：《缅甸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第135页。

　　?参见林清风、张平：《探寻缅甸华文报业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第83-86页。

　　?林清风、张平：《探寻缅甸华文报业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第86页。

　　?盼和：《我们的祖国》，载1952年8月2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彭彬：《我们把英雄高高抬起》，载1952年7月15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灯塔：《未来是我们的》，载1960年1月7日缅甸《人民报》副刊《青年园地》。

　　?智：《和平鸽》，载1952年6月2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中清甘：《让中缅的友谊开花吧！——欢迎周恩来总理》，载1956年12月17日缅甸《人民报》副刊《百花新诗社》。

　　?小羊：《如果我是歌唱家》，载1960年10月6日缅甸《人民报》副刊《青年园地》。

　　?双兴：《山恋山来河恋河》，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88页。

　　?援屏：《我的愿望》，载1960年1月26日缅甸《人民报》副刊《原野》。

　　?鲤鱼：《爱情的花束》，载1960年10月21-22日缅甸《人民报》副刊《原野》。

　　?千里、金光：《爱情篇》，载1960年6月22日缅甸《人民报》副刊《原野》。

　　?参见《发刊词》，载1956年10月16日缅甸《人民报》副刊《百花新诗社》。

　　?参见《稿约》，载1956年10月16日缅甸《人民报》副刊《百花新诗社》。

　　?沈多墨：《媒婆碰钉子》，载1952年5月30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彭彬：《我们把英雄高高抬起》，载1952年7月15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尹文琴：《敬爱的周总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欢呼你！》，载1954年7月3日缅甸《人民报》副刊《人民副刊》。

　　?参见王崇喜：《浅谈缅华现代诗坛的发展》，载台湾《乾坤诗刊》2015年1月第73期春季号。

　　??参见林清风、张平：《缅甸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第136页。

　　?参见“林清风加注”，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第7页。

　　?羊鸣：《永新之花》、《潇潇！飘飘！》，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109页，第110页。

　　?段怀忱：《皇城怀古》、《皇城浮想》，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16-17页，18-19页。

　　?参见林清风、张平：《缅甸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第136页。

　　?黄伟慈：《园丁颂》，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106-107页。

　　?李家文：《她的名字》，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366-367页。

　　?谢美玉：《永远地闪闪不息——为朱波四十六周年社庆而作》，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127页。

　　?倩兮：《前面的世纪是我们的——为缅甸华报三周年而作》，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第25页。

　　?思远：《伊江三角洲——美丽温馨的港湾》，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第72-74页。

　　?据林清风、张平二位老师于2014年12月13日写给笔者的信函内容。

　　?参见号角（王崇喜）：《缅甸五边形诗社的成长》，载2014年2月11日菲律宾《世界日报》副刊《文艺副刊》。

　　?号角（王崇喜）：《冬眠》，号角（王崇喜）：《原上》，《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24页。

　　?参见号角（王崇喜）：《跋》，号角（王崇喜）：《原上》，第91页。

　　?号角（王崇喜）《曙光》，号角（王崇喜）：《原上》，第48-49页。

　　(51)方角（张祖升）：《角度》，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一方诗》，《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73页。

　　(52)奇角（黄德明）：《我们走了很遥远》，奇角（黄德明）：《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42页。

　　(53)转角（段春青）：《世界，你什么都不是》，转角（段春青）：《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42页。

　　(54)云角（明惠云）：《蒸发》，缅华《五边形》诗社：《五边形诗集2》，《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13页。

　　(55)海角（流风）：《路》，缅华《五边形》诗社：《五边形诗集2》，第34页。

　　(56)方角（张祖升）：《一片清幽》，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一方诗》，第24页。

　　(57)一角（张芙秀）：《秋石》，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一方诗》，第35页。

　　(58)转角（段春青）：《流浪者》，转角（段春青）：《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第41页。

　　(59)奇角（黄德明）：《我希望，人们手牵着手》，奇角（黄德明）：《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第7页。

　　(60)号角（王崇喜）：《中元节怀古》，号角（王崇喜）：《原上》，第83页。

　　(61)号角（王崇喜）：《原乡》，方角张祖升、转角段春青、号角王崇喜、奇角黄德明：《五边形诗集》，《缅甸华文文学网》，2012年版，第45页。

　　(62)云角（明惠云）：《完美的干脆》，缅华《五边形》诗社：《五边形诗集2》，第89页。

　　(63)转角（段春青）：《一家人》，转角（段春青）：《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第74页。

　　(64)方角（张祖升）：《今天可不可以想你》，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一方诗》，第48页。

　　(65)参见《后记》，方角张祖升、转角段春青、号角王崇喜、奇角黄德明：《五边形诗集》，第124页。

　　(66)号角（王崇喜）：《相送——赠予诗友转角》，号角（王崇喜）：《原上》，第16页。

　　(67)号角（王崇喜）：《心灵》，号角（王崇喜）：《原上》，第37页。

　　(68)广角（王子瑜）：《思念狂想曲》，广角（王子瑜）：《时间的重量》，《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第22页。

　　(69)奇角（黄德明）：《十个兄弟和双鞋》，奇角（黄德明）：《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第40页。

　　(70)参见《序文》，缅华《五边形》诗社：《五边形诗集2》，第5页，第6页。

　　(71)参见《后记》，方角张祖升、转角段春青、号角王崇喜、奇角黄德明：《五边形诗集》，第124页。

　　(72)号角（王崇喜）：《折返》，号角（王崇喜）：《原上》，第90页。

　　(73)号角（王崇喜）：《跋》，号角（王崇喜）：《原上》，第93-94页。

　　［1］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2］聂绀弩：《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

　　［4］《秋野》月刊，1927-1929年。

　　［5］林清风、张平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5辑），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12年版。

　　［6］缅甸《人民报》，1951-1960年。

　　［7］林清风、郭济修、张平、许均铨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6年版。

　　［8］王崇喜：《浅谈缅华现代诗坛的发展》，台湾《乾坤》诗刊2015年1月春季号。

　　［9］号角（王崇喜）：《缅甸五边形诗社的成长》，载2014年2月11日菲律宾《世界日报》副刊《文艺副刊》。

　　［10］方角张祖升、转角段春青、号角王崇喜、奇角黄德明：《五边形诗集》，《缅甸华文文学网》，2012年版。

　　［11］缅华《五边形》诗社：《五边形诗集2》，《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2］方角（张祖升）、一角（张芙秀）：《一方诗》，《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3］转角（段春青）：《远处的水，近处的树，脚下的泥土》，《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4］号角（王崇喜）：《原上》，《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5］奇角（黄德明）：《十二个月亮十二个太阳》，《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6］广角（王子瑜）：《时间的重量》，《缅甸华文文学网》、《五边形》诗社2014年版。

　　［17］郭惠芬：《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东南亚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May Fourth to the New Century: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Burma’s New Chinese-language Poetry

　　Guo Huifen

　　New Chinese-language poetry in Burma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about 90 years from May Fourth to the early newcentury.From May Fourth to the mid-20thcentury，new Chinese-language poetry in Burma had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new May-Fourth culture in China，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s.By the mid-20th century，when the patter of Cold War was formed，with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breakout of Korean War，new Chinese-language poetry in Burma showed an obvious ideological tendency，emotionally oriented towards China，while also influenced b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viet literature.Between the late 20thcentury and the early 21stcentury，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Burma and frequent exchange of world technology and culture，the world of Chinese-language poetry in Burma，represented by the Group of‘Pentagon’，has seen new change and a new scene，expecting to see a newphase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newChinese-language poetry（and literature）in Burma.

　　May Fourth to the newcentury，Burma，newChinese-language poetry，history of development

　　I109

　　A

　　1006-0677（2016）2-0076-12

　　郭惠芬，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