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立　杨婷婷

　　台湾左翼诗人詹澈创作论

　　朱立立杨婷婷

　　詹澈是一位有着这种价值取向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个以笔为旗的诗人，同时也是位以脚为犁的革命家和深耕者。詹澈出生于世代务农之家，求学于屏东农专，叙写了原住民、外省籍退伍老兵、本省籍农民等叙事抒情诗作。值得赞佩的是，詹澈始终持有大中国诗观及汉语家园意识，企求将此在的家与彼在的家整合为一，而摒弃狭隘的族群意识以及愈演愈烈的所谓本土化思潮，其超越时代局限的远大胸怀，已成为其诗歌精神的标志。

　　左翼诗人詹澈；创作论；诗歌精神

　　“这是台风与寒流侵袭的岛屿/请站起来，站起来护卫我们的家园。”

　　——詹澈诗作《春风》

　　一

　　萨特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往往与他们介入社会的言行密切相关，“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①尽管萨特的知识分子观念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激进，也曾受到福柯等人的质疑和修正，但不可否认，介入社会确实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也是一些知识分子所崇尚或认同的价值取向。本文所讨论的詹澈就是一位有着这种价值取向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个以笔为旗的诗人，同时也是位以脚为犁的革命家和深耕者。

　　詹澈出生于世代务农之家，求学于屏东农专，青春年少时即与文友创办文学杂志并刊发大量写实性叙事抒情诗作，“分别叙写了原住民、外省籍退伍老兵、本省籍农民，这三者其实也是詹澈至今仍不改初衷的主要书写对象。”②1979年后回到台东，和父亲一起在卑南溪河滩地种植西瓜，与土地相依的农家生活给予他丰富的诗歌素材和深远的生命洗礼。迄今为止，詹澈出版了诗集《土地请站起来说话》、《手的历史》、《海岸灯火》、《西瓜寮诗集》、《小兰屿和小蓝鲸》、《海浪和河流的队伍》、《绿岛外狱书》、《余烬再生》、《下棋与下田》、《詹澈诗选》等，还有散文与诗合集《这手拿的那手掉了》和报道文学作品《天黑黑唛落雨——12万农渔民大游行传真》等著。其诗作多次获奖，《西瓜寮诗集》获第五届陈秀喜诗奖，《勇士舞》一诗入选1997年度诗选。詹澈的诗充满土地气息，有“农民诗人”之誉；但他的创作并不囿于此，“他写诗时从现实经验里超脱而出，以实际的行动改造诗的小我世界，也试图改造真实的大我世界。”③诗人的人生进程与底层弱势群体（农民、渔民、原住民、荣民老兵等）、与脚下的土地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联系，这不仅源于其出身成长背景等客观因素，也源自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改造社会的主观价值选择。詹澈曾明确指出：“我是出身于偏远的农村，看到台湾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农业和农民永处弱势，欲望不断膨胀，我比较心仪人道的、社会主义非商品化的价值观。”④他70年代末参加创办的《春风》诗刊就是“台湾最左翼的诗刊，开宗明义为工农为土地为劳动而歌咏。”（蠹鱼头即傅月庵语）八十年代以来，在坚持写诗的同时，他还投身农运及社运，曾任台湾农民联盟副主席等职，2002年发起“与农共生”十二万农渔民大游行并担任现场总指挥，2004年任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发起人，2004年是反军购公投辩论代表，2006年担任百万人民反贪腐运动副总指挥。他曾驰骋想象于西瓜寮，再穿越东海岸，复在兰屿岛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律动，见证现代化对原始生存状态的剧烈冲撞，继而在自我撕扯中努力挣脱“绿岛外狱”……詹澈从成长的那片梦土出发，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始终紧贴土地和大地上的普通劳动者，如对詹澈创作和人生有重要影响的陈映真先生所言：“詹澈总是有话要说，有思想感情要表达，而不是心中无物却要以空虚的语文强说的那种诗人。因此他写长诗，写叙事诗的作品不少。他以人物刻划、情境描写、对话、情节铺排，写老兵、写少数民族，写不幸的女人，写自己那极富移民拓荒精神、怀抱宗族家庭之爱、勤劳勇敢的祖父，写独守西瓜寮的种瓜劳动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诗，台湾很少人写，写小说的我爱看，相信一般人也喜欢看用诗写的故事。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诗创作方法。”⑤

　　二

　　詹澈最早的诗作收录在诗集《土地，请站起来说话》中。这一时期，土地和农民是其诗中最核心的意象。诗人长期生活、劳动在农村，乡村风土人情是他记忆深刻的成长背景，很自然地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他擅长于以写实手法，向读者呈现出广阔的农村风貌；他常选取平凡的乡村风物，描画出唯美宁静的田园图景，而置身其间劳作生活的农民则成为诗人聚焦的对象，勤劳淳朴却生活艰困的农民形象和如诗如画的田园景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土地请站起来说话——记贫农洪梅》就是这样的作品，诗歌分为五节，前两节里叙述年轻的农事指导员②骑车来乡间寻找农妇洪梅，“他像流云一样轻快，/他像乌云一样沉重，”乡村景象在小伙子的眼里如此轻盈掠过：“硕长的甘蔗、阔叶翠绿的玉米，/和一大片摇曳在阳光下，/穿梭着山羊的野银合欢，”年轻人眼中的乡野风景色彩缤纷美丽如画——

　　“山下，是一个村落。

　　有画一般幽静的小树林，

　　寂寥的牛车路和田野间，

　　浮泛出赭黄、黝绿的土鸡振翅的花红。

　　在冷静的山壁和温柔的溪水边，

　　反映出广蓝的青天和缱绻的白云，

　　也洒遍了一线线斜阳。”

　　但并不喻示着这是一片美丽祥和的桃花源，美好的田园风景反衬出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不幸。第三节里，诗歌主人公、年轻人寻觅的“可怜妇人洪梅”终于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辛苦劳作的农妇形象：斗笠下单薄的身躯，弯腰正给凤梨施肥，背上睡着她的一个孩子。诗人将接下来的篇幅给了穷苦农妇洪梅，面对官方派来的年轻农事指导员，她忍不住倾诉自己的辛酸境遇：“她蹲下来，在田埂上，/捂着脸哭泣：/——我头家已经死了，/——丢下五个孩子，/”自己像“瞎眼牛”一样苦做，忠实的纳税，面对的是“农产跟不上物价”的行情，公家承诺的补助款却迟迟不来，她和五个孩子度日如年，“——请问指导员，/我要怎样活下去？！”在诗的第四、五节里，农妇洪梅的诉说在延续，但悲苦的诉说已超出了她个人的范畴，变成了农民群体性的声音，尽管“我们像凤梨一样不爱说话”，“我们世代是这村落里，/不爱说话的农民。”这沉默卑微的群体正通过农妇洪梅发出

　　令人揪心的呐喊——

　　“土地，亲爱的土地，

　　如果你是农民的母亲，

　　请告诉我们：如何？！

　　我们才能与你相依为命？！

　　才不必去外地打工？！”

　　“土地，请站起来告诉我们，

　　只有我们农民落魄到这款地步吗？！

　　还是全世界的农民都这样子？！

　　土地，请站起来和楼房比比高低，

　　请站起来说话呀！

　　请向上天质问，

　　农民，是不是大地上，

　　最原始，最悲惨的人群？！”

　　这首诗中，土地成为习惯于沉默的农民群体倾诉委屈、心酸和不平的对象。显然，年轻诗人在情感上完全认同于笔下的农人，深刻的认同感和悲悯驱使他将农人的呼告、质问和控诉不加修饰地倾泻而出。直率峻急的朴实话语，正是诗人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的炽热情感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从叙事出发终而走向抒情，如朱双一、蒋勋等人所观察，詹澈早期诗作往往借叙事以抒情的“叙情”为基调，这种“叙情”与杜甫诗歌的“叙情”特征有着诗学渊源关系，正是这种“叙情”特质让诗歌从琐碎凡俗的现实描摹获得了超越和升华，⑥热烈饱满的情愫背后，是一种阔大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苦难意识。蒋勋认为：“詹澈的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所谓‘分行的散文’，所谓‘不够诗意的语言’，正是詹澈的诗敢于跨向生活的证明，没有火热积极的生活，绝不会有詹澈的诗”。⑦充分肯定了詹澈诗歌贴近农民生存境遇的现实感和生命力。早期的詹澈诗作写实、叙事成分较重，语言较为直白，不大重视精致含蓄的意象经营，热烈澎湃的主体情绪占据着重要位置，诗风感性而略显粗粝；但这些朴实清新、散发着浓郁土地气息的诗行，明确地为底层弱势群体发声代言，拥有特殊的能量和战斗力，恰恰是七八十年代关切社会现实、体察民生疾苦的台湾左翼知识人所热切期许的，也是一些无关民生痛痒的精英化诗歌所无法拥有的。

　　从诗作中可以看出，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坛重新发掘出的杨逵精神成为詹澈重要的精神能源，詹澈曾在诗中《别后已经五年——敬悼杨逵》向杨逵致敬，并自觉将自己的生命与前辈精神相接续：“您巨人一般的魂魄/始终如树根抓紧泥土/抓紧我的心/使我安心/如一粒种籽/甘于和泥土相依生存/且要生根”。而“向下探索泥土的民主，/向上追求阳光的平等”（《怀念友人》），则是詹澈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他之后的诗歌创作，也始终贯穿着关怀民生、争取民权、介入现实的思想主题。

　　三

　　詹澈稍后的创作主要收入《西瓜寮诗辑》、《海浪和河流的队伍》、《小兰屿和小蓝鲸》等诗集中，与初期的诗创作有了较大变化。澎湃的青春热血逐渐沉潜，步入中年的诗人对现实人生有了更加从容笃定的观照和思考。诗评家沈奇细腻敏锐地指出了詹澈三十年诗路历程的两个阶段：“前期着眼于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外部关系，国事家事，世道人心，激情燃烧，直言峻急，且带有明显的潜传记特征；后期逐渐转向对生命本身的关注，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人自身的关系，视野开阔，诗思沉着，有了更为深沉的律动和较为细致的肌理。两个阶段的关键性过渡，是为两岸诗界所称道的《西瓜寮诗辑》的写作。依然是乡土题材，依然满载着时代风云镌刻的‘裂纹’，也依然处处渗透着深入骨头的忧郁和悲悯，但其发出的声音和言说的旨归，不再是激越的呐喊与呼号，而复反转为呵护式的歌吟与理想化的吁请，从而生发出内源性的精神质地和内敛的、思辩的语言机制。诗人由此从青涩走向成熟为激情驱动的写作转而为有控制的艺术，而作为‘普罗’化写作的出发，也开始步入精英化写作的走向。”⑧

　　从《西瓜寮诗辑》开始，热忱浓烈的情感抒发逐渐转向理性思辨与深度寻索：“我必须继续/和日出辩证/什么才是会变的光/什么才是土地里不变的意志/和体内不灭的劳动能量”，这里的“土地”不再作为第二人称的呼告对象而存在，而成为抒情主体“我”生命能量的本源性象征，不变的是诗人对乡土风物和农人的深厚情感。诗歌《风景画》对瓜农们的辛勤劳作发出毫无保留的由衷赞美：“这是一幅，/无价的风景画。/任凭商人用支票和现金，/也无法买到的风景画。”诗的开篇即以毋庸置疑的口吻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不难看出，这种赞美与肯定同时也意味着作者对世俗社会商业化倾向的睥睨和反动。诗篇运用了不少动词，充分展示瓜农们劳动时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弯腰挪开浓密的瓜叶，/摘取一粒粒硕大的西瓜，/排列在脚下。//当我们抛上西瓜，/挑瓜的人顺势接住。”“我们摆好竹篮和扁担，/蹲下去，/挑起一担担沉重的西瓜，”③这些动词都朴实无华、毫无矫饰，正与农人们平凡单调而辛苦的劳作本身相称。日出而作的瓜农终于迎来日落而息的黄昏时分，这白天与黑夜的相交界处，真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乡村晚景：

　　“当天边的一轮夕阳，

　　劳动了一日，

　　像采收的少女红扑扑的脸，

　　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巧妙的是，整首诗里诗人都在描写瓜农的劳动，此处却偏偏把劳动的主角说成是“天边的一轮夕阳”，而将黄昏时分最美的太阳比喻成采收少女“红扑扑的脸”，将大自然永恒的美与乡村劳动女性清新健康的美融为一体，美妙动人，使得诗篇在朴素刚健的写实基调上生发出一线浪漫色彩。是的，我们不难从“有的打赤脚，有的穿布鞋”的装束、挑西瓜的“越老越坚韧”的肩、以及“因长期劳动而略为弯曲”的腿等细节绘描中感受到瓜农生存的不易和劳作的繁重，这些普通的农人早出晚归辛勤

　　耕作，可贵的是他们仍能自得其乐——

　　“当夜色在山峰罩上黑纱，

　　我们成排的走上河堤，

　　哼起调笑的、不知名的歌谣。

　　啊！这是一幅，任凭商人用支票或现金，

　　也无法买到的风景画。”

　　劳动过后的愉悦与满足感使诗歌顿时笼上了温情脉脉的轻松氛围，也更凸显出劳动者的坚韧顽强。因此，当诗的结语再次点题且重复开篇的断言，就显得水到渠成、掷地有声。值得留意的是，作者运用了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指称所有的劳动者，没有将知识者叙述人（诗人自己）和其他瓜农进行区隔，而是用“我们”这一称谓为作品营造出温暖、团结的命运共同体感。在詹澈诗里，这种底层命运共同体式复数第一人称叙述不仅意味着一种坚定如一的情感认同，也是劳动者主体精神的有力宣示。

　　《苗根与苗头》里，诗人同样运用了复数第一人称称谓，但意趣又有所不同，“我们是伸长了根的西瓜苗，/在灰黑松软，/干燥阴冷的沙地里，/用细致巧工的根尖，/探索地壳的空隙。”“我们是探出头的西瓜苗，……用向上的意志，/以向上的力量，/终于看见那千年不变，/坚毅、固执的/被晨曦拉长的农夫的身影”。从西瓜苗根和苗头的人格化视角抬头仰望大地上的农夫，这是作者情感认同和诗性巧思的结合，巧妙地将农民群体和“西瓜根苗”物象糅合于一体，铸造出农民千年不变的“坚毅、固执”形象，这形象无疑高大、刚毅而又与土地紧密相联（叙述视角自然达成此效果）。

　　类似的诗章在《西瓜寮诗辑》及詹澈之后的创作中屡见不鲜。带着对农民和土地难以割舍的疼惜、眷恋和敬意，詹澈不断书写农村的风土和农人的命运。金醒的石头“向天空传递着大地的密码”（《金醒的石头》）；相连的双生西瓜“交换着它们母亲的血液”（《双生西瓜》）；藤蔓与芽点、溪流与河岸在“用身体彼此牵引”（《牵引》）……这个阶段的诗歌中，詹澈对农村自然万物的观照更加细腻也更为诗性，诗中可见“太阳的脚印”、“月亮的脚影”、“摇头晃脑的白色芦苇花”、（《走在秋分向冬至的路上》）“蹲在山上的云朵”和同样“蹲着的山”、“夕阳被云吞进山的口袋”（《耳呗》）……童真有趣的想象、拟人化的修辞，每每赋予寻常的自然物象以灵动鲜活的生命气息，意象化思维的强化有效提升了诗质。诗人的笔下，西瓜寮不仅是台湾地区乡村的缩影，也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生命意义。“西瓜寮”、“瓜田小道”、“山溪河网”等自然事物，都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静静贴听：/瓜果长大的声音；/细胞在分裂；/皮网在扩散；/种子在变色……”（《声音》）西瓜寮里充满生命滋长的气息；“注视太阳又凝视月亮”、“长成它们意识的形状”的“西瓜”传递着朴素生命的忧乐之思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蕴含着祖辈相传的文化脉息的西瓜寮是詹澈的“梦土”，是未被现代化机器征服的原乡所在，它保有着朴实纯洁的风貌，滋养着粮食和生命。

　　同是乡土题材的农事诗，《西瓜寮诗辑》不同于诗集《土地，请站起来说话》之处，主要在于它超越了农村题材的局限，思考空间更为广阔深远。诗人写的依然大多是土地与农民，视野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性等丰富层面。在诗作《游行》里，作者不仅将聚焦点投向游行的农民和漠视农民利益的权力执掌当局，同时也返身观照参加游行的“我”自身。这是《游行》与前述的《风景画》一诗的明显区别。《风景画》里的“我们”贯穿始终，是一体的；而《游行》队伍里，“我们”的行进行列中，分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个体“我”存在：

　　“我走在队伍的最后

　　斗笠压歪了眼镜框

　　身上的笔留置在故乡的田园

　　像锄头柄和犁把斜躺在屋角”

　　“眼镜”和“斗笠”，“笔”与“锄头柄和犁把”，显然是诗人有意识并置的两对意象，造成两种身份（知识分子和农民）集于一身、相互交融而又矛盾的戏剧性效果。如此一来，“我们”的群体感和“我”的个体感得到了某种区隔。无疑，“我”生来注定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阿爸走在我的前面有些蹒跚/我还是农民的儿子”；但“我”毕竟又不再是纯粹的农人，思想和视野都自然会有所不同，以至于：

　　“我踏不准他（父亲）前进的脚步

　　我有太多的思想织就的字幕

　　在知识分子的眼镜片上闪烁”

　　由于诗中双重身份的自我形象的出现，给诗歌带来了全新的意识；这一形象的原初样貌或许就是当年那个听农妇洪梅诉苦的年轻农事指导员？但当时的那个年轻人尚缺乏明晰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而《游行》里的“我”则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拥有笔（也就拥有纯粹的农民所无法拥有的文化话语权）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这场游行进行了如下观察和分析：

　　“在充满着中产阶级的大都市

　　我们只是极少数

　　游行的队伍走成一个问号

　　我只是走在队伍最后的

　　隔着一小段距离的那个小逗点”

　　诗人认为，和占据着都市的主流群体“中产阶级”相比，游行者只是“极少数”，这是游行的农民所置身的一种现实处境。“问号”和“小逗点”的连贯性比喻不仅直接召唤出文字符号的视觉化意趣，也生动可感地写出了农运的困境和困境中坚持斗争的勇毅与可贵。对比于城市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问号”般的游行队伍显得有些孤单弱小；而对比于游行队伍中的农渔民们，“我”这个知识分子“小逗点”也显得有些特别。短短几行诗句，呈现出饶有趣味的两组对比关系。不仅于此，诗人还表达了“我”的坚定选择：“用身体连接着身体/以游行的队伍把街市擦亮”，无疑，“小逗点”是“问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我们”中人。这是诗人对自我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的有力表达。知识分子和农渔民等劳工阶层团结一体，为着公平正义的目标联手前行，终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诗歌的结语，宣示了一种激越的情怀和乐观的信念——

　　“这，不是革命

　　这只是比革命更好的图腾”

　　土地和农民仍是詹澈诗歌的主要立足点，但诗人的关怀面逐渐延伸及更广大的社会问题。诗作《支票与神符》除了实写农民“在沉重的贷款下喘息着过活”的生活困境外，展现了“支票”所象征的以金钱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商品化经济对以“神符”信仰作为支柱的传统农业的剧烈冲击，并且揭示了金钱利益对朴实人性的无情侵蚀，诗的末尾写道：“我们，不很认识字的西瓜农，/能认识是人，/就该以诚相待的道理，/能看清自私或公平的交易。/懂得神符即使不灵也无大害，/却永远搞不懂；/充满着欺诈，/可以倒人田园厝宅的/那张远方捎来的支票”，在商品化经济的洪流底下，农民遭遇欺诈，生活困窘，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淳朴真诚的相处之道，这一广泛存在于农民群体的人情人性正在饱受摧残。另一首诗歌《子弹和稻穗》里，描述了孩子们捡拾打靶部队留下的弹壳以及在收割后的稻田拾稻穗这两件事，将“稻穗”与“子弹”、贫困与战争、童真天地与成人世界相联系比较，别具匠心、促人深思。诗中的“我”“思考一种在人性空间里/难解的方程式/即子弹和粮食/经过小孩纯真的双手/在成人的世界里/往往变成权欲、战争与饥饿”。诗歌不仅以巧思给人启迪，值得称道的还有其自然贴切的意象经营和富有想象力的修辞手法：“弹孔重叠弹孔/一排排受伤的眼睛/像下垂的稻穗/用疲倦与悲哀的眼神俯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身上的‘热度’，到了《西瓜寮诗辑》却转为‘温度’而已”，⑨视野的广度和精神的深度让相对单纯的情绪“热度”有所降温，但现实关怀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则一如既往。

　　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詹澈中期诗作融入了大量浓得化不开的海洋性元素和原住民文化元素，《海浪和河流的队伍》和《小兰屿和小蓝鲸》这两本诗集④，展示了台湾东海岸丰富生动的山海景观和充满神奇启示的原住民文化，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原始与现代对话博弈的关系——无论是雅美妇女甩动长发的迷人舞姿（《头发舞》）、还是雅美男子雄壮彪悍的身躯（《勇士舞》），又无论是原住民“从土地深处，经过树的心里，以年轮的形式向上旋转”的庄严祷词（《祝祷词》），还是在海边“一直坐到夜浓发白”的长老“弹落的烟蒂星芒”（《长老抽烟》），抑或是“男人女人撼”的生命之舞（《海浪和河流的队伍——观阿美族千人丰年祭舞》），还是响彻山谷的灵魂天籁（《瀑布抽打山的陀螺——听闻布农族八部音合唱》）……无不在饱满呈现出原住民那具有土地根性的生命形态，无不在感佩原住民蓬勃丰沛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对自然神的无限敬畏。诗人由衷地喜爱和欣赏原住民的生命形态，他也感同身受地体认着这种生命形态遭受威胁时的痛苦，一些诗歌描述了原住民对部落族群古老生活方式的坚持及其艰难。在他的笔下，有穿着丁字裤蹲在海边默默吸烟的达悟族长老（《长老抽烟》），有同样穿着丁字裤“习惯不用点灯”在月光下吃晚餐的孤独老人（《孤独的晚餐》），还有“在原始信仰与解放神学的自省中/缓缓从环岛公路走回部落”的达悟族少年（《土地祠》）……不愿改变古老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固守自己的生活习惯以“维持着一点黑暗中的尊严”（《孤独的晚餐》）。在兰屿岛，诸多象征着现代科技、自由经济、现代化的器物，都与原住民生活方式发生着矛盾、摩擦甚至对抗。比如“中央气象台”，尽管“它以很现代的姿势/站在原始地标的最高处”象征着现代科技文明的无上权威，但对于“距离‘中央’文明很远”的达悟族老人而言，“中央气象台”带来的感受是复杂的，它是朋友，“也是既爱且恨的敌人”，因为它“要取代他海洋民族转化的父权意识”，

　　“他最原始的中央气象台，在丁字裤里面

　　他的敏感，他的敏感的气喘和风湿

　　几乎被骄傲的中央气象台取代

　　他的，人的本能的逐渐丧失”（《中央气象台》）

　　《测量》一诗中，云水之间的原住民与自然万物无比亲近，而对现代科技文明则不乏抵触心理：“当科技伪装成恶灵/用骗术测量他们的善良和智慧/当他们说我们和你们/用什么可以测量彼此的距离/听听海浪和彼此的心跳/不用测量自由的意识/用平等的阳光照见彼此的眼睛就好”，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到来往往伴随着暴虐和欺诈，打破了他们原本宁静和谐的生活，侵蚀甚至摧毁着他们的传统和认同。在现代化强势入侵下，他们固执而孤独地坚守，维护着族群的尊严——

　　“血液命名筋骨，筋骨命名脸谱

　　他们命名着自己的命运

　　在命名与命令之间

　　他们只服从自己的命名”（《命名》）。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中，詹澈的诗作致力于呈现原住民真实的原始生命状态并追朔其文化本源，为底层民众发声，呼吁社会平等对待原住民及其他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此阶段詹澈的诗歌创作灵活自如地运用多元修辞手法，以鲜明的理性驾驭情感，将浓烈的情感转化为清晰有力的意象，在语言的锤炼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突破。

　　四

　　解严后的台湾社会迈向民主化和多元化，但九十年代以来本土化及台独意识逐渐成为岛屿的霸权性话语，扭曲着台湾民众的历史认知和认同取向，去中国化的所谓“台湾主体性”喧哗甚嚣尘上。值得赞佩的是，詹澈“始终持有大中国诗观及汉语家园意识，企求将此在的‘家’与彼在的‘家’整合为一，而摒弃狭隘的族群意识以及愈演愈烈的所谓‘本土化’思潮，其超越时代局限的远大胸怀，已成为其诗歌精神的标志。”⑩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出超越岛屿偏狭意识形态喧嚣的两岸共同体历史观，《坐在共认的版图上——致沈奇》一诗中，言说两岸诗友“坐在共认的，共震的版图上”，其言外之深意不难体会；《金光大道——欣见南北韩两金第一次握手》则借南北韩领导人会面一事来表达对两岸关系走向的一种积极期许；而在《当两种梦正在成熟——台湾921震感》一诗中，批评了岛内意识形态激烈纷争对台湾命运前途的伤害，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始终不变的人民意识——

　　“在无法预测的未来

　　纯朴的大地和人民

　　需要片刻宁静，思考长久的和平

　　只因这岛屿，稍微扭动

　　稍微调整身姿，稍微拉直腰杆

　　一声喜乐的呐喊，或悲哀的欢呼

　　一次玩笑，或一次惩罚

　　或对全人类的第一百次警告

　　从震央，这岛屿的历史和地理

　　再也难于承受惊吓

　　当两种梦正在成熟”（《当两种梦正在成熟——台湾921震感》）

　　新世纪詹澈连续出版了《绿岛外狱书》、《绿岛外狱书续篇》两部诗集，与此前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研究者敏感意识到这一点：“两册380首尽是躯壳和灵魂的对垒；詹澈要用这些作品说明：诗人就是诗人，没有所谓的农民诗人，社运诗人。”?这种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真正的创作者和艺术家大多不愿被某个标签所框定而放弃探索更广大的世界和更丰富的艺术可能性。如果说作为农民诗人或农运诗人的詹澈在之前的诸多诗作中充分展示了农民（及其他底层弱势群体）的天然情感和左翼知识者的社会关怀，那么，詹澈新世纪的两部诗集似乎是在表明：诗不仅可以为群体的命运而呼告呐喊，也可以充分表征个体生命经验的丰富复杂；诗不仅可以直抒胸臆、载道言志，同样可以委婉曲折地言说自我、书写心象。在不少指涉性丰富难辨的隐喻性诗歌文本中，有一个非常鲜明易识的形式特征：“我”与“你”的话语情境以及情诗的形式，又不全然是情诗，诗人往往以被囚禁者的身份出现，“你”则是身份变幻不定的言说对象。出版社宣传语指出，这两部诗集“以情诗的形式及语言，以对话或自白以主观及客观，以纵深及横切，叙述绿岛从戒严至解严后，人的情感、灵魂与肉体，自由与道德间的矛盾与平衡。”?道出了诗集的核心内容和形式特征。这些作品语言技巧娴熟，“我”向“你”款款道白的言说形式带有隐晦的私语意味，情感浓墨重彩、爱欲描写大胆率性，一些诗则显得有些晦涩难解，但言说内容也并不限于私人生活。我们看到，监狱、牢房、牢笼、自由、大海、岛、岸、船、岩石、野草与药、硕鼠与雎鸠、灵魂、肉体、两性、床、情欲、婚姻、爱、红与绿、政治、革命、信仰、挣扎、憧憬、沉溺、超脱、追寻、矛盾……无数的意象、细节、片段、状态、场景、感觉、情绪、情感，当然包含着严肃的思想和庄严的行动，经由词语和想象的翅膀，被隐喻性地缝合、编织，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精神面相，而监牢、牢笼则成为诸多诗篇里不断复现的场景和诗人驰骋想象的思维原点。无论是回溯威权时期囚禁政治犯的绿岛，还是置身于当今绿化蔓延越来越绿的台岛/绿岛，无论是针对牢房内的铁窗生涯，还是监狱之外的“外狱”生活，作者显然都有话要说。

　　一些诗作中留下了诗人鲜明的左翼思想标识，如岛屿语境里敏感触目的“红色”。婚姻情感中的夫妻原本走在“一首诗的路上”，但却“凝视对方在红色思想和绿色理念之间，”成了富有岛屿特色的一对不和谐的“红男绿女”，诗作以红绿两色对应婚姻中的两性，由此管窥岛内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现状（《红男绿女》）。《红布巾》一诗里，作者由牢窗悬挂着的一块红布展开联想——女人的红裙子、红色思想、颜色革命、西班牙斗牛冲向死亡的红色盲点，在自由联想中重审自己二十岁的红色激情岁月。而在《祖母绿与鸽血红》中，“鸽子被玫瑰刺出血/你看见了，你看/那是我惯用的颜色——鸽血红/我常用我的颜色/向你诉说一种平等互惠的和平”，但是与我惯用的颜色“鸽血红”相对应的，却是“你手指上的祖母绿戒指/真的是你祖母送的台湾玉”。在两种颜色的对峙冲突中，昂贵的结婚戒指就如同鸽子的脚环，证明“自己能从一个牢笼飞往另一个牢笼”；反讽的是：你和我，以及两人所属的不同党派，都以为自己追寻的才是自由。这首诗不仅写因不同政治理念而相互伤害的人际关系，还借台共党员谢雪红的如烟往事和生命启示来勘破今人的红绿暗战，谢雪红是台湾乃至中国左翼运动史上命途多舛的女性革命者（日据时期曾入狱受酷刑、二二八起义的领导者、共和国的功臣、反右文革时被迫害致死），“曾经是共和国窗口盆栽的一朵红玫瑰/已被移植五十年/死后葬在八宝山”。而在此诗的情境中，谢雪红原是“你”曾经崇拜的名字。诗歌似在暗示“你”对历史人物谢雪红的误读；又似在感慨左翼先行者人生之可歌可叹；而深怀红色理念的“我”究竟何去何从，诗歌并未给出答案，但足以让人感觉到低气压下台湾左翼统派人士的纠结痛苦心境。

　　①引自乐启良：《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读书》2013年12期，第13页

　　②朱双一：《从叙情到感悟：詹澈诗艺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第74页。

　　③⑨萧萧：《詹澈：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4期，第12页；第15页。

　　④ 朱天心：《〈海哭的声音〉推荐序：此时此际读詹澈》，“九歌文学网”http://www.chiuko.com.tw/book.php？book=detail&&bookID=1270

　　⑤陈映真：《蓝博洲的报告文学和詹澈的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4期，第11页。

　　⑥朱双一：《从叙情到感悟：詹澈诗艺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第75页。

　　⑦蒋勋：《序·詹澈诗集》，詹澈：《土地请站起来说话》，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页。

　　⑧沈奇：《赤子情怀与裸体的太阳——论詹澈兼评其诗集〈詹澈诗选〉》，《诗探索》2009年第1辑理论卷，第158页。

　　⑩沈奇：《赤子情怀与裸体的太阳——论詹澈兼评其诗集〈詹澈诗选〉》，詹澈：《詹澈诗集·附录一》，台北：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75页。

　　?林韵梅：《读詹澈的〈绿岛外狱书〉》，詹澈：《詹澈诗集·附录二》，台北：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88页。

　　?台湾“作家生活志”网站：http://showwe.tw/books/books.aspx？b=584

　　（责任编辑：张卫东）

　　On Taiwanese Leftwing Poet Chan Che’s Writings

　　Zhu Lili and Yang Tingting

　　Chan Che，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is a Taiwanese leftwingintellectual with such a value orientation that renders him a poet holding his pen like a flag at the same time when he is a revolutionary standing on the plow of his feet and a deep plower.Born in a family of farmers for generations，Chan Che studied in Pingtung Agricultural School and wrote narrative and lyrical poems about the aboriginal people，veterans originally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peasants in Taiwan.It is admirable that Chan Che always adheres to the poetics of Greater China and a sense of Chinese-language homeland，seeking to merge the home here with the home there while abandoning the narrow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grouping and the thought of so-called localization that has been intensifying.In going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time，his broad-mindedness has become a sign of his poetic spirit.

　　Leftist poet Chan Che，on creativity，poetic spirit

　　I04

　　A

　　1006-0677（2016）2-0070-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台湾左翼文艺思潮与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2BZW088）。

　　朱立立，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杨婷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