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春明小说的身体书写
［马来西亚］许文荣
身体书写（the writingofbody）在当下这后现代的文学场中似乎无所不在、无可回避，甚至被提升到本体的书写层次，或成为表达创伤与文化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在边缘的批评模式中如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及少数民族批评等；或转为消费主义的倾向，身体成为被凝视、被偷窥、被凸显、被玩赏的对象，成为文本中最具魅力、最有愉悦性的物件。本文尝试探讨黄春明小说的身体书写，尤其集中在他六、七十年代所发表的几部代表性著作，试图归纳与分析他小说中几种类型的身体写作：即作为救赎的身体、作为霸权的身体以及作为嘲讽的身体。在论述这些身体书写的各种类型时，也尝试揭示各类身体书写潜藏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指涉。
黄春明；身体书写；救赎；霸权；嘲讽；受苦；匮乏
一、前言
身体书写古已有之。《诗经.硕人》便很细腻的描绘美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①对美女的身体各部位如手、皮肤、颈项、牙齿、额头、眉毛、笑容、眼睛等，以直喻的方式具体展示出来。这是多么自然又富美感的身体的描写啊！无论如何，由于后来身体受到莫名的贬抑，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体似乎被视为祸患痛苦的根源。②孟子同样也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倡导在必要时牺牲肉体以成就更高尚的仁义。身体成为了刘小枫所谓的“沉重的肉身”，对身体的书写也就走向极端的趋向：要么把身体视为污秽不洁、或神秘莫测的黑洞而避开；要么就是纵欲、赏玩、滋生阴暗心理的温床。这在当代的文学进程中仍然继续延续，例如在大陆文革时期对身体的绝禁与残害，或1990年代后极端的滑向下半身书写；台湾的情况也近似，在1987年解严之后，正如余光中所说，“天体营”大行其道。③在身体的肉欲性被高举，身体书写被理解为做爱、上床、妓女、手淫等泛滥的今天，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这一点非常重要。于此同时，也展示身体书写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代码，表达作者对文化社会的看法、愿望与理想。此文要重点探讨的是，台湾作家黄春明的小说创作中是否有身体书写？他的身体书写可以归纳为几个类型，这些类型有何文化社会政治的指涉？身体书写有两个面向：一是物质性、外在性的身体书写，如赫胥黎（F.Huxley）所定义的，与心、灵魂、精神相对的躯干。④一是代码化、象征性的身体书写，简单的说，塑造他者身体以符合主体的社会意图与想象。个人躯体的社会形象并不是来自自我设计，而是他者的创造。躯体物质存在的全部细节不可能完整无遗地进入公共视域，个人的身体将被他者的眼光所切割、分解、选择、重组——重组为他者所欲看到的社会形象。作者便是扮演了这种他者的角色，来塑造个别人物的身体形象。这样的身体书写可视为代码化的过程。
南帆认为在身体的书写中，代码的运用非常普遍。“作家可以不受原型的束缚，他可以遵循自己的想象随心所欲地描写人物的躯体。于是，躯体的物质存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扬弃，代码成为塑造人物躯体形象的唯一主宰。这时，代码的分析将充分暴露出社会文化对于躯体的种种预设和假定。”⑤身体以代码的方式来进行写作，可以再从伊格尔顿对身体/肉体的理解中获得提升。伊格尔顿说“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宝贵的成就之一。”他又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⑥因此身体书写成为反灵魂、反意识、反理性、反知识的策略。无论如何，为避免身体书写划入色情的漩涡中，肉体必须抓住灵魂的衣角，才能完成文学性的转化，成为真正的社会文化代码，成为具有反抗能量的书写策略，而非只是制造纯感官的刺激而已。我们同意拉康所说的：“身体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知识的形态或范畴，其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身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载体，绝非单纯的“肉体””，拉康甚至说：即便“男人”与“女人”也不是生理定义，而是人这个主体采取的象征性地位的符号（sign/signifier）。⑦因此我们在分析黄春明的身体书写时，暂时不去分析他自然实质身体的书写，而集中在他那些代码化/象征性的身体写作。为较清晰的进行分析，我们把他的身体书写分成三个类型来进行论述，即作为救赎的身体书写、作为霸权的身体书写以及作为嘲讽的身体书写。
二、作为救赎的身体书写
这类型的身体书写，在黄春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发挥的比较多，这或许是六十年代台湾经济逐渐转型，乡镇开始趋向城市化，对乡土的观念开始改观，黄春明以对乡土的爱，通过小说创作展开他对乡土的“救赎”。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乡土的救赎，不少是通过对身体的救赎来作为代码。这类型的身体书写，指的是通过对具体身体的使用，来进行对个人或家人/家族的拯救。在这类型下，我们可以举《看海的日子》（1967）、《儿子的大玩偶》（1968）为主作为例子加以讨论。《看海的日子》里的白梅，通过卖身与生育，对自己以及家人/家乡进行救赎。白梅8岁被生家卖给养家，14岁又被养家卖到青楼，但是她后来意识到可运用上天赐下的最原始的“身体”来改造生活，她也就渐渐要求自己适应迎送生涯。当然她知道自己的职业是低贱的，这使她感到自卑并且和正常社会的人有一种隔阂或鸿沟，而要破解这种莫名的隔绝，她最后似乎是运用一种苦行的方式，即通过一位女人最神圣的任务——生育来获得这种精神的救赎。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所带出的救赎主题，不只是物质生活的自救，也包括精神上的救赎。
白梅在长时间的迎送生涯中，小说如此描绘她的身体：“她走路的步款成了狭八字形，那双长时间仰望天花板平淡的小世界的眼睛，也致使它的焦点失神地落在习惯了的那点距离……”⑧；这是她出卖肉体所付出的代价，频繁的性交让她走路的样子不正常，长期躺卧让男人摆布也让她的眼睛失焦无神。一次她坐火车时被一位前嫖客认出，借故请她抽烟，却很轻佻的使用了“一支、一条、一根”这类具有双关语意（香烟/男性生殖器）的词，使她感到受侮辱。她为了救一位十四岁的雏鸡莺莺而被迫服侍一位长像很龌龊的嫖客，小说也有细致的身体描述。那位“兔唇的粗汉，……两个怪异且大的嘴巴用力地动着。在那人中的部位，缺裂得很开，同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两边横长出来的四颗大黄牙。”⑨有一次她因为一边与客人性交，一边又和莺莺谈话，结果被那位不满的客人刮了一巴掌，“左颊还红红地印着五只指头”⑩。她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得物质上的改善，不只是她个人得利，还包括养家和生家的经济，同时也让她亲生哥哥可以去截肢，拯救了他的性命。虽此，这却是她遭受到身体的摧残、侮辱及虐待兑换回来的，似乎在身体上已是残花败柳的，正如小说中的一段反问“女人就像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风雨的摧残，我们都离了枝，落了土了是不是？”?以花很生动地指称白梅的身体状况。
最后小说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白梅的生育过程，看来是有点冗长，但实际上是一段很重要的身体书写与其社会文化意义的延伸。当白梅决定了要生小孩，她是从那位男人的身体外形决定那位“真命天子”。“白梅一直都在注意这位年轻的客官。那健壮的肌肉发达得很均匀，……注意到他那整齐洁白的牙齿，注意到他清爽的目光。她看到他里面的一片良善的心地。”?。从白梅的凝视，男人身体的各种特征如年轻、健壮、齐牙、清目等，然后推论出他心地善良，这段身体书写是带有隐喻的，即白梅要的是一个优良的品种，这样才能够达致她的自救的目的。而为了生育，为了给孩子一个优良成长环境，她放弃了城市的生活，回到农村，回到生育她的家乡。虽然刘登翰认为安排白梅回乡，那是作者很主观的愿望，因此认为黄春明对安排白梅的结局过于理想化，不符现实情况。?无论如何，黄春明虽然是乡土作家，但他不是典型的写实主义者，他对乡土的情感让他在下笔是带有更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主观的叙述中，可以归纳出他到底有怎样的写作意图。
显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黄春明有意救赎乡土的文学式表述，而从情节的发展来看，白梅的回归也在情理之中：一是白梅从八岁便因家穷被卖，这是她最念兹在兹的地方，可从她回归后对家乡的一切都很熟悉并感兴趣看出。再说，养家只看钱，对她并不好；二是她要找一个好的环境来养育孩子，选择自己的家乡也是很自然的，至少有自己亲生妈妈的协助与陪伴。无论如何，与身体书写比较有关联的是白梅的难产。这段生产的历程写得异常详细，白梅似乎是通过一如宗教的苦行般来获得自我的救赎。这段叙述让读者看了心惊胆战，白梅在一支一支催生剂的注射下，一次一次遭遇了巨大的痛苦：“再三地打了催生剂，一阵一阵撕裂般的疼痛”、“每一阵的催生都将痛苦化成力量在那里挣扎”、“六个小时了”、“她全身湿得像从河里捞起来”、“老母亲从头到尾陪在身边心痛得不断流泪”、“根本还不见孩子的头，羊水已经流光了”、“她像一头驮着笨重荷物的象”?。白梅在作者笔下，就如一名宗教的苦行者，一而再的通过身体的受苦来获得自我的升华。最后白梅终于越过了“苦海”，终于诞下一名男婴。有了孩子后对白梅来说是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来，过去因卖淫为生的羞耻感与罪恶感顿时消失，“曾经一直使她与这广大人群隔绝的那张裹住她的半绝缘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透过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了。而她本身就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一个分子”。?
黄春明写于1968年的《儿子的大玩偶》，主人公坤树也是通过身体的受苦来获得个人与家人的救赎。坤树由于一直无法找到工作，在近乎拮据而怀孕的太太被迫要堕胎前，接到了一份所谓的“人体广告人”的职业，小说有相当精彩的“受苦”身体的叙述，和白梅一样，坤树也通过“苦行”来自我救赎，同时也拯救即将被打掉的孩子与整个家庭。
这份人体广告人的差事肯定不怎么光彩，不然就不会受到大伯严厉的责备：“坤树！你看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来呢？！”?模样——身型的模样，这词用得很精妙，指坤树因为要吸引人们的眼球，去看他挂在身上的广告，而把自己化妆为“非常人”。是的，这份工作每天把自己装扮成小丑模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坤树也经常感到很纠结，甚至很茫然：“从抽屉拿出粉块，望着镜子，涂抹他的脸，望着镜子，凄然的留半边脸苦笑，白茫茫的波涛在脑子里翻腾”。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脸部的表情，揭示坤树的内在心思。
小说继续强化坤树在身体上的苦行。在大热的天气中，他“一身从头到脚都很怪异，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打扮的坤树，实在难熬这种热天。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在这种大热天，那样厚厚的穿著也是特别引人的，反正这活儿就是要引人注意”，“脸上的粉墨，叫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熔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倒是显得凉快地飘颤着。他何尝不想走进走廊避避热？但是举在肩上的电影广告牌，叫他走进不得。新近身前身后又多挂了两张广告牌；前面是百草茶，后面的是蛔虫药。这样子走路的姿态就像木偶般的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几个钱，总比不累好。他一直安慰着自己。”?小说细腻地借着主人公身体的苦行来提升经济能力（能多要到几个钱），甚至身体被非自然的扭曲。这样的“苦行”有点像兴都教徒，借着肉体的苦行还愿，以获得个人的救赎。
他对这份工作的过度在乎，当被经理叫到要和他谈话时，他以为这工作恐怕就要丢了，小说对他那时在身体上的表情，描绘得丝丝入扣：“他忧虑重重的转过身来，那湿了后又干的头发，牢牢地贴在头皮。额头和瓘骨两边的白粉，早已被汗水冲淤在眉毛和内向凹入的两眼的上沿，露出来的皮肤粗糙得像患了病。最后，他无意的把小胡子也搞下来，眼巴巴的站在那里，那模样就像不能说话的怪异的人型”?。这段叙述把坤树的身体扭曲推向极化，他的身体此刻已经成为了“怪异的人型”了。
由此可见，这份让主人公身体受苦、身型被扭曲的工作，他仍然超乎寻常的忍耐到底，因有了这份工作让太太不必打胎，自己也在太太面前寻回尊严，他甚至喜悦莫名：“坤树十分高兴。这份活儿使他有了阿龙。有了阿龙叫他忍耐这活儿的艰苦”。由于他早出晚归，只有中午回家吃饭时才有机会见到儿子，儿子见到他的模样几乎都是那人体广告广告牌的小丑模样，不只不感到害怕，反而习惯了他这样的装扮，“他（阿龙）喜欢你这般打扮做鬼脸，那还用说。你是他的大玩偶”，当他太太这样告诉他时，他甚至是得意洋洋的。最后，当广告的方式改为三轮车时，他回复正常的模样，儿子反而不认得自己的正身，为了逗儿子开心，他只好再打扮成小丑的模样来。这是具有象征性行为的，他愿意一直以身体苦行的方式来换回自我以及家人的救赎，因为对他来说，儿子就是他未来的希望与保障。?
三、作为霸权的身体书写
古往今来，对个人的逼害很多时候是从对身体的戕害开始，或者是对身体的施虐，或者是限制身体的自由等。作为霸权的身体书写可从两方面进行：其一是直接的叙写身体如何被霸权者施暴，批判霸权者的残酷；其二是挖掘霸权者的种种丑态和行径，对其进行逆反二元对立的挖苦和戏谑，而在黄春明的小说书写中，两者都涉及，不过以后者为多，也写得比较精彩。在作为霸权身体的书写中，黄春明发表于1973年的《莎哟娜啦，再见》发挥得最为精彩。这部小说叙述一位台湾知识分子（叙述者）无奈要带七位日本商人到自己的家乡礁溪嫖妓，但实际上却以民族主义的视角对这批所谓“千人斩俱乐部”成员进行挖苦。这群“千人斩俱乐部”的七名成员，一生想和1000位女人做爱，就如以前的日本武士，一生要杀一千个仇人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原则，除了太太之外，不和一个女人第二次有性关系。因此，他们便来到台湾寻欢，而且要深入台湾的深远地带。叙述者黄君受上司的任命，别无选择要带这七位，和他们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七武士”去嫖自己的女同胞。小说形容过去日本人的霸权，是通过对身体的戕害来表征：“据说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祖父，他的右腿在年轻时，被日本人硬把它折断。”“有一位令我们同学尊敬和怀念的历史老师，他曾经在课堂上和着眼泪，告诉我们抗战的历史……这位南京人的历史老师，拿出外国杂志上的图片，让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我们看到被砍首的中国人，被刺刀刺进肚子的孕妇，其中最难忘的是，一群中国人紧紧地手牵着手，有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场面”?通过对具体的身体残害，如右腿被折断、斩首、刺进孕妇肚子、手牵手被集体活埋的描述，控诉日本人二战期间的粗暴残虐，令人发指。
二十年后的196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的起飞，使他们又开始侵占他国，不过不是以坚船利炮，而是以经济资本，到各国去投资，产生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瞧不起台湾，叙述者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不，不只是意识上的感觉，实际上的日本商人，来台湾在商业上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就是在他们的经济殖民地上昂首阔步”?这让叙述者感到很反感，加上这次这七位日本商人专程来嫖自己的女同胞，正如后殖民论述所强调的，殖民者以前用枪弹殖民，如今则以经济霸权来牵制他国，而黄春明在小说中，甚至形容这些过去的宗主国，以男性生殖器来蹂躏他国（台湾）姑娘。为了反抗这种霸权，作者以对他们进行挖苦与戏谑的策略，来消解他们的气焰，反过来获得一种主观的胜利感。
首先叙述者展示了日本人的不知羞耻的当街小便的行径。若正如斯特拉森所言，“人体器官和人体排泄物，既构成了人的身体，又构成了人的状况，它们还是人际沟通的符号。”?；“当街小便”这行为，表征的是日本人对前殖民地台湾的轻视与贬损。“他们嘻嘻哈哈不约而同都下来，在路边站一排小便。……当载满男女游客的游览车，从他们身边擦过的时候，他们还从从容容谈笑，还有人竟然一边小便，一边回头对着游览车上的人笑。”而这种行为甚至是在殖民时期已经延续下来：“以前听老一辈的人每说起日本人，总是会提到日本的男人最喜欢站在路旁小便的事。当时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但是，现在看到他们一排站在那儿，不顾一切，随心所欲地小便时，我才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那么在意这件事，并且也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称日本人叫狗，或叫四脚仔的道理来”?。这段叙述很巧妙，前大段叙述日本人当街小便的模样，同时又把日据时期日本人的这习惯结合在一起追算，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活该被中国人称为狗，或以四脚走路的野兽，这是中国人/台湾人对他们的反抗话语。
此外，叙述者也借着妓女小文的身体与言行来挖苦日本人。小说先让小文被落合拥入怀里，在落合身边的佐佐木想要乘机摸她的身体，叙述者借小文的口骂他们为“色鬼”，又对着佐佐木说“朋友妻，不可欺”的话，因为小文“除了落合，不让他人碰她”，之后叙述者便大发日本人不如妓女论，这是一种所谓的逆反二元对立的策略，先消解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优势，再把它们贬抑为比自己更不如的卑微身份，故有接下来的这段叙述：“小文毕竟是中国人，她虽是妓女，这群日本人和她比起某种文明来，实在不如。大概日本人被中国人讥笑做狗，也有这个因素吧”?，再一次把日本人指称为狗。
接着下来更绝的是，叙述者以更不堪的方式来戏谑日本人的身体霸权。本来这群日本人是想来嫖台湾女人，以满足他们在性欲上的狂妄自大——与1000个女人上床，无论如何，他们之所以能够狎玩女人，靠的不是自己原本的性能力，而是依赖印度神油的帮助，总之他们的身体并不如想象中强大！“黄君还年纪轻，不像我们，他可以不必用……但是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说想千人斩谈何容易。”主人公黄君与这些日本人的年龄的对比，似乎喻表着台湾仍然年轻，尚有巨大的潜能，而日本已是日落西山老人了。“他们这些笑容（优越感），就像都是靠印度神油和其它药物支撑起来的。”?想想这群日本人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他们的优越感是靠外在的、虚假的、似是而非的事物支撑着，而非真正的内在强大。而当他们用了印度神油后，由于是有时间性的，他们表现得急不及待地要小姐来服侍的窘样，叙述者甚至反过来有点可怜他们，为他们说服业者把小姐即刻送来。在那当儿，被压抑的“他者”（叙述者）反过来成为了施舍者，这确实是很有效的消解霸权的策略，比直接的谩骂斥责来得更有文学性。
当然这部小说对这群高姿态的日本寻欢客的最大戏谑，便是揭示了他们的下三滥嗜好，即收集与他们性交过的女人的阴毛。“原来这小册子是他们拿来做千人斩的备忘记录；每一页上面都写明了地点日期，小姐的名字、体型、做爱的感觉和情况，还有评语。底下半页空白是留下来用透明胶纸，贴牢一根小姐的阴毛。”?从一开始展示日本人的当街小便、到依赖印度神油、到急不及待的窘样，最后到收集女人阴毛，小说很有策略一步一步的对日本人霸权身体的消解，逐渐地把他们的霸权逆转为非常龌龊可耻的行径。这样的书写已经不可能是无意识的身体书写，而是很自觉的利用它来戏谑、挖苦及消解日本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霸权气焰。
四、作为嘲讽的身体书写
黄春明小说的第三种身体书写类型是“作为嘲讽的身体书写”。这类型突出身体的某部位，以便集中对其进行嘲笑或贬低，同时凸显自我的优越。在这类型中，《我爱玛莉》（1977）与《小寡妇》（1975）这两篇发挥的最具体。在《我爱玛丽》这篇，叙述者巧妙的以动物的身体为转喻，对美国的优越性进行嘲讽。小说中的混血狼狗玛莉有两个部位被突出，一是牠高头马大的外形，二是牠身体内部的发情期，实际上是要嘲讽美国人的“大而无用，以及好色行为”。同时也嘲讽主人公假洋鬼子戴维/大胃轻重不分，一味的崇尚美国生活，坚持领养玛莉，以致妻离子散。戴维的前上司卫门要返回美国，家里养的混血狼狗玛莉要送人领养，戴维便极力争取领养玛莉。小说描述戴维和玛莉首次邂逅时，正好是玛莉的发情期，有一些相当搞笑的身体书写。“狗……马上转身又跑到大胃的身边兴奋的嗅个没完，尤其嗅到他的下体部分，竟然停下来深呼吸，害得大胃有气无力的叫着，‘玛，玛莉、玛莉’身体越往后缩，屁股翘得越高，整个人差点瘫痪起来，而那个宝贝地方，竟然像结了冰似的发麻。”大胃的身体在这里变得很滑稽、很扭曲，对他盲目的“醉心于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支持着他想领养玛莉”?，进行巧妙的身体嘲讽。类似的描写不只一次出现，显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例如：“玛莉一跑过来大胃这边，乘他一不注意，又把鼻尖从他的双腿之间钻进去，这时卫门太太正好送上咖啡，大胃很快的用力一推，双腿咔嚓一夹”，“玛莉的鼻尖动不动就往大胃的腿缝钻，害得他不能不学大小姐的坐态，把两个膝盖靠得紧紧的斜放在一边。”?
玛莉身体庞大的突出书写，可以从大胃的太太（玉云）见到它的表情显示出来。“当玉云把门一打开，看到一只臃肿得像褐色的熊的玛莉，吓得差些就把打开的门又掩回去。她本能的把小孩子拉在一块，整个人绷得僵住了。……所谓的玛莉，竟然是这般活生生的庞然大物。”玛莉虽然身高马大，但是却呆头呆脑，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牠把大胃好多盆心爱的兰花打破了，把名贵的地毯弄脏，牠被带出溜达却横冲直撞，差点找不回来。更让玉云和大胃关系破裂的是，牠竟然挣脱锁链，跑出去和外面的土狗交配。这是大胃最避忌的，因为大胃一直认为玛莉是一只纯种狼狗，殊不知牠只是一只在兽医面前不值一文的杂种狼狗。小说也对玛莉和土狗交配这幕进行透视，以带出更深邃的嘲讽。“玛莉竟然不知怎样跑出来，在门口跟一只比牠小很多的土狗交配上了。”?突出了大小之别、狼狗和土狗之分，但玛莉因贪图享受而逾越了界限，把牠平民化了。“在门口，玛莉跟那一只在大胃眼里是不知死活的土狗，仍然牢牢的结在一起……戴维怒气冲天的跑出来，一手”抓住玛莉的链子，一手狠狠的抡着棍子，往享有艳福的土狗打将下去，连着打了两三下，土狗痛苦的惨叫不停，也在痛苦的挣脱下，脱了缘结跑了。”首先，黄春明以巧妙的身体描述，特别是两狗交配的当下，形容为“牢牢的结在一起”，离了交配为“脱了缘结”，以抽象来形容具体而不去加以渲染动物交配的情景。而大胃如此的“怒气冲天”，因为他感觉玛莉的“高贵”被土狗所“玷污”了，正如自己的“高人一等”的虚假感觉被土狗所玷污一样。土狗是本土的表征，他千方百计的要过着美国式的生活，想把自己超拔于本土之上，臻至更高尚的美国文明。但是作者却安排了发情期的玛莉跑出来与土狗交配，不能不说是对这现代假洋鬼子的嘲讽。接着，小说情节继续加强这种嘲讽，大胃竟决定要让玛莉进行打胎，他无法接受玛莉会生下混种狗，一方面是对卫门太太的承诺，更重要的因素是这隐喻了他自己的美式生活的不纯粹、不正统。因此，与其说是为了保存玛莉以及牠的下一代的纯种血统，不如说是要保持他美式生活的“正统”。无论如何，这在大胃眼中的纯种狼狗，在他的多此一举的行动下，因为兽医给他注射的不是打胎的子宫收缩剂，而是动情激素荷尔蒙，让玛莉的发情状况推倒极点：“玛莉用力咬着木头呻吟的样子，……玛莉的阴部，流出一些带血的液体，还有看玛莉的下半身不停的发颤”?。这段近似黑色幽默的描述，实际上是要继续把喻表“美国”的玛莉，从一个高头马大的形象，成为一个情欲冲天而无法获得满足的可怜虫，反过来乞求大胃怜惜，颠倒了大国的形象，反而要从小国中获得怜悯与安慰。
这样的嘲讽在《小寡妇》中也有很精彩的表述。《小寡妇》这篇小说极富讽喻特色。为了吸引更多越战美国兵来度假消费，酒吧经理马善行建议改变吧女的形象，转为富中国传统色彩的寡妇装扮，以让美国阿兵哥更感受异国情调。小说里头有两则通过身体书写所带出的嘲讽。这种嘲讽具有颠倒主客优劣关系的倾向。第一则是小寡妇阿美治好了美国士官长路易的阳痿症。路易在一次围剿敌军的行动中一无所获，只见到一具“光裸下体的女尸”。他脑羞成怒，对着那女尸的下体（已经腐烂不堪并充满蛆虫）开枪乱扫，“眼看那女尸的下半截，在一串枪声中跳了几跳，那镞忙碌着蠕动的蛆虫和烂肉都没有了”。说也奇怪，曾在沙场出生入死的路易，对此事却异常的不安和矛盾，更因此而阳具无法正常勃起。后来他在西贡曾找吧女寻欢，“自己一向颇具信心的阳物，竟龟缩得像一颗虫蛹。”?他的突发性不举，也可理解为叙述者对他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美国符码的嘲讽，他们的凶残行径表现在对尸体阴部的疯狂扫射。表面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实际上内地里却是缩头乌龟，往往因为内心的过度恐惧而产生过激的反击，不举的症状也是过度的恐惧的后果。路易的症状找了牧师和医生——代表美国的优越文化与先进科技都无法获解决，小寡妇酒吧的吧女阿美，却神奇的让他的病状不药而愈。到底这些吧女有什么特异功能，“我们的小姐们，完全是清一色，像清宫秘史里面的打扮，当然，民初也可以，完全是中国的打扮就行了。”?。这种中国式的装扮让路易产生异国情调，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通过一段路易窥视阿美的身体的描写表达出来“路易看阿美低头离开视线，他的眼睛趁虚，在阿美的身上搜索起来。他的视线，在她没有被茶几挡住的上半身溜转了一下，回到她的胸前打住，开始留意中国绸缎的图案和质地，那种东方古老的神秘感，无意间从心底升起迷惑，幻想着透过那一层古老的图案的皮肤，一种异趣香味，也同时泛散出来”?。路易对阿美身体以及身体的中国服饰产生异国情调、神秘感，以及性幻想，这性幻想刺激了他的性功能，使他很有满足感。这段具有嘲讽意味的书写，主观上打破了台湾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崇美现象和心理。?
另外一则故事，涉及吧女菲菲和年轻美国兵比利的，基本上也是借着嘲讽的身体书写来消解台湾人的崇美现象。小说描写了菲菲把喝得烂醉的比利带回家时，对他进行近距离的注视：“她凑近他，看他白白的皮肤，挺挺的鼻子、长长的睫毛，红红的卷发，她感动地观赏这个垂手可得的美男子”?。这段身体书写突出了美国男士的外观，把他塑造成一个美男子，符合当时台湾年轻女性对美国年轻男性的想象。无论如何，这个外型优越的美国人，现在却躺在中国女人的身边，不是那么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是“垂手可得”。这样的书写把美国人的高大形象平民化了。不只于此，在比利离开台湾之前，菲菲送了他一个保平安的红色小香火袋。回战场不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比利的军队被越共狙击，队友全亡，只有他逃过死劫。他回来台湾找菲菲，要感谢菲菲送的小香袋救了他的命。无论如何，“我的左手没有了”。当菲菲弄清楚是什么事的时候，虽然“露出因为难过而变形的脸，僵住了。”但是，她很快的说：“比利，到我家去好吗？”?这是一个具有象征的行为，一个中国的小香袋竟然发挥了如此神奇的功能，拯救了一个年轻美国兵的性命，这本身便是具有嘲讽意味，而菲菲最后把失去了一支左手的比利带回家，不只表达了菲菲对一位身体残缺的美国人的不嫌弃，还可能喻表了她愿意收留他，把他留在身边。通过菲菲的行为，中国文化的优越被支挺出来，而美国人的超拔形象被消解了，成为被同情被保护被收留的群体。
五、余论
黄春明小说的身体书写不是煽情的下半身或讨好读者的天体营会，反之还是相当含蓄、克制、不刻意、不张扬、不渲染等，而是对躯体旁敲侧击、巧设妙喻，点到为止，更重要的是以身体作为一种代码，对现实社会与当下文化进行干预，表达主观的意愿和看法。显然的黄春明的身体书写不会是梅洛庞帝（1908-1961）所倡导的身体本体性的取向，不是为写身体而写身体，或以写作身体来与理性、意识等抗衡，而是很自然的流露，甚至有时是不自觉的身体展现，即顺应情节的需要，同时又把他写作意图的翅膀展开来。正如英国学者布莱恩.特纳所讲的，“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于社会之外。”?黄春明似乎很善于把人的身体表现与社会心理和现象联系起来，可在具体微观中展示更宏观的社会操作，进而对社会的干预，以表达作者个人的观念与愿望。初略的归纳，黄春明在1960年的身体书写，企图通过对个人、家族的救赎表征对乡土的眷恋与拯救。这或许是黄春明担忧乡村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失去了作为乌托邦乡土的特征。进入1970年代，身体书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症候”，为社会文化的病状把脉，去昭现个人对社会的诊断结果。其中导致乡村遭遇现代化/资本化冲击的两大源头国——日本与美国，显然成为他要嘲讽与消解的外来经济与文化霸权的靶子。
身体的受苦和身体的匮乏似乎是黄春明身体书写的两个时代印记，来暗示他对这两个重要年代的不同愿望。1960年代的自我救赎，多为主人公近于宗教式的身体苦行以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救赎。1970年代的身体书写多数集中在身体的匮乏，不管是作为霸权的身体、或者作为嘲讽的身体。身体的匮乏包括性欲的匮乏，如《莎哟娜啦，再见》中的七位日本商人；性能力的不足，如《小寡妇》中的美国士官路易；或者肢体的残缺，如《小寡妇》里头的年轻美国兵比利没有了一只手。而这种匮乏，都表征了日本、美国两大国，即便他们在台湾人眼中再怎样优越，实际上他们在文化上或心理上还有不足之处，而台湾恰恰可以填补他们的不足。从自救到他救，从身体的受苦到身体的匮乏，黄春明笔下的身体书写，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后殖民文本策略。
①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5页。
②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十三章，第87页。
③余光中：《狸奴的腹语——读锺怡雯的散文》，锺怡雯《垂钓睡眠》序，台北：九歌1998年版。
④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3页。
⑤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111页。
⑥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2，pp.97-8，109.
⑦Jacques-Alain Miller ed.，Jacques Lacan:Anxiety-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pp.87-8.
⑧⑨⑩???黄春明：《看海的日子》，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第13页；第17页；第20页；第24页；第37-38页；第67-69页。
?刘登翰：〈台湾经济转型期的乡土眷恋和都市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一面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第13-14页。
?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第74页。另外，有趣的是，小说安排白梅回归乡土，似乎预示了作者1980年代的回归家乡之旅。从八十年代开始，黄春明减少了小说的创作，实质参与了宜兰家乡的历史文化建设的工作，如成立“黄大鱼儿童剧团”、改良本土戏曲、编写《通俗博物志图鉴》、恢复宜兰旧地名等。见宋雅姿：〈生活就是小说：专访黄春明先生〉，《文讯》第226期，2004年8月，第135页。
??? 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第13页；第11页；第31页。
?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身体书写，在黄春明另一部六十年代的小说《青番公的故事》也凸显出来。一生命途坎坷的青番公，熬到了70多岁，总算老怀告慰了，因为他身旁有了一位男孙，以后可以继承家业，把它辛苦积攒的家业发扬广大，过去的各种厄运也就随风而逝。小说中有一段有趣的身体描写揭示他内心感受：“小孩子已经睡了，老人轻轻地把小孩的脚摆直，同时轻轻地握着小巧的小脚丫子，再慢慢地摸上来，直摸到小鸡子的地方，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万万没想到今天，会有一个这么聪明可爱的孙子睡在身边，而他竟是男的。”《看海的日子》，第86页。
??????黄春明《莎哟娜啦，再见》，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第13-14页；第31页；第32-33页；第36-37页；第48-50页；第59-60页。
?陈家定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30页。
????黄春明：《我爱玛莉》，台北：远景1981年3版，第9、29页；第13-14页；第30-31，56页；第66页。`
?????黄春明：《小寡妇》，《看海的日子》，第212-213页；第107页；第210页；第251页；第264页。
?梁竣权：《他不知是一个乡土作家——“新世纪再读黄春明”研讨会侧记》，《文讯》第187，2001年5月，第62页。另外，在陈若曦的回忆录中，也提到50、60年代的年轻人“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崇美情结，她本身便是其中的一例。见陈若曦：《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台北：九歌2011年版，第62-163页。
?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参考书目
［1］Jacques-Alain Millered.，Jacques Lacan:Anxiety-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Cambridge∶PolityPress，2014.
［2］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2.
［3］陈家定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陈若曦：《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台北：九歌2011年版。
［5］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黄春明：《我爱玛莉》，台北：远景，1981年3版，第1-68页。
［7］黄春明，《莎哟娜啦·再见》，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
［8］黄春明：《看海的日子》，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
［9］梁竣权：《他不只是一个乡土作家——“新世纪再读黄春明”研讨会侧记》，《文讯》第187期，2001年5月。
［10］刘登翰：《台湾经济转型期的乡土眷恋和都市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一面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
［11］宋雅姿：《生活就是小说：专访黄春明先生》，《文讯》第226期，2004年8月。
［12］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余光中：《狸奴的腹语——读锺怡雯的散文》，锺怡雯《垂钓睡眠》序，台北：九歌1998年版。
［14］张松如：《老子说解》，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责任编辑：张卫东）
On the Writing of Body in Huang Chun-ming’s Fiction
［Malaysia］Khor Boon Eng（Xu Wenrong）
The writing of body is something prevalent and unavoidable in the current postmodern site of literature that has gone so far that it’s been elevated to the written level of subject or it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in expressing trauma and cultural resistance，particularly in the marginal modes of criticism，such as feminist criticism，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ethnic minority criticism.On the other hand，it has also developed a consumerist tendency in which body turns into an object of gaze，voyeurism，representation and pleasure，becoming the most glamouring and pleasurable article.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writing of body in Huang Chun-ming’s fiction，particularly a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his，publish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n an attempt to analyse and sum up various types of body writing in his fiction，namely，body as redemption，as hegemony and as humour，and，in discussing these types of body，it is intended，too，to make revelations about the society，culture and political
hidden in them.
Huang Chun-ming，writing of body，redemption，hegemony，humour，suffering，shortage
I106
A
1006-0677（2016）1-0115-08
许文荣，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