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骁

　　摘要：“文学成像”作为理论界最新提出的命题，学术资源是艺术史上以文学作品为模仿对象的图像艺术。它与诗画宏观比较、图像学同属“文学与图像”研究领域，但与后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将文与图还原为符号体系，从理论上探讨语图这两种不同符号之间的转化规律。这或许可证明语图符号之间的转化是一个真正的符号学问题。现代研究者应该在莱辛《拉奥孔》奠定的基础上推进“文学成像”研究，为现代读者和观者欣赏“文学图像”的活动提供参考意见。“文学成像”研究的归宿点是建构文学研究的“语图批评”方法，其方法论特征是探讨语言和视觉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成像；语图符号；语图批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5）4-0056-05

　　一、何为文学成像研究

　　“文学成像”是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界提出的最新学术命题①。在中外艺术史上，存在着大量取材于文学作品的图像艺术，可称之为“文学图像”。贡布里希将原始人类的美术创作活动称为“制像”②，“文学图像”的历史，可以说是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形象为模仿对象的制像史。一方面，“文学图像”吸引了更多的文学读者欣赏相关绘画、雕塑、连环画和影视作品；另一方面，艺术观者要理解图像艺术的涵义，则须返回语言文本，这保证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必要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图像是视觉的艺术，所以两者至少可生发三个研究向度。一是语言和视觉的关系，二是语言和图像的关系，三是文学和图像的关系。三者可以作为不同的问题域，予以分别研究，也可以按照逻辑顺序合在一起探讨。可以说，文学和图像是人类创造的两种联系最为紧密、关系最为复杂的艺术体裁。

　　从语言与视觉的关系看，语言起源于对视觉图像（可为人类视觉把握的事物）的命名。一个语言符号，既是可说可听、也是可想可“视”的，当下广泛使用的理论术语“语象”在这个意义上成立。正因如此，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视觉的角度去考察文学艺术，可以发现，有许多诗篇和小说描写语句中的“语象”排列符合人类真实视觉经验；另一方面，阅读由可视的语言艺术为本质规定的文学作品后，艺术家可按照视觉艺术构图的基本要求，将自己或受众感兴趣的语言符号或符号群图绘或雕刻出来，使其生成为以绘画和雕塑为代表的图像艺术，于是便产生了“语图关系”问题域，即“语象与图像的关系也就成为文学图像论的核心问题、元问题”，“文学语象是文学图像的生成之源，而‘文学的图像化说到底是‘语象的图像化。”③这样，第三个问题域，即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便成为“语图关系”的延伸。“文学的图像化”是“文学成像”的同义表述，它的学术资源是人类艺术史上众多由文学作品生成的图像艺术。反过来说，“文学成像”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图像”，研究的问题是寻找“语象的图像化”的规律，即语言生成（转化）为图像的学理机制。

　　二、文学成像的研究坐标

　　应该说，“文学的图像化”这个问题，在文艺理论研究史上，前人对其重视不够、分析不深、成果不多。他们对文学和图像的平行比较研究、图像的理解问题颇感兴趣。在西方，文学和图像的平行比较研究是从宏观上探讨诗歌与诸视觉艺术的关系，波兰批评史学者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里梳理了从古希腊到近代人们对两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千百年来，诗歌和视觉艺术在人们的认识上划出了“分-合-分”的逻辑轨迹。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或根本不把诗歌纳入艺术的领域，或认为诗歌和视觉艺术“不仅处于不同的现象范畴，而且更处于不同的层次”④。鉴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将诗歌、音乐、绘画等均视为“模仿”艺术，塔塔尔凯维奇认为，“由于模仿是一切诗歌与艺术的通性……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中，这种亲近的现象乃首度发生。”⑤从中世纪开始，直至近代，强调诗歌与视觉艺术的差异便占据了文艺思潮的主流，“当让画如画”、“当让诗如诗”⑥。在中国，在历代文论、诗论、画论里，关于“诗画关系”的论述汗牛充栋，被人引用较多的是陆机在《文赋》里提出的“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以及苏轼对王维的评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对诗歌和视觉艺术的看法，不管是“求同”还是“求异”，研究者共同的思维模式是把两者均作为静止的客体对待，并在经验层面上进行宏观比较。于是，面对同一个问题，言说者身份不同，言说目的不同，得出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达·芬奇站在画家的立场上言说，为了将自己从“工匠”提升为“艺术家”，强调诗画之别，认为画胜于诗：“绘画包罗自然的一切在内，而你们诗人除事物的名称之外一无所有，而名称不及形状普遍。”⑦彼特拉克、薄伽丘二人则以诗人的身份言说，“双双参照西塞罗的见解，深信诗是出乎超自然的灵感，而艺术则是生于技巧”⑧，亦强调诗画之别，并且贬低艺术。韦勒克提到，有的西方批评家将文学和视觉艺术进行平行比较的另一种方法是：“美术和文学之间的平行对照，通常总是做出如下的结论：这幅画和那首诗在我心中激起了同一种情绪，例如，我们听一首莫扎特的小步舞曲，看一幅华托的风景画，读一首阿纳克里翁体的诗歌，都会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但从精确的分析来看，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⑨如果韦勒克的看法没有失之公允之弊，可以认为，虽然不能说在中西文艺理论史上延绵数千年的诗画之间的平行比较“毫无价值”，但至少可以说“意义不大”，其原因是这种宏观比较大多缺乏学理分析。韦勒克还认为，这种立足于读者反应的平行对照只能“满足于描述我们对于两种艺术产生的相似的感情，因此，在我们的认识中无论如何不会获得证明并取得进展”⑩。总之，批评史上关于诗歌和视觉艺术的平行比较已经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二选一”的恶性循环，不仅在理论上很难取得新的突破，作为一个研究问题域也远离了文艺受众的接受心理。

　　使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陷入困境是由研究史上“从理论到理论”的“通病”所致。也是韦勒克，既“破”又“立”，指出了走出困境的正途：“各种艺术之间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建立在分析实际艺术品，也就是分析它们的结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11}这个建议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应该是进行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指导性意见。它提示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从艺术品到理论”。只有回到作品，才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不过众所周知的是，韦勒克是理论史家，而不是具体作品的批评家，他没有给我们进行研究示范。因此，我们应当将“教条”具体化。既然研究要建立在分析具体艺术品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选择艺术品。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便不能将毫无关系的文学作品和图像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根据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比较的前提是两者具有可比性，即共同点。其次，毫无关系的两种艺术之间的比较很可能使研究再次陷入分分合合的恶性循环，也不可能归纳出具有涵盖性的结论。因此，我们选择的语图艺术品应该是有关系的。

　　只要涉及比较，必然存在两个极点，所以文学作品与图像艺术的联系也在两个向度上展开。正如韦勒克所言，一个向度是“诗从绘画、雕刻或音乐中吸取灵感”，另一个向度是“反过来，文学显然也可以成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12}——后者正是“文学成像”研究的知识依据。在绘画以文学为主题这个“文图关系”的向度上，又可细分为两个研究的子向度。第一个子向度是，以图像为起点和研究中心，参照其文学主题，分析图像的意义，这就建构了艺术研究史上的“显学”——图像学。韦勒克也将这个子向度视为上一级研究向度的代表：“艺术史上曾涌现过一大批学者（帕诺夫斯基、塞克西尔等），他们专门研究艺术品在概念上和象征上的含义（‘偶像或艺术上的象征），还常常研究艺术品与文学的关系及其灵感。”{13}也就是说，图像学研究者关注的是图像的理解问题。从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来看，他的研究对象是图像，文字或文学只不过是他完成研究任务的手段，所以他在艺术批评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很难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图像学研究最大的缺陷是，由于图像的文学母题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图像的意义难以理解，如果寻找文学母题时出现了错误，结果不仅是图像的意义被歪曲，由此得出的关于“文图关系”的结论也可能是错误的。利用图像学方法研究中国绘画的著作以美国学者姜斐德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为代表。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国宋元时期的某些绘画与杜甫的夔州诗“挂钩”，虽然她对两者的关联做了充分论证，但某些结论仍存在主观臆断的危险。图像学还有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视觉艺术形式问题的忽视。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是他进行图像学研究的代表作，他说：“艺术中象征符号的研究所遭遇到的陈腐谴责之一就是，它导致人们去专注内容，而忽视了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形式美和形式和谐。”{14}虽然贡布里希意在反驳这种谴责，但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很难承认图像学和艺术本体研究有直接关联。第二个子向度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研究其生成为图像艺术这个过程亦即“图像化”的规律——这正是“文学成像”研究的问题域。在从文学到图像这个向度上，先有文学，后有图像。图像学的思路是“逆势而上”再“顺势而为”，逻辑终点是图像；而“文学成像”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同时存在、关系明确的文学和图像艺术品，任务是寻找从语到图的单向转化规律。

　　以上，我们简单勾勒了“文学成像”问题域的边界线，但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学者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莱辛的《拉奥孔》便是与我们的问题域最为接近的研究成果。《拉奥孔》在文艺理论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已为批评史家充分阐发，我们在此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其一，“文学”与“图像”均为集合名词，对艺术品而言，从语到图的转化是由具体的文学文体转化至图像文体。莱辛研究的是从史诗到雕塑的转化，所以严格来讲，他得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两种艺术文体之间的转化问题。如果将其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必然无法对其它种类艺术文体之间的转化做出有效解释。比如，莱辛认为，“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为重要”{15}，这个判断当然适用于以叙述为己任的史诗，但对有些抒情诗和以描写见长的小说而言却不尽然，尤其是在中国语言艺术中，从写景抒情诗转化为绘画艺术是最为常见的情况，而这种诗歌便以图画性为美。其二，在此基础上，莱辛对诗与画所使用的两种不同媒介的区分，即“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16}以后自然会遭到以雅柯布森为代表的学者的质疑。其三，莱辛对画的看法，即“画家根据诗人去作画，只能画出其中最后的一个画面”{17}，也仅适用于“拉奥孔”雕像，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其之后，多数艺术家不会恪守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条原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以文学叙事作品为母题的图像艺术所呈现的并不是时间上的最后一个画面。故此，莱辛有“循环论证”之嫌。我们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莱辛有“先入之见”，即在分析转化规律时总是强调“诗画之别”，最后的结论依然会暗含“诗画有别”之义。实际上，他的论证就其本身而言逻辑自洽，但结论只是局部性的知识，不能用其去演绎、去分析所有作品。韦勒克说的“精确的分析”，借用现象学术语，主要任务应该是直面转化问题本身，将“诗画之别”和“诗画一律”这类话题纳入“括号”。只有这样，研究结论才可能具有最大程度的涵盖性。

　　三、文学成像研究的理论意义

　　如果把20世纪作为西方“显学”之一的符号学引入“文图关系”研究，或许能使这个问题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在我们看来，“精确的分析”意味着将“文学”与“图像”还原为符号体系，研究语图这两种不同符号之间的转化规律，这便是“语象的图像化”的应有之义。虽然在西方，借鉴符号学方法研究艺术史已有布列逊等学者涉足，但探讨语图两种符号的转化规律则鲜有人尝试。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对当代中世纪图像符号研究的看法可引之为证：

　　形象化场景是叙事和寓言的图像移植，它们再现了最初的言说方式。真正的符号学问题就我们所知还没有被提出来过，它应该研究的是从言语陈述到图像表现这一移植是怎样发生的，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间可能的对应关系是什么，以及这种对照在何种程度上被继续下去，直至确定了不同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18}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之所以能够生成并成为图像，最根本的原因是，语图符号可以相互转化。在本维尼斯特于1969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从语到图的“移植”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原因也许是研究者过度沉迷于一个符号系统的内部问题。虽然我们不敢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会有学者出来呼应本维尼斯特，但立足于我们自己掌握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也许能验证不同符号之间的“移植”是否为一个“真正的符号学问题”。我们将在两个极点所聚集的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纳入“括号”，考察在语图符号层面的单向转化，可使研究结论的涵盖性得到保证。

　　赵宪章说：“文学和图像的关系问题是否属于一个‘真问题，是否可能进入我们的学术话语，并非全由这一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所决定，也不是因为前人多有涉及便不言自明，而是学理逻辑使然。”{19}在这里，“现实紧迫性”应该是指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引发的关于在网络时代、“读图时代”文学生存问题的大讨论。周宪认为，在这个时代存在着“图像霸权”，即“‘读图时尚的流行，也许正在悄悄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其潜在的后果之一是重图轻文的阅读指向”{20}。赵宪章在另一篇文章里的看法是：“在所谓‘文学危机背后，还有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那就是上世纪下半叶电视文化普及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经受的图像符号的挑战。这是更深刻、更严峻的危机。”{21}虽然进行“文学成像”研究的确受到“读图时代”到来的启发，但坦白地讲，期望通过一项研究来改变文学接受的走向，或化解图像符号给人类带来的“危机”，那是异想天开。从历史上看，文学与图像并行不悖地发展，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双方的艺术家须经过完全不同的专业训练才能进行艺术生产，其接受群体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事实上，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如果不靠权力话语推动、提倡和“保驾护航”，文学创作活动还存在，但文坛不会是现在的状况。与“文学危机”意义相近的表述是“文学被‘边缘化”，如果这个判断符合事实，我们认为，图像的风靡只是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并且是不太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诗意图、文学插图并没有使文学出现生存危机，而近代以来电影电视（特指文学的影视改编）的发明才让文学原著受人冷落，其中有更为复杂的语图关系可供探讨。

　　所谓“文学危机”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文学研究的危机”，这应该才是引发当代学者焦虑的主要原因：如果图像压倒了文学，如果文学逐渐被读者冷落从而丧失在文化消费市场上占有的一席之地，研究者还有什么可研究的？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文学和图像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回答在“读图时代”文学到底会不会死亡这个问题也不是进行“文学成像”研究的终极目的。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主要还是出于“学理逻辑使然”，即从“读图时代”追溯，可以发现，文学和图像从古至今“姻缘”不断，基于口传文学、无图文学阐发的文艺理论和一般艺术学原理不能有效解释“文学图像”的生成机制，也不能为现代读者和观者的欣赏活动提供参考意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时代，也是历史交给以基础理论为研究中心的中国文艺学研究者的任务。这也是文艺学研究扩大“边界”的内在逻辑，即艺术史上存在从文学向图像“渗透”的事实，因此理论工作者也必须“与史俱进”，在一只脚立足于文学“领土”的前提下，将另一只脚伸向艺术领域，尽力化解“文学研究的危机”。但是，这种跨学科研究不是“为跨而跨”，“文学成像”研究的归宿点是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待语言艺术，建构文学研究的“语图批评”方法，其方法论特征是探讨语言和视觉的关系。语图符号可以相互转化，决定了语图艺术可以相互阐发。在国外，苏俄学者乌斯宾斯基在《结构诗学》里用“透视”来分析语言艺术，可算“语图批评”方法的发轫之作；在中国，赵宪章撰文积极提倡这一新方法，并以鲁迅小说中的描写语句为例进行阐发{22}，使其进入起步阶段。

　　① 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

　　②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③{21} 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④⑤⑥⑧ [波兰]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⑦ 戴勉：《达·芬奇论绘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⑨⑩{11}{12}{13}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14} [英]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杨思梁、范景中编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

　　{15}{16}{17}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 [法]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3页。

　　{19}{22} 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20}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见其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Literary Imaging： A Real Semiotic Issue？

　　Fu Xiao

　　Abstract： In‘literary imaging， a most recent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in the world of theory， academic resource is an imagistic art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at has literary work as its object for mimicking， belonging with the macro comparison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nd iconography to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images.But it differs， for the most part， in that it returns the text and image to a coding system by theoretically exploring the law of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symbols of language and images. This may prov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s a real semiotic issue. Modern researchers ought to advance the study of‘literary imagingon the basis of Laocoon by Lessing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modern reader and viewer with a reference point in their activity appreciating the‘literary imaging. The end-result of the ‘literary imagingstudy is a construct of‘language-image critiquingmethods in the literary studies whose method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nguistic and the visual.

　　Keywords： literary imaging， language and image symbols， language and image crit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