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芳

　　摘要：当说普通话的翻译者在翻译土生华裔作家作品时，是否要考虑到这些作者的背景和祖籍方言呢？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中国大陆最近翻译出版了五本加拿大华裔作家的英语小说，首次让中文读者阅读到这些闻名已久的著作，是一件很具开拓意义的事情。可是，在翻阅这几本小说的翻译本时，我发现一个普通话翻译者可能不曾意识到的问题。这些翻译者第一：漠视了作者利用方言来命名人物的事实，而用普通话来谐音，选用相应读音的汉字；第二：没有顾及华人社区沿用已久的地名，想当然地自创名字。本文拟指出这种语言沙文主义实践中的偏差。

　　关键词：华裔小说；广府话；四邑；方言；人物命名；地名命名；语言沙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5）4-0043-03

　　十多年前，我在拙文《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中，向中国大陆的同行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把海外华人用居住国语言所写的作品，归入到研究的视野中，也就是说，把华文文学扩大到华人文学的研究。这个建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回应，真是始料不及。对生活在海外几十年的我来说，看华文作品，也看英文作品，两者既然都是讲华人故事，拿来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有同行回应，我才明白到这个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原来在中国大陆是个问题。在文中，我同时建议翻译这些用别国语言创作的华人文学作品，向中国大陆读者推介，让他们了解海外华人在别种语言创作上所获得的成就，同时，通过作品，了解华人在海外生活的种种。

　　2014年夏天，我非常高兴获知加拿大几本屡屡获奖的华裔英语小说，在中国大陆首次翻译出版，于是，向促成这个项目的老朋友朱蔼信购得五本，其中前四本为南开大学出版，最后一本是重庆出版社出版。它们是：李群英（Sky Lee）的《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é， 1990）、余兆昌（Paul Yee）的《三叔的诅咒》（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 1986）、崔维新（Wayson Choy）的《玉牡丹》（The Jade Peony， 1995）、方曼倩（Judy Fong Bates）的《龙记咖啡馆的午夜》（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é， 2005），以及郑蔼玲（Denise Chong）的《妾的儿女们》（The Concubines Children， 1994）。对于加拿大土生华裔作家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对于有语言隔阂的中国大陆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今年夏秋之间，我在温哥华多元文化OMNI电视台，曾经做了一连三次的推介。

　　这几个土生华裔作者，跟我一样，祖辈都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因缘际会，我与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先说《残月楼》的作者李群英。我70年代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当义工时便认识她，也认识她后来的丈夫。更巧的是，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助教时，她竟然在我的中文100（一年级中文）班里。记得有一天在语言实验室，下课后，她拿着书本过来，我发现她的脸上贴了小纱布，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是因为车祸轻微受伤。后来，我读到《残月楼》这部小说中一个情节，叙述者也是因为车祸，受了轻伤，不禁会心微笑。还有个情节，说叙述者到中国大陆学习中文，这个又是有所本的。70年代的加拿大华人，对于“文革”不甚了解，我那时受了某些汉学家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好奇。温哥华的土生华人青年当中，有个别因为父辈跟中国做生意或者通过什么渠道，安排到中国大陆读书。我们的朋友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李群英本人没有到中国大陆学中文，去的是我说的一个朋友。李群英借用她的经验，放进了小说中了，当然，她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加以发挥。

　　余兆昌是我当研究生助教时，中文200（二年级中文）的学生，同一个班的还有后来与朱蔼信合编《多嘴鸟》（Many-mouthed Birds）的李孟平。老师是汉学家王健（Jan Walls）教授。余兆昌的文笔流畅，从他的中英翻译习作中早就显露出来。他的广府话不错，有时我们下课后，也用广府话聊天。余兆昌念的是历史系，他的导师是汉学家魏安国（EdgarWickberg），刚好也是外子的导师。魏教授是研究海外华人的专家，因此，余兆昌跟他研究加拿大华人历史，是非常幸运的。余兆昌写的《咸水埠》（Saltwater City）以及卑诗省华人的历史著作，图文并茂，解说清晰，材料丰富，具有开拓意义，这是后话。

　　余兆昌跟我比较熟，还有一个原因。我们1976年六七月间，一同参加了由18个青少年组成的团体，通过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安排，到中国大陆访问六周。这个团的成立当时是个创举。成员绝大多数是土生华人，他们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了，我是后来加入的。加入之后，知道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向往，轮流在不同团员家中，阅读汉学家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从这些著作中，知道不少口号，什么两条腿走路，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我们的阅读交流是以英文进行，把这些口号翻译出来，觉得很特别。值得一记的是，7月28日那天早晨，我们在西安国际饭店门口，从中国旅行社导游口中，知道唐山大地震。

　　至于郑霭玲，我是在温哥华领事馆的一次自助餐宴会上认识的，正确的日期我已经忘了，应该是在90年代中，那时，她的《妾的儿女们》已经出版，成为排行榜榜首，感动了很多人。那次在领事馆，跟她聊起来，才知道她不懂中文。印象中觉得她谈吐很有逻辑，是一个非常理性和有正义感的女性。2010年冬天，我在加拿大东部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参加一个华人文学座谈会，恰巧与她同住一个家庭旅馆，早上一起共进早餐，对她多了点了解。至于崔维新这个风度翩翩的作者，我跟他在不同场合见过面。记得1997年他从东部来温哥华参加《玉牡丹》的宣传活动，我到他下榻的唐人街一个旧房子，与他细聊他的写作，并邀请他加入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之后我们出版的集子，他都热情支持。年前他到温哥华参加为他举办的终身成就奖晚会，意兴风发，风采依然。至于方曼倩，我曾与她通过几次电邮，谈论她小说中人名地名的读音问题，知道她也说四邑方言。虽然算不上认识，字里行间，她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上是我与这几个华裔作家的交往的一点记忆。

　　这几个作者虽然都是土生华裔，他们从父母亲友和华人社区中，耳闻目染，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广东方言。即使说得不流利，在他们以英语创作时，小说人物的命名，地名的命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用广东的方言。可是，在我翻阅这几本小说的中译本时，却发现：翻译者漠视了作者利用方言来命名人物的事实，而用普通话来谐音，选用相应读音的名字；而且，他们没有顾及华人社区已经沿用的地名，而自创名字，以致人名与地名与原作的意思相违。在以下有限的篇幅中，姑且用数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每个学期开始时，我都收到一份学生名单。华裔学生因为来源地不同，同一个姓却有几种英语拼法，是常有的事。比如姓陈，香港的拼法是Chan，普通话是Chen，东南亚华裔的拼法有Tran和Tan，台山话的拼法是Chin。又比如姓谢，拼法也有几个，香港的拼法就有Tse，Tsi、Jay和Tsey，台山话的拼法是Der，与普通话的拼音Xie更是差十万八千里。记得80年代，加拿大有个著名财经记者谢海燕，经常上电视，她的名字就拼成Der Hoiyin，完全是台山话的发音。我的来自中国的助教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姓有那么种拼法，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的逻辑里，以为凡是华人，不管来自何方，名字都得用拼音，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天下之大，海外华人方言的复杂，普通话又岂能概括呢。

　　所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氏的翻译，尤其值得注意。广府话是王黄读音不分的，《残月楼》这本小说中的Wong姓家族，究竟应该翻译为王还是黄呢？我很高兴翻译者用了黄，而不是王。其实，熟悉温哥华侨社历史的人，都知道黄氏宗亲会是最为庞大的，黄姓势力之大，人数之多，非王姓可比。而且，小说中这个黄姓族长，出面为一件涉及女佣案子商议对策，可见，翻译为黄是较为符合历史现实的。

　　但是，《残月楼》中的Woo姓，翻译者便没有那么幸运了。翻译者用了伍姓，这个译法值得商讨。因为伍（或者吴），广府话拼为英文是Ng，Eng或Ing。正确的翻译，应是姓胡，因为广府话“胡”的读音是Woo。

　　《残月楼》中译本中有个人物叫Ding an，会广府话的读者，很自然地会翻译为定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中译本中，却译为丁安，而不是定安。这个人物姓黄，根据中国人的命名习惯，黄定安显然比黄丁安较为合理。

　　《妾的儿女们》的女主人翁，英文名字是May Ying，凡会广府话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翻译为美英，因为读音如此。但是，翻译者却翻译为梅英，这显然是根据普通话读音的结果。或者会问，这有什么关系呢，美英和梅英还不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别忘了，对作者而言是美英，不是梅英，因为梅英的广府话发音是Mui Ying。

　　在地名的翻译方面，理应没有那么主观，因为沿用已久的地名是现成的，只要打听一下便知道。在《玉牡丹》的中译本，温哥华唐人街的主要街道Pender Street（片打街），翻译者显然没有用，而用潘德街。同样地，另一条大街Hastings Street（喜士定街）也没有采用，而自行翻译成为黑汀斯街。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发生故事的地点却是实在的，这方面，作者是没有选择的，翻译者也一样。温哥华被老华侨称为咸水埠，余兆昌（Panl Yee）曾以此来命名他的历史著作《Saltwater City》（咸水埠），可是，在翻译崔维新的“作者的话”时，翻译者却说是“易保罗的《盐水城》”，无论作者的名字和他的书名都不对，而余兆昌竟然是这套中译本的作者之一！

　　大概说普通话的翻译者跟我的那些助教一样，没有意识到方言的存在。对这些作者而言，他们的人名、地名以及某些物品的叫法，很自然来自他们的语言。如果漠视他们的语言，只根据普通话来翻译，很容易便偏离了原意。问题是，为什么翻译者不理会这些呢？可能有两个解释：一是无知，二是认为普通话是官方语言，可以不管方言的发音和字义。可是，当这种语言沙文主义应用到祖辈来自广东（或者其他南方省份）的土生华裔作家时，便产生了翻译的偏差。

　　翻译对于华人文学的传播有莫大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注意原作者的文化语言背景，则可以把工作做得更为完美。在翻译华裔作家用别国语言的创作未成为风气之前，我姑且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上述出版社和翻译者开拓性的贡献。

　　本文原稿是为2014年11月在广州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暨第18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此处有所删改。

　　（责任编辑：庄园）

　　Translation of Personal Names and Place Names， and the Dialect， with Examples

　　from a Number of English-language Novels by Canadian-Chinese Writers

　　[Canada] Liang Lifang

　　Abstract： When someone speaking Putonghua translates a native Canadian-Chinese writers work， does he or she have to consider the writers background and ancestral dialect， which is an issue for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Recently， five English-language novels by Canadian-Chinese writ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making these long well-known works available for Chinese readers for the first time， something that is of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Still， when I read these works in translation I find something that the Putonghua translators may not have been aware of. First of all， these translators have ignored the fact that the writers have used the dialect to name their characters by using the Putonghua to simulate the sound and fi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similar in sound. Second， they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place names long used in the Canadian-Chinese communities； instead， they create their own names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this article， it is intended to point out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Chauvinistic linguistic practices.

　　Keywords： Canadian-Chinese fiction， Canton speech， See Yap， dialect， naming of people， naming of places， Chauvinistic linguistic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