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东世语》是日本汉文小说的代表作品，主要辑录了平安、镰仓两朝的人物轶事，天皇是其人物形象系列中描写较多的一组群像。通过这组群像，作者突出展现了日本平安时代汉风盛行的图景，他们崇尚汉学、热衷汉诗文创作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艺术形式及文化。这一风气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拔和任用。作者在描写中，少有涉及日本在政治、宗教等领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方面。究其原因，既与作者设定的“情协令旨”、“言中韶音”的审美标准有关，也与日本进入平安朝后期，天皇多成傀儡，除了醉心文艺，没有更多可以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关。
关键词：《大东世语》;日本;平安朝;汉风
中图分类号：I106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26-05
日本汉文小说《大东世语》是日本江户（1600-
1868）时代中期著名儒学家兼汉诗文泰斗服部南郭（1683-1759）的代表作品，约成书于正德三年（1713），刊行于宽延三年（1750），主要辑录了日本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两朝的人物轶事。在体例上，《大东世语》仿照我国六朝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设“德行、言语、政事”等31个门类，仅少“自新”、“俭啬”、“汰侈”、“谗险”、“惑溺”五门。天皇在《大东世语》的人物形象系列中是描写较多的一组群像，据粗略统计有30余则。这30余则故事的分布为：嵯峨天皇（786-842年）4则，仁明天皇（810-850）1则，村上天皇（926-967）8则，花山天皇（968-1008）2则，一条天皇（980-1011）3则，后一条天皇（1008-1036）1则，后朱雀天皇（1009-1045）1则，后三条天皇（1034-1073）1则，白河天皇（1053-1129）8则，堀河天皇（1079-1107）3则。从这个分布看，小说所描写的天皇，大多是平安中期即藤原氏政权时期的在位者，平安前期的只有嵯峨和仁明，平安后期的只有堀河，而整个镰仓幕府时期则都没有关于天皇的正面描写。这样的选择性描写是否有特殊的意味——如由于武家执政，天皇完全被架空而成为了傀儡等，抑或仅仅是由于史料的不足所致？笔者限于目前掌握的材料，尚无法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通过对《大东世语》这30余则材料进行分析，我们仍可以对那个时代下的天皇形象以及由此而展现出的汉风面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平安朝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是第一次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引进先进的中国律令制度，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热心向中国学习。《大东世语》呈现给读者的第一个天皇印象，就是崇尚汉学、热衷汉诗文创作，这些记载主要集中于文学、言语、品藻等门类中。如《文学》第1则云：
弘仁帝时，《白氏文集》一部，独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幸河阳馆，赋诗云：“闭阁唯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本白氏一联也，试视野篁。篁曰：“圣制改‘遥作‘空更妙。”帝惊曰：“此乐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试卿而，乃卿诗情，已至与白氏同邪！”
“弘仁”为嵯峨天皇年号，平安朝的汉风盛行，与嵯峨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他在即位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诏敕编纂了两部汉诗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凌云集》之“凌云”，取《史记·司马相如传》“飘飘有凌云之气”之意，可见其在汉诗文创作方面的胸次之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这一时期由日本人自己创作的汉诗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云：“如将日本当时的某些文章收进《唐文萃》或《文苑英华》等唐朝的文集中，那么即使中国人看了也未必能分辨出是日本人的作品来。”①。尽管评价如许，但平安朝君臣们的诗作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摆脱模仿的痕迹，以嵯峨存于《文华秀丽集》中的《折杨柳》诗为例：
杨柳正乱丝，春深攀折宜。
花寒边地雪，叶暖妓楼吹。
旧戍归期远，空闺别怨悲。
短箫无异曲，总是常相思。
此诗即为对梁简文帝《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折杨柳》的模仿：
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
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
曲中无别意，并为久相思。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嵯峨诗在构思、意象、措词及题旨等方面都与梁简文帝诗相去不远。
上引《大东世语·文学》的这则故事，是关于嵯峨天皇与他的文学侍臣小野篁学习白居易诗的一段逸事。服部的这一记载，或出自成书于12世纪初的大江匡房的谈话录《江谈抄》，其“文学”第4则云：
“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遥望往来船。”行幸河阳馆，弘仁御制。《白氏文集》一本诗，渡来在御所，尤被秘藏，人无敢见。此句在彼集，睿览之后即行幸，此观有此御制也。召小野篁令见。即奏曰：“以‘遥为‘空最美者。”帝皇大惊，敕曰：“此句乐天句也，试汝也，本‘空也。今汝诗情与乐天同也者！”②
关于白居易诗是何时传进日本，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江谈抄》所载的这则逸事在弘仁元年（810），时白居易39岁，为京兆户曹参军。严绍璗先生据此认为：“如果这一记载可靠，那么，当白居易本人与元稹正在编纂《白氏长庆集》的时候，白居易诗文已经在日本宫廷中流传了，这些诗文，很可能是八世纪末与九世纪初日本学问僧们自中国携带归国的。”③但是严先生显然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即为嵯峨天皇所引的这联诗句，出于白居易的《春江》诗，该诗作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转迁忠州刺史两年之时，有该诗的首联为证：“炎凉昏晓苦推迁，不觉忠州已二年。”而白居易到忠州的第二年为元和十五年（820），时年49岁。这也就意味着《江谈抄》所记载的时间有误。迄今所见关于白居易作品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是公元879年编撰成书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其谓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于承和五年（838），从唐商人带来的书籍中挑出《元白诗笔》一部献给仁明天皇。这一记载或许更接近史实。仁明为嵯峨次子，嵯峨卒于公元842年，因此，在他在世期间，是完全有可能接触并熟读过这部《元白诗笔》的。
白居易诗歌对于日本平安朝文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所以也就不难想见会由此而生发出种种风流佳话。嵯峨天皇所引的白氏《春江》诗，饱含着诗人坎坷心酸的仕途感受。诗人在任左拾遗期间曾屡屡上书指陈时政，又写下大量讽喻诗讽刺权豪贵近，最后终因上书武元衡事而被罗织罪名遭贬江州。两年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诗人得从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对于这次升任，诗人在最初是十分快慰的：“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④但当他真的走马上任，较之江州，忠州更加远离政治中心和亲朋的现实，使诗人内心产生了更深的伤感和失落，这一点可从以下二诗看出：
自江州至忠州
“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忽忽抱忧怀，出门无处写。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⑤
招萧处士
“峡内岂无人？所逢非所思。门前亦有客，相对不相知。仰望但云树，俯顾惟妻儿。寝食起居外，端然无所为。……”⑥
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诗人在《春江》诗句“上楼空望往来船”中落一“空”字的内涵，那实在是深含他身处边鄙之地长望不见故人的憾意和无法排遣的孤独，这岂是一个“遥”字所能蕴涵。所以，如果小野篁真的如其所云“不知”此诗，甚至没有读过白居易的诗作，不了解白居易其人，那么，他能将嵯峨天皇的改动又改回去，可见他的汉诗造诣真的是堪与唐人媲美了，难怪天皇惊呼：“乃卿诗情，已至与白氏同邪！”即使我们认为此乃日本古人虚构出来的一则佳话，它也在客观上向我们透露出了那个时代嵯峨天皇和他的臣子对于白居易诗深爱和谙熟的程度。相关的记载还见于《识鉴》第4则：“天历帝，令江朝纲、菅文时，各择白集压卷诗一首，别逢上。帝启之，则同采《送萧处士游黔南之作》，帝叹曰：‘卿等鉴识，何乃符合？”天历为村上天皇年号，村上天皇的在位时间为公元946-967年，上距汉诗文繁盛的嵯峨、淳和天皇时代已经过去了百年之久，然而我们却仍从这则记载中窥见到了平安朝中期的日本君臣对于白居易诗依然不减的热情。
《文学》中还有一条关于村上天皇与臣下论诗的记载：
天历帝常召文臣菅文时等论文。帝以诗自负胜于文时，曾题：“宫莺啭晓光”，君臣同赋。帝作先成，云：“露浓缓语园花底，月落高歌御柳荫。”以为压卷。及文时作云：“西楼月落花间曲，中殿灯残竹里音。”帝怅然谓不可及。因命文时评御制，文时曰：“圣作神妙，臣等诚不可企。但题已赋宫，而园不特宫中，则不知上句以何见宫字意？”帝笑曰：“园即朕宫内耳。”文时曰：“然，固已上林园也，然亦未必。”帝又问：“朕作与卿优劣何如？不直则道不见，勿有所隐。”文时曰：“圣制固优。”帝曰：“不应尔，犹将何如？”因顾侍中曰：“若所不尽言者，异日所奏，都停勿受。”蓋为恐吓，欲其吐实。文时曰：“实可称持。”帝强令诅誓，文时曰：“臣诗实犯帝坐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赏。（《大东世语·文学》第9则）
村上虽贵为天皇，然而当看到自己所作汉诗确实不如臣下时，却也“怅然谓不可及”，并且颇有不耻下问的风度。
受天皇热爱汉诗的影响，平安后宫的女子也大都熟稔汉诗。《贤媛》第4则云：“永延帝，雪后早坐宫中。顾乃云：‘不知香炉峰雪奈何耳？宫人清氏默起，前褰御帘，帝赏其慧而有学。”永延为一条天皇年号。白居易《重题》有诗句云：“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宫人清氏的“慧而有学”，正表现在她不仅熟知白居易的诗歌，而且还能灵活运用，使宫中雪后清晨的清冷寂寥在刹那间变得富有诗意和情趣。平安后宫的这则逸事，令人不禁想到《世说新语·文学》所记郑玄家奴婢趣事：“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郑玄乃东汉经学大师，大师门内无白丁，连奴婢也能活用《诗经》于日常琐事中，她们的一问一答，使本来令人心生悲悯的场景顿时变得趣味横生。
从《大东世语》的记载看，平安朝围绕着天皇而展开的汉诗文创作活动，多以命题作诗的形式进行，如上引《文学》第9则即是。而君臣间的游宴，也大多有命题作诗的活动伴随，“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⑦，这种在魏晋六朝常常出现在宫廷贵族间的娱乐形式，仿佛在异域的日本得到了重现。《凌云集》中就收集了不少嵯峨天皇与其近臣们在游宴中的唱和之作，如嵯峨天皇的“河阳十咏”与近臣们的“奉和河阳十咏”等。“河阳”出自中国典故。晋潘岳在河阳任县令期间，曾下令境内遍植桃李，遂使河阳有了“花县”之名。河阳三月桃李花，如此良辰美景，让后世文人骚客称羡不已，李白诗曰：“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花春。”杜甫诗曰：“河阳县里虽无数，逐锦江边未满园。”李商隐诗曰：“河阳看花过，意不问潘安。”平安朝用此典故，将京都的游宴之地淀川北岸的大山崎一带称作“河阳”，故嵯峨天皇与其近臣们的“河阳咏”，即是在京都“河阳”的游宴中写下的唱和之作。这种酒酿诗情的逸事，也见于《大东世语》的记载中，如《贤媛》第1则：“弘仁中，斋院公主有才学，上幸斋院，赏花开宴，令群臣赋‘春日山庄诗。公主时年十七，即赋曰：‘寂寂幽庄山树里，仙舆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鸟识春泽，隐涧寒花见日光。……上大叹赏，授三品。”当然，平安朝的命题作诗并不只限于君臣范围，受这一风气影响，在公卿贵族的家宴乃至在大学当某一部汉文典籍讲授完毕时都会有作诗活动举行，后者时人雅称“竟宴”，是以所学典籍的语句或人物为题，师生抽签作诗。《扶桑集》卷九载有纪长谷雄（845-912）所写的一篇诗序《〈后汉书〉竟宴各咏史得庞公》，该序介绍了该次《后汉书》的讲授过程、“竟宴”活动，以及作者本人抽得庞公为题赋诗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竟宴”的作者，许多都是当时已颇具声名的文人⑧。这样的作诗活动，不失为日本的创造，既达到了温习汉文典籍的目的，又锻炼了汉诗诗才，可谓一举两得。
天皇对于汉（文）学的重视和爱好，直接影响到了对于人才的选拔和起用。弘仁时期，为了鼓励汉（文）学，嵯峨天皇将文章博士的官阶从正七位下一跃而升为从五位下⑨，这是直接从制度上予以的保证。而在实际的任免中，文人的官职并不仅限于“从五位下”的文章博士一类，而是有可能更高，甚至进入政治的核心层。据《菅家文草》卷九《请特授从五位上大内记正六位上藤原菅根状》记载，藤原菅根由于侍读东宫（即后来的醍醐天皇）有功，在东宫即位之时，被时任大纳言的公卿菅原道真（845-903）举荐，奏请授予他“从五位上”的官位，其称赞藤原菅根道：“引经传以发睿情，抽章句以催文思。其所奉授者，《曲礼》、《论语》、《后汉书》等，秩卷有余。以口奉习之类，不可胜计。”⑩平安时代，一些汉（文）学才华卓越者被迅速擢升，成为天皇近侍，如菅（原）文时、（大）江音人、（大）江匡房等。对此，《大东世语》不乏描述：
白河帝谓左右曰：“吾文王也，稽古文才，不必躬自，独擢用（大）江匡房，岂非尚文耶？”（《言语》第16则）
天历时，任用源侍中延光，有鱼水之遇，侍中忽觉上有疏待之色，数日未得其谓，惧不朝。俄而召见，上曰：“一学生藤雅材者，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不奏谓郎，任卿何物？”侍中惶惧，遽奏雅材为郎。（《文学》第10则）
两则记载均表现了天皇在选任官员时对于其汉（文）学才华的重视。白河天皇（1053-1129）自称“文王”，依笔者揣度似有二意。一是自视为有极高文学才华之帝王;二是自比为日本大和的“周文王”。然而《史记》称“文王拘而演周易”，显然白河自知没有如此功绩，故谦虚而言“稽古文才，不必躬自”，只要能够善用人才，也可堪称“尚文”了。而白河所任用的人才大江匡房（1041-1111），是平安朝杰出的汉文学家和政治家。作为汉文学家，他不仅有汉诗传世，而且还有极具汉文小说意味的作品如《游女记》、《傀儡子记》、《狐媚记》等传世，同时他还对先秦至晚唐的中国诗歌发展史颇有研究，著有《诗境记》。作为政治家，他是白河院政时期的重要人物。白河退位的43年间，作为上皇的他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垂帘听政”，以新的院政制度实际控制着日本的政治大权。而大江匡房正是在这个阶段被白河擢拔并逐渐委以重任，进入权力中心。他宽治二年（1088）47岁任参议，54岁任权中纳言、57岁任大宰权师，71岁任大藏卿，直至在任内去世。后一则故事是从相反的角度抑中作扬写村上天皇在任用人才上的认真和疏而不漏。源侍中与村上天皇虽有“鱼水之遇”，然而当源侍中不能及时奏任“甚有文章”的人才时，村上天皇一样会对他露出“疏待之色”。
平安、镰仓时代的天皇对于汉文化的推崇并不只限于诗文，其他艺术形式如书法、丝竹等也一样成为他们欣赏和学习的对象。如关于书法：
弘仁帝好书，秘府多藏。中有绝佳者一卷，帝珍之，出示空海曰：“如斯诚亦不可学也，恨未知何人？”海曰：“是臣僧在唐国所作。”帝以其体异不信，海曰：“亦随风土俗尚变尔。”乃裂轴奏览，书曰：“某年某月，沙门空海书于青龙寺。”帝惊叹。先是帝自以为胜于海，于是矜心顿废，益重海书。（《大东世语·巧艺》第1则）
空海是平安时期的高级僧侣，曾作为遣唐僧在中国留学，精通中国文学文化。回国后，他以《文心雕龙》为参照，编纂了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文笔眼心抄》等，深得嵯峨天皇的喜爱。本则记载显示的是空海高超的书法技艺，他不仅可以“随风土俗尚”来变换自己的书法风格，而且还可以使之达到“绝佳”境界，那轴被嵯峨珍藏而“恨未知何人”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
关于丝竹：
宽治时，上闻明宗者工笛，特召令奏。明宗鄙怯，其日在上前，畏缩殊甚，遂不能吹而止。上更密命其所亲昵女侍，迎私令吹之，而上乃匿听焉。音调果妙，于是使人传诏赏曰：‘殊胜所闻。明宗便惊上已有听，鄙怯性发，忽复扑然坠地。（《大东世语·纰漏》第5则）
宽治是堀河天皇年号，《日本国史略·堀河天皇纪》记载他“善笙笛，后以笙损气，唯吹笛，当时无至其妙者。”《大东世语》的这则故事，写堀河为了听笛不惜屈尊——因为工笛者胆怯，他只好“密命”女侍迎令吹之，而他自己则只能采取“匿听”方式欣赏。相似记载还见于《容止》第2则：
天历时，藤朝忠侍上前，上始召其弟朝成入。已至，上乃自青锁窥之，嫌其丑恶失望。素闻善笛，诏令吹弄，其声高亮，穿彻宫梁。上喜谓朝忠曰：“听此笛声，乃觉顿生美颜。”
村上天皇曾因藤朝成貌丑而失望，但当他听到藤朝成所吹笛声“高亮”、“穿彻宫梁”，竟一变前之嫌弃心——“听此笛声，乃觉顿生美颜。”
更令人惊奇的是，《大东世语》所记关于天皇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竟还包括了调炼、服食五石散，《赏誉》第2则载：
仁明帝调炼五石，先令近侍尝试其精粗。黄门数辈，有畏难之色，藤良相辄引杯，一饮而尽，帝乃感药剂之间，犹不忘臣义，甚重之。
五石散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磺等五种矿石配置而成，故称“五石散”或“五石”。服食五石散，或与道教炼丹服药以求延年益寿有关，但作为一股风气，则是起于魏正始名士何晏的倡导：“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11}这股风气，由魏至唐，历数百年而未衰。服五石散之风是何时传进日本不得而知，但从这则记载看，它至少在平安朝前期就已经在宫廷内出现了。据专述仁明天皇一代事的《续日本后记》称，仁明天皇身体孱弱，7岁时就患有多种疾病，故仁明成人后热衷医药，常亲自制作丹药、石药。另《日本三代实录》载有仁明天皇命藤原良相等亲信试服其自制之药的记录，或此记录正是《赏誉》第2则的本事出处。由此而看，仁明天皇自制五石散，并非出于对名士风流的单纯模仿，而实在是有健康的切实之需。只是服散风气在日本宫廷似没有得到广泛响应，这从近侍们面对君王“尝试其精粗”的命令“有畏难之色”即可看出。
《大东世语》的天皇群象描写，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具体生动的日本平安朝汉风盛行的图景。但这样的图景，并不是那个时代汉风的全貌，而大体仅限于诗文艺术的方面。换言之，虽然日本在平安朝（尤其是在它的前期）对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在政治、宗教等诸多领域深度向中国学习，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并没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形成这样的描写特点，笔者认为应与作者设定的选材标准有关。服部南郭在《自序》中明确谓其在这部小说中要倾心表现的是平安、镰仓两朝的“情协令旨”、“言中韶音”者。所谓的“令旨”、“韶音”，显然无关政治、军事，亦无关宗教，而仅关乎风雅的诗文艺术生活。有研究者认为，服部取材的这个视角，决定于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具体说，就是服部所属蘐园学派的风雅文学观和江户中期追求个性的文人意识{12}，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是除此之外，就天皇的群像描写而言，笔者认为或许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从平安朝的清和（850-880）、阳成天皇（868-949）始，由于幼帝登基，皇权遂逐渐旁落并控制于外戚藤原氏手中;镰仓时期，源氏家族建立武家政权，天皇更成为傀儡。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政治实权的天皇除了醉心文艺，并没有更多可以施展能力的舞台。所以《大东世语》的天皇描写，既是作者的审美选择所然，也是那个时代的客观因素所然。
① [日]内藤湖南《平安朝时代的汉文学》，载《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日本弘文堂书房，1930年。转引自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②③ 转引自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第182页。
④ 《白居易全集》卷十七《除忠州寄谢崔相公》。
⑤ 《白居易全集》卷十一《自江州至忠州》。
⑥ 《白居易全集》卷十一《招萧处士》。
⑦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⑧⑩ 参见[日]后藤昭雄著，高兵兵译：《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页;第79页。
⑨ 参见《日本史》，第128页。
{11} 见《世说新语·言语》第14则。
{12} 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责任编辑：庄园）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oiserie in Daito Seigo，
a Chinese-language Novel in Japan
Luo Xiaodong
Abstract： Daito Seigo，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language works in Japan， is chiefly a collection of the anecdotes of personalities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the Kamakura Period， among which Tennōs was much portrayed. Through the images of Tennōs， the author gives a picture of how chinoiserie thrived in the Heian Period as they admired Sinology and were passionate about writing Chinese essays or poetry as well as interested in a variety of artistic forms and culture related to China. This practice directly affected the promo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alented people by the imperial court. The author， in his description， hardly ever deals with aspects where Japan learned from China in areas like politics and religion，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because it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authors aesthetic standards regarding“decrees according with emotions”and“beautiful sound expressed in speech”but also to the fact that， after Japan entered the late Heian Period， most of the Tennōs turned into puppets interested in nothing but the arts without a stage where to exhibit their abilities.
Keywords： Daito Seigo， Japan， the Heian Period， Chinoi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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