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的4月5日，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建立了“瑞典学院”，还同时建立了“皇家科学院”与“皇家历史考古学院”三个学院，为什么这三个学院当中，只有“瑞典学院”没有“皇家”的名字呢？其实是国王刻意去掉了皇家的名字。
瑞典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发展瑞典语的纯洁。按照学院的章程，学院要编一部规模很大的词典和一部瑞典语语法。18个院士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资格编一部词典，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专家。编词典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发表的部分包括37巨册。这套庞大的语言资料库，到现在一直还在进行收录瑞典语言的工作。按照计划，这个任务2017年才能完成。
古斯塔夫三世让瑞典学院的运作完全独立，他订立了一条法律赐给瑞典学院拥有《内政与邮政公报》，这是一份欧洲最古老的报纸。国家官方的新闻和新的法案，必须在此刊登广告，收入归瑞典学院用来编辑《瑞典语字典》。
瑞典学院的院士不能离职，应该终生参加学院的工作。现在院士的年龄比较高，最年轻的院士也有50几岁，最老的九十多岁。一个学院的院士去世之后，院士们自己选一位学者或者作家来代替他的位子。现在学院的院士一半是学者，一半是作家，有的学者也是作家。瑞典的历史学家认为古斯塔夫三世固然受到了法国文化影响而有了建立三大学院之举，他建立瑞典学院的思维更显见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认为瑞典学院要超越皇家，在皇家之上。国王自己设计了瑞典学院每年12月20日举办年会的典礼仪式，这个仪式沿用了两百多年，是每年冬天圣诞节以前瑞典最重要的文化活动。
古斯塔夫三世用了很多心力来保证瑞典学院的财产稳固。确立瑞典学院的院士是一种荣誉职务，在制度设计上力求周全。每一位院士有编号座椅，开会时必须彼此尊称对方的姓氏，不能直呼其名，十分注重礼仪。院士的责任是每星期四开会，每次领一枚银元，换成一百克朗，克朗跟港币的价值差不多，这一百克朗要上税，院士们没有别的收入。
尽管事事严谨，古斯塔夫三世在设计制度时也留下了一点宫廷的趣味，比如他规定，瑞典国王可以出席瑞典学院的院士会议（其实他没参加过），外国国王的儿女可以出席（外国国王的儿女也没有出席过）。
除了夏天以外，瑞典学院每星期四开一次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以后，我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饭馆去吃一顿晚饭。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外，学院每年颁发一百多个大小不同的文学奖，主要是颁发给瑞典的作家。
瑞典的发明家Alfred Nobel去世于1896年。按照他的遗嘱，他巨大的遗产成为诺贝尔基金。众所周知，有五个诺贝尔奖，皇家科学院所颁发的物理学和化学奖，瑞典医学院所颁发的医学奖，挪威的议会所颁发的和平奖和瑞典学院所颁发的文学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和平奖是挪威议会颁发的呢？这个问题容易回答。1895年，诺贝尔先生写他的遗嘱的时候，挪威和瑞典是一个联合王国，挪威1905年才独立了。
常常有人问诺贝尔先生为什么没有设更多学科的奖。诺贝尔基金会的一个发言人认为这五个领域代表这位一生没有结婚生子的科学家的五个孩子。物理和化学是诺贝尔先生的专业科目。他在医学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先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诺贝尔本身也有杰出的文学天才。有人认为他年轻时候写的诗具有英国诗人Shelley的色彩。他晚年的时候也写过剧本。他的友人之中有好些个出名的作家，像法国的Victor Hugo雨果。
起初，瑞典学院不愿意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责任。很多院士认为瑞典学院的资格不能超过瑞典语和瑞典文学这两种范围。有的院士也提出这个任务简直没有希望做得到。18个院士怎么能够每年选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讨论了很久以后，瑞典学院还是决定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
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文学奖该颁发给一个最近发表过一部带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理想倾向”到底是什么？丹麦一位出名的文学家跟评审家Georg Brandes（1842-1927）认为诺贝尔先生自己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按照Brandes的看法。诺贝尔用“理想倾向”这个词来表达对宗教、君主制度、结婚制度一种批评性的态度。这个解释不一定是对的。要对的话，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完全没有资格得奖。除了这五个奖，还有1968年成立的经济学奖。其实，经济学奖的基金并非来自诺贝尔基金会而是来自瑞典中央银行纪念成立三百周年提议捐赠基金设立的。
二、如何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现在要简单的介绍瑞典学院怎么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资格推荐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和组织包括：瑞典学院的院士，与瑞典学院相似的外国文学院的院士，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各国大学文学和语言系的教授们和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团体像作家协会没有资格推荐候选人，“集体”的单位也不能推荐。一个作家没有资格推荐他自己。
瑞典学院每年秋天发出700多封信。邀请个别的人物和团体推荐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推荐书应该2月1号之前给瑞典学院。可惜的是从中国寄来的推荐书并不多。当了好几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推荐书。学院每年收到几百封推荐书。有的推荐书推荐同一个作家。二月初的候选人的名单包括150至200个作家。
瑞典学院成立了一个包括五个院士的诺贝尔文学奖小组。这个小组二月初开始讨论名单上的作家。小组首先把候选人的名单交给学院讨论，接着就会把名单缩成越来越短的名单。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谈到“文学”这个词的意义。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宪章，文学这个词除了纯文学以外也包括有文学价值的其余的作品。这就是哲学家Henri Bergson（1927）和Bertrand Russel（1950）与Winston Churchill（1953）能得奖的原因。
每年春天文学奖小组开三次会。每次开会后，小组报告给学院，让大家讨论。瑞典学院的院士都会念英文、德文和法文。有的院士会俄文、波兰文、捷克文，有的会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只有一个院士会念中文。我的同事们曾经算过我们18个人懂的并且精通的语文有十余种。
如果推荐的作家用院士们所不能读的语言，就得靠译文。那当然非常不容易。无论多么好的翻译，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原文的风格。瑞典学院常常请专家评价一个作品不同的译本。有时候学院甚至请另外一个专家评价我们原来请来的专家是否胜任。有时候请一个专家作书面报告，评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当代文学（当然，这些文件都是秘密的）。
到了每年的五月底，原来的候选人的名单缩短了。最后的名单最多包括五个或者六个作家。夏天院士们都有书看了。9月，学院开始开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星期四讨论到底应该选谁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文学奖小组的每一个委员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得写一个报告，评价这五六个候选人的文学作品。开会的时候，每个院士必得发表他对每一个候选人的评价。投票的时候，起码需要12个院士参加最后的投票，得到绝对多数票的作家当选。
100年前的世界比现在的世界小得多。那时，从瑞典学院来看，世界文学好像等于欧洲文学。开始的12个文学奖的获得者都是欧洲人（两个法国人，四个德国人，一个波兰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典人，一个挪威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英国人）。
1913年印度的Rabindranath Tagor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次一个非欧洲人得奖，可是Tagore得奖的诗集是用英文写的。1914年没有颁发奖。从1915年到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是欧洲人。1930年美国作家Sinclair Lewis得奖。从1931年到1939年，除了两个美国作家以外（Eugene ONeill， 1936和Pearl Buck，1938），获奖的作家都是欧洲人。
我现在要讲到林语堂先生这位中国作家，他曾经改变了我的一生。要是你们读过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肯定知道我的故事。我读了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之后，对老子的《道德经》非常感兴趣。我读了好几个语文的译本，觉得好像不是同一本书。因此我请教了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先生。
高老师说我读的译文都不行，就借给我看他自己还没出版的译本。读完以后我把稿子还给高本汉，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中文呢？”我说：“我很愿意学中文。”“好”他说，“你八月底回来吧。再见。”1946年八月底我就转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这样开始我的汉学生涯。
长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的外国友人应该很多。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个友人是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Buck）。赛女史鼓励林先生用英文写作，也给他的《吾国与吾民》写了一篇序文。“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跟赛珍珠的友谊让我感觉很安逸。
我自己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是一部很好而且很动人的小说。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与文人认为她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瑞典学院最大的过失。我的老友大陆的诗人卞之琳和冯至对这个选择表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Pearl Buck得奖是对当时中国作家的侮辱，且认为瑞典学院应该把奖颁发给一个写农村生活的中国作家。
我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完全懂得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个时候把文学奖发给Pearl Buck。问题是那时候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开始翻译成外文。她1931年发表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轰动了全世界。这是第一部外国小说描写中国农民艰苦的生活。
沈从文先生的《从文自传》也是1931年发表的。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一个外国爱好文学的读者知道沈从文是谁。我是1985年选进瑞典学院成为院士，要是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秘密我不应当说出来，但自从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同事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1939年，瑞典著名的探险家（也是瑞典学院的院士）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推荐胡适。赛珍珠和林语堂是好朋友。赛珍珠两次（1940、1950年）推荐林语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1940年斯文赫定与赛珍珠不约而同都推荐林语堂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40年瑞典学院请高本汉评价林语堂的著作。在他的报告中，高本汉特别提出《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他认为这两部书“是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
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也特别欣赏作者的“活泼的、机智的和富于很强的幽默感的想象力”。可惜的是瑞典学院1940年到1943年没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为何如此，可能因为瑞典学院在战争中愿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赛珍珠1950年再一次推荐林语堂先生。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认为作者既然用英文写作，所以他的著作不能代表中文文学。瑞典学院好像没有考虑到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凭他用英文写的一部诗集，1913年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几年（1940-1943），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四十年的选择包括一些很值得怀疑的事例。可是1946年以后，获奖的人都应该算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像英国的T.S.Eliot（1948），对好些个中国作家像李锐、曹乃谦和莫言影响很深的美国的William Faulkner（1949）和Ernest Hemingway（1954），还有法国的Albert Camus（1957），美国的John Steinbeck（1962），法国的Jean-Paul Sartre（1964）。
萨特当时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拒绝接受奖。几年以后他后悔，写信给瑞典学院申请他的奖，可那时已经太迟了。还有1968年得奖的日本的川端康成，早在1961年有人推荐他。因为瑞典学院没有日本的专家，需要六年的功夫收集大量的译文和日本专家所能提供的资料。
有时候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般读者都不认识的作家，像美国的Isaac Singer（1978）和波兰的Czeslaw Milosz（1980）。Singer用犹太人由德文变来的依地语Yiddish写作，因此他获奖以前的读者很少。
有人认为1982年得奖的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对莫言的影响很深，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中国魔幻写实的大师蒲松龄是莫言的同乡。1988年得奖的埃及的Naguib Mafousz以Cairo为背景的小说据我看和巴金的小说《寒夜》非常相似。我自己认为《寒夜》是巴金先生最成功的小说。
墨西哥的Octavio Paz帕斯（1990）、爱尔兰的Seamus Heany奚尼（1995）和波兰的Wislawa Szymborska辛波丝卡（1996），可能都属于年轻中国诗人最欣赏的外国诗人。
高行健2000年得奖的时候，大陆的反应是非常否定的。有人指出高行健是法国人，他的著作因此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我自己认为中国文学这个名称应该改成中文文学或者华文文学。批评高行健的大陆的评论家好像只读过他早期写的戏剧像《车站》等。他主要的著作是他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他的具有戏剧性的短篇小说和他的戏剧。
我相信所有的爱好诗歌的中国人都欣赏2011年得奖的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omer特朗斯特罗默的著作。莫言2012年得奖让我自己感到非常愉快。
有好些个伟大的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法国的左拉，英国的W.H.Auden和Graham Greene，美国的Ezra Pound、庞德，挪威的Henrik Ibsen、易卜生，爱尔兰的James Joyce和瑞典的August Strindberg史特林堡。
大多数的获奖作家是西方人，尤其是西欧人和美国人。亚洲有五个作家得奖：印度的泰戈尔（1913）、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大江健三郎（1994）、高行健（2000）和莫言（2012）。非洲有四个：Soyinka索引卡（1986）、Mafousz（1988）、Gordimer（1991）、Coetzee柯慈（2003）.拉丁美洲有四个：Mistral（1945）、Asurias（1967）、Pablo Neruda聂鲁达（1971）、Gabriel Garcia Marquez（1982）。澳洲只有一个得奖的作家，Patrick White（1973）。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已进入世界文学
常常有中国人问我中国文学什么时候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惊讶。两千多年前中国出现了《诗经》，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学价值的诗选之一。先秦时代的著作如《左传》、《庄子》、《道德经》是独特的。汉朝的《乐府》和民歌，司马迁的《史记》，魏晋时代的诗歌和散文，唐代的绝句和律诗，宋代的词，明清小说都是中国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杰作。西方的哪一个国家的文学比得上这些杰作？
其实，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也早已进入世界文学。要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我们可以肯定鲁迅先生的地位。他的纯文学作品虽然不多，只包括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与一本散文诗《野草》。可是他的杂文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在中国1920和1930年代的文坛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鲁迅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第一，他的著作是他死后才译成外文，第二，没有人推荐他。
我知道大陆出了一些谣言，说瑞典学院通过院士斯文赫定1930年代初在中国的时候问过鲁迅，他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说的是鲁迅拒绝接受。我查了瑞典学院的档案之后，敢肯定地说这只是谣言。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一个作家愿意不愿意接受诺奖。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选入瑞典学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一个中国作家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的12月，赫定从中国给我的老师高本汉写信，请他帮忙找到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高本汉1924年12月20日回答说据他看没有中国作家有资格得奖。他还说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的著作虽然对中国读者非常重要，可是西方的读者可能不会接受。高本汉说他的一个年轻的中国朋友正在巴黎从事语言学的研究。那个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很熟，因此也许会介绍一个比得上西方的最优秀的中国作者。
高本汉在他的信里提出的年轻的学者是刘半农。以后我读到一些台湾朋友提供的资料，按照台静农先生的说法，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遇见鲁迅，就乘这个机会跟鲁迅单独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也许刘半农把鲁迅的回答传达给了赫定先生。
高本汉给赫定的回答表明他那时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状况不熟悉。他肯定没有读过鲁迅1923年发表的《呐喊》，也没有读过闻一多先生1923年发表的诗集《红烛》。
除了鲁迅以外，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没有值得考虑的作家呢？当然有，沈从文、茅盾、老舍据我看完全比得上当时西方最优秀的作家。为什么这三个作家没有得奖呢？这个问题也非常容易回答。除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外，这三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大量地翻译成外文。把《骆驼祥子》翻成英文的翻译家完全歪曲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他把原文的非常悲观的、非常动人的一章翻成一个很乐观的好莱坞式的结局。沈从文的作品只有一部分翻成了外文。他主要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和瑞典文。要是这些作品早一点翻成外文的话，沈从文很可能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茅盾的《子夜》翻成外文，可是一部小说不够作为评价的基础。巴金也该算是现代中国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据我看最好的小说《寒夜》1980年代翻成英文。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家》、《春》、《秋》三部曲可以说没有翻成外文。《家》虽然翻译了，可是等于没有翻。还有钱锺书，他的纯文学作品不多，只有一部小说《围城》和一个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在诗歌方面也有几个优秀的诗人。我自己最欣赏的1920和1930年代的诗人是闻一多和艾青。闻一多是格律诗的大师，艾青是自由诗的大师。闻一多虽然只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可是他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非常大。艾青先生1930年代末年所写的诗，像《雪落在中国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和《火把》都比得上当时的欧洲诗人最优秀的作品。要是当时有一个胜任的翻译家把闻一多和艾青的诗翻成外文，他们很可能会登上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上。
我个人认为1949年代以前的中国戏剧不能跟小说和诗歌相比。曹禺的戏剧当然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可是曹禺受外来的影响太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十三年》远远超过曹禺的戏剧。我也很欣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1950年代出现的大陆作家中，我对王蒙、张贤亮和陆文夫比较熟悉。他们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三个人1970年代末年才平反了。平反了以后，又开始写作。他们三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王蒙引用很多当代外国文学的技术和技巧，像意识流和一种非常复杂的叙述结构。陆文夫的作品常常让我想起柳宗元的文雅的文章。去年去世的张贤亮的作品可以算是伤痕文学的余音。
1950年代开始写作的大陆的作家很多，可是我相信我提出的三个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1960年代的大陆，从文学方面来看是一个沙漠。从1970年代末年起，大陆出现了很多年轻的作家和诗人。我对今天派的诗人比较熟悉。今天派的诗人包括北岛、顾城、芒克、舒婷、杨炼、江河、严力和多多。除了舒婷、芒克和江河之外，这些诗人都客居在国外。
大陆当代小说家中我愿意推荐阿城、冯骥才、刘心武、莫言、韩少功、李锐、余华、苏童、阎连科、贾平凹、曹乃谦和女作家王安忆和残雪。华文文学最突出的作家之一是法国籍的高行健。他的戏剧作品是当代外国荒唐戏剧和中国传统歌剧的混合物。他一面引用最新式的西方话剧技巧，一面保留一些中国传统戏台上的要素。我认为他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是空前的杰作。我也很欣赏他常常有戏剧性的短篇小说。
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常常有大陆的记者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小小的冰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5000年优秀历史、文化很发达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我的回答是：“冰岛并没有得奖，一个冰岛的作家Halldor Laxness 1955年得奖。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一个作家，不是颁发给一个国家。”
高行健得奖之后，大陆的记者对我说：“高行健是法国人，他的作品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我的回答是：“高行健用中文写作，他的作品当然该算是中文文学！”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大陆的评论家认为他简直没有资格得奖。
有人认为中国作家还没有得奖出于瑞典学院的一种种族歧视。当然不是那样，唯一的原因是瑞典学院缺乏对中文文学全面的认识。华文现当代文学只有小小的一部分翻译成了外文。我1985年选入瑞典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学院愿意扩大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自从1985年我在瑞典学院做过好些个报告介绍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我也尽量地搞翻译工作。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很多翻译家把华文当代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
我认为莫言是最优秀的中文小说家之一。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很多客居国外的民运分子骂他是中国领导的走狗，他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也抄了延安文艺讲话一部分。批评莫言的人不肯承认他是当代大陆的最敢暴露中国黑暗面、最敢批评中国腐败的官僚非法活动的一个作家。我自己特别欣赏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作者个人童年非常动人的经验。
除了高行健以外，我这里谈到的都是大陆的作家和诗人。原因是很简单的，除了个别台湾诗人的作品以外，我对台湾、香港和侨居国外的作家的作品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个事实真的令我为难。问题是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可是白天夜里只包括24个小时。
我对台湾1950年代以来诗人的作品比较熟。我最欣赏的台湾的诗人是纪弦、洛夫、商禽、痖弦、罗门、罗青和杨牧。我认为杨牧是当代用中文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散文集《奇莱前书》和《奇莱后书》也是非常优秀的著作。
我在这个演讲厅提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当然主要是为自己的同胞们服务的，但是他也希望他的作品能超过语言的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很多的翻译家。有两种翻译家，靠翻译工作生活的专业翻译家和业余翻译家。翻译文学作品的专业翻译家并不多。整个儿欧洲和美国可能只有几个专业翻译家们翻译中文文学作品。业余翻译家比较多，多半是搞文学的学者。外国汉学家对翻译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的比较保守的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该搞翻译工作，认为翻译工作对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没有什么好处。我自己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汉学家应该用一部分时间搞翻译工作，让他的同胞们有机会欣赏他自己所欣赏的文学作品。
附：马悦然与中国作家交往的名单：1950年代，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任文化专员，及至终于获准访问中国大陆的1980年代，先后采访过以下的诗人、作家、学者：艾芜、巴金、老舍、钱锺书、杨绛、沈从文、师陀、严文井、叶圣陶、张天翼、艾青、冯至、卞之琳、冰心、凌叔华、陈敬容、冯乃超、曹辛之、田间、辛笛、臧克家、郑敏、李健吾、曹禺、吴祖光、夏衍等。
（以上文字由本刊编辑庄园根据马悦然现场展示的中文ppt整理，感谢马先生对本刊的支持。）
（责任编辑：庄园）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