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画室》是英培安迄今为止最长、最丰富也是最厚重的一部长篇，无论是在离散诗学营构上，还是在结合新加坡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反省上都有其独特之处，英深刻地指出了有关认同内部的被离散乃至内部殖民等复杂结构。在其中，台湾影响日益凸显，也显示出英培安在潜意识里希望借此疗治此困境的一种文化路向。
关键词：英培安；《画室》；新加坡；离散；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91-07
作为新加坡文坛上的多面手，英培安（1947-）在多个创作领域都有闪亮表现，比如其早期的诗歌实验，相对犀利的杂文挥洒，以及最近10多年来特别引人注目的长篇实践。从书写主题上看，英最擅长于刻画华族男子（尤其是华校出身）在新加坡社会中的落魄悲剧，而在叙述人称实验上也有不俗表现。①而从书写事件发生的场域（fields）变化上，英也在逐步丰富、具化，从当初的新马时空渐渐腾挪到中国大陆、香港等等，亦显出其书写的野心和霸气，而《画室》（台北唐山出版社，2011，下引只注页码）一出，更将这种追求发挥得淋漓尽致。
简单而言，《画室》的情节并不特别复杂，主要是讲在新加坡画室里面发生的故事，以老师颜沛、学生思贤为主人公，其他人，如健雄、宁芳、素兰、模特继宗，以及只来过一次的叶超群等为辅，呈现出各自的学业、事业、婚恋等人生经历，数十年后故事的结局又重回画室，而结果自然是物非人更非了。与英培安前面的几部长篇（《孤寂的脸》、《像我这样的一个男人》、《骚动》、《我和我自己的二三事》）相比，《画室》不仅文字容量变大，而且在主题的繁复程度（如新马社会、异域风情等）、时间跨度（1950年代学生运动到21世纪）上均有扩大化倾向。
英培安曾这样指出小说书写的意义，“我的看法是，小说是描述人存在的困境，人处身在困境里，自然需要反思。人是活在社会里的，他是社会的产物。他面对的困境也是社会造成的，自然也会是对社会的反思。”②这当然是对解读此部小说的有力精神指引，但同时似乎亦有可继续衍发之处。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画室》如何展现出英培安对自我长篇书写的整合与超越？如果结合离散（diaspora）理论思考，英培安对此如何阐发与突破？同样，如果结合英自身的经历与生存环境，《画室》如何呈现出他对新加坡认同的深入反省？而在离散视野下，台湾元素如何对英产生相对实在而独特的影响？
一、虚构的技艺：离散与拼贴
离散一词，原本和犹太裔被赶出圣城有关，成为描述此族于公元70年以降的散居异邦和不得返乡的状态。③以后此词不断被挪用，也会用到有关华人研究和20世纪以来的移民迁徙和越界跨国事件与心态探研中等等。④随着时间的发展，离散一词内涵也日益扩大和丰富，似乎不单纯指涉被放逐和被逼搬迁的苦痛与悲情书写，同时还拥有更多元和开阔的视角，比如它也参与到文化的传承、建设或者是颠覆解构等等。这当然可以包括借此观照和对比不同区域文学时空中的华文文学创制与意义省思。而如果借此视角去考察新加坡小说家英培安的话，则更显出有关理论和他的实践互动、突破的迷人张力，尤其是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城市国家，在《画室》中英相当精彩地展示出他对离散独特而又丰厚的理解。
（一）空间离散
毫无疑问，空间位移是离散的重要标志，而采用空间的离散视角探究文学书写中的认同主题也孕育了新的可能性。⑤《画室》的开局中，颜沛主持的这个画室一度成为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的荟萃地，而自此以后所有人都各奔东西，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生死离别的人生悲剧。
1. 时空并存与转换。《画室》中诸多人物离散的中心指向地自然是新加坡，而他们的老师颜沛人生的历练地也是以新加坡为归属。这包括他和婉贞的恋爱、结婚与离婚，也包括他的教书，他的前列腺癌的发现、治疗。与此相关，其弟子素兰的主要生存地也是新加坡，她借画画实现自己难得自由的渴望，她照顾罹患癌症的老师颜沛等等。新加坡同样也是“伪国宝”叶超群发家致富、飞黄腾达和逐步江河日下的场域。
与颜沛相关的婉贞离婚后去了香港，她在那里工作，同时又与梁生发生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纠葛。正因为在香港的孤独与部分享受孤独，新加坡才更成为婉贞心中思念的故乡。当然也是在香港，婉贞偶遇了颜沛的弟子思贤，才得以与前夫颜沛鸿雁传书，最后再续前缘，返回狮城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
中国大陆的出现与素兰息息相关。那既是她文化旅游、朝圣的温暖时空，同时又因为她老公出轨找了个中国女人而成为她的伤心地。而耐人寻味的是，英培安却安排她背叛的老公生意失败，最终老年痴呆，凄惨死在护养院里。
当然，还有令英培安念念不忘的马来西亚。而健雄正是因为政府怀疑左倾而出走到马来西亚，新山→吉隆坡→怡保→森林（丛林），十数年的颠沛流离。而健雄的女朋友在健雄离开后发现自己脑中长瘤，几经折腾，最后选择回到家乡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开设素食馆——健雄素食，积极乐观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英培安还将笔触伸向更遥远的文化时空。弟子宁芳因为要学印度古曲而追随阿难达前去印度马德拉斯，学艺未成，却遇上了互相爱慕的伽内山，并和他赴法国巴黎定居组建家庭并生女英德拉妮。而后来准备前去欧洲办画展的思贤恰恰也和自己一直暗恋的女神——宁芳在巴黎相遇，而后同游西班牙。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时空场域往往是并存的，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曾在新加坡画室中有过交集，同时又往往是流动和转换的，因为不少主人公又在不断位移，或者是复归狮城。
2. 事业与感情纠缠。人物在不同的时空场域离散，原因各异。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被离散（to be exiled）和自我放逐（self-exile）⑥，当然更常见的可能是二者结合。如果结合人生存的主要维度，那么事业、爱情往往是离散的重要推手。
某种意义上说，健雄是一个被离散者，实际上他只是当时左翼风云激荡运动的一个消极参与者和挟裹者，却被政府（内安部）盯上，而不得不展开其逃亡生涯。而其实他一直爱着自己的爱人美凤，又对自己的温馨家庭倍感挂念，但政治斗争却让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正因为如此，同时他也对马共缺乏真正激情与坚守，而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⑦
相较而言，宁芳更是一个主动的自我放逐者，她前去印度学习古曲，而后随伽内山转赴巴黎，而最终在寡居后还是接受了思贤的爱而选择回归新加坡，这些都是她主动的选择，悖论的是，她做出决定是坚决的，却又是冲动的，往往难以持久，而其人生历程似乎因此相当丰富多彩。
《画室》中的男主人公思贤的离散更多是一场暗恋失败后的被逼逃离，但吊诡的是，他在台湾却实现了自我的提升与突破，事业有成，但对旧情却念念不忘，在对老师颜沛尊敬有加外，对爱情也始终不渝，并最终赢得美人归。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也存在一种内部离散（internal diaspora）。比如颜沛对理想、事业的忠贞坚守其实是非常孤独和窘困的，因为在急功近利的社会中坚持理想，反倒让自己变成了身在祖国的陌生人：妻子出轨并离去，而自己也罹患癌症并最终不治，从此意义上说，这其实也隐喻了文化理想在所谓世界一流人均收入国家——新加坡难以容身。
（二）叙述拼贴
毋庸讳言，处理如此空间离散和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的历史再现并不容易，但长篇书写高手英培安自有其处理之道。从其书写技巧和策略来看，《画室》似乎更像是洗尽铅华、朴素厚重之作，似乎有回归现实主义之嫌。但实际上，在虚构的某些细部上，依旧可以显出英培安创新应对、游刃有余的叙事惯性和实验性。
1. 大框架：拼贴离散。《画室》整部长篇分成两个部分，无疑两个部分的人物叙事是粘连不断的，但大致而言，第一部分可理解为革命时代的理想、婚恋与鱼龙混杂；第二部分则更多是后革命时代的发展和余绪。有论者指出英采用了拼贴画的叙述结构，“这个‘拼贴画的概念就是《画室》作者对于小说的整体构思，他心中有了一个完整的全景‘画面，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作为其中一块‘画板。”⑧的确颇有几分道理。
在第一部分中，英培安着力刻画了大约1950年代～1980年代的生活历史。这其中既有对新加坡本土生活语境中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探索，又有对离散时空中另类事件的刻画。在新加坡时空中，英状写了颜沛坚守的艰难，生活窘困、离婚，当然也写了离婚后赴港的婉贞的生活。除此以外，英培安还继续状摹华校知识分子的“失败”与没落，同时也别具匠心地添加了小流氓阿贵的底层生活状态，显示出没有文化的更加贱民的华族同胞的艰难挣扎。与此同时，英也描画了混乱时代善于钻营的叶超群的发家，他剑走偏逢，游走于文学与绘画之间，利用其自我包装的“艺术才华”和长袖善舞的“外交”艺术强势崛起，这个书写当然和英培安对新加坡文坛有着切肤之痛的深切体验和犀利观察密切相关。
引人注目的还有健雄被逼潜逃的历史再现，英培安将之安放到马共出没的森林中，从一个边缘观察者的角度，英让健雄和大胡子（两边皆不讨好的马共叛逃者）朝夕相处，书写了一段令人唏嘘的“野史”（也是荒野生存史）。当然，英也让颜沛当年在华侨中学游行反兵役的结果有了答复，更年轻一代的继宗高中毕业后不得不服兵役，这彰显出革命理想的持续性挫败。
简单而言，第一部分是对革命年代的终结式交代，而第二部分却主要描述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生存状态，如思贤与宁芳的爱情，继宗的“回家”，从结果来看，英培安还是选择相对温暖的方式让他们在新时代（和平年代）归家，暂别离散。
2. 细描上，齐头并进。整体而言，除了在大的结构上分成第一二部分进行分工拼贴以外，英培安在内部又进行了更细致的装置安放。相较而言，“他和她”部分相对简单，而更长的部分，如“回家”、“远方的歌声”则有更繁复的实践。
“回家”共有十章，分别描写了：1. 以“我”人称叙述继宗回归新加坡的生活，包括和阿贵相遇；2. 健雄面对大胡子死亡；3. 素兰的生活与出国议题；4. 叶超群的生活与暴戾态度；5. “我”继宗与余齐飞认识并在吉隆坡吃“健雄素食”；6. 健雄想出走森林，未果；7. 颜沛死后的安排及画界影响；8. 素兰老公痴呆、去世；9. 叶超群事业、生活败落；10. 继宗参加阿贵的葬礼。不难看出，英培安通过拼贴的方式组合了小说叙事并借此加以推动，而所谓的回家，其实更暗合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人生浅显而有效的道理。
当然，英还有更繁复的操作，就是在一章内部的更细致拼贴，以“远方的歌声”第一章为例，分节主要描写的是：健雄、思贤&宁芳、继宗&阿贵、男画家、画室概况、思贤、年轻人（叶超群）、继宗、男画家&继宗、健雄。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繁琐，其实是环环相扣，而且英培安往往选择从各个人的视角进行众声喧哗叙事，颇有些不经意之间的“复调”叙事实践。⑨
二、新加坡认同：内部离散或殖民
除了从叙事角度探究离散诗学以外，英培安特别令人关注之处还在于对离散之于新加坡认同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但更深层的文化认同却相对薄弱，英培安通过《画室》却部分揭示了有关认同的困境及原因，指出了其内部离散甚至是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⑩的吊诡。
（一）驱逐马共：草木皆兵。
在新加坡今日依旧严苛的话语环境中，1960年代颁布实施的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依旧利剑高悬，知情人士往往知道它和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对付共产党息息相关{11}，但历史的流逝和马共自身的孱弱与挫败让共产党在新马地区大致销声匿迹，而失去假想敌的“军规”却又成为新的统治者处置政治对手自保的利器。《画室》中没有轻易搁置此类题材，作为和内安部有过交集、被拘留过数月的英培安对此有直接体验。但耐人寻味的是，英培安却从边缘处入手，消解了禁区内的神话。
一方面，英借健雄的眼光窥探了马共的神秘性与必然灭亡的宿命。为躲避政府清算，健雄不得不投奔丛林马共。但马共显然组织严密，他先被安排在怡保的亚答屋里养鸡三年进行考验，过于平凡和琐碎的日常令他意志消沉，而后终于获准进入丛林。谁曾想革命生涯远非想象中那么令人热血沸腾而是无比残酷：前来接应的同志亚峰不幸和政府军遭遇枪战受伤而死。阴差阳错之下，健雄请求马共叛逃者大胡子张宝进收留他，二人相依为命。恰恰是从边缘人、落魄者大胡子那里，健雄明了了马共内部斗争的残酷（如肃反）、战斗力贫弱（连军火都装备不齐）、生存环境恶劣。他们二人要防备来自三方的袭击：马共、政府军和自然界猛兽，最终大胡子因病命丧山洞，健雄想出走却不能，只能最后化归森林，被丛林吞没。
而另一方面，凭借对马共历史的边缘切入，英培安其实更抒发了对有关话语的另类揭示与解读。健雄的被逼逃窜投奔马共完全是历史时空中当时政府草木皆兵、企图斩草除根苛政下的牺牲品，而尤其是后来的共和国政权设立又和曾经有力借助当时如日中天的左翼势力（如林清祥等）密切相关。因此，有关马共的历史相对较少，现有的论述要么是不得不噤声的禁区，要么就是妖魔化的对象否定，缺乏真正有力的客观描述。{12}英培安的书写毋宁更从个体人性角度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读，整体而言，他没有（或无力？）正面主攻马共神话和历史真相，却从一个侧面反衬出新加坡文化认同中的僵化、刻板之处——它并不真正允许异议者或有个性的非官方言论自由发展。
（二）语言政治中的权力关系。
英培安没有放弃他一贯擅长的对华族男子在新加坡语境中相对落魄的主题刻画{13}，而且他也相当有力的指出有关语言政治（英语至上）依旧根深蒂固且效果明显。
我们不妨先从整体层面加以分析。绘画老师颜沛是华校生，他的太太婉贞是英校生（新加坡大学）出身，二人结婚初期原本恩爱，但不同源流背景带来的收入差异和生活圈子价值差异使得二人产生裂痕和隔阂，接着婉贞和记者方正豪偷情并同居，最终颜沛夫妇以离婚收场。同样，可以前往印度游学并定居巴黎的宁芳也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英校生），反之，华校出身的思贤只有到了台湾才能找到自我，并实现个人梦想。类似的，继宗原本出身华校，只有到了同样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考获博士学位才可以脱胎换骨，回新加坡教书，以知识改变命运。
而来自个体层面的说服力也可以探究。以叶超群为例，当然他之所以能够扬名立万的资源在于他善于利用人、长袖善舞，为自己沽名钓誉，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同样也是操弄语言政治的高手，“因为对西方作家和经典如数家珍，叶超群给人的印象是个学贯中西的华文诗人，他也确实在谈话中经常夹一两句英文，甚至法文……他虽然自认精通双语甚至三语，遇到真正需要用外语的时候，他那夹在华文里的几句英文或法文就捉襟见肘了。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他往往会以一个热情的微笑或豪迈的哈哈大笑巧妙地敷衍过去，他绝不会有一般华校生的挫折感（这和他自认精通双语或三语有关）。”（页75）他很长于把自己包装成大师，其实不过是浮浅的文化买办，而语言政治也是他用来见风使舵、包装自我的把戏。
令人慨叹的是，底层小混混阿贵，虽然厌学，华文根基其实相当不错，同时又对粤剧（隐喻的是草根、方言和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而小有所成，但就是因为出身华校，英文不好而自己退学，进入黑社会，入洪门砍人、打打杀杀、刀光剑影中讨生活，最后落魄而死。坦白说，在其不热爱读书的成分刨除以外，其实看出他更是语言政治的牺牲品。
语言政治的结果不仅仅是分化阶层，而且更致命的是它会让原本是母语的华文和专擅传统中华文化的品味在社会中变得无足轻重，而同时英语又只是作为工具性语言借用，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历史与独特思维被剥里、丢弃，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新加坡华人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和“双重边缘化”困境。
（三）文化政治及其表象化。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小国，新加坡一直既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感，但同时又有朝不保夕的紧迫感。尤其在1965年被逼独立后，“面包”就成为共和国叙事的核心譬喻，一直到人均收入步入世界一流水平时依旧关心面包远大于文化创造和输出。当急功近利成为一个国家和执政者的思维定势以后，那么理想、激情与文化创造似乎就变得过于奢侈了。
1. 理想失落与激情萎缩。英培安曾提及《画室》一书是他对1950年代学生运动的追忆与凭吊，“我在89年出版《孤寂的脸》之后，就很想写一篇关于50年代学生运动的小说了，为了生活，忙着写专栏文章与经营书店，拖了十多年，2000年我被台北文化局邀请到台北当驻市作家，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其实没有创作什么文学作品，非常惭愧，所以小说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叙述结构时就立刻动笔。一年内就完成了。”{14}
事实也是如此。颜沛所倾力追求的艺术生命创造与延续在新加坡难以真正实现，最后他罹患癌症后企图努力突破自我却加速了他的早日死亡，而其弟子思贤也只有到了台湾才会一展所长，为世人所承认并赞许。而颜沛学生时代所反对的服兵役制度在新加坡本土在建国后却得以坚决执行，后辈华校生继宗就成为兵役制度执行的僵化牺牲品，无处安放独立思考的自我。
而颇耐人寻味的是，英培安特地安排了人在台北的思贤、人在巴黎的宁芳和开餐馆入籍西班牙的周先生——三个新加坡人在巴塞隆纳相遇。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时空中，他们才可以自由畅谈现实政治，从1950年代到新世纪（页452-453）。
也才可以谈论新加坡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而且因为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化？），许多记忆中的实体已经面目全非了，甚至因此引起了他们不少乡愁（页454）。
2. 功利肤浅当道。由于整体文化环境急功近利，更强调多快好省，因此那些善于拼凑、快速转型和长于应景的“文化”更容易获得相关场域和统治者的青睐。叶超群的崛起并迅速走红就是很好的个案。 简单而言，有执政年限的当政者更追求吸引民众眼球、表演服务性和短期效应，而艺术却更强调独创性，甚至有些更需要深入打磨，把自己的特色、激情、个性融入其间才可实现传承与突破，这明显是两条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叶超群更强调出镜率和上报率，这和某些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而他又善于攀龙附凤、钻营投机，在一段时间内居然可以大红大紫，甚至成为国宝级艺术家，虽然最后他身体毛病不断：心脏要手术、秃头、阳痿、便秘，而且报馆也开始冷落他，儿子耀龙（结合新加坡领导人名字，命名别有深意）不学好，可谓祸不单行，但毕竟他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的文化风云人物。
上述种种，不管是政治认同的严苛、狭隘性，还是语言政治层面的利益引导与潜存歧视，还是文化政治层面的表象化、肤浅化，都说明了新加坡认同内部的离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内部殖民”，在殖民者父亲离开后的国度里面仍存有殖民思维、逻辑和法令举措等等。无疑英培安对此议题有着相当精辟与老练的反思。
三、移民性如何对流本土性：
以台湾影响为中心
毫无疑问，《画室》调动了英培安不少私人珍藏，比如他早期的学画经历可以让他至少颇具专业水准的虚构画室场域以及对绘画实践、流派、风格进行精彩点评，当然也包括他曾经身患癌症，可以让人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有关癌症的检测、电疗等专业操作和有关心境，如其所言，“这部小说的故事是从一群画家或艺术爱好者聚在一画室画画开始展开的。其实这是我的经验，在中学时我是很喜欢画画的，后来喜欢上写作，就没画了。2000年初，我又重新开始画画，断断续续地与一些画家在星期日早上一起写生，一直到2008年患上一场大病才停止。所以画家在画室作画的情况我是熟悉的。我想，画室里有七八个画家，他们自然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艺术观，自己的生活遭遇，所以我就用一群在画室里画画的画家展开故事。”{15}
同样，香港作为英培安工作过的城市，其熟稔与情感寄托都可以在三言两语中加以阐发。当然，还有如前所述的所谓左倾与内安法令体验等等，这些实况都可以让我们看出小说家英培安如何点石成金，再现历史的各种姿态。
如果遍览英培安的长篇书写，结合其文本生产的现实空间，有一个元素日益凸显，那就是台湾影响。如果从本文论述的离散与新加坡认同的关系视角着眼，那么台湾影响其实可以部分彰显英培安对本土文化认同建构的某种设想，或至少是凭依。笔者曾以九丹《乌鸦》和卡夫《我这滥男人》为中心探讨本土性与移民性对流的可能性及其问题{16}，而《画室》中文本内外的台湾影响似乎也隐含了某种契机。
（一）小说内部：作为文化息壤的台湾
毫无疑问，台湾在《画室》中承载了英培安多元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角色。
1. 师傅台湾。小说中男主人公之一颜沛的老师李韵士是台湾人，曾经到过法国学画，善于因材施教。他是一个对美术特别执着而富有激情的人，“谈起艺术创作，滚圆的眼睛里即闪烁着象年轻人一样炽热的目光。”（页55）同时对艺术的真谛颇有主见，如更强调技巧之外的画家的“思想感情”，强调艺术家自身的“生活体验”（页58），李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但对新马风物与本土画家却特别关注，这可以部分看出他对新马本土文化的某种关注和引领扶持。实际上，结合当时中国人南来马来亚教书的历史事实，的确在文化上有相当一部分师资来源于台湾，而在教材的使用上，很多都是直接照搬自民国教科书。
2. 文化福地。对于因单恋受伤而不得不到台湾疗伤并开启事业之门的思贤来说，台湾就是他的文化福地。首先，到台湾后，一开始是通过作画匠替商人画肖像画赚钱维生的，两年后，开始结合心中郁结，画没有脸孔的冷艳女体，并在台北开了个展，深获好评，且收入不菲。其次，在他一直难以突破自我的时候，通过阅读《梵谷传》明白自己对绘画缺乏真正的激情与狂热，并决定从单恋中解脱自己（页197-199）。结果思贤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南下垦丁，写生、思考，苦干了两年，最终突破自我，办了个展，“以全新的姿态在台北的画坛出现……人们都很惊异，一个新加坡来的画家居然能把他们熟悉的珊瑚礁画得那么奇特新鲜，他们仿佛重新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看过的垦丁。”（页214）
3. 乐土台湾。如此处理台湾似乎还不过瘾，英培安还让小说第一部的主人公颜沛亲自前往台湾旅游。在台湾，颜沛有两项收获，第一，思贤想和他在台北联展画作的愿想让他“十分兴奋”（页225），这当然在后来也成为他明知罹患癌症依旧笔耕不辍、拼死劳作的新动力；第二，他在台湾的旅游过程中十分开心，“这些年来他从没这么开心。快乐是需要花钱才能得到的，现在他体会到了，钱的确可以买到一定的快乐。”（页227）
不难看出，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文台湾，还是来自台湾的特立独行的教师风范都成为小说中向台湾致敬并诉说其影响的多元观照。从此视角看，英培安想借台湾文化来反衬新加坡的肤浅症候，同时也希望前者是个有益补充和新借鉴资源。
（二）文本之外：对话现实
跳出小说之外，我们亦不难发现台湾与英培安有着日益紧密的缘分关联。
1. 知遇之恩与文本生产。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常常作为独行侠的英培安在新加坡文坛不受关注，甚至颇受排挤，他著述不少，但多数在新加坡出版的作品难以维生，亦很难扩大在岛国之外的影响。我多年前就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台湾中心拂去了尘垢，照亮了在新华文坛上被尘封或刻意忽略的英培安。”{17}
21世纪以来，他的三部长篇《骚动》、《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画室》皆在台湾出版，而且反响不错（无论是销路还是获奖）。除此以外，短篇集《不存在的情人》、戏剧集《爱情故事》也在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无论是从作品的影响力，还是从自身收益来看，台湾的文本生产体现了她对英培安的眷顾与知遇。
2. 包容与守护。从《骚动》到《画室》，英培安涉及的本土敏感议题在扩大和增强，如果依旧在本土出版，即使能够发表，也势必受到审查或“善意”提醒。然而文化氛围更宽松包容、很难因言获罪的台湾似乎可以让英培安免除部分政治层面的后顾之忧，直面自己的内心、良心与才华施展。
简单而言，不管是从小说内部，还是现实关注层面来看，原本作为外来的、移民性的台湾却成为作者及主人公们接受温暖庇护的港湾，乃至圣地，从此层面说，英培安从潜意识里想让文化台湾内化为新加坡肤浅文化提升的样板，从而悄悄对流成本土性。
结语：《画室》是英培安迄今为止最长、最丰富也是最厚重的一部长篇，无论是在离散诗学营构上，还是在结合新加坡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反省上都有其独特之处，英犀利地指出了有关认同内部的被离散乃至内部殖民等复杂结构，从此视角上看，如果不改良此困境，新加坡的文化认同提升与整合将会长期停滞，乃至持续窘迫。当然，在其中，台湾影响日益凸显，也显示出英培安在潜意识里希望借此疗治此困境的一种文化路向。
当然，如果从更严格的意义上省察，小说对反面人物叶超群的处理有些用力过猛，总让人想起新加坡文坛过于鸡零狗碎的人际纷争，英对此的过滤和提炼有些随意了；而且，在人物处理上相对类型化和平面化，其复杂性与欺骗性都略显薄弱。如果让叶结果非常成功，进一步飞黄腾达，似乎更符合波诡云谲的现实语境。如小说家王安忆所言，“小说走完现实的一段，再向前去，就走进诗里去了。所以，我们倘若要把小说做好，就必要把小说做成诗。”{18}未必每一部长篇都必然化成诗，但诗的精神如果涵化其中，那么对小说的提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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