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复仇模式是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情节模式之一。从古代到民国旧派再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经历了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反思并不断深化最终走向超越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国武侠产生了对传统复仇模式的现代反思意识，为港台新派武侠最终超越传统复仇模式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研究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变迁，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也能为今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武侠小说；复仇模式；古代武侠；民国旧派；港台新派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85-06
复仇与武侠小说有着天然联系，最能体现武侠小说的补偿性审美功能。当现实中血亲之仇、家国之恨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得以解决时，读者自然期盼自己有无限能量报仇雪恨，或有清官、侠客“替天行道”主持正义。同时，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情节在心理上亦颇能满足作者和读者的“英雄主义情结”，他们往往将自己幻想成惩恶除奸、快意恩仇的侠客，来实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英雄梦。正因为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模式能满足读者的这些情感需求，因而成为了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情节模式之一。对于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模式，研究的关注程度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古代武侠和港台新武侠，对民国武侠中的复仇模式缺少应有的关注，研究思路亦偏向静态描述和个案研究，这使复仇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变迁过程未能得到完整呈现，其发展规律也无法得到系统总结。本文尝试将武侠小说分为古代、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三个时期，来对武侠小说中复仇模式的历史变迁问题进行梳理，探讨其内在的社会文化动因及现实意义。
一
复仇与武侠小说结缘“早在唐代就已露端倪”①，在明清武侠小说中则较为常见，并形成了诸多模式。从侠客复仇的动因来看，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助人复仇，一般是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弱者。这一模式最能体现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所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均属此类。二、血亲复仇，侠客为报家仇而杀人。这一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有密切关系，常表现为子为父报仇，弟为兄报仇，妻为夫报仇。如李公佐《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得父、夫托梦得知了盗贼姓名，乔装男仆伺机刺杀了仇人。三是代主复仇。侠客为报知遇之恩甘愿不顾身家性命而代主复仇，有时甚至发展为集体性的复仇行为。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为报晁盖被毒箭射死之仇，不惜动用大军攻打曾头市，将活捉的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四、为己复仇。当侠客自己遭受到欺辱、谋害后，杀死仇人一雪前耻，这里的仇人大多是朝廷的奸臣佞党或背信弃义之徒。如《水浒传》中武松为报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谋害自己之仇，只身夜闯鸳鸯楼，将三人全部杀死。
古代武侠复仇模式之集大成者当数《水浒传》，它可称得上是一部“复仇小说”②，以宏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讲述了一连串脍炙人口的复仇故事，透过这些复仇故事所呈现的样态，我们得以窥见古代武侠小说中复仇模式的特点。
首先，复仇动因被简单化。复仇是否具备正义性并非小说关注的重心，恶者当除，弱者当扶，而“恶”和“弱”完全是以个人标准来判断的，有时复仇甚至不必讲明动因，仅仅有仇便报便已是天经地义之事。复仇动因的简单化恐怕与古代社会对复仇普遍认可的态度有关，《春秋公羊传》、《礼记》、《周礼》等古代文献都记载有儒家对复仇行为的肯定，“惩恶扬善”、“有仇不报非君子”等儒家观念远比强调法制的法家观念要深入人心。此后随着儒学的官学化，“血债血偿”的观念更为强化，复仇成了唯一一种触犯法律而不受社会舆论谴责的行为，体现了人情超乎于法律之上的社会潜规则。
其次，复仇的主体和对象脸谱化，复仇手段单一化。仇家通常被塑造得一无是处，是众矢之的与恶的代表。而侠客则被塑造成“以善伐恶”、“不近女色”、“尽忠尽孝”的英雄形象。正由于他们这种高大全的形象，又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支持，因而侠客们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无可厚非，这也造成复仇手段的单一化，即：杀。复仇即是杀人。
另外，注重对复仇过程及其心理的描写，在描写中突出“快意”二字，体现了武侠小说的“嗜血”性。武松杀嫂、杨雄杀妻、宋江借花荣之手杀刘高夫妻等等，都属于极为惨烈的复仇行为，或可称为“残忍的泄愤举动”，小说以肉体毁灭为兴奋点，使“亲者快、仇者痛”，借此引起读者的阅读快感。
最后，侠客们常常将复仇的范围扩大化，不但向仇敌本人复仇，而且还会殃及仇敌的家人甚至整座城市的百姓。如宋江为报黄文炳加害于他的仇恨，即刻兴师攻打无为军，致使城中百姓遭难，最后除杀死黄文炳外，还杀死了他家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
从以上分析来看，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情节发展到“嗜血”性，复仇的范围被一再扩大化，这种形态的复仇已近乎暴行③，离武侠小说“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越来越远，这意味着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模式走入了死胡同。
二
民国初期，武侠作家基本上仍在强化传统的复仇模式，像20年代文公直创作动机自述中体现的“雪耻复仇”的志向④；30年代还珠楼主的创作，由于时局动荡、日军势力一步步扩大，再加上他个人内敛的性情，都使他笔下的侠士在乱世中“明知劫运难回”，不得已只能“以诛奸杀恶为己任”⑤，更进一步回归到“快意恩仇”的江湖式生活当中，除了《蜀山剑侠传》第一回中有一两句家国沦丧的感叹外，其他小说都是江湖上恩恩怨怨的描写，即使是在那些以“反清复明”为背景的“入世武侠”小说中，“家国之仇”也极为淡薄。只有在少数武侠作家如平江不肖生、顾明道等那里，古代武侠的复仇模式才有所突破。
平江不肖生的两部武侠小说代表作《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都写出了不少以武复仇的故事，但二者对待复仇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创作于1923年的《江湖奇侠传》，在以传统的“恶有恶报”思想为主导，以江湖上个人性的复仇行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同时，复仇的内涵有所扩大，由原来的血亲复仇、为己复仇等家族行为延展到了“反清复明”的民族性复仇，初步涉及到“家国同构”的思想意识，复仇带有天然的合理性。而此后创作于1929年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脱离了简单的“仇外”心理，以“强国”为目的，以较理性的态度反观中国的国民性与江湖文化，对“冤冤相报”式的江湖仇杀作出了初步反思。
将“家国之仇”与对“冤冤相报”复仇观的批判相融合的武侠小说作家还有顾明道，他在《荒江女侠》第58回中插入岳剑秋与非非道人在海上看见外国的兵轮，引起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立志要逐走胡奴的情节，正是他这种创作动机的体现。在顾明道看来，古代的曹沫、雍门子、狄光、勾践、张良“这些人志复国仇，气吞河岳！他们的史迹，千载下读之，尤觉虎虎有生气；是民族之光，值得后人钦佩的”，“至于为了一家一身的私怨而互相报复，这是已失任侠的精神，而近乎野蛮时代残杀之风”⑥。
民初武侠中的“家国之仇”及对“冤冤相报”复仇观的批判，与民国初期“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强化有关。自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遭到异族侵略，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渐侵入或被引入中国。对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人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是从民族感情出发的对抗；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国家”重建的理想而对之自觉引入，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自身存在的种种痼疾进行理性反思。这两种情绪此起彼伏，贯穿了民国时期的各个阶段。当异族侵入，烧杀劫掠，激起的主要是第一种情绪，集中表现为民初“武术热”的兴盛和“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抗战；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及整个运动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和对西方文化、先进科学技术的大力引介又占据了主流地位。两种情绪虽然各不相同，不过都是“国家”观念兴起与强化的外在表现。
40年代前后，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情节更为突出，甚至成为某些小说整体构思的出发点。宫白羽每一篇武侠小说都离不开复仇情节的设置，《十二金钱镖》中飞豹子因复仇而劫镖；《联镖记》以邓潮寻小白龙帮忙以报杀兄之仇为主线；《大泽龙蛇传》继续《联镖记》的故事，以纪洪泽学艺，找小白龙替父报仇为中心；《毒砂掌》由以铁莲子柳兆鸿等人向狮林三鸟讨要青镝寒光剑为线索，展开了武林中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另一位作家王度庐虽不像宫白羽运用的那么典型，不过一旦写到复仇也毫不逊色，他的《鹤惊昆仑》即以江小鹤学艺为父报仇的故事结构全文。
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宫白羽和王度庐将平江不肖生开启的对复仇的批判问题重新放置到江湖环境中，在武侠小说的本体内部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宫白羽对复仇的批判是与他的“反武侠”精神相一致的。他深受“五四”新文学的滋养，有强烈的启蒙主义意识，不愿武侠小说仅带给读者虚幻的冲动。他受鲁迅文艺观的启迪——题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意识到自己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但完全可以将新文艺的笔法、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传统武侠因素的思考融入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西方名著《魔侠传》（即《堂吉诃德》）的创作思路正与他对现实的体验和对武侠小说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宫白羽借武侠小说之壳，写出了侠士精神的可怜可悲、江湖习俗的卑劣⑦，当然也包括了复仇的非人道性。代表作《毒砂掌》是作者对复仇问题反思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说写出了江湖人被恩恩怨怨纠缠，奔波在永无休止的复仇过程中的状态，还揭露了复仇手段的残忍和复仇者的灭绝人性，如峨嵋七雄设计陷害了一尘道长，竟然还要掘棺盗墓，割去首级，令遗骸不全，结草代首。王度庐比宫白羽走得更远，不但对复仇进行批判，还试图探讨消泯仇恨的心理动因。《鹤惊昆仑》中江小鹤因对鲍昆仑的同情和对阿鸾的爱情而毅然放弃复仇，甚至在部分小说中初步流露出了宗教倾向，其小说中的人物，如《鹤惊昆仑》中的阿鸾、《哀怨双龙剑》中的红蝎子、《洛阳豪客》里的苏老太爷等，在看透了江湖上“冤冤相报”的无意义后，都萌生远离江湖、出家修行的意愿。这些对复仇的反思是武侠小说整体性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言情、成长等情节模式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此外，宫白羽和王度庐的小说，开始对复仇者的语言、行为、心理等进行细腻真实的描写。古代武侠描写的基本上都是复仇者的外在动作，痛快淋漓，几下便解决了冤仇，《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已算是描写成分较多的复仇情节，而对武松的心理也不过是“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和“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⑧这两句话交代而已。民初武侠小说在这方面也与古代类似，并无多大发展。只有到了30年代末宫白羽和王度庐的武侠小说中，复仇者才不仅仅是一个复仇的实施者、一个复仇的符号，更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现实中的人。如《联镖记》中，主人公邓潮在小白龙帮助下杀死林廷扬为兄报仇，还要追杀林的妻儿，连他的手下都觉得这样做太过残忍，邓潮的感情在这一瞬间完全爆发，放声嚎哭，说起了自己的家庭当年因林廷扬赶尽杀绝而发生的惨变。这段描写惊心动魄，复仇的凄凉和恐怖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而当复仇与爱情产生矛盾，要在二者间做出选择时，复仇者的心理描写就更为动人。《鹤惊昆仑》和《哀怨双龙剑》两部小说都以复仇为大框架，融入复仇者与仇家之子（或之女）相恋的故事，体现了两对年轻人“爱与责任”的两难之战：江小鹤为父报仇和阿鸾救助祖父、陈秀侠为父报仇和张云杰保护养父，都是他们各自要担负的无可脱卸的责任，“于是‘报仇与‘反报仇遂各自形成某种在伦理道德上的至大至高‘责任。他们互怜互爱，但分别又与其不可逃避的‘责任相冲突”⑨，这种心灵冲突，据徐斯年先生指出，乃是王度庐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故⑩。弗洛伊德所谓的“心理剧”特别突出了主角内心中不同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这种表现方法自20年代初被引入小说创作中，在一些“自叙传”小说、曹禺的剧作、海派的心理分析小说等新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王度庐首次将其运用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大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学性。
当然，民国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模式仍比较简单，每个作家往往偏爱某种模式而一用再用，情节重复较多。宫白羽出于“反武侠”的目的，对复仇的描写倾向于设置连环式复仇，以突出江湖上“冤冤相报”的恶习，或者夸大复仇者过激的复仇行为和坚定的复仇意志，对复仇基本上限于一味否定；王度庐小说中的复仇者总是处于“情”与“仇”的矛盾纠葛中，当他们厌倦了江湖上的仇杀恩怨，不由得滋生出皈依佛家之愿，试图借助佛教获得心灵安慰。
三
最早掀起香港武侠小说热潮的梁羽生，其小说中的复仇模式大致经历两个阶段。早期作品《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等都站在汉族立场上处理民族矛盾，替父报仇的情节模式往往与反抗异族侵略相结合。中后期的《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冰河洗剑录》、《武林天骄》等，开始显露家国意识减弱、江湖色彩增强的趋势，消泯仇恨，渴求和平的反思意识日渐浓厚，甚至出现了《云海玉弓缘》那样细腻描摹复仇者个人性情与内心世界的作品。但从整体来看，对国家、民族建设的思考是梁羽生始终关注的问题，如《云海玉弓缘》这样的作品极少，这造成梁羽生的复仇模式因未能深入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趋于简单化。
比梁羽生晚一年踏入武侠小说文坛的金庸，其创作时间虽短，作品数量虽少，但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复仇模式更加丰富，体现了金庸思想的开放与深刻。从总体上看，金庸武侠小说中主人公的复仇体现了作家的关注重心从民族、家族责任转向江湖世界的复杂性，再转向人性主题，最后达到侠客个人性的成长启悟的过程。这种转变基本上以3到4部作品为一个单元进行。
金庸早期创作倾向与梁羽生一样，都延续了民初平江不肖生等人开启的“家国”观念，主人公的复仇往往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战争联系在一起。但是相比于民初武侠，金庸更是吸取了“五四”纯文学以及40年代前后武侠小说对侠客内心世界的关注，善于制造侠客的心灵冲突，他将家国利益与侠客个人性的爱情和私仇对立起来，在侠客舍私为公的选择中，突显其“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和《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点。
而从1959年《雪山飞狐》开始，家国观念、历史背景逐渐淡化，替父报仇模式集中到江湖恩怨中，江湖上的所谓正义、善恶、正邪等观念融入了主人公对于复仇的反思中。从古代到民国，武侠小说中主人公的杀父仇人基本上都是反面角色，血亲复仇有着天然的合理性。金庸则改变了这一模式，复仇的对象一反恶人的传统形象，复仇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复仇呈现复杂化样态。侠客的形象也被赋予了更多理性化色彩，他们对待复仇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因为看到了复仇的复杂性而迟疑不决。《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胡斐得知所谓的杀父仇人苗人凤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侠，便在正义面前犹豫了，根本无法向这样的人复仇，反而是替素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复仇来得更直接；《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幼时就埋下的复仇之种，长大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反而逐渐减退，明白了父母之仇的复杂性，世间的善恶难辨、阴差阳错。
在1961年及以后创作的作品中，金庸再次将复仇模式推向新的高度，那就是“宽容”主题的提出。《连城诀》中的狄云、《侠客行》中的小乞丐都受到命运无情的捉弄，然而当看到仇人中毒的惨状，狄云还是给他解药救了他的性命，小乞丐明知周围众人让他任帮主是在害他，仍然出于侠义之心甘愿赴“腊八粥”之宴替长乐帮解难。传统的“有仇必报”模式在这里得以消解。如果说狄云的行为还与40年代王度庐《鹤惊昆仑》中江小鹤对仇人的同情有相似之处，为复仇赋予了人道主义色彩，那么小乞丐的“宽容”则是从人性角度提出的，是侠客对待世界的一种态度。
金庸后期的几部作品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的性格成长来写，在设置复仇情节时有综合化倾向，民族与家国观念、江湖恩怨的复杂性、人性的发展等模式共同作用于侠客在现实世界中的成长启悟，丰富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有效避免了单一模式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天龙八部》中乔峰的成长也经历了诸多变化：受人敬仰的丐帮帮主——身份未明、集民族矛盾于一身之人——残忍的复仇者——忏悔自己因复仇而杀人——反思民族仇恨——看到父亲与仇人慕容博化敌为友，归入佛教——以生命阻止民族战争。这一形象与金庸以前小说中那些“为国为民”的大侠、犹豫不决的复仇者和理想化的宽容者这几种形象比起来有了重大发展，人物更加丰满生动。此外，《笑傲江湖》主人公令狐冲能够“笑傲江湖”正是他超越恩仇、脱离权力、走向自由的人生价值观的结果。金庸的最后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复仇面前更是会权衡利弊，当暗害师父的仇人郑克塽受到皇帝保护，无法复仇时，便从他那儿勒索了大笔钱财，杀死其手下冯锡范以泄愤。
从这几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复仇情节的逐渐淡化，侠客对“人道主义”、“善与恶”、“生命”、“爱情”、“自由”、“个人生存”等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复仇意志，形成他们在复仇之外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比梁羽生和金庸晚出道的古龙，没有经历他们二人从家国转向江湖的变迁过程，他从武侠小说创作初期开始就拒绝宏大叙事，我们在其小说中无法感受到那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民族情感，古龙小说没有历史背景，自然更不会有所谓的家国之仇，他的小说是最为纯粹的展现江湖人生的武侠小说，江湖恩怨中突显的人性成为他自始至终关注的对象。
古龙小说的这一特点是受到西方经典小说影响的结果，他认为武侠小说要想创新，要想提升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就必须像其他优秀文学作品那样突出人性的冲突，表现出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他在自己作品的一些前言、后记中多次提到人性中的“爱和宽容”，并把这一观念视为武侠小说的新主题：“仇恨和报复，虽然并不可耻，但也绝不值得尊敬。仇恨虽然是种原始而古老的情感，但却绝不是与生俱来的，爱和宽恕，才是人类的本性。这就是我这故事的主题。”{11}正因如此，对仇人的理解与宽恕在古龙小说中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逐渐衍生出“因爱弃仇”、“恩重于仇”、“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等诸多化解仇恨的模式。
通过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羽生和金庸在复仇模式的探索方面有更多的一致性，即从家国、民族背景下的血亲复仇转向超越民族性仇恨，主张和平与宽容，他们复仇模式的变迁体现了香港所处的殖民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梁羽生和金庸都是在40年代末赴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严峻，而香港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梁羽生和金庸初到香港，在殖民环境下对民族性、家国问题非常敏感是很自然的，这在当时的香港大众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与民国时期日本沦陷区相比，港英政府的统治要温和得多，不仅没有推行殖民地语文教育政策，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左右翼文化势力也都未加干预。这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文化环境，使作家们不仅可以在小说中比较自由的表达民族感情、政治热情，不必像沦陷区作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等人那样对政治意识形态刻意回避，而且在与当时大陆及台湾政治高压环境的对比中，逐渐接受和认同了自身所处的殖民环境{12}。通过对梁羽生和金庸武侠小说中复仇模式的动态研究，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殖民环境态度的转变轨迹，将二人的创作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对复仇的反思大致开始于1960年前后，不过此后梁羽生的复仇模式还时时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之下，而金庸则突破较多，佛教思想和西方小说《基督山伯爵》{13}的影响使金庸逐渐走出宏大叙事，能够自觉深入到善恶、人性等问题之中，赋予武侠小说更多现代色彩。正如黄万华先生所言：“对于香港南来作家而言，如何避免陷落政治陷阱，是他们突围出文学‘悬置状态的重要课题。”{14}这一点上，金庸显然比梁羽生要成功。
古龙所处的台湾文坛环境则与香港有着较大差异。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台湾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普遍回避政治，这倒促使了台湾文学走向艺术自身，表现为西方小说的大量传入和台湾现代主义的兴起。1956年纪弦提出“横的移植”（即西方文化的横入，而非传统的直下），将现代主义引进台湾诗坛；1957年夏济安开办《文学杂志》，引荐现代文学，得到雷震等人响应；1960年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双月刊，提出“向近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艺术潮流和批评思想借鉴”{15}。由此，现代主义作家从西方思潮中找到了“遁出政治”之路。古龙就是在这种大的文学环境下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他在淡水英专时阅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受到“人性”力量的感染，并产生了将其引入武侠小说，以摆脱武侠小说创作困境的愿望。“假如我能将在别人的杰作中看到的那些伟大人物全都介绍到武侠小说中来，就算被人侮骂讥笑，我也是心甘情愿的。”{16}因此，古龙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从自身独特的“浪子”式人生体验出发，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爱”和“宽容”为主题，对传统复仇模式做出了超越。
四
从古代到民国再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经历了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反思并不断深化最终走向超越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观念的兴起、“五四”启蒙主义文艺观、西方经典小说的技巧方法、具体的时代环境及作家的个人体验、创作心态等都对复仇模式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复仇情节在武侠小说中越来越淡化，侠客逐渐从家国之仇、民族矛盾、江湖恩怨中走出，转向宽容理解和对个人生存价值的关注。
在复仇模式的变迁中，民国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武侠小说中在“民族国家”、“启蒙主义”等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对传统复仇模式的理性批判意识并逐渐深化。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宫白羽、王度庐等人的作品在对家国背景和江湖世界的双重表现中，对“冤冤相报”的江湖习气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对侠客消泯仇恨的心理过程做出了一定的探讨，这为港台新武侠实现对传统复仇模式的超越奠定了基础，其小说史意义不容忽视。
此外，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最终走向对传统复仇模式的超越，侠客从复仇中获得复杂而深刻的心灵启悟，人生追求上升到宽容博爱、自由洒脱的新境界。这种超越既得益于自由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也与作家深广的人生经验、对民国武侠创作经验和西方文化的自觉借鉴有很大关系。当下的大陆新武侠创作所欠缺的正是后者，部分作家忽视武侠小说历史经验而一味求新的创作态度并不可取，那些充斥着平面化、碎片化和复制性等后现代特征的创作也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如何提升人生体验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复杂性，深入了解与准确把握武侠小说创作历史，积累广博的文本阅读经验，应当说是大陆新武侠作家今后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② 汪远平：《〈水浒〉复仇主题及其美学意义》，《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③ 参见蒲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④ 文公直：《〈碧血丹心大侠传〉自序》，转引自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⑤ 转引自周清霖《论还珠楼主的“入世武侠”小说》，见还珠楼主《杜甫 岳飞传》附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
⑥ 顾明道：《荒江女侠》（三）（四），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8、75页；第75页。
⑦ 白羽：《话柄》，正华学校1939年版，第81页；第116-117页。
⑧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⑨ 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⑩ 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页。
{11} 古龙：《边城浪子·后记》，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
{12} 林凌瀚：《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见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13} 参见严家炎《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见吴晓东、计璧瑞编《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14} 黄万华：《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15} 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6} 古龙：《谁来跟我干杯？：古龙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 Shifting Mode of Revenge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Song Qi and Zhou Jun
（School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Shang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gdong， 264209）
Abstract： The mode of reve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arrative modes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old school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further to the new schools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mode of revenge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re was a re-think on the traditional mode that has been moving in depth to a degree of transcendence. In this process，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developed a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rethinking on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reveng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schools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mode. A study on this shifting mode of revenge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helps provide not only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writerswork but also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cre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artial arts fiction； mode of revenge； ancient martial arts； old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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