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夏云

　　摘 要：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一书，旨在探讨香港的主体性问题，其讨论虽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背景，但也相应地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这种主义通过夸大香港的特殊性，发展出了一种补偿论述，并且因其“去历史化”的操作模式，形成了一种论述上的防御性机制。该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对自我立场的批评和审视。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写在家国以外》；主体性；周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79-06

　　“离散”（diaspora）经验在20世纪中国引起的巨大回响，除了应验传统“望乡姿态”的不绝如缕，恐怕更在于，借由这种因全球政治、经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包括在外”的立场，发出了对“文化母国”的强烈介入与批评意识，并由是更易着“文化”的所指和能指，在所谓的地理因素之外，为“中国”一词追加了新的伦理和义理向度，俨然形诸了一种“华语表述”（sinophone）①。当然，如此驳杂的现实，也不必等到20世纪才有了这样可观的表现。葛兆光关于“宅兹中国”的论述，在在指正所谓“中国”，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②，而诸民族间不必一律的语音和文化生态，更是接应着“后学”语境下有关喧声复调的启示，着实示范了一种“弱势族裔”的中心批评观。

　　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以为，海外世界有关当代华语文化圈，尤其是香港、台湾等环太平洋区域的文学、文化研讨，颇有文章可做。③他们不仅是所谓“离散”表述的理论演绎者，更是以其切身的经验，将所学与所思融合、激荡，“抒情地”征召和塑造了一脉“后遗民（post-loyalism）诗学”④。而来自香港、执教美国的周蕾，更是因其多重的“离散”体验，挑动了我们过去以血亲、地缘为基本认知框架的“中国研究”思路，为日益陷入瓶颈的国族论述打开缺口。香港的殖民经验和她本人作为女性的经验，一再敦促她去回应有关底层（subaltern）发言的问题，并重点探讨瓦解霸权结构、回避大叙事逻辑的可能。毫无疑问，她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后殖民”论述中最不可回避的声音之一。但是，这样的声音，在追求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双重正确的自我期许下，是不是真的对香港、台湾、中国，乃至于更大的文化中国、华语中国，有了细致入微的把握和切中肯綮的评点，又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反思的。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以她早年的大作《写在家国以外》来窥看、省思这种“后殖民”论述到底有何见与不见，探索其有关香港主体性的思辨，是如何在一种或真实或想象的维度上，助推了当下“华语语系”的研讨，并也同时形成一种自我防范机制的。

　　一、帝国之间

　　要想对“后殖民”（post-colony）下个精准的定义实属难事⑤，不过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它试图清理和反思殖民主义完结之后，残存于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印记。然而，正如大家都注意到的，这种清理和反思不一定要等到殖民主义宣告中止的那一天才大张旗鼓地开始。在殖民统治的浪尖风口，这种反思早已广泛展开，只是其表现往往被视为急务的军事或政治领域内的反殖民话语所遮蔽。可随着独立建国运动的持续开展，以及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这种反思开始被作为重点提上文化议程，只是在内容上，这一次更偏重于文化、知识、语言，而非政治、经济和军事。就着这个理解，我们不妨说，“后”殖民之“后”，既是时间之后（after），也是指对殖民和殖民主义有了一种更为全面、审慎的后见式洞察。

　　此外，“后殖民主义”也更多地诉诸文化史的观察，而非外交史的研究。恰如何伟亚（James Hevia）在针对英国殖民主义所做的检讨中详尽指出的，除了军事和外交手段，英国人还动用了包括法律、礼节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文化来对中国人进行心理征服，给他们上了一堂持久而深入的“英国文明课”（English Lessons）⑥。何伟亚的这个意见明白无误地显示，即使中国所经受的是更为“宽松”的半殖民统治——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左右或控制中国的全部——但是，殖民主义的印记和伤痛并不因此而减退或和缓。恰恰相反，如孙中山所言，这是一种比受到单一殖民更为惨痛的境遇，因为它缺少一个在危机关头能出手相助的“保护国”。各种帝国势力在中国只是予取予求，从来没有尽过他们在治理各自殖民地时的宗主国义务。⑦换句话说，中国对他们而言，仅仅只是一片无主的土地，而它们不愿也无能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要说，在这个貌似更为开放的半殖民空间内来检讨殖民主义的效应及其遗毒，就显得尤有必要和关键。

　　而在众多的后殖民话语中，有一个观点最为评者津津乐道，同时也被视为殖民和半殖民语境下的一种文化常态⑧，那就是“通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翻译理论所提出的‘殖民番易（colonial mimicry）的观点”⑨，或者称为“殖民戏仿”。霍米·巴巴（Homi Bhabha）用它来解释那种建立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令人不安的模仿关系⑩。在中国，这种戏拟的典型个案是五四的“启蒙”话语。这种建立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知识凌驾和等级结构，对应的正是西方对中国的开蒙与俯视姿态。不过，同西方借启蒙之名行宰制之实不同，这种被嫁接和移植到自我内部的“殖民”关系，事实上是为了唤起公众的统一认同，进而去松动它与殖民者之间那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因此，巴巴说它是令人不安的。

　　尽管说巴巴的理论不乏洞察，但我还是想补充，这种将被殖民者的行动力完全归结为模仿的认识仍有其不妥和虚妄。就中国而言，知识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等级关系始终都存在，未必要等到殖民者的介入才真正建立。恰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研讨明朝商业文化时所说，文人士大夫们频频地变更他们的审美对象和时尚品味，目的不为其他，只是为了拉开他们与富贾巨商、贩夫走卒间的距离，使得附庸风雅者永远落后一步，社会等级不会被轻易僭越。{11}由这个总结可以推知，殖民主义最多只是强化了，而非直接促成了被殖民者的某些模仿行为。而另外的一个补充则是，这个观点用来检测殖民当日的历史尤有可行，可问题是，当殖民告退，这种殖民模仿及其意识残留是否依然奏效，这又是巴巴的讨论付之阙如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阅读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我们会发现，其有关香港的论述多多少少是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肯定式的回答。她把香港处理成是帝国或殖民者之间（between colonizers）的存在。言外之意，除了那个直接统治她长达九十九年之久的英国殖民者，她也同时面对一个以“血盟神话”为新殖民策略的统治者——中国大陆，其以所谓的“血浓于水”的情感号召，为香港的九七回归建立了历史合法性，并将之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甚至直接简化为“中国”。不管周蕾的这个表述当中，有多少言过其实，甚至危言耸听的成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她提醒我们注意大中原观念（the Central Plains syndrome）或曰大中国想象有可能带来的抚平效应，也即将所有的地区性差异都统一收编进那个均质的、平面化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之中{12}。

　　尽管迩来的研究一再披露，所谓的“中国性”亦有其多变的本质。譬如，对第五代导演而言，乡村之类的等原初意象，或为现代中国的表征，乃至民族寓言{13}；但继之而起的第六代电影人，则尝试在城市之中捕捉“中国”{14}。如此巨大的落差，显示了“中国”并非是一个去历史的空洞存在。可是纵然如此，有一点仍无法否认，那就是在“中国性”和“香港性”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等级结构，香港的主体意识必须包含“中国”这个限定语。就政权政治的见解而言，这种定性自然不错。可是，从后殖民更为强调的文化史来看，这种冠名等于取消了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可能。以历史书写为例，香港九十九年的殖民史能不能被表述成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由小渔村到大都会的发达史，而非官方意识形态操作下的民族主义的胜利史和反帝反殖运动的收获史？

　　事实上，正如傅葆石（Poshek Fu）注意到的，“殖民地香港的华人把财富看作是要保护的首要对象，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抱有强烈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通过引用G. B. Endacott的观点，傅葆石进而揭示了这种“非政治心态”的具体内涵：即“[中国人]所要求的仅仅是不管他们，他们不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他们也没有为生活在身边的其他人牺牲的精神”。{15}借助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将香港的历史完全解释成是反殖民的斗争史，实际上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论者或要马上更正，香港的回归不是港人，而是全中国人反帝反殖民的硕果。这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看法。至少在某种层面上，它夸大了那种休戚与共的统一感，为官方的大历史叙事做了简单的背书。尽管反帝的进程，毫无疑问地包含一个解放全中国的宏大叙事构想，但是，这种革命理想同实际的推进过程必须被分开来看待，或者要注意考察政府和民众的公共诉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完全叠合起来，并化约为一种声音。言外，在国家积极寻求回归方案的同时，民众的“中国”体验，并不仅仅局限在香港问题上，它也许被温饱、小康、移民等更为多元的事件所吸引。换句话说，回归是个国家事件，但并不一定是个人事件。而且，从一个很关键的角度来看，它恰好把香港处理成了一个等待解救的角色吗？由此，香港的回归无关香港，而是关乎民族自尊和政治荣耀。九十九年的人事沧桑、精神痛苦，甚至包括对经济腾飞的沾沾自喜，都被“胜利”的话语所一一抹平，转化成了控诉殖民主义的政治资本和现实依据。这样的香港是被表述的香港，而非发言的香港。

　　此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的文字，均发表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那么就可以知道，其对中国的“政治恐惧”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焦虑症的典型反映，只不过她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预流其中。同陈可辛、关锦鹏、李碧华诸位借电影和小说来传达或暗示对九七的时间焦虑和香港未来的担忧一样，周蕾仅仅只是把这种种表现理论化了。如果我们同意文学研究并不是在寻求什么绝对真理，而是在探讨可能，那么我们就应该批判性地接受周蕾所做出的这种可能言过其实的论断，并把它视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理念。而且话说回来，周蕾之所以会同大部分香港文化人一样对回归后的前景满腹狐疑，实际上又是跟历史上香港所受到的那种“双重排挤”和“双重边缘化”的困境脱不了干系的。也因此，他们的“新殖民”恐惧论并非空穴来风。傅葆石说：“在20世纪的全球政治中，中国被边缘化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到，在中国的国土内和外，中国亦有对一些地方和文化的边缘化现象。香港就是其中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和中国内地的文化精英们同时忽略、排斥和压制了香港的呼声。如一位香港作家指出，这个现象在50年代以后依然存在，人们对香港的中国人的需要和渴望往往‘充耳不闻、闭眼不见。目前，大中原形态仍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大众对香港的想象和学术界的话语，将香港看作文化沙漠。”{16}

　　在清理了周蕾观念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其对香港的定位。简单地说，周蕾心目中的香港应该是一个介乎殖民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尽管其以反殖民为急务，但也绝不沦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是穿梭、周旋于中、英两国之间，努力协商，建构起属于香港人的特殊主体性{17}。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对于英国而言，香港人并不准备把“自我卑贱化”（self-subalterization）为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这种做法通过把自我压缩到绝对匮乏的一方，以便获得发言的权力。他们把不足视为正义，把物质贫乏当成精神富足的象征，仍是典型的二元认知，是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利用。换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典型的以暴易暴的权力游戏。从长远来看，这绝非正途，也对建立真正的主体性毫无裨益。第二，对中国而言，香港主体性的建立，必须时刻提防来自以“政治忠诚”为核心的恶性“中心主义”（centrism）。这种中心观的一大弊端正是，以一种“去历史化”的方式将各类差异驯化成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资源，也由此，它可能罔顾各个地区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和政治形态。我这里要举到的例子是台湾作家舞鹤。他在小说《余生》中重述了1930年台湾殖民史上最为轰动的“雾社事件”。可是与惯常的处理不同，他并没有为反帝反殖民的国家话语（statist discourse）做直接背书，而是一再暗示此次暴力反抗行为同泰雅族传统的出草仪式有关{18}。不管这种解读之中带有多少文学虚构，它已经暗示即使国家逻辑有其不争的合法性，但都不能无视其与具体社会文化形态的关联。

　　针对这种具有滑动性的“第三空间”定位，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它对香港主体性的特别关照，使得香港不再成为中国或英国的对立面或依附者，甚至某些理论语词的附庸。周蕾说，那些随意地将“香港”处理给一些后现代概念，比如混杂（hybridity）、多样（diversity）、多重（multiplicity）、异质（heterogeneity）、多元（pluralism）、对话（dialogism）、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等的做法，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混杂派”（postmodern hybridites）。其最大的危险和“最大的诱惑性是，抹平了过去的不公义现实，只管吸引人去参与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世界。”{19}言外之意，香港的主体性永远是在面对香港的真实处境和历史中生成的，其合法性的获得，根本不在于是依附或抵抗中、英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微妙的处境，使得香港人既反感于中英双方的“殖民”统治，但也自豪于其是中西文明的汇集体。{20}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这种以寻求介中、混溶为注目点的文化定位，实际上暗含这样一个逻辑假定，即像中国、英国这样的第一或第二空间，通常是单一的、固结的，否则“第三空间”就没有办法显示其“非此亦非彼”的区别特征。这事实上暗示，周蕾对香港处于中英之间的定位，多少有窄化和扭曲三方各自形象的嫌疑。具体而言，所谓“第三”，不应该只是一个数量上的延伸，而应该是指其所处语境的多重性。即“香港”的第三性，既可能来同中国、英国进行对照的结果，也可以来自台湾、美国，甚至非洲的烛照。换言之，“香港”根本就不只是处在中英之间，而是全球之中。它的驳杂性，甚至悖论性面相，同全球化进程不能分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梵指出，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在解释香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种族的杂居、双语精英、消费主义及电子网络等方面已经不能克尽其功，因而寻求新的解释模式势在必行。他给出的建议和方向是“国际化”：“这不仅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上的说法（譬如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而更应该有文化的涵义和视野”{21}。

　　二、主体省思

　　以上的讨论显示，《写在家国以外》，文如其名，是尝试在中国、英国这样的帝国结构或中心区划之外，来发展弱势/弱小族裔的文化批评。文章所设计的“边缘化”策略，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应对“殖民”内部化的问题。她提醒我们注意，在有效防堵各种外部势力所造成的殖民伤害之外，也应当避免落入那种对作为终极所指的民族、国家、“中华性”等的绝对服从之中，并积极地营造出一个建基于本土历史和现实之上的主体性。当然除此之外，她更希望把香港当作一个隐喻，以此来折射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越演越烈的今天，当各种意识形态和殖民势力已经无分内外地交织于我们的生存空间之际，我们又当如何应对、思考，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认知框架。易言之，周蕾试图“引出香港文化的世界性”{22}。她说：“香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其实已经走在‘中国意识里的‘中国现代化最前线了。而现代性与后殖民关系密切（modernity-as-postcoloniality）这个现实，在中国大陆却一直被‘乡土、‘民族这些幻象所压抑。因为历史背景与别处不同，香港一直在扮演着后殖民意识觉醒及其暧昧性的模范。这种意识觉醒到现在才在（国内及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言论及一些已发展的大陆城市中浮现，虽然后者大部分依然对‘西方无知地着迷。正如梁秉均所说：‘大陆现在面对的问题正是香港五十年代面对的问题。”{23}

　　周蕾的发言，令人直觉地联想到李欧梵有关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论述。他说：“现在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但是，“经历了这样难以想象的逆转……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24}。尽管表面上，李欧梵的论调像是直接佐证了周蕾有关香港文化具有世界性和示范性的论点，但实质上，两者的认知起点明显不同，李欧梵的“上海”定位之中仍不乏“世界主义”的维度。而且，相当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这种揽镜自照乃是基于一系列历史行动——战争、革命——的结果。换言之，香港的示范意义，之所以被承认，是出于上海主体的历史选择，而不是反过来，因为香港的示范意义具有普世性，所以可以随意地施用于上海。

　　但周蕾则倾向于把当代大陆的城市依然看成是“殖民”和“后殖民”的受体，其思考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这种“想当然”和“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就需要检讨。一方面，她把大陆化约成了一个单一的政经实体，从不细分上海、北京、深圳、苏州、长沙等城市，在处理这些“革命”议题时，有可能援用的不同文化资本和社会策略。而且，退一步来讲，她对这种“革命语境”的构想，仍有相当程度的想象色彩。至少她相信，当代中国所要进行的首要政治工作，不是别的，而是要去不断地松动帝国主义，也包括政府权威，所施加的霸权结构和影响。且不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本身就有化繁为简的嫌疑，单说其暗示的信息——大陆现在最大问题依然是独立、自由和民主（而香港早已从此层面超脱出去，并可以追求更为融通的全球性），这足以表明，她仍然尝试用一种单线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组织当代中国和香港历史，以及它们的关系。简单地讲就是，这种逻辑秉持了如下一种看法，即唯有解决了前现代、现代的问题，我们才能解决后现代的问题。可是，正如人们看到的，整个20世纪，中国人几乎同时面对了所有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同时作用于中国大陆。由此，我们说，我们根本没办法来清理出一条按部就班的中国进化路线。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的问题”未必比“五十年代的问题”来得更为重要、先进，而且两者也不见得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就着这样的理解，本该说，打破“国族”迷思，在当代社会固然有其“去殖民”的价值：这不仅是说“民族—国家”的观念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里面暗藏一套西方解释历史的宰制性结构，同时也是说“民族—国家”很容易被塑造成一种“优先利益”，从而带来对内部个体、地方的价值遮蔽。它更是说，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本位容易造就新的帝国形态，形成孤立主义，而非与世界的对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提问，这种绝对的“去政治化”方案，是不是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的最佳方向？“香港模式”是不是真的具有它的全球示范性和先进性？而这些所谓的特性，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又是由谁来评判、审定的？最后，除了“香港模式”，我们还能不能创化出更多的可能，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成都模式”等等？

　　正在这些问题面前，周蕾论述中所包含的香港中心观念显露无遗。尽管她对殖民和后殖民的种种表现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但是唯独没有检讨的就是她本人的立场。正如王岳川所指出的，她的讨论只注重谈“民族—国家”的“南下”，却对香港文化和经济的“北上殖民”{25}不置一词。他引卢思骋的观点做了详细说明，卢说：“自八十年代中起，资本家在工业再结构（restructureing）的口号下便开始将工厂和资金大量北移，利用微薄的工资、不人道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剥削珠江三角洲（以及南来的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榨取巨大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家、中层管理技术人员，以至货柜车司机的频繁北上，包二奶嫖北姑等以金钱优势压迫女性的活动日益蓬勃，使广东省沿岸成为香港男人的性乐园；此外，香港文化工业不单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普及文化的霸权，在北进的洪流下亦乘势攻占大陆市场。”{26}

　　也许正如张隆溪所指出的，周蕾的根本问题在于以“西方理论”替换“中国现实”{27}，而我的补充则是，周蕾的论述之中并不乏现实，只是这种现实均是过去的现实，也即我上面指出的香港曾经遭受过双重边缘化的历史。由此我们可知，周蕾的香港中心立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膨胀的结果，毋宁更像是她本人所批评的“补偿性观念”，甚至连她自己也坦言在“不懂中文”这个问题上遭受过拉康（Lacan）所谓的象征式阉割{28}。一方面，香港既不具备像台湾一样可供反复陈述、演绎的苦痛殖民史，比起民不聊生，香港是经济腾飞；而另一方面，香港也没有大陆那样一种可供援引和依赖的民族文化之“根”。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已经无法回到中华文化的母体之中，寻回文明之本（资本）。这两个方面的匮乏，注定了以香港为话题的论者，必须另寻出路来解释香港的城市形态和文化记忆。也因此，当周蕾在无意识中放大香港的“主体性”时，其即使不是发展出一种妒恨政治，也必然诉诸一种补偿式的理解，也即“你有我无，但我有你亦无”的思路。这正是周蕾讲的香港在处理现代、后现代和后殖民意义上的前沿示范价值。

　　易言之，九十九年的殖民史，虽然没能使香港确立起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反殖民文化，但却赋予了它一种更具当代意义的后殖民批判思路。一个典型的例证来自周蕾本人对两岸三地不同“怀旧”意念的解读。她讲：“怀旧潮把颇为歧义的大陆、台湾及香港的文化艺术，联系起来。在中国大陆，文学与电影自八十年代初，早以怀旧的探讨形式，去思考中国乡土神秘的源头，以至重燃对共产党统治前旧中国的兴趣。在台湾，怀旧表现了对台湾本土历史那些被压抑的沉痛伤口的广大关注。在香港，怀旧潮除了在丰富的商品文化中以多姿多彩的形象出现外，也往往像电影《胭脂扣》般，变成一种把旧日时光理想化的美学情绪，更同时与机缘、命运、风水及其他‘术数等混在一起。”{29}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周蕾有关香港文化认同的讨论，仍不乏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尽管经历了漫长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移民、杂居和（网络）跨国等问题，使得香港人的中国认同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十分淡漠，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全无视，或者将其平面化为“缺乏认同”。如果，周蕾所举的例子不是“中文”——一种典型的西方语音中心的看法，而是“汉字”，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使中文语音旁落了，不再被表述了，但是“汉字”仍然遍布在人们生活的周遭，从店招、路牌直至新闻书刊。这些细节性的存在是不容回避的文化纽带。

　　至此我们说，建立香港主体尽管不乏深意，但也需要警惕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把后殖民理论所赋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力，做成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取消来自外部的批判。换言之，我们既需时时牢记“主体性”的价值，但也不能无视其限度和历史，将其视为解决一切意识形态纠纷的金创药、万应丹。明乎此，则我们可以进入到更深的后殖民讨论中去。

　　①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②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③ 最新的讨论可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联经2013年版。

　　④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麦田出版2007年版。

　　⑤ 有关后殖民的讨论著述薪积，我主要参考了如下一些作品：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⑦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第15-16页。

　　⑧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⑨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⑩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85-92.

　　{11}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1-252页。

　　{12} Wang Gungwu（王庚武），“Among Non-Chinese”， in Tu Wei-ming（杜维明）ed.， 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0.

　　{13} 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5-289页。

　　{14} Zhang Zhen（张真）ed.， The Urban Generation：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16}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第148页。

　　{17}{19}{22}{23}{28}{29}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第100-101页；第36页；第102页；第ix页；第58-59页。

　　{18} 具体的讨论可见王德威：《拾骨者舞鹤：舞鹤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2-279页。

　　{20} 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21} 李欧梵：《1997后的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寻回香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24}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353页。

　　{25} 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详见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 王岳川：《后殖民语境与侨居者身份意识》，《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54页。

　　{27} Zhang Longxi（张隆溪），“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19，1992（Autumn）， pp.105-130.

　　（责任编辑：庄园）

　　“Postcolonial”Insight and Blind Spots： On reading

　　Rey Chows Writing Diaspora

　　Yu Xiayu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Rey Chows book， Writing Diaspora， aims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subjectivity. Although this discussion has its problematic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 still sinks into another centrism which developes a compensation discourse by exaggerating the specificity of Hong Kong and forms a defensive institution because of its dehistoricization practice. And the biggest problem of the practice is lack of self-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Writing Diaspora； subjectivity； Rey C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