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平

　　摘 要：《陆犯焉识》对“异国”元素（包括环境与人物）的运用可谓条理分明，不仅以一个美华移民的跨国视角，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得与失做了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现状的整体观照，还进一步传达出一种延续理想主义精神传统、自觉超越“伤痕”思维的当代史观。

　　关键词：《陆犯焉识》；严歌苓；华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58-08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集中创作了数部以美华移民经历为题材的短、中、长篇小说（《橙血》、《少女小渔》、《扶桑》等）之后，严歌苓的创作选题又转回国内，连续推出了《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一系列以现当代中国历史变迁为背景的精彩之作。《陆犯焉识》（2011）是她第一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问世以来颇受好评；张艺谋电影《归来》（2014）上映的宣传攻势，又为这部小说再添热度。

　　国内评论界对《陆犯焉识》的解读主要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出发的。有研究者把小说放在当代文学的题材谱系里加以观照，将其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涌现的张贤亮、丛维熙一路的“大墙文学”联系起来分析；①也有研究者将其归类为“后伤痕文学”，②着力讨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政治的夹缝”中历经的种种“苦难”。《归来》对小说情节的截取、改编，更是将这个故事大大地“伤痕”化了。

　　然而，成熟的作家必然有其连贯的问题意识，即便是“典型”的“国内题材”，严歌苓的跨国视野仍然贯穿其中。在《陆犯焉识》这部写得最为“用力”的小说中，作家不仅延续了她书写“传奇”的华丽技巧，更贡献了她身为移民的文化经验与当代意识。小说中出现的几位异国配角，如美国女孩望达、比利时华侨陆焉得、美籍华人陆丹琼，都是寥寥数笔，却为读者认识、理解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提供了特殊的“参照系”；小说对陆氏家族“流散”状态的特定呈现，亦包含了作家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之得失的独特观照。

　　一、女友望达：指明“无出路”

　　陆焉识一生对“自由”的领悟始终立足于与生活现实的纠缠搏斗，在美国“放浪形骸”，亦是他对自由的一次身体力行的探求。有评论认为，留美是陆焉识一生唯一的一段自由时光；且谈到陆焉识的美国生活，评论者不免要提及他的“风流倜傥”、以打马球、打板球、组织“红粉预备役”的事迹，反衬他回国后经历的种种“苦难”。然而，这种解读并不充分，而将陆焉识的归国断言为他身为“中国人家长子长孙”的“身不由己”或“萎缩在传统孝道的大门里”，③也是失之简单。

　　陆焉识留美生活的“无疾而终”，与严歌苓之前在《扶桑》、《无出路咖啡馆》中一再书写的情节主题明显重合，即，可以有跨种族的爱情，但爱情终究“化解”不了双方种族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一场跨国的热恋，陆焉识对自己在美国无法“自由”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百般不情愿却最终回国，并不只是无法抛弃旧伦理的“软弱”使然，而是有一种深刻的民族自尊心、一种明确的种族意识在推动着。

　　陆焉识与其美国女友望达的相识便是起于“种族主义”。在一次大课上，陆焉识身边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旁听生”出语失礼地与他搭讪：“从哪里来？……中国？……上海？……中国的皇帝在上海吗？……先生您的辫子呢？……”这时，坐在前一排的望达开始“窃笑”；她对这位满脑子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旁听生望了“俏皮、刻薄的一眼”，④显出她的种族观念比一般的美国人要开明，就此开启了陆焉识的心扉。

　　小说不无扫兴地写道，望达脖子短且发育过剩，“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是不会被当做美人的”；陆焉识却出于“种族好奇心”而视之为美人，对她展开了“毫不含蓄，毫不‘中国”的追求。这次追求寄托着陆焉识对“自由”的热情：“那个跟冯婉喻结婚的是另一个陆焉识，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正因为此他才逃亡万里。”⑤两人爱得亦可谓热烈，一年间，“一同葬送了他们的初夜”。⑥

　　望达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出身于“开餐馆的家庭”，其成长的家庭环境、亲密的家族关系都与华人相似，这是两人相知、相爱的文化基础。但是，对陆焉识这个“剑桥口音”、“身高一米八二的中国情人”，望达却始终“羞于正式出示”——两人恋爱一年多后，她仍不愿被邻居看到自己和一个中国人一起散步。⑦

　　有了炽热爱情的反衬，种族不平等的现实更加刺眼。望达认为焉识毕竟“拿不出手”，这令他最终放下了“不打算回国了”的“天真无畏”的念头，转而寻求尊严：“他必须采取主动，来导致终极疼痛的发作。”在此之前，陆焉识已经开始对望达不忠，暗中建立了“红粉预备役”。这一做法乍看上去是男性（“强势者”）对女性（“弱势者”）的肆意伤害，然而，他这一做法的起因，却是望达“对外人介绍，只说他是她的中国同学”——不能不承认，在这场跨种族的恋爱里，身为男性的陆焉识才是弱势的一方，即便他才华出众、形象不错、家境富有，但“中国人”这个标签却让他在美国、在望达眼中“永世不得翻身”。

　　望达时刻不忘他是“中国人”，焉识索性“将计就计”，将“中国伦理”用作刺伤望达、宣示自尊的武器：“虽然和中国妻子尚没有床笫关系，但他一旦回中国，就是个法律意义上的丈夫。”⑧陆焉识对望达的不忠与他“不会离开中国妻子”的自我宣言一样，都是他作为“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变相“报复”。这份以偏激手法表达出来的民族自尊心含蓄到若有若无，却是陆焉识的精神底色，也是他日后褪去“公子哥儿”的华丽外壳、备受折磨之后，内心依旧自尊自信的精神源泉。

　　滑稽的是，望达对有妇之夫陆焉识产生了新的兴趣，她的“意大利好胜心”激动起来了：“他越不属于她，她越要他。”她提议私奔去加拿大——“那是个连囚徒都可以改写罪恶历史的好地方，也是个随便什么种族的人结合都能得到祝福的好地方”。如此不伦不类的比方，进一步揭示了望达内心对与“中国人”相爱的羞耻感，乃至罪恶感。心高气傲的陆焉识对这番动议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一瞬间”认识到的是，“即便把冯婉喻和销魂摄魄的望达并列，让他挑一个做妻子，他仍会毫不犹豫地挑冯婉喻。”当然，在小说的行文中，陆焉识作此想法并非出于“民族自尊心”，而只是因为“望达不是楚楚可怜的女人”，他却只愿意对“可怜”的女子“牺牲”，“与之去熬完一生的女人，必定引起他的无限怜悯”。⑨

　　在笔者看来，陆焉识坚持女性应当居于受“怜悯”的弱者地位，反感望达“为你为她自己谋划得多么头头是道”，这种乖张的“男性沙文主义”固然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但又何尝不是他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后的过激反应。陆焉识并不羞于做中国人，不需要望达“容忍”，另一方面，双方种族身份的不平等又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他借助“男性的傲慢”以求与望达“打成平手”，实属无奈。

　　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切实地理解，这个心高气傲的“中国佬”若是留在美国，也必定不能舒心畅意，无法“自由”。他的风流生活也相当可怜——检点他找得到的“红粉预备役”，她们甚至无人“戴得起托帕石。即便戴得起，也丢不起，丢了，必然会来他住处寻找”。⑩另一个更大的现实问题是，卸下“留学生”身份后，陆焉识最好的出路，也只是给美国教授做“影子写手”，“得一份研究助手工资”：“一个超级优秀的中国博士也不可能被学校正式聘用。学校不会聘用中国人，就像它不会录用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因此焉识不如继续修学，修博士后，修双博士……有的是合法名目，容他呆在美国，呆在名校的校园，呆到美国最终容忍中国人、犹太人、黑人来教育他们的子孙。”{11}

　　换了不那么出色的人，这条出路或许尚能令其满足；陆焉识也知道这条出路的“好处”：“这一刻，焉识感到心里那个活生生的念头：留下来，彻底逃离冯仪芳和冯婉喻。”但是，他终究没有留下。小说的解释是，他已经“缺失了那一点使机会、勇气、动机合而为一的不成熟”{12}——陆焉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逃离”，还是“逃离”这个动机尚不足以令他留在美国？他失去的“不成熟”，又究竟是什么？

　　总之，陆焉识对美国似乎再无留恋。即便这位“中国人家的长子长孙”归国途中一次次地为不能“自由”而流泪，即便他对“家”有的是一股怨毒之气，自怜地想象着“里弄天井迎着他打开门，将在他进去后关闭”，美国仍不是他的归宿。

　　紧接着就是本章的结尾句，“镜头”直接拉回国内：“因此我祖父在大荒漠的监狱里，也比别的犯人平心静气，因为他对自由不足的日子比较过得惯。”{13}这句“总结”不乏解嘲意味，但也坦率地指出了陆焉识毕生不得“自由”的一贯困境——无论是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做教授还是在草漠上服刑，陆焉识都深感“自由不足”，他的自我领悟，始终伴随着来自现实的种种束缚与打击。

　　二、兄弟焉得：质疑“有福气”

　　纵然归国后屡遭困顿，陆焉识也不曾有过移居国外的想法；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兄弟焉得。焉得也是出洋留学，但他不承担长子义务，且与兄长截然相反，焉得的世界里没有“种族”问题；他似乎对海外环境适应良好，毕业之前就宣布不打算回国了。不过，华人留学生在欧洲的出路其实同样狭窄，焉得“双博士毕业后发现很难受聘，便跟一个中国女校友结婚了”。{14}

　　陆氏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隐然引入了一种兼及海内外的全景视野，正如陆焉识的境遇浓缩了现代中国的激烈变迁一样，陆焉得的形象亦浓缩了作家对一大批海外华人的观察心得。

　　小说不无调侃地写道，焉得的妻子“虽丑，却是丑陋的金枝玉叶，是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女儿”。{15}几十年后，当焉得携妻子回乡探亲时，他跟兄长已经“连一丝相像之处都没有了”——“他变得一点也不像陆家的人，而酷似他妻子家的人。原先不好看的妻子，让丈夫分走了一部分不好看，现在竟有了个不难看的模样。”{16}如此漫画笔法，使这个人物呈现出几分喜感色彩。

　　焉得的人生观同样不乏喜感。面对渡尽劫波的大哥，焉得“一脸愧疚，好像他过的几十年好日子是造成焉识坏日子的部分原因”；或许“温室”里的生活太过安逸，他对人生的体悟几乎停留在幼童水平：“我一直想，阿哥从小就那么天才，天底下的顶好房子就应当给他住，顶好的汽车，就要给他开，顶好的吃的穿的，要给他吃给他穿，才公平。”小说还不满足于如此暗讽，还进一步挑明：“焉得认为天才的哥哥和福气应成正比，‘福气是由房子、汽车、吃的、穿的拼装的。”{17}

　　焉得式的推己及人自是“人之常情，再考虑到国内时下风行的“民国范”趣味，陆焉识身上曾经光彩夺目的“旧时代文人浓郁的华贵气息”被雨打风吹去，{18}引来读者界、评论界一番热烈的叹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陆焉识本人却显然不需要这种“同情”——“弟弟和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在确认这一点时，他并无怨忿不满，而是平心静气、恬然自若：对弟弟的同情，他“非常领情”，且觉得弟弟的想法是“太有趣了”。{19}

　　诚然，若不执着于外物，撇开当年这位年轻教授“黑色礼帽，窄头的黑皮鞋，银灰色夹长衫”的潇洒穿扮，略去他金笔、纯金袖扣、蓝宝石领带夹与白金欧米茄手表的“贵气”装备，不挑剔他劳改多年后永远洗不干净的手、“跨拉搭”作响的假牙、“惊人的胃口和饿痨的眼神”，其实不难承认，陆焉识的一生是去芜存精、返璞归真的一生：“饥饿一场，遭罪一场，生死一场，结果领略了真的福气是什么。福气是他知道自己是个有福之人，因为他有冯婉喻这样的女人爱他，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并让他亲自见证了她怎样苦等他。”{20}

　　是否应当把陆焉识的这份满足感视为他备受折磨后的“麻木”、“凋零”？他是否在漫长的劳改岁月中“褪去”了“自尊”、“在精神的贫瘠地上日渐萎缩，直至最终湮没”？{21}

　　无论是与小说中的其他知识分子角色（如“面貌清淡，身材病弱”的凌博士，偏执、好斗的大卫·韦），还是与《围城》中的“民国教授”们相比，陆焉识都显得卓异而特殊。在笔者看来，这个人物真正的卓异之处还不在于他有真才实学、记忆力超群、会盲写、会四国外语、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文科博士，而是在于他那极其强韧的生命力，重重磨难，方显其不可摧折。这是陆焉识与严歌苓之前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的共有品质，也是与其原型——作家因“对现实失望”而自杀的祖父严恩春——的本质区别所在。

　　有评论者这样总结：“陆焉识最为奔放的自由出现在最为苛刻的劳改生涯中。”{22}诚然，“证明”并“成就”了陆焉识的卓异本色的，就是大西北草漠上的囚徒生活。他经受住了极端严酷的生存考验，是“严寒、饥荒、劳累最难以杀害的人之一”；他一直以缜密的头脑、丰富的知识谋求生存，成功地分析形势、辨认方向、熟记路线，连做公子哥儿时玩的马术也为他所用，越狱时身手矫捷；到他平反之时，“七十岁的人，肌肉还是五十岁的”。{23}更重要的是，种种“苦难”并未把他磋磨得麻木不仁，他的心灵始终敏感，且日益醇厚、温情——在草漠上与死囚（梁葫芦）与看守（邓指）各结下了况味复杂的生死之交，对苦等自己的妻子萌生了新鲜而强烈的爱情。

　　“归来”之后，陆焉识的内在品质继续延展，他把因初恋失败而满口牢骚的儿子视为“活下来的罗密欧”来谅解，甚至比儿子本人更了解这段痛苦遭遇；{24}对孙女，他有“超验的”、“预言式的总结”；对失忆的妻子，他更是满怀欣赏与理解，与她谱写了一段极为奇特、美丽的黄昏恋曲。妻子去世后，陆焉识也并未一蹶不振，反而更加“爱训人”，不掩学者的锐气与锋芒。然而，自甘充当“老佣”的他在儿子眼里仍十分“危险”，“无期徒刑都不能让一个人学乖，此人就没救了”。{25}对于出了嫁的女儿，他也成了累赘、“多余人”。陆焉识最终在“90年初春”离家出走，回归草漠，不知所终。

　　根据小说中的情节推算，陆焉识出走之时已是83岁高龄，这令人立刻联想到82岁时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对照托翁出走半天就逝世的结局，陆焉识的心气与活力更显其卓异：毕生执着于自由，不因“人情”或威势而动摇，不因世事沧变而颓唐，亦不因风烛残年而退缩。如此结局，更明确了这个人物的理想化本质。

　　王春林充分肯定严歌苓对陆焉识人生归宿问题的处理，认为：“陆焉识如此一种与张思远、章永璘们简直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结局，既是时代的差异所赐，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严歌苓对于社会政治挤压下的知识分子命运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与体悟。这种差异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是源于严歌苓较之于王蒙、张贤亮他们的写作又延迟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因而站在了新的思想制高点上。{26}这一评论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困境”，将陆焉识的出走解读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李伯勇则着眼于后“文革”时代的“人心落败”，指出陆焉识的出走凸显的是“上海那个家庭”、“那个社区”的精神荒漠化。{27}这两种解读各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小说的当代性。

　　而当具体探讨作家所立足的“新的思想制高点”，笔者发现，《陆犯焉识》的笔力所及之所以能够远超“大墙文学”、“伤痕文学”，严歌苓在美国“主流社会”浸淫多年而形成的跨国视野与文化体悟实为不可或缺。严歌苓长居西方，一方面，“物质欲求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对生活的丰足与平静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在那样一个以英文的、英国传统为主的文化下面”，具有种族意识、民族自尊的她，又无法对来自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敌意与贬斥视而不见。严歌苓早已痛切地认识到，“那种物质生活，那种舒适，其实是没有意义的”。{28}这就从问题意识、价值观念上超越了国内近年来对物质主义、西化生活的天真追随，从而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所得与所失有了超越于物质标准的“评估”。

　　有鉴于此，《陆犯焉识》中出现陆焉得这个漫画式的形象绝非点缀。小说后文还透过这个“有福气”的喜感人物的眼睛看上海：“一切都大不如从前，脏了，破旧了，留着无产者们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论信徒们对物质的毁灭欲让他们寒心地摇头。最伤他们心的是，软语漫笑的上海人没了；无论朝哪个方向扭过你的脸，你都和冷漠或牢骚或仇恨照面。”如是描写，不单是呈现文革后的“上海”，更是反讽地指向了“他们”——当故乡不能供其“怀旧”，焉得便再无兴趣，“不跟上海人计较了”。{29}安逸丰足的生活养成了焉得夫妇温文尔雅的仪态，其下却是狭隘空洞的内心；他们看世界的眼光是滞定的，仅仅在意自己的享受。

　　通过陆焉得这个人物，严歌苓质疑了独善其身、不问世事的人生态度，也指出了时下国内确实存在的一种庸俗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即，以个人的物质享受为基本标准，来评判一个时代的功与过，进而负面评价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小说对陆氏兄弟人生轨迹的对比处理，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看似无病呻吟、其实正视当下现实的严肃问题：陆焉得式的“好日子”有何价值？

　　三、长女丹琼：反思“现在”

　　小说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漫画式形象，即陆焉识的长女丹琼。她幼时即“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30}被叔父带到比利时，后来嫁给一位美国参议员，过着“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的日子。丹琼与焉得既同属海外华人，又分属两代、两地，所反映的问题也在有所重合的同时各有侧重。如果说焉得指涉的是如何看待“过去”，丹琼则更多地引出了对“后文革”时代的审视。

　　丹琼的正面出场十分夸张：“一手拿着一个小塑料盒，不停地从里面抽出浅粉色、鹅黄色、淡蓝色的棉纸，往脸上擦。她的两只眼睛是两个黑团子，因为她在早晨涂眼睫毛油的时候老也记不住，这一天她的眼泪会被多少未知的情景触动下来。”与叔父焉得一样，丹琼平生只知过“好日子”，她对上海的变化伤心失望，并将父母弟妹的人生一概目为悲剧：母亲失忆，父亲口吃，妹妹打光棍，弟弟无风度，老房子失去，亲人住贫民窟……“在街上被人挤着了，踩了脚，找不着干净的厕所”都令她流泪，“她替所有受苦受难的陆家人冯家人哭，因此所有人都没得可哭了。”{31}如此讽刺笔法，与好莱坞电影对上层中产阶级妇女形象的负面化处理如出一辙。

　　丹琼娇贵、“会哭”的另一面便是强烈的操控欲。这一特质似乎“遗传”自恩娘冯仪芳，但那种专断而强加于人的方式，却是典型的美国上层中产阶级妇女的：“一个钱堆出来的女人，一个蜜泡出来的女人，走到哪里都要创造喜剧高潮和欢乐结局。”她撮合父母复婚的一团热心之中，包含着浓浓的自以为是：“丹琼婚后从来没有跟丈夫分床而眠，因此在她看来分不分床是重大事物，值得所有中外亲人老少三代郑重讨论。”{32}

　　子烨坚决反对父母复婚，丹珏深知母亲的精神状态，但面对大包大揽为父母“扯皮条”、“包办婚姻”的丹琼，二人都束手无策。这一情势颇可说明问题。最后，还是婉喻自己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挣脱”丹琼，将她摔倒在地：“还没有等到丹琼从地上爬起来，婉喻将餐桌向前一推”，将在座的儿子、儿媳、妯娌统统“碾到了桌子和杯盘碗盏下面”。{33}

　　婉喻的一场大闹，给急于订蛋糕、定宾馆、上演“大团圆”的丹琼、焉得泼足了冷水，令他们的返乡之旅匆匆收场。焉得夫妇以“不逛说不过去”的态度“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丹琼则反复用一句空话自我安慰：“我会把姆妈接到美国去的。”“她内心分裂出两个人来，一个年长一个年幼，幼者一伤心闹腾，长者便拿好话来哄，不必考虑兑现，只要哄出暂时的宁静就好。”{34}丹琼的表现与焉得正是异曲同工：同样是自我中心，焉得的表现尚属含蓄，而丹琼则极尽直白。

　　打破陆家“大团圆”的表象，小说揭示了陆家骨肉至亲间已无可沟通的疏离。小说对焉得、丹琼两个人物形象的喜剧化处理，释放的是一种不同于“伤痕”思维的新观念——这份疏离不应一概归咎于国内政治运动留下的“精神创伤”；地处亚、欧、美三洲的陆氏家族成员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必然要有所体现，他们各自如何对待这份差异，是否坚持沟通，才是真正说明问题的。于是，作家在此处又揭示了另一层富有当代性的基本事实，即“血缘亲情”并不足以使海内外华人“心心相印”，且双方的对话不畅不应一边倒地归结为国内“闭塞”——丹琼式的强加于人、焉得式的推己及人，及其一旦不能如愿就迅速退缩回自己的天地中的那种自利与浮浅，又何尝不是一种闭塞？

　　若再变换视角，不以海内/海外为分类标准，而将陆家姐弟“一视同仁”，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他们又可谓是彼此彼此，三人皆未能“继承”父母双方乃至一方——焉识“很少控诉”，婉喻“没有被不公变成怨妇”——的精神气质。丹琼自不必说，子烨与丹珏虽在职业上“子承父业”，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但其为人行事却全无乃父风范。

　　子烨人到中年仍走不出“失恋”阴影，始终耿耿于怀于父亲的“拖累”。当年女友一封“客气道谢、道歉”的绝交信“掷下的个个字迹都是微型原子弹”，多年后“仍然持续那巨大的冲击波和光辐射”。{35}而在社会生活中，子烨又世故老练，“是一只政治的猫”，“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36}“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能吵出逻辑和公正。两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居室”；{37}而他“中年发奋”、“夜夜悬梁刺股”，也“不是竞争教授的业务水平，而是竞争那份工资和待遇”。{38}——子烨的人生哲学可谓“化悲愤为力量”，“无辜”却“被拖累”的过往遭遇，倒成了他奉行利己主义的“资本”。

　　丹珏本来是焉识“顶欢喜的”，她表面谦让、内心倔强的性格最像父亲，一直理解、尊重父母的爱情，并不怨恨父亲“拖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然而，当年说过的几句催促父亲自首的话却成了她的心病，令她不胜负荷。尽管她的事业一直颇为成功，是“了不起的冯教授、冯主任、冯编委”；然而，为了“老起来有人陪”，丹珏最后还是将就嫁给了带着三个孩子的“漂亮男人”、电工刘亮，借口“胸无大志的人才会幸福”，“从刘亮那里沾点幸福的光”。{39}为了婚姻，丹珏默认了刘家三代对陆家的“殖民”，容忍了继子、继女对老父的排斥，最后被丈夫完全控制，不得不想办法将老父送走：“丹珏在做出一步退让时总会抗争一下，吵两句，但刘亮明白她最终自会听话。”{40}——在常年的隐忍与愧疚中，丹珏早已丢失了曾经的骄傲，活得自欺欺人、委曲求全。

　　子烨与丹珏的生活态度打着特定时代、政治环境的深刻烙印，他们是“受害者”，其性格蜕变具有合理性；然而，有了陆焉识这样一位父亲作为对照，他们的“受害者”身份却骤然显得吊诡了：父亲所受的磨难显然比儿女大得多，然而，九死一生的父亲走出了“苦难”，不改初心，儿女却依旧缠淹其中，或者格外“怨妇”（如子烨），或者假装一切都好（如丹珏）。

　　“间接受害者”才是被“运动”规训得最深的一群。小说提出这一点，与海内外既存大批“文革叙事”所采取的“控诉”立场恰恰相反：通过陆氏父子的对比，作家在质疑，以“受害者”自居的发声者在讲述“历史”时有多少“权威性”？一边倒的“受害者”叙事的核心思想又究竟是什么？

　　四、孙女学锋：试问将来

　　学锋（澄纯）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也是整个故事的组织者与讲述者。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相比，这个人物显得缺乏戏剧性，往往只是谦逊地负担穿针引线的功能；然而，学锋的存在却是整部小说主题结构得以完整的关键部分：她是祖父口述回忆录及书信集的笔录者，是陆氏“家族史”的考证者与讲述者；正是经由这个人物，陆焉识的人生经验得以与“后文革”的当代联系起来，转化成为一种可以激励后人的精神遗产。

　　学锋在小说中登场时只是一个处于叛逆期的18岁少女，身上带着“运动”中成长的一代青年那种松松垮垮的流气；她对父亲毫无敬重，“她父亲最让她没面子的就是没风度”；{41}对祖父则起初是颇多调侃。学锋对亲人的不恭态度，折射的是她对时代、对世界的困惑与迷茫：

　　“就像1979年所有她这个年龄的人一样，等来的每一件事都让他们暗自叹口气：嗨，不过如此。大学正式招生了，邓小平复职了，中美建交了，叫邓丽君的台湾女人的歌声在大陆登堂入室了，福建广东人走私的立体声录音机进入上海了，私人舞会、音乐会开始举办了，外滩出现公开拥抱接吻的情侣了，第一批留学美国和欧洲的学生出国了，美国的大姑母丹琼把冯学雷留学的I-20寄来了……这些都是她和他们曾经等待过的，等来了，又总会来一声暗自叹息：不过如此。至少对于冯学峰来说，那些都是她曾经冥冥中曾经等待过的东西，但等来之后，又觉得似乎等的不是它们……因此，她更加躁动和焦渴。”{42}

　　显而易见，在作家笔下，学锋及其同龄人是价值观“跨界”的一代——渴望西方的物质文明，又保留着新中国的社会理想主义传统，故而会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事物”发出“不过如此”之叹。这样一个“躁动和焦渴”的学锋，通过接受祖父的教育而提升了品位，走向了成熟。至此，小说的思想寓意才得以完全展露。

　　学锋对祖父态度的转折点便是父亲的那场“控诉”。详细了解父亲的“伤心史”后，学锋并未从此一变而体谅父亲，而是对祖父母另眼相看：“这一对老人由于自甘落伍而显得矫矫不群。”再加上“阿爷的话里，越来越缺乏她希望听到的愤怒，哀怨”，更使她对祖父的经历产生了探究之心。进而，学锋正面接受了来自祖父的教育——“他不动声色地挑唆，把我和正在流行的迪斯科、邓丽君离间开来。阅读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这样，他并不讲翻译家的坏话，一个贬低的词都没有；他只是从中译本上转开目光，再把两束浑浊的目光放远，有点拿腔拿调地背诵着原文。这样，他也就成功地离间了我对于翻译家的信任……”{43}

　　有了这种亦师亦亲的关系，学锋对焉得就不只抱有“孝心”，而是加上了忘年交兼弟子门人的意味。对于祖父的“政治面貌”，她并不像父母那样“心怀鬼胎”，而是对他既认同，又推崇：“虽然我表面上不让他看出来，我其实特拿他当回事。”学锋称祖父为“死党”，既是强调对他的亲密，又暗示了两人精神上的平等。

　　毕业后，学锋成了一名文学编辑，渐渐萌生了作家梦，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她此时的活动更加富于象征意味。作为“继承者”，她的抉择是明确的：一方面用“以后再说”敷衍着催促她出国的父母，另一方面则“利用职务之便”，从杂志社“偷运”回两尺多厚的文稿纸，花了七个月的时间，为祖父誊写出了他在二十多年劳改生涯中盲写而成的三部书稿。

　　在与祖父的交流中，学锋表现出了极强的主动性与明确的“继承”意识：是她主动提出要帮焉识笔录书稿，并且明言，虽然婉喻已逝，焉识仍有将其书稿留下的理由——既是“给我”（学锋），又是“给恩奶”（婉喻）。而在书稿完成后，焉识对其出版并不抱多少期待，此时，又是学锋简洁有力地说出了对祖父、对时代、对未来的信心：“迟早。这个世纪不行，下个世纪一定能出版。”{44}

　　可想而知，学锋对祖父的看重不是单向的，焉识对这个宛如“少女时代的丹珏”的孙女同样十分在意。在故事结尾，陆焉识回归草漠之时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与妻子的骨灰，留给亲人的唯一信件就是给孙女的（对子烨、丹珏，是“怕告辞太麻烦”，对丹琼，则是“随便怎样解释都行”）：学锋是他唯一愿意有所交代的人。

　　而再回头综观小说全文，可以发现，焉识离家出走的“多年之后”，学锋仍在不断思考；她并没有直接出版祖父的遗稿，而是以之为素材，加以敷衍，写成了这一部《陆犯焉识》——不仅仅是在20世纪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讲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世纪老人”的人生与爱情，也丝丝入扣地写进了“我”对陆家四代亲人的记忆与想象；“我”对于亲人们或赞叹或嘲讽、或漫画速写或工笔白描的描写、刻画，是在多年来的追思、回味中最终定型的。这便将全书的故事与中国当代的时代语境中直接衔接了起来。

　　“我”是站在“人欲横流”的当代中国{45}、带着当下的问题回顾家族历史的。对只求自利、“没有风度”的父亲，刻意讨好继子继女、终究放弃老父的小姑母，“我”能够体谅，却不认同；对只知过“好日子”的叔祖、大姑母，“我”时时加以含蓄的嘲讽；唯有对祖父、祖母，“我”不单欣赏他们的爱情、着意记载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且力求真切地趋近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对祖辈品格的追慕，也是对“伤痕”思维的主动摒弃——在“我”的人生阅历里，“受害者”身份常常被用作利己主义的通行证；而过着“好日子”，精神品格、内在素质却不见得多高。小说所提供的这一系列“文学事实”，巧妙地解构了“如果中国没有这些政治运动”的幼稚假设，从而对近年来国内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历史观提出了有力的质疑。《陆犯焉识》的批判意识与人文情怀在此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从小说的行文，还可辨识出“我”对美国社会生活诸多细节的熟悉，这令人不禁猜想，“我”应当也有在美生活的第一手经验；于是，学锋的形象最终巧妙地叠合于作家严歌苓的形象。当然，学锋不是严歌苓，“她”的“家族史”也不是严氏家族的故事；熟读严歌苓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陆犯焉识》中的许多构思都可以在其以往的作品中找到形似或神似的片段，如《老人鱼》中的祖孙关系，又如《补玉山居》中那个自知患了老年痴呆的老妇瞒着子女偷偷恋爱的情节，等等。

　　拥有自己擅长的风格、套路，已经足够成就一个畅销作家；而严歌苓能不止步于“畅销”，在其标志性的语言风格与极其精巧的情节构架之外，还有对“现实”的敏锐关注，直接催动着她长年不辍、不断提升的创作实践。笔者认为，严歌苓之所以对当代现实分外敏感，其身为移民的跨文化经验在其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美国大学里修过文科，嫁给了美国外交官，并在走进婚姻之前充分领教过官方的冷战思维，严歌苓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有着不同于一般华人移民（如“硅谷精英”或“唐人街草根”）的经验积累，既深知“主流社会”的傲慢与守旧，也痛感华人改变自身被歧视处境的困难，因而倍觉世态之严峻，与个人物质享受之虚无。“十年一觉美国梦”，在许多人仍在做着梦的地方，她已经醒来。

　　在《扶桑》、《无出路咖啡馆》中，严歌苓集中讨论的是美国种族主义之于在美华人的“不能承受之重”，到了《陆犯焉识》，她又以同样强烈的现实感与紧迫感，立足广阔的跨国视野，进一步探问了“当代华人/中国人向何处去”的价值理念问题。

　　“很多东西是有可以抓得着，可以看得到，可以被享受的，但是理想不是能够被享受到的东西，有时候你甚至要为他受苦的，但是人有了理想，很多观念会不一样，你吃的苦也就不是那么觉得苦了。”{46}在创作《陆犯焉识》期间，严歌苓曾这样解释“理想”。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在学习西方、“与国际接轨”方面成就突出，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恶性膨胀，亦令人触目惊心。面对这一现状，“理想主义者”严歌苓通过《陆犯焉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要有“理想”，要有超乎个人舒适生活的追求与坚持。

　　“我”/学锋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出过“不过如此”之叹，这是对西化生活与商品拜物教表示质疑；而之所以对只晓得过“好日子”的焉得、丹琼屡屡嘲讽（或许在国内读者看来，这种态度无聊又无谓），则是因为她无法对海外华人族群身处边缘、仍受歧视的生存现状视而不见，所以痛感部分“高等华人”“不问世事”的麻木与自私。可以说，《陆犯焉识》最为及时、也是最为真诚之处，便是将“理想”直接带回到“人欲”面前——诚然，子烨、丹珏那一代在时代的激烈动荡中失去了理想，焉得、丹琼则从不知“理想”为何物；但是，以学锋为代表的新一代却超越了父辈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对祖父、祖母不为苦难所摧垮的精神世界深有共鸣。

　　当然，这个精神世界源于陆焉识的自述，同时又大量包含了学锋“本人”的认识与思考，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化身”。于是，读者可以相当直观地认识到，在“后革命”的时代，人仍然能够做到既正视苦难，也怀抱理想——知道了历史，方才懂得如何担当现实。而当研究者用“国族认同”的概念去评论《陆犯焉识》时，其实已经感受到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感”——不单是对中国“有感情”、“有文化认同”，更是心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对当代中国现存的重大难题有所建言：这本身就是对从“五四”到新中国的理想主义精神传统的继续传承，是“理想主义”至今仍在延续、不为“伤痕”所遮蔽、隔绝的一个实例。

　　①{27} 李伯勇：《陆犯焉识的“头轻脚重”问题》，《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② 龚自强、丛治辰、马征、陈晓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③ 高红梅：《自由的追寻——〈陆犯焉识〉的自由乌托邦与边缘写作》，《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23}{24}{25}{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 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第40页；第42页；第41页；第41-42页；第42页；第44页；第44页；第44页；第45页；第217页；第217页；第378页；第379页；第379页；第379页；第307页；第362页；第358页；第384页；第260页；第336-337页；第379-381页；第382页；第384页；第361-362页；第332页；第335页；第398页；第401页；第415页；第369页；第367-368页；第371-373页；第412页。

　　{18}{21} 张亚丽：《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关于严歌苓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文艺报》2011年12月7日第7版。

　　{22} 龚自强：《“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26} 王春林：《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与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8}{45} 新浪网对严歌苓的访谈：《〈谎测〉改为〈无出路咖啡馆〉》，http：//book.kanunu.org/files/chinese/201103/2010/46365.html。

　　{46} 腾讯网对严歌苓的访谈：《写当代生活对我是一个挑战》，腾讯读书，http：//book.QQ.com，2009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庄园）

　　Migrants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Views in

　　The Criminal Lu Yanshi： The Truthful Revealed in the Showy

　　Gai Jianping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It is pointed out in some quarters that The Criminal Lu Yanshi represents“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eyes of a Chinese sojourning in America.”There are also views held that， as a“writer sojourning in America”， Yan Geling wrote the novel to possibly epitomize he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use of the elements（as well as milieu and figures）of“an alien country”in The Criminal Lu Yanshi is highly organized in a total reflection on the gains and losses mad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 based on its current spiritual situation from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by an American-Chinese migrant on top of conveying a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oncept of continuing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idealism and self-conscious transcendence over the“scar”way of thinking.

　　Keywords： The Criminal Lu Yanshi； Yan Geling； Chinese mig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