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古代汉文小说既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又是越南民族文化的自我书写。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中国人形象作为越南社会的整体想象大量出现在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并显示出在东亚汉文化圈内部、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其独特的生成动因与建构过程，寄托了越南民族的主体性思辨与多重阐释，是越南民族建构自我形象的复杂投射。
关键词：越南；汉文小说；中国人；形象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26-06
中越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由于长期没有民族文字，加之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汉语文学一直是越南古代文坛的主流。越南古代汉语文学塑造了不少中国人形象，特别是小说，与诗词文赋相比，因其虚构故事的特点，能够更全面地体现越南古代社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想象。以跨文化的视野解读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对中国人形象的多重阐释，不仅有利于深入考察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过程，也为多角度地探究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文化接受与反馈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一、血脉相连的友邻
越南古代流传着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鸿庞氏故事便是其中家喻户晓的篇章。虽然这则神话的具体产生年代和原始面貌不可确考，但15世纪后黎朝文士武琼将其编入汉文志怪小说集《岭南摭怪列传》。《岭南摭怪列传·鸿庞氏传》在追述越南民族的孕育过程时称，炎帝神农氏的三世孙帝明娶婺仙之女而生子禄续，帝明立长子宜为帝治北地，立禄续为泾阳王治南方。泾阳王娶洞庭龙王之女，生子号貉龙君。后北方的轩辕战胜了蚩尤和炎帝，而南方的貉龙君娶帝宜之女妪姬，生下一胞百卵、化出百男。其中五十男随母生活于陆地，定国号为文郎国，其长男尊为雄王，即越南民族的始祖。虽然百卵化百男的情节和龙子仙孙的说法在史学家看来“实属怪诞”①、“全属神仙鬼怪之说，完全违背自然的法则”②，但这则神话故事却展示了越南民族文化想象的一个独特话语现象，即在其自我认知和自我形象的建构叙事中，不仅民族孕育时间和活动空间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传说有重合之处，而且拥有共同的龙图腾原始崇拜。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均在其中充当叙事对象，特别是炎帝形象带有明确的追溯民族血缘谱系功能。由此可见，《鸿庞氏传》以及炎帝的始祖形象在书写古代越南关于本民族起源的整体文化想象时，也确立了中国人与越南民族血脉相连的基本形象定位。
尽管从史学的研究视角来看，鸿庞氏传说的真实性值得商榷，或许“是越南人杂糅中国古籍中的各种传说和故事而演绎和嫁接出来的”③，但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视角，观照越南民族起源话语中作为文学人物的炎帝，其形象生成的动因则别有意味，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④中国古籍有不少中越早期交往的记载，如《淮南子·主述训》谓“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⑤，《大戴礼》《尚书大传》《吕氏春秋》等中亦有颛顼、尧、禹等抚交趾的记载。可见，中越之间的交往始自上古时期，并以中华民族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一千余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约一千余年它是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国的‘藩属而存在”。⑥两千多年的郡县统治和宗藩秩序，造就了中越之间“历史文化实同一体”⑦的独特关系。炎帝的越南始祖形象正是对中越两国这种独特关系的再现，中国古代文化和封建政权的强大辐射效应长期作用于越南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促使其在建构自我形象和追溯血缘归属时，出于强调汉文化圈内自我形象合法性的需要，力图消解中国人形象的他异性。换而言之，越南民族在借助与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整体想象来生成自我形象的同时，催生了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形象。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中越人民血脉相连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共同的神格化民族始祖，还广泛表现于人神两界的血缘上，“我国前辈，多为内地之神，亦多在洞庭者……洞庭之与我国，自泾阳王以后，世为友邦，故人神因果，往复循有”。⑧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中越两国历来交往频繁，人员流动与移居情况较为常见，不少中国人因为朝代更迭、行商坐贾、随军征讨等原因世代移居越南，甚至“越南独立后所建立的王朝，其统治者大多数是中国血统”⑨，由此可见，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古代越南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越南汉文小说塑造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形象无疑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学写照，但文学文本的价值并不在于印证历史，而是在于通过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话语传达出对现象的独特阐释。在越南汉文小说中，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多集中于名门望族。例如，慕泽武族先祖为中国福建人，唐代郡县时期为交州刺史，因爱当地风水之美而世代定居安南。其家族后代累登科第，居处被称“进士巢风水钟灵”。⑩显而易见，华人家庭世代业儒的文化传统才是武氏族人能在安南科场显身扬名的首要原因，而越南汉文小说不仅忽略了这个家族曾是异族征服者的独特身份，还淡化了华人血缘、文化背景与本土社会的差异，转而称赞慕泽的人杰地灵，指出正是由于山水灵异才孕育出当地的名门望族。不仅如此，越南古代汉文小说还建构了中国文臣武将后代定居安南的系列化文学形象。如《山居杂述》中，“陈公嘉谋”述明朝重臣、簪缨望族因耻于仕清而移居，其四世孙陈嘉谋后贵为安南进士；“古柏斋”述张九龄后代自广东移民，成为越南社会著名的高人隐士；“淮阴有后”称淮阴侯韩信后人逃离秦国世居越南。可见，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塑造中国移民形象并不以建构对抗的异域他者为目的，而是以山川之奇、土地之灵造就本土英豪的话语，强调本土的独立空间价值。在与中国形成空间疏离的基础上，以血缘融合为途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形象实现了他者与本土的融合，因而不再是来自异域的他者，而成为本土孕育的更生形象，是越南民族自我形象建构的一部分。
二、文明智慧的权威
中国文化自秦汉时期便开始在越南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其典章制度、语言文字、社会习俗、思想学术等多取法中国。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不仅从风俗制度、礼乐文化、山川物产等多角度，记述了中越文化的深厚渊源，提出“拣取年少俊童，薙发变服杂之北归商侣，各携银币，游客中州，或往虎疁陶窑，或来金陵缎铺，与之居处，习其智巧”的学习策略{11}；还记述了越南人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中国文化的事例，例如梁家“以有族人居中国，多得奇书，遂精于术数之学”{12}；“大臣已使人来大清，学制茶法，学成，取规递来”{13}；来自中国的文俞法师有奇术，“先皇以师事之，教以愚猖狂神之术，而杀绝之”{14}；阮左■随北客赴广东学习地理风水，成为一代大师等。{15}这类学习话语传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接受，建构了越南人作为学习者的自我形象。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在塑造学习者的自我形象时，常常利用典故和类比手法，将越南才子比作中国历史名人，如司马迁、诸葛亮、韩愈、李白等，从而侧面塑造了中国人饱学智慧的形象。此外，一些篇目还直接刻画了在越南传播文明的中国智者形象，其中既有学者大儒，也有宗教大师。例如《皇越春秋》中尚书黄福由于“居交趾十八年，设绛帐教学，弟子信从者众”。{16}《桑沧偶录》中内地高僧拙公禅师不仅“驾海船，载藏经三万余卷”两赴安南，“李、陈之后，释教复兴，皆师愿力”{17}，而且将崇祯、顺治时毁掉的秘本奇书传给安南状元，激励其策名中朝。还有一些篇目虚构了神格化的中国文化偶像游历越南的故事，例如先圣孔子托梦越南国子监知事，称“安南文献国，我亦时常往来，且命由、求守之”。{18}吕洞宾常骑云游历安南，并于升龙城内的纯阳祖师庙与越南真人范员会面。{19}可以说，越南古代汉文小说正是通过拉近与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文化名人的时空联系，使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产生了共生与互动的关系，在塑造中国人文明智慧的形象同时，实现了自我形象由单纯的学习者向“文献之邦”的升华。
透过越南汉文小说的文学话语，深入解读越南学习者、“文献之邦”的自我形象与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之间共生互动的现象，其生成动因则显示出“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20}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有大量家族发迹变泰的故事，多以越南人借助中国风水师指点吉穴，从而改变命运、改换门庭为情节模式。其中，既有越南历史上的名臣大儒甲海{21}、阮文徽{22}等，因祖先拾金不昧而获北客报恩指点吉穴，才得福报登科第；也有神仙道长范员，祖上虽务农，但因诚请北客指点吉穴才通灵异；{23}还有后宫显贵礼妃，因祖上请北客择吉穴而连事三帝；{24}甚至连弄臣邹庚也是因北客指点吉穴，从而获壮阳奇术显赫一时。{25}不仅个体、家族的命运如此，越南封建王朝的兴衰也受中国风水师掌控。例如，丁某抢占了北客看中的龙脉吉穴，北客恼怒之下设计破坏了龙脉的风水，结果丁某虽发迹建立丁朝，在位却仅十二年。{26}再如北客找到龙脉吉穴，当地人阮固背信弃义，欲害死北客占据吉穴。北客为渔夫陈氏搭救，为报恩赠其吉穴，渔夫后建立陈朝贵为帝王。但后代因违背誓约怠慢北客后人，龙脉被毁导致最终亡国。{27}小说以强烈的文学虚构塑造了识龙脉、择吉穴的中国风水大师形象，一方面淡化其个性化特征，不述容貌、经历、情感、命运，甚至不冠以具体姓名，仅以北客相称；另一方面突出其类型化特征和叙事功能，北客既是叙事者眼中的异国来客，又是叙事者口中身怀奇术的异人，在叙事情节中发挥着权威作用，即反复以偶尔性的出场带来越南家道、国运转变的必然性结局。可见，作为越南社会整体想象物，北客形象是功能型的，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作用，在表层意义上，其沟通自然灵异和改变人类命运的超凡能力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高度发达和深远影响；在深层意义上，北客象征了中国人对越南古代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干预和支配，并造成越南叙述者在中国文化的权威语境下对本民族历史的虚构和重建。虽然北客形象蕴含着越南话语的多重阐释，但对中国人文明智慧的推崇无疑是其中的主流。越南儒士阶层既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创作群体，又是中国文化在越南的接受者与传播者，具有对中国认知的共同知识场，“而凡是涉及到知识的问题就总是具有因袭力和传承性的”{28}，影响到知识场中的每一位作者。换而言之，中国文化的高度发达和深刻影响力打造了越南儒士阶层对中国认知的共同知识场，其知识场内部对中国文化整体想象的长期积淀形成了小说话语中构建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的外在动力线。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内，中国一直居于汉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其影响力在西南方向的辐射范围较广，遍及古代越南及其周边的暹罗、寮国、真腊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在《西洋耶稣秘录》中，越南叙述者借西方传教士之口，称“中华大地，不比大南。较其智慧而言，华犹一目之人，南乃双瞽之汉”{29}，虽然这仅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渗透的背景下，模仿西洋传教士傲慢的口吻对东方古老民族做出的贬损，但其话语仍传达出了越南古代视角下中华文明的优势地位。历史上，越南在疆域、民族、文化的定型过程，除了受中国历代王朝的影响，还伴随着与其周边诸多国家、民族的对抗与融合，这共同构成了越南古代社会在历史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整体语境。“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30}，但对本土的“自我”而言，“他者”与“异域”往往并非唯一性的。也就是说，中国并非越南唯一的异国，中国人作为被观察对象，其形象生成与越南观察者之间也绝不是一对一式的镜像关系，而是越南观察者广阔的视野中多种折射而生成的镜像之一。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对中国人的形象建构不是孤立的，而是源于越南对所有异域他者之间关系的整体自觉意识之中。《山居杂述》以博物体记述了越南周边国度、民族的风土习俗，除沿袭中国文化中的蛮夷称谓外，还称“山川封域之有限，故华夷之气习各自不同，我国得偏气之正，而蛮獠得偏气之偏，人之冥顽，俗之浇薄，是皆为风土拘之。……使之知出孝入悌之方，三纲五常之要，于以渐变蛮昧之风，而为文明之俗，所谓裁成辅相，以补天地之所不足”。{31}这番话语建构了一条权力轴线，顶端是处于权威地位的中华文明，底端则是蒙昧低下的蛮獠，而越南自我则置身于中华与蛮獠之间，虽然空间归属于“偏”、“夷”，但文化属性则为“正”、“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通过传播中华文明以教化周边蛮昧民族，即建构了接受与传承中华文明的文献之邦的自我形象，表达了对文化权力的自我诉求。可见，作为越南社会整体想象物，汉文小说中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实则是越南民族自我形象的投射。在与中国及周边各民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越南民族出于在汉文化圈内部强化自我合法性与身份认同的需要，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文献之邦的自我形象，正所谓“奉正朔以威其邻”{32}，这成为催生出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的一条内在动力线。
三、相异对抗的他者
正如批评家所说，异国形象的生成源于社会整体想象，而社会整体想象则是“双极性（同一性/相异性）的阐释”。{33}虽然越南汉文小说以文化融合、民族友好的历史语境塑造了血脉相连、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但也不乏在宗藩关系的语境下，记述两国间矛盾对抗的故事。这其中既有借鉴中国古代历史演义体制书写的战争故事，也有大量散见于文人笔记内的两国使臣故事。与史传色彩浓重的战争故事相比，使臣故事更富于越南民族独特的话语特征，以大胆的虚构记述了众多意趣横生的故事，以捍卫民族尊严的话语互镜式地建构了相异性的两国人物形象。
历史上中越两国使臣往来频繁，由于“越南使臣均是越南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和诗人”{34}，加之“以诗赋才学在外交场合赢得赞誉的文化心理”{35}，越南使臣创作了大量燕行诗文，多以“赠答酬唱、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36}的形式，以中国官僚作为阅读和接受的主要对象。因此，燕行诗文是越南使臣的自我书写，通过强调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政权的同一性和相近性来实现外交功能和文化交流目的。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两国使臣故事则与此大相径庭，它面向越南广大读者，以第三人称口吻虚构故事，擅长以文才洋溢的诗联缀合、急智较量式的悬念制造喜剧效果，以夸张、对比的修辞手法塑造人物的类型化形象。两国使臣故事在情节上具有模式化特征，即讲述中国君臣傲慢地挑衅，设置难题企图羞辱越南。越南使臣或才子机智地破解难题，捍卫了民族尊严。例如几则著名的北使故事写到：某北使逼迫越南国王较量棋艺，威胁若连胜三局便要开启战事。武暄利用光影暗助越南国王连胜，北使只能叹服。{37}某北使途径南门，得知门上题写有讴歌越南民族英雄气概的诗句，便执意架梯从上面经过。武惟断使计令大象受惊，北使仓皇间只得羞愤地从门下走过。{38}某北使做诗当众嘲讽越南，才女阮氏点随口即对，令北使羞惭。{39}某北使奉命册封，却故意滞留驿站仅送来一个字谜，阮登镐轻易破解了字谜，北使只得前往册封。再如几则著名的越南使臣故事写到：状元莫挺之奉命出使，只因风雨愆期，中国监关便不肯放行，还以对联刁难，莫挺之机敏应答得以通关。朝堂上中国众臣态度轻慢，莫挺之以君子小人之说力辩而使之折服。北人以诗对羞辱越南，莫挺之应对如流，使北人惊服，后受封两国状元。{40}右侍郎黎如虎出使时，中国朝廷堆起了食物高塔，令其架梯食用。黎如虎不仅举重若轻地大快朵颐，还以“皇帝许我食北人头”回击挑衅，最终名闻北国，被封为两国国师、两国尚书。{41}状元冯克宽北使，明帝却嘲笑其容貌丑陋，并陆续提出各种刁钻的难题，冯克宽不仅巧妙解答，还借机阐发了治国安邦的哲理，以君臣礼义之道嘲讽了对方无礼，明人深感南国有人，封其为两国状元。{42}可见，两国使臣故事属于急智型故事，其人物塑造采用了类型化、差异化的手法，中国君臣是设置难题、最终失败的一方，其形象是抽象的、泛指的，因恃强傲慢的态度和最终失败的结局而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越南使臣或才子是破解难题、取得胜利的一方，其形象具体指向为越南著名的历史人物，因以才学和急智捍卫了民族尊严而成为被讴歌的英雄形象。
中国封建王朝在处理宗藩关系、接待四夷使臣时，往往奉行怀柔政策，以使“畏威感恩，蛮夷悦服”。{43}不过，越南汉文小说的使臣故事却往往以“北人叹服”、“南国有人”一类套话作为结语。“蛮夷悦服”与“北人叹服”的强烈话语反差，揭示了越南社会心态上对天朝上国的文化抵抗。可以说，与越南使臣的燕行诗文强调同一性、相近性的话语不同，越南汉文小说将两国使臣故事固化于中国君臣的恃强傲慢与越南民族自尊的冲突之中，其话语主要功能也由沟通交流转变为自我张扬，即在宗藩关系的历史语境和越南主体意识高涨的文化背景下，试图通过虚构的对抗性故事与中国人的他者形象相疏离，以相异性阐释为途径，建构平等、智慧的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的建构是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认知过程，不仅需要具备与他者镜像关系的自觉意识，还往往需要借助社会整体想象中的权威力量以获得自我身份合法性的确认。越南汉文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北人叹服”之类套语、中国皇帝加封越南使臣两国状元的情节，在彰显越南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人形象在越南自我形象建构中的话语权威作用。越南使臣才子的才华智慧通过击败中国君臣的方式得以验证，越南使臣受封两国状元意味着文献之邦的身份确认。可见，中国人形象在使臣故事中具备双重话语意义，既是对抗、相异的异国他者，又是确认自我形象的参照权威，这恰恰显示出越南民族文化在张扬主体意识过程中的困境，即在与传统的汉文化圈核心之间进行文化抵抗的同时，又存在借助其权威获取自我形象认同的强烈需求。
四、结语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形象，涉及帝王将相、士农工商等各个阶层，本文从中选取了几个突出的形象类型加以解读，意在把握越南古代文化对中国人形象建构的主流话语。需强调的指出是，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并不是客观的、现实的写照，而是主观的社会整体想象物。中国人作为越南民族认识、观察、评判的对象而存在，其形象寄托了越南民族的主体性思辨与阐释，是越南民族建构自我形象的投射。世代友好和文化融合的历史大语境催生了血脉相连、文明智慧的中国人形象，而权威与对抗并存的中国人形象，既体现了越南主体意识高涨、追求民族独立的文化走向，也显示出在汉文化圈内部宗藩关系的语境下，其自我形象建构过程中在文化身份认同及合法性确认上所面临的困境。
① [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科学出版社1959版，第12页。
②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版，第17页。
③ 周绍泉：《文郎国质疑》，《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
④ D.H.巴柔语，转引自[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1）。
⑤ 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894页。
⑥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前言//《越南通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页。
⑦ 郭挺以语，转引自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韩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⑧ 雨中随笔·夙缘祠神//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⑨ 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印度支那》1989年第3期。
⑩ 《公余捷记》《南天珍异集》《科榜标奇》等均有记述。
{11} 雨中随笔·地脉人物//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12} 《公余捷记·尚书梁有庆记》，见孙逊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越隽佳谈前编》、《南天珍异集》、《老窗粗录》、《神怪显灵录》等亦有记述。
{13} 野史补遗·南庄选茶//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
{14} 岭南摭怪列传·法师除木精传//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15} 见《本国异闻录·阮左■传》、《大南奇传·阮左■传》《南天珍异集·左先生》等，《桑沧偶录·左泑》与之相类。
{16} 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7} 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18} 《南天珍异集·阮贵德》，见孙逊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公余捷记》《历代名臣事状》、《南天珍异集》《神怪显灵录》《名臣名儒传记》等亦有记述。
{19} 见《岭南摭怪列传·何乌雷传》、《桑沧偶录·纯阳祖师庙》等。
{20}{30}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
{21} 见《公余捷记·郢记状元记》、《南天珍异集·甲状元》、《历代名臣事状·状元甲海》、《越隽佳谈前编·赤痣状元》等。
{22} 见《公余捷记·咏桥祖墓记》、《越隽佳谈前编·还金得地》、《山居杂述·还金有报》、《南天珍异集·咏桥阮族》等。
{23} 见《本国异闻录·仙人范员记》、《南天珍异集·仙人范员记》等。
{24} 见《公余捷记·礼妃记》、《名臣名儒传记·至灵礼妃阮氏记》等。
{25} 见《公余捷记·紫沉邹庚记》、《历代名臣事状·邹庚》、《越隽佳谈前编·蟾蜍穴》、《神怪显灵录·紫沉邹庚阳宅记》等。
{26}见《公余捷记·丁先皇记》、《南天珍异集·华闾发迹》、《历代名臣事状·丁先皇》、《越隽佳谈前编·芦花英绩》等。
{27} 见《公余捷记·陈朝祖墓记》、《南天珍异集·太堂发迹》、《历代名臣事状·陈朝祖》、《越隽佳谈前编·东阿发福》、《神怪显灵录·陈朝祖墓记》等。
{28} 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29} 西洋耶稣秘录//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31} 山居杂述·蛮獠风俗//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32} 张廷玉，等：《明史》卷20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58页。
{33} D.H.巴柔语，转引自[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1）。
{34}{35}{36}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8页；第349页；第350页。
{37} 见《公余捷记·棋状元记》、《越隽佳谈前编·棋状元》、《南天珍异集·武暄》等。
{38} 见《南天珍异集·阮世仪》、《越隽佳谈前编·计赚北使》等。
{39} 见《南天珍异集·阮氏点记》、《听闻异录·阮氏点记》《本国异闻录·阮氏点记》、《大南奇传·阮氏点传》等。
{40} 见《老窗粗录·黎记》、《公余捷记·莫挺之记》、《神怪显灵录·状元莫挺之记》、《南天珍异集·莫状元》、《越隽佳谈前编·古斋名臣》等。
{41} 见《公余捷记·尚书黎如虎记》、《听闻异录·黎如虎记》《南天珍异集·黎如虎》、《越隽佳谈前编·人头鱼》、《历代名臣事状·黎如虎》等。
{42} 见《越南开国志传》。
{43} 马文升：《敦怀柔以安四夷疏//明经世文编》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6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A Study on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Ancient Fiction Written in Chinese in Vietnam
Lü Xiaop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Ancient Vietnamese fiction written in Chinese is also a self-description of Vietnamese culture. Due to close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the image of Chinese appears as a collective imagination in these novel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realm in East Asia and China-Vietnam relationship， the image of Chinese not only shows a unique process of self-construction， but also reflects a dialectic subjectivity and multi-interpretations of the Vietnamese as a complex projection.
Keywords： Vietnam； fiction written in Chinese； Chinese people； imagolog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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