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婵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女作家凌叔华如何利用其画家的身份、运用其画界资本在现代中国和英国文学场实现文学发展、得到文学地位，并通过其个案小探非文学因素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文学场的影响。

　　关键词：凌叔华；文学场；画家；作家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20-06

　　一、引言

　　陈西滢（1896-1970）在给女儿陈小滢的一封信中提及凌叔华（1900-1990）时曾说：“那个时代认字的不多，写作的人更少，能够发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作家很容易出名，女作家更容易出名。”①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确提供给了凌叔华这批现代女作家比过去更好的文学平台，使她们能通过才华和努力，发展和成就各自的文学梦想。但是，若将同时期女作家做比较，除去文学才能的差异外，文学声名高下有别，获得过程也各有不同。

　　王绯在《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中初涉了这个课题，她认为在现代文学场域中，环境与机遇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一位女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她以石评梅为例，分析了当时能够在文坛获得一定的文学地位所需的几个条件，比如“与当时的权威/主流文学载体发生联系”（如主流文学刊物和文学团体），或者“与其中的重要/中心人物或统摄/‘霸主式人物”有“直接联系”。②她认为正是石评梅鲜少在权威文学期刊发表文章，而将自己大部分作品发表在自己主编的轻文学重思想的《妇女周刊》上，在与权威/主流文学载体的联系上有所欠缺，才造成了她的作品未被选入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权威的新文学史”。又由于对于“权威的新文学史”的“习惯逻辑”会带来人们在“文学史认识上的无意识习惯惰性”，尽管石评梅本身不乏力作，却也只是当时“在新文坛边缘跳舞的‘丑小鸭”和现在受到低估的作家。③

　　事实上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扬主编的《石评梅作品集》出版之后，学界对石评梅的关注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④在杨义198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妇女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女作家群”一章中，石评梅已经开始作为代表女作家出现；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石评梅作为五四代表女作家的身份几乎浮出历史地表，被文学史确认。⑤然而尽管王绯对石评梅的作品和其人影响力的评价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王绯对作家文学发展影响的分析仍旧值得重视。

　　与石评梅相比，同时代的女作家凌叔华在这一点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她是一位很早就受到关注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黄英著《现代中国女作家论》（1931）、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1932）、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1933）等同时代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编写的文学专著中都有专章讨论，同时还被选入石评梅被隔绝于外的对后世新文学史影响巨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卷》，并在导言中得到了文学大师鲁迅（1881-1936）的盛赞。在凌叔华1947年去英国定居后，又在西方世界中开拓了她的文学生命，不仅在英国发表文学作品，还出版了个人自传体小说，有著名作家、评论家为她的书作序、写书评，得到了英国文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虽不能同其早期在中国的影响相比，却也凭其作品获得了英国的一个文学空间，亦连同她早期在中国文学界所取得的成绩，共同构成了她一生的文学全貌。近年来，随着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与英国文化交流发掘和探寻的不断发展，曾在英国用中国文人画绘西方风景、用英文书写中国世界的凌叔华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跨文化研究的话语里。

　　凌叔华在文学圈取得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她在写作艺术上自我严苛要求，持续发展求进，也得益于她的非文学资本和她对文学场和文化场的全面意识。除了作家身份外，凌叔华的画家身份也为文化圈中人士熟知，文学界与绘画界紧密相连的关系，使得凌叔华能够将个人在画界的资本与文学场建立相关性，整合资源，使其在她的文学发展中发挥效用。除了掌握“文学才能”这样的文学场“特殊资本”，还能通过非文学资本来帮助提升其文学资本。⑥

　　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新作家进入中国文学场，又在五十年代作为中国作家进入英国文学场，这两次成功的“入场”，便是一个明证。

　　本文将从凌叔华画家身份在文学场的助益着手，观照她在中国和英国文学界的表现，探讨她是如何在既有文学才能的前提下，通过对画界资源的掌握，创造和把握环境机遇，运用非文学资本，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进入文学场，获得与自身文学才能相匹配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地位。

　　二、成为同人——进入中国文学场

　　在老师周作人（1885-1967）的推荐下，凌叔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女儿身世太凄凉》，以此作为她初涉文学场的第一步。但她真正走进文学圈，并逐渐步入写作盛期还是1924年5月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画会之后的事。

　　由于凌叔华父亲凌福彭（1856-1931）嗜好书画，在北京这个“中国文物艺术的宝库”工作四十余年，交下很多书画家、收藏家的朋友。凌叔华自小与父亲博览经典书画，又先后师从宫廷画师缪素筠（1841～1918）、画家王竹林（1872～1933）、郝漱玉（？～？）学画，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绘画启蒙，同时也承继了丰富的画界社交资源，最终走进绘画界，成为了一名画家。之后，凌叔华又通过她的画友江南苹（1902～1986）熟识了江的师傅陈师曾（1876～1923）、陈半丁（1876～1970），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姚茫父（1876～1930）、齐白石（1864～1957）、萧厔泉（1865～1949）等当代画家，成为北京画家群体的一员、画会的参与者与主办者，也即是同人。⑦美国画家穆玛丽（Mary Augusta Mullikin，1874-1964）曾参加过凌叔华在家中主办的画会，写文称赞当天的聚会像凌叔华创作的一幅杰作。⑧泰戈尔访华时也曾参加过一次在凌叔华家举办的画会，而正是那次画会真正对凌叔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助力，使其将画界资本转化成为文学场资本。

　　该次画会也是凌叔华传记和研究中必有着墨却最多错谬的部份，主要集中在时间和场合的误作。林杉的《秀韵天成凌叔华》中将1924年4月29日北京画界为泰戈尔举办的欢迎会误作为凌叔华府邸举办的画会。⑨另外，陈学勇在他编纂的凌叔华年表中，又将此画会的时间误作1924年5月6日；同时，他又根据凌叔华发表于1924年5月12日《晨报副刊》的散文《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特别注明的“5月6日日记”，⑩进一步认定凌叔华关于泰戈尔的这篇散文是在画会当日写的。{11}然而，从凌叔华散文内容可知，她是在5月6日才第一次在泰戈尔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的演说会上见到他。而不论是晨报5月7日刊出的文章《泰戈尔昨在燕大讲演》，{12}还是学者季羡林（1911～2009）、艾丹等编写的泰戈尔访华行程表，都只提到了5月6日下午泰戈尔的燕京大学女子学院演说会。{13}西方学者内伊（Stephen N. Hay）对于这一天的记录更加详尽，但也只提及泰戈尔与胡适（1891～1962）共进早餐以及演说会后女学生与泰戈尔的积极互动，并无其他。{14}况且，如果画会是同一天举办，又是在凌叔华家，她的文章没有理由只谈及演讲会而不涉及画会活动。另外一些学者如傅光明对参与画会的相关人士作了令人质疑的猜想，比如后来成为《现代评论》编辑和凌叔华丈夫、帮助凌叔华逐渐走向文学高峰的陈西滢也被列为画会参与者之一，并且认为凌叔华是在这次画会上才结识了他。{15}但根据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回忆，陈西滢是在之后凌叔华主动给他写信邀请他去家里喝茶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到凌府，{16}而他们两人在画会前就已相识。因此将画会意义概定为使她认识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件真实性来论就是不成立的。{17}这些画会与相关事件、人物和文章的错误联系，以及研究者们对它产生的实际意义的演绎虽然体现了资料的局限和目前凌叔华研究缺乏系统性、专业性和严密性的状况，却也体现了学界关于泰戈尔画会在凌叔华文学和人生发展中重要性的强调与共识。

　　与泰戈尔在中国的其他活动不同，他访华的相关文献中几乎找不到有关这次画会的记载，研究者多从人物口传或凌叔华的访谈记录中获取原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口述数据的收集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跨度之大带来记忆漏失或误差的可能（凌叔华在郑丽园访谈中提到这次画会是在1987年，而画会举行在1924年，已相隔63年），而受访者基于个人原因“对如实回忆原则的偏离”，{18}也使得这类口述数据的可信度存疑。{19}并且口述资料大都只是描述过程，确切的时间和参加人物仍然缺少确凿证据，但由上文材料，该次画会发生在5月6日之后是可以确定的。又泰戈尔真光剧院演讲受到争议，主办方曾以泰戈尔健康为由，登报取消了他5月12日早上的公开讲演之后的一切公开和私人活动，并宣布他将于当天下午赴西山休息，{20}而他在返京后只参加了极少的活动，如会见佛教代表团，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主题都是宗教。由此可以得知，泰戈尔参加凌叔华家举办的画会时间当在5月7日至11日之间。

　　相关详情的模糊不清和无从考证，说明这次画会并非部份研究者想象的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活动，而带有非公开的内部交流的性质。凌叔华的在场，使得她也被划归到了这个内部群体之中。

　　该次画会本为陈半丁、齐白石、姚茫父等成立的北京画界同志会策划邀请泰戈尔共同参与的一次活动，后来提议凌叔华家为举办场所，故凌叔华得以凭借缺一不可的女主人和女画家的双重身份出席。这是她的家庭文化资源和她在画界积累资本的一次集中获利。虽然在《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一文中，凌叔华已在泰戈尔燕京大学演讲会后与他有过关于绘画和诗歌的近距离交谈，但在内伊的记载中，凌叔华只属于若干崇拜泰戈尔的女学生中的一个，除了林徽因（1904～1955）外，都没有姓名的存留。{21}而在这次画会上，凌叔华却成为了被泰戈尔记住的女艺术家，泰戈尔甚至向徐志摩（1896～1931）表达过对她的喜爱超过林徽因。{22}通过绘画技艺、画会安排，以及向泰戈尔“要画”等方式，凌叔华不仅以艺术家的身份进入了泰戈尔个人的中国记忆，还与在场的胡适、徐志摩和不在场的陈西滢等文学界人士一起参与了泰戈尔访华的这一文化活动中，成为了泰戈尔主题下的“同人”。

　　凌叔华最早是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之后在《现代评论》与《晨报副刊》均有作品发表。无论从个人文学发展还是写作风格上，学者都倾向于认为《现代评论》对凌叔华有更大的影响，如鲁迅就曾评论凌叔华小说发祥于《现代评论》。{23}在研究《现代评论》时，颜浩指出这一类知识分子型期刊大多是采用同人杂志的形式，“刊物的编辑对于同人的稿件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要求来稿必登。”{24}《现代评论》虽然在其发刊词中试图淡化过于强烈的同人氛围，将其定位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25}，但“并不足以改变其同人杂志的性质”。{26}而《晨报副刊》虽未表明是同人刊物，但在徐志摩接手后，其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新月派文人的阵地，带有同人风格。因此在凌叔华能以足够的文学资本在为报刊杂志供稿占主导地位之前，她要在《现代评论》、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这一类期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就是成为同人团体的一员。而泰戈尔画会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使得凌叔华将画界资本转换成了文学场资本，以同人身份，在同人期刊中逐步走向其文学的发展成熟期。

　　三、先做画家——进入英国文学场

　　1947年凌叔华迁居英国之后，她的文化阵地也转移到了英国。一般认为凌叔华能够进入英国文化圈并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各成员建立关系主要是归功于曾与她有过短暂情人关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1908-1937）。他在来中国寻求新奇文化体验的时候认识了凌叔华，对她的文学才华产生了兴趣，并决定要“培养”她。在他死后，凌叔华又通过书信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1879-1961）和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建立了联系，前者在她去英国后为她提供了日常生活、举办画展等各方面的帮助，后者则是在她去英国前给予她文学上的帮助，鼓励她创作英文自传。最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先生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1880-1969）直接促成了她的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出版。由此，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总结道：布鲁姆斯伯里的人际关系网就是朱利安留给凌叔华的遗产。{27}但凌叔华并非只是坐享其成、被动接受帮助、消费布鲁姆斯伯里的文学和艺术资本，同时也努力创造自身文化价值，试图在英国文化场获得一席之地。

　　在给凌叔华的信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到她心中的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自己国家的、有着古老文化和广袤荒凉土地的国度。{28}她当时正在鼓励凌叔华进行自传写作，她所提到的她心中的中国也正是她期待在凌叔华的创作中看到的中国。这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892-1962）在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的出版序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说《古韵》让她感受到了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迷人的异域色彩，了解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正在消逝的生活。{29}而1954年1月《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的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的《古韵》书评更是处处将西方社会作为凌叔华书中世界的参照，以凌叔华与西方作家写法的差异，来渲染这本童年回忆录的东方色彩。{30}所以尽管凌叔华在给伦纳德·伍尔夫的信中再三强调她想展现真实的中国，而非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编造出的中国。{31}但在她的西方读者眼里，中国仍然是被观望的、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下建构出来的陌生和新奇的他者。在这样的语境中，凌叔华想要在异国得到关注，“东方中国”的标签无疑是有用的，这是由凌叔华的国族出身所赋予她的文化资本。

　　所以，在初至英国的几年里，凌叔华首先选择了绘画作为在西方社会“尽快得到认可”的主要途径，因为绘画作品的创作和欣赏都“不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32} 这对画家凌叔华和她的西方观众来说都更容易表现/获得各自想要的东西。凌叔华本人的绘画风格是中国传统文人画，以简洁的笔法、留白的表现、抽象的风格等来实现画物与画家灵魂和思想感情的和谐统一，这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绘画方式正好与西方对中国的差异性想象相符，因此，在凌叔华成功吸引了很多西方艺术欣赏者，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在画界获得了一定声名的同时，她也凭借一双画笔创造了她自己的中国文化符号。1950年始，凌叔华在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维塔和她的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的帮助下，开始在英国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但直到1953年个人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出版，她才开始在英国文学界为人所知，而当时她已经收获了一些因画展和文化身份所带来的声名。

　　由于凌叔华欧洲画展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在本文成文之时尚无法确切得知，因此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画家凌叔华的身份在她的英国文坛发展道路上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但至少可以得知二者有相互关系，并且先文学发展起来的绘画使得彼此的促进成为可能。

　　在维塔为《古韵》英文版所作的序中，提到了该书是凌叔华用她“艺术家的灵魂和双眼”感受与观察的成果。{33}一方面，这是对凌叔华以画入文写作方式的评价，从内容和风格上文画合体；另一方面也是对她艺术家/画家身份的点出，从社会认知上进行双重角色的联系。而在哈罗德的书评里，他也提到了凌叔华对于事件的速写式描摹，像持中国毛笔绘画，同时还提到她父亲对于她作文能力的不看重——仅需要在她的画上题字，这亦是对凌叔华作家画家身份合一的一次间接确认。{34}他们都分别从内容（中国文化内核）和身份（声名认知）两个角度，将凌叔华作家和画家两个身份进行了整合，无形中将凌叔华在绘画上所获的声名和附着的文化身份代入到她的文学创作中，使读者和文评家不得不将画家凌叔华纳入她文学文本和文学场位置的考虑范畴。这在195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Maurois，1885-1967）为凌叔华的法国画展作的序中有更明晰的表现。莫洛亚一开篇即点出凌叔华的中国作家身份——小说家和诗人，并且对她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作出了强调。{35}在画展的序言中突出画家的第二重身份无疑是一种态度的表明：作家的凌叔华和画家的凌叔华是统一不可分离的，在西方语境中共同充当中国的代言人。凌叔华本人亦是有行动来支持这一论断。据凌叔华的回忆，她曾在伦敦庞德街画廊（Bond Street Gallery） 举行过一次以展出和《古韵》这部自传小说有关插图的画展。{36}将《古韵》的出版物中一体的文学（小说文本）和绘画（插图）剥离出后者来展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割裂，是凌叔华绘画和文学双线各自发展的表现，实际却显示出二者本初的一体性——以文绘画，以画助文，亦是凌叔华英国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明证。

　　四、结语

　　本文从凌叔华的画界资本为切入点，浅析了其如何通过交际网、同人化、创造文化符号和累积声名等方式在文学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功能，取得成就，以论证文学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文学作品和作家才能以外的其他因子的影响，也即非文学因素通过资源形成和资本积累在文学场中发生的效用。

　　但如同学者朱寿桐所说，凌叔华等作家都是“愿倾一己生命的五彩渲染艺术的万千斑斓的执着的艺术追求者”，{37}这样的讨论并非抹杀凌叔华本人在文学上的努力和价值，只是换一个角度查考其个人文学史，以从更全面的视野来观察作家及其所处的文学世界。

　　①{16} 李菁：《故都旧事——我的母亲凌叔华》（陈小滢口述），载《记忆的容颜：〈口述〉精选集二2008-20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4页；第207页。

　　②③ 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2页；第633-634页。

　　④ 汪黎：《关于石评梅研究的述评》，《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⑤ 王桂妹：《“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建构曲线》，《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⑥ （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⑦ 凌叔华：《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载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684页。

　　⑧ Mary Augusta Mullikan： “An ArtistsParty in China”in Studio International， 110（512）， pp.284-291.

　　⑨ 林杉：《秀韵天成凌叔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4页。

　　⑩ 凌叔华：《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载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00-603页。

　　{11} 陈学勇：《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2} 《晨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月》，第29分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见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290页；艾丹：《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14}{21}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65； pp.165-166.

　　{15} 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7} 凌叔华在采访中说过是在欢迎泰戈尔访华的一个茶话会上认识陈西滢，画会在茶话会的第二天举行，提到徐志摩、丁西林、胡适之、林徽音等在场，但没有提及陈西滢。见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载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62页。

　　{18} （英）约翰·托什（John Tosh）著，吴英译：《口述史》，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14页。

　　{19} 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在其一书《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曾多次提到凌叔华习于以谎言夸大自己。

　　{20} 载1924年5月17日《密勒氏评论报》。

　　{22} 见1925年4月30日徐志摩致泰戈尔信，载《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23} 鲁迅：《小说二集导言》，载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24}{26} 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第3页。

　　{25} 《本刊启事》，载《现代评论》1924年第1期。

　　{27}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万江波等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28} See Virginia Woolfs letter to Ling Shuhua on 15th Oct. 1938 and 17th April. 1939， in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VI： 1936-1941）， 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0， p.290 and p.328.

　　{29}{33} Vita Sackville-West，“Introduction”， in Suhua， Ancient Melodie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3， p.10； p.9.

　　{30}{34} Harold Acton，“Childhood in Pekin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London， England] 22 Jan. 1954： 55.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hku&tabID=T003&docPage=article&searchType=&docId=EX1200098437&type=multipage&contentSet=LTO&version=1.0

　　>[accessed 10 May 2013]， p.55； p.55.

　　{31} 见凌叔华1952年7月6日致伦纳德·伍尔夫信，转引自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第418页。

　　{32} 钟军红、陈翠平：“凌叔华：现代而谨慎的女性书写”，《一个时代的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十章》，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35}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陈干泽译：《陈凌叔华》，《文学界》2008年第12期，第15页。

　　{36} 郑丽园，971页。

　　{37} 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中文参考书目

　　艾丹：《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57-81页。

　　（法）安德烈·莫洛亚（AndréMaurois）著，陈干泽译：《陈凌叔华》，载《文学界》，2008年第12期，15页。

　　陈学勇编著：《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

　　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钟军红、陈翠平：《凌叔华：现代而谨慎的女性书写》，《一个时代的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十章》（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61-75页。

　　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287-297页。

　　李菁：《故都旧事——我的母亲凌叔华》（陈小滢口述），载《记忆的容颜：〈口述〉精选集二2008-20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98-216页。

　　林杉：《秀韵天成凌叔华》（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

　　鲁迅：《小说二集导言》，载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80-92页。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万江波等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人民出版社编：《晨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月》，第29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30-636页。

　　王桂妹：《“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建构曲线》，《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133-139页。

　　汪黎：《关于石评梅研究的述评》，《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24卷第6期，73-74页。

　　（美）魏淑凌（Sasha Su-Ling Welland）著，张林杰译，李娟校译：《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

　　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第一卷，第一期。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230-243页。

　　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英）约翰·托什（John Tosh）著，吴英译：《口述史》，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6页。

　　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英文参考书目

　　Acton，Harold，“Childhood in Peking”，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London， England] 22 Jan. 1954： 55.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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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 Stephen N.，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55-178.

　　Mullikan，Mary Augusta，“An Artists Party in China”in Studio International， 110 （512），pp.284-291.

　　Sackville-West，Vita，“Introduction”， in Suhua， Ancient Melodies（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3）， pp. 7-10.

　　Woolf， Virginia， letters to Ling Shuhua， in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VI： 1936-1941）， 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0），pp.221-222， p.259， pp.289-290， pp.327-328， pp.346-348.

　　（责任编辑：庄园）

　　Artist Ling Shu-Hua in a Literary Arena

　　[Hong Kong]Yuan Chan

　　Abstract： This essay intends to explore how woman writer Ling Shuhua obtained her literary success in modern Chinese and British literary field as a painter， and how non-literary elements influence writers and the literary field.

　　Keywords： Ling Shuhua； literary field； painter； 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