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维廉除了比较文学观、中国诗学论，以及中英文诗歌互译，诗歌创作外，其散文创作也是一个相当丰富、艺术生命力活跃的世界，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关照与整合式的理解，这实在是汉语文学创作成果以及研究成果的一种损失。其实叶维廉的散文与其作为离散身份特有的“放逐”、“愁渡”、“郁结”等心理属性紧密关联，其散文中诗文并置及诗性特征更是其文学艺术理念的具体表征，作为游记散文的文化属性也有待分析整理的空间，是打开叶维廉文化艺术审美观念的一扇窗口。
关键词：叶维廉；离散；诗性散文；游记散文。
中图分类号：I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125-04
叶维廉的比较文学观、中国诗学论，以及中英文诗歌互译，他本人的诗歌创作都是文艺学、华文文学以及翻译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其实，叶维廉除了上述重要文学成绩外，其散文创作也是一个相当丰富、艺术生命力活跃的世界，叶维廉曾自述“我从写诗到论述都是为了寻回一个活泼的生命世界，在寻索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伟力去开发培植现代人已经失去的雄浑空间”，我推崇的是“即物即真、物象自现、见框解框、活进活出于大有大无的圆融境界”①。叶维廉的散文也是这样一个生命世界，他穿越大西洋，跨越东西方文化所追寻与建构的美学世界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与文学观念中，散文创作同样是重镇，《万里风尘》、《欧罗巴的芦笛》、《一个中国的海》、《寻索：艺术与人生》、《红叶的追寻》、《冰河的超越》、《细听湖山的话语》等散文集，凡四十年，诗情画意的笔墨间，自然、生命、艺术、文化、悲欢、离合，苦乐哀愁，款款深情，娓娓沉思，是散文艺术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体，诗人洛夫曾以“诗之边缘”指称叶维廉的散文，概括其特性是“文中有诗、诗中有文”②。对于这样的文学作品研究界有所忽略是一种严重的缺失。认真审视叶维廉的散文，会发现其文与其作为离散身份特有的“放逐”、“愁渡”、“郁结”等心理属性紧密关联；其散文中诗文并置的特殊形态及鲜明的诗性特征更是其文学艺术理念的具体表征；作为游记散文的文化属性也有待分析整理的空间，是打开叶维廉文化艺术审美观念的一扇重要窗口。
一、叶维廉散文创作与其“放逐”、
“愁渡”、“郁结”等离散心理属性
叶维廉曾经谈到自己有一份“郁结”：“回头看我的前行者鲁迅以还的诗人，一直到我同代的作家，无一不被笼罩在个体群体大幅度的放逐、文化的解体和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的废然绝望、绞痛、恐惧和犹疑的巨大文化危机感里，都可以称为郁结。”③“郁结”是他离散生命轨迹所带来的一个“心病”，但是这个心病犹如河蚌珍珠，于个体生命是一份痛苦，于艺术生命却是一份结晶，而能慰藉乡愁、了解心病的最佳良药显然就是汉语与汉文化，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使用汉语在他乡写作，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幅游子之情的美好画面。
“1937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横飞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坠地，在南中国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④在《中国诗学》的增订版序言中叶维廉用诗人的语句向读者袒露心胸，出生成长在战火年代，放逐在一湾浅浅海峡彼岸，从此成为离散在外的游子，《红叶的追寻》绝不仅仅是一片美景的追寻，更重要的就是从童年时就映入脑海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红叶情节，“想象中的真切，毕竟仍旧是想象中的真切”，红叶所代表的正是具体的乡土，放逐在外的游子，显然对于故乡的云，故乡的水，故乡的红叶都有别样的想象与憧憬。
从台湾到美国求学叶维廉称为“第二次愁渡”，来到美国是进入一个跨文化的“场域”，“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间，满溢着张力，满溢着战栗，满溢着恶梦，”在“夹缝”间是叶维廉对“愁渡”状态的一种描述，正因为这种对“夹缝”状态的体会，因此对于“在不同的地方的夹缝间，在风景的夹缝间，在焦虑的夹缝间，永远夹在中间，永远错置错位……”等生命中文化中的各种夹缝他都有别样敏感。在《卡斯提尔的西班牙》这一游记散文中，有《夜半边城换轨》一节，讲述从法国到西班牙的列车必须在边城换轨，因为两个国家的铁轨大小不同，这一动作要持续几个小时，叮叮铛铛仿佛要把列车拆毁，叶维廉在这样的声音中失眠枯坐，望着窗外失神，进而写下“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一定都很顽固，竟然连铁轨都要坚持不同”。两条铁轨，两种文化，可以接触但并不融合，可以比邻但并不互相影响。叶维廉作为永远在夹缝中的离散文学家敏感地捕捉到这背后的文化碰撞与文化坚守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不难想象，在他此后建立东西方文化“模子”等概念时这些体会与思考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基础。
在叶维廉身上，同时承载着抗战、内战、离乱、放逐、漂泊等诸多生命印记，如他所言“饱受多重的错位的绞痛”。离散作家“常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焦虑、犹疑与彷徨；‘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被迫的放逐与日后主动的游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他艺术生命中重要的文化体悟，这些在游记散文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展现，不管是在火山边对生命的悲悯，还是在塞纳河左岸对艺术的遐思，又或者在大教堂里对命运的敬畏……都因其“郁结”之眼观来、想来、写来而变得更为深刻。“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⑤在汉语这个精神家园里创作的就是汉语新文学家，他们所共同营造的是一个属于汉语新文学的美好世界，叶维廉这一代放逐、愁渡的作家所提供的“郁结”文本，便是这世界里的重要一方。
叶维廉曾在一次访问中谈到“国外给我的，最重要的是另一种空间、另一种遨游，给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我们的文化里重新发现国人渐被遗忘的美感世界，一个西方大部分人感到陌生、甚至无从进入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些独具慧眼的诗人是要刻不容缓地去热烈地拥抱它的。”⑥可见，长时间的国外生活所给予叶维廉的是一份宝贵的文化艺术审美财富：频繁迁徙的生活，在此后的学习工作中又有意识地行走世界，这其中积累了大量的可供书写的素材与提供文化思考的契机，这些在叶维廉的游记散文中得到了最真切、最实在、最具体又最艺术的呈现。阅读、理解、研究叶维廉的散文即使算不上是打开叶维廉学术理论的大门，也肯定是一扇推开其文学艺术审美方法的窗户。
二、叶维廉散文之诗性特征
叶维廉的诗歌与其“诗文并置”的散文是很难截然划分开来的。叶先生曾说，“我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下也是我的诗的延续”，读者“在我的散文无形中可以感到我的诗和美学的运作”⑦。的确，充满诗歌艺术魅力的语言在叶维廉散文中比比皆是。“记忆溜去。记忆日日地生长，像新生的事物，在几何的线条下快速地伸张。”文中也穿插有大段的读书笔记，比如叔本华的《莱茵的行游》，或者是诗歌的点缀，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前者是告诉我们欧洲人自身对莱茵河浪漫的赏识，后者是为了用一位中文诗人的才华完善旅途的观感。陈剑晖曾经以“主体诗性”、“文化诗性”、“形式诗性”三个层面来要求诗性散文，叶维廉的散文显然不管从精神、主体、文化、形式、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典型的诗性散文。其中关于精神诗性，陈剑晖强调是“建立在人类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和庞大的现实结构之上的一种形而上层位的哲学追问”，叶维廉的散文之所以具备诗性特征绝不仅仅表现在诗性语言上，更重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诗性。真正直达内核与内心的审美或者文化沟通，不是在人脑里录入资料而应该是拷入程式。抽象的理论可能一时无法读懂，回到审美的现场最感性的体悟则可能追寻到审美的程式，并且最终启迪自身的智慧。比如叶维廉先生的模子论，既可以从阅读理论文章中学习理解，也可以从追寻他审美的方式来领悟，两者相结合就是他所言的“在我的散文无形中可以感到我的诗和美学的运作”。“达文西的永恒，与日月同存，完全是因为他在艺术里有了独见。”在叶维廉先生的游记散文中，这种独见已经显出了成熟的身影，捕捉这渐渐成熟的身影，就能抓住理解其关于文化、文学与艺术的不同理论的源头与关键。正如洛夫所说叶维廉的“诗与散文实际上是他理论的两个面貌，这两个面貌纵然各具特色，内在的生命与气韵却是一致的。”⑧
其实，叶维廉不仅将诗歌语言艺术在散文中加以使用，他还在散文中使用了绘画艺术的语言：“在她微圆环抱的袖沿，一点一点由微光闪起的墨绿——是远树吧——排立著，又仿佛是浮动著，在一条依著天沿横展金黄的麦浪上。浪涌处，浅黄、青黄、金黄、泥黄。那泥黄必然是犁翻过的土，这么隐约，在远方，和麦浪在阳光里起伏。”这正是用画家的眼睛，诗人的语言写出的散文，作者甚至在文章副标题里就注明了这是一篇“印象派景物试写”，读者在他所使用的浓烈笔墨中很容易在脑海中还原一副梵高的画作。雕塑是静止的绘画；诗歌是文字的音乐；而舞蹈，则是躯体的绘画与诗歌，其实叶维廉很早就具有追求综合艺术的倾向，早年曾与李泰祥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过一次诗、音乐、舞蹈等综合艺术的演出，这就是真正的审美与艺术，是在内核上有一致追求的一种大智慧，而叶维廉正是在这种“试写”的文字完成了对印象派乃至对绘画这种艺术的穿越。在他的散文中印象派的重彩与层叠的画面并不少见，在通往法国南部的《阳光大道与天蓝海岸》里“如此深绿、深黄、浅绿、浅黄、草黄、金黄一路侵入远方的云雾里，尽是麦壳之属”或者“此时红、粉红、青红、青黄，从绿中涌现，一如神话中累累的果实从丰饶之角溢出”。其游记散文中也不难读出山水画的意蕴：“高空中从云海上突然再度拔起的雪峰；谷底下冰雪渐溶梯形田线逐次的蜿蜒和小川大河多姿的转折，没入神秘的云山雪景中……”洛夫将这种诗与散文并置的文学作品称为文学连体婴，“他散文的特性是文中有诗，诗中有文。在精神上，二者合一；在语言上，其功能又各自不同。”实际上，不仅仅是诗文连体婴，这还是诗文画的综合艺术品，叶维廉在这种诗性散文创作中，将现代汉语的审美功能一再开掘，将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种种潜能不断开发正是他作为汉语新文学家的另一大贡献。
三、叶维廉游记散文之文化属性
叶维廉曾经在《与当代艺术家对话》中谈到，“一首诗、一张画应该让读者、观众有活动的空间。”“好像那诗那画给了我们一道门那样，好像我们被引领到一个门口或门缘，让我们望入一个‘内里，一个未曾完全呈现的世界，我们仿佛可以进出其间。”⑨不仅仅是诗或者画，叶维廉的游记散文也具备这样的功能。游记文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活动，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需要以行走与观赏、体验来补充自身生命经验的不足，所以生命的灵感与艺术的生机往往需要在行走中寻找，而旅游文化与游记散文就是一种传统的代表人文追寻的文体，这种古老的传统的人文活动代表对古老精神与文化的发现，又同时代表对最新的现象与物件的体验与追寻、创造。人们早已经考验出游记散文起源于先人们迁徒、耕种、放牧、游猎、巡游活动，在中国，先秦元典《尚书》记载的天子巡狩，包括“查政情、谙民情、观风情”于一体的职务观光活动应该说就是最早的旅游；先秦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这一类神话作品中有大量的环境描写，风情、人貌、对世界的观察，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游记散文。在游记散文中作者往往有独属于自己的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会带着每一个旅游者自己的印记，影响对审美物件的认识与理解，并最终影响审美的结果。旁观的姿态决定了冷静客观的欣赏与理解，而不是一副唯我独尊，唯我文化最文明的心态来看待别的人情风貌，否则就会出现历史东西方曾互相认为对方野蛮不开化的景象。如何成为合格的旁观者？叶维廉说要能静得下心：“古跡前路多得是，也不必急着去追寻。”还要沉得住气：“我们静静地来，提里尔不曾知道。我们静静地去，提里尔也不曾知道。我们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但如水银灯的一闪，那些在灯光下亮起的事物，将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底片里。”要学会寻找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根基，比如“一个民族真正的基层文化风范、文化气息，是在小村镇里，在田野间；因为小村镇里、田野间没有太多虚饰的架构，没有太多世故的面具……”只有真正找到了对方的基层的文化风范，文化气息，才能了解与认识对方的更深层次的艺术与文学，也只有一个旁观者，才能静静地欣赏，而不打扰平静的风景与历史。
赞赏的心态源于一种学习的出发点。叶维廉先生认为“真即美，美即真，诗人必须由现象世界突入本体世界，其过程是一种挣扎的焦虑。”作为一位旅游者或者观察者，要想完成审美活动，同样需要从现象世界突入本体世界，有时需要认真地钻研与反复的思考，有时则需要气定神闲的欣赏与赞美。面对提里尔的古老大教堂“对一个学艺术史的人来说，可以一层一层地作风格的分析，直可以花上数日。”但叶先生选择不是这种指指点点，远拍近拍不停的欣赏，而是“总是喜欢远观，看它的气势；对我来说，阳光洒在砖石上，拱窗上，塔楼及半圆的壁龛上所折射的光晕与投影，有时比那建筑上的细节还重要。”说到底，不管是旁观的姿态还是赞赏的心态，其实都应源于尊重的情态。叶维廉先生始终认为文化交流是要在“互相尊重的态度下，对双方本身的形态作寻根的了解。”不管是旁观者的姿态还是赞赏者的心态，归根到底是需要一种“尊重”的情态。只有保持着对审美物件的谦卑与尊重，才能真正从心中领悟文化与艺术物件的内核。
游记散文就是艺术审美散文，这是艺术审美实践的开始；也是理论证实的终结。当代游记已经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当代散文题材，尤其是经历了“大散文”与“文化散文”的追求，游记散文代表一种集文学、历史、艺术多种文化感悟於一体的文体，其中必要要包括一个旅游者的所见（景观）、所闻（物事）、所感（情感）、所思（哲思），是五官与心脑活动的完美结合，行走观赏与艺术审美以及文学创造的完美结合，好的游记散文如前文所述，最高境界是可以引发一个人的哲思，完成文化上的提升作用；其次是可以完善人类的审美方式，将面对异域文化与艺术以及历史的态度调整到最佳位置；最后则是游记散文本身应该是美的载体，是艺术，叶维廉游记散文的文化属性足以证明这一点。
结语
叶维廉提出来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比较文学方面的创举，他的诗歌创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的典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镇，但是囿于学科板块界定的尴尬，学界对他的文学创作欠缺整体研究⑩，对其散文更是知之不多研究甚少。其实，叶维廉游记散文文化深厚、诗意盎然，是非常有价值的文本，早期散文甚至早于关于东西方文学的“模子”理论或者寻找共同文学规律之类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其关于“模子”以及东西方文化规律探寻之类的成果正是集多年行走思考成熟的一个结晶体。
散文作为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文体，往往承载着一个作家最直接最坦承最真实的内心话语。叶维廉四十年创作生涯中，散文集尤其是游记散文集众多，囿于在大陆出版不多的现实情况，而未能真正进入学者研究视野是极为可惜的。从叶维廉的散文中，可以读出他身为离散作家特有的“愁渡”、“放逐”、“郁结”等心理属性，他将诗文并置，甚至将诗、文、画的艺术特性并用的实践经验使其散文在一般的诗性特征上更增添了多重艺术价值的魅力，而作为游记散文，叶维廉以其文艺评论家特有的眼光行走世界，所彰显的文化学习心态以及对自我“模子”理论的实践回应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不管是作为离散散文，还是诗性散文或者游记散文、文化散文，叶维廉的散文还有诸多精彩空间等待开掘。
① 林晗：《叶维廉：重新发现美感的世界》。
② 洛夫：《诗之边缘》，见《人文风景的镌刻者》，载2006年12月26日第D4版《钱江晚报》，见廖栋梁等主编《人文风景的镌刻者——叶维廉作品评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④ 叶维廉：《中国诗学》（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时间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见2008年访谈《“台湾诗人”叶维廉：西方汉学家不懂中国美学》。
⑦ 康士林：《叶维廉访问记》，附录于《人文风景的镌刻者——叶维廉作品评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
⑧ 洛夫：《泛论叶维廉的诗散文》，《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
⑨ 叶维廉：《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中国画的生成》，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⑩ 张志国：《丰茂的生长与整体研究的缺失——叶维廉研究述评》，《华文文学》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Prose Works by Wai-lim Yip
By Liu Molin
（School Liberal Arts， Guangdong polytechnil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Abstract： Apart from his view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is theory of Chinese poetics， his transl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oetry， and poetry writing， Wai-lim Yips prose works form a world of artistic life that is rich and vital which， unfortunately， no sufficient concern for， or total understanding of， has been shown， a real loss in the achievement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As a matter of fact， prose works by Wai-lim Yip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uch psychological properties as“dispersal”，“sad crossings”and“depression”， with him being an identity of dispersal. What is more， the juxtaposition of prose and poetry in， and poetic qualities of， his prose are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his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he cultural properties of his travelogue prose are also a space that awaits analysis and sorting out， a window on the aesthetic concepts of Wai-lim Yips culture and art.
Keywords： Wai-lim Yip， dispersal， poetic prose， travelogue pros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