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以电影为媒介，梳理台湾电影中从不同角度呈现的“美丽岛事件”，并对其呈现方式进行解读。本省/外省的省籍问题、本土/大中华的民族主义问题与“民主”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是“美丽岛事件”的三个面向，也是其当代意义所在。在不同文本的比照之下，我们将得以管窥当代台湾复杂多元的政治立场，并讲出“新台湾人”的故事。
关键词：美丽岛事件；省籍；民族主义；民主；新台湾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097-05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李双泽《美丽岛》
“美丽岛”无疑是台湾历史的关键词之一，它曾经是一首民歌，后来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今，成为指称台湾的一种方法。诚然，一切命名与指认的背后均是意识形态的运作。作为一种修辞，“美丽岛”所标识的不仅是台湾民主运动，更是整合台湾民众的本土思潮。“本省”、“本土”与“民主”，形成台湾历史的一条复杂光谱，时而交织纠缠，时而互相改写。此时，我们需要抽丝剥茧，把“美丽岛事件”的不同面向层层分离，才可洞见其今日意义。
“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是于1979年12月10日在台湾省高雄市发生的一场重大官民冲突事件。这一天是“世界人权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其间发生一些小冲突，但在民众与国民党当局长期积怨的作用下，却愈演愈烈，从“中坜事件”到“鼓山事件”，最后以“高雄事件”达到高潮。①整场冲突以国民党当局派遣军警全面镇压收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美丽岛事件”的第一诉求是“民主”，看上去，此事件凝聚了一大批民主力量，他们以此表达了对“民主”这一现代共识的渴望。然而，另一条线索却是由“二二八事件”开启的省籍矛盾——国民党是外省政权，党外势力才是本省政治代言人。事实上，本省人参政是台湾本土思潮的结果，是“台湾民族主义”对“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回应。②
于是，本省、本土与民主台湾层层缠绕，彼此接合，制造了具体而微的立场。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将以电影为文本进行细察——影片创作者选用了不同的“语法”进行诠释，在斑驳的形式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意识形态与情感结构差异。
一、《去年冬天》：外省人的政治焦虑
电影《去年冬天》拍摄于1995年，由徐小明导演，侯孝贤、姜大卫编剧。本片于1996年参展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亚洲影评人联盟”（NETPAC）奖。有趣的是，鹿特丹电影节一直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福地，张元的《儿子》、娄烨的《苏州河》、贾樟柯的《站台》等都在此斩获大奖。事实上，“第六代”在鹿特丹受宠也与其浓厚的政治趣味有关。与欧洲三大电影节相比，鹿特丹有着鲜明的左派立场：反对“主流”，坚持“独立”、“反叛”与“实验”。因此，这里推选的电影大多来自“持不同政见者”，难于消化，美学上直接而生硬。
如此说来，台湾电影《去年冬天》相当符合鹿特丹电影节的审美品位，它讲述了一则沉重的爱情悲剧。男主角王戎在“美丽岛事件”的流血冲突中被捕，可能被判死刑。女主角琳琅对他甚是迷恋，为替他报仇投掷炸弹，最终被关进监狱。十年后，王戎早已提前释放，并与别人结婚生子，经营一个咖啡馆。琳琅出狱后，却发现包括王戎在内的“战友”都已沉溺于各自的中产阶级生活，尤其是王戎，既不热衷政治，也不想修复他们的关系。绝望之下，她亦放浪形骸，与摇滚歌手春宵一夜。最终，琳琅选择将王戎的孩子劫持，对峙之下，琳琅不得不面对爱情与理想一同消逝的现实，在爱人面前割腕自杀。
“美丽岛事件”作为本片的重要背景与情感纽结，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前两次是以画外音的形式，跟随琳琅的记忆闪回：广播中播放着“鼓山事件”及“高雄事件”的新闻，画面中是琳琅与王戎的缠绵爱情。这种声画对位方式，带有强烈的反讽效果，用“爱情”替换了“政治”。男女主角虽为运动主力，却在危机关头沉溺私情，这表达了创作者对于“美丽岛事件”参与者的质疑。琳琅真的有政治理想吗？她的政治理想约等于一个男人，而整个影片的动机也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情爱的，琳琅的复仇根源在于王戎的背叛。显然，侯孝贤与徐小明对于青年的政治激情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片中形成了三个层次：以王戎为代表的堕落者，沉溺于高尔夫、咖啡馆的中产生活；以金光代表的偏执者，停滞于激进的政治理想之中，甚至精神失常，要求路人为他行军礼；琳琅是第三个层次，是局外人，她徘徊于两者，不知如何选择。
第三次是怀孕的琳琅准备乘坐大巴离开高雄，此时，她透过车窗的玻璃望见了“美丽岛事件”的历史现场，随后，她在公车座位上流产。在电影文本中，一切形式皆有意义——车窗作为女主角“观看”历史现场的中介物，把琳琅“隔”在了历史之外。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她无法参与到“美丽岛事件”的游行运动中？为什么她与王戎的爱情果实最终流失？她们必须分手吗？
其实，这种隔膜的根源在于琳琅的外省身份。琳琅出狱后，发现母亲已经失踪，邻居讲四川话，暗示她是外省移民；而王戎却是本省人，母亲讲一口地道的台语。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是本省/外省不可调和矛盾的真实写照，省籍问题亦成为《去年冬天》的潜在矛盾，这才是侯孝贤与徐小明真正想表达的。侯孝贤是“外省第二代”，在他与徐小明合作的《童年往事》中，阿婆总是在雨天走失，她总认为那样就可以走回大陆。“外省人”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s）使得导演、编剧看到了“美丽岛事件”的省籍面向。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参与事件的外省青年有怎样的结局？他们并未像本省人那样获得政治资本，或许，只能如琳琅般，被隔离于车窗之内“看风景”，并默默伤悼民主成果的消逝。
1996年，不仅是电影《去年冬天》的获奖年份，也是台湾历史上的重要坐标。正是在这一年，台湾首次民选“总统”，响应本土诉求的李登辉当选。徐小明与侯孝贤在影片中呈现的怀疑、犹豫与恐惧，都十分契合外省人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忧思：照此发展，如若民进党执政，外省人何谈政治？
二、《被出卖的台湾》：本土思潮的政治激进化
电影《被出卖的台湾》由美国福尔摩沙（Formosa）电影公司出品，英文片名为“Formosa Betrayed”。本片获2009年圣迭戈电影节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奖，2009年费城电影节亚洲电影单元“观众选择奖”。从2010年2月28日起，该片在北美20个城市上映，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Formosa”一词进行分析阐释。Formosa，中译为福尔摩沙，来自葡萄牙语，意为“美丽”，后成为“美丽岛”对应的英文单词。它本来带有鲜明的殖民史色彩，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谓，并非单独指涉台湾。然而，随着“美丽岛事件”的发生与台湾本土思潮的发展，“Formosa”的语境与立场愈发明晰：福尔摩沙是为“美丽岛事件”所开启的台湾本土思潮代言，它的根本诉求是破除“大中华民族主义”③的迷思，巩固“台湾民族主义”④的根基。而当台湾本土思潮极端激进，则必将走向“独立”的政治理念，电影《被出卖的台湾》便可看作政治激进的产物。身兼本片编剧、监制及主演的刁毓能（Will Tiao），早年曾在激进政治组织FAPA（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供职，又担任美国克林顿及小布什政府的经济专家，后弃政从影，成立了福尔摩沙电影公司，其政治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被出卖的台湾》以“江南案”⑤、“陈文成案”⑥和“美丽岛事件”为素材改编，旨在呼吁世界关注台湾历史，警惕白色恐怖，鼓吹台湾独立。1983年，公开主张“台独”的台籍美国教授温明华在芝加哥被杀，是当地华人黑道帮会“铁血爱国者”所为，于是，FBI探员凯利就此展开调查并追至台北。不料台湾当局一再阻挠，并秘密杀死涉案的两个凶手，使凯利无法继续侦查。期间，他联系到温太太的好友黄教授，并目击、参与了“美丽岛”事件。最终，他得到了温教授生前控诉台湾当局谋杀的录音带，虽被遣返，却准备将证据公诸于众。
从类型上说，本片以“侦探片”（detective movie）为基本架构，这种形式本身便具有意识形态诉求，因为它必须遵循“案发——侦查——推理——破案”的基本语法，而支撑这一套叙事逻辑的前提，正是凶手的非正义与受害者的无辜，任何阻碍案情侦破的行为都是对民主法治的践踏。这样，“侦探片”的类型性为本片提供了三个空位：凶手、受害者与阻碍者，相应地，华人黑道帮会（“大中华民族主义”）、温明华教授（本省、本土与民主）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外省人的专制政权）分别占据了这三个位置。于是，本省、本土与民主本位的代言人温教授成了真正的受害者，在“大中华民族主义”、外省人与专制政治的围剿之下，他是如此地绝望，如此地令人同情。
当叙事段落进入“美丽岛事件”历史现场时，民众高喊的口号是“独立”，显然，这是创作者的一次主观改写，直接将本土思潮的最激进一面显影，而将“美丽岛事件”真正的口号“民主”隐藏起来。于是，在北京话/台语、大中华/本土的对立之下，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专制高压的政权，立即被族群化、省籍化，影片创作者完成了最隐秘的叙事转喻与逻辑递归。
影片结尾处，美国FBI凯利行动起来挺身抗暴，并为“美丽岛”流血。因为他在修辞链的终端，找到了自己的敌人。他手持记录着国民党政权黑暗统治的录音带，成为了单枪匹马闯台湾的人权英雄，然而，他真的打算把录音带公开吗？这盒录音带仿佛是冷战时代遗留的“黑匣子”，美国挟此物以令东亚，却并不想公之于众，妙在牵制。山姆大叔从台湾进进出出，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有效植入了“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民主即人性，民主的敌人是全球公敌。
如此悲情，又如此具有战斗性，电影《被出卖的台湾》或可看作台湾民族主义思潮政治激进的产物，他们需要回应的是2008年海峡两岸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大中华”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另一方面，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成功当选台湾“总统”，外省人重新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在双重打击之下，本片所传达出的阴郁、绝望与无力似乎也是应时而生。
三、《女朋友·男朋友》：民主台湾的价值
如果说《去年冬天》铭刻着“外省第二代”的焦虑，《被出卖的台湾》又是海外激进政治的产物，那么，真正“内部”的视角在哪里？当下的台湾人如何通过内部视角书写“美丽岛事件”？他们关心的是“美丽岛事件”的哪一层次？笔者以为，这一切都可在新片《女朋友·男朋友》中找到答案。
观察当下台湾电影格局，我们如何鉴定一部电影在台湾的影响力？除了票房之外，就是“金马奖”。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朋友·男朋友》具备相当的影响力。本片获第49届台湾金马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桂纶镁获“最佳女主角”奖。同时，作为2012年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片，本片获“媒体推荐奖”，张孝全获“最佳男主角”奖，张书豪获“最佳男配角”奖。如此一部聚焦于两男一女纠结恋情的青春片，为何会在岛内倍受褒赞？我们需要回到文本之中。
全片选取1985、1990、1997和2012四个时间点——1985年的夏天，专制的高雄校园充满着玉兰花的香味，也洋溢着青春的躁动，王心仁写藏头诗，策划集体抗议舞会，追求林美宝；林美宝暗示陈忠良，却没有结果；陈忠良与女友分手，陷入性别困惑。1990年，在“野百合学生运动”⑦的现场，阿仁是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美宝与阿良是他的忠实观众，然而青春的狂流却冲垮了三人的关系。1997年，他们之间死灰复燃，阿良挣脱柜中男友，阿仁受困于政治婚姻，美宝虽渴望拯救他们，却发现自己怀了阿仁的孩子并长了肿瘤，她决定将孩子生下来。2012年，陈忠良收养了美宝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以“兄长”之名行“父亲”之职。
从“美丽岛事件”、“野百合学运”到民进党选举，台湾民主运动三十年是电影《女朋友·男朋友》的潜在线索——揭开本片的青春面纱，就会发现其鲜明的政治内核，它在追问着：“民主运动”等同于“民主”吗？“民主”如何落到实处？显然，创作者对此持有一份清醒的悲观。全片两次正面提及“美丽岛”，都具有反讽意味。一次是在1985年段落，三位主角摆摊卖书，买家询问是否有《民主》杂志卖，美宝表示已被国民党查收，只剩《FORMOSA（美丽岛）》。此处，影片暗示《美丽岛》杂志是王心仁家中所印，换言之，王心仁的父母很可能是当年的党外参政分子，“美丽岛”也成为其后来登上政坛的资本。这与后来阿仁不幸的政治婚姻相对照，揭示了民主运动果实的沦丧。另一次是在1990年“野百合”的夜晚，画外音是李双泽所作的歌曲《美丽岛》，画面内却是陈、王、林三人走向分裂。民主政治的势头一骑绝尘，普通人的生活却陷入困顿，影片又一次吊诡地传达出惶惑之感。
若想理解这种惶惑，则必须回到当代台湾的政治语境之中。“美丽岛事件”作为党外参政势力崛起的标志之一，那些血与泪都是2000年民进党登台的政治资本。然而，当他们真正掌握大权，民众想象中的英雄神话却又不断地遭遇着祛魅，乃至沉沦，台湾政坛并没有因此进步多少：贪污腐败屡见不鲜，“枪击案”与法庭辩论沸反盈天，气氛很像马戏团。当年“美丽岛”的参与者如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还有辩护律师团如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等，“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⑧如此痛苦的民主必修课，使得台湾民众对政治本身的兴趣越来越低，于是，“民主”在更多时候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一种共享的社会价值观：对个体自由的认同，对少数族群的尊重。
因此，陈忠良才是全片的主角，他的功能至关重要。“性别”作为一种叙事修辞，明确地表达着作者对少数族群的期待。在全片结尾处，两位男同性恋者结局美满：陈忠良收养美宝的一双女儿，有了形式上的家庭；许神龙则举办一场盛大的同志婚礼。三十年时间过去，台湾民主运动不仅令两位“性少数者”获得了自我认同，并且给予了他们一个“家”，使他们成为合法的社会单元。《女朋友·男朋友》行将结束时，画外音响起罗大佑的《家》：“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有力总结了全片的核心价值观。从音乐的角度说，李双泽到罗大佑也是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的一条嬗变轨迹，它是台湾民主运动的一个侧面，从歌中传达出本土意识的觉醒⑨。如果说“独立”是本土思潮政治激进的结果，那么，“回家”则是去政治化的，是文化激进的结果，它将情感投射地不断缩小，具体至每个人的生命。
爱自己、接受自己，并被社会接纳，作为性别边缘分子的陈忠良，正是“新台湾人”形象的代言。他被尊重被关爱，成为独立的社会单元，这就是民主台湾的价值。
四、结语
电影《去年冬天》、《被出卖的台湾》与《女朋友·男朋友》分别展示了“美丽岛事件”的三个面向：本省、本土与民主台湾。若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序列来考察，我们会发现政治情绪渐趋淡薄，文化意味愈发浓厚。这不平凡的三十年过去，台湾人对“民主运动”的认知不再是血雨腥风的军法审判，而是内化在个体生活中的价值观：从最早颇为迷惘的“爱中国”，到本土思潮引发的“爱台湾”、“爱家庭”，再到现今都市中产信奉的“爱自己”，当一切的困顿、愤怒、控诉被“去政治化”，文本内部的情绪竟也变得明媚起来，是谓当代台湾人的内部视角。民众呼唤的是《女朋友·男朋友》结尾处那个积极奋斗、有家有女的“新台湾人”形象，或许，这正是新的“政治”。
诚然，“民主”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代台湾人的共识。以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族群的融合、性别的认同、个体权利尊重都成为“政治正确”的内容。此时，我们再次拿出文化研究的三个关键词（阶级、性别、种族）对台湾进行考量，会有新的发现：性别与种族问题的悲情正在洗去，作为一种身份修辞，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阶级”，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中产阶级的崛起正在成为第一性的问题。从“阶级”的角度入手，我们期待更多的“新台湾人”故事。
注释：
① 参见叶振辉编著：《美丽岛事件民间资料录编》，高雄：高雄市文献委员会，1999。黄富三编著：《美丽岛事件》，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② 赵诚：《美丽岛事件始末》，《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③ 中华民族主义：强调人民所具备的中华民族共同身份，藉此维护国家统一、对抗外敌、民族整合以至一统思想。这种提法在台湾十分常见，因为它是国民党戒严时期的中心思想，90年代后，随着“解严”与民主化、本土化思潮的深入，大中华民族主义正在被淡化。
④ 台湾民族主义：强调台湾的各种族群，构成了内聚的、分享共同记忆的台湾民族，这样的民族是可以与其它民族相区别的。也就是说，台湾民族主义是意在建立台湾自身的国族与自主意识，并以台湾民族的利益为考虑问题出发点的一种民族主义。
⑤ 江南案：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俗谓“刘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而杀手为“中华民国国防部”雇用。内情曝光后，台美关系顿时紧张，柏杨称其为“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⑥ 陈文成案：1981年7月2日，陈文成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约谈，7月3日清晨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事件发生经过，因证据不足，目前仍然无法确定。事实上，陈文成与《美丽岛》关系密切，他曾对该杂志捐款并参与会谈。一般认为，因他在资助《美丽岛》杂志的支票上，曾清楚写下自己的姓名，于是成为国民党锁定的对象。本案与“林宅血案”在当时并称两大案，都可算作“美丽岛事件”的余波。
⑦ 野百合学生运动：发生于1990年台湾大选前的3月16日至3月22日，又称台北学运。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不但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⑧ 龙应台：《从乡愁到美丽岛：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南方周末》，2010年8月5日，第E24版。
⑨ 参见重返61号公路：《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三十年》，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This Province， This Land and Democratic Taiwan： A Trial
Reading into the“Beautiful Island Incident”in Taiwanese Films
Bai Hui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article looks at“The Beautiful Island Incident”represent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aiwanese films and provides a reading into them. The“Incident”involves three issues of the provinciality of this province/outside provinces， the nationalism of this land/Greater China and the ideology of cultural“democracy”， there in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es. With various texts compared one gains an insight to the complex and plural political 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tells a story of the“New Taiwanese”.
Keywords： The Beautiful Island Incident， provinciality， nationalism， democracy， New Taiwanes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