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界与日本本岛文坛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充满了“张赫宙情结”，即以在日本文坛成名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为榜样，竭力以平等之姿与日本文坛发生对话、获得认同；针对此文学现象，如果以日本作家以日据台湾为书写题材的文学选集《华丽岛的冒险》来作个案分析，通过对比日本本土文坛在不同世代对殖民地台湾文学生态的差异化想象，则可以发现这些“台湾想象”虽然是在日台之间的文学交往中产生的，但同时也揭示出日台二地文坛交往中在文学相互理解上的深刻不对等关系。动态的文学交往程式，使得“台湾想象”不只是形式化的客观现实，而负载了串联不同区域之间文学经验的使命，因此是区域研究中可资利用的、新的文学资源。
关键词：台湾想象；文学交往；张赫宙情结；《华丽岛的冒险》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085-06
由王德威、黄英哲主编的《华丽岛的冒险：日治时期日本作家的台湾故事》一书，汇编选译了十篇日本作家于不同时期写就的、以日据台湾为主题的小说。选集中的众多佳什，虽然创作时间前后不一，但将其汇总拢来，编者无疑有着自己的编辑理由和文学动因。那就是这些小说都以日据台湾的时代意态作为表现的主旨，以适时的台湾社会生活作为想象的对象和灵感的所指。笔者曾指出，“这些书写以异质化的色彩，冲击既有视野中对于台湾文学的固有想象，使得台湾文学的武库得以充实，并对其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特殊性加以确认”，①就台湾文学研究而言，这些作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学资源。“台湾想象”，则是理解这本选集的关键，这些日本作者通过书写自己的台湾行旅、回顾自己在殖民地的生活经验抑或是毫无根由地凭空想象台湾“南国”的热带风情，显示出日本作家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学关注度”，以及在这种关注度上制式化的文学知识及其体验表达。“在文学的领域里，殖民母国的日本作家、文人们也无法抗拒这个帝国新入成员的存在与影响，不管是在人物设定、情节的铺陈或描写主题上或点缀或深入地对这个新成员展开文学上的操纵”，“换句话说，台湾也作为一个文学书写的对象或元素，在当时殖民母国日人作家的书写上逐渐发挥作用”。②
“文学想象”是从文学经验本身出发，透过审美理想的观照，来创造崭新的艺术意象的主观活动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客观的文学经验与主观的艺术思维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联系，使得文学想象可以依凭自身对客观事实的独到描摹和对生活形态的强力介入，将这些文学知识制度化，成为研究当时历史现场另一种话语素材，或者补充主流叙述外的另一套异质声音。就《华丽岛的冒险》向我们展示的“台湾想象”而言，日本作家对殖民地台湾五十年沧桑风云变幻的切身体验抑或凭空幻想，展示了不同世代的日本作家对于殖民地台湾在在不同的暧昧情愫。“台湾想象”在文学上的定义，就是创作主体如何以“台湾”作为文学表现的欲望投射物，作家主观如何透过对台湾这个欲望客体的理解而敷衍成文学产物。“台湾想象”未必定于一尊，它在形态上的流动、充满张力，都随着文学交往的往返深化以及主客双方相互理解的展开而不停塑形，有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多重镜像。
如果把日本作家的“台湾想象”与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对日本文坛的理解和期待两相对照、加以比较，还可以发现这种“台湾想象”深刻地展示出了适时日本与台湾文坛之间所存在那不平等的文学交往机制。这种机制之间的不均衡首先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互相关注度并不对等；其次，日本作家对台湾的想象、理解，是一个缓慢地从陌生到熟稔的适应过程，其间充满波澜起伏、误解与漠视。正是这样动态的文学交往程式，使得“台湾想象”并不单纯只是形式化的客观现实，而负载了串联不同区域之间文学经验的使命。这就是“台湾想象”这一文学资源所肩负的、文学交往机制多重镜像的实效价值。而晚近以来，随着区域文学乃至区域专学的建制，这些文学知识重新受到了重视，被发展成为了研究该领域的文学资源。台湾区域学中，日据时代的台湾是展开台湾现代性研究的要点之一，换一个角度从殖民统治者以及其国民对殖民地台湾的理解和认知的角度，再对台湾文学加以审视，不失为一个新鲜的视角。“台湾想象”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学知识，是这种多元文化生态研究不可多得的素材。
一、“台湾想象”与“张赫宙情结”：
文学交往机制中的轻与重
“台湾想象”首先揭示了日本与台湾文坛之间的文学交往这一动态过程。当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努力以各种渠道，以自己的方式在殖民帝国的话语论述框架之内为台湾文学的区域特殊性找到坐标点的时候，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岛的有识之士，或对台湾有所关注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将“台湾想象”纳入这个时代的文学体系之中，竭力捕捉台湾如何“作为政治、种族、经济、阶级，甚至性别符号”、“渗入日本的文学创作意识，激发出种种形象”。③这样的文学双向互动机制，是《华丽岛的冒险》一书试图为读者展示的要点之一。与此同时，选本也毫无疑问地揭示出，二者的这种有机互动之间，存在着“轻”与“重”的参差对照关系。
回想日据时代，台湾三代新兴知识分子（大致从1920年起至1940年代，每十年为一个世代分层），尽管文化背景多有不同，但对跃入日本“中央文坛”汲汲努力，念兹在兹，仍颇为一致。无论是赖和1932年的旧作《丰作》（原作为中文，载《台湾新民报》第396～397号，1932年1月1日、1月9日）被翻译成日文转载到日本本土文学刊物《文学案内》新年号（1936年），还是杨逵的《送报夫》（“新闻配达夫”，原作为日文）得到日本左翼文坛的青睐，荣获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缺），一跃登上日本中央文坛（1935年），抑或是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パパイヤのある街，原作为日文）获得日本《改造》杂志第九届悬赏小说佳作奖（1937年），这些作家个人成就，在台湾文坛都得到了极力渲染，构成了风行一时、街谈巷议的文学事件。赖和的《丰作》虽然刻画了台湾在地农民受到殖民盘剥、劳力压榨的悲惨现状，但因为是由汉文写成，要想获得日本岛内文坛的评鉴，必须先行翻译转换为日文，是故在《台湾新文学》第一次筹备会上，杨逵、田中保男、高桥正雄等发起人就决议将其翻译后投稿给《文学案内》④，刊发在该刊物“台湾朝鲜中国作家集”特刊之中，赖和的《丰作》与大陆作家吴组缃的《天下太平》以及朝鲜作家张赫宙的『アン·ヘエラ』并列为头条；龙瑛宗虽然以日文创作获奖，在获奖后的感言里面也谦称“出乎意料地，拙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于改造第九回悬赏创作中入选为佳作”，但他同时寄语“请诸位踏过如我一般拙劣的作品，然后向前迈进”⑤，希望后来的文学者能在自己的基础上继续登上日本本土文坛。这些文学事件，都显示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心里挥之不去的“张赫宙情结”。
张赫宙为此时在日本颇具知名度的朝鲜作家，1905年生于朝鲜，1932年以《饿鬼道》一文获得日本《改造》杂志悬赏小说奖，轰动日本文坛。因为其同为日本殖民地下的朝鲜这一文学身份，而引发同为殖民地臣民的台湾作家的巨大震撼。于是适时台湾作家不少以其为文学榜样，立志扬名日本文坛。比如，吕赫若曾自许“年轻的张赫宙”，一说其笔名来历即源自于此⑥；龙瑛宗则在进入日本文坛后被目为“台湾的张赫宙”⑦；杨逵的《台湾新文学》刊物创刊，也特别邀请张赫宙来函对刊物进行展望⑧。不可否认，张赫宙的创作自有其魅力所在，但张赫宙在台湾的走红，也许并不全然是其文学艺术上的魅力所致，更多的可能在于其与台湾作家同为殖民地子民，他的功成名就，既抚慰又刺激了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作家，让他们感受到在文学上“殖民地子民”出头的可能性；同样，张赫宙被台湾文坛引为同侪，或奉为偶像这一事实，似乎也在说明台湾作家的进阶奋斗目标，就是以“殖民地子民”的身份获取与殖民地宗主国文坛平视对话的权利。在日本本国作家面前，这种对平等对话的要求，无形中就显示出台湾作家自降一等的现实情境。“张赫宙情结”在日据台湾文坛的存在，深刻地坐实了台湾“殖民地文坛”与日本“本岛文坛”之间的不对等的关系。
台湾作家对日本本土文化风尚、文学前进方向的紧紧跟随，固然显示出台湾在地作家对日本本土文学动向之重视；而以《华丽岛的冒险》为例，反观日本文坛对殖民地台湾的关注，则可看到“文学台湾”的质地在日本本土的重量。二者径相比较，的确不在同一天平两端，选本中的作品清晰地展示出了这一点：台湾出产的“巴拿马”帽子是时下东京流行的正宗巴拿马帽的廉价伪劣的“盗版”，却可以给囊中羞涩的青年以便宜的价格来进行装扮，获取出风头的机缘，但随即又因价格低廉而遭到鄙视。“湾制巴拿马帽”的隐喻体系，是殖民地万事万物次等化的理所当然（石滨金作：A Romans on a Panama Hat，1927）；“台湾本岛”是在日本本国因思想左倾而被当局侧目的小学教员，力求摆脱现状重新出发的梦乡，（佐佐木一夫：《台湾行》，1935）；也是怀才不遇的青年艺术家逃避现实、解放灵肉的乌托邦（铃木彦次郎：《和影像对话》，1924），于焉台湾成为了“内地自我放逐者的弃地”，是日本“内地”的法外之地；在南台湾的中国废城，埋葬着一个青春的日本少妇对于情爱的浪漫幻想，这里的人们则是恶梦般的存在，“一面对这里的人们，就掉进窥探坟场般的恐怖梦魇中”（真杉静枝：《站长的少妻》，1927）；“台湾”在日本作家笔下，似乎永远是一个若即若离的符号，即使是以台湾为故事发生地的创作，也难逃贩售异域热带风情、消费原住民生态景观的指摘。台人对日本文坛孜孜以求的同步憧憬，在日人作家对台湾的回首一瞥中，显示出相互理解的距离之辽远，错位之严重，遑论并驾齐驱。殖民强权主导下的文学话语论述策略于此可见一斑。比如，选本中《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1931）的作者林芙美子，1920年代后期访问台湾过后曾许诺，“回到内地后，会好好介绍台湾”；但其承诺的成果——书写台湾旅行见闻的文章《台湾风景》，却被台湾本岛读者直接投书《台湾民报》表示抗议，质疑其文章“漏洞百出”，“对台湾只有一知半解，就想当台湾通”，并坦言“期待被践踏得乱七八糟”。尽管林芙美子在日本被认为是擅长对黑暗现实和苦难人生冷静观察、展开描写的作家之一，但在殖民地台湾仍无法逃脱被指为以殖民者沙文心态对台湾现实进行侧写，林芙美子文中“到处使用土人一语”来指称本岛人，“用尽丑陋词语加以形容”台北都会大稻埕的市景，而丝毫不揭露丑陋现状的根源——殖民政策，也无意中证实了殖民本国对殖民地的考察，实在是带有偏见，“光看您的描写方式，内地人只会以为台湾到处都是盗窃城和无赖汉市吧”！投书的作者还指出，林芙美子之所以对台湾的个体认知会引起他和其他一般民众的不满，根本原因是在于林芙美子在观察台湾时那种浅尝辄止的心态：“您只看到您视线所及的事物，无心再进一步挖掘事实。只看到表象的游记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那种东西倒不如叫小学生来写，反而会写的比较老实”。⑨日本本土作家那种以目光画地为牢的对于台湾的观察、体验方式，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台湾的想象轮廓粗粝、内质干瘪，台湾一般民众、普通读者对此愤愤不平，可谓有理有据。
二、想象台湾的方式：
“台湾意涵”的封闭与展开
《华丽岛的冒险》选文所展示的日本—台湾、殖民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文学生态关系，不仅只有文学交往之间的轻重之别，在这些文本的空间中，也存在着“台湾意涵”从封闭到开敞的释放过程。“台湾”究竟以何种面目存在于人生阅历各各不同的日本作家的心中，“台湾”在这些作家的笔触下又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特色，这表现在“台湾意涵”如何作为一种文学元素，在作家群体创作中呈现出可供对读的互文性文本。纵观不同世代的日本作家的书写，可以发现他们对“台湾”的想象和理解，展示出了从陌生到熟稔的动态过程，这就是“台湾意涵”的缓释机制。
在铃木彦次郎的《和影像对话》（1924）中，“台湾”是个与爱人呢喃低语的幻梦中编织出来的温柔乡，在那里“月薪是内地的两倍。教教中学生，天真地亲近大自然，亲近南国丰饶的大自然”；而幻梦一旦破碎，就决定“我才不去台湾。过年后，我要和八枝子在东京过快乐的生活”，故事完全没有来得及转战台湾本土，“台湾”全然只是一个欲望投射的对象，是一个代表了新梦的乌托邦，主人公不曾明白台湾这片土地上发生着、发生过什么，更不要说对台湾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台湾意涵”对于作者和他的叙述人物而言，只是作为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一种叛逆的情绪化指向。但试想，殖民宗主国本土的生活尚且如此不顺，在殖民宗主国的施政延伸——台湾却成了一片梦乡乐土，岂非怪事？作者对台湾的情感与体认可见一斑。真杉静枝的《站长的少妻》（1927）里面，台湾终于成为故事发生地，南台湾小站的燠热荒凉是女主人公苦闷心绪的根源，又与这位少妻的寂寥难过、度日如年形成惨烈的对照。尽管百般寂寥，女主人公的交往范围，仍不脱在台日人小团体，不管这种交往多么令人不快，“一接触到周围的妻子们的本性，才三个月就让她觉得受不了”，但她仍设法苦中作乐，将自己的心灵寄托在了丈夫的日本本国下属，具有“东京人”的洗练感的年轻毕业生身上——仍然在日人封闭的圈子之内。作为殖民统治行政力量的一部分，日人在台承担着重要角色，自然是特权阶级之一部分，但即使觉得周遭的交游的日人百无聊赖，台湾本岛人在女主人公眼里，仍只是一个给予她“异乡”感觉的背景材料，“从远处看不见的被竹林围住的土人部落里，传来令人心碎的胡琴哀怨声，纠缠着呜咽的土人歌声余韵”。从政权统治、公共服务的角度，在地台人的生活与身为铁路站长妻子的女主人公明明环环相扣，但在作家笔下，他们却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台湾”只是为主人公的故事发生提供了一个上演的场所，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既可以在此时、此地上演，也不妨搬演到朝鲜、桦太、南洋。这样的封闭视界，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以及殖民现代性毛细管般的作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跳脱或尖锐对峙，或毫无关联的庸常模式，而显示出多元镜像。创作时间较后的《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1931）、《热带柳的种子》（1932）有意突破日人社交圈子的封闭视角，将文学书写的对象拓展到日人与在地台湾人之间的接触交往上。《殖民地邂逅的女人》中被迫流落的日本夫妇，受到本岛人的救济而虎口余生，“那段时间，那位本岛人理发师很照顾我们，完全不计较我们是不同的种族”；《热带柳的种子》里，年轻的少爷回忆起雇佣的本岛女仆阿恰，既痴笨又天真无邪，对生命充满乐观，给作者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以至作者在回忆中重构青年时代时，阿恰是这“容易陷入虚无”的记忆中难能可贵的闪光点，被作者珍藏收妥；中山侑的《抗议》（1941）中，日本本国与台湾本土的文艺工作者，在面对相同的“文学报国”政治理念对文艺创作的苛刻要求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勉强和不知所措，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或许能获得心灵间的相互理解吧。台湾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住民在此时仿佛才生发了意义，不再仅仅是殖民者眼中单纯的被殖民地；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再只是这块土地的延伸、衍生物而已。这样的关照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作者与“台湾”的关系从封闭的日人群居团体中解放出来，而对台湾本体有了具形的触感，生发了复杂感情。
“台湾”从来不应是殖民者眼中的视觉盲点，小说文本不断地填补着历史叙述的罅隙，在文学这块敞开的交往空间里，小说作者将台湾的抽象化想象落入实处，尤其侧写适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交往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转变。那最初的畅想“台湾”之自由闲散生活的艺术家，从来不知道台湾这块土地上会发生什么（《和影像对话》，1924）；到战争结束后等待回国的日本下层低阶士兵，在成为战败一方后始赫然发现台湾战后“蓦然呈现出满眼的富饶景象”，“连我们军队都想钻进民众之中和他们同化”（日影丈吉：《消失的房子》，2002）。文本的不断层叠累积，给予后来读者以如此警示，日据时代台湾日人与台人之关系亲疏远近，实乃动态交往过程，日本统治者对台湾的经营和运作，本质上是“帝国的青春大梦与自我放逐”。而后来者对于整个日据时期充满蔷薇色的幻美想象乃至无限追忆，很可能是毫无生发的根基，甚至是与事实本身相违背的。
三、结语：“台湾想象”作为一种文学资源
现下有关台湾的研究正是热门，尤其是当代台湾的生态系统，一举一动都颇为牵动两岸的共同关注。而分析台湾时下社会现状，不能不对其社会文化背景多加留意。因为在历史上，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台湾本岛本地的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东亚多角多边关系的互动视阈中加以审视。关于台湾的研究作为一种区域范式，在此也浮现出其应有价值。陈孔立希望“从台湾研究向台湾学过渡”⑩，蒋小波就此析辨台湾研究与台湾学的划分依据，指出“将智囊、宣传的工作归于台湾研究，而将基础性的政治、历史、文化研究归于台湾学”，并指出台湾学试图“通过对台湾的全面深刻的认识来解读一个真实的台湾”。{11}尽管“区域研究”的前生今世，众所周知是始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考量下所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并且是一种“带有军事目的的知识生产模式”{12}，难免被视为“实体化特定文化区域的工具，确保这些区域更加清晰可辨，容易理解，并为‘我们所用”{13}。但与此同时，蒋小波根据华勒斯坦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区域研究的翻新实际上可以成为重建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途径，因为当下的区域研究已然告别早期为情报需求服务的存在现实，而以学术探索作为发展泉源，“创造了一种多学科联合的知识生产模式”，“勾勒多元共通的世界地图”，“开放出一种自反性知识样式”，{14}如此，建构台湾学知识范式，则是客观理解台湾的现实与过去时可资采取的一大捷径。通过在台湾学的视阈范畴内考察台湾诸相，或者能避免大陆沙文的偏见与曲解，而能从区域特性出发，秉持一种适度距离的张力，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微审视而得出结论。
作为“台湾学”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从文学方面来把握台湾，对台湾进行区域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台湾文学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梳理。在情感认知中，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史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对台湾文学的历史进行独立的描述（台湾文学史），一种是将台湾文学的历史‘贴在中国文学的框架内（中国现代文学史）。前者是为了对台湾文学进行介绍，后者是为了弥补过去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缺席”。{15}无论是哪种方式，这些台湾文学史都有效地展示去中心、消解绝对权威、破处一元话语论述的尝试。笔者有意指出，《华丽岛的冒险》一书所汇集的日人对于台湾的各色鲜活想象，是台湾学区域研究中在之前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部分，它们是文学与历史叙述中非常珍贵的话语资源。它从文学的角度凸显其在区域文学史中的特性，如笔者曾论述的那样，这些“台湾想象”从文学书写出发，告诉读者“日本殖民宗主国的轻慢身份在被殖民台湾的土地上如何刻意/不经意地展现；日本内地人如何在日本本地、在被殖民地台湾分别展开幻梦一般的想象；台湾的风土民俗原住民生态如何被收编入帝国南方景观，强行被纳入已有的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台湾想象”作为一种具有独到经验价值的文学知识，展示了日本不同世代的作家，对于同一个欲望对象（日据台湾）的不同理解和个体想象，通过这种想象他们得以对台湾的现实生活作出或脚踏实地或不着边际的文学表现或再现。同时，与日本作家的“台湾想象”相对应，台湾作家对日本文坛的理解和期待，清晰地展示出了日本与台湾文学交往的多重面向，这种文学交往背后所具备的不对等，也无疑凸显了日据台湾文学的殖民地特色。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交往互动机制所特有的多重镜像，使得这些文学经验具备了与历史叙述互相唱和甚至相互补充的可能性。比如，原住民在日据时代的生存景观，可能充满了被压迫的血泪仇（坂口袊子：《番妇罗婆的故事》，1960），同样也可能成为让殖民者也充满神往的野性气息（大鹿卓：《野蛮人》，1935）；这一切都提示着我们，历史叙述那一以贯之的主流话语，它所舍弃的枝蔓部分，无疑需要用文学叙事的细叶来加以补充。“台湾想象”作为台湾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文学资源，它的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① 关于《华丽岛的冒险》一书的基本情况及评介，可参见笔者《华丽岛上的文学冒险》，《读书》2013年第6期。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该书内容的介绍从略。
②③ 王德威、黄英哲主编：《华丽岛的冒险：日治时期日本作家的台湾故事》，台北：麦田出版2010年版，第6页；第9页。
④ 参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号（1935年12月28日发行）中“编辑后记”（《编辑后记》）及日本《文学案内》广告部分，第100页。
⑤ 参见《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5号（1937年6月15日发行）中『若き台湾文学のめに』（《为了年轻的台湾文学》）一文，第26页。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2册，“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89页。
⑥ 关于吕赫若笔名由来，可参看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见《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台北印刻出版2006年版，第36-37页；沈庆利：《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⑦ 朱家慧：《太阳下的两个作家：龙瑛宗和吕赫若》，“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84页。
⑧ 参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号（1935年12月28日发行）中『台湾新文学に所望すること』（《台湾新文学的寄望》）一文。在第34页特别刊载了张赫宙对《台湾新文学》的来信，张赫宙在短札中针对《台湾新文学》编辑者的提问，以朝鲜文坛与台湾文坛进行比较，张赫宙表示自己并不特别赞赏“殖民地文学”这个概念，希望《台湾新文学》保持自己的风格。
⑨ 桃源生：《反驳林芙美子之〈台湾风景〉》，载《台湾民报》第303期，1928年3月8日。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1册，“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4-16页。
⑩ 陈孔立：《台湾学导论》，台北：博扬文化事业2004年版，第7页。
{11} 蒋小波：《走向台湾学——以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为理想型》，张羽主编：《社团、思潮、媒体：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12}{13} 周蕾：《世界标靶的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台北：麦田出版2011年版，第88页；第34页。
{14} 蒋小波：《走向台湾学——以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为理想型》，张羽主编：《社团、思潮、媒体：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249页。
{15} 刘俊：《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读书》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卫东）
The Generative Meaning of“Taiwanese Imagination”in the
Colonial Literary Exchange
---with Examples from Adventures on Pretty Island
Ma Taixiang
（Center for New Literature Studies of Nanjing Universil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the process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Taiwan and that in Japan was full of what was known as“the Chang Hyakchu Complex”， with Chang Hyakchu， a writer from the colony of Korea who had become famous in Japan as an example， in an effort to win recognition by trying to achieve dialogue on equal terms with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Japan. In relation to this， if one makes a case study of Adventures on Pretty Island，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ritings by Japanese writers， based on Taiwan as a subject matte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iated imaginations of literary ecology in colonial Taiwan in various ages by the native world of letters in Japan， one may find that even though these“Taiwan Imagination”were created in the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ey reveal an in-depth unequal relationship in the mutual literary understanding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worlds of letters in both Japan and Taiwan. A pattern of dynamic literary exchange is not only“Taiwan Imagination”but it also carries the mission of interconnecting literary experi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 new source of literature that can be used in regional studies.
Keywords： Taiwan imagination， literary exchange， the Chang Hyakchu Complex， Adventures on Pretty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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