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娟

　　2014年5月6日至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举办了“雅努斯的面孔：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工作坊，以文学为核心，兼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现实等多重面向，探求传教士入华与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之关系。工作坊以主题演讲、分组报告、专家点评、自由讨论、参观古迹等多种形式开展，邀请了来自法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大陆不同城市的研究者参与，其中既有在此园地躬耕多年的名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学人齐聚一堂，共享从游之乐。

　　雅努斯（Janus）是古罗马神话里的门神，也是罗马人的保护神，在绘画与雕塑中，他通常具有前后两幅面孔，象征开始与结束。此次工作坊以“雅努斯的面孔”为题，意在凸显传教士的双重文化身份：一方面，他们传递西方，向中国舶来西方的知识与宗教；另一方面，他们也讲述中国，为西方提供想象中国与知识生产的素材。易言之，他们既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审视者，又是沟通两种文化的摆渡人。

　　毋需讳言，明清及近现代在华传教士研究由于关涉深远，特别是同中西文化交流的母题丝丝入扣，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及欧美所藏教史档案与原始文献的相继出版，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处推进提供了必要条件。不过，就设计的初衷而言，本次工作坊并非旨在推波助澜，而是意欲立足于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廓清思路。本文拟从研究的视界、研究的方法、研究的难点三个维度展开，以管窥豹，为此次工作坊做结。

　　兼采中西

　　晚明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梯航东渡，为此后绵延数世纪之久的中西文化交流拉开了大幕，其意义之深，影响之广，并非直待今日方由学界彰明。传教士的文字记录以西文为主，西方学者研究起步较早，收获亦多，但以欧洲为中心，将在华传教史视为近现代欧洲殖民扩张史的一部分，几为此类研究定式。反观国内，清末民初，梁启超论及利玛窦等明清传教士，着眼处每在西学施于中学主体的影响，前代学者陈垣、方豪等前辈学者同样基于中文材料，开展教史研究。今天，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学者的外语水平、运用外文材料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些积极因素使得兼采中西的研究进路日益成为可能。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在为工作坊点评时特别强调国际视角，应该说正是在当前形势下对中国学人发出的呼吁。近年来，结合中外两种视角而成的力作时可一见，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李奭学的《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堪称其中的代表。不过，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表面的繁荣下仍潜伏着诸多问题，研究视角狭窄导致研究对象单一的情况频频可见。例如，天主教会中耶稣会备受学界瞩目，而在耶稣会中，又以利玛窦、《天主实义》等议题出现概率最高；同时，治天主教的学者多聚焦于明末至清初礼仪之争，而新教研究者更关注晚清，对禁教之风盛行的清代中后期均不够重视，更较少考虑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联，由此造成了视域中的盲点，也难以处理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工作坊分组报告中，中山大学哲学系法籍教授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的《从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到耶稣会士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翻译或背叛》分析耶稣会士翻译四书时的策略与成书的实际效果，是兼采中西视角的典型例子。梅教授对西文文献的掌握与处理能力尤见功底，并能在大量中西文著译、书信、档案材料间左右逢源、自如切换，颇擅捕捉译文与原文的萍末微风，辨识儒家思想观念在中西文转译中的异同。

　　视角的转化往往会带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从而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黎湘萍教授的报告《汉籍中的“西学”与西文中的“汉学”》道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汉语中的“西学”与西语中的“汉学”均由传教士主体缔造，这“一体两面”进而被近现代中国及欧洲纳入各自的知识建构进程，与双方固有的思想传统发生作用，新旧知识生产在转型之际相容相斥的状态也在这一进程中表露无遗。黎教授的报告立论宏远，同时又落笔精微，尤其关注传教士的出处进退常以澳门为原点，提醒我们深入探究传教士蛰伏澳门时期的所思所行。诚如黎教授所言，澳门作为特定时期沟通中西的连接点，得风气之先，又与传教士息息相关，是传教士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两篇报告视角独到，兼采中西，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把来华传教士的诸项活动看作一出历史剧，那么演出的舞台虽主要设在中国，但脚本材料却并非纯用汉语写成。传教士同时用中西文书写，由此生产的中西文文献仿佛一棵树上的两处枝桠，如欲欣赏树冠之丰美，则东西两枝必须“兼顾”。这当然也对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不但应熟悉基督宗教在华的历史，厘清汉语资料，还应了解16～19世纪的中西历史，练就全球史的视野。说到底，只有努力修炼成雅努斯的“兼顾之明”，才能更好地洞察其中三昧。

　　史论结合

　　优秀论著的问世拉高了整体的学术水平，但若在现有基础上获得长足发展，传教士研究这一领域还需更为深厚的积累与沉淀。从研究方法看，不少论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普遍，致使文章“千人一面”，沦为理论的注脚。在今天的人文学界，理论作为洞明幽微之烛，地位自然不言而喻。不过，消化不良的理论总会喧腾如泡沫，崩碎之后，留下的是一潭死水。理论若能运用得当，则仿佛给研究镀上了一层卓然不群的底色，令其上的任何涂抹勾勒都显得不再单薄零落。如今大热的翻译研究和概念史研究固然都可以在传教士研究中找到用武之地，而要避免用史料附会理论，做到真正的史论结合，组织材料的能力和细读功夫，仍是必须时时锤炼的基本功。

　　传教士虽然来自西方，但只有借助在地语言，传教的目的才能顺利实现。故此，以汉语表达的西方概念如何融入中文固有的脉络，是我们必须关切的问题。

　　工作坊分组报告中，文学所赵稀方教授的《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讨论语词使用者的宗教背景、国族身份、文化立场如何制约译者对译名的选择，着意凸显翻译过程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冲突。报告通篇并未大段援引西方名家的理论，字里行间却已得其精髓，在细梳史料的同时，亦不忘质询理论在文中论述语境下的有效性，与时下用理论绑架材料的翻译研究论文相比，保持了一份可敬的谨慎与清醒，更为史论结合的研究提供了范例。

　　语词之外，基督宗教的文学观念怎样渗入中国文学传统，并浸染具体的创作实践，同样值得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宋莉华教授的《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香港中文大学黎子鹏老师的《从时新小说看〈天路历程〉在晚清的改写与接受》分别从中外不同书写主体的中文翻译与创作探讨这一问题。其中，黎子鹏教授的报告运用新近发现的“时新小说”材料，扩展既有研究，体现出运用新材料的娴熟能力。时新小说始于1895年傅兰雅发起的“时新小说征文”，但因长期散佚，直到2010年方才正式出版，黎子鹏老师在这批材料中发掘出一系列与《天路历程》主题相似的小说，结合此前的研究，生动细致地勾勒出《天路历程》这部西方文学经典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的在地化命运。

　　《时新小说》的例子表明，新材料的引入总是能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经过前人和今人的不懈努力，传教士入华这个中西文明交通史上的关键段落在轮廓上大致成形，但多数丰富的细节依旧付诸阙如，挖掘材料、考证人物生平等基础研究故此仍是不可减省的工作。只有借助存留的大量中西文文献，我们才有机会重构传教士作为跨界旅者的身份。

　　传教士研究看似专门，实则与翻译、宗教、哲学、文学等多重领域关系甚密，是以小扣得当，易发大鸣。本次工作坊学者的报告多从具体的文本、现象入手，而立意宏远深邃，旁涉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的重要问题，论述层层展开，在方法上为后续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为了增进对历史的直观体悟，工作坊成员还一同重返“历史的现场”，前往利宣武门教堂、车公庄传教士墓地、西什库教堂等传教士遗迹参观，给学术研究赋予更多的临场感。

　　影响与接受

　　从兼采中西的视角出发，跳脱出以欧洲或中国为中心的思路，具体而微地观察呈现在两种文化接触面上的缤纷万象，检视基督宗教同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实践、甚至文化传统的互动及结果，或许正是我们下一阶段从文学角度进入传教士研究应该致力的方向。不过，尽管在思路上应摆脱以某地为中心，不同学术群体从事研究的关切点仍难免有所侧重，异文化的介入给中国文化主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想必仍是中国学者不可绕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传教士研究的难点。

　　传教士入华之时恰逢近代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之际，作为外来的因素，传教士如何参与了这一转变过程，是本次工作坊构想的核心问题。然而，传教士对明清乃至近代社会文化的实质影响究竟何在？学界持怀疑论者颇多。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奭学教授在本次工作坊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西会通新探：明末耶稣会著译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集中探讨耶稣会著译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与戏曲评注的陶染，特意从文学角度回应学界上述质疑。报告征用了大量文本材料，从细节处铺陈，论证明清耶稣会传教士著译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影响，试图补写这段曾经失落的文学史。由于其中涉及的不少人物文名不彰，如张坦翁、朱日浚、赵韩等，故此梳理基本资料、再现耶稣会著译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是该项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反映出李教授在这一议题上的新近探索与成果。

　　传教士抵达某一特定空间后，如何与当地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从而改变社会乃至政治结构的天际线，无疑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工作坊第二组报告围绕“基督宗教与台湾”的主题展开，讨论传教士进驻台湾后带给当地社会文化的跨时段改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娜老师的报告《耶稣在东埔——一个布农部落对基督信仰的文化再造》以三首布农古调为线索，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别开生面地探讨了战后布农族TD部落借助基督信仰和教会组织重建部落共同体的尝试，论述中融汇进个人体悟，细密而有张力，令人耳目一新。

　　从事影响研究的困难在于，影响的发生很可能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愿意付诸笔墨、细陈心路轨迹者，常在少数。有鉴于此，除多方钩沉史料，图书的发行册数、报刊的订购数量等信而有征的内容，其实都应纳入到研究的视界之内。同时，考虑到影响与接受互为表里，传教士研究亦不能局限于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中国信教、友教甚至仇教群体同样需予以足够重视，因为若论及基督宗教、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的影响，首先应落实于中国大地上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个人的思想变迁不但可以呈现个体生命史的起承转合，也能具体反映出中西文化观念、思想传统的融合与互动。故此，若欲侦查影响的蛛丝马迹，文集、方志、教案公文等中文材料，亦当加以有效利用。

　　本次工作坊的议题围绕宗教、翻译、文学等关键词，通过传教士小说、传教士汉学、传教士报刊等不同向度展开，以上仅择取三个方面切入，必然挂一漏万。传教士如何参与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关于这一核心问题，与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予以发微，而若要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首先必须返回晚明，返回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个特定时刻，但同时又不能止于晚明。因为，传统与现代的嬗变并非一夕成就，二者的边界本身就模糊不清。近代社会以杂糅古今中外为重要特征，正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相克相生：二者的关系既有断裂，又有传承。如是，倘若我们把传统与现代理解为一种流动不居的结构，所谓“转变”的根本含义就会发生动摇，而传教士在其中的角色也更加难以捉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办的本次工作坊已告一段落，但叩问并没有终止，求索之旅仍将继续。

　　学术研究或许有如知识拼图，面对这张向四周八荒延伸开去的大图，每个参与者——无论选择“接着讲”还是“对着讲”——穷其一生，都只能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特定领域的图景才会逐渐显影，传教士研究也是如此。当历史丰富诡谲的表情终于从碎片拼贴的背景上浮现而出，相信每一位参与者都将报以会心的微笑。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