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宣称自己拜金，这不仅颠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而且表明她走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前列，在海派文人中她也实属先锋。促使张拜金的四大因素是：上海消费文化语境、市民身份认同、个人独特经历、张个人的女性观。拜金价值观影响了张早期的创作，她的许多小说讲述拜金女的世俗人生故事，深入地刻画女性在物质上的渴望、焦虑，拜金女蕴含丰富的美学内涵。同时，她们具有复杂的现代意义，张理解、同情甚至有时认同她们的做派，她又希冀女性超越自身缺陷如依附人格、金钱枷锁等。因其价值观的独特与先锋反映在创作上，1940年代的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拜金价值观；早期小说创作；拜金女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92-07
一
张爱玲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年少时更是狂放，甚至标举自己是拜金主义者。这显然是一种新潮的姿态，她突破了中国文人的底线。
受儒家思想影响，近代以来的多数中国文人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五四新文化人反封建，大体上反的是封建礼教，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但在价值观上他们传承中国传统，致力于民族、国家的新生、富强。现代作家的创作大都注重文学的宏大社会价值，如鲁迅的“呐喊”、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等。在近现代，正因为有了一大批这类文化人的坚持不懈，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才得以在艰难曲折中大步前行，因此，在近现代史上他们属于主流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科举的废除，文人突然进入仕途无望，所谓的“黄金屋”在一夜间坍塌，所以，文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寄希望于封建帝王的卵翼。儒家世俗社会的读书人以君子自居，耻于言利，继承了儒家人生价值观的现代作家如何面对吃饭的问题。更尖锐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谈钱的问题。陈明远的研究在这方面有独到的价值。他的著作以史料的讲述见长，现代文人如李大钊、鲁迅、郑振铎、郁达夫、金岳霖等在金钱上的自觉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而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官司是一个叙述重点。他认为：“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为后代‘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①他肯定了鲁迅等现代作家一方面具有古代文人的精英意识，是民族的脊梁，他们建立了知识分子的新传统，实现了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同时，在金钱上他们有一种新的态度，即争取个人的经济权利，又因经济独立，鲁迅等有了独立人格，这是一种有别于古代文人的全新生活方式。
陈明远的著作遗漏了海派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上海在近代是一个商业大都市，消费主义文化盛行，海派文人依靠稿酬、版税独立地生活，既走在全国前列也很普遍。叶中强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弥补了陈明远的缺憾，而且，据叶考证，最早为版权打官司的是李伯元，早在1904年李就起诉不法商人侵权并最终获胜。所以，在研究文人的近代转型这一课题里海派文人不可或缺。
与主流作家不同，海派文人属于非主流，他们走得更远。叶中强提到，“‘鸳蝴作家的作品，直承晚清文人的市民社会意趣，却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其‘小说救世论的高滔义理，将叙事的兴奋点，落实于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可以触摸与感知的现代——上海市民社会及其日常生活，与市民大众共同消受着近代城市生活带来的‘新欲望和新苦恼。作为一种近代市民社会的‘叙事陪伴，民初作家及其后继者的作品，与以宏大叙事为价值指向的新文学，共构了一幅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图景。”②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说的是，“鸳蝴”派即通常所说的旧海派以及后来者新海派与主流文学有差异，主流作家强调文学的重大社会价值，海派文人则倾向于小叙事的文学。但加以深刻剖析我们会发现，海派与主流作家的根本差异还在于，海派文人的人生价值观在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了质变，而主流作家仍属于传统型文人，他们持儒家观念。由于海派作家不再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无须往大里做，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不像主流作家那样急切地参与“大事”，如同在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作家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群体，海派作家如施蛰存等则往往置身于事外。
海派作家生活在商业社会中，不耻于谈钱，凭借稿酬与版税获得独立生活的地位，在价值观上他们不再有儒家的宏大人生追求，喜好都市世俗生活，这意味着，有的作家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反叛“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沉湎于物质或拜金。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里就公然宣称：“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③不可否认，这里有张爱玲年少轻狂、信口开河的成分在内，因为综观1940年代的张爱玲，她并不是一个无原则地贪求金钱的人。但张爱玲喜欢钱、懂得钱的好处，近乎拜金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张的做派在海派文人群体里仍称得上是先锋，因为发文宣称自己拜金的作家张极有可能是第一，至少稍有名气的文人都不会像她那样炫耀。如在20世纪30年代，当沈从文批判海派时，没有海派作家出来承认自己是海派。回避的缘由是，海派属于商业竞买的文人，贪图钱财。哪怕有的文人真的到了拜金级别，他恐怕也是琵琶半抱，不肯透露真心思，如张资平。因此，张爱玲的先锋主要有二：作为海派作家，她彻底解构了儒家价值观，这是拜金的必要条件；作为个体，在新型文化语境中她确立了新型观念并将个人执迷于金钱的态度披露于外。总之，在义与利之间，张趋利而弃儒家之价值观，她放逐了国家、民族等类似于“天下”的概念。
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海派作家消解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一些作家逐利追名，就前一点，这可视为文人的转型，就后一点，可视为再转型。陈思和有一段话很有价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④陈文所说的周作人等的确经历了两个阶段，不过，许多海派文人一开始就有异于五四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广场阶段。自从在上海从事文化生产以来，他们就彻底颠覆了中国文人的传统价值观，一直是岗位型文人，而启蒙只是副业，从庙堂到民间岗位他们一步到位。在专业的岗位上做事，海派文人自是无可厚非，至于他们中的部分人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拜金，价值取向发生再转型并非是洪水猛兽，也要视情况而论。就张爱玲而言，她拜金但未伤及他人，她生产的文学消费品大多质量上乘，所以，张的拜金并不低贱庸俗。
二
张爱玲拜金价值观的形成乃多种因素结合使然。张成长、生活在上海，上海的消费主义文化是张拜金的温床；张与都市文化契合，以上海市民自居，这是她拜金的最主要原因；她的生活经历也是促使她拜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对女性的界定是她拜金的一大推力。本文不对张的价值观做道德判断，只是企图回到现场以剖析张拜金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
张拜金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转型，即拜金有生活的土壤，上海的开埠是上海社会转变的一个契机。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在历史上本来就商业发达，成为租界之后，自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商业大都市形成，因而消费主义文化在市民当中是主流文化。所以有学者说：“商业化不仅改造和重塑了上海社会的秩序，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发区域，而且左右和支配着上海市民的行为与心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义利观逐渐被近代功利价值观所取代。”⑤这里强调的是，晚清以来上海市民的价值观有了变化，显然，并非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都是地道上海市民，上海的消费文化语境只是提供了外在条件，而转变与否则全在个人的志趣与追求，如鲁迅等左翼作家不是，就连张爱玲的父母等素无大志之人也绝不承认自己是海派市民，这一点从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里可得到证据。显然，观念的转变与否在于个体是否与当时上海的社会、文化融为一体，是否是真正的上海市民，而上海社会只是外在因素。
张爱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上海市民，这是她拜金的主因。张在《童言无忌》里坦承自己是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⑥这显然符合事实，并非虚妄之言，张爱玲是移民上海的第二代人，在文化上易于认同上海。以上海人自居的张爱玲确实与上海都市文化亲密无间，她在《公寓生活记趣》中提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⑦现代作家在上海享受上海的便利生活，但大多数人咒骂上海，就连新感觉派作家如施蛰存也创作怀念田园诗意生活、贬斥都市的《渔人何长庆》。而张爱玲则恰恰相反，她是都市的、世俗的，所以，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她欣赏上海人的坏与智慧，其实这也是自我欣赏。张是一介市民还体现在她与傅雷的争论上。针对迅雨（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她的批评，张从自己的立场做了反驳，在她看来，傅雷的文学观是一种流行的、主流的文学观，注重的是飞扬的人生，而张的文学关注人生的安稳。对这一点，有学者说：“由张爱玲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确实是一个主要来自城市最低阶层——市民阶层的人生写真，表现他（她）们的愿望、现实、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等。没有反抗之歌，只有生存气息；没有远大理想，只求现世满足。”⑧这显然切中问题的实质。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张以文学的样式参与其中或许在沦陷区多有不便，所以她申明自己专心于安稳生活的书写，展现市民的平实人生，这既是安于现状之举，也表明她只是一个上海市民。作为一个以上海市民自居的人，她的价值观当然也是市民的，她拜金、崇尚物质，也是合理的事情。
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在她的拜金价值观形成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在论述张为什么拜金时说：“依前所述，似乎缘于天性，但不时袭来的‘惘惘的威胁应更是主因。”⑨“天性”指的是张在《童言无忌》里谈“抓周”时抓金镑一事，“惘惘的威胁”则指向张爱玲在生活中遭到金钱的胁迫等，譬如，张在大学学业中断后回上海，她开始了卖文为生的自食其力生活。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虽然论者无视张爱玲的上海市民身份论张的拜金，这有丢大拣小的嫌疑，但张的经历促成张拜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生活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张的父母因受传统文化熏陶仍对金钱持以清高的姿态，张爱玲反拨父母的价值观比较符合实情。因为张是一个叛逆的孩子，而上海是一个拜金的都市，所以，张颠覆父母顺理成章，对这一点张在《童言无忌》有交代。另外，张在《童言无忌》里的一段话值得解读，“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⑩它的意思是，张在现实中体验到钱的好处，所以她拜金。由于张生活在物质主义的现代都市，金钱有无上的魔力，可以实现人的物质欲望，因此张很早就体验到金钱的好处，这充分说明，生活中的经验是张拜金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的拜金还与她的物质化女性观念以及自觉地以物质女性自居的心态有关。张的女性观是一种游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观。一方面张爱玲主张女性有独立人格，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如在《有女同车》里她为围绕男人转的女性感到十分悲痛；另一方面，她对完全自立的职业女性生发出一种隐隐的悲哀，在《童言无忌》中她认同苏青的看法，苏青在生活的自立中未体验到快乐，张以为：“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輥？輯？訛因此，张的女性观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女性观，尤其在男女角色的社会定位上，她倾向于传统。如在《谈女人》，她说：“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輥？輰？訛由此能下结论，张认为女人是现实的、世俗生活的。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不乏其人，就张的世俗女性观，有学者以为：“世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人生不尚幻想的务实姿态，就婚恋生活而言，它摒弃纯洁、浪漫，而沾染着为满足性欲物欲金钱欲而谋算的功利色彩。”？輥？輱？訛它强调了，张爱玲认同女人的世俗化就是认同女人与物质生活的紧密联系、认可女人的拜金。所以，张爱玲的女性观是一种内容驳杂的女性观，她主张女性有自我，但并不认可新式的女性强人，即那种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革命理想的激情的女人，她宁可欣赏那种世俗化、物质化的女性。早年的张正是此类世俗的物质女人。张有一篇散文《我看苏青》，里面有一句话：“如果必须把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輥？輲？訛这种分类显然不是基于艺术上的水准，因为苏青并不一定高于冰心、白薇，就张的艺术感觉而言她无疑深知这一点。张乐于与苏青为伍，实在是因为苏与己同类，是自己欣赏的物质女性。在《我看苏青》，张眼里的苏青是一位能赚钱的文人，更是一位女人，就是那一种有点新但又有点依附、满足于世俗生活的物质女性。准确地说，《我看苏青》一边在看苏青，一边看的还是张爱玲，苏青与张爱玲互相镜像。因此，张爱玲对女性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女性的张就是世俗而物质的。
三
人生价值观必定制约作家文学创作。鲁迅以启迪民智为己任，他1920年代的文学是启蒙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们倡导文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张爱玲拜金，这种价值观必然左右她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1949年以后，张的小说创作深受其他因素如政治等的影响，拜金对创作的影响力衰退，因此，下文所论只涉及张爱玲的早期小说。
以拜金作为视角研究张早期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一个富有创新价值的课题。不可否认的是，确实也有一些零星成果涉及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如傅雷、夏志清等在论述《金锁记》等早期小说时提及金钱与小说人物的关系，但所论往往就事论事，没有张爱玲早期作品研究的大局观。张均在《张爱玲十五讲》里将物质张爱玲归结为古典虚无精神的外化，并以为：“她的小说在物质主义方面，几乎有照搬《红楼梦》的无限雄心。”？輥？輳？訛这有一定道理，至少它指明了张的文学创作与《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一脉相承，但张拜金、物质另有其他主要原因。如果忽视这些因素，就难以理解，张爱玲为什么热衷于讲述拜金女的世俗人生故事，为什么在小说里强调、认同生活的物质至上性，挖掘世俗物质生活的意义，为什么张的一些文学意象或多或少地被打上金钱的烙印。张爱玲的拜金或物质反映在创作上远远不止于对衣饰、色彩或吃食等的繁复叙述，它规约了小说故事的讲述、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等。陈思和对这一点有不错的认识，他特别强调了张的拜金观，并以为：“以这种心态进行创作，她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对金钱的清高态度，相反，在她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是人物对金钱的迷恋和不可自拔。”？輥？輴？訛而且，他认为这是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大贡献。但陈的研究也有不足：一是没有论述张拜金的原因，二是仅以数百字简论了拜金女，未涉及其他方面。总之，这类研究只开了一个头，可深入、拓展之处还有很多。
拜金对早期小说创作的制约首先体现在张塑造了一系列在世俗生活中拜金的女性形象，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淳于敦凤、《连环套》里的霓喜、《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就拜金而言，她们各自有特殊性。梁太太是最彻底的拜金主义者。当她还是葛小姐的时候，她宁可与家人断绝往来，也要嫁给广东年老富商做四姨太。葛家的家境不坏，按道理说，她大可不必拿青春身体换取金钱，显然，因为对金钱有疯狂欲望，所以她才乐于这么做。七巧堕入金钱魔窟既有外力作用，也有自身原因，她太看重金钱，甘做金钱的奴隶。敦凤、霓喜、流苏等拜金大体上系屈从于世俗生活。霓喜如果不傍有钱人、做他们的情妇、赚他们的钱，她就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更遑论生活的优裕与子女的养育了；敦凤、流苏都是改嫁的寡妇，她们之再嫁似有清醒的牺牲之意，虽得多金男，但也有几分屈就，敦凤很委屈地做了老男人的姨太太，流苏明知范柳原是花心男也要笑脸奉陪。因此，有人说：“张爱玲让这些深受经济之压、黄金之锁的无奈女性，形象地阐述了一个当时许多革命家理论家早已重视的问题，即女性解放的经济问题。”？輥？輵？訛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白流苏，她确实曾幻想过女性的自新、自立，但是，因迫于生计她妥协了。
拜金女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价值，她们是潮流之外的女性，并不是五四式的勇于求新的女性，也不是革命女性，她们只是世俗生活中的拜金女。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她们不是祥林嫂式的传统女性，犹如男权社会中没有自我的空洞的物，她们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多数人有主动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力与意识，但她们的所为仅是寻求物质保障。所以，她们是张爱玲创造的独特文学群像，本文限于篇幅不论她们在人格与人性方面的丰富内涵，拟另辟文章专论。
张爱玲1940年代小说的主题受到她拜金价值观的制约，大体上她从世俗生活出发理解女性的拜金。张笔下的拜金女，除了梁太太外，或许还包括葛薇龙，纵有千般不是，小说都没有强烈地谴责或批判她们的拜金行为，有时甚至是理解或赞同她们的做法。流苏、敦凤、霓喜等寻找多金男，并依附他们，其中，流苏的经历最有传奇性。近30岁的流苏随人出走香港，前景迷茫，她与范柳原所谓的恋爱究其实就是一场各有所图的调情，最终的结局圆满全在于残酷战争的到来。小说没有从她们的生活中提炼出人生的诗意，而是将女性生存境遇的窘迫隐藏于其中；小说无意为女性设计新的出路，如充当都市职业女性或女革命者，而是从世俗生活出发对她们的拜金做派有所肯定，流苏与敦凤等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从她们的实际情况看，拜金是她们最合理的选择。七巧人性扭曲，戕害儿女，拜金是主要起因，但小说并未归罪拜金。当七巧在姜季泽或者说情欲与金钱之间选择了金钱时，小说里有一段议论：“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七巧赶走了不怀好意的姜季泽，她有些后悔，就感性、欲望角度而言，她要他，但后果严重，一是她牺牲前半生换来的金钱不保，被骗，二是她在姜家的地位因声名而岌岌可危，也有可能被扫地出门。所以，我们应该反着读这段议论，七巧没有被情欲操控是对的，她执迷于金钱的冷静、理性甚至是疯狂拯救了她，否则，她何以生、何以活？所以，《金锁记》虽然在后文披露了七巧的恶，但还是同情她的命运、基本认可她的选择。
拜金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意象的建构上。凸显意象的世俗、物质、乃至金钱意涵是张爱玲的喜爱，这显然与作家人生价值观的取向有关，沉湎于物质、膜拜金钱的心态制约了小说意象的择取、构建。就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有人指出：“里弄和小道，阁楼和阳台，一旦我们跨入这狭小空间，随之而来的便是上海市民拥挤的世界：时钟、炭盆子、屏风、干花、鞋子……这些琐碎意象充斥其中，构成一个个物质细节意象。”？輥？輶？訛张爱玲拜物决定了她对物质型意象的喜好，譬如，张形容《金锁记》中的妙龄女子长安为“盐腌过的雪里红”，这是一个张氏意象，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青春好年华的长安正处于人生最富有诗意、最有生命活力的时段。不过，虽然俗但这个意象恰到好处地暗示了长安的生命力为七巧所阉割，她没有未来。《金锁记》里的月亮一直是学人解读的重点，月亮挂在天上，不同的是看月亮人的心情，所以，作为月亮意象的营造人，张爱玲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月亮的“模样”。试看下面两个月亮意象，“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通过这类意象，我们可以捉摸到张爱玲小说的两端，一端是世俗，一端是苍凉，这里只论世俗即月亮意象的金钱内涵。月亮的形状或色彩有众多喻体，为什么就一定是“铜钱”或“赤金”？因为它们烘托出的氛围契合了拜金女七巧，同时，它们也由作家内心所生，她的心态不仅左右人物塑造、主题提炼，也制约意象的营建，即作家的主观因素支配了她对月亮的解读、描述。
总之，拜金价值观对张爱玲1940年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的小说聚焦于世俗的物质生活，讲述拜金女的世俗人生故事，深入地刻画女性在物质上的渴望、焦虑，有一种贴近市民的世俗美，所以，拜金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虽然以前的研究也涉及上述某些相关问题，但因研究视野受限，它们未能将张的特质落到实处，更未能将作家张爱玲的独特性落到实处，这反证了拜金视角具有重要价值。
四
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但她并不是唯一的拜金作家，张资平是她的前辈，是一个先行者。有学者认为张资平爱钱、堕入金钱的漩涡中，并指出：“由张资平开始，从新文学的创作群体中分裂出一支连绵不断的创作新型大众读物的作家流派，即新海派。他们迎合上海市民的世俗欲望，煽情媚俗，使新文学与商业文化联姻。”？輥？輷？訛张爱玲与张资平有可比性，张资平是海派先锋，张爱玲则是海派的大师级人物，况且，他们是真正有名望的拜金作家，其他人如施蛰存、徐訏等在价值取向上还未达到拜金等级。与张资平有所不同，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她以赤裸裸的姿态宣扬自己对金钱的崇拜，张资平则较为含蓄。在创作动机上他们有着一致性，他们生产的都是满足读者需求的消费品。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对上海读者近乎谄媚，在《论写作》里她旗帜鲜明地说读者要什么就给什么，所以，她的写作过程充满了赚钱的欲望。
但是，张爱玲的拜金并没有遭到人们的谴责、批判，因为她是一个有艺术良知的作家，拜金与作家的责任感在她的身上并行不悖。张爱玲有两点做得很好。一是她有自己的写作追求。她媚俗，但绝不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同时，她在《论写作》里说：“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輦？輮？訛“她所能给的”包括她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尤其是对女性人生的看法、对艺术的探求，这丰富了她小说的内涵；她的小说雅俗共赏、至今仍为世人喜爱，这足以表明在创作上她用心良苦、匠心独运。二是张经常反思自己的写作，如她写有《写什么》、《论写作》。在迅雨著文评论张的小说后，张写了《自己的文章》反驳他。在迅雨看来，“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輦？輯？訛迅雨以“斗争说”褒扬了张的《金锁记》，对张的其他小说则基本上做了否定，对《连环套》的批判最为尖锐。张以“人生的安稳说”对抗迅雨的“斗争说”，并阐述了与安稳人生相匹配的“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輦？輰？訛。显然，她一直在思考小说如何写，她探索出一条属于张爱玲的文学道路。因此，张爱玲做到了拜金归拜金、文学归文学，不以赚钱戕害艺术是她的准则，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她坚持了文学艺术的独创性。
张爱玲1940年代的许多小说书写安稳人生中拜金女的情感、婚姻生活，揭示她们在生活中对金钱的欲望，这是属于张爱玲独有的领域；张的贡献在于她写出了人物的深度与现代价值，而非停留在渲染拜金女的单纯物欲上。拜金是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看到张的小说展示了被金钱扭曲的人性，七巧、梁太太、霓喜、敦凤等身上不同程度的恶皆由金钱的腐蚀而起；我们还发现拜金女在文化人格上仍然是传统依附型的，她们将自己交付给多金男，男人是她们的主宰，她们无意于自我的发展，如流苏、敦凤、梁太太等。同时，小说更关心女性的命运，七巧、霓喜、葛薇龙等都是悲剧人物，流苏、敦凤、梁太太等看似有一个不错的结局，其实，她们的人生也不无无奈与荒凉。因此，拜金女群像的创造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小说以她们的悲剧命运反思女性自新路上的障碍：依附型人格与扭曲的人性，这是她们的心魔，唯有超越自我，女性才能自救。
考虑到作家基于拜金女的生活境遇从而理解她们的做派，所以，张小说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一种隐性的、暧昧的现代性。首先，小说里的女性总是值得同情，如白流苏、淳于敦凤不做“女结婚员”又能做什么？霓喜除了不断地依傍男人她似乎也没有好的道路可走；面对姜季泽，七巧守财完全正确；只有葛家两代小姐，她们可以有不同的人生，但在都市文化语境下她们拜金也情有可原。张爱玲理解女性，所以，她没有对女性的拜金、依附等缺陷做尖锐批判。其次，女性的悲凉命运在告诫女人必须改变自己，女人务必走向精神自立，否则，女人仍在不断地上演悲剧。最后，“比起同辈或稍早的女作家如丁玲与萧红，张显然无意为她的女性提供任何‘正面出路。”？輦？輱？訛张爱玲也不想做社会科学上的思考，因为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輦？輲？訛小说旨在记述符合社会现实的女人的故事，这么写也没什么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彻底放弃了五四启蒙精神，张爱玲的女性思想复杂，它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她在《谈女人》、《有女同车》里的态度看，她应该是一位立足于世俗生活基础上的女性主义者，在拜金价值观的制约下，她在理解女性之余仍希望女性改变现状，精神自立，这显然也是小说的倾向。
综上，1940年代的张爱玲是一个敬业的拜金作家，她关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并展示了创作才能。换言之，在现代，她是一个以上海市民自居的作家，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对文学创作她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她塑造的拜金女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片独特风景，她们包含丰富的美学内涵与深刻的现代意义。许子东概括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有四点，其中之一是：“批判女人弱点的女性主义创作。”？輦？輳？訛“女人”主要指张早期小说里的世俗女子，许所言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张爱玲对她们的理解与同情。尤其是拜金女，她们不是单向度的人，极具复杂性，张对她们的态度也是含混难清的。个中原因，张爱玲的拜金价值观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文学史上的张爱玲还因作家本人的独特性与先锋性得到凸显，“说不尽的张爱玲”应该说说张的价值观了。
①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②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③⑥⑦⑩？輥？輯？訛？輥？輰？訛？輥？輲？訛？輦？輮？訛？輦？輰？訛？輦？輲？訛 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3页；第21页；第2页；第3页；第75页；第244页；第194页；第13页；第13页。
④ 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15页。
⑤ 周武、吴贵龙著，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五卷）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页。
⑧ 刘锋杰：《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重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50页。
⑨？輥？輳？訛 张均：《张爱玲十五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第353页。
？輥？輱？訛 乔以刚：《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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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许子东：《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序》，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Mammonism and Eileen Changs Early Fictions
CHEN Xu-shi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311）
Abstract： By declaring herself a mammonist， Eileen Chang subverted the values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positioned herself as a pioneering modern intellectual， even among the writers of Shanghai School. Such factors like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Shanghai， public identity， her uniqu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her view on women generate her mammonism， which influenced her early writing. Many works of hers narrate the life story of mammonish girls， and depict female desires and anxieties. Mammonish girls reflect both rich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nd complex modern significance. Chang undestood， sympathized and even identified with them， at the same time she expected women to overcome such weaknesses as 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greed for money. Because of the pioneering nature of her vaules represented in her works， Eileen Chang of the 1940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ammonism；early fictional writing；mammonish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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