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坚

　　摘 要：“同志”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具有浓烈权力特色与政治色彩的重要概念。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小说中，“同志情谊”与政治、国家、阶级、敌我等诸多现代性概念纠葛一起、暧昧不清，体现了塞吉维客所说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本文通过考察战争语境下的“英雄气概”与“政治的友爱”，分析革命意识形态下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主题，并试图用“情欲三角”叙事策略理论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提供一个新的阅读框架，最后考察文学史上的“欲望”书写与“革命”之间的互动与错位。

　　关键词：革命战争小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情欲三角；《洼地上的“战役”》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68-10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充满了裂缝和异质性，这一时期的文学承上启下，既沿袭了延安左翼激进文艺的传统，同时又开启了“文革文学”这一更具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文学史中，一般称为“十七年文学”。在这些以“工农兵”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中，又可细分出一类“反映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的小说，或称“军事题材”的小说，本文中暂且称之为“革命战争小说”①。战争是“英雄气概”攻击性的具体体现。那些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在战场上与死神共舞，保卫家国、出生入死，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宏大叙事转移到这些备受称赞的“英雄形象”上来时，我们会疑问这些团结如一家的战士，他们为何对女性“无性无欲”，却对男性有着情人般亲密的“同志情谊”？在战场这个“公共空间”中，他们在对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认上，是如何一步步地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革命”如何利用“同志”重建性别、血缘、阶级、敌我、家国这些现代性的概念？在文学上，作家如何在“革命大叙述”的框架内刻画革命英雄的“同志情谊”？政治高压之下，“政治”与“情欲”之间为何总是相互遮蔽、相互错误地表述？

　　一、“男性同性社会性”：

　　同志情谊、英雄气概与友爱政治

　　“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是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客（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她的代表作《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一书中打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塞吉维客将“同性社会性”定义为同性社会联系的一个连续统一体。简单地说，“同性社会性”是指同性别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交关系。通常情况下，它更多是指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指他们的休闲活动（比如打牌、踢球、看球及对其他体育活动的参与等），还包括他们的工作关系（如在军队等几乎清一色由男人组成的机构或组织中任职）。②

　　在塞吉维客看来，主流的“同志情谊”是“同性社会性”的极端形式，也是父权权力结构环境下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如兄弟情谊的友爱模式，追求同一性和稳靠性，同时带有计算性、互惠性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特征。比如，在以往的“文明”社会中，无论哪一种文化，男人之间的同性交际总是占据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从政府、法庭、军队等公共场所到球场、酒吧等娱乐场所），而女人之间的同性交际则更多局限于家庭、市井，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③但塞吉维客认为，男人之间的同性亲密关系对父权社会的延续实际上是有利的。它不仅维护社会的凝聚力，重整支离破碎的世道，而且在构筑国家意识、阶级观念上起到了相互认同的作用。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这种以“同性社会性”男性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同志”现象，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个案”，对我们探讨“十七年”社会的运行机制，理解驱动革命战争小说中人物行动的心理动力与当时权力机制的复杂连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同志或者“同志情谊”

　　古汉语中的“同志”最早出现在《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随后有《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里，“同志”的基本意思是“志趣相同，志趣相同的人”，既不作称谓词语，也没有任何政治内涵。

　　“同志”一词带有革命和政治内涵的用法始于辛亥革命前后。④如林觉民《与妻书》中的“今死而无憾，国事成与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以及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同志”词义政治色彩的加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⑤中共一大所拟定的党纲之中便可见该词：“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并且，“同志”也开始用作称谓。自此之后，“同志”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语言交际和政治文献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称呼语，它不仅是政治语言中最常见的一个称呼语，同时也一直被认为是大陆社会人群中最合适的泛尊称。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同志”这一指称模糊了性别差异，“同志”因浓烈的权力特色与政治色彩而使其增添了明显的身份划界作用。“同志”经常与“阶级敌人”一道，形成了一组对立的语词，共同建构起“人民共和国”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以至成为公民（人民）之间的称呼和无性别差距的公共关系身份。在共产党的革命叙述话语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情谊被表述成“世界上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而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林彪同志是“亲密战友”，他们都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同志”。“同志”伦理驱除了“小资产阶级情感”，将人际关系建立在同一个高尚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之上。而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革命战士们的“同志情谊”这种极端的“同性社会性”形式被进一步地深化——

　　在这儿，在这些没有女人，只有战斗和纯思考以及抽象了的工具性（abstracted instrumentality）的领域里，让男人们获得对彼此的新态度。让他们用新的敬意对待他们的英雄，用新的尊重看待他们的同志：就如同生命和死亡一样，很深，很深……而不朽友谊的终极纽带支撑着他们，越过知的边缘进入未知。⑥

　　在这一系列讲述革命战争故事的小说中，国家意识、男性主体性与男子气概之间形成了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互相馈补也相互损耗，共同表现出一种男性至上的“同性社会性”。这些以红色英雄人物为主角的小说极少描述到纯粹的女性生活圈，男性的革命战士们拥有一致的生活目标，“同志”的关系成为其他一切关系的根本。这些被女性主义批评学者称之为“男性文本”的小说到了《保卫延安》达到“去女性化”的高潮，“那些品德高尚的士兵一起战斗、煮饭、缝衣、思辨、睡觉。他们彼此相依相偎，犹如家人。当作者巨细靡遗地描写周大勇帮助受伤的同志排泄，其关系之亲密，几乎成为日后同性社会情结（homosocial bonding）研究的好材料。”⑦

　　在同志关系中，现实个体有限而短暂的生命现象与一种神圣的、无限的、永恒的历史本质相联系，“同志”关系建立在对“自我”的放弃和超越之上。⑧在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焦淑红在思考她与萧长春的关系时想：“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宝贵的关系。”“同志”关系的和谐依赖于彼此无秘密的相互许诺，也依赖于彼此情感体验、言语方式、行为方式等感性特征的趋同。在茹志娟的《同志之间》里，“两个中年男兵和一个少年兵，撒娇发嗔，争风吃醋，抢着为心爱的男孩编草鞋。”⑨文学“如何想象”并书写“同志之间”这种最无私、最崇高、最深厚的阶级感情，成为困扰当时许多作家的一道难题：既要面对意识形态所塑造的“革命伦理”话语的规约和外部世界的伦理对小说伦理、结构秩序的“规范”，又要时刻摆脱“阶级情感”这种空洞而僵化的政治信仰，书写人类最普遍、最美好的情感。革命战士之间应该有怎样的感情且如何表达？作家在政治信仰与个人情性间、教条口号与美学构思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把同志情谊高度集中化，而小说艺术的过度渲染使这样的革命同志情谊显得暧昧且纠缠不清，这种同性之间的感情，已经类似于男女情人间的感情。

　　（二）“男子气概”与革命英雄主义

　　由于受到战争文化的制约，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小说成为了表现男性阳刚气质“力”的文学，“革命”提供了同仇敌忾融洽无间充满趣味的同志集体氛围，革命战士的兄弟情谊、侠义情怀、战争博弈和军人荣誉感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身份认同特征。表现在这一时期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实质上是“男性同性社会性”中的“男子气概”，这一种“阳刚之气”造成男性之间“同性相吸”的现象，是使战士们团结一致的关系得以维持的原因。

　　“男子气概”（virility）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⑩例如《保卫延安》里所说“人说胡子是衰老的记号，可是他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英雄气概”？輥？輯？訛。在《林海雪原》里，少剑波与姜青山第一次见面时，看到他像一个古典武士，是一个英雄好汉，于是“内心发出了一阵无限的羡爱”，露出了“温和微笑的表情”，“眼对眼地看了足有五分钟”？輥？輰？訛。《红日》里，军长沈振新对他的部属的英雄行为“感到了一个指挥员的幸福和快乐”？輥？輱？訛。但在战场上，男子气概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能力（尤其是在对敌人的报复中）。真正具有“英雄气概”的士兵会尽最大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荣誉，在战场这个公共领域内赢得光荣和尊敬。与此同时，“男子气概”也是由其他男人通过现在的或潜在的暴力事实所确认，并由属于“真正男人”的集团的认可证明。？輥？輲？訛许多男性同性社会性制度，特别是军事素养、纪律观念、阶级仇恨等，包含着对男子气概的真正考验，这些考验旨在加强男人之间的团结一致。

　　对阳刚气质的颂扬的对立面是对女性特征的忧虑和恐惧。军队纪律要求士兵在面对困难和危险时表现出“勇敢”、“无畏”，这些形式鼓励或迫使士兵做出不顾可能发生事故硬充英雄好汉的行为，拒绝采取安全措施并否认或蔑视危险，即害怕失去其他士兵的尊敬或钦佩，害怕在“同志”面前丢脸，害怕看到自己被归入“弱者”、“幼稚”等典型的女性范畴。因此，所谓的“英雄”、“勇敢”有时植根于一种懦弱、恐惧的形式之中。

　　“十七年”是一个追求英雄的年代。这个时期的工农兵形象占领了审美领域，这些形象充溢着革命的力比多，红、光、高大、威武，目光经常交织着仇恨和憧憬，具备高度的警惕性，是典型的施暴者形象。战场上的同志们个个都是“一派天真的禁欲主义好汉”，《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栾超家、刘勋苍，《红日》中的石东根、刘胜，《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丁尚武，《铁道游击队》中的王强、刘洪等战斗英雄人物，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是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尤其对敌人的痛苦表现出“超人”的强硬态度。而《保卫延安》里的周大勇无疑是最具“男子气概”的革命战士之一。这个“浑身是胆”、“钢铁铸成”的“大无畏”战士，凭借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度自觉的牺牲精神、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勇挑重担的革命干劲，成为一个具有“神性色彩”的英雄人物。但是这种“神性”正是出于对“人性”的恐惧而表现出来的。当周大勇不幸负伤之后，他强忍着痛苦表现出来的“勇敢”令战士感到敬佩甚至做出流泪这样的“女性”特征的动作来——

　　周大勇扶住墙正要站起来，李江国说：“连长，你躺下！”

　　“我不能躺下。没有什么，走开！”

　　李江国压住他的肩膀，说“你——”

　　周大勇发火啦：“怎么？我负了一点轻伤就哼哼唧唧地躺下？你走开，我要站起来，我要站起来！”

　　周大勇用手扶墙站起来。他觉得头有斗大，两腿酥软；眼前旋转起一块块的黑雾。……“同志们，要告诉每一个共产党员：紧紧地团结所有的战士，跟敌人拼！多消灭一个敌人，我们整个阶级敌人就少一个。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同志们——”周大勇突然扶住墙，李江国连忙抱定他。

　　李江国把周大勇抱在怀里，他头靠着周大勇的肩膀哭了：“连长！你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輥？輳？訛

　　这时候，李江国为周大勇的革命激情和英雄气概所震摄，正是这种阳刚的“男子气概”把众多同志深深吸引，使“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呼之欲出。对于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朱德在1944年的讲话《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里就列举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事迹来说明——

　　在战斗方面，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阳明堡火烧敌机，使敌人胆寒的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勇士的壮烈跳崖，全排壮烈牺牲的马城村坚守战，黄烟洞保卫战，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南北岱崮坚守战，韩略村伏击战，甄家庄歼灭战，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輥？輴？訛

　　如果以“男子气概”这一性别政治的概念去观照这些“革命英雄主义”事迹，便不难发现为“英雄主义”所遮蔽的一系列知识。“献身”、“反抗”、“消灭”、“斗争”、“清算”、“跳崖”、“牺牲”、“殉国”……这些具有明确价值判断的语词鼓励战士们去做出极端的行为，去对生命进行超越性的抗争。正是这种“献祭”般的生命毁灭，才激起了生命内在的坚实性和永恒性。这些战士承受了暴力之美，超越了凡夫俗子，注定以死亡的姿态来铸就他们的永恒之身。

　　在《保卫延安》中，我们看到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小说极力渲染那些刺刀见红的暴力场面和血淋淋的肉搏战场面，战士们的冲杀战斗异常强烈，把“男子气概”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王老虎不仅一口气捅死了十几个敌人，还死死地掐住一个敌人的脖子，最后倒在血泊之中。但王老虎没有死，他只是受了重伤。

　　“男子气概”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同性社会情结”，它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反对阴柔、秀美等女性特征，并且从根本上排斥了女性之间的感情，更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女性的形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十七年文学”中的男同志普遍有“厌女情结”的现象。像《保卫延安》这样“没有女同志”的“男性文本”中，女性人物的缺席往往成为了此类文本潜在的动力，而女性人物或者说带有女性特征的人物（如下文将提到的严江涛）的存在都是为了证明男性的“英雄气概”。在这些巨大而严酷的血与火的场面中，英雄们毕竟不是在“绘画绣花”，他们展示了军人的阳刚和暴力之美，确认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博得“同志”们的认“同”，赢得了作为一个“真正男人”的荣誉感。

　　（三）政治的友爱

　　如果我们追问，这种“同志情谊”与男性之间的“友情”或曰“兄弟情谊”到底有何不同？这些男性文本所展现的“同性社会性”为何让我们感到一种暧昧的“欲望化”？“友爱”与“政治”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构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友爱政治学”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向度。

　　德里达认为，“友爱”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伦理问题，而是带有深刻政治意蕴的政治问题。在革命的语境里，“同志情谊”这种“政治的友爱”忽略了友爱中的异质性纬度，根本上不是本原的友爱。在德里达的经典著作《友爱的政治学》（Politics of Friendship）？輥？輵？訛中，友爱是人寻求同一体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起源于幸存的可能性。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中，男女之爱绝对是稀缺物质，但是“男男”之爱，却屡见不鲜。在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里，描写老师贾湘农与同志严江涛、张嘉庆之间亲密的感情已经充满了卿卿我我肉欲的味道——

　　（贾湘农和严江涛）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輥？輶？訛

　　贾湘农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几根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热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

　　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輥？輷？訛

　　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同志间的友爱”同样也昭示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这种友爱模式首先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爱，一个（贾湘农）较另一个（严江涛、张嘉庆）年长，两人志同道合，并约定一人（严江涛、张嘉庆）成为另一人（贾湘农）的继承人。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双方因学识、阅历、见闻为纽带结合成师生关系，它“所起到的感染和教育作用甚至胜过家庭教育”？輦？輮？訛。另一方面，这种友爱类似于同性恋关系，即“成年的男人向未婚的未成年少年表示爱慕，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学识与其进行交欢，以博得好感，而通常对方也乐于接受这种求爱，在关系中处于被动和服从的态度”？輦？輯？訛。“同志情谊”的友爱模式排除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爱（“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同样也排斥两个女人之间的友爱。这就意味着女人被排斥在友爱之外，没有话语权，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友爱存在的。无独有偶，在《红日》里，看见亲密的战友渡河归来，石东根抱着杨军的脖子，“像是在吻着他的脸颊似的”。

　　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同志”的性别是男性呢？德里达发现，从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在论及友爱问题的思想家们看来，伟大友爱的典范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朋友构成的，而且常常是男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真正的“同志”，是成年男子之间的友爱，排除掉了女性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友爱。？輦？輰？訛德里达说明，用男性来称谓朋友，“并未处在一种自恋的兄弟博爱的分裂暴力之中，为的是解释一个有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友爱的经典结构——男性中心结构——之中的兄弟问题”？輦？輱？訛。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显然遇见了这个问题，而且不经意间流露出他所感到的不合时宜——

　　战士一起高喊：“一切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

　　在战士们的高呼声中，王团长和剑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俩拥抱得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这个礼节虽然十分生疏，他俩之间也是生平第一次用它，可是此刻看来却是非常自然，因为它和战士们的情感，和周围的空气再谐调没有了。

　　好像晴朗天空一轮皎洁的明月，万绿丛中两株英雄的松柏。

　　王团长结束了他俩热烈的拥抱，便走来和小分队的战士一一亲切地握手。？輦？輲？訛

　　此时，王团长与少剑波的精神境界已经水乳交融化为一体，他们不仅拥有共同的革命志向、情感、追求，同时也有了革命“亲缘”关系。亲如一家的战士们也共同归属于一个阶级、民族和国家，这种同志情谊的友爱典范就意味着家国建构，意味着父子、兄弟的血缘关系。怪不得刘白羽《血缘》中老战士马成荣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当兵的比亲兄弟还亲，亲兄弟离得那样远，你在火线上受伤，他能拉你下来吗？”在他眼里，共产党战士都是“自愿”参军的，只有共产党军队才像“家”，才有“血缘关系”，“同志”代表着历史的正义，代表着真理与人民的愿望；而“老蒋那边都是小绳捆来的”，国民党军并没有“血缘关系”。在这里，假想的亲缘关系与敌友划分的革命逻辑已经完全代替了自然事物本身的逻辑。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长久以来，血缘一直是权力机制机器表现和规则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血缘社会里，权力是通过血缘来表达自身的，如战争的荣耀、饥荒的恐惧、死亡的胜利、手握生杀大权的君主、刽子手和肉刑。？輦？輳？訛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正是这样的“血缘”关系才让军队律令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得以顺利地运作。许多小说均描写到“个人”脱离“集体”时的那种孤独和害怕：“啊，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同志们，人就变得这样无力呀！”“跟同志偎在一块就高兴，离开同志们就像把魂丢了一样。”？輦？輴？訛当王应洪在洼地上单独作战时，“禁不住觉得可怕的孤独”，他的内心依恋着王顺，“想往前爬一点，靠近班长”，“他多么渴望听见班长的声音啊”，当发现在这孤单寂静的生死战场上班长并不在身边时，他又想起母亲和毛主席——这两个在血缘上和革命伦理上的至亲之人。（《洼地上的“战役”》）

　　传统友爱观念基础上的政治学，其灵魂就是一种同志间的博爱。重新解读这些革命战争小说时，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或从更早的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意识形态系统事实上呼应了以性别上的支配—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男性话语，女性这一性别受到了无形的“压抑”与“排斥”，然而当时的妇女解放话语却一直无法对这一具有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系统形成一种改造的力量，相反的更多的是对这一系统的体认。在这些“去女性化”的“男性文本”中，我们看到“讲述故事的年代”的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伦理已经排斥了女性“话语”，建构起一种“圣洁”的“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这时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政治选择了“同志”还是“同志”选择了政治了。

　　二、“哥特式的男性叙事策略”个案：

　　《洼地上的“战役”》

　　以上分析到的这些所谓“正统”的小说无意中流露出这种暧昧的“同性社会性”在当时并未为人所察觉，但曾经作为文学史“异端”的《洼地上的“战役”》（1953）？輦？輵？訛则是因为呈现“小我”的儿女私情而受到严厉、粗暴的批判，直到拨乱反正后才作为“重放的鲜花”重返文坛。新时期以降的文学史，论者多从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出发，以其探索情感与心理的多样性来肯定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小说。？輦？輶？訛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塞吉维客的“情欲三角”男性叙事策略理论对这个文本进行再解读时，我们会发现这个表现异性（国）恋爱的“异端”文本更深层次正隐藏了一种“正统”的“男性同性社会性”。

　　塞吉维客在《男人之间》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哥特式的男性叙事策略”，她将这种策略称之为“情欲三角”（erotic triangles），在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他们往往会相互角逐以获得占消极地位的第三方的青睐。在这个三角当中，男人与男人之间具有亲密但非性的关系，而女人则是这一关系得以体现的通道。？輦？輷？訛在“拥有”女性的男性之间的情感联结中，女性充当着可流通的财产的角色。这又引出了塞吉维客最中心的理论，即异性关系是同性社会欲望的策略。也就是说，异性关系的存在最终创造的是男性之间的联结。而这一联结不仅不会损害到，相反还会进一步确立男性的所谓“男子气概”。伴随着这部著作的诞生，“同性社会性”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中。

　　那么，《洼地上的“战役”》是如何体现这种“哥特式的男性叙事策略”呢？

　　二十五岁的老侦查员王顺？輧？輮？訛从一开始就对十九岁的新战士王应洪“一见钟情”。他与王应洪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侦察阵地上，王顺窥探到王应洪在喃喃自语时，“不禁心里很温暖”。接下来的情节充满了“调戏”的意味：王顺故意把自己躲藏起来，让王应洪来“侦查”他。当王应洪从王顺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的心里“腾起了一阵热情——他没意识到这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抑制不住的友爱”——小说如此细腻地描写王顺对新同志“怦然心动”的心理，王顺无法自拔，“一下子跳起来把这年轻人从后面抱住了”。而敏捷的新战士“翻转身来把王顺也抱住了”。这样的亲热的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旗谱》里贾老师对革命后生严江涛的循循善诱。占主导地位的王顺扮演着“更革命”的人物对“次革命”的王应洪的进行“教育”。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友爱”关系，像“父子关系”，更是一种“兄弟情谊”，从而保证了军队的团结一致。

　　随着王顺将王应洪“掳获”，王顺也开始对这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少年产生“钦佩和友爱”的好感，但是，这种“男子气概”被革命话语“转码”成“炽热而无畏的仇恨”。至此，基于“男子气概”的相互吸引的同志之间的情谊已经建立起来。同仇敌忾的前提就是区分敌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洼地上的“战役”》里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种对阶级敌人的绝对仇恨（也是“英雄气概”）之上。

　　李杨指出，同志之爱这种神性的历史本质必然排斥个人的情感，包括恐惧、男女之爱，乃至家庭的亲情。？輧？輯？訛王顺这个久经考验的班长，虽然有妻子女儿，却很少写家信，“他觉得他对她们也一点都不思念”。革命伦理毫不留情地将家庭血缘亲情这种“个人性”的关系驱逐在外，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战争中去，倾注到这个陌生人、新战士的身上了。在军队严明的纪律之下，班长仍然对王应洪“法外开恩”。而年轻人也不负所望，把班长当成了榜样，“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练兵的工作和未来的战斗任务中”。对于王顺来说，根据“革命”的信条，人人平等，爱上王应洪，与爱恋妻子，是同一回事，并没有私心作祟。

　　如果说小说一开始是士官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体现出志愿军队的温情脉脉，那么随着“情欲三角”中“第三者”金圣姬的出现以及战火的点燃，这种“同志之爱”开始升级了。占据消极地位的王应洪的感情是迟钝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金圣姬“主动”的传情达意（送袜套、送手帕、洗衣服等），而作为“三角”的另一端——敏感的王顺却注意到了，他开始产生“醋意”：一方面他以家长的身份对王应洪和金圣姬的关系表示担忧，不断揣摩他们两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他着手阻止这份处在萌芽阶段的爱情，这时候，两个男同志之间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在对王应洪可能出现的“纪律”越位行为进行“拷问”时，这段对话口气颇为暧昧，小说这样写道——

　　班长王顺也是直性子，既然把问题点破了，他就决心搞到底，一定要弄出结果来，看这年轻人到底有没有什么。他于是不理会他的激动，冷淡地问：“你真的是没有什么？”

　　“你不相信你调查去好啦，这么不相信同志呀。”

　　这种说话的腔调，叫班长王顺愤怒了。这是孩子气的、老百姓的腔调。这在老军人看来是断然不能许可的，于是他冷冰冰地说：

　　“有纪律没有？你这口气是跟谁谈话啦？”

　　那年轻人一下子沉默了。过了一下，他以含着泪的、发抖的声音说：“班长，刚才是我不对……我汇报给你啦，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

　　班长沉默着。他很难过——他是这样地喜爱这个青年，刚才似乎也不必那么严厉的。

　　这时王顺才开始放下心来。这种场面更像是一位女子在对丈夫表达她的忠贞不二。正因为王应洪和王顺之间的非血缘的关系，这样的场景更容易被人联想成一对夫妻在闹矛盾——围绕着“出轨”（对革命忠心）与否的问题。“同志爱、阶级情”的确是一切关系的根本，“纪律”（“纪律”一词在这篇小说中竟出现有十八次之多！）作为道德化的威严，如同传统伦理的夫权，既“强大”又“威严”，拒绝所有带有女性特征的话语、行为（“孩子气的、老百姓的腔调”），从而将战士的一生束缚在“闺房”里。

　　班长的存在，让王应洪得到“爱的启蒙”，他珍惜而又警惕这“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而惊慌的感情”；同时班长又让他意识到这种忠诚的纪律性、爱的不可能性，因为他所需要的“爱情”已经为“同志之爱”所赋予和填满，他的感情只能倾注在阶级同志的身上。在政治规约的背后，王应洪真正需要解决的，正是“个人/集体”之间的内在的紧张关系。而王顺扮演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一方面扮演着“主权”、“强大”、“中央权威”的父亲的角色，通过委婉的方式教导王应洪、时时刻刻维护着他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他扮演生死与共的兄弟角色，与王应洪并肩作战，为他解围；而在面对金圣姬的爱情时，他需要扮演着一个与之对立的“情敌”角色，把王应洪从她身边“抢”过来。而这也要求他偿还金圣姬无法给予王应洪的爱情，抚平在战争中留下的创伤的爱人角色。

　　王顺一直很在乎王应洪对金圣姬的态度，王应洪注意到班长“对这件事还注意得比他多些”，而王顺对王应洪的“疼惜”，是因为意识到“这和平生活已经把那纯洁、心地正直、勇敢的年轻人交托给了他”，他深刻地理解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甚至让王应洪单独留下来和他一起战斗，如此亲切的关照让王应洪觉得“意外的幸福”。而王顺的内心十分复杂，“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也许是想到了那件令他不安的爱情”。但是当他面对王应洪时，他却只能以“革命话语”去解释为何单独留下与之作战：“我带着你这也不是为了你，这是为了咱们全军，也是为了人民和党的事业”，在这里，私下亲密交流的私密时空特征为公开化的同志式话语和相处方式所瓦解，“兄弟”关系与同志关系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当他对王应洪大讲战士的丰功伟绩之后，又话锋一转，问道：“你还想着金圣姬那姑娘不？”金圣姬就像一个“幽灵”盘旋在这对亲密的战友上空，让王应洪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两个亲密的战友埋伏在阵地里，小说对这个紧张的场面进行了这样的描写——

　　（王顺）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年轻人身上的激动，王顺沉着地压着他的手腕，并且用力地捏了一下他的手。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他们是这样相爱而血肉相连，他决不能丢下他，而且，他还很有力量。

　　来到这里，“情欲三角”完成了它的解构，“男性同性社会欲望”与“男子气概”、“友爱”一道，让“同志情谊”的书写表现出极致的欲望化和激情化。作者毫不避讳地以“相爱”、“血肉相连”来表达王顺和王应洪之间的友爱。通过这种暧昧的描写，亲密的革命战士经过战火的洗礼，已经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正如情人间克服千万般艰难终于等到结合的那一刻。“第三者”金圣姬作为一个“交换物品”（exchange objects）和一种素材，完成了她为“同志”情谊的幻想提供材料的使命。“恋爱”作为小说结构上重要的故事脉络最终也只能成为创造“男性同性社会关系”的一种策略。“同志”间亲密情谊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对这异性关系之有效性的首肯，之后“爱情”被男性同性关系完全驱除在外，从而形成了男性与男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纽带。描写王顺撕心裂肺的心里独白令人动容：“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而且，你看，我决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他这句话是对他的“情敌”金圣姬说的，也宣示了他所代表的“同志之爱”这种“大爱”的地位远远高于作为私人情感领域中的“爱情”这种“小爱”。

　　但不幸的是，洼地上的“战役”最后的高潮，是王应洪为了保护班长这个他挚爱的战友壮烈牺牲了。王顺为同志的牺牲痛苦万分，他意识到是他把这个心里特别喜爱的年轻人带往死亡和战争的深渊，他这时才意识到，由于自己“自私”的“同志爱”使得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彻底地破碎。这真是一出有始无终的悲剧——班长对王应洪付出了亲密的同志之情，朝鲜姑娘为之付出了爱情，而所有的感情最终都幻灭了，春心始萌的王应洪殉“情”了——他两者不能兼顾，再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只好死去。他的牺牲，成全了革命，和解了一系列的矛盾，使抗美援朝事业继续前行，同时也使文本获得了合法性。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不久即受了强烈批判，罪名是：小说中“个人主义战胜集体主义”、充斥着“温情主义”和“悲观主义”，也有论者指出小说缺乏起码的“阶级的党性的感情”，却甘愿向“爱情”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低头。吊诡的是，如今以“情欲三角”来看，异性恋爱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何尝不是为了满足和服务“同志之情”这样一种高尚的“阶级的党性的感情”？“异端”和“正统”在历史中总是如此地纠缠不清，“正统”中埋藏着“异端”，在“异端”中又涌现出“正统”。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这篇小说的名字，为何作者要在战役二字之上加上引号？这是否在隐喻主人公王应洪在“无情的情场”上的“战役”？“战役”的最后谁是胜利者？路翎后来写了长达四万字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輧？輰？訛来阐述《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及表现手法，可惜终究还是逃不掉牢狱之灾，这段公案给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二十世纪“未完成的天才”和“一生两世”的人间惨剧。

　　三、“同志情谊”的前世今生：

　　“革命”与“欲望”

　　当我们重读到革命战争小说中如此极致而严肃地描写同性生活的场景时，我们一定会联想到《水浒》里那一百零八条好汉。“自古英雄不好色”，这些“并无淫邪之心”的水泊英雄与共产主义战士一样，天生就患有“厌女症”，而这些小说的动力，居然都来自于女性人物的缺席，以及兄弟之间的侠义肝肠！明代文学里这些无情阳刚的汉子来到清朝却成为了多情阴柔的男子。晚清小说《品花宝鉴》（陈森）里的那些男儿身的京剧伶人聚在一起，那种假凤虚凰的男色风习何尝不是另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欲望”？而让人惊讶的是，这种“男性同性社会”关系的形成，“竟在男性与男性的情爱（homoerotic）恩情中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此一关系竟以渴望‘完美的女性气质（而非‘男子气概）为前提。”？輧？輱？訛

　　五四新文学发生以后，在“欲望”的视阈内出现了与传统文学“兄弟情谊”相对的“姐妹情谊”。二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如庐隐、丁玲等，都曾以女性间的深情为主题，书写出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但这种“去男性化”的热情浪漫篇章在“革命”看来完全微不足道，表现的是绝对的“婆婆妈妈”的“小我”。

　　直到五四落潮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作为时代话语表达的左翼文学兴起，在寓政教于情爱的文学传统影响下，“将‘五四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主题转变成为了革命和政治的主题，以革命的巨大能指替换了爱情这一能指”？輧？輲？訛，并且以强烈的政治愿景把革命战争和个体情爱联系起来形成了较固定的“革命加恋爱”范式。可惜好景并不长。中国革命这一建构性的政治诉求制约着小说对情爱关系的想象。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受到战争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普通的士兵常常成为作品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了的新人成为了文学的“主角”。刘白羽的著名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等作品，就已经开始“十分真挚地表现了解放军战士之间、官兵之间阶级的血缘的关系，展示了革命军人有着最强烈的爱，也有着最强烈的恨的仁爱、刚烈的灵魂。”？輧？輳？訛

　　随着中共国家政权的建立，此前的情欲现代化之路戛然而止，“情欲”退出了当代文学的叙述。革命意识形态对审美的叙述层面的规训使得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小说很难完整地呈现欲望，但是像上述这些描写“同志情谊”的革命战争小说却是作家避免明写欲望后，“欲望”借“男性同性社会性”的缝隙流露出来。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洼地上的“战役”》中，路翎几乎摈弃了男女之间“性”的吸引，而把它转移到两个同性的男青年身上去了，使这种在革命时期不被允许的男女欲望得到表达与释放，从而保证了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暧昧的写法不仅取决于作家个人经验，也与时代风尚、民族意识、性别身份、意识形态立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与此同时，让批评家黄子平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的“反共复国小说”与大陆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策略居然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小说家姜贵于1961年出版的小说《重阳》。《重阳》有两个男主角，共产党首领柳少樵和国民党先烈之子洪桐叶，因此“重”“阳”，柳少樵和洪桐叶以政治信念为名，进行了各种欲望冒险——包括他们两人之间的同志性爱。作家把“政治情欲化，情欲政治化”，柳、洪的畸恋关系正影射了国共两党纠缠不已的斗争。而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当年胡志明赞美中越友谊时也曾经深情赋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三十年代“革命加情爱”作为左翼革命文学的一种公式化修辞来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小说，逐渐演变成“革命减情爱”，“情爱”为“大公无私”的“大爱”所代替。“十七年”在被男性性话语的压迫状态中，也同时压抑了女性的“性的叙述”。当革命被叙述成为黄子平所谓“无性的身体”，性的启蒙却常常在这些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的叙述中获得。？輧？輴？訛

　　在此我们不禁疑问，对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们“无性无欲”的“发现”是不是在“后革命”的八十年代重新检视那些重新把“情欲”注入了“革命”的新历史小说，所提出来的一种反观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方法？当我们阅读到像《红高粱》这样充满了狂野不羁的原始生命欲望与“匪气”的“革命小说”时，会惊讶于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小说为何要把男女“情欲”赶尽杀绝——

　　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了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也许革命的成功要求重写一个更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担负起将革命先辈圣贤化的使命？？輧？輵？訛（《革命·性·长篇小说》）

　　已有论者指出，制约着这种“性的叙述”的原因，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未曾将‘情欲解释成革命的根本动力”？輧？輶？訛，但是由于人的性本能依然存在，所以这些小说仍“不小心”流露出“情欲”。而更具吊诡意味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恰恰是这一被压抑的‘本能成为颠覆此一革命叙述的极为强悍的理由，并且，将‘情欲夸大为解释历史的最重要的理由。”？輧？輷？訛八十年代以来，“革命”再次与“情欲”“联姻”，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基本沿袭了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而赋予其八十年代的诠释。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看来，革命历史往往和性纠缠在一起。这种“新历史观”包容了对性爱和暴力的迷醉，把“性”看成革命历史的根源和动力，个人情欲的冲动、欲望的纠葛成为革命历史的根本动力。像《保卫延安》里周大勇这样“无性无欲”的“英雄”被剥去正史加诸的神秘光环之后，内心不可避免地为私欲所占领，他们推动历史的行为往往只是为满足欲望而发。

　　在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里，“共同体”的历史被书写成个人的欲望史，“革命”也往往被人性化和欲望化，个人情爱、欲望的争逐与国家/历史/革命爱欲的完成，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莫言的《红高粱》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余占鳌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没有经过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推动故事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竟是余占鳌与戴凤莲的性爱故事。革命战争小说里品德高尚、惺惺相惜的“同志”之间的政治友爱已经为“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激情迷荡的欢爱所代替。在《白鹿原》里，“一个民族的秘史”被还原成性欲和情欲的秘史。“秘史”被勾画成隐藏在表面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背后情欲的躁动，家族的命运与人物的坎坷、磨难只是外在的线索，情爱、欲望才是隐藏在背后的动力因素。支离破碎的个人欲望成为燃烧整部历史的火焰。这些小说家重新反观现代中国的历史，以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来填充历史细节处的空白，完成了对整个革命历史的颠覆与重写。

　　当代文学经过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像革命战争小说如此描写亲密的男人之间“公共的友爱”在“去革命化”的今天看来，已经没那么“圣洁”了。它们为日后网络文学以表现“男男”爱恋的耽美小说的滥觞，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想象资源。而革命历史小说家一定没有想到，他们苦心孤诣塑造的伟大的革命“同志”情谊却在五六十年后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真是对“革命”莫大的戏谑。

　　参考文献：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客：《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杨洁：《酷儿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陈顺鑫：《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余宗岱：《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① 这些作品通常包括：《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战斗的青春》（雪克）、《铁道游击队》（知侠）、《烈火金刚》（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

　　②③？輦？輷？訛 杨洁：《酷儿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5页。

　　④⑤ 方传余：《“同志”一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D·H·劳伦斯：《凤凰：D·H·劳伦斯身后出版的论文》，纽约：维京出版社1968年版，第664页。

　　⑦ 王德威：《1949：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页。

　　⑧？輧？輯？訛 李杨：《50 -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第190页。

　　⑨ 纪大伟：《毛政权时期的小说与欲望》，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7月16日。

　　⑩？輥？輲？訛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輥？輯？訛？輥？輳？訛？輦？輴？訛 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72页；第245页；第278页。

　　？輥？輰？訛？輦？輲？訛 曲波：《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第482页。

　　？輥？輱？訛 吴强：《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輥？輴？訛 朱德：《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

　　？輥？輵？訛？輦？輱？訛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M]. Trans. G. Collins. New York/London，1997：13.

　　？輥？輶？訛？輥？輷？訛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第220页；第337页。

　　？輦？輮？訛 汪子嵩等编：《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輦？輯？訛 保罗·埃尔默·摩尔：《柏拉图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輦？輰？訛 曹新丽：《解构、友爱与未来民主》，黑龙江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9页。

　　？輦？輳？訛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95页。

　　？輦？輵？訛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年第3卷。

　　？輦？輶？訛 如洪子诚称这是当时“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輧？輮？訛 按“这个他在中间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受苦的日子的家乡”、“离开家已经六年了”、“我的八岁女儿秀珍”推算，此时的王顺尚未足二十六岁。

　　？輧？輰？訛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在这篇文章中，路翎用了大量篇幅，解释爱情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基础，但这种辩解无人理会，似也无人理解。

　　？輧？輱？訛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輧？輲？訛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輧？輳？訛 钱理群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輧？輴？訛？輧？輵？訛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第64页。

　　？輧？輶？訛？輧？輷？訛 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卫东）

　　On the Homosocia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Novels of 1950s and 1960s

　　---With a Rereading of Campaign in the Depression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omrad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with implication of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novels of 1950s and 1960s， the complication of comradeship and such modern concepts as politics， nation，class， antagonists and so on reflect Sedgwick's idea of homosociality. This essay studies heroism and political friend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analyzes the heroic characters and motifs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attempts to employ narrative theory of erotic triangles as a framework in reading Campaign in the Depressio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period. At last it trie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and displacement between desire writing and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war novels；“homosociality”；erotic triangles；Campaign in the De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