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的英文名字是Mabel Lee，但据说你的中文名字是陈顺妍。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Mabel： 我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父亲陈欣也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他一两岁的时候就跟父母一起回去广东中山马山村。但离澳之前移民人员认为这小孩名字既然是陈欣，那么“欣”就应该是姓，并且按照广东话的发音听起来很像“Hunt”。之后我父亲的姓就是Hunt，而我出生之后的名字就是Mabel Hunt。
我前夫姓李。按照1960年代的习惯，女人结婚就跟丈夫的姓。之后我就是Mabel Lee，也用这名字发表学术方面的论文，因此也懒得再改。
出生的时候父母也给我取了个中文名字，即顺妍，但我一直住澳大利亚，根本不需要用。最近几年我多次参与主要使用汉语的国际会议，写的论文、报告与在会的介绍讲话等无不使用汉语。我这才意识到我的中文名字是必要的。之后我就开始中、英文名字同时并用。
欧阳：太有意思了，这种名字里深藏的意蕴！你在澳洲出生的那个地方和年代，像你这样的华人多吗？
Mabel： 父亲在乡村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回澳大利亚，在Parramatta城市的中山老前辈开办的水果店里打工。工资虽少，但分为汇乡下养活父母与积累船票的钱，以便每两三年回去乡下。他从十三岁的时候就这样过日子。
当时“肮脏中国人”的形象在澳白种人中流行，但我父亲的特点是爱干净，还总穿的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人也长得比较英俊。本地白种人看到这无家长爱护的小伙子，无不很乐意教导他、教他英语，并且在各方面支持鼓励他。
父亲首次回家就跟我母亲订了婚，再过10年才能在石岐镇租房结婚。到了1930年代，母亲已生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这时澳大利亚经济情况突然间转坏了，而父亲无法按时汇钱给石岐四口子的小家，因此他就漂流到新南威尔斯州乡下的小镇找个赚钱的办法，最后在小镇Warialda组了一个小杂货店借此谋生。1930年代后期，日本飞机在中山和附近海岸地区不时放炸弹。这会儿我母亲把家中的东西卖了或送给亲戚，而四口子的小家就到了香港办手续去澳大利亚。等船位等了几乎一年，收不到父亲的钱，母亲就靠打麻将的技术赢钱付床位租和买菜。
父亲1939年1月在悉尼迎接了妻子小孩之后，全家就乘火车到Warialda去。小镇居民首次看到一家有夫有妻有小孩的华人家庭，当时我大哥十三岁，二哥十岁，大姐三岁，我十二月圣诞前夕就出生了。
欧阳：这么看来，你家里都是说广东话的，你从小也会讲广东话吗？
Mabel： 我似乎从小就说广东话和英语，但从来不会把两种语言弄浑了。
欧阳：但普通话是怎么学的呢？学校教吗？
Mabel： 普通话可以说是自己学来的。上中学时根本没有中文课，等到上大学选读中文科（头一年我还选读经济科、心理科、法文科），我们的老师认为教普通话太花时间并且对他们来说确实太费劲、太无聊。读了4年多不少中国古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后，我还是不敢开口讲普通话。另外的问题是，当时在悉尼的确也无法找到能说普通话的人。突然间来了一位原来住北京的法师。他让我背书。背了十几个星期，我就此慢慢的开始敢说普通话。之后我需要准备年底最后一次考试、论文也需要写完。那位法师不久也到美国去了。
欧阳：那你背的是什么书呢？看的古代文学又是些什么书呢？哪些对你印象最深？
Mabel： 那位法师好厉害。不管我带给他看什么书，他似乎翻开一页就能背。我虽然没有背书的习惯，但最后也能背梁启超的几篇论文，大概是他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之后全忘了，包括文章的命题。在大学读的都是从《孟子》、《论语》、《庄子》、《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古诗十九首》、《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书选出来的。还读了朱熹、张载、程颐、程颢等宋代理学家的文章和不少唐诗、宋词，和特别多陶渊明、苏轼的诗和散文。我的老师热爱古代文学，而我阅读中文的能力，还不能让我欣赏所读的优秀作品。印象最深的可能只有张载的《莲颂》吧。
欧阳：这么说来，你从读古文开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你又是如何喜欢上了当代中国文学呢？中间是否还研习了过渡段，即从古代到现代的过程呢？
Mabel： 其实我一直对文学不感兴趣，不过当研究生的三年时间，我竟把主要的五四作家的作品都阅读了一遍。为的是把现代汉语阅读能力提高，同时多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理。那个时候我还看了不少近、现代史的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晚清的“重商”运动》，所看的资料无不是古汉语写的。我是1966年的博士毕业生，同年留在母校当中文老师。之后我就一个人负责给悉尼大学打下现代汉语课程的基础。当时没有适合的教材，因此要想办法自己编写，还让学生直接阅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和诗歌。这样的做法，让我同时也打下近、现代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但是我只把文学当历史教材，没有考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1970年代，我初读鲁迅的《野草》诗集，才意识到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另一方面的价值。
中国文革的浪潮也把悉尼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卷了进去。学生领导认为“孔夫子还活在悉尼大学中文系”，被学生报狠狠攻击的课文都偏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课文则偏向多年前的五四时期文学。他们要求我们抛弃那些古老的书，要求老师在教室里抛弃落后的翻译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还要求中文系选用中国当时的报纸，作为主要的教学资料。我们系的老师当然没有投降。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图书馆没有订购《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两报，我就自己出钱买报，了解情况，还提出安排“选读报纸”的一课，让学生享受享受。学生“享受了”一个学期以后，竟放弃了这个要求。
欧阳：你在研习中国文学期间，似乎有一个叫Ormsby的澳大利亚人教过你的中国古诗，请简要谈一下中国古诗进入澳洲、进入英语的过程。
Mabel： 那位老师并不是教中国文学的。他的名字是Robert Ormsby Martin。他在悉尼大学教的是从秦始皇到清朝初期为止的历史。他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懂中文，并且早在1946年出版了澳大利亚最早的中国古诗集的英译本。那本六页的小册就是《山水：中国山水诗的翻译集》（Shan Shui：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andscape Poems），由文艺界名气博大的米安津出版社（Meanjin Press）出版。那一代的澳大利亚诗人估计当时都看了这本小册子。
欧阳：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名叫刘渭平，好像也曾在悉尼大学教过中文和文学。请介绍一下。
Mabel： 刘渭平教授是我的老师。他完全看不起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似乎什么都知道。他并不是一般的老师，常常会带最优秀的学生去吃中饭（幸而包括我在内）。他出版的主要书籍有《清朝诗歌的发展》（台北，1970），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香港，1992）和华人在太平洋各处的历史（香港，2000）等书。我和同学（后来是同事）斯特番奥斯卡博士（Agniezska Stefanowska）合作编辑了他以英文写的自传：《浮云：位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悉尼，2002）。
欧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名叫Lo Hui-min，不知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也不知他在中澳之间起到了什么样的文化桥梁作用？
Mabel： Lo Hui-min就是骆惠敏教授。他多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与亚洲研究院当研究员，一直整理澳籍的莫里循（G. E. Morrison）的档案。1897年至1912年莫里循是英国《时报》影响力很大的记者，后于1912年至1916年间充当袁世凯的顾问。他留下的文件很丰富。骆惠敏《莫里循信件》（剑桥，1974）出版之后，骆惠敏继续在新南威尔斯州图书馆工作。据他对我说，他看档案资料看得入迷了，曾几次被锁在图书馆里面。
欧阳：你对高行健的作品是何时开始感兴趣的？
Mabel： 我是1991年在巴黎认识高行健的。头一次见面是诗人杨炼带我去他家拜访。我们聊天、喝酒、吃点心时，他竟拿出他刚出版的《灵山》，并送了我一本。之后我一面聊天，一面随便翻看这本长篇。立刻吸引我的就是《灵山》的语言，读起来很有诗意的感觉。走之前我问他《灵山》有没有英译者，他愿不愿意让我给他翻译。
欧阳：你似乎还很喜欢鲁迅。为什么？
Mabel： 我读鲁迅的《野草》里的诗好像能听到他心里最深处的声音。之后我也读了他的旧体诗，以及他1920年代、1930年代不少文章。他的文笔，就是我所喜爱的。
欧阳：你翻译过鲁迅的作品吗？
Mabel： 鲁迅的《野草》的散文诗和他的旧体诗我都翻译过，但没有出版也没有留下。1980年代初起我写了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都发表了。
欧阳：除此之外，你还翻译了哪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情况怎样？
Mabel： 我翻译了杨炼的三部诗：《面具与鳄鱼》（悉尼，1990），《流亡的死者》（堪培拉，1990）和《YI》（洛杉矶，2002）。2000年左右，我还翻译了虹影的一些诗，都在澳美文艺刊物（包括诗人欧阳昱主编的《他乡》）上发表了。如今正好翻译了一百多首虹影的诗。
欧阳：你常去中国吗？
Mabel： 差不多每年有一两次吧。
欧阳：是否仍然关注当代中国文学？
Mabel： 最近似乎太忙了，并且想要看的书太多了。
欧阳：你对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有何看法？
Mabel：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我看的很有限。每个国家都有“垃圾”作品。不看，就是了。
欧阳：你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怎么看？ Mabel： 我祝贺他。
欧阳：请问你目前是否还在做与当代中国文学相关的项目？
Mabel： 有高行健的诗集。另外还正在主编英译本《中国诗人：虹影、翟永明、杨炼》；翟、杨的诗是以前的同事翻译的。
欧阳：谢谢你的精彩回答。
写于2013年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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