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起日本遥遥落后于中国等国家和区域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的起步倒是并不晚。谈论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首先应该提到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名字——今富正巳，因为他是日本马华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为什么日本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从“台港文学”研究做起（因为本文的重点是“马华文学”，所以对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渊源、历史脉络等的探究从略），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马华文学”及“新加坡华文文学”呢？
说来话长。
这与今富正巳教授的人生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富正巳教授，1922年3月23日出生于中国沈阳（《今富正巳先生年谱》记载：满洲奉天），战时在中国接受小学、中学、大学（年谱：“满洲医科大学药学专门部”）教育，二战期间在军中服役。1943年赴新加坡，在卫生材料部任职；1944年转西贡，任卫生材料科科长；1945年3月，参加解除法军武装的明号作战，其后在包括柬埔寨、老挝等在内的湄公河流域展开活动；同年11月，乘飞机抵达河内，在司令部从事对联军的联络业务。
从以上这些史实我们可以推定，即今富氏后来在日本率先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成为日本这一领域的先驱者，跟他曾经在早年亲临过东南亚不无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他与汉语（华文）的关系。
战后，今富氏留在中国。1948年进入上海诚明文学院，学习中国语文、文学课程；1949年，移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亲聆赵景深、郭绍虞、刘大杰、王元化、贾植芳、蒋孔阳等名教授的教诲，学习中国文化，掌握了过硬的汉语本领，尤其是听说能力，这些对他日后选择“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92年5月1日，“今富正巳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通过株式会社三冬社，出版了《马华文学及其周边》，副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这标志着日本开始正式出现有关马华文学的研究成果。
不过，笔者倒是认为日本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不应把此书刊行的1992年当作起点，而是应该把十年前的1982年视为其最早的出发点，太田勇氏《序》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证明此点：
1982年的夏天，时隔36年，先生（此处指今富正巳先生，笔者注）重访新加坡，在那里遇到了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相异的“中国人”。先生说，特别是和我的南洋大学时代的友人的会餐，印象十分深刻。我认为，那时的兴奋是先生鞭策自己投身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契机。
让我们再回到经过那以后10年的辛勤笔耕而发行出版的《马华文学及其周边》上来。
《马华文学及其周边》由三部分组成：
1.马华文学及其社会
2.中国的语言、文学及其社会
3.有关今富正巳先生的资料
细看第一部分，共收10篇论文，其中近一半是“今富正巳先生论文选”，剩下的除了由汉语译成日语的王润华氏和杨松年氏的论文各一篇外，便是太田勇氏的《从语言环境看马华文学》、小木裕文氏的《战后马华文学的轨迹——以作家的意识变化为中心》、舛谷锐氏的《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等。
今富教授的论文多通过马华文学展开议论，在这里，我们剖析其中的一篇汉语论文《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地方色彩》。
“第一节什么是马华文学”，是从新加坡的方修氏和马来亚大学的吴天才氏的定义与解释衍生而来的；“第二节马华文学的分期”则主要以方修、林明水、杨松年的不同分期法进行讨论；“第三节抗战文艺和九一八”引述苗秀氏的某些论断说明九一八前后华文文学发生的变化；“第四节抗战文艺理论上的一些问题”重点围绕“南洋战时文学”、“华侨救亡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阐明今富氏的一些看法。
仔细研读，今富氏在不同的论文中反复提到作家小红1938年2月在《南洋商报》的《今日文学》副刊上发表关于南洋战时文学的文章，目的是说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地方性、南洋色彩之由来已久。
与此相似的现象是，他在几篇论文里反复强调欲回归本土的“求心力”和想归属当地的“远心力”（详见《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地方色彩》、《围绕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争论——从华侨到华人，华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东南亚华人的思想意识之变化——从华侨到华人》）。虽然在表达上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措辞调整，但它们的实质性内核完全相同，来源于两个日语词汇：“求心力”、“远心力”。翻译成汉语便是：向心力、离心力。
今天看来，《马华文学及其周边》所收的一系列研究，资料显得有些古旧，方法论上不够多样，所得出的结论也有一些大同小异重复类似之处。然而，正如太田勇教授在它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是日本第一本以马华文学为中心的书”，其本身所具有的在日本马华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意义，其起到的启发、鼓励后起日本马华文学研究之先驱作用，都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二
继今富正巳教授开日本研究马华文学先河之后，立命馆大学的小木裕文氏、三重大学的荒井茂夫氏、富山大学的梁有纪氏等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马华文学研究成果，而从研究的长期性、同一性等角度来客观审视的话，在这一章里，我们应该把焦点聚集在立教大学的舛谷锐氏身上。舛谷锐氏最早正式被收进专业书里的有关马华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理应是上面提到的《马华文学及其周边》中的《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准确地说，那是他学生时代的研究业绩。
舛谷锐氏1964年生于东京，先入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学习，1990年起进东洋大学，以少数民族文艺为专业的他，接受今富教授的指导，把研究指向马华文学。他在东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攻读硕士时的主要学术成果是论文《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
该论文是这样开头的：
马华文学没有专业作家。专业呼声颇高的丁云去了新加坡，雅波以自己的书肆立身。永乐多斯兼职“明星”，瘦子更是教员和《蕉风》编辑一起干。新加坡的华人作家也不例外，流军事业成功时已近50岁方才专心执笔，以辛辣的散文而为人知晓的英培安经营着也出自己书的草根书室。尤今、尤琴等女作家，家人对她们的协助不容忽视，梁文福从音乐活动中得到的收入可能更多吧。第一版印数3000，包括再版在内有望销售数在1万左右，少之又少，名额有限。这，便是出版社愿意出版的作家们的情状。难道马华文坛只能是业余爱好者的“小组活动”？
每当问起为什么独立以后的马华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极度匮乏？当地的作家们为创作环境叹息曰：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读者。
（笔者译）
这篇成稿于1991年10月20日（见《马华文学及其周边》第175页）的日语论文，如此这般地把当时的马华及新华文坛扫描一番后，才把目光朝向它要点描的吴岸。
该论文把吴岸的原名、生年等基本情况介绍过后，大段引述杏影对吴岸早期文学活动的评价；吴岸从1958年起曾经5年担任古晋华文报纸《新闻报》文艺副刊《拉让文艺》的编辑工作，该论文又引用吴岸自己的话来加以说明。接着，按照时间顺序，该论文提到吴岸的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日译了其中的《血液》和《祖国》；接下来又翻译了一首《达邦树礼赞》；然后提到吴岸的第三本诗集《我何曾睡着》，又在其第四本诗集《旅者》里选译了那首写于北京站的著名诗篇；最后的结语是“马华文学的现状与吴岸”，论及1990年代出现的以旅台为多的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的关系，而对吴岸的文学观又引用其发表在《拉让江文学季刊5》上的《马华文学的再出发》（1990年）中的文字加以解说后这样写道：
吴岸的著作如下。（后略）
（笔者译）
在1990年代的初期，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者能收集到如此多的资料，并能把它们整理成论文公诸于世，还是难能可贵的。
美中不足的是，不论是前后左右对马华以及新华文坛的扫描，还是对吴岸本人的文学道路及其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点描，介绍的程度大于论证分析，引用引述多于自己的见解，故容易给读者留下一味迷恋粗线条勾勒的遗憾。
学生时代以及那以后的舛谷锐氏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追踪新加坡长篇华文小说的系谱，探索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关心北马的华语文学，注目《南侨日报》与侨民文学的争论，共同著述日本占领下的英属马来亚·新加坡，从现代马来文学展望马来西亚文学，还策划“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研讨会……
不过，从系统性和连续性的观点来分析的话，继论文《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之后的舛谷锐氏的马华文学方面的学术成果，应该是收于《东南亚文学的邀请》（宇户清治、川口健一编，段段社，2001年11月20日第一版印刷）一书之中的、由他本人执笔的“马来西亚文学”一章。舛谷锐氏在该书第242页里提到了吴岸及其马来文译诗、英译诗，还有和马来人作家的交流，笔者说“从系统性和连续性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指的是这一层意思。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舛谷锐氏是如何邀请读者进入《马来西亚文学》的世界的。换言之，他笔下的《马来西亚文学》是怎样一个世界？
舛谷锐氏的《马来西亚文学》由三部分组成：“解说”、“作品”、“年表”。
“作品”是日译的两个短篇小说；“年表”从1849年罗列到1999年的文学流变；所以称得上研究的也就只剩下第一部分的“解说”。
“解说”先是占一页篇幅的“马来西亚文学·解说”，简单介绍马来西亚的人口、民族、语言、文学等。
接下来是构成正文的五个小节。
第一节，“二〇世纪的马来文学”。把马来（语）文学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解说了五页多一点。第二节，“马华文学运动的指向”。这一节有关马华文学。“马华文学（马来亚华语文学），指马来半岛的华侨华人用华语进行的文学活动及其作品”（上书第234页），在这一节的开首处，舛谷锐氏如此定义马华文学。接下来从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谈到1920年代末的“南洋色彩文学”，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争论谈到“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消长。信息量倒是不少，但跟占五页篇幅的“马来文学”、占两张半篇幅的第三节“淡米尔语文学的流变”相比，仅仅用不到两页的篇幅来解说历史悠久、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的马华文学，整体比例上似乎有些失当。
第四节，“如何把民族问题题材化？”在这一节里，舛谷锐氏解说的是由民族摩擦引发的文学上的“敏感问题”。第五节，“通往马来西亚文学的磨炼”。在这一节中，舛谷锐氏先解说华人对“国家文学奖”的不满，接下来写道，“但是，‘马来西亚文学’也好，‘马来西亚民族’文学也罢，在它被创造出来之前，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下面介绍八十年代以后的几个动向”，介绍完后的几句结束语倒是有些意味深长：
据闻对马来人来说“马来文学”与“马来西亚文学”没有什么区别；看看马来文学对立马华、淡米尔文学这一式子，就会明白若欲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马来西亚文学，似乎还需要许多时间。这期间，我们这些外界的观察者的存在应该是有意义的吧。
（笔者译）
正如出版这本书的段段社在它的出版指南上所说的那样，《东南亚文学的邀请》是“由第一线的执笔阵容写就的日本第一本东南亚文学入门书”。出于“入门书”的性质，舛谷锐氏执笔的《马来西亚文学》部分介绍多于论析就有些在所难免了。然而，其字里行间时而出现的像结束语那样的警句般文字，倒是不无耐人寻味之处。
三
在这最后一章里，不揣冒昧地谈谈笔者的马华文学研究。笔者的马华文学研究与上述的日本学者们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笔者的研究方针是：新资料、新对象、新方法、新发现。一言以蔽之，进行目前在日本乏人问津的马华文学部分的研究。
为了走一条有别于上述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者的殊途，笔者选择了一个与他们迥异的出发点——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格局定位马华文学，在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中把握马华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去观照审视马华文学。
笔者从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最初的研究目标是大陆出身、美国留学、台湾投稿的严歌苓，注意到在她大红大紫后的研究纷纷把目光投向其近期连续不断的获奖作品而往往被忽略不计视而不见的她留学美国艰苦创业时期前后的诸多作品，在日本用日文写下了第一篇严歌苓论：《旅美华文作家严歌苓的文学》（见《境外的文化》，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版，第90-127页）。
在研究严歌苓的过程中，发现有人把她和马华作家黎紫书相提并论，于是，就找来她出版的那几本书读起来，不知不觉间被深深吸引进去，于是也就有了论文《华文女作家笔下的同性恋世界——以严歌苓、虹影、黎紫书的作品为中心》（收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五辑第127-134页）。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之所以研究马华文学从黎紫书起始，是笔者在她那里发现了完全汉语环境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外的作者也能实现那么别致的华文表达，也即，同样使用汉字却又是那么不同于中国大陆、台湾的语言表述习惯、词句排列组合。这，理应是一个作家之所以被称为作家的地方，从更大更远的范围角度来说，还应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理由和条件。
推开黎紫书这扇阁楼之窗后，笔者进而阅读起张贵兴的一系列作品。
提起张贵兴，一般都马上会联想到他那些《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吧。笔者研究张贵兴的基本动因跟研究黎紫书是同样的：他有着与中国大陆、台湾的作家们笔下没有的文字个性、内容安排。不过，在研究张贵兴的时候，还是取与先行研究不同的路数，没有像许多论文那样把目光放在余家同在扬子江队员血染战场的时候同女战士陈宜莉在丝绵树根下一个洞窟中性交的“经典”场面等上，而是注意到迄今的张贵兴研究里几乎不被论及的《顽皮家族》，写出了论文《“下南洋”的文学书写——张贵兴〈顽皮家族〉与杨金〈下南洋〉的比较研究》，发表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七辑（第24-41页）。该辑前言有关本文的评论如下：
杨晓文的《“下南洋”的文学书写——张贵兴〈顽皮家族〉与杨金远〈下南洋〉的比较研究》一文信息量非常大，作者从两位作家的“下南洋观”、“经历感受”、“书写策略”以及抗日背景等方面对张贵兴的《顽皮家族》与杨金远的《下南洋》这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切入角度独特，结论令人信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忘记交代自己写作这篇比较文章的动机，乃是出于欲填补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对“下南洋”这个主题研究的空白，对于推动日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与“下南洋”紧紧相连密切相关的是“热带雨林”书写，张贵兴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说明了这一点，他自己也有《重返雨林》的自白（见台湾联合文学版《猴杯》的“自序”）。
然而，对于“热带雨林”书写，我们同时也应该倾听住在台湾遥想雨林的张贵兴以外的声音：
台湾作家也曾处理婆罗洲题材，终究似花非花，隔靴搔痒，有时还掺杂色素。中、港作家似乎不晓得有婆罗洲这片全球第二大的原始森林。“婆罗洲系列”与本书作者杨艺雄，在华文出版与阅读世界，因而有了明确定位：本土和原汁原味。
虽然以上论述中不无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读完杨艺雄的《猎钓婆罗洲》后会发现傅承得所说的“本土和原汁原味”绝非欺人之谈。综合上述各种观点要素，笔者已经写出、并在进一步修改论文《当热带雨林出现在文学中》。
最后来谈我正在研究的梁靖芬。
之所以选中梁靖芬为最新研究对象，是因为《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里并没有收进活跃于当代马华文坛的她（这其中有许多原因可寻：《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编于1998年，而按照书中第6页写着的录取进传的条件之一“必须有质与量的作品的作家”来看，当时她的文学业绩有些欠佳等），但《亚洲周刊》（2007年7月8日，第70页）上却用一整页登载了《梁靖芬从艳丽到自然》，另外，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系列而出版的《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仅收录的12篇论文5篇评论中就有一篇是《水流风过：读梁靖芬〈梦寐以北〉》。如此这般，梁靖芬在马华文坛的定位就成了一个让人感学术兴趣的问题。笔者目前研读了她出版的两个单行本：《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年），《朗岛唱本》（星洲日报出版，2011年）。对前者的评价是：作家之作；而通过对后者的阅读引发笔者对作者的印象，如果引用该书第130页上的字眼来说明的话，就是：写手。
不过，紧接着的一页里的一段话倒是有些分量：
万物开篇总是模糊而取巧的。但是不要担心，耐心一点，不要给他们太多意见，他们会出现的。只要继续经营下去，养出个节奏与默契；像子宫里的胚胎与血水。
所以，笔者并不担心，只是关注，更有耐心，目前并不急于下结论，等待着梁靖芬的据说是要出版的第三本书的出现。然后，在日本开始对马华文学的新的一轮的研究。
①在“第四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以《日本的马华文学研究》为题发表了学术报告；在发表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就“马华文学有没有专业作家？”这一问题，马华诗人李宗舜先生和立教大学舛谷锐教授之间进行了学术辩论，但当时并没有达成学术上的共识。笔者认为，二位的学术分歧根源于双方对“专业作家”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②③舛谷锐：《拉让江畔的诗人——吴岸点描》，《马华文学及其周边》，东京：三冬社1992年版，第161页；第173页。
④《东南亚文学的邀请》，宇户清治·川口健一编，段段社2001年版，第242页。
⑤《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七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⑥笔者对此处的“色素”，有自己的理解。不过，参加“第四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就此问题与傅承得探讨，据说是指台湾徐仁修所著《赤道无风》（蛮荒之旅（5）婆罗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色素”的“色”亦用来指“有色眼镜”的“色”。有关徐仁修所著《赤道无风》，笔者另有看法。
⑦傅承得：《五年猎钓杨艺雄》，杨艺雄著《猎钓婆罗洲》，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⑧梁靖芬：《朗岛唱本》，星洲日报出版2011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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