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陈瑞琳

　　王亚丽，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10年的春天。我应邀去她任职的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课，讲的题目是“当东方遇到西方”，即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战谈到海内外文学的挑战。会后，亚丽告诉我，她正在陕西师大就读在职博士，论文已经开题，她的心愿就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北美的华文文学。我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感动和惊喜，仔细端详着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年轻女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燃烧，身心里有一股坚定的顽强，多么像二十多年前走在校园里的我！一时间百感交集。

　　时光回溯到1989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首次斗胆开设《台港及海外文学》选修课。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犹如一股清新拂面的春风，立刻吹皱了当代文学的一池春水。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阶梯教室，他们激动地告诉我：“在西北的所有高校中，您是第一位开设这门课的老师！”走下讲台，遥望天地悠悠，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在手持一柄星火，等待着有一天野火燎原。

　　1990年，我将自己那一年草创的“教案”收入在了《中国当代文学》（雷敢、齐振平主编，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九编中。在那一刻，我有一种预感：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当代学坛的一门“奇学”，甚至发展成一门“显学”。这丛奇妙的火焰正在从东南沿海的学界燃烧过来。而我的心里也正在孕育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地处周秦汉唐的大都西安，也必将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内陆重镇。在这片泥土厚重的土地上，将屹立起一代放眼世界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穿越时空的锐利目光，将东西方的文化长河打通，并架构起新的文学桥梁。

　　时光终于到了2012年，怀着多年的梦想与期待，我读到了王亚丽博士的这部《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专著。作为陕西师大文学院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博士论著，虽然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让望穿秋水的我依然是激动不已，依然是感受早春的那般惊喜！感谢她的导师李继凯先生，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资深学者，敢于放手，给自己的学生一个广阔飞翔的空间，让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扩展到一个崭新的领域，实乃学术胸怀的壮举。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可谓是中国当代学坛新兴的也是最年轻的一门社会科学。说它是一门“奇学”，是指它在学术的内涵和外延上正在迅雷不及掩耳地扩展和延伸。与此同时，这门学科正在为中国的当代文坛产生双向交流的现实意义：其向外的意义是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向内的意义则是借鉴性地引进海外的新文化。宏观地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有两个凸显的研究重心，一个是对中华文化的纵向传承，另一个就是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

　　著名学者刘登翰先生在他的《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中曾指出：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即“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有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这样正可以形成一个可以对比的差异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这段话正是点出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首先面临的正是区域性特征。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澳华文学等，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但也都具有着例如“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都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演变过程，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同时也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进行着失语的抵抗，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着面临多元文化的优势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和海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特别是在表现他们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不同地域、族裔、社会、文化领域的独特内涵时，就产生了极其宝贵的关于“离散与边缘”的美学理想追求。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不断创造和成长，美华文学的研究日渐凸显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可惜在美国的高等学界，多以英语文学为其主要研究课题，华语文学则被列为少数族裔文学，因而很难进入学科研究的重点。正因为此，美华文学的梳理和研究亟待发掘和整理。欣喜的是这个庞大的崭新课题如今正在国内的学界逐渐展开。

　　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性贡献，王亚丽博士在她的著作中做出了非常清晰的整理和论述。她以极其宏观的视野，精确地把握了中国对世界的早期贡献、华工对美国的贡献、现代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台湾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大陆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等。尤其是她在纵向的研究中，看到了北美华文文坛发展长河中的三个主要浪潮，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北美“新移民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收获。

　　在王亚丽的整体论述中，她抓住了海外作家“边缘书写”的精神特质，找到了“文化认同”的内在通道。特别是能够从历史的渊源脉流上梳理出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的意义，达到了当今华文文学研究崭新的理论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方面在剖析异质文化的内涵冲突，一方面深刻地阐释了家园记忆的原乡想象和故国书写。与此同时，她创造性地发掘了在“性别意义”下完全有别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对男性作家的分析非常独特到位。她甚至还涉及“城市书写”、“唐人街的文学意义”这些极具学术挑战的新领域，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令人敬佩的是，在此书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联想和对比资料，从而使得她的思考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在丰富的立体结构中具有了逻辑判断的力度。让我更感动的是，作者由于阅读资料的翔实和广阔，有关“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浪潮，“海外新移民文学”逐渐成长壮大，尤以北美文坛阵容最为强大。仅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大陆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0多万人，而以北美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据统计，整个美国的华人人口目前有270万，大陆新移民的比例已占到三分之一。正可谓百万大军乘桴于海，移植到异国他乡。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他们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自身经历，沧桑深厚的文化印痕，扑入一个全新的国度，其中的苦乐悲欢纷纭复杂、跌宕起伏。因为时代的变化，他们比诸上一代作家，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哭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闻到了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观览到新一代“地球人”的视野与胸怀。

　　在王亚丽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中，她特别注意历史的纵向线索以及横向的基本脉络。她除了系统地研究了北美“草根族”文学的奠基，以及台湾版的“留学生文学”，大陆版“新移民文学”，还看到了来自近、现代文学史上海外作家的先声。近代可追溯到黄遵宪、容闳、梁启超等，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则大多数都具有海外经历的情结。如当年留学欧洲的作家：徐志摩、老舍、巴金、林徽音、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戴望舒、许地山、钱钟书等，他们不仅在海外有精彩的创作，而且从欧洲带回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思潮流派。当年留美的作家则有：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曹禺、闻一多等。胡适从西方拿来的新文化火种，正感应着“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他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个世纪。另外构成现代文学的一部分重要作家就是当年的留日学生，他们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等，海外生涯及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已为历史所公认。

　　我的思绪又回到2012年的春天，我和亚丽坐在古城西安环城南路上的一间茶馆里，竹门竹椅，茶水最后喝到没有颜色。我既为她欢喜，也直面向她指出不足，比如对北美“草根文学”的研究上有明显资料上的缺乏。还有，关于北美的纪实文学、网络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等领域都还关注得不够等。但我相信，她的学术架构已经建立，这些都是有待加上去的砖瓦，未来都可继续“穿越”和“跨越”。

　　惊回首，看百年耕耘，百年沧桑，百年孤独，百年收获！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对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中递进式成长，对内则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它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海外华文作家，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门槛，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新的历史造就了新的一代“乘桴于海”的中国人，就必然造就新一代的移民文学。

　　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文化磨合与融合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综观全球，正是因为移民浪潮的归去来兮，一个民族才得以迅速地吐故纳新，不断强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华文文学，将写下更加绚丽的篇章，也有理由期待王亚丽的北美华文学研究再结硕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