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贻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主要是2012年11月在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的结集。尼采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出版物里是在1902年，也就是说，2012年是尼采的名字进入中国文化圈的110周年。南洋理工大学重视文化传播交流的研究，以“新丝绸之路”为大学的四大支柱之一。“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得到支持，并非偶然。

　　这次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者按所在院校，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洲、斯洛伐克、奥地利及新加坡本地，其中多位是国际知名的“尼采在中国”研究专家和开拓者，更多的是新近取得突破和成果的研究新进。会议规模不大，应邀参加的学者原为12人，闵抗生临时因病不能出席，宣读论文者共11人。会议分四场，一场“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场“尼采在中国：翻译与文学”，两场专门讨论“尼采与鲁迅”。由于会议规模不大，宣读和讨论时间充裕，因此大家交流很深入，也很尽兴。会后，大家决定扩大邀请海内外专家供稿，但由于时间仓促，有些专家已经没有跟进这方面研究，又或者联系不上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这只能怪组织者考虑不周，错失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实在非常遗憾。

　　高利克的《我的〈尼采在中国〉四十年》一文，回顾了他先驱之作《尼采在中国》发表后的研究发展，以及他推动这项研究的各种努力，有学术总结，有亲身经历，有个人感受，可以作为这本文集一篇很好的导言。高利克近年的研究重点其实已转移到基督教和《圣经》。这次能够请到他与会，实是十多年前的学术承诺。对于他，似乎已成了一次总结，一个句号。

　　在“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组中，梅贝尔·李（陈顺妍）作为推动“尼采在中国”研究的先驱之一，也是高行健的翻译和研究专家，她的《高行健对尼采的对立态度》一文是理解高行健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尼采热”很重要的文章。高行健的尼采似乎更靠近卡缪的尼采。他对尼采的批判跟高利克的回顾和总结隐约有某种精神联系或时代共通性，可能会构成世界“尼采接受史”的新篇章，或最后一章。也许“尼采已死”，也许尼采真该死了。

　　黄怀军算是尼采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进，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2007），后来修订出版。黄怀军做博士后期间，仍努力开拓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这次会上提交的论文《沈从文与尼采》，是对一个几乎全新领域的开发，相当扎实。若继续下去，估计还会有更大的研究成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尼采似乎还不会死。

　　这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校英语系的沈伟赳，他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研究新加坡本地两位知名作家英培安和吴宝星跟尼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五六十年代世界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也有点鲁迅的关系，并非很直接，但沈伟赳以他对作品背景的熟悉及敏锐的文学分析，寻出这些间接影响的转折变化，为尼采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影响的研究做出了“零的突破”，功劳很大。希望这种突破今后能够继续扩大和深入发展。尼采似乎还不能死。

　　两组关于“鲁迅与尼采”的讨论，文章最多，成了会议的重点，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鲁迅可以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与尼采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二是鲁迅学的发达，是其他作家的研究无法相比的，深厚的学术积累容许更深入的学术探讨。张梦阳的《从鲁迅学史看鲁迅与尼采关系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从鲁迅研究史的宏观出发，以独立自由、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横向连结尼采“超人”与鲁迅，纵向连结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气魄很大。其中对周扬《精神界之战士》的分析，最值得一读；从鲁迅《〈狭的笼〉译者附记》引出“大旷野精神”后，也发挥得很精彩。

　　李冬木的《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缜密细致地揭示围绕着“鲁迅和尼采”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比起伊藤虎丸的“个”的偏向哲学的视野和“美的生活”论战的直接思潮背景，李冬木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信息，如丸善书店、德语在明治日本等，补充了“许多曾经存在于历史现场，并且实际发生过作用而且会为今天带来启示的细节”，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所接受的尼采有很大的帮助。但李冬木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对我来说，还在于发现鲁迅读过桑木严翼的《尼采伦理学一斑》，实在十分感激。在考察鲁迅日本时期接触到的日本尼采出版物的时候，我虽然也注意到桑木严翼的《尼采伦理学一斑》，但可惜只读到一些介绍，感觉上他也属于“温和”一派，但没有办法弄到全书，不能确定，现在知道他被“专业”哲学研究者抨击得一钱不值，正好印证了我的感觉。我把这本书排除在鲁迅阅读的范围之外，纯粹基于下面两个理由：（1）许寿裳的回忆只提到鲁迅有“尼采的传”，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一本书。在只有《尼采与二诗人》和《尼采伦理学一斑》两个选择之间，自然是选前者；（2）日本专门研究“尼采在日本”的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尚且找不到这本书，那么鲁迅读到它的可能性也就很低。显然，回忆录不可能完全可靠，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找不到不等于鲁迅当时接触不到。事实上，桑木严翼的《尼采伦理学一斑》当时就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王国维的《尼采氏之学说》（1904）就是译自《尼采伦理学一斑》的一章。

　　谭桂林的《尼采影响：鲁迅国民信仰建构思想的特征与深度》和闵抗生的《尼采：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资源》要探讨的问题有点接近，都是中国国民精神的问题，但重点和角度非常不同。谭桂林首先从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出发，归纳出三种类型的人物，提纲挈领，一下子把脉络理清，突出鲁迅“信仰”型的特征然后进行剖析。在人物对比的过程中，我特别对文中挖掘的新材料感兴趣，例如里面提到王统照有关尼采的评论，特别是向培良以尼采哲学术语为题的《永久的轮回》，就我所知，都没有人提过。《永久的轮回》虽然只是一篇写得不怎么样的小说，但以尼采的“永远重复”为一种经验，一种心理上无法摆脱的痛苦，却是比某些专业哲学家的理解高出一筹。文章还联系到尼采与佛教的问题，这在尼采研究也可以算是个热门的题目，还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谭桂林虽然用“信仰”这个具有宗教性的词语，但按他解释，也可以换成一个比较普通的词语“信念”；而佛教固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宗教，但也有论者认为是一种生活态度。指出这些也许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至少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论争，使大家集中探讨问题的关键。闵抗生阅读尼采向来非常认真，这次以尼采遗稿为依据，探讨鲁迅“立人”和“改造国民性”。尼采遗稿的翻译在中国已经起步，这对尼采研究是重要的发展，对解读尼采有很大的帮助。尼采似乎还不该死。

　　李林荣的《鲁迅尼采的踪迹意蕴》针对鲁迅的杂文，力图从鲁迅的文本本身梳理出他对尼采的看法。比起二十多年前陆耀东和唐达晖的工作，李林荣的梳理自然更进了一步。文章有不少看法很值得研究者深思。我特别欣赏他用《两地书》原信去解读《拿来主义》，“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那段名言。这是个难得的中西文化“折射”的例子。尼采自诩太阳——也可以理解为他“超人”的特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或“超人”）精力旺盛，充满创造力，必须“赠与”，而“赠与”并非学习雷锋，要舍己为人。恰恰相反，“赠与”是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的行为，也是“权力意志”的行为。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对太过理想的理论一向持保留态度，诸如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的理论等，他所理解的尼采“超人”也包括在内，作为“超人”特征的不断“赠与”的太阳，自然也没有令他信服。然而，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固然误读太阳的“赠与”为舍己为人，因而对“超人”能不断“赠与”不以为然，但他转向的却还是尼采的个人主义，还是“超人”的价值取向，而且更接近尼采精神，并非“伪影响”。“鲁迅与尼采”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全盘吸收尼采，也不在于他有没有批评尼采——批评很正常，受影响而没批评，反而证明缺乏深思反省，影响不深——问题在于鲁迅批评尼采之后所做的抉择。跟“伪影响”的进化论和作为天才的“超人”的矛盾处境一样，鲁迅似乎又一次没有跳出尼采的掌心。李林荣对鲁迅文本分析独到，很有见地，他点出的问题，都可以让研究者大做文章。尼采看来还死不了。

　　汪卫东的《鲁迅与尼采的相遇》和张克的《怨恨之思：鲁迅与尼采》两篇大作是研讨会后特别邀约的稿件。汪卫东设法对“尼采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然后认为“鲁迅对尼采的亲近基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的共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跟闵抗生的文章对着读。他的比较分析很具哲学思辨的意味，可以补充本文集哲学性问题探讨的空缺。不过，他也补充说“真正吸引他的，还是尼采言说所展现的超越性的精神强力”。尼采的“怨恨”跟鲁迅批评的中国“国民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张克曾从舍勒的角度探讨“怨恨”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舍勒的“怨恨”是从尼采那里来的，所以这次请他直接从尼采的角度去探讨。舍勒的主要著作都围绕着尼采的“怨恨”，但他不完全同意尼采的看法，有点要结合马克思的理论和基督教的精神。深受尼采影响但又批评尼采的一些观点，舍勒又是个很正常的例子。张克的探讨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阐释，这只能怪编者约稿仓促，截稿太快，没有给他充足的思考时间。要之，“怨恨”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不光对“鲁迅与尼采”而言。文集庆幸能有这个题目的文章。

　　张钊贻的《“折射”成黑色的“超人”》则是探讨尼采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尼采与鲁迅文艺创作的比较研究很少，《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也谈得不多，这篇算是一个补充。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本来想避重就轻，偷工减料，不幸在会上被人提起，只好硬着头皮补上，顺带纠正以前有关章太炎的不够准确的评论。不过这只算是提供了鲁迅的“尼采”的“周边”一些信息。自然，更详尽的信息恐怕还有待李冬木的挖掘，因为又牵涉到一个日本人，而且挖下去肯定不只一个。这“周边”的问题，随着大家“视界”的增长和“焦点”的转移，真可以没完没了，其乐无穷。

　　文集“尼采与鲁迅”部分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够请到一位研究《野草》的专家提供一篇关于尼采与《野草》的文章。原来请汪卫东提供一篇，结果收到的是另外一个题目，虽然也是不错的文章，但无补“鲁迅与尼采”部分的缺失。可惜。其实，研讨会还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来设想是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但可能是组织者人脉的局限，主要还是现代文学，至于当代则连研究信息也几近阙如。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的交流过程中，偶尔听到一些研究者评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跟尼采的联系，但真正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起步。希望只是我孤陋寡闻。

　　最后一组“尼采的中译”。在中国，尼采的译介主要都是由作家来完成，是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部分努力，所以跟文学界的关系比哲学界的关系要更密切。冯铁的《重复的〈茶花女〉方式与侵犯版权：尼采翻译在中国》和崔峰的《翻译与政治之间：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两篇文章配搭很有意思，一微一宏，可谓相得益彰。冯铁的一篇非常“微观”，只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章节的译文，真是“小题大做”，做得很深。崔峰的一篇则是“宏观”，考察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译介尼采的语境，或更确切地说，是不译介尼采的语境。将崔峰的文章和沈伟赳的对照起来读，还可以看到“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思潮，颇有意思。

　　冯铁从短短的《论三种变形》的翻译分析中，便反映出思想传播的准确性在一词一句上都会遇到重重困难，何况是整本连以德语为母语及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也不一定能完全领略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给他这本代表作这样一个副标题：“一本给所有人也不给任何人的书”（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意思似乎有点像中国一句俗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显然，他知道误解他的人会很多，但有人就是会跟他“心有灵犀一点通”，对此，他也似乎心中有数。这本书是他以“血”写成的。输血需要相同的血型。王国维通过叔本华读尼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体会《论三种变形》，在《人间词话》中以古诗词表现他所领会和得到启发的三种境界，领会之深，表现之美，已成中国美学经典片段，可以传颂千古，其与尼采契合之深切，更令人惊叹。若问他读了多少尼采，恐怕不多；对尼采的理解是否正确，也不尽然。这些质问其实对他们的契合也毫无意义。高行健的血型大概是另外一种，无论他再读多少尼采著作，多少更准确的译文，恐怕也不会改变他对尼采的生理排斥。对于这些事实，光靠传播史、阅读史是不会得到合理解释的。

　　一个小小规模的国际研讨会，能够就讨论的学术议题做出多项突破，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实在感到非常难得；作为文集的编者，有机会读到那么好的文章，也禁不住要用一句网络常用语：学习了。对于当初的开拓者来说，这次会议也许是个总结，但从与会和赐稿的年青一代学者看来，也许是继续迈步的新的开端。不光是“鲁迅与尼采”，不光是“尼采与华文文学”，不光是“尼采在中国”，实际上是整个“尼采与华语世界”，其实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题目。尼采不能死。

　　2013年5月31日

　　①自高利克《尼采在中国》（Marián Gálik,“Nietzsche in China（1918-1925）”，in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kerkunde Ostasiens,110[1971],pp.5-47）发表以来，研究者都认为最早提到尼采的是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据留日归国的修斌新近的研究，最早其实是雨尘子的《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也发表在《新民丛报》，登在第11号（1902年7月），译尼采为“尼这”，比梁启超早三个月。这是研究尼采在中国影响的重大发现，可惜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见其《梁启超的尼采认知及其功利的启蒙》，《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第68-73页。修斌留日研究的就是“尼采在中国”，出版有《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ニ チェと明治日本》（东京：星云社，2004），前述论文即根据是书第二章。修斌目前任教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②黄怀军：《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黄怀军：《现代中国的尼采阐释与思想启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部分章节亦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及其他学报。

　　④《尼采氏之学说》，《教育世界》1904年第78期，第1-12页，1904年第79期，第13-26页。文章原无署名，一般都认为只能出自王国维。

　　⑤原信跟《两地书》所收的版本不尽相同，有增有删，但关于自我牺牲与转向个人主义的内容则一致。遭删掉最有意思的一句是“除掉那一个人之外”，即许广平。对比《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卷，第253-254页；第657页。

　　⑥尼采和“超人”所“赠与”的是新的价值观，美学的，“善与恶”的，也就是制定新的标准，以此影响别人，影响社会，因此是“权力意志”的行为。

　　⑦我这里所指的也是《两地书》中的一段话。鲁迅在谈走人生“长途”遇到歧路时说：“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夺老实人食物”并非损人利己的白蚁式破坏行为，像那些只会死抱他人财货的土财主或席卷别人资金的外逃贪官。尼采的艺术创造家、哲学探索者，这些不断“赠与”的“太阳”，其实也在不断“夺老实人食物”。瓦格纳创作歌剧的过程中，就不知“剥削”、“掠夺”过他的赞助者、仰慕者多少财货和劳力。再打一个更贴近现实的比方。如果某歌星或演员真的在追求艺术的完美和创新（“赠与”的“太阳”），那么他或她不管怎样榨取他们的“粉丝”（“个人主义”），在尼采眼中也是无可厚非、理所当然的。鲁迅的“长途”跋涉者当然跟尼采的“太阳”不尽相同，但他们跟土财主或贪官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他们都是更崇高“价值”的探索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