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高行健这部新书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演讲。我听过他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德国爱尔兰根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华文盛会（新地杂志主办）等处的演讲，还和他在香港共同进行过一场题为“走出二十世纪”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时，我喜欢听他说话，那时，我和刘心武可能是他的最好听众。心武说，听行健说话，如闻天乐。我也有此感觉。出国后，山高水远，各居一方，还是喜欢听到他的声音，除了在电话中交谈之外，我还特别留心他的演讲，并搜集和阅读他的每一篇演讲稿。我喜欢听他说话、演讲，原因极为简单，因为他的谈论很有思想，而且思想又是那么新鲜、那么独到。在当下缺少思想的世界里，他的每次演讲，都如空谷足音，给了我振聋发聩的启迪。他醉心于文学，认定文学才是自由的天地，一再劝告作家不要从政，不要误入政治歧途，但他自己作为一个具有普世关怀的作家，却从不避世，而且总是直面人间的困境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既“充分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他触及的是时代的根本弊病，是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局。我曾说，有胆有识，二者兼备方能构成境界。而高行健正是这种兼备者。他身处海外，早已走出精神囚牢，得大自在，也早已无所畏惧，绝不俯就任何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既不迎合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也不迎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包括不迎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胃口），只发出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其言论的胆魄众所周知。“胆”之外是不同凡响的“识”。我把“识”分为五个层面，即常识、知识、见识、睿识、天识。他的演讲不仅处处有“见识”，而且蕴含着许多睿识与天识。我本身是个写作者又是个思想者，对“思想”和对“语言”都有感觉，二三十年来，我被高行健打动的正是他的思想与他的语言。但能进入我心灵深处的，还是他那些抵达当下世界精神制高点的新鲜思想。

　　如果说“冷观”是高行健的文学特点（这一特点使他创造了“冷文学”），那么，可以说，“清醒”则是高行健的思想特点。我本想用“深刻”二字来形容他的思想，最后却选择“清醒”这一关键词，是觉得无论是他的“冷观”，他的写作，还是他的演说，都有对世界、对人性、对文学的极为清醒、极为透彻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像犀利的宝剑，一下子穿透事理的核心，事物的本质。我常为之震撼。记得刚出国时，我还在为远离故国而彷徨的时候，他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由此，我才产生“美学逃亡”而非“政治逃亡”的思想，更是赢得告别政治牢笼的大快乐。这之后，他又写出剧本《逃亡》，剧中的哲学主题是：人可以从专制的阴影中逃亡，但最困难的是如何从“自我地狱”中逃亡。这种地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紧跟着你。这是何等清醒的思想？人贵自知之明，但自知之明绝非易事。如果不是读柏拉图，那我就会身处“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鲁迅，那我就会身处“铁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高行健，那就会身在“自我地狱”之中而不自知。现在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问题恰恰是缺少“自我地狱”的清醒意识。不知自身燃烧人性的欲望，内心一片浑浊，却要充当“救世主”并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正义”的化身。高行健的清醒，则是诉诸个人的良知，正视自身“恶”的无限可能，不以标准化、权威化的“社会良心”自居。他一再批评尼采，拒绝“超人”和“权力意志”等理念，认定这是欧洲十九世纪最后的浪漫。他拒绝尼采而推崇卡夫卡与慧能，其背后乃是他对“人”与“人性”的清醒把握。他认定，“超人”、“大写的人”并不真实；倒是回归“脆弱人”、“平常人”，正视人性的脆弱、荒诞、黑暗，才是人类“自救”的起点。

　　高行健不仅对“人性”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环境、对文化走向等，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只要读一读本书中这些演讲以及相关的谈话与文章，我们就会明白，他给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睿识。这些睿识，可概括为下述三个基本点。

　　第一，“世界难以改造”（但可以理解）。高行健提出“世界难以改造”的观点，挑战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思潮与革命思潮，而首先打破的是中国大陆流行的习惯思维和一贯性思维。高行健和我这一代大陆知识人，从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也可以说是“抱负”与“使命”。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产生的是乌托邦狂热与暴力革命崇拜，以为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甚至以为文学艺术也应该革命，而革命文艺也可以改造世界。与此相应，便在各领域中“推翻旧世界”，将前人一概打倒，将文化遗产统统扫荡。高行健是我认识的同一代人中，第一个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负，从而也放下文学可以成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只能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生存条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变历史，所以文学不应当以“社会批判”为创作的出发点。倘若以此为出发点，只会使文学降低为谴责文学、黑幕文学、党派文学、倾向性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注脚或形象转述。正是因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对政治干预文学，也反对文学干预政治。总之，认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负，才有自由。

　　第二，“时代可以超越”。认识到世界难以改造的高行健并不避世，也不悲观。他明确表示，文学应当关注社会，乃至关注种种社会问题。尽管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时代的条件与社会环境，但可以唤醒人的觉悟，可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也即时代所形成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当然免不了权力的角逐，经济当然逃不脱利润的法则，人类社会离不开这些功利的活动，但文学却可以超越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于功利活动的局外，退入边缘而成为潮流外人。这就是作家诗人能作出的选择，在时代潮流中独立不移，自鸣天籁。既不从政，也不进入市场；既不接受任何主义，也不制造新的主义与新的幻相。文学可以为时代所不容，但它恰恰可以超越时代去赢得后世的无数知音，这便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功利可以悬搁，时代可以超越，那么，超越之后作家要到哪里去？高行健又清醒告诉我们：文学应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学的初衷是什么？文学的初衷是文学产生于人类内心的需要，有感而发，不得不发。文学初衷本无功利，即无政治、经济、功名之求。文学本来就不是政治学、经济学、市场学、新闻学，因此返回文学初衷才是文学的出路。他说得好：

　　文学不预设前提，既不企图建构乌托邦，也不以社会批判为使命。文学当然关注社会，乃至种种社会问题，然而，文学并非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复杂，回到人的真实处境，才是文学的宗旨。（在国际笔会东京文学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第三，“文艺可以复兴”。尽管世界充满困境，市场无孔不入，与时髦到处蔓延，但高行健确信，文学艺术仍然可以有所创造，有所复兴，大有作为。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心灵状态。天才都是个案，并非时代的产物。文学艺术都是由个人去创造的，所谓“复兴”，也应由个人去实现、去完成。尽管世界乱糟糟，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情默默去做。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他们正是在宗教的大黑暗中，借着上帝的外壳而注入人性的内涵。也正是在雍正、乾隆文字狱最猖獗的清王朝，曹雪芹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经典《红楼梦》。高行健一再说明，文学是自由的领域，但这自由不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他人的赐予，而是自己的“觉悟”。唯有自身意识到自由，才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诗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还可以赢得内心的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只要能耐得住寂寞。

　　高行健的这些演讲和论述，如果一篇一篇认真读下来，就会明白，他关注的是文学与文化的根本，是世界大局与未来。我出国后二十多年，一直留心西方学界与思想界，觉得西方学人确实提供了许多专业的新知识与新见解，也常对某个历史事件和某段历史行程作出了理性而精彩的评说，但少有对当下世界困局与人类前景的清醒认知与宏观把握，也就是说，还很难见到类似高行健这样清醒、透彻的思想者。我读高行健时常为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豪，因为他让我看到，终于有一个华人作家、艺术家，走上历史舞台，超越“中国视野”，真正用全球的眼光与普世的情怀观察与讨论当今世界的困局，而且在那么多的领域中提出那么多新鲜的思想。高行健耗费了前半生，经历了多次逃亡，一再被批判、围剿、查禁，却仍然拥有强大的灵魂活力，又如此独立不移。2005年，我到巴黎访问他时，见到他寓所中满墙的水墨画（已在十几个国家举办过七十多场画展）和书架上几百本各种文字的高行健作品集与画集，真是感慨不已。一个质朴低调、一起从东方黄土地走出来的同龄朋友，就这样走向世界精神价值创造的高峰，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思考与作品。

　　高行健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全才，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说、戏剧、绘画乃至电影等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创新，而且不屈不挠地追寻文学的真理。他最后找到的文学真理就是真实、真诚、独立不移和对于“自由”的觉悟。难怪此书要以“文学与自由”为题，既是总题又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