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0）

　　在当代中国大陆专研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当中，古远清教授无疑是一位特立独行者。在“台湾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的眼中，古远清堪称华文文学评论界的“独行侠”。身为“右翼政权里的左翼声音，台独大纛下的统派先锋”，陈映真在台湾坚守的政治、民族立场，赢得古远清的特别青睐，他们对台湾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体察多有若合符节之处，陈映真因此推荐“要研究华文文学，你不可不读古远清”。多年来古远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尤其在治文学史上所下的功夫最为人称道。而古远清笔下的文学史又绝非仅止于中国大陆文学史，而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将“两岸四地”与“海外”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有机融合起来，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当代文学史专著接连推出，不仅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也为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与独特的学科范式：前者体现在他坚持与历史同步的“共时语境”中的书写，笔触、行踪游走于两岸四地，既博览众家所长，又敢于直面言说，将全球华人的华文创作与批评尽收眼底，打通地域和制度的阻隔，将自己的民族立场、审美尺度与现实关怀溶入自成一家的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中；后者更显示了古远清作为一位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长年在华文文学领域躬耕不辍，尤其以一人之力积累、梳理了不计其数的华文文学史料，以“私家治史”的原则分门别类、大胆评品，无疑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尚属年轻的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综观古远清的史论著作，至少有以下三个面向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当下的学者如何治当下的文学史，在阐释当代作品的创新品格时如何披沙沥金，遴选当下的经典作品？这本是中国大陆写作当代文学史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次次“重写”的冲动基本源于此。但当将台湾、香港这两处与大陆在政治制度、历史进程截然不同的地方文学史纳入考虑之后，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因此增添了新意，特别是将大陆与台港互为参照时，这一问题尤为引人深思，而古远清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是其中的佳构。

　　其次，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无一不是“私家治史”的成果，尤其注重的是“新诗史”和“批评史”，在《台湾当代新诗史》和《香港当代新诗史》中将新诗和批评的发展融为一炉，展示了独特的诗歌争论史，形成了古远清自己的“审美、政治与文化交融的言说空间”，这一空间容纳了他对文学的感悟，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和对中华大文化圈的向往。

　　最后，古远清兢兢业业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两岸四地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以及他在写作当下和当代作家的时时互动，让自身融入了当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私家治史的书写者，面对的是未成定论的当代和层出不穷的史料，虽有时间的紧迫，却享有品评的自由，虽有参与其中的成就，却少有阐释经典的机会，此中的收获和遗憾让我们思考“历史中的书写与书写中的历史”带来的迷思。

一、两岸三地互为参照的当代文学史写作

　　有鉴于此，古远清著当代文学史始终关注的问题是：在大陆已出版多部当代文学史的情况下，如何写才能体现自己的风格？而相对于大陆学者都已熟悉的大陆当代文学史，怎样另辟蹊径，在台湾、香港这两处尚为大陆学者陌生的领域披荆斩棘，不仅为台港的当代文学理论着史，更将这两种“边缘或独特”的当代文学整合进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谱系？古远清在扎扎实实地埋首于以作家为单位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以长年的史料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将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相互借镜发明，形成互为参照的价值体系，由此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增添了新的维度。如此以来，将两岸三地文学比对研究的学者能够提出新的问题，直指大陆学界的某些盲点。

　　比如刘俊、赵稀方等学者在谈到扩宽学术视野之后，大陆学界热衷的“启蒙”和“旧文学”问题在台港变得截然不同，相对于这些问题在大陆较为单纯的考虑和大致线性的发展的方向，当置于台港语境中，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重新思考——“殖民地时期的启蒙者是谁？被启蒙者又是谁？启蒙什么？启蒙以何种方式进行？……而在殖民地台湾对旧文学的坚持，是有其维护中国传统、反对日本同化的积极意义。”这些因改变观察角度、两岸互为参照而产生的新问题正是古远清的关注点所在，他如此描述两岸三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不同特色：

　　从基本途径看，海峡两岸都主张为政治服务，如大陆认为文学评论应为阶级斗争服务，而台湾在1950年代提倡文艺为“反共抗俄”服务，虽然在后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正。而作为公共空间的香港采取的是充分自由化的做法，那里没有政治上的图书审查制度，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乃至两岸都不容的托派研究鲁迅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从评论方法看，大陆评论家长期使用的是社会学批评方法，或强调历史的方法和美学的方法相结合。而台湾的评论家或者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武器，或者运用西方新批评方法，当下是后现代、后殖民满天飞。在香港，其文学实际上是华文文学。虽然英国人统治了很长时间，但还没有形成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文学及其文论。在他们那里，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属于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多采用比较方法评论作品，也有一些学位高、水平低的人，写的文章以艰深文饰浅陋，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工作者对它也不感兴趣。

　　将两岸文学与批评的不同特色巨细靡遗且形成规模地展现出来的是《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在这本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中，古远清“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这对我们思考两岸文学不无裨益。古以政治维度切入两岸的文学史，绝不等于在从前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年代，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的庸俗的文学社会学写作，而是承认文学与政治的辩证与互动，正视当代两岸政治对各自文学的制约与影响，尤其当我们研究台湾、香港文学的时候，政治理应是不可或缺的话题。台湾原属中国的一个省份，而台湾文学也大致可相当于大陆某个省份的文学，但何以能在中国众多省份的文学中脱颖而出，在大陆文学史中能拥有自立篇章的地位？这当然源于台湾特殊的政治与历史原因。黄锦树将台湾当代文学描述为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境外状态，并指出“两岸三地这一措辞里，岛与大陆之间体积大小之不对等到那样的程度而竟可以并列，只能说凭政治与历史的庞大象征意义支撑着。对大中国而言，两座岛一定程度地标示了一种尚未完成的过去：即使在香港漫长的殖民历史终结之后，殖民境遇让它形成一种异于中原的自我，一种深刻的境外感。”由此，古远清对两岸文学的“政治互动”大致以时间为序，梳理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全书分为四章，分别是“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1949～1979）”、“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发展（1980～1987）”、“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1988～1999）”和“‘阿扁时代’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2000～2007）”，以及结语“马英九主政台湾后两岸文学关系前景”。

　　古远清在此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的这项研究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部非传统型的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的发展过程。”准此，此书不以文学内部研究见长，而是围绕一个个文学现象展开文学的外围研究，多以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角度解读当时颇有争议的现象。古远清在这里以台湾文学、文化界为主体，将大陆发生的文学、文化现象（很多是与台湾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发生的）并置，在对比中突显两岸的异同，“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一部多元的文学史即一部多声部的文学史，尤其当处理台海两岸文学关系时，这样一部文学史固然应坚持作者一贯的民族立场，但必须尽量客观地对待两种制度下的文学生态，尤其对于台湾文学，蓝营、绿营的文学状况不能偏废，唯有如此才能尽量全面公正地了解两岸的文学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两岸文学界对同一对象的争论也成为此书必备的话题，“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这一篇即为其中一例。古远清在其中以自己为例，说明两岸学者如何就同一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有“南北双古”，即古远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继堂。台湾诗评家萧萧撰文《大陆学者拼贴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批判古继堂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在和台湾学者争夺对台湾文学的诠释权，萧萧为维护台湾文学的独立面貌，指出“台湾新诗与中国新诗的不同，将会如同美国诗与英国诗的殊异”，由此文学之争变成政治之争。与此类似的还有关于台湾文学的定位，台湾文学是中国的边疆文学还是主流文学之争。古远清指出“两岸关于台湾文学诠释权之争均以民间对抗方式出现，官方极少正面干预，但这种学术之争无疑有各自的政治后盾。就是台湾岛内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论争，也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话题。”从文学现象看到政治背景，从台湾问题衍生到统独之争，不仅体现了作者“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的理念，而且具体展示了其文学史中两岸文学互为参照的特色。

　　从政治维度切入文学研究的个案是两岸都熟悉的陈映真，古远清详细叙述了陈映真如何在当年台湾的白色恐怖中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左派书籍，甘冒牢狱之灾甚至生命代价收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深信不疑，这当然与台湾当年国民党的恐怖政治有关，而处于政治高压下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信念也颇为符合陈映真的秉性。通过陈映真的个案研究，古远清不仅廓清了陈映真本人在台湾如何师承鲁迅的光辉旗帜，也反映了当年左翼文学和共产主义在台湾的读者接受情况，在如同大陆文革的疯狂年代里，白色恐怖中的台湾也有人人惧怕“警总”的岁月，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陈映真的文学才华和革命情怀得到姚一苇等长者的欣赏和同情，但陈映真觉得实际行动比纸上文章来得更有分量，因此古远清告诉我们陈映真1968年夏天的被捕入狱“不是某些人传说的是他组织了学习鲁迅、毛泽东著作小组，而是他把革命实践看作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组织了民主台湾同盟”。

　　探勘大陆与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现象还可以鲁迅研究为例，集中体现香港的鲁迅研究的是古远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一书。此书将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半期的香港文学批判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孕育期：50至60年代”、“转型期：七十年代”和“蜕变期：80至90年代前半期”，每个时期都有香港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从五十年代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到七十年代多元化的鲁迅研究，到八九十年代王宏志的鲁迅研究，每个阶段的鲁迅研究带上了各个年代的特点，而古远清不忘将每个阶段的香港研究与大陆研究加以对比，反映相同时间段内两种社会体制对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五十年代，曹聚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写出《鲁迅评传》，“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这在当年的政治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古远清把曹氏的研究置于当时的大陆和台湾对鲁迅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中，指出曹氏的得与失。到七十年代，香港的鲁迅研究进入多元化，古远清详细叙述了“围绕鲁迅评价的一场论战”，逐一列举胡菊人、张向天、一丁、博蒙、竹内实等人对鲁迅的看法，让读者充分了解当年的香港文坛如何从多方面解读鲁迅。而古远清对张向天、一丁、东瑞的介绍和评价，是大陆学者少有涉足的，可见作者的史料收集功夫。时至八十年代，香港学者王宏志从更个人化的角度研究鲁迅，古远清对王氏的左联和鲁迅研究给予充分肯定，看到了王氏的研究与大陆的联系和差别。此书可说是在香港文学批评史领域的拓荒之作，史料丰富，论证充足，但也瑕瑜互见，诚如香港学者陈炳良“这本书主要在汇集居港名家的评论。作者对批评背后的理论并没有发掘、梳理和印证。”

二、多维度的诗学空间

要研究中国的新诗，台湾新诗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的新诗道路和流派，在1949年后出于政治、文化等原因，在中国大陆遭到拦腰截断，反而在台湾生根发芽，一大排台湾诗人或赞同或反对五四的新诗品格，其中的传承关系，尤以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诗歌最引人思辨，经历时空的旅程之后，在台湾以新的面貌登场。1949年前的现代派诗人以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最为瞩目，路易斯只是其中的无名小卒，但日后更名为纪弦，在台湾诗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创办《现代诗》期刊，成立现代派，提出新诗的“六大信条”，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为口号，鼓吹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将自己的现代诗与1949年前的现代诗划清界限。与纪弦的主张相反的台湾诗人和诗社所在多有，比如“杨牧：传统精神的现代中国诗”和“拥抱传统，但不排斥西方”的《草根》诗社，各个诗人的成长轨迹，各种诗派的发展脉络，各类观点的交锋论争，都在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得以详细叙述。

　　此书大致以台湾解严为界限，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涵盖大约30年的时间。作者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离不开政治，指出每个时期的新诗创作都与台湾的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为一些章节设置了政治意味明显、火药味十足且耐人寻味的标题，诸如“戒严寒流，诗花战抖”、“结党营诗，论争不断”、“掺有毒（独）素的政治诗”、“轮番炮轰‘大陆的台湾诗学’”，及结语“在‘蓝天绿地’笼罩下的台湾诗坛”。

　　古远清在此书中建构的“诗学空间”将新诗的发展和批评的演变融为一体，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批评”不分家的研究路数。不仅如此，作者的审美标准、政治诉求、文化视野和民族立场让这一空间做到了“思、诗、史”的融合，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感悟，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和对中华大文化圈的向往，为当代的台湾新诗做出有力的见证，这正是作者本人对此书的定位之一：

　　为台湾新诗发展作证，或曰提供“证词”，证明某些人试图让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是一种迷思或迷失；尤其是新世纪的诗坛，一些台湾民族主义者扬弃1980年代早期或以前的中华民族情感，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诗人，并在诗作和诗论中重写自己的国族认同、文学认同，这种现象就很值得记载和评价。

　　落实到具体分析，《“台湾诗，中国诗？”》这一节引用了某些台湾诗人和评论者对所谓台湾诗的定义，针对这种定义，叙述了统独两派发起的争论，并举出一首台语诗为例子，说明台语诗为什么难以推广。

　　结语《“在蓝天绿地”笼罩下的台湾诗坛》回顾了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坐标和台湾坐标相互对立的两个诗派，前者以“创世纪”和“蓝星”为代表，坚持的是“中国意识”，之后提倡“大中国诗观”，后者以“笠”为代表，以台湾文化尖兵自许，主张摆脱中国或中华的阴影，强调从乡土本土出发的台湾经验。尽管两派针锋相对，但古远清告诉我们，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改变，蓝绿阵营既对抗又交融，相互的辩驳、参照、你来我往构成了台湾诗坛争论不休的主线。文章详细叙述了蓝绿双方阵营中的诗派、诗人、诗社、诗刊的演化，辨析了中国意识、台湾意识的来龙去脉，其间穿插新诗作品以为佐证，以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台湾诗坛如何受政治的影响，为新诗解读提供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的角度。

　　正如古远清自己所说，“台湾新诗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部诗歌论争史”，作者在“轮番炮轰‘大陆的台湾诗学’”这一节现身说法，以自己编著的《台港朦胧诗赏析》为例，加上大陆其他学者的诗学著作，说明台湾学者如何评价大陆学者的台湾诗歌研究，一方面反省大陆学者的缺失和局限，另一方面对台湾学者的偏颇和责难一一作出响应，对双方的诗歌批评都予以较为全面的评价，而这正体现了此书的独特价值：

　　本书与同类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花了相当篇幅从动态考察诗歌现象、诗歌论争以及诗歌理论批评发展的总体特征，总结诗论的经验教训，深入考察各种派别诗论家的得失，指出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古远清为两地新诗撰史的顺序之所以先有台湾再有香港，是因为台湾的诗人群体远比香港的要庞大，台湾的诗歌流派远比香港的要多样，台湾的诗歌论争也远比香港的要复杂，先以台湾为基础，做成详尽的参照系，撰写香港的新诗史会更加有的放矢。而台港同属大陆的边缘地带，与大陆的新诗比起来，这两地的新诗或许有更多的相似，因此古远清的这两本地方新诗史不妨等量齐观，找出两处的交集加以比较。作者对它们的关联性有如下说明：

　　台湾、香港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相似历史遭遇。在地理位置上，两地均属大陆的离岛。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地均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主旋律”。他们的新诗比起内地新诗来，有太多的同构型。何况作为跨文化城市的香港，那里有不同背景的文化经验共存和交汇，比如在台湾诗坛颇为活跃的叶维廉、余光中等人，便是香港诗坛的要角。

　　具体而言，作者以“不同诗学观的交锋”这一章详细讨论了台港新诗的关系，梳理了“港台新诗的交迭和冲突”的脉络。这种时而冲突时而互补的关系起源于现代诗或现代派。究竟是香港的新诗受过台湾现代诗的哺育，还是台湾新诗受香港现代诗的影响，学界有不同看法，古远清未下定论。古分述了港台新诗的创作和理论如何交流和影响，前者如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因为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影响而形成的“余派”，此派成员奉行只做不说的策略，口头上否认自己的余派，但在创作中又甘当余派；后者如台湾诗人覃子豪的诗论成为一些香港年轻诗人的模板，而香港诗人李英豪的诗论则在台湾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台港新诗相互交迭的最佳例证之一莫过于香港学子求学台湾，之后两地奔走，以有相似倾向的作品互相取暖。那么港台新诗交流的“蜜月期”何时结束的呢？古远清认为是由于大陆改革开放，香港诗坛与大陆诗坛开始了愈加频繁的来往，其便利程度大于之前与台湾的交流。通过比较台港两地的新诗创作和理论，作者不仅指出双方的共同之处和不可替代的互补价值，也论述了两地诗人在世界观和文学观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互相之间的争论在所难免。作者罗列了双方诗人发表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双方诗刊的你争我夺，古远清对这些繁复细节的考证一直是其学术的重点。

三、历史中的书写与书写中的历史

凭着私家治史的热情、兴趣和坚韧，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规模，包括《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台湾当代文学事典》、《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澳门文学编年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等，故而有人称其为“古远清现象”。对这一现象，褒贬不一，作者自己也多有思考，但依然以“史”为名，反映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学术追求：

　　写当代史，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扫描。有人说当代不能写史，这种史只能称作文学概观。出于对当代事不成史的反弹，本书（指《香港当代新诗史》）特以“史”字做书名，这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得庄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阻“做不了古典做现代，做不了现代做当代，做不了当代做港台”的流言，证明“做当代文学没有学问”说法的荒谬。

　　

　　历史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那是写的历史。历史学家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这就是写的历史。它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模本。写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的认识，并不就是本来的样子。古远清现在做的，是后者，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书写。它从史实出发，表达的只是作者主观的见解。作为读者，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一部“信史”。我们也深知这很难，但即使只是古远清自己的表达，我们也将受益。

　　谢冕先生的评价正说明“历时性”的书写与“共时性”的书写有何不同，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无疑属于后者，置身历史发生的当下进行速写式的记录，与时过境迁以置身事外的心态来回顾当然会有诸多差别，而且书写者所处的位置和所能调用的资源都对其笔下的历史呈现有程度不一的影响，因而历史书写者的亲身参与、现身说法让这段历史具有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和鲜明的主观判断，于是在“历史中的书写”与“书写中的历史”之间形成了微妙的辩证，也为他本人与读者带来了些许迷思。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观与个性从何而来？他拥有怎样的学术平台，坚持怎样的话语方式？

　　古远清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讲述自己钻研华文文学如何苦中作乐，二十多年来可以享有不为教学工作量而奔忙的“特权”，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名副其实的专业读书人。甘于寂寞的书斋生活不仅给他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也让他和文坛、学术界保持一段距离；但与此同时，他遍访学院诸君与创作中人，每逢出国离境之际，在相互交流中得到一些尚不便发表的文坛掌故，对他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虽然古远清将自己定位为趋向开放而非教条的评论家，但他也不忘反思他人的评价，他在研究台港文学时也许过于强调自己的此案立场，有意无意中忽视了彼岸的特定语境，和古继堂一道被人诟病为“拥抱教条马列主义美学残骸的学者……典型的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传统派”，也因为时代和政治制度的隔膜，在谈论台港文学和历史时，他难免出现一些硬伤和对某些枝节问题的不太必要的纠缠。例如他对汉字的简繁之争的看法，反倒说明他认识这一问题的盲点与过于主观的臆测，方块字绝非只是交流的工具，而是见证中华千年文化演变的传承。要说中国文化如今所剩不多的独特性，或许只有体现汉字审美的书法艺术。

　　又因为大学职务之便与本身的学术积累，古远清常常受邀赴台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他每次出境广猎资源，不懈地追赶历史的脚步，因此方能在台港学者（尤其是香港学者）之前写出理应由他们先行出版的文学史。但如此迅速的写作，固然为见证时代做下了脚注，却透露出古远清并非特别看重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汲汲营造自己的学术体系，但私家治史的理念虽然让他得以自由发挥，却难免有所偏颇。朱寿桐在为他的《台湾当代文学事典》作序时，指出“古先生在这部事典中将台湾的大陆文学、探亲文学和三三文学现象等都定义为具有中国意识的文学，将老兵文学定义为弱势文学，虽没什么错，但显得有些一般化，显得粗疏和勉强”。

　　对历史的叙述总在不断地修改，每个年代都有“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文学史究竟该怎么写，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古远清现象”却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角度，尤其对于香港文学史的书写，更值得我们反思。在香港学者陈国球看来，学者小思研究香港文学经年，对资料、对史实求全责备，显示了她的“历史/文学史”迷思：“她一直认为短期内不宜编写文学史，这种想法，在面对80年代开始出现的许多不成熟的香港文学史论述的情况下，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以她多年积渐之厚、功夫之深，应该可以写成一本极有参考价值的史著”。

　　与此对照，古远清自己承认他并不想写一部门类齐全的文学史，而是专注于自己熟悉的新诗史和文学批评史，因此笔者以为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它们呈现的方式同样引人思考，古氏为台港新诗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分门别类、勾画脉络，尤其将各自领域中的争论和盘托出，将其中的繁杂尽量清晰地展示出来，足以为后学者开辟了道路。

　　①王德威：《最后的马克思——论陈映真》，《后遗民写作》，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②古远清有不少文章批判台独与台独文学。

　　③许子东：《四部当代文学史》，见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9页。

　　④⑥胡德才，古远清：《当代文论史：高难度的写作》，《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⑤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3页。

　　⑦⑨⑩[11][12]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235页；第68页。

　　⑧黄锦树：《在流浪的尽头》，《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13页。

　　[13]质贞（编）：《古远清文学世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46页。

　　[14][16]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台湾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5][22][24]古远清：《古远清文学世界》，文学报社2011年版，第386页；第227页；第44页。

　　[17][18][19][20][21]古远清：《香港当代新诗史》，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版，第6页；第197页；第179-180页；第217页；第2页。

　　[23]古远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5]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