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女性。在现代文学史上，她是个独特的写作现象。迄今为止，她的作品在中文阅读领域，曾掀起过多次热潮，比如第一次“张爱玲热”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在80年代，第三次则出现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因其中篇小说《色·戒》被李安改拍成电影，以及其雪藏了近30年的长篇小说《小团圆》问世，“张爱玲热”在华人世界再度掀起。到如今，文坛内外对她的一切仍在津津乐道，充满好奇。她成为学界最爱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与她有关的一切已形成了一门“张学”，吸引了无数“张迷”和学者对其个人和创作进行探究。
张爱玲一生经历坎坷，没落的家族、不幸的童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人格的发展，进而影响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这些影响当然在创作中会有所反映，因而其作品就呈现出有别于他人的奇异风格。在一些著作里，阳台意象常出现在特定的氛围中，主人公在阳台上走过的心路历程，似乎反映出张爱玲的某些个人心态。或者这么说，张爱玲作品中阳台意象的出现，即便不如她刻画人物心理那么重要，也颇值得玩味。
一、阳台意象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生动含蓄的意象，这些意象丰盈而繁复。夏志清曾称誉：“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近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自然景物，如月亮、风、太阳，或家中摆设，如镜子、紫藤花架、绣在屏风上的鸟，甚至服装、首饰，都可构成张爱玲作品中独有的、新颖的意象系列。这些意象本身并没有什么主观色彩，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却构成小说形象的元件，再加入她的情绪，就有了不同的心理内涵，它们也因此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阳台作为一个意象，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时出现，却较少引起读者和研究者关注。据本文作者不完全统计，阳台出现过的小说及其次数分别有：《留情》（3次）、《红玫瑰与白玫瑰》（6次）、《桂花蒸 阿小悲秋》（5次）、《金锁记》（2次）、《倾城之恋》（6次）、《沉香屑第一炉香》（4次）、《沉香屑第二炉香》（4次）、《心经》（2次）、《连环套》（2次）、《小团圆》（6次）。
夏志清还曾说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恋人们喜欢抬头看月亮，水晶也曾说过他们喜欢低头照镜子。其实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更喜欢在阳台上活动，并且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阳台上，有时从高处向低处俯视，有时向远处眺望，有时又在阴暗处向外窥探。凡此种种，都会令读者感到，在很大程度上，小说中的阳台似乎承载着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它在张爱玲一生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若稍加留意作品中的阳台意象，并结合张爱玲的人生经历，读者也许能更进一步了解她的创作心理。
（一）阳台与童年张爱玲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的大房子里。其弟张子静曾如此形容她的出生地：“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方建筑，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有二十多个房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张爱玲出世时，家庭还算富裕。父亲张廷重风雅能文，读闲书，泡赌城，逛戏院，捧花吟月，养姨太太。母亲黄逸梵是新式女性，崇尚西洋文化，与丈夫的生活方式完全两样。4岁时，母亲出洋留学，父亲则把姨太太接回家。8岁那年，一家人被迫搬到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母亲回来，父亲痛改前非，张爱玲过了一段美好日子。但不久家庭内战又爆发，她和弟弟在阳台上，“听着父母吵架，起初是陌生的，渐渐我就害怕起来了。”孤独、无助和无奈开始在幼小的心灵中滋长。最后，父母离婚，母亲搬走。此时的阳台成为张爱玲和弟弟躲避父母战争的避难所。
（二）阳台与少年张爱玲
父亲要再婚，张爱玲听到消息后依着阳台哭泣。再婚后，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如烟馆一般，因此张爱玲很少回家。家庭的变化，使得年少的张爱玲性格冷漠，很少与人交谈。长期的心理压抑，致使她鲜有少女的天真活泼。她喜欢一个人在阳台独自沉思，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16岁那年，她与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她设法逃出父家，与母亲住在开纳路的开纳公寓。这是一栋西式公寓，顶楼是一个硕大的阳台。母亲请教师给张爱玲补习英文，为她奠定良好的英文基础。请教师要花很多钱，母亲竟常怀疑这笔开销是否值得。母亲的态度，敏感的张爱玲能感受到。她常独自在阳台上沉思，感到自卑，也感到母亲的家不再柔和。
后来，张爱玲随母亲、姑姑迁居爱丁顿公寓。这是她和姑姑住得最久、也最喜欢的公寓。她在这里完成《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等一系列作品。这栋公寓和以往她住过的一样，有意大利式阳台。张爱玲性格孤僻，不喜应酬，公寓的阳台成了她与世界联系的最佳场所。她在阳台上看别人家开派对，看佣人买菜，看街道封锁，看电车进场，更看着前来要求与她同住的弟弟被母亲拒绝，提着篮球鞋，孤单地哭着离开，而自己却无法留下弟弟，心中充满无助与凄凉。
但总的来讲，这段与母亲同住的日子，她还是快乐的。除了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外，她还有机会看各式各样的电影，看上海滩上各种摩登的服装，还会在阳台上听苏格兰士兵吹风笛。经过努力，她终于考取伦敦大学，却因欧战爆发去不了英国，而改去香港读大学。这段时期的阳台，收录着张爱玲无数的哀伤与欢乐。
（三）阳台与香港求学时期的张爱玲
1939年，张爱玲到香港读大学，港大学生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海外华侨。他们经济宽裕，生活阔绰，性格开朗，而张爱玲则显得十分孤单，落落寡欢。这不仅仅是性格使然，她自己也有自卑感，因为去香港读书时，母亲并无太多的盘缠给她。她常常独自躲在一边默默无言，显得格外沉静与寂寞。读书时期，她认识了终身知己——炎樱。总的说来，在香港的生活是愉快的，张爱玲在新的环境里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重新生活，可以和好友炎樱在阳台上观日落，谈心思，再也没有那些巨大的阴影压迫着她。1942年日本人进攻香港，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香港的战事带给她恐惧，因为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人们。然而，“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她在兵荒马乱时照样把日常生活进行到底。生命无常，只要能抓住什么踏实的东西，就要立刻抓紧。这应该是张爱玲当时所抱持的心态。
香港经历让张爱玲看到了文明的毁灭，人性的萎缩，人类虚空的前景，那满目疮痍的世界有无处不在的悲哀。她有几篇小说写的就是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以香港为背景。这些小说跟以上海为背景的“传奇”相比，“香港传奇”中东西文化的不和谐及人性的负面描写非常突出，完全没有“上海传奇”中那种对现世的感动，这也许是她以上海人的眼光来看香港的缘故。香港时期的阳台更多见证的是张爱玲与炎樱的友谊。
（四）阳台与婚恋时期的张爱玲
回到上海，母亲又出国，张爱玲和姑姑同住爱丁顿公寓。由于在香港差半年就毕业，她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因没钱交学费而辍学。这时她开始真正靠写作赚取生活费。1943～1944年，爱丁顿公寓的生活是张爱玲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她不只创作和发表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小说《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等，也在此和胡兰成完成她的第一段婚姻。恋爱时期，张爱玲最喜和胡一起坐在阳台上执手吟诗，眺望上海红尘滚滚。每当胡走后，她总爱坐在阳台上，手捧精巧的红铜小暖水煲，望着黑刺刺的夜，顶着清白的月盘，心中涌起的竟是极其陌生的伤感一样的喜悦与惆怅。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当初她在婚笺上所书“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美好愿望，竟在短短的两年里化为乌有。婚姻失败对张爱玲的打击之大不言而喻。
1950年代，张爱玲和姑姑迁入卡尔登大厦。这是一座英式风格的大房子，顶楼也有可远眺四方的大阳台。1952年，张爱玲离开这里去香港，1955年去美国，1995年死于洛杉矶。从童年、青春期到婚姻失败，这几个时期是张爱玲一生中感情起伏最大、命运最坎坷的几个阶段。而阳台，在这几个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但见证她的成长，成为她的避风港，也是她的悲欢离合之所及感情发泄之处。
二、阳台意象与张爱玲的思想观念
张爱玲喜欢住公寓，她曾说过：“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受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了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她更喜欢公寓的阳台，阳台可说是她的神秘花园，充满爱与幻想，也满载着忧伤。她说：“我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线与块。”阳台收藏她的恐惧、孤独、甜蜜和悲哀，也是她暂时与世隔绝，洞悉人性，窥探世事，思想自由驰骋之所，心灵寄托之地。（一）阳台意象与张爱玲的时代观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有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未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张爱玲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跨度，上自清朝末年，下至解放初期，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新旧交替的时代。她是前清官僚遗老的后代，遗老们为保住日渐没落的生活，依旧迷信死守旧制度；为了回味昔日荣光，他们吃喝嫖赌，醉生梦死。但面对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难免感到虚无和恐慌，甚至有沉重的压力感。张爱玲看到乱世中的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目直视，望着屋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在小说中，她如此反映：“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胡琴 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父亲是悲凉的，胡琴声也是悲凉的，这些其实都是来自张爱玲心底的悲凉。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末世情调，与战争年代个人生存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人类文明行将毁灭、传统道德价值观衰败的强烈预感交织在一起，让她领悟到所处时代的末日特征，怀着一种即将消逝、毁灭的不安感。她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所以，在个人被时代迅速抛弃的时候，她认为个人就应该“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姜家住的虽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黄杨木栏杆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撇旧的太阳迷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波浪鼓，……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张爱玲心中难忘的旧式家庭，和作品中出现的洋房、阳台、堆花红砖大柱、巍峨的拱门，连同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这些其实也就是她自己古老的记忆。
上海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西方的高压锤炼中产生的经济文化混合体，衰败的家族、没落的贵族、小奸小坏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现代化的杂糅。在张爱玲看来，这样的社会，“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却是离现实很远的……它的逃避是向着死亡的。”时空也因此是错乱倒置的。
“阿小从楼上往下望，楼下的阳台伸出一角来像轮船头上。……天黑了下来：地上吃了一地的柿子菱角。阿小恨不得替他扫掉——”“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乘凉的椅子还在外面……那把椅子还没放平……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皮与核。阿小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通过阿小在阳台上看到的乱和脏，张爱玲表达了对乱世的感叹：“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
（二）阳台意象与张爱玲的人性观
“一切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张爱玲似乎专写人性恶，致力于挖掘人的灵魂阴暗面。她作品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有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心灵，也没有一个有憨厚质朴的性格。她笔下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互助，即便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也都是现代大都会中一群“病”了的男女。香港战事更令她感受到人性的本质：“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和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笔下的人物虽都不是完人，但张爱玲却从不对他们做道德价值的评判，反而充满宽容：“他们即使有什么不好，都能原谅，有时甚至喜爱，就是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这种宽容来自了解，身为作家，她认为自己的本分是“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厌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
本身是女性，张爱玲作品中性格最丰富最具光彩的人物也几乎都是女性形象。她们大都生长在旧家庭，生活在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有些甚至还受过西洋教育，但在她们身上都弥漫着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的意识被男性支配和控制，为男性而苦恼、抽泣，比如有知识的白流苏、无知识的曹七巧、为经济的霓喜、为爱情的葛薇龙，她们都生活在灰色的、没有生气的、死人般的世界中。
“霓喜就着阳台上的阴沟，弯腰为孩子把尿……晾着的一条烤绸 子上滴下一搭水在她的脸上。她耸起肩膀用衫子来揩，揩了又揩，揩的却是她自己的两行眼泪。凭什么她要把她最热闹的几年糟践在这爿店里？”霓喜为生活所迫，给雅赫雅做老婆，过着“非人”生活，张爱玲利用霓喜在阳台上的感伤，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为了挣扎求存，不惜出卖自己灵魂的悲哀。
而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一些丧尽父权精神人格的畸形男性。这主要表现在一群肢体残缺、猥亵无能、狂嫖滥赌、昏庸软弱的遗老遗少身上。由于对父亲的印象不佳，她小说中的男性已失去传统宗法父权社会中的英雄气概和男儿本色。她总爱把成年男性贬为小孩、婴孩或未发育完全的孩子，从而把他们幼稚化，如《花凋》的郑先生，《茉莉香片》的聂传庆，《金锁记》的姜长白等；或把他们写成不务正业、自命风流、欺压女性和嫖赌俱全的无赖之徒，如《倾城之恋》的范柳原、《连环套》的雅赫雅等。张爱玲也以阳台为场所把他们呈现在读者眼前。
“主人回来了，……她男人早躲到阳台上去了，负手看风景。”借阿小的丈夫躲到阳台，讽刺此人一点丈夫气也没有。又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来到旅馆房间，“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在说话，……”通过范柳原在阳台阴暗处和旧情人说话，揭示范的用情不专。
（三）阳台意象与张爱玲的婚姻观
“恋爱婚姻、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想象可以从无数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最多的是男女婚姻与爱情，因为她相信“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更放恣的。”她笔下的婚姻生活都是不美满的，那些恋爱中的女性，实际上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她们有着旧式的文化修养，虽然有的受过大学教育，甚至还留过洋，却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也远离革命，只能把当“结婚员”作为出路。她们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所经受的人生苦难，不是经济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恐慌，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人能走出婚姻的围城。正如她所言：“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借助阳台意象，她曾这样表达婚姻观：“淳于敦凤坐在三轮车上，虽然和自己的男人坐在一起，觉得很平安，然而看到一栋灰色的洋楼，阳台上挂着一只大鹦鹉，立刻使她想起那一个婆家。”米尧晶和淳于敦凤平时看似相濡以沫，别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实际上却是一对怨偶。此时看到阳台上的鹦鹉，想起那一个婆家，淳于敦凤心里明白：“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大家心里明白。”
“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她这一次非常镇定，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烧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的自己的风中摇摆着……今天的事，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颜色看，他们以为她这一出子已经完了，早哩，她微笑着。……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为了有个归宿，即使听到阳台上传来针对她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仍然不择手段排挤别人，达到目的，这是张爱玲在为女人感到悲哀。
“小寒走到阳台上去，将背靠在玻璃门上。两个人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父亲隔着玻璃，手按在女儿的象牙黄圆圆的手臂上，恋恋不舍，但想到这是自己的女儿时，立刻掣回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他。——心中悔恨，下决心断裂与女儿的畸恋。”《心经》中的小寒，为了得到“性爱”，居然与自己的父亲发展不伦之恋。张爱玲不相信世上有真情，她对婚姻的理解是：“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情调，有回复到动物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她一再感叹：“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阳台情结折射张爱玲的人生与创作
“写作不只是姐姐谋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封闭心灵，与这个社会对话的最重要方式。”张爱玲心中永远有一方阳台，她喜欢站在那里看人生，写人生，写别人的故事，也写自己的心情。可以说，她有阳台情结。所谓情结，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是指一组互相联系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到了适当时机，就把它释放出来。张爱玲从小接触阳台，她对阳台感到难忘与眷恋，因此阳台意象在她小说中频频出现。用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她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阳台情结，也从多方面折射出她的人生与创作。（一）阳台情结折射家庭环境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张爱玲是特殊时代的产儿，身为显赫家族的后代，她亲眼看到自己家族在急剧裂变的社会中瓦解，亲眼看到遗老们一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的词句就痛哭流泪，更接触到父亲那一群遗少活在一个没有光的世界中。她感觉到父亲这代人和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时代，都在混乱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正一点点地沉下去，沉下去。张爱玲是家庭解体的受害者。父母朝朝暮暮的争吵，旷日持久的冷战，使她感到孤独无奈。双重的失落，使她的心理逐渐起变化。通过阳台，我们可以窥探她的心理变化过程。
父母激烈争吵，童年的她心中充满害怕、无助与无奈。“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车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离婚后的父亲很快再婚，张爱玲感到悲伤，同时有了报复心理。“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从父亲再婚到被父亲囚禁，张爱玲的心理因极度悲哀而想走极端。“我知道他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离家后她和母亲同住，弟弟也来要求母亲收留，但被拒绝。她在阳台上，悲哀地看着失望离去的弟弟那孤单的身影，这时她觉得浩浩苍穹之中，人间之情，即使是母子之情，也如斯脆弱，内心由衷感到悲哀。
《倾城之恋》同样以阳台为意象，张爱玲把这种心理变化“转嫁”给白流苏。先是白流苏在屋内听“白四爷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胡琴声在黑暗的阳台中显得凄凉，回想落寞的父亲坐在晚春的阳台上，她的心境，参差不齐地交织着阳光和阴影，也是悲凉的。后又听阳台外人们谈论她去奔丧的事，她正慢条斯理地绣着一只拖鞋，……淡淡地说：“‘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出来。”虽然她装得若无其事，却是凄凉无助，想到自己以后将何去何从，以致连针都拔不出来。白流苏在娘家受尽委屈，母亲不帮她，心里正感凄凉，又听到四奶奶对在阳台乘凉的七妹说的一番不堪入耳的话后，“她把手里的绣花鞋紧紧按在胸口上，连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小声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
心中一兴起逃离的念头，她就再也不能回家去了，这和张爱玲想离家的心态是一样的。为求生存，求安稳，白流苏不择手段争取范柳原好感，她的这种行为甚至引起公愤，“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她这一次却非常镇定，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烧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的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略）她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盘子里。（非常决裂）今天的事，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这一出子已经完了么？早呢！她微笑着。”张爱玲把“我要报仇”之心，通过白流苏受排挤后想报复的想法表达出来。
心理学家艾律克森认为：“人的一生，从出世到老年，每个阶段其人格都在发展，都有健康和不健康的趋势，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另一心理学家帕金森也把家庭称为人格制造工厂，他认为：“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否和谐，对一个人的个性影响很大，尤其是父母。如果父母长期不和，经常发生争吵，最终离异，会使孩子的情感受到伤害，容易形成抑郁、焦虑、自卑、孤独等心理特征。”张爱玲从小生长在畸形环境里，从心理学角度看，她心理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创作时就把这些压力诉诸笔端。阳台是她的最爱，作为一种意象，它将张爱玲的心理感受和书中人物的感情糅合在一起，已俨然成为她及其笔下人物避世与窥世的独特所在，也是他们疗伤与再度出发的最佳场所。
（二）阳台情结折射恋爱婚姻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巧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张爱玲写在《流言·爱》中的一段话，流露出关爱之情。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人关心他，爱护他，从而使他获得安全感。”童年时期父母的疏离，使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遭受极大的创伤，也使她缺乏安全感。遇见胡兰成后，她第一次感到要抓住一点人生中可以依靠的情感。热恋期间，她常和胡在阳台上过着神仙般的生活。阳台是他们留下最多足迹的地方，是他们互相欣赏的场所，也是张爱玲对初恋产生喜悦、烦恼和惆怅的所在。阳台意象显露出她这一时期的心理：“薇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栏杆外浩浩荡荡都是雾，一片蒙蒙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紧对着她的阳台，就是一片突出的山崖，仿佛是那山岭伸出舌头舔着那阳台呢。”葛薇龙想抓住爱情，站在由铁栏杆围着的阳台，宛如呆在牢笼里，她对着蒙蒙白雾，对未卜的前途感到茫然。张爱玲想抓紧可依靠的感情，在阳台上和胡相处时，她应该也有一种“雾数”的感觉。
张爱玲和胡兰成恋爱时，知道胡是一个浪子，有家室，自己只不过是扮演情妇的角色。但生在乱世的她总觉得时代是仓促的，总要抓紧一点人生的安稳，而这个能给她安稳的人就是胡。因此，她常在阳台徘徊，为暂时有了感情上的安稳而感到欢娱。“葛薇龙走到阳台。虽然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她的人已经在月亮里浸了个透，淹得遍体通明。她静静地靠在百叶门上，那阳台如果是个乌漆小茶托，她就是茶托上镶嵌的罗钿的花。”张爱玲以阳台比喻葛薇龙对婚姻的依赖，只要能做乔其乔的妻子，不能得到真爱又何妨？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张爱玲对胡依赖之心的显现？
“霓喜抱了孩子到阳台上，这一早上发生了太多的事，阳台上往下看，药材店的后门，螺旋形的石阶通下去，高下不齐立着窦家一门老小，围了一圈子，在马路上烧纸钱……霓喜突然有一种凄凉的‘外头人的感觉’。”在阳台上，霓喜的感受是愤慨而苍凉的。为了摆脱穷困，寻求依托和安稳，自己不断姘居，但最后她不但得不到地位，反而失去尊严。对霓喜的遭遇，张爱玲曾说：“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没有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有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料，到底是悲怆的。”这段话也许表达了张爱玲此时的心态。霓喜为了得到一种可靠实在的感觉，不断地姘居，就像在大量嚼着豆饼，以致最后人财两空，但她却表现出极强的反抗命运的心态。而张爱玲似乎也觉得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豆饼吃多了伤了脾胃，但毕竟豆饼也有滋养，确实也有些成功。张爱玲也许是希望能在这短暂的一刻和胡兰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三）阳台情结折射心理矛盾
心理学家王启康认为：“人的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心理学领域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所谓的心理内部发展的矛盾指的是人的内部心理，受到外来现实的影响加以吸取或互相作用而形成的结果。”“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却又对生活充满悲剧感；她是名门之后，却声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通达人情世故，却无论待人穿衣都是我行我素；她在文章中同读者闲话家常，却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窥探她的内心。
张爱玲对父亲是爱恨参半的，痛恨父亲的嗜毒成瘾，打马啡针，养姨太太，和母亲离婚而导致家庭破裂，甚至曾扬言要用枪打死她，在她病得要死时，父亲也不给她吃药请医生，因此她说：“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但她对父亲又感到眷恋：“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她难忘和父亲谈读书感想的时光，父亲鼓励她写诗作文，还把她的作品拿给来访的亲友看。她还记得父亲带她去咖啡馆，让她挑拣自己爱吃的小蛋糕，和她谈谈亲戚间的笑话。
“小寒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将背靠在玻璃门上。峰仪忽然软化了，他跟到门口去，可是两个人一个在屋子里，一个在屋子外。他把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垂着头站着，简直不像一个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有权有力有把握的人。”这是一篇异样的小说，少女小寒爱上自己的父亲，明知不可为却为之，心中充满矛盾。张爱玲曾表示不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太晦涩，主要原因也许是她在写作过程中有太多的困惑。因为在写这篇小说时，她的心理与小寒在一定程度上趋同。在阳台上，她看到父母争吵而感到害怕，看到父亲孤独落寞却怜悯他；也是在阳台上，她听到父亲再娶而感到愤恨，但又难忘和父亲共同度过的欢乐时光。
对母亲的感情，张爱玲也同样矛盾。母亲常年出国，成长时期的她缺少母亲的关怀。母亲离家前表示张爱玲跟着她会吃苦，似乎一点亲情也没有。后来张爱玲逃到母亲家，母亲却用一套标准与原则刻板地培训女儿，使张爱玲极度反感，致使她觉得母亲的家不再柔和。母亲甚至曾一度怀疑花钱培养张爱玲是否值得，这使张爱玲脆弱的心灵遭受很大的伤害，可以说，张爱玲对母亲的印象不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一个可亲的母亲形象，如《倾城之恋》的白老太太，《半生缘》的顾太太，《花凋》的郑太太，《金锁记》的曹七巧，这些母亲形象没有一个是可亲的。但是，张爱玲心中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和母亲出门过马路时偶尔被母亲拉住手，她还有一种生疏刺激感。她记得母亲喜爱的颜色与装扮，她甚至喜爱母亲的姓。
“百顺吃完了，走到阳台，一个人自言自语：‘月亮小来！星少来！’阿小诧异道：‘瞎说点什么？’笑起来了，什么‘月亮小来，星少来’？发痴滴答！”阿小是一个下人，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阳台上，表现出无限的母爱。张爱玲虽不喜欢母亲，然而她在母亲那里也得到过一些宝贵的东西：新世界的人生理想，接受新式教育，这毕竟是她时常怀念的一段生活。在与母亲同住时，张爱玲常在住家的阳台上转来转去，陶醉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享受着渴望很久的母爱。
张爱玲作品中对婚姻的阐述十分精辟，但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张爱玲却为胡兰成而“跌倒”，就如张子静所说：“姐姐聪明一世，爱情却沉迷一时。”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也存着很多的矛盾。她知道胡有许多女朋友，甚至挟妓游玩，也曾表示不在意，但作为女人，心灵深处却并不会这么坦然。她曾对炎樱说：“在男女关系上，她免不了妒忌之心。”这正是女性在恋爱时常有的矛盾心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对工作尽职，对母亲尽孝，他和玫瑰的一段罗曼史，也让他赢得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好名声。但其实他在道德观和性欲上是矛盾的，就如娇蕊和他偷情后说的，“……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我一样的是一个贪玩好吃的人。”
张爱玲在描绘佟振保偷情过程的矛盾心情，也通过阳台表现出来。佟振保邂逅王娇蕊，被她的爽直纯真吸引。他为了掩饰，踱到阳台去，把王想象成一个不规矩的女人，认为坏女人要不得。当娇蕊以一身娇艳的装扮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虽被吸引，但心中还设着防线，认为这女人不好惹。不过经娇蕊一番挑逗，渐渐地，振保的道德被性欲超越。捧着玻璃杯在阳台上，“他靠到栏杆上，先把一只脚去踢那栏杆，渐渐有意无意地踢起那藤椅来，椅子一震动，她手臂上的肉就微一哆嗦。”两人在阳台上互相挑逗，佟振保似乎有豁出去的感觉，因为他已把娇蕊当成“坏女人”看待。事后想起在阳台上的一切，他又觉得娇蕊虽然可爱，但朋友妻不可戏。他感到羞愧，决定设法躲着娇蕊，并四处找房子，打算搬家。但当振保无意中发现娇蕊偷偷把他的大衣收在房中，并吸他吸残的烟后，又被这“拥有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征服了。
一次振保晚上回来，家中没人，娇蕊正在弹琴。于是他两只手抄在口袋里，在阳台上来回走着。“琴上安着的一盏灯，照亮了她的脸，他从来没看见她的脸这么肃静。”他的情欲慢慢浮上来，立在阳台上，隔着玻璃门，“久久看着她，他眼睛里生出泪珠来，因为他和她到底在一处了，两个人，也有身体，也有心。”终于，佟振保的情欲完全把他的道德观淹没了，两人完成了偷情之举。
偷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可耻的。在否定佟振保的同时，张爱玲也对他给予同情，因为她认为：“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其实已感觉到人性的孤寂、凄凉，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她和胡兰成在阳台上两情相悦时，感觉就如自己也和胡兰成偷情，但为了爱，她已无路可走，唯有拥有这种既厌恶又同情、既否定又欣赏的矛盾心情。
（四）阳台情结折射创作无意识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去。”这里的“下意识”在心理学中又被称为无意识。所谓无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人们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不能意识到，一个是指人们在清醒的意识下还有潜在的心理活动在进行着。”张爱玲创作时应该是受到后一个潜在的心理活动影响的。前文已论及张爱玲的成长环境对她的创作影响很大，家世变迁，人情冷暖，都在她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悲哀的因子。弗洛伊德曾说过：“个人把痛苦或经历保存和储藏起来，不让他们在意识中出现，但这种东西并未消失，仍在意识中积极活动，寻求满足。被压抑的东西会用各种方式，如梦、记忆错误等出现。”很显然，张爱玲通过写作把心中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她弟弟曾说：“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苦闷的一种方式。”张爱玲6岁时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写家庭悲剧，可见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把心中的郁闷、压抑反映在小说中。
阳台是张爱玲的避风港，也是她经历悲欢离合、窥探人世的地方。因此，阳台意象潜伏在她的潜意识中是很自然的，创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投射在人物身上，她借这些人物把情感释放出来。《金锁记》有段情节，七巧向季泽表明心态，季泽断然拒绝，听到人声，连忙回避。这时七巧面向阳台，心中愤恨，不回答旁人的问话，只是“捏着一片锋利的核桃壳，在红毡上狠命刮着，左一刮，右一刮，看看那毡子起了毛。”曹七巧得不到季泽的爱，心中充满怨恨，压抑的恨意无处发泄，唯有对着阳台，下意识地把恨发泄在毡子上。张爱玲在阳台上听到父亲再婚，曾气愤得想把后母推下阳台，相信她潜意识中的恨意和此时的七巧是相似的。
“阿小站在阳台，黑暗的阳台便是载着微明的百宝箱的沉船。阿小很静，也很快乐。”阿小经过一天辛劳，得到暂时的喘息，阳台是她能享受片刻安宁的地方。张爱玲逃出父家后，和母亲同住的日子是快乐的。这时的她，“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线与块。”张爱玲的心境享有片刻安宁，此时的阳台，应该就是她“载着微明的百宝箱的沉船”。
对父母失败的婚姻，张爱玲耿耿于心。因此，很多读者都会发现，她小说中虽然多描写婚姻生活，但都是不美满的。因为在潜意识中，她认为“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她只期望自己被人爱，只要能有真情，婚姻算得了什么。因此，她塑造的女性都要追求真爱，如白流苏、姻鹂、娇蕊、葛薇龙、霓喜等，无不如此。
“霓喜就着阳台上的阴沟，弯腰为孩子把尿，一抬头看见栏杆上也搁着两盆枯了的小红花，花背后衬着辽阔的海，正午的阳光晒着，海的颜色是混沌的鸭蛋青。一样的一个海，从米耳先生的家望出去，就大大的不同。……阳台上晾着的一条烤绸 子上滴下一搭水在她脸上。她耸起肩膀用衫子来揩，揩又揩，揩的却是她自己的两行眼泪。凭什么她要把她最热闹的几年糟践在这爿店里？”霓喜以为被卖给雅赫雅后能过安稳日子，谁知过的却是女奴般的生活。遇到米耳后，才知道雅赫雅的卑微，她在阳台上感怀身世，不胜悲哀，觉得以往所过的生活都没有意义。
张爱玲和胡兰成相恋，明白自己充当的是第三者角色，也知道她身边的人难以接受这段恋情。以张爱玲的倔强个性，爱情降临时，她不会理会周围人的眼光。不过，当她阳台独处时，在心灵深处，她是否真的不在意？通过《连环套》中的霓喜，她暗暗传达一种也要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可见，张爱玲已告诉读者，不管怎样，她都会今生今世依靠身边这个男人。
此外，张爱玲被压抑的“仇母”心态，转入小说中，就变成她小说中那些没有母性的母亲；当母亲不在身边，她依靠的是父亲，这种心态隐藏在意识中，后来也形成她对年长男人的依靠，转注在小说中，就有《心经》中爱恋父亲的少女小寒。张爱玲早年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这形成她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像回声一样，喜欢在作品中隐约地重述她的不幸。她说：“并不是窥探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这正是她的无意识在作怪。作家水晶说“张爱玲在创作故事时，不知不觉（说得好听一点，便是潜意识）把自己化身进故事中，终究不能自拔。”水晶的这一点评应该是中肯的。
四、结论
“读不透的张爱玲。”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张爱玲，应该是很贴切的，因为张爱玲如同一个谜，一团雾。读者若细读其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原来她创作的独特风格竟是“苍凉”。张爱玲天生感性，悟性很高，容易感受到一般人无法感受的情感。这也许是遗传自父母，就如张子静所说：“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
张爱玲和公寓结下不解之缘，她的一生几乎都在公寓中度过。公寓的阳台是张爱玲建构自己世界的场所。阳台对张爱玲来说，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一些资料已证实她的住所都有阳台，这些阳台在她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上海麦根路公寓是其出生地，父过遗少生活，母出国。她心境寂寞，常和弟弟在阳台上玩；上海石门库公寓里，她常在阳台上听父母吵架。父母离婚，父再娶，母离家，她心境孤独、自卑，对人不信任；在开纳公寓与母同住，享受独自在阳台上沉思的日子，性格孤僻。母亲的态度令敏感的她感到家不再柔和；爱丁顿公寓是她住得最久的房子，并在此完成第一段婚姻。恋爱时和胡兰成在阳台执手吟诗，此处的阳台有她的悲欢离合；还有卡尔登大厦是离开上海前居住的地方，这里也有她钟爱的阳台。由此可见，阳台在张爱玲的生活与创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也是她作品中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意象。
张爱玲喜欢在阳台上窥探人世。她对时代的看法，人生的感悟，对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感情的理解，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诠释，都异于常人。从心理学角度看，她一生的坎坷遭遇、家族没落、家庭破裂、父母分开、婚姻失败等种种不愉快生活经验，这些阴影在她心灵中已根深蒂固，给她带来梦魇式的恐怖，使她人格产生变异和矛盾。阳台是她心路变化历程中所呆过的重要场所，不知不觉中，她所经历的一切都已存入潜意识中。创作时，潜伏在潜意识中的这一切都被释放出来，她下意识地将这些元素注入小说人物身上，让笔下人物成为她感情的代言人。
阳台上的悲欢离合，包括家族瓦解、家庭破裂、感情受挫，造成张爱玲性格怪异顽强，自我封闭，对人的感情出现矛盾。这一切都被压制在潜意识中，创作时，在有阳台的场景中，张爱玲就把感情转移给小说中人物，借此释放自己内心潜伏已久的情感。这正符合张子静所说：“透过她的作品，我听到她心里的声音。她的不满和压抑，她对人世的歌颂与指控，点点滴滴都从作品中倾泻出来——在写作的世界里，姐姐是坦白的。”
通过阳台意象来探索张爱玲的创作心理，这只是本文所做的一个尝试。张爱玲很少在小说中流露个人感情，她在创作时的思想和心态复杂多样，她蕴含在作品中的意蕴像谜一样令人难以破解。人们对她的解读可以从多种角度产生不同的理解，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其实一千个读者眼中也会有一千个张爱玲。她的著作令不少读者百读不厌，而且从不同角度去看，读者会有不同的收获和见解。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这句苏轼的名句来评价张爱玲的创作，也该是非常恰当的。
①刘绍铭等编：《再读张爱玲·夏志清－张爱玲短篇小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②③[35][61][71][79][80]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6年版，第69页，第60页，第167页，第191页，第241页，第167页。
④[20]张爱玲：《流言·烬余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第53页。
⑤[68]张爱玲：《流言·公寓生活记趣》，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第25页。
⑥⑧[18][37][38][39][57][58][74]张爱玲：《流言·私语》，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55页，第 142页，第 149页，第 150页，第153页，第150页，第155页。
⑦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二·我看苏青》，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⑨⑩[25][31][40][41][42][43][54]张爱玲：《传奇·倾城之恋》，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版，第 117页，第 146页，第 127页，第 125页，第117页，第120页，第125页，第136页。
[11]张爱玲：《流言·传奇再版的话》，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2][27][33][53]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第20页，第23页。
[13][72]张爱玲：《传奇·金锁记》，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第91页。
[14][15]张爱玲：《流言·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16][17][24][60][73]张爱玲：《传奇·桂花蒸 阿小悲秋》，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年版，第 80页，第83页，第 78页，第 81页，第80页。
[19]张爱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1][22]张爱玲：《流言·我看苏青》，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23][52][76]张爱玲：《连环套》，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7页，第65页，第37页。
[26]张爱玲：《流言·写什么》，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8]张爱玲：《流言·有女同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29][30][34]张爱玲：《传奇·留情》，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页，第 18页。
[32]张爱玲：《传奇·心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36]张爱玲：《流言·造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44][45][47][69][70]贺叔曼等编著：《健康心理与人才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24页，第225页，第59页，第304页，第307页。
[46]张爱玲：《流言·爱》，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48][49][51]张爱玲：《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第188页，第193页。
[50]雾数：上海话，烦闷、沉郁之意。
[55]王启康：《格心致本－理论心理学研究及其发展道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56]张爱玲：《流言·天才梦》，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59]张爱玲：《传奇·心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62]张爱玲：《散文卷二·双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63][64][65][66][67]张爱玲：《传奇·红玫瑰与白玫瑰》，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9页，第 42页，第 29页。
[75]张爱玲：《流言·谈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77]张爱玲：《散文卷四·惘然记》，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78]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