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抄袭案”在华人圈传得沸沸扬扬，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文就是这次调研的结果。
士嘉堡联盟公园附近的街道都曲曲折折的，一圈绕着一圈，像个迷宫图似的。这个居民区始建于七十年代，好几个街区盖的都是低矮的复式房或者是平房，房与房之间则是修剪整齐的灌木丛或者高达20英尺的松树。与401高速公路相去不过几条街，但是这里的民居却很安静，相当隔离，甚至有点儿暮气沉沉。张翎便住在这里一栋相当大的仿都铎风格的房子里。第一声门铃响过，她便出来应门了。这是个身材小巧的女人，面部丰满如圆月，带着怯怯的微笑。五十四岁年纪，她把头发一小缕一小缕的向上束成高髻，非常青春。身上穿的是孔雀蓝的背心裙，披了一件开襟毛衣，脚上穿着拖鞋。房子里整洁清爽。我们穿过宽大的门厅，门厅两侧是正规的餐厅和起居室。光洁的樱木地板上摆着宽大的白色皮沙发，也都配置得体。我四下看看，处处都摆着花瓶，里面插着粉红和白色的花束。都是假花，但是也还是有赏心悦目的效果。
来到厨房，张翎为我倒了一杯茶。她的先生叫何坤（译音），是个瘦小的男人，穿了件短袖格子呢衬衫。他进来跟我说声哈罗就没话了。张解释道，他的英语不太好。“我们迁到多伦多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牺牲，”她说道。这对夫妇初次相遇是在温哥华的一处教堂里。张在此皈依基督教，作为成人信徒接受了洗礼。他们迁来多伦多是因为张要到士嘉堡医院就职，做听力康复师。她先生原来在中国是位眼科医生，现在就在多市华人移民区做房地产中介生意。
直到不久前，张是靠为听力受损的患者治病为生的，但是2010年她辞去了这个工作，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写作中。她用中文写了九本书，其中包括畅销书《余震》，写的是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由中国政府赞助以此书为蓝本拍了一部电影，电影在中国赢取了高达一亿元的票房收入，成了中国当年总收入最高的影片。
2011年秋天，加拿大企鹅出版社推出了《金山》的英译本，这是一本内容庞杂的历史史诗。这也是她第一部被译成外语的小说。它时间的跨度是从1872年一直延伸到今天，讲了一个华人移民家族五代人在加拿大的工作、生活、最终定居下来的故事。书的篇幅长达500多页，就其主题和分量而论均称不同凡响。
小说（中文本）在中国成了畅销书，受到批评界关注，继而赢得了若干奖项。电视和电影制作版权已经议定，外文版权也已经卖给了12个国家。本书的加拿大出版商希望它能够成为东西方交流中的畅销书。去年在约克大学举行了一个中加文学国际研讨会，其间还举办了张翎的作品讨论专场。研讨会的一位组织者徐学清教授称，在她看来，《金山》这本书，“就其广度、深度和性格刻画来说都是加拿大华文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本小说已经证明它确实是张翎个人的“金山”——它在财富和声誉两个方面都给她带来好运，改变了她原本局限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文学事业。然而正如一句中国老话所说的，久走山路必遇虎。现在张翎所遇到的这个比喻中的猛兽就是一阵指控的浪潮：它是从中国网络博客上开始的，继而传遍全球；它说张翎的《金山》抄袭了郑霭龄、李群英、崔维新、余兆昌四位作家的作品，这四位作家都是业已成名的加拿大华人作家。十月间，李、崔和余提起民事诉讼，状告加拿大企鹅出版社、张翎和《金山》的英译者妮基·哈曼，索赔额近一千万加元；同时要求将该书下架并销毁。
无论事情将如何收场，都很难想象它对张翎会是个正面的结局。抄袭乃是一个作家所面对的最为严重的职业操守指控，这种指控将立刻产生抹之不去的污渍，哪怕是金币般闪亮的文学名声也难免为其所累。
张翎自谓：
“我从来没有过所谓作家的枯竭感。就是现在，我都文思万千势如泉涌，它们就像排队的人群，呼喊着要冲出来。”
张翎于1957年在温州出生，在温州长大。温州是中国东海沿岸一个港口城市，北距上海约500公里。以中国标准衡量，它是个小城市（现在人口是在九百万上下）。早年间它在文化方面相当闭塞，只凭海路与外界相联系，重峦叠嶂中的乡村没火车或者汽车出入。到最近的大城市上海要乘船24个小时。在张翎童年的记忆里，她曾盯着瓯江出神，认为瓯江流到尽头处那便是世界的尽头。“我哪儿也去不了，也无法见识我这座城市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件事反倒叫我具备了非常生动的想象力，”张翎如是说。
当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的时候，张翎九岁。她的父母都是年轻的革命者，她还记得那是个乐观主义大张扬的岁月。在厨房的桌子上，张摆出来她父母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对面目俊朗的年轻夫妇，衣领却是僵硬的列宁装风格的。张翎说道，“看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多少希望啊。”张翎的母亲是位会计，她的父亲则是律师，接受过俄国人的培训，为政府服务。他的工作就是起诉那些被国家抓了的人。
不久，毛的乌托邦梦想解体化作了一场噩梦。被怀疑是叛徒的人们不经审判就被一车一车地送往监狱，整个中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中。张的祖父以反革命罪被捕，后来75岁时死在狱中。她们全家则受到极为严密的监控。张十岁的时候，警察逮捕了她的父亲，随后被拘留了一年半之久。
张家虽然穷，但还不至于啼饥号寒。大米是定量供应的，所以张还记得吃不饱，总挨饿。她们家住在单位的公寓房里，有两间小屋。张翎和她哥哥作威（译音）每天带着桶到水站去把饮用水抬回家。室内没有卫生间，但是有一个角落用帘子隔开，放着马桶和洗脸盆。“住在屋子里所有的人，什么都能听到，什么都能闻到，”她说道，“有客人来的时候，就相当别扭了。”
张翎儿时体弱多病，所以放学后也不许她跟同学们奔跑嬉戏。她说她生性内向，更愿意接近成人，不愿跟小孩玩儿。执政当局禁绝几乎一切文学作品，但还是有些小说在秘密流传。张翎还记得狼吞虎咽地读过莫泊桑的《俊友》，一个非常粗糙的中文译本。还有一次，她逐字逐句抄下了一本名为《塔里的女人》的浪漫小说，然后才把书传给另一个人。“这样我就可以一读再读，想读就读了，”她说道。为了避免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这是当时国家的政策，规定所有高中毕业生必须接受），张翎十六岁就退了学，在一家工厂找了个工作，当了车工。
一有机会，她就爬上床，把自己裹在毛毯里，偷偷听美国之音短波波段播出的英语课程。每学到一句（“今天什么温度？”“你拿了我的帽子吗？”等等），在一天长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她就反复琢磨这些句子。回顾这些往事，张翎也觉得奇怪，干吗费心去学什么英语。那年头，受高等教育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说外国话更是犯了罪，会被处死的。“我怎么会想得到这种倒行逆施会得到拨乱反正，大学会重新开放？”她说道，“我的动机纯粹是对知识的追求。”
1979年，张翎22岁，她被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录取。“忽然间，外语成了时髦玩意儿，”她说道。她一头扎进了弗朗西斯·培根的小品，还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诸如哈代，艾略特和狄更斯的作品。她特别钟爱的作家有简·奥斯汀，艾米丽·迪更生和夏绿蒂·勃朗特。“我们常在学校里演话剧，说：‘罗切斯特先生，您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毕业后，张翎到了北京得了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在煤炭工业部做英语翻译。“那个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她解释道，“你不能不干。”她的新工作给她带来了新机会。此时的中国几十年来第一次睁眼看外部世界，张翎正好处在第一线，她要参与处理多个国家的项目，并且到过很多地方。到了八十年代，她有机会在加拿大西部工作了六个月，参加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一个项目，加方与中国铁路方面续了约。她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她笑着，头上戴着安全帽，身后是温哥华博览会的建筑工地。
原告郑霭龄
郑霭龄1994年写的家族史（书名《妾的儿女》），与张翎写的书两者都描写了一个非凡的小妾，她从中国被弄到加拿大，充分展示出智慧和勇气。她们两位都在茶楼打工，撑持家计。
在加拿大，张翎大为惊异它的丰饶富足。“我说，‘哇，热水啊，从管子流到淋浴喷头，一天24小时都有，不可思议啊！’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只能去公家的澡堂洗澡，一周一次。”重返中国是个困难的决定。张翎越来越不安于她的译员工作，渴望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科，当她还在读书的时候，这些学科就深深地吸引着她。
她母亲告诫她，一旦她在中国结婚又有了孩子，她这辈子就算完了。她母亲敦促她移居西方。于是1986年，时年29岁的张翎接受了一笔奖学金，到卡尔加里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那儿她完成了一篇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论文。但这时她又决定尝试新的专业，于是就在辛辛那提大学注册就读于言语病理学系。虽然她是个灵光的学生，但是她的专业指导老师委婉地建议她换个专业，因为她的中国口音相当明显。她就这样成了个听力康复师。毕业后，她移居温哥华，就职于一间私人诊所。不久，她便与她未来的先生共坠爱河，1994年春天他们就结婚了，是在一间教堂举行的小型婚礼，双方家人都没有到场。她又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她穿着白色露肩婚礼服，头上罩着半透明的面纱。婚仪后，二十位朋友，多半都是同一教堂的教友，一块到温哥华的福屋餐厅吃饺子和蛋糕。这对新人婚前就达成了协议，婚后不要孩子。“我有个伟大的梦想，我知道要是做了母亲就会有干扰，”张翎说道。
1996年，这对夫妇移居多伦多之后，张翎便动笔写她的第一部小说《上海小姐》。她多半是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写。初稿写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左腿上长了个黑痣，发痒；后来确诊为第二期色素瘤。张翎并未灰心绝望，而是坚持奋力写下去。两年后，肿瘤消失，第一部小说也问世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他人活着，现在这么晚了才刚刚起步。”之后，张翎又在中国相继出版了八本小说。“我从来没有过所谓作家的枯竭感，”她说道，“我的问题是灵感来时汹涌如浩浩大洋，而我时间却太少了。就是现在，我都文思万千势如泉涌，它们就像排队的人群，呼喊着要冲出来。”
以国际标准而论，中国拥有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学市场。中国作家协会是政府管辖下的文艺团体，它给这个国家的很多作家发工资，让他们写书。据灰鹰谭先生（他是张翎的文学经纪人，住在台北）说，书稿交出后，几个月后书就出版了。编辑过程工作量很轻，而由于制作成本便宜所以书价也就很低。小说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在文化革命期间年长一些的作家就写农村生活；小一辈的后起之秀对当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更感兴趣。而据谭先生的观点，张翎在鸿沟之间架起了桥梁，她在时间地域和文化中往还穿越游刃有余。
张翎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非会员往往会遭到忽视的。但是《余震》的电影版出来后，情况就完全改观了。（这部电影是由冯小刚执导的，而冯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史提芬·斯皮尔伯格）影片一开始表现的是系列地震场景，场面壮观而惨烈，应用了电脑合成图像技术，这就差不多耗费了电影制作成本预算的一半。但是它在批评界和商场上都取得了成功。中国媒体告诫电影观众，去电影院的时候，“别忘了带上纸巾盒儿”。
《余震》的成功为张翎带来了国际出版商机，还有在故土中国的文学声誉。写作之余暇，她飞往世界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讨论和推介她的作品。她操办了一个中国语言沙龙，名为知识之翼，常客中包括怀雅逊大学中国语言学者约翰·爱德华·斯托，还有约克大学的徐学清。他们每月聚会，喝茶并探讨思想和文化问题——最近张翎的讲演题目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她还进而涉足影视脚本写作，因为最近有人请她把她早年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改写成电视剧脚本。
原告余兆昌
2003年余兆昌出版了少年故事集《死者的金子》。这本书和张翎的书都讲述了一个勤劳的农夫和他的赌棍亲戚的故事。余兆昌2003年出版的《收骨人之子》和张翎的书里都有一个华人僮仆受白人欺侮，却被白人女雇主救下的故事。
《金山》首次引起国际市场的注意是在2009年十月法兰克福举办的书展上。这届书展特别关注中国的小说类图书，张翎的新小说一上来就颇引人注目。加拿大企鹅出版社的艾德里安·柯尔是第二位国际买家，抢先出了个五位数的价（一家荷兰出版社是第一家）。企鹅此举全凭某种先入之见，因为当时连样品译文都还没有。“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它在中国已经得了几个奖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拿下，”柯尔跟我说。
就在书展期间，流言已经传开，说张翎的小说跟好几本加拿大华人写的书惊人地相似。流言的始作俑者已经不可追索，但是它扩散的势头却越来越猛，一年之后，到了2010年11月3日，它在中国一个人气很旺的的微博网站上就完全公开化了。有一位自称“加拿大学者”的人上传了一份贴子，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藉华人作家用英文写了不少书，讲的是华工的事儿。张翎的《金山》抄用了好几本文学作品的主题，挪用了很多意念和大部分情节。”这份贴子列出了详尽的单子，比较了《金山》与郑霭龄的《妾的儿女》、崔维新的《玉牡丹》、李群英的《残月楼》、余兆昌的少儿故事集《金山故事》和《三叔的诅咒》等书的相似之处。接踵而至的是发生在亚洲网上微博以及加拿大华人学者圈子里激烈的争论。
身居渥太华的作家郑霭龄（曾任特鲁多总理特别经济顾问）刚听到这个流言的时候，倒也并不感到非常惊讶。“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是我的书能给别的作者以灵感，那也不错嘛，”她说道。她1994年出的书名为《妾的儿女》，属于非小说类，讲的是她的祖母当年从广州移民温哥华的故事。文笔优美，忠于历史，因此被广泛认为是第一部探索华人移民经历的非小说类大众化叙事作品。它也广受欢迎，连续两年都被列在《环球邮报》畅销书目上。郑霭龄和张翎的书都是由加拿大企鹅出版社出版的。郑霭龄像大多数的加拿大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后人一样，能说一点儿广东话，但是不能读中文，所以她没有读过张翎小说的中文原文。
张翎否认一切指控，坚持说《金山》这本书是她数次往返奔波于中国和加拿大西部地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的成果；上述所列书籍，她只读过郑的回忆录，别的一概没看过。2010年，她告诉《环球华报》（温哥华的一家中文报纸），说她是“一个周密策划的攻击的受害者”，在她看来，攻击的“缘由是其他人的嫉妒和怨恨”。
张翎从来没有公开指名道姓说谁谁就是那个“加拿大学者”。但是，李彦，一位出生于中国的比较文学教授，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声称：就在署名为“加拿大学者”的帖子出现之后不久，张翎的支持者就开始对李彦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恶毒的攻击。张的粉丝怀疑，即使李彦不是那个所谓“加拿大学者”，她也必定出手帮了那个博客写手炮制帖子。
李彦相信，她背黑锅是因为她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几个华裔加拿大文学学者之一，并且特别致力于提高加籍华人作家在中国的影响——她说，而这正是张的支持者不乐于见其成的事，因为它有潜在的可能把竞争引入市场。李彦承认在私下里与其他学者议论过《金山》与其它作品的雷同之处。但是李彦坚称，她从未在网上贴过任何东西。
原告崔维新
崔维新于1995年出版了小说《玉牡丹》，它和张翎的书都写了一个残疾铁路工人，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下了老板的命。多年以后，老板过世的时候，老板的家人给了这个忠心的工人一个很值钱的礼物。
中国的网络世界是个荒谬离奇的世界，充斥着偏执狂悖，侮辱诽谤和匪夷所思的野兽般的冷嘲热讽。在数十条帖子上，李彦被骂为“阴阳人婊子”、“癞皮狗”、“缩头乌龟”等等，说她拒绝亮出她是张翎的攻击者的身份。李彦告诉我，读这种帖子简直就是“精神酷刑”。让她尤其感到惶恐不安的是有一天她在家中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个男人打来的，威胁说要杀害她唯一的儿子的性命，等等。当时她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李彦立即向警方报告了这个电话，她说她感到“极端的恐惧”。就在第二天，她看到了网上一个匿名的长帖，回应“加拿大学者”最新的帖子。该帖子称，“中国人窝里斗的恶劣习气被李彦扩大了。她竟不惜以鲜血为代价来妖魔化中国人民的形象。”那个帖子又用了威胁作结尾：“警告你，李彦：不要再在网上散布流言。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不改，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等着你的只能是可耻的下场。你等着瞧吧！”
跟着就来了四封匿名信，寄给了滑铁卢大学各级领导，要求他们开除李彦，因为她指控所谓抄袭的行为纯属子虚乌有。这些信件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其中一封署了个假名，“Chris Smith”。
李彦始终坚称那篇引发争议的博客文章与她无关。她的说法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因为有一个叫“Robert Luo”的人在中国非常热闹的“新浪”网上公开宣称，他就是那个“加拿大学者”，写下了最初的一篇帖子。然后他接二连三发文章，抓住对张翎抄袭的指控不放，在一场非要把张翎整垮的公众舆论冲击中充当了急先锋。张翎称，她已经不再看Robert Luo写的“垃圾”文字，因为它败坏了她的创造力。也有其他博客作者指控张翎抄袭之错还不仅仅止于《金山》一书，他们说她2011年发表的小说《睡吧，芙洛，睡吧》部分地剽窃了美籍华人作家林露德的一部作品。
2010年初，企鹅出版社委托妮基·哈曼为《金山》翻译英文版。妮基·哈曼是英国一位颇受尊重的中国文学英语翻译家。是年十二月，哈曼翻译该书及半的时候，艾德里安·柯尔问哈曼介意不介意把翻译工作暂停一下，腾出手来写个报告，来比较一下张翎的小说的中文文本与那几本据称被抄袭了的书的相似之处。哈曼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读了那五本书，并与张翎的原著做了比较。结果她的看法是，在中国博客网上滚雪球般传播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干、有毒的、很可怕的东西，我简直不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不过哈曼也不否认，偶然的情节上的雷同处是存在的。但是她坚持认为，雷同之处不易捉摸，很难以充足的理由把它说成剽窃。她说她觉得做这样一番评估是“徒劳无益的分散精力”。这场谈话结束时，她建议我去读一读她写给企鹅出版社的报告。（企鹅出版社拒绝给我看这份报告——也不让那几位加籍华人作家看；他们数度提出请求，却数度被拒绝。）
有了哈曼完成的评估报告，企鹅出版社认定，它有了它所需要的保证来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企鹅出版社公关部副总裁伊旺·韩特尔也有话说，“这是个很棘手的情况，我们非常小心在意地应对一个实际情况，就是指称自己的作品被抄袭的作者中有几位还是我们的作家呢。”（郑霭龄之外，崔维新的作品也是企鹅出版社出的）
就在企鹅出版社等着翻译稿完工发送过来的时候，在中国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抄袭的指控也进入了加拿大出版界。二月间，《多伦多星报》驻亚洲办事处主任比尔·席勒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文坛内斗令书的出版在加拿大受阻”。席勒居然追踪到了在上海的神秘的Robert Luo其人，或者自称是他的某某人。Luo自报家门，称自己“是个生意人，拥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学位；曾于2001年落地加拿大做了移民。”Luo续称，自己是个饕餮读者，在上海和多伦多两地都有居所。他声称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加拿大作家的知识产权。他还告诉《多伦多星报》，他是有“好几位中国学人支持和点拨的”。当《星报》追着要对Luo来个面对面采访的时候，他一下子警觉起来，把电话挂了。我本人也试过几次联络他，同样碰了钉子。有一回他同意通过译员的帮助用电邮方式来个采访，我跟他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原告李群英
李群英1990年出版的小说《残月楼》和张翎的书都写了一个华人苦力被一位混血姑娘（华人/原住民）从险境（在李的书中是暴风雨，在张的书中是大河）中救出；在两本书中姑娘都细心照料着发着高热的男人。
到了三月，上海《文学报》发表了王宁的一篇报告，论及这场关于抄袭的争论。王宁是文学教授，是中国北方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的主席。王宁的发现对张翎来说可谓正中要害的一击：王宁称，认真查阅这几本书之后，他发现了“惊人的雷同之处”以及“侵权行为”。论及余兆昌的作品的时候，他的结论如下述：“被侵权的部分均为艺术创造的结晶，它们应该受到作者知识产权的保护；它们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取用的‘共享资料’。”王宁的评估报告被中国主流新闻媒体采用，因而在网上博客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热潮。
当年春天，张翎的粉丝新建了一个化名为“天马”的博客，他们用它来维护张翎的声誉，并且拼命诋毁所有攻击张的人——王宁也在内。王宁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用电邮回复我说，他觉得现在情况“太复杂了”。
还有一份被用来攻击张翎的文件却是张翎的采访录，它于2010年8月发表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官方网站上。在这篇访谈录中，张翎讲到了一点，就是别人作品中的小小细节是如何常常给她以灵感，帮助她形成了“把细节打成碎片放在不同的地方”的写作风格。她特别引了艾米丽·迪金森为例；关于她所读到的其他小说作者，她说“他们给了我什么灵感，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我就不能跟你说了，但是总的来说对我都是养分。”对她持批评态度的人就把这次访谈讲话当做她的认罪自白来看。不过，任何小说作家都知道，从别人的作品中采撷和选取点点滴滴的灵感为己所用，乃是写作过程中寻常的部分。
关键问题在于，何时灵感蜕变而为盗窃——这就是落在知识产权法律师头上的难题了。专攻版权法的郑明美律师，来自信誉卓著的法斯肯·马丁诺·杜姆林律师事务所。她多次向企鹅出版社和妮基·哈曼要求，委托由一个双方都同意的第三方人士来对《金山》重新评估，但是她的请求均遭拒绝。于是在十月间，她便对企鹅出版社和妮基·哈曼提起诉讼。她一并代表三位原告：李，崔和余。（郑决定不参与这个案子，但是她跟我说，她“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被告的辩护词尚未呈上去。
崔维新是涉入本案中最为著名的作家，他告诉我说，企鹅出版社处理相关指控的方式让他深感郁闷。“他们声称握有客观的评估报告，证明了抄袭并不存在；那为什么不把报告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就了结了这档子事儿？”他说道。“如果这是一个谋杀之谜，那么照我的说法，某种看着像鸟、脚趾间有蹼的动物正在掩藏尸体呢。”
在图书出版圈子里，崔享有相当的声誉，有点儿像是加籍华人文学慈爱的教父。对张翎的指控刚刚浮出水面的时候，张与崔联系过，她表达了她的关切并请他看看她的书。他们交换了几次友好的电子邮件，甚至相约在《金山》英文版出来以后一块吃个午饭。但是一旦读完张翎小说的英文版，崔就把约会取消了。他说，“我不是什么专家，我更愿意看到别的什么人以专家的眼光来把它与中文原文做个比较，再做定夺。事情搞得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能说什么呢？就这么说吧，‘我们就不吃午饭了。’”
张翎的粉丝指责滑铁卢大学一位教授挑头发难指控张翎抄袭。他们在网上博客文章中污蔑这位教授，要求校方将她开除，并且威胁要杀死她的儿子。
律师郑明美认为，企鹅出版社处理此事的办法是极难让人接受的。“他们竟公开声称有关抄袭的指控已经被‘证明为不实之词’，这绝对是不可容忍的。实际上，只有法庭才能这样做。我特别希望有个机会跟他们探讨一下他们的研究报告。”
那么，企鹅出版社干吗不痛痛快快找人做个新的评估报告，把事情摆平呢？——郑律师和她的客户都这么问。企鹅出版社的主管人士则说，他们已经有了哈曼的报告，他们认为这是一份第三方做出的客观的评估报告，所以他们看不出为何要再评估。但是，赌注实在太高可能也是个原因。如果重新评估的结果对张翎不利，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郑律师是这么说的，“那他们就得把书送进坟墓——那可就亏大了。”
律师郑明美认为，张翎被指罔顾郑的几位客户的知识产权，恰恰凸显出一种中国特有的病象：盗版产品被广为接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仿冒商品市场猖獗，而且越来越精品化。很多新冒出来的雄心勃勃的资本家都靠着仿冒加拿大冰酒、名牌鞋子、耐久牌儿电池和泰乐诺常用药发了大财。这种做法也扩展到了书籍市场，畅销书的仿冒版本在中国的网上市场都有中文版。据说有些中国作家会把英语书籍打散后再拼装投入中国市场。但是，随着仿冒市场日益扩张，抓住作案者并绳之以法的机会也增加了。互联网，加上国际书籍出版业日益全球一体化，使得文学盗版更容易被捉赃在手。
《金山》英文版面世之前，企鹅出版社曾给郑、李、崔和余送过样书。郑霭龄说，她发现，阅读这本小说的感觉是颇为令人不安的。“是的，移民经历确有共同之处，”她跟我说道，“但是像我本人，像维新，像群英，像兆昌等等作家，那是紧密联系着我们祖父母一代移民的。我们的祖父们是付了人头税的。我的祖母就是个小妾。因此，当我们一笔一笔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每一笔都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祖宗的根啊。”
说到张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她是来自中国另一个省份，跟《金山》中的小说人物完全不同。张翎讲普通话，而郑、李、崔和余的先祖们都讲广东话。《金山》故事叙述的特殊移民经历都是据指被抄袭的作家们的先祖的经历，而并非张翎自己移民加拿大的经历。当然，这倒并不排除张翎有权把这类经历写成小说。
律师郑明美在呈上诉讼案卷一周之前，郑霭龄曾给企鹅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这是她写的第二封信），阐释说，她更愿意选择不诉诸法律的办法，但她仍然认为一份独立的评估报告是必要的。她同时要求，企鹅出版社把《妾的儿女》的版权归还给她。我最后一次与郑霭龄通话的时候，企鹅出版社只表示愿意同她见个面，同她当面商讨她的信。
就在此案上呈之前，张翎给我发了个电邮信件，这是她本人的一个正式声明。信中她表示了对同仁作家的尊重。同时她坚称，她的小说作品是“绝对的原创文学作品，尽管它是以加籍华人历史上共同见证的事件为基础的”，她指出这段历史“乃是文学灵感的非常丰富的源泉”，而这，“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据为己有的——除了上帝之外。”
在中国，盗版产品可谓司空见惯。有些所谓作家就是把英语书籍拆解开再重新拼凑起来，投入市场。
那么，谁才是正确的呢？我倒是希望我能够告诉你呢。我读了《金山》的英译本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可能说得准究竟有没有抄袭的情形。没错，以故事情节而论，张翎的作品与其它有关作品之间，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然而，不管从别的作品里取用了什么，它都已经被重新融入到一个完全体现了自己的笔调和风格的故事链中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加拿大移民经历的经典故事，用极尽简约的散文体不显山不露水地娓娓道出；而张翎的小说，情节就繁复了许多，更注重迎合读者群体的兴趣，所以它那些纷纷繁繁的人名、地名和戏码有时候对读者的记性还真是个考验呢。
跟郑霭龄的书一样，《金山》里也有一位坚毅、美丽的小妾，她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在一家茶馆打工以维持家计，但她倒并不是书中的中心人物。像崔维新的《玉牡丹》一样，张翎的书中也有一个人物在铁路上干活的时候因伤致残。在这两本书中，这个人物都救下过工头的性命，后来都从工头的家属那里得到财物报答。
没错，《金山》一书列出的参考书目里包括了余兆昌的《鬼魅列车》，但是抄袭指控还涉及到余的另外两本书，《死者的金子》和《收骨人之子》。余兆昌的《死者的金子》和张翎的书都讲了一个勤劳的农场主，他的一个亲戚是个赌徒，赌徒恨农场主因为农场主不肯给赌徒钱。在余的书里，赌徒杀死了农场主；在张的书里，赌徒失踪了。在《收骨人之子》的故事中，有一位华人少年受雇于一对白人夫妇，做他们的僮仆。当这位少年受人欺负的时候，女主人出面救了他。在《金山》的故事里，有一个相似的人物遭受了相同的苦难。像李群英的《残月楼》一样，张翎的小说的一条副线讲了一位华工，也在极大的危难中被一位加拿大女人救下性命，她也是一半华人血统，一半原住民血统。在两本书中，这位姑娘穿的都是兽皮，而华人男孩子发高烧的时候，都得到那女孩儿的细心照拂。张翎声称她从来没有看过李群英的小说，这个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她从上述作品中借用了什么，那么一个作家从别的作家的作品中得到灵感，这有什么错吗？诗人艾略特就认为，没有任何作家是在真空中写作的，每一首现代诗歌都是与古典作品和神话相呼应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经论述过“影响的忧患”，那都是诗人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再说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共享的故事和典型人物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代一代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流传着。荣格此论似乎也支持着张翎，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个文学喜鹊了，把她从华裔加拿大作家的精品中信手采撷来的闪亮的珍宝巧妙地用再生的手段来处理了。只要她没有一字一句照抄照搬，那又算个啥问题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张翎早就懂得了，最最浪漫的理论在实践中都可能有致命的破坏性。她眼见她的父母——其实是整个的文明——被一个大思想的力量蛊惑，席卷而去，而最终归于幻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被卷进去洗了脑，还相信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是善，”张翎就是这样评说她的那个时代。不过她也说到，千折百回，理智最终胜出。今日之中国，乃是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中国文化行将在全球范围崭露头角。张翎的事业横跨两大陆，名声日隆，她好像已经定位，她就是大众小说的未来。
站在士嘉堡家中厨房敷有抗菌剂的操作台旁，张翎跟我说，虽然童年时代曾遭遇种种困难，但是过去这两年却是她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两年。先是她父亲在中国突然去世；接着是她的一只眼睛在接受常规激光手术之后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接踵而至的就是潮水般涌来的关于抄袭的指控。“这是可怕的伤痛，但是它使我更坚强了。”
她的眼光转过去，落在她父母的照片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们的衣领是列宁装风格的那张。四十五年过去了，张先生和太太看上去还是满怀着希望。他们哪里知道啊，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他们行将上路，为生命奋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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