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强

　　摘要：本文通过对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开设的课程和拟定的未来发展重点与方向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台湾文学研究存在着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和学科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这一问题。通过对游冠胜所持的台湾文学与学院体制、台湾文学经典化以及台湾文学学科边界诸观点的分析，指出其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逻辑。最后，论文倡导一种多元、民主、对话的共同文化原则，以期建设更为合理的台湾文学学科知识系谱。

　　关键词：台湾文学；课程；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1-0089-10一、台湾文学系所建立过程与存在的问题

　　从1997年原淡水学院(即今真理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开始，“台湾文学”进入大学教育体制已逾十载。在这十几年中，台湾公私立大学纷纷申请设立台湾研究相关系所，目前已有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客家、原住民等二十余个系所。

　　单就台湾文学所设置及发展情况来看，2000年成功大学创设“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2002年该校增设“台湾文学系”大学部及研究所博士班。同年，台湾清华大学、台北师范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亦相继成立。2003年台湾师范大学设置“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静宜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2004年台湾大学、中兴大学、中正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2005年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亦成立，2008年政大台文所设立博士班。台大台文所则于201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台湾清华大学台文所亦将于2012年增设博士班。

　　台湾文学系所的迅速发展，与台湾社会“本土化”意识密切相关，更有赖于台湾教育当局大力扶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介入使台湾文学在学科体制化过程中充满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尴尬。然而，在十几年的发展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参与建设，台湾文学知识体系日渐成熟，也日趋多元。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诠释框架中，台湾文学学科有可能打破“本土化”的局限，而增强进入全球化学术场域的能动性。诚如台大黄美娥教授所言：“后殖民、现代性、女性主义、跨领域、跨文化、东亚领域、全球化等学术术语或关键词纷陈，且已然成为台湾文学授课内涵的一部分。如此也显现了台湾文学由早期致力挖掘与中国文学差异性的主体建构论，如今则在新兴研究领域的启发后，已经试图转向东亚、全球化学术场域更为宏大深远的目标了。换句话说，台湾文学已然是东亚文学，或世界文学的一环了。”但是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使台湾文学学科边界更趋模糊，也让坚执台湾文学“主体性”的学人陷入更深的意识形态迷魅之中。因此，考察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三所名校台湾文学研究所课程设置与学科知识体系建构过程，汲取经验，发现问题，于两岸教育部门建设更为合理的台湾文学学科不无借鉴意义。二、台湾文学研究所课程设置及其特点

　　在十几年的探索发展中，台湾各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大致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范畴：

　　古典文学：明清以来的古典诗、词、文、赋、小说等传统古文学，也包括日据时期台湾各个地方的诗社、文社等；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文学，包括白话文、日语书写的文学；

　　战后台湾新文学：1945年以后至今的当代文学，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新文学；

　　民间文学：包括原住民、汉族各族群的神话、传说、谚语、歌谣等口传文学；

　　原住民与方言文学：原住民语、客语或福佬语书写的文学作品；

　　地方戏曲：包括南管戏、北管戏、布袋戏、傀儡戏等戏曲文学与表演；

　　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包括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论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叙事学、酷儿理论等。

　　文学史与文学史专题。

　　比较附录中台大、政大、清大台文所课程可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明清时期台湾古典诗文、地方戏曲、民间文学、原住民文学等研究与教学相对较为薄弱；二、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较为活跃，既有思潮梳理，也有各文体分析，更多有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和文化专题研究。三、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多具有东亚文学视野，注重台日韩文学思潮、作家影响比较研究。四、注重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教学与研究，特别关注后殖民、后现代诸理论教学与研究。

　　根据当前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情况，三所大学也提出各自的发展方向与重点。

　　台大台文所拟定的发展重点与方向是：一、注重“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教学；二、由“书写文学”的研究教学人手，扩及以母语研习为基础的“口语文学”之研究教学；三、由当代国语文学入手，扩及传统诗文与日语作品；四、由本土文学的研究教学，扩及比较文学的研究教学。因此，台大台文所规定“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专题讨论”、“台湾语言概论”、“台湾文学史专题讨论”三门为必修课，而“中国历代文选或历代诗选”、“高级英文”、“日语”、“语言学”、“台湾史”等五门为选修课程。

　　台湾清大台文所拟定的发展重点与方向是：一、全面搜辑、整理“台湾文学”的相关文献：长期致力于“口语文学”与“书面文学”史料的搜辑与整理，以厚植研究基础；二、“台湾文学”全方位的研究：民间文学、原住民文学、传统诗文、日据时期新文学与战后文学都是研究的重要范畴，既重视资料的爬梳考订，也强调文学的分析诠释，以期建立学科的新典范。三、加强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之训练：注重中国传统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教研。传统诗文方面借镜中国文学的研究；现当代文学则参照世界性的理论发展，特别注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论述、女性论述等理论与方法。四、重视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视台湾历史各个阶段与邻近地区的交往，并由此观察其吸纳、抗衡、转化外来文化与文学所形成的种种征象，以比较文学的观点烛照台湾文学的独特风貌。③清大台文所更在2003年制定未来五年至十年发展计划，表明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原住民文学、民间文学、日据时期文学、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是其发展重点，并特别指出原住民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建设台湾文学研究完整体系的重要部分，而“日据时期不只是台湾文学新旧传承转变的关键期，更是台湾文学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时期。要认识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日据时期文学一定得是关注的重点”。由此可见，台湾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一直困扰着部分台湾学者，他们苦苦追索而不可得。这种学科意识的焦虑感远不是陈芳明所断言的：“对本所而言。本土性与主体性绝对不是问题。以台湾为名的文学研究所既已成立，本土与主题就已经存在。”

　　再看政大台湾所的情况。从课表上看，政治大学台文所创设初期，多延聘台湾大学黄美娥、张文熏两位教授开设课程。而后随着师资队伍日渐壮大，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在教学内容上：一、注重文本阅读，“史料阅读”成

　　为政大台文所课程结构的根本。为具备多语种史料阅读能力，政大台文所要求学生具备日文和英文能力，并废除形式上的资格考试，而采取实质上的语文能力训练。二、在文本阅读基础上，强调台湾文学与华文文学的互动，台湾文学与东亚现代性的联系。从杨牧、陈芳明、范铭如、杨小滨、孙大川等人开设的课程来看，在东亚文学的视域中注重文本与思想资源的对比与联系，体现出陈芳明所提倡的“共时与对比”的思维方式。在政大台文所未来的展望中，第一点便是提升台湾文学研究的质量。其中特别强调对文学理论的涉猎并不偏废，“有关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等等思潮的介绍，都在本所设计的课程之中。通过与这些理论的结合，台湾文学研究的质量当可获得提升”。实际上，台湾学者诸种文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教学，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参与到全球学术场域之中；另一方面，所谓台湾文学“主体性”之建构其理论基础便是后殖民与后现代诸理论。

　　从以上的材料和分析来看，尽管台湾文学研究系所发展较快、学科知识建构也日趋完善，但由于师资的缺乏和师资结构的不合理，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呈现出过于集中某些领域的局面，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也一直隐伏在学科内部。对此。黄美娥教授早已发觉：“台湾文学”中现、当代文学研究广为流行，而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原住民文学、母语文学问津者寡；当前，中文系所、现代文学研究所乃至外文系、日文系的研究者同样在进行台湾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谁又能拥有最佳的“台湾”现当代文学的诠释、分析能力?质言之，“台湾文学”的学科，知识边界何在?“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性何在?这是台湾学界很难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三、学科边界与“主体性”焦虑

　　正因为人文学科、人文思想可以传承、创造文化传统，培养国民意识，建构民族、国家，所以台湾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直是主张台湾“主体性”意识的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思考与焦虑的核心问题。2005年，台湾“教育部”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承办“大学台湾人文学门系所之现况与展望研讨会”，除了检视台湾人文学门系所之定位、发展方向、课程、师资质量与学生出路外，也意在强调“大学与台湾主体性教育的配合”。会上，长荣大学客座教授庄万寿以《台湾人文学门系所发展的理念与策略》做开幕式专题演讲，其无视历史事实与缺乏常识之程度令人咋舌，故其谈台湾“主体性”，更多政治口号式的倡导，缺乏严密的学理分析。而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系主任游冠胜以《台湾文学系所的课程设计》为题作报告，从建构独立的台湾文学知识体系和抗拒体制化收编、生产“对抗性”话语两方面展开论述，其凭依的后现代教育理论与思维方式深具代表性，值得深入讨论。

　　游胜冠首先对艾尔文·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对大学与学院特质的描述进行扭曲原意、寻章摘句式的引述，诸如“社会主导价值的传送带”、“教授劳动力必须的技能和维护旧阶级的权威所必须的顺从态度”、“阻止所有异议的‘压制性忍受”、“取消对主要社会危机的关注”等，并由此提醒人们必须警惕台湾文学在大学体制化过程可能丧失“最宝贵的价值”，那便是“台湾文学关注社会危机的现实精神、百多年来台湾文学对台湾社会的民主化、本土化变革的关注与相互支援”。荒谬的是，游冠胜所引述的内容正是古德纳所要反对的。也正是在该书的同一页，古德纳清楚地写道：“学院和大学是新阶级抵御旧阶级的精修学校”，“所有权威性的主张现在都受到潜在的挑战”，“大学既再生产也颠覆着更大的社会。……产生异议、离经叛道，培养颠覆权威的批判的话语文化”。不知是汉语阅读理解能力的问题还是游胜冠别有用心，但曲解原意已然显示游胜冠学植的空疏与学风的浮躁。再证诸事实，游胜冠对学院主流的文学教育必然压迫、排斥、收编非主流的台湾文学教育这一观点，鲜明地摆出其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且不说在专制社会中大学与学院体制尚能产生对抗性话语；在当前庄万寿所谓“‘第一级公民自由”的台湾，大学体制内部多元的、对抗与对话的知识生产机制已然成熟，而高举台湾“主体性”旗帜的学者们哓哓置辩于台湾文学被压迫、被排挤的议题，无非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找不到台湾“主体性”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源，因此只能以学术政治化的方式来掩盖台湾文学学科内部的合法性危机。

　　其次，游胜冠对台湾文学的课程设计沿袭“主流文学教育”的做法予以批评。他将之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以历史阶段划分台湾文学，二是以文类设定课程。对此，游冠胜肯定了其中的“进步性”，认为“台湾文学”相对“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学术范畴的独立性受到了关注与确立；而且相对于中国文学系偏重古典文学方面，台湾文学系所更关注现当代课程，正视了文学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际上，从历史阶段上看，台湾文学恰是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滋养下绵延不息，所谓“建构台湾文学与文化的主体价值”显然歪曲了历史事实。其次，游冠胜对“现实性”和“时代性”进行了当下化的片面理解，认为台湾文学系所因更注重现当代课程而具现实性和时代性，反之中国文学系所因偏重古典文学而无“现实性”和“时代性”可言，这种简单的逻辑显然没有把握到文学基本的精神底蕴。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游冠胜简单套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文学“经典性”予以质疑。他认为，“主流以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为主体的课程设计，教授的就是这种‘面对过去的课程，它‘通过东拼西凑编辑的，其间充满了有成见的、不真实的和陈旧的东西”，而且“传统课程”奉行的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避世哲学。这般简单化到滑稽的判断相信会令古典文学研究者大跌眼镜。依据上面的判断，游冠胜批评了台湾文学系所依赖主流文学教育价值标准进行台湾文学的经典化教育这一现象，指m这将使“台湾文学与社会现实原本亲密的关系也受到离间而逐渐疏远”。

　　文学思想与文学传统，有赖突破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控制的文学经典得以传承，文学经典中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精神可以越千古而长新。我们很难想象，缺少文学经典的台湾文学将会是什么面目。即如民间文学、原住民文学，经过几代人的共同淬炼、凝聚了集体意识的口传的与书写的文学，也同样具有经典性，它们赓续了族群的精神血脉。而且文学经典同样构成了一个多元对话的价值场域。片面认定经典必定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同谋，显然低估了文学经典的思想穿透力和文学创造力。

　　最后，游冠胜提出，台湾文学是“传统课程”所忽视的“妇女的历史、劳动阶级的历史和殖民地的历史”的一部分，以此为台湾文学教学的主体，抵抗一元化的知识体系，这是台湾文学进入学院体制所能做出贡献的地方。从这里也可看出，游冠胜所谓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台湾现当代文学、“传统课程”与台湾文学课程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既遮蔽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包含了妇女的、劳动阶级的、反抗的文学内容与精神指向，也单一化了台湾文学的精神内涵。吊诡的是，在整篇论文，游冠胜时时倡导一种对抗一元化知识体系和霸权性学术体制的意识，却时时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逻辑进行思考。这或者也正显示了亟主张台湾“主体性”学者的共同症候。

　　其实，台湾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返诸相对客观的学术场域之中，通过创造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对话的学术环境，让“所有人可以参与意义和价值的创造和再造”中，真正实现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共同文化”：

　　“共同文化的概念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赞同社会，当然也不只是服从社会的概念，(它包括)所有人的对意义的共同决定，有时以个体、有时以群体形式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特殊的终结，它从来不会被视为最终实现了而变得完美。在这个一样共同的过程中，唯一的绝对将是要保持交往的渠道和机构通畅，以使所有人都能做出贡献，并在贡献中受益。”

　　这段话也是游冠胜在文末所引用的。相信，唯有在此基础上，两岸学界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迷魅，在多元、开放、民主的学术场域中共同建构台湾文学学科体系。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