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希尼尔是新加坡颇有才华的作家，在小说与诗歌中，作家以“浮城”代表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社会，来努力开拓和建设自己的艺术世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自己的文学巨椽描画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区”的情形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鲁镇”、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原初纯朴的“湘西”和张爱玲苍凉色调的“上海”等。在新马作家中，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来描画现代的新加坡及生活其间的新加坡人的，希尼尔也许当得上是第一人。他通过自已的诗歌和微型小说，着力建构了“浮城”这一新华文学中的地域坐标和文学地貌。
关键词：华文文学；新加坡；希尼尔；浮城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1-0070-06
198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希尼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绑架岁月》。其中有一首《土地的印象》，诗人这样写道：
竟然，我迷失了方向
在这熟悉的土地
有一种悲凉
沁人心脾
有一种荒凉
蔓延在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坊……
不知是谁
趁邻里不留神时
换了幅现代画景
换来个荒凉
诗歌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急剧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加坡社会中种种盲目躁进的举措的不满，对整个社会漠视传统，丢弃种种民间记忆的短视作为更是如鲠在喉，却又万般无奈……新加坡原本就是一弹丸之岛，其华族的历史，从19世纪初开埠至今，也不足两个世纪。早期的华族先民飘洋过海，在异族的统治下，仍能开荒辟土、顽强生根，各种华族庙宇，各级华文学校，各种华族庆典，各种源自“唐山”的民俗风情都能在这南溟小岛代代相传，弦歌不绝。但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迫于经济考量，科技上以西方为指归，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在管理上，也奉西式制度为圭臬，英文在同母语的角力中，大获全胜。华文，作为约四分之三的新加坡国民的母语，沦为二等语文，甚至是第二语文。在“西潮”强悍的冲击下，华校全面缴械，华文教育难以为继，华社几乎全面噤声，而有着强烈母族文化情结的希尼尔，感受的当然是一种强烈的疏离和愤慨，以至于走在熟悉的土地上，他，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人，竟然也“迷失了方向”。他体验的是一种悲怆的“荒凉”，目触的是一种荒谬的“荒芜”：
漫不经心地游荡到这看似华丽的世纪初。某个清晨的河口，……缺堤的滩岸，一艘倾覆的舢舨，无助地接受浪花的抚慰，一只翠鸟(像似童年的那一只)立在一根桅杆上慌张地回望，荒凉自开紫色小花的爬藤植物蔓延，直到潮落的最远处。
荒芜在延续着……许多荒谬的现象，正不着痕迹(某艺人说：走过必有痕迹。我们遗忘得太快，所以不着痕迹)地在身边周围上演、流失、丢失、遗失或者遗忘，然后一再重复。
这是2001年希尼尔在出版个人的第二本诗集《轻信莫疑》时，在其后记中的“独语”。此时的希尼尔，除了诗歌创作，他也在微型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出版了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和《认真面具》(1999)。他在文学创作中，刻意表达了新加坡华人在社会急剧都市化中“连根拔起的遭际所带来的心灵痛苦和急切寻根而不得的精神迷惘。”代表着华族传统的“舢舨”倾覆了，在风雨飘零中，因为本土历史的缺席，华族文化的式微，新加坡岛成了欧风西雨中的一座漂晃的孤岛，一座在华族历史和文化大海中的走丢了的“浮城”。
一、孤浮、灰暗、荒芜：“浮城”的地理及地貌特征
希尼尔笔下的“浮城”，谐音“浮沉”，地理上，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孤岛；从文化上看，则是一座失去文化指针和身份认知的无根城市。外表上，浮城是灰色的，是毁掉田园、拔去绿色之后，用“洋灰”垒砌起来的阴森的城市。在作家的情感里，浮城是灰暗的，一片荒芜，满目荒凉。
在希尼尔的早期创作中，“浮城”就已显端倪。浮城往往与“灰泥”、“洋灰城”相关，如第一本诗集《绑架岁月》中，浮城已经是灰色调的，渗着“荒凉”：
在抹去一片翠绿，涂上灰泥之前，夜夜荒凉，夜夜／古井旁／枕苔如梦／惊跃，因为你，后港／当你盛装远离之际／月亮在哪里。
一片烟浓，今后的清晨或傍晚，停留在枯叶与天空之间，所有的绿色隐去／所有椰林连根拔起，只留下老秃椰干和打桩机，周旋到底。最终，倒下，老椰林，竖起，洋灰城，带来一片阴森。
只需一个下午／胶林全部出走，投留一些根头／／每个清晨。迟方{看不见蓝天／一片洋灰，那么刺眼／一阵车烟，十分难受／／惟有胶林／令人怀念。到了《轻信莫疑》，浮城仍然是灰暗而荒燕的
“一群鸟失声离开，并从容交出，五十层楼九九九的领空”、“那片曾经共有的沼泽早被填平了／洋灰的森林错落有致”
“触目，是一片异质的风景／灰暗的围墙，拒绝一次／简单的落户机会。”“高耸的洋灰城外。白雾，茫茫，来自大大小小的烟囱”
随着希尼尔笔触的深入，“浮城”的内在轮廓开始日渐明朗起来。他在多篇小说中直接用“浮城”或“浮岛”来指称新加坡，如在《浮城六记》中，他对浮城作如是描述：
此后浮城再也找不到狮子的踪迹，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想象力。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就像“一代不如一代”的儿时游戏，城内的人们在隐隐约约的传说中，开始塑造一只奇异的动物——非鱼非狮的狮头鱼——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卵生还是胎生?……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那里有传统与现代在挣扎的努力，那儿的人有追求卓越与略带怕输的心理……
在他后期的众多的微型小说的创作中，希尼尔开始探析浮城之所以为浮城的深层肌理，开始从浮城城民的根性、浮城城事的变迁和浮城文化版图的变色等方面孜孜不倦地构建他的文学“浮城”，并以此检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对华族语言、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及因华族传统难以为继、新新一代漠视历史和盲目崇洋所造成的新加坡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断裂和文化失根的悲剧。
二、自奴、浅俗、贫血：浮城城民的典型性格特征人，也只有人，始终是特定环境或风景里最具代表意义的组成部分。在鲁迅的“鲁镇”系列小说中，因为祥林嫂、孔乙己等独有的人物形象，才使得他笔下的鲁镇充满悲情，萧瑟凄凉；而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之所以人情浓郁、古朴单纯，也正是因为他塑造了翠翠、萧萧、媚金、龙朱等众多的湘西纯情少男少女的形象。已有论者指出：希尼尔的创作题材，源于新加坡的乡土，表现的正是“新加坡的土地与文化传统”，体现了“在现代化实际上是西化的过程当中，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遭到连根拔起的困境”。希尼尔几乎与新加坡共和国同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新加坡立国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的变迁，也亲眼目睹新加坡华人日渐西化，由“黄”求“白”的种种“用心”。愤懑之余，他拿起了他的笔，描摹浮城城民之百态，试图为过去30年来的新加坡人“立此存照”。
希尼尔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微型小说，他对
浮城城民的描述往往是简笔素描或类似镜头中的“一瞥”，但因其执着，也因为他的犀利，他对浮城城民的性格弱点的描画可谓人木三分。希尼尔笔下的浮城城民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上的崇洋和自奴、生活趣味上的琐屑和庸俗，以及对人文、历史的贫血与白痴。
(一)文化上的崇洋与自奴
华人的崇洋，从根本上看，是因为整个华族近百多年来的民族自信心的低落。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以枪炮开道，经济上掠夺中国，文化上矮化中国，中国迅速由威撼远邦的泱泱大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听任列强蹂躏的灾难深重的国度。政治的无能、军事的无力和文化的无声使得华族无论是上层官吏还是下层百姓，无不逢洋必恭、逢外必敬，而对自己的母族文化及价值观念缺乏自信力，甚至弃之如敝帚，不惜同自己的文化彻底切割，“去华族传统”，不仅语言用西方的，文化趣味上，也是“西方月圆”。
新加坡是华人较早移民的海外群居地，也是中西文化折冲交汇的枢纽。早期华人因谋生需要，必须懂得了英语，才能在洋行或外国人的公司担任中高层职务。经济利益的驱使，华族中的稍微富足的家庭都会送子女去英校念书，将来好到欧美留学，毕业后就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那些清寒子弟，则少有机会学习英语，只能在矿山、胶园或工厂做底层劳工。久而久之，社会等级显现，讲英文者显达，说华文者(主要还是方言，如福建话、潮州话等)落魄。华族中，不仅所谓的上层精英以能讲英文而自高一等，而且那些底层的华工也多因自己不能英语而自惭形秽。新加坡立国后，先是停办南洋大学，紧接着是所有华校“变色”，新加坡完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全面英语教育。随之而来的，就是纠缠多年的“华文难学，华语无用”的论调，甚至有“先进”的新加坡人，先是抗议华文的学习，要求把华文从中小学的教学科目中清理出户，抗议不成，后来就干脆移民去那些不必学华文的地方。
在希尼尔的全部创作中，对母族文化的眷顾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结。早在1985年，他就在《宝剑生锈》中，通过华校生返校参加校庆，写三十周年校庆时他们表演“荆轲刺秦王”时的一把道具“宝剑”，到了五十周年校庆时，被校方从教师休息室的墙面上摘了下来，扔进垃圾堆——“宝剑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幅现代抽象画”。曾经铮亮宝剑，不只是华校生的一份记忆，也是他们心目中华族文化的象征，但二十年后，它被一幅西方的现代抽象画所代替，孤零零地躺在长廊一角的垃圾堆里，“锈蚀多时”。宝剑的命运，也正是华文在新加坡的命运之写照。
5年后，希尼尔在《舅公呀呸》(1990)中，以一位学生的《华人传统》的华文画册被他的英文老师冠以“不良刊物”而没收的故事，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新加坡英文教育的“蛮横”，而令人悲怆的是，那位没收《华文传统》的英文老师正是一名年轻的华族老师，虽然他有一个时髦的洋名“奥格斯汀陈”；希尼尔是痛心的，也是无奈的，小说的最后，他也只能通过舅公之口，喊出“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
在小说《校庆》、《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克里斯多夫瘤》等作品中，希尼尔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浮城的年轻的华族“城民”一样崇洋，英文至上，轻视华文，不屑于华族文化，自绝于母族传统，成为文化“自奴”的一代。
(二)生活趣味上的琐屑和庸俗
浮城城民对自己母族的语文和文化既已毫无兴趣，那么他们兴趣的热点是什么呢?在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或者龙族》中，希尼尔这样描写浮城里的年轻一代：
所以我们都抽着烟挟着皮包牵着女生
的小手溜达在保龄球场这样才比较气派。
所以我们孤独地站在热闹舞会的一个角落欣赏一个个穿得很少的女孩子卖力地摆动。我们把烟仔一个跟地——／燃烧起来，然后，燃烧着自己……
我们不喜欢逛马路但是没法子，我们穿着很波希米亚但没有拖着女孩。……／最终我们迷失在钢骨灰泥你一阵阵刺耳的回响中……
年轻的城民自我迷失，没有信念。那么其他的城民呢?在希尼尔的“浮城”里，他们也一样是琐屑和庸俗的。在《笑忘书》中，父辈的书斋被下一代改造成了“麻将小筑”，耽溺于书堆被视为“酒精中毒”，年轻一代认为嗜书让人思路不清，意志消沉。浮城人对小事好奇，凡事都能联想到口腹之欲，即便是对浮城的“吉祥物”——非鱼非狮的狮子鱼，他们想到的竟也是不知道“它是否可烘烤或清蒸?”浮城人还喜欢虚荣，好大喜功，“随时为了个人的便利或者炫耀自我的特殊地位，不惜‘为虎作伥”。
浮城人还非常功利，喜欢贪小便宜，“人人抢着去购买不曾了解、不需要的货品”；他们是一群患有“长龙症候”的人，“有长龙的地方我就去排，管他是卖房子，抢旧书，报名入学，投注多多……”。他们还健忘，爱面子，稍遇不快，便会向有关部门投诉。他们以忙碌为借口，可以不去探访患病住院的“阿爸”，对亲情“等闲视之”；他们可以在离婚时“各自提出最有利的论点及证据，以确保孩子的抚养权能推让给对方所有”，对婚姻“满不在乎”；他们还可以游戏情感，不婚而孕，然后，在手术台上，“与一名庸医共同谋杀一具生命”。
希尼尔笔下的浮城人，就是这样琐屑而庸俗的一群。
(三)对人文、历史的白痴与贫血
浮城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对人文、历史的白痴与贫血。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名是利，是权是势。他们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点书，了解自己的文化，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希尼尔对新加坡华族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贫血情状深恶痛绝，在小说《我等到鱼儿也死了》中，他对新加坡人竟然连中国的历史朝代都一无所知表示愤慨。“宋元明文物展”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人们其实并不是冲着文物展而来，他们是冲着售票处正在代售“联通车资卡”而来的，有被老婆逼来排队的，有为表达对女友的爱情而来排队的，至于什么是“宋元明”，或者谁是“宋元明”，他们一概不知：
“是我的孩子叫我来的。”一位老者十分委屈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老婆大人硬要我来的。”一个秃头佬满脸睡意地回应。果然不幸被我言中。
“我是代女友来的。”一年轻人十分自然的表情，让人们感受到爱情的力量。
“我们是来买‘宋元明的?”
“什么是‘宋元明啊?”
“听说是一个地方。”
“好像是指某个朝代。”
“也许是一座很灵的庙。”
“可能是一个有钱人!”
“宋元明是什么人!怎么你也不懂?——哈，彼此彼此，如果是周星驰、张学友这些我就认识咯!”
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排成长长的人龙，朝着文物馆蠕动。他们不是去看文物展，但他们对“宋元明”充满好奇和疑虑。小说中的我“志不在钓鱼，只不过是在完成某一种孤独的姿态”，到了结尾处，希尼尔不无揶揄安排作者钓到了“一尾鼓涨着肚皮，不怎么挣扎的鱼”，看那苍白臃肿的肢体，“我”断定它是“一种支那科的SINGA鱼。”是绝对“土生的”，但不幸的是，这条鱼感染了“纹
化冷漠症”。
浮城人最让希尼尔不可饶恕的是他们对二战时期日本人侵占新加坡的历史的白痴。浮城人可以猜度巴格达“位于美国的哪一洲?离加利福尼亚远不远?”也可以猜测巴格达可能是一条河，想象“那条河比新加坡河长吗?河口有没有鱼头狮供人拍照?”也可以不了解“中国又与中华民国有什么不同?有时为什么有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他们也可以不清楚那个“蛮怪的”地址——“新加坡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不可以不清楚日本人到底是侵占还是“进出”新加坡，不可以听到“马关条约”而“联想到‘马关说不定是一种很酷的百年内衣品牌，或可能是一种很好吃的日本鱼。”
希尼尔对浮城里的年轻一代的“哈日”心态深感不安。《我的来世不是梦》是一篇只有300多宁的微型小说，希尼尔却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尺幅兴波”，痛贬浮城年轻人几近乎“认贼为父”的无耻和对亚洲历史与文化(包括日本历史文化)的白痴：
多年以后，我们这十巴仙的年轻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洋人!
……至于选择做东洋人嘛，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都是Japanese produts——路上的汽车，家里的电器，办公室里的电脑、电话，街边的餐馆、卡拉OK，哪一样不比他人强?日本高科技引导新潮流，年轻人都很coo|，很in!——还有，也不用浪费时间去学那要命的Chinese!考不好还得考虑去移民!
什么?——shit!怎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日文里也借用了阴魂不散的——人们都说美丽的——汉字?
在其他的作品中，如《横田少佐》、《新春抽奖》、《认真面具》、《退刀记》、《异质伤口》、《运气》等很多作品里，希尼尔都涉及到了中日或新日的历史问题，他对日本人不肯认错、不肯改悔表示憎恶，但同时。也对年轻一代人罔顾历史，一味哈日的浅俗倍感忧虑。
三、浮城的文学史意义
希尼尔是新加坡颇有才华的作家，在小说与诗歌中，作家以“浮城”代表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社会，来努力开拓和建设自己的艺术世界。综观希尼尔的所有创作，他都在力图建构自己文学版图中的“浮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白己的文学巨椽描画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区”的情形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鲁镇”、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原初纯朴的“湘西”和张爱玲苍凉色调的“上海”等。在新马作家中，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来描画现代的新加坡及生活其间的新加坡人的，希尼尔也许当得上是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和微型小说，着力建构了“浮城”这一新华文学中的地域坐标和文学地貌。他用自己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观来表达和承载新加坡的本土生活和本土经验，但其“最终意义是面向全人类、全世界，而不仅仅是表现华人文化传统的困境，同时也表现全人类、全世界面临的文化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希尼尔笔下的“浮城”体现的也正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困境。
新加坡诗人和学者王润华先生在论及希尼尔的作品时认为：“希尼尔同时探索了两个自我，一个属于过去，一个属于现在，因此这部诗集，很有深度地反映了新加坡的土地的变迁，历史文化传统的考验，以及广大人民的内心世界。”@王润华发现希尼尔约60多篇小说，它们互相之间发展且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那些长辈，舅公、舅舅、外公，似乎是一个家族的人，在那群青少年人中，小时候要听到鸭叫才能入眠的小孩，长大后似乎就是演荆轲刺秦王的青年人，出国后，到三十里外吃中国餐的旅行者好像也是同一人。综观希尼尔的所有创作，他都在力图建构自己文学版图中的“浮城”，他的这种企图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特出。王润华对希尼尔无不强调其作品所反映出的本土的语言、意象和文化上的色彩表示欣赏。希尼尔不但融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因此具有“题材的繁复、新技巧的实践，内容的时代感”的特点，在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创作技巧等都极具本土特色，体现出了新华作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希尼尔的新加坡本土视野中的自反性思考也非常值得注意，毕竟，他清楚地意识到经典化“浮城”与新华文学的“本土性”之间的关系。他用自己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观来表达和承载本土生活和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新华文学的经典。
希尼尔无疑是新华文坛上特异而别致的存在。他的作品体现了不可模仿的“孤岛属性”，每一篇作品都在题材、视角、立意和情节上都力求突破，体现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让后继者难以模仿，也无从效仿。这种独辟蹊径的实践，是新华文坛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数十年来执著于“浮城”之建构，为这块土地的人文生态走与呼，为母族文化守夜，彰显出强烈反思自我的主体意识，甚至力图以小见大，将意义呈现指向了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困境，其野心不可谓不大焉。希尼尔立足新加坡乡土，以热诚的心，用犀利的笔，不因新加坡城小而懈怠，也不以“浮城”的晦暗而悲观，勤勤恳恳，用自己近三十年的心血，见证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记忆的日渐消失，记录了新加坡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江河日下，也描画了“浮城”城民们的崇洋与自奴、琐屑与庸俗，以及对人文和历史的贫血与白痴。这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场域的另一种“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希尼尔的这种关注全球化人类困境的本土书写，无疑别具意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希尼尔构建的文学“浮城”，不只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风景，在世界华文文坛上，“浮城”也是一处值得读者和论者驻足流连的名胜。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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