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娟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对德国华裔作家罗令源名字的陌生，如同对德国华文文学、德国华人文学的陌生一样。毕竟德语在英语作为主流外语的当今中国，还是小语种。语言屏障之外，华文文学或是华人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或者德国文学的研究者而言，某种程度上都是边缘性的。然而这种文化“间际”的尴尬地位，恰恰是赢得不同文化背景阅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值得研究者重视。

　　罗令源1963年出生于江西，在上海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1990年移居德国柏林。柏林是一个对艺术和艺术家充满热情和敬意的城市，罗令源在这里获得多份文学创作资助，进行着文学创作。正如她自己所言，最先选择写的题材，常常是窝在心里不得不说的。《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①便是她最早用德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色彩，揭露当代诸多社会问题，如农村农民生活、重男轻女、腐败、人事关系斗争、计划生育等等，2005年由慕尼黑德国口袋书出版社（DTV）出版，并且获得了2007年度沙米索文学促进奖。②让罗令源震惊的是，自己很快被德国的媒体和评论界定位为政治小说家。这也是促使她接下来的创作转向轻松、幽默和娱乐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罗令源认为严肃沉重的作品也是需要酝酿和心理准备的，并认为这个时代既需要有批判反思，也需要有乐趣与娱乐。因此，接下来在DTV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题材和风格都有所转变。2007年出版了第一部德语长篇小说《中国代表团》，③2008年短篇小说集《夜游莱茵河》④从中文翻译为德语出版。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了两部德语长篇《摘星深圳》⑤和《留洋肚子静悄悄》。⑥本文试以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为对象，分析罗令源跨文化背景下文学创作的人物、主题和意象特点。

一、平凡的人物：挣不脱的网

该短篇小说集一共包括11篇短篇小说，书名取自最后一篇小说《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小说中人物都是平凡人，说平凡，意指小说里没有英雄，没有完美的光辉形象。这些人物，深深陷在中国文化的泥潭中，系于日常生活的关系网上，挣扎和承担着，无望抑或希望，麻木抑或坚韧，但这里没有希腊悲剧式的抗争和毁灭，殉难和崇高，这里有的不是悲剧，而是悲惨。这里的人物，无思超越，而是在紧紧捆绑的文化枷锁中挣扎，没有目标的挣扎，或者说，只要一点点的希望，依然能够坚强地“活着”。这些人物和事件原型大多来自中国生活，是作者在现实中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鲜嫩的竹笋》中，在凛冽寒风中无家可归的少女，无辜地被骗，喝了迷魂汤，被卖给一个村子的屠夫做了老婆，并且身体被屠刀血淋淋地做了标记，这个标记使得她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屠夫说，她逃也没有关系，看到这个标记的人都会通知他，或者把她遣送回来。《错误的收信人》中，一张姓名和地址都准确无误的支票，牵出了“偷盗”案，穷苦巴交的农民在追寻这个线索的过程中，饱受了各种人情冷暖，花光了所有借来的盘缠，钱的数量虽然不多，却超过了两年农村艰辛劳作的收入。这个“偷盗”案，偷走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人生”，他三年辛苦高考得到的通知书，中途遭遇打劫。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家庭地址都被盗了。没有人能为他找回来“公平”，“偷盗者”以他的名字，读名牌大学，进入深圳企业做白领，出国。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在他者身上成为现实。对此，农民越发觉得农村的生活无望，于是留下书信，远赴深圳去打工，虽然自知不可能进企业，做白领，但是他依然要逃离。这种逃离，没有终极的超越，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让家人等着自己寄钱回去。《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中，计生委的负责人赵主任一直都穷追不舍，一定要抓农民王莽怀孕的妻子去流产，尽管这个时候他妻子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几次的躲避之后，赵主任已经没有心情玩捉迷藏的游戏了，经过了赵主任生病住院的平静之后，王莽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随着赵主任和铲土机的到来，一家三条人命，生病卧床的父亲、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命丧黄泉。王莽出于愤怒，在区委办公楼潜伏，将赵主任和路过办公室的另外两个政府工作人员，从五楼的窗户扔下去了。愤怒地吼：“你现在替我的儿子从五楼滚下去”！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承担着生活的苦难，痛苦着、愤怒着、希望着、也绝望着，承担着罪恶，也纵容着罪恶，一起对彼此犯罪，共同牢狱着他人，也牢狱着自己，生活的悲惨结局总是无法避免，也无法扭转。整个局面中似乎找不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只要有一点点可怜的希望，仍然能坚韧地“活着”，若是希望最后一丝无存，就是共同的奔向毁灭，这种毁灭，不是为了寻找最终的出路而殉难，而是盲目的情绪的发泄和无望的挣扎。这里的悲惨和罪恶，人们习以为常和平淡，没有人站出来反思如此生活的合理性，没有人来寻找救赎的道路。这大约也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二、生和死：一样没有尊严

德国对中国的关注，和中国人自己关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在一个文化中试图努力忘记和冷漠的东西，在另外的文化中，总是被人津津乐道地谈论。这种谈论，无疑存在着某种揭人伤疤的嫌疑，但未尝都是消极的。问题不在于人家谈论是否正确，而在于始终自我反思。德国的年轻人在谈到中国时，乐于谈的是西藏、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由民主等问题，他们自认为自己拥有的独立自由的观点，多大程度上，又是来自西方媒体的影响呢？有时候，问题本身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谈论的方式变得很重要。即便是真诚爱国心也常会被人扣上“被洗脑”的帽子，并且对于这种“被洗脑”抱有悲悯和同情。在日常生活中和德国人谈中国政治，要么陷入“反动”，要么陷入“背叛”。一个人如果既不愿意被所谓自由民主国度的人抱以同情和悲悯，又不愿意对西方的时髦观点奉承的话，最好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和人谈论政治。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因此不去思考我们的文化，而罗令源的小说，则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反思历史和文化，反思中国社会问题，这种表达，并非通过理论批判来完成，而是通过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感情，平凡的理智来表达出来的。那些热门的政治话题，都不过是这一切平凡的布景，布景也如平凡的生活一般平凡。

（一）隐私与公开化

《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的出版介绍上，第一句话便评判道：中国人没有“隐私”这个词。在特殊的年代，私人生活被公众生活暴力侵占，从来都不是某一个文化独有的现象。2006年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萝拉奖”11项提名奖的《窃听风暴》，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并获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该影片也是反映集权统治下对个人空间施加暴力的主题。正如影片中所写到“公开化无处不在”。

　　《没有灯光的舞会》这篇小说中，生活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青年男女在熄灯之后在宿舍举行舞会，交换舞伴跳舞，在青春的萌动之中，在黑暗中相互抚慰。突然，夜间巡房的人来检查，外校的学生从窗口溜走，本校的几个学生则是命运各不相同，顺从听话，与校方合作的梅梅和婷婷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语嫣则屡次被找到豪华漂亮的办公室接受冷酷的盘问，而盘问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她第一次和催发生身体接触是什么时候？”而且还被强行检查了处女膜是否完好。每一次从那个奢华的办公洋楼走出来，她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小。作为人的尊严，在那里从身体和精神上都被残酷地摧毁了。在《恋人、警察和盗王》中，同样是青年学生的一对恋人，遇到夜晚在河边抓盗贼的警察。在那个年代，一男一女走在一起，必定会被认为存在不洁之事。学生因为和警察的小冲突，导致了马赛的死亡。在《外国人居住区》中，帮助德国留学生共同翻译作品的中国学生，由于没有登记进入和留宿外国人社区，遭遇到检查、审问和处罚一系列不合理对待。

　　人的尊严和生命让位于权利暴力，这种权利暴力对个体的身体和灵魂都有占有权和控制权，个体并不优先地占有自身。公开化的规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毫无顾忌地进入个体的情感和生活空间。

（二）偷窥与遮蔽

小说中，处处充满着“开窗”和“关门”，“监察”与“躲避”，“追赶”与“逃跑”这样的意象：邻里之间相互偷窥，儿子偷窥父亲，女儿偷窥母亲。《一个生日蛋》中，不到8岁的菲菲，一直被母亲忽视和粗暴对待的对象，并没有忽视这位一直眷念上海风情的母亲。夜晚和丈夫调情之后，发现抽屉里丝绸手帕包好的避孕套找不到了。这位对乡村避孕药不信任的女人，每年假期回上海都会买回十个避孕套，当然会重复利用，所以每次清洗完毕之后用丝绸手帕放在抽屉里面藏好。最后的两个却意外不见了。

　　在小女孩失踪的追寻地过程中，发现了被自己遗忘的“春宫画图”在书架顶端，里面的女人裸体全部被黑色的墨涂得辨认不清，而男性都被黑色的墨弄得脏兮兮。菲菲也充满着对女人的仇恨。在这个家庭中，“重男轻女”观念的施暴者，不是男性，恰恰是女性，女性对女性不是同情，恰恰是试图通过对异己的同类进行对残，成全男性社会的这种强权观念。女人通过自我否定和放弃，最后融入男权社会，而不是由男人来对女人施暴迫使其融入。相反，丈夫在家庭中并没有表现出强势，而是对女人的顺从。这个在家里毫无用处的菲菲，正是通过对母亲的偷窥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

　　在小说开头，招弟找到菲菲之后，并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马上对其进行体罚，而是默不吭声地将其带回家，路上遇到学生和同事，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优雅”，面带微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便是关上门窗，对菲菲进行残酷的体罚，这种体罚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为了平息菲菲一夜未归造成的焦急和愤怒。而后来有邻居过来劝她时，这个他者的介入，使得整个场面的叙述都发生了变化，对外的辞令则是，菲菲不听话，偷了东西，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好人，必须进行教育。即便邻居解释，牌是自己送给菲菲的，她的母亲依然不善罢甘休，还故意提起对方一年前体罚自己孩子的事情。在几次“教育”菲菲的过程中，母亲都示意丈夫把门关上。母亲害怕什么，害怕暴露自己的残忍。母亲也偷窥别人，偷窥什么，通过偷窥获得心里平衡和安全感。

　　丈夫工作晚归和美貌女学生请教问题的场景让这位母亲充满猜忌和担心，但是通过从窗子探听到隔壁家的丈夫也是因为要给学生上晚自习晚归，这颗猜忌的心最后才放下来。偷窥别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自身获得安全感。

　　在《死去的蚕蛹变化快》中，在一板之隔的房间里，儿子假寐，偷窥自己的父亲。猜疑父亲的私生活。父亲则是试图遮掩。在废弃的旧塔的黑暗的角落里，他偷窥父亲和一个疯女人在一起的勾当，也偷窥别人和这个疯女人在一起的勾当。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看到的都是面具和假象，以至于大家习惯在人面前带面具，在人背后偷窥别人的生活。偷窥和遮掩成为一种平淡的、习以为常的习惯。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中，党校书记和党校校长作为邻居，为了更好理解和对待当年的僵局，偷窥是获得可靠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我们的文化中，偷窥和遮掩，恰恰说明，人们对眼前的事物保持着怀疑，这种怀疑的原因是，我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和别人都在生活的舞台上带着面具演戏，而大家相互之间都是陌生的，因此，大家对于摘下面具之后，在舞台背后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心。这种局面则造成了台前和台后人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双重紧张，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他人成为自己的牢狱，自己也成为他人的牢狱，人们在生活之中相互捆绑，形成一个死结，个体的自由和健全健康的发展都遭到损害。

（三）文化观念成为刽子手

小说《一个生日蛋》和《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都涉及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个生日蛋》中，小女孩菲菲从小和祖母住在一起，四岁祖母去世，回到父母身边，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必须留在家照顾弟弟邵华，并且做很多琐碎的家务。小女孩在家常常遭到母亲招弟的残酷对待。她两次出走，带来的都是严重的体罚，最后由于腹部内出血，孤零零在晚上死去。《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农民王莽生了两个女儿，一直都想要一个儿子。女儿被他视为无用之物，女儿的视觉出现便会带来心理的哀叹和厌倦，儿子则是唯一的生活希望。无论是在推土机铲倒房子的那一刻，还是在计划生育办公室报仇雪恨的瞬间，王莽的爱恨都系乎儿子。父亲和妻子，也都得让位于儿子。“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传统观念所言之“后”，意指的是男丁。这些悲惨事情的发生，与其说是社会，不如说我们人自身。观念作为刽子手，不是没有前提的，因为这些观念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这些观念是我们“生”的一部分，也是带来“死”的一部分，而这些价值观念本身并没有在文化中被克服。与其说是文化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闹恶作剧，或者“杀人”，不如说是我们在“自杀”，这些文化观念都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或许，自我反思和勇敢地给自己“动手术”才是最终走出这样的困局的唯一道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呢？

（四）关系与利益

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和《你是我们城市中最风度翩翩的男人》中，核心主题则是中国的“关系”。前者中描述了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人事迂回曲折的斗争，这些斗争使所有的人都陷入到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决定你能否在一个位置上继续呆下去的主要原因，不是个人做得好不好，而首先在于你站队是否站得正确，而在高层政治改革变动的时候，即便有敏感的政治神经，依然难逃被安置闲职的结局，或许，远离这个关系网，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后者则讲述了一个厦门复杂的社会圈子中钱权交易网络的故事。《金茂大厦的洞房夜》中，洞房夜没有温情，只有利益的算计，让人感到窒息。

　　如果说过去是政治和权力对个体生活施暴，那么“关系”和“利益”这种无声无形的暴力现在正在慢慢地蚕食着自我，它把人的生活慢慢缩小和挤压，最后人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人远离了自己。人要么成为赚钱的工具，要么成为政治斗争的机器，真实的情感，健康的理性都是要努力克服的东西，才能在这样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三、汉语式的表达：跨文化沟通

故事中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在中国的江西、上海、厦门、济南、深圳等地；在中国的小山村，在中国的大都市；在社区、在高校、在政府机关、在企业。而故事的读者则大多数在德国，或者说在德语世界。无论是德国人在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在德国。作者始终试图把中国式的表达，转化成德国人读者能够理解的意象和情境，把汉语中的一些美好的表达带到德语中来。小说中使用大量“汉语式”的谚语、比喻、意象，对于汉语背景的读者而言，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德国读者而言，这是非常有趣的“陌生化”的表达，这种“陌生化”恰恰在语言上增添了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中国人认识和感知世界方式的独特表达，也反映出中国文化思维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罗令源的作品不仅仅从内容上使得德国读者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语言上也加深了中国文化思维，中国人认识和感知世界方式的理解。

　　除了将汉语中习以为常的成语、谚语和表达方式翻译为德语，带入到德语中来，罗令源还试图借用很多意象象征来进行创作。这些意象因此带有图画的直接特征，能使德国的读者产生文化理想，出现有趣的“误读”。这种“误读”在某种程度上在跨文化的背景中增加了作品的复杂性。

　　如《一个生日蛋》这篇小说中的“生日蛋”这个意象，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而唤起的则是他们熟悉的“复活节”彩蛋。结合小说中的故事，“生日蛋”和“复活节彩蛋”二者之间似乎可以在象征的层面上建立某种联系，尽管罗令源自己否认创作时有这方面的考虑。然而德语的读者在对这个故事的阅读中，很自然便会将这两个意象叠加并置。

　　菲菲死后两周的1982年6月8日，是她8岁的生日。她曾经暗暗地梦想着，能够从她父母那儿得到一个煮熟的、染成红色的鸡蛋，作为生日礼物。这个梦想，随着她的死亡，成为一个不能复活的秘密。而她的弟弟邵华四岁的生日，是在4月份，想必菲菲当时一定也在场，看着父母给弟弟买新衣服，还有六个彩蛋。菲菲显然没有吃到，但是看着弟弟一个接一个地吃下去，她想着一定很好吃。而且母亲招弟还充满爱意和希望地说，把这些蛋吃到肚子里面去，就会变得有飞的力量，飞到一个美好的未来。菲菲也想吃到这样神奇有魔力的彩蛋，但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出生似乎就是不合时宜，似乎是一个没有生日的小女孩。她一直在期盼，但是现在她不再期盼了。

　　在西方，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复活节，每年时间不完全一样，通常在四月份。也就是故事中菲菲弟弟邵华生日的这个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如他所说，三日后他会复活，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因此能得到新的生命。复活节的彩蛋，则象征新的生命，坚硬的蛋壳无法限制住里面孕育的生命，如坟墓关不住耶稣的圣灵一样。邵华作为男孩子，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和生命。母亲的名字招弟，即招弟，想必邵华的外祖父母也一直期待着一个男孩子的出生，正如自己的父母期待自己的出生一样。而菲菲这个在家里无足轻重的人，她的生命和情感是可以被忽略和粗暴对待的，她的死也是那样的凄冷，死了几个小时之后才被人发现。她的生命没有希望，她会复活吗？由此想到“重男轻女”这样一个世世代代的观念，伴随着每一个男丁的出生，给一代代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但是又有多少弱小的心灵泯灭了希望。

　　“生日蛋”和“复活节彩蛋”都和生死、和希望相关联。而这里的故事，也是一个生死的故事，一个西方也复活的故事。但是这里没有拯救。

　　《你给我从五楼滚下去！》这部短篇小说集，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点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经历和对文化的独特思考息息相关，她以异域的文字和文学形式，表达着对中国文化深层问题的独立思考。

　　① Luo,Lingyuan:Du fliegst jetzt für meinen Sohn aus dem fünften Stock!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 Verlag,2005.

　　②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德国作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妙的故事》（1814）、组诗《妇女的爱情和妇女的生活》（1830）等，曾依照儒莲所译汉诗《尼姑思凡》创作了叙事诗《尼怨》。沙米索文学奖旨在鼓励生活在德国的，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对德国当代文学作出的贡献，激励年轻一代外来移民更好地掌握德语，融入当地社会。罗令源是该奖项自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其获奖的理由是：让德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巧妙的戏剧性，加上幽默、讽刺的手笔。

　　③Luo,Lingyuan:Die chinesische Delegatio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 Verlag,2007.

　　④Luo,Lingyuan:Nachtschwimmen im Rhei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 Verlag,2008.

　　⑤Luo,Lingyuan:Die Stern von Shenz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 Verlag,2008.

　　⑥Luo,Lingyuan:Wie eine Chinesin schwanger wird,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 Verlag,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