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清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曾敏之是一位擅长写文史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随笔写作己长达50多年。由香港林真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相继出版的《观海录》，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散文杂文奖。

　　他在《写到老，学到老》一文中说：“我对杂文的写作，起于50年代。50年代初期，因对鲁迅翁的崇拜，一度钻研鲁迅，写过《鲁迅在广州的日子》，也写过许多论文。后来在暨南大学授课，也曾以鲁迅研究作为选修课与学生共同研究，其中鲁迅的杂文是必须研读的部分。这样一来，令我对杂文着迷了。于是开始动笔写起杂文来。”①迄今为止，他已结集出版《岭南随笔》、《文史品味录》、《观海录》（一、二集）、《文苑春秋》、《曾敏之杂文卷》、《春华集》、《听涛集》、《绿到窗前》、《人·文纪事》、《望云海》、《温故知新》、《文林漫步》、《书与史》、《空谷足音》、《旧曲难忘》、《曾敏之文选》等随笔和杂文，其中明确标名杂文和随笔面世的只有《曾敏之杂文卷》和《岭南随笔》。

一、眼观世情，纵论古今

曾敏之创作的题材丰富而广博，涉及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文化艺术、社会世态等方方面面，真是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曾敏之以健笔报国为己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以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来观照、关心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曲折和演进。他的创作始终在追寻光明，始终坚韧不拔地与黑暗、落后作斗争。“文革”一结束，他即用杂文、随笔，猛烈批判“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凶，挖掘封建主义残余的根子，享誉文林的《立信·立言·“瓜蔓抄”》、《一言堂考证》、《讳的遗毒》、《比喻有罪》、《封建余音》、《寓伟大于平凡》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他与时俱进，创作题材不断出新。他写《王充的实践观》，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谈〈对贤良策〉》、《变法往事》、《谈改革》等都是正面谈论改革的代表作。《谈〈对贤良策〉》引证董仲舒的话，申论改革之必要。“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②曾敏之的杂文、随笔围绕民主与法治、立言与守信、治道与政风、教育与劝学、反腐与倡廉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诤言。《谈谏》、《陆贽的奏议》、《从“苦笋”到谏言》、《谏与书的效应》、《诤谏以外》、《诤诤谏士如在眼前》等关于谏言的文章，揭露封建统治者多数是好谀、好顺，闭塞言路，拒谏饰非的。怎样才能走出历史的怪圈，不再重复既往的悲剧？曾敏之在《谈谏》的文末写道：“验之‘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就不能不从根本上考虑杜绝以言论入罪的途径了，确立法治、倡导民主，革除封建积弊，治乱机微，其在斯乎。”③

　　总之，曾敏之眼观世情，耳听民音，观和听的是中国摆脱“文革”灾难、实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中国历史转折民族振兴的世态。他批极左，破陈规，揭陋习，斥恶行，刀刀见血；唤睿智，促改革，谋良策，颂善政，笔笔含情。他含的是忧国忧民之情。旅美女作家聂华苓在新加坡演讲中曾说：“中国作家太过忧国忧民，以致所写的内容无法突破时空、国情，达到反映人类共性的极致……这是受‘文以载道’的影响。”就聂华苓的看法，曾敏之写了《“文以载道”与忧国忧民》一文，表达了自已的看法。他说“‘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文论，以唐代的韩愈提倡最为有力，因而获得苏东坡对他的‘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现代作家，自‘五四’以来，就因国弱民困，备受帝国主义侵凌，所以长期以来反帝反封建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按实质说，也仍然是‘文以载道’。”1949年后亦然，“只是‘道’的内容有所不同就是了。”现在是不是可以自由抒写闲适、抒写性灵，寻求文学的纯粹的艺术美了呢？他引证了王蒙与外国记者的一段对话，指出“可见，中国的作家是不能不重视‘文以载道’的。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取得进展，甚至失败，那么中国的历史就有倒退的可能，作家能袖手旁观，能吟风弄月，专抒写闲情逸致的消闲小品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迫于时代、形势所共有的情操，为聂华苓称道的‘伤痕文学’，也是这种情操的反映。”曾敏之说：“看来，‘忧国忧民’不是坏事，如为风花雪月，流连光景而写作，就有脱离人生，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是不可取的。”

　　虽然，曾敏之服膺于“文以载道”忧国忧民的文学观念，但他所写杂文随笔，题材并不局限于现实政事政情，而是笔涉人生百态，包括亲情友情乡情、文化艺术、历史人物、文人轶事、琴棋书画、人生哲理等题材。如《曾敏之杂文卷》涉及社会民情的作品就有《“悦口”的艺术》、《嗜好与闲情》；文化史学方面的有《审美与景观》、《史笔的标准》；人生哲理的有《贫富观》、《谈安贫乐道》、《谈中庸》；兴学劝学的有《自学热赞》、《兴学一议》、《何妨“炳烛学”》、《严师出高徒》等。《曾敏之文选》、《观海录》、《文史丛谈》、《旧曲难忘》等著作中这方面的题材就更多。比如《友谊篇》、《亲情与骨肉》、《友谊船与造谣风》、《谈家书》等；文学艺术方面的有《谈雅集》、《谈波澜》、《艺术的升华》、《武侠风》等；琴棋书画方面的如《思古幽情听古琴》、《奕棋的艺术》、《砚池拾趣》、《笔的历史》、《墨谈》等；人生、哲理方面的《谈浮名》、《逆境》、《知足篇》、《名利船》、《死生亦大矣》、《谈伪饰》、《良知三题》等。神州五号卫星上天，他写《星空趣谈》，笔述《诗经》、《楚辞》、《史记》、《吕氏春秋》、杜甫和苏轼的诗文等对天象的探问和猜想，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与悟性。他的《绿到窗前》、《人文纪事》、《文史丛谈》、《文林慢步》和《旧曲难忘》等著作，涉及写古今文史人物的学术观念、创作成就、精神情操、生活轶事等就有150多篇，现代名家就包括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陈寅恪、老舍、田汉、欧阳予倩、赵朴初、柯灵、白先勇等等。而涉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数量就更多了。可见曾敏之杂文随笔创作题材之繁富，涉猎之宽广。对此，王玉树在《曾敏之与文学情缘释义》一文中曾评论道：“曾敏之的这些随笔的确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可见曾敏之也是一位风雅之士。”④曾敏之在《“文以载道”与忧国忧民》一文中说过，白居易把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归纳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也就是主张表现技巧与思想内容的统一，所以他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结论，也仍然是“文以载道”的主张。实际上即使写社会世态，曾敏之也仍然循着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条路在走。

二、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曾敏之好学，早年认真研究过契诃夫小说、特别是鲁迅杂文的技巧，所以他的写作一贯注意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香港作家小说选〉序》一文中指出“，很长时间来，已形成一种偏向，就是避谈文学技巧，偏重内容。其实，作家选定了题材之后，就必须寻找适合于表现题材的形式。内容固然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这种辩证关系，是不可割裂的。”“诗的情味、意境，得靠表现，表现是形式，还用语言、声韵、节奏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必须重视表现的艺术。”诗如此，文也不例外。所以曾敏之杂文与随笔的写作，也十分注意艺术技巧，其精彩之作，可谓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首先是取材与构思的技巧。曾敏之对写古今人物情有独钟，他的特写和纪事性散文写人，杂文随笔也写人。他根据随笔有较大自由挥洒空间的特点，在取材上或截取一个闪光点，突现所写的人物。《老舍自传及其他》、《冯友兰教授的善言》、《关田共一章》就是这类作品。或是撒点连线，连写两篇或多篇，一篇展示一个侧面，借读者的联想串珠成链，使人物的精神风采骨立于读者面前。写王国维、鲁迅、杨度、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都是这样的笔墨。

　　曾敏之的杂文开门见山，明快畅顺，但又巧于构思，手法灵活，结构紧凑，逻辑严密，有的文章写得姿态盘转、曲径通幽，如《谈青史》、《谈浮名》、《司马光论才德》、《画梅琐记》等。《画梅琐记》从谢起笔，又回到谢的节操，随后表明自已认同龚自珍的理想，画梅向往自然天趣，即是朱熹的境界——“故山风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独自香”了。⑤至此，文章戛然收笔，既丰盈畅顺，又曲尽其美。

　　第二是广采博取，形象生动。这是曾敏之杂文随笔达至内容形式完美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他特别善于用历史掌故为材料，来议论说理，使文章生动而有说服力，如《在毁誉的背后》、《从胡林翼说起》、《言与行》、《古训今谈》、《名利船》等。《从胡林翼说起》写的是要人们勇于面对新事物，勇于吸取新知，而思想保守者却不然，⑥这个令人失笑的故事，将害怕新事物者的形象毕现于眼前。《言与行》写的是为政要务实，发指示、颁号令靠不住，躬行实践，才有效果。这篇千字不到的短文，引了清代唐甄所著《权实》中两个相互对比的历史故事来申论证明。《古训今谈》说的是江山稳固，在德不在险，行德政，得民心才能做到。这个观点也是通过吴起与魏武侯船中对话来展示的。《名利船》一文，箭指当今有些“大款”以利求名现象。广采博取和历史故事的引用，不仅使文章内容充实而有文化底蕴，也益增了知识性、形象性和说服力。

　　第三是辩证分析，科学求实。曾敏之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但他又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作家。他崇敬鲁迅，认为鲁迅知人论事具有科学精神，他在《鲁迅与章太炎》一文中说，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一生作了持平而独到的论断，可谓这正懂得了章太炎，既不为师谊所蔽，也不随世俗所非，能从客观真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精神进行分析。所以这篇文章不仅文情并茂，辩明是非也极有力。”⑦曾敏之师法鲁迅，在他的创作中，无论论人或述事，他都实事求是、辩证分析。他对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散文创作的贡献，以及韩愈在文章中提出的有些理论观点也是赞同的，但是他不为贤者讳，写《韩愈其人》，揭其人品弱点，批评他的言行不一。曾敏之对郭沫若的革命活动、诗文、戏剧创作和甲骨文研究成就是积极肯定的，但对他在《李白与杜甫》的著作中抑杜则写了《抑杜之非》一文，提出了批评。

　　曾敏之颂扬实事求是精神。1985年，邓小平接受美国的《时代周刊》采访，就中国和世界大局阐述了他的看法。就这次答问，曾敏之写了《“睥睨天地之间”的政治家》，给予崇高的评价：“诚恳、坦率、睿智”，“构成了邓小平不愧为‘世界大政治家’的形象”。“我想，只要不抱偏见，凡是看到这一段叙述的人，都会十分感动，都会为邓小平的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而钦佩他的崇高品德。他不是矫揉造作，而是出于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尽忠职守的公仆者的由衷之言”。⑧

　　曾敏之认为知人论世，不能“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他在《为有黄花晚节香》一文中以杨度为例，阐明人生是变化发展的，从早年杨度的“复杂”可以断定他非善类，但“谁也料不到就是这个杨度，在上海白色恐怖年代，竟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掩护了革命活动，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写下了历史的新篇。所以“作文看结穴，为人重晚节。”⑨他在《白璧无瑕自古稀》一文中，全面地评价了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解读了臧克家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黄金足赤从来少，白璧无瑕自古稀。魔道分明浓划线，是非不许半毫移”。臧老与姚老之间曾有误会，都因为紧跟引起。曾敏之认为臧老此诗有反思自己并非完人之意。曾敏之肯定“从30年代以迄40年代……他的诗创作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⑩《贾谊有才难自用》一文中谈贾谊，以同情之笔抒写了贾谊的“怀才不遇”，并举了苏东坡“独具慧眼”的看法：“苏东坡认为贾谊缺少忍与待的修养，没有远大的目光，他也如古之贤才不能施展抱负，未必都归罪于君主，其实是自陷于无为。”?曾敏之认为苏轼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翻案杂谈》，更是两点论的精彩演绎。

　　曾敏之的杂文，论述深入，举证有力。《谈怀旧·代序》、《欣闻重修清史稿》、《谈奸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谈曹操的“唯才是举”》、《数典忘祖的谬论》等作品都有这个特点。《数典忘祖的谬论》一文，针对“香港应维持现状”的观点，曾敏之除据理驳斥外，还找出了他父亲告诫学生的、言志抒情的诗：“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仰处即光明”，在解释了这首诗后指出“对香港的主权问题……不允许玩弄与祖国分裂或独立阴谋，也不允许没有‘真正能代表中国’的谬论蛊惑人心。这位论客真是太没有‘骨气’，既有违父教，也遗羞中国人了。”?

　　第四，诗史相契，融通古今。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史”是指史实史迹。文学史迹相交相契而又古今融通。他自己也说，“把积累下来的文物资料搜集成册，其中有读书笔记，借古以鉴今”。?检视他总的创作，谈史涉古的题材（包括诗词），大约不少于十之二三；现实题材的作品，引经据典涉及古文史者，大概也十之有五吧？《女排英杰功成身退》一文，说的是孙晋芳一代女排功臣有多人因年龄关系要退下球场的事，就题材而言，真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了，但他也两引古典诗文，用得又极其贴切。一是说年龄不饶人，一定时候退下是必然的：“在人生各个领域，包括叱咤风云的名将，千娇百媚的美人，那怕有千钧的智勇，有绝代的风华，也免不了‘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迟暮”。一说功成身退正当其时，龚自珍诗云：“我劝钱塘江上贾，收帆应趁好风时”。?他的引证切人切事，切题切意，因而凭添论证的权威性，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曾敏之为什么这么“好古”，这么“纵横古今”于笔下，甚至“内化为作者的一种思维方式”？诚然，这由于他积学备用的努力，使得那经史典籍、东方智慧、浩瀚诗篇溶积于他的脑海中，成了他随时可以开掘探宝的矿藏。但是更重要的是，曾敏之有古今融通的文史观。在他看来，社会是人组成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欲望和情感虽因人而异，但却是古今相通相承的。人作为社会群体，是要治理的。人治或是法治，治理的方式可以不同，但古今都是“治”，治要以人为本也是不移的定律。历史发展虽有阶段性的不同，但历史却是割不断的，“抽刀断水流更流”，今人的足迹中有着历史的面影，古今是融通的。所以古人的经验智慧能涵育今人，古人的诗情能美化和净化今人的心灵。明镜在前，政治要善治，人呢？也要在砥砺中成为大写的“人”。曾敏之就是抱着这样的文史观和崇高的追求而谈古论今，乃至乐此不疲的。

三、锐利沉雄，文情并茂

这里的“锐利沉雄”，指的是他杂文和随笔的风格。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尖锐，这首先是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抓住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快速反映，使杂文真正成为鲁迅所说的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他能一下洞穿现象而看到问题的本质，如《数典忘祖的谬论》一文，透过奇谈怪论一下就抓到了其背后是妄想香港殖民地长期化。二是他触及的问题尖锐。比如《封建余音》对“万岁”之呼的批评，《文祸难忘》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三是在追根究底的深刻中显露出他的尖锐锋芒。

　　曾敏之对国家谋之以忠，对人民竭诚关怀。这是他做人的原则，也是他为文的出发点。他敢言，敢于直言。他的许多杂文，写的虽然一事一物，但视野宏阔、纵横古今，挥洒自如、气韵丰沛，在凛然正气和滔滔的议论中，透出了沉雄的气势。如《斥“一劳永逸”论》，不仅驳论文章如此，写事物、人物的如《“钱”与是非》、《寂寞张九龄》、《张岱梦断故国》，写人生的如《谈寂寞》、《谈“浮名”》、《友谊篇》、《盛唐气象》、《名碑纪事》等文章，都有一股沉雄刚健的气势。

　　曾敏之在《观海录·序》中写道：“置身于茫茫尘海之中，常常有感而发，见于文字，但因未能洗尽铅华，归于恬淡，所闻所感，也就难免仍有或褒或贬的陋习，也难掩饰爱憎的情感。我们倒服膺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两句警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谓‘意溢’两字的形容，是深得我心的，从我的小品，随笔的字里行间可以参证”。他在《散文二题》一文中又说：“散文之美，最重要在可抒发真挚感情”。散文“所以能感人，就由乎真情流露。”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曾敏之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倾注于笔端。

　　曾敏之是充满激情的诗人，他在为文时，往往以古诗词来抒发感情。他悼念师友的祭文中有诗，人文纪事文中有诗，游记中有诗，杂文随笔中也有诗。可以说，曾敏之的散文十之五六是由诗入文的。曾敏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亦诗亦文的文体，使散文具有了诗味诗趣。他的以诗入文大体上有三种手法：一是以诗来解读人，如《老舍与诗词》、《张恨水的诗》、《瞿秋白的轶诗》、《陈独秀的题联明志》、《张学良诗颂郑成功》等等。二是他自已赋诗或抒感或寄慨，常能画龙点睛，增添杂文随笔的艺术感染力。三是引古典诗词入文。《谈“波澜”》一文，他就引用了郭沫若、杜甫、陆机、王维、李白、元好问、龚自珍和鲁迅等八个人的经典诗句。曾敏之在暨大教授写作课时，曾对听课的学生说，学习就要多学多记，好比到银行存款，将来用时就可提取。曾敏之引用，常常不查资料信手拈来，他的积学备用，确非一日之功。第二要引用得恰到好处，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要切人切事、切题切意，这方面曾敏之是巧手、高手。第三，所引诗词和经典是珍珠，你必须用丝线将它串起来，说白一点就是引者的解读或表述的语言要与之匹配，这样才能为之增色，文气才会顺畅。

　　曾敏之在散文语言方面至少有两副笔墨，一副是写抒情散文的，另一副是写杂文随笔的。抒情散文的语言已在前文论述，这里专述他杂文随笔的语言。简而言之，他的语言简炼、准确、精警、生动、甚至富丽。他运用语言的技巧多种多样，这里只说他表达的准确性。先说他为袁鹰所著《风云测记》繁体字版写的序。曾敏之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袁鹰作为《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历经风云岁月，且处于漩涡中心，目睹耳闻历史的真迹足音，“如今‘老来回首’有‘值得回味的地方’”，因而他不吐不快。接着曾敏之从所写为真、尽言责、显良知、具胆识、有文采，是时代的产物等方面，把这部著作写出了袁鹰有什么样的品格，有什么意义等问题一一评说，逻辑严密，褒扬适度，行文如行云流水；语言凝炼得几乎到了多一字则芜，少一字则缺的地步；排句、短语叠出，骈散交织，铿锵有力。

　　曾敏之善于引用文史典籍、乡谚俚俗语言来准确甚至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念、认识、判断和所写人物的状貌、形态、心理、德性和事物的性质。《“钱”与是非》，一开头就连引两句俚俗：“钱可使鬼”、“钱可通神”。接着说“这是从古谚流传下来的钱经”，是有根据的。“前者出自晋代鲁褒写的《钱神论》”，“后者先见于唐代张固写的《幽闲鼓吹》，再有是《水浒》描述林冲受冤被害逼上梁山，令他慨叹：‘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苦况！’”世有“诗经”有“佛经”有“圣经”，当然也可以有“钱经”了。这里不是把钱的魔力和神力话尽说透了吗？《谈奸雄》在指出奸雄当是指奸人的魁首，权诈欺世的野心家之后，引东汉学者王符在《潜夫论》中说的“奸雄所以常飞扬”，“洁士所以常隐翳”，把奸雄与洁士区别开来，勾画出了奸雄的形象，然后引征曹操写给杨彪的信细加分析，令曹操奸诈之相被揭露无遗。

　　曾敏之引经据典的优点已如上述，要说不足处，就是有时引证过多，有引证代替自己的阐述的倾向，有一些材料在多篇文章中出现，有重复之嫌。

　　曾敏之的杂文随笔，颇获当今文坛嘉誉，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思想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研究。

　　①曾敏之：《文史丛谈》，香港明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②⑥⑧?《当代杂文选粹——曾敏之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第47页，第137页，第19页。

　　③⑦⑨? 曾敏之：《观海录》，香港林真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8页，第230页，第148页，第110页。

　　④曾敏之：《温故知新》，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2-53页。

　　⑤曾敏之：《旧曲难忘》，香港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⑩?曾敏之：《文史丛谈》，香港明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第10页。

　　?曾敏之：《人文记事》，香港明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